民族意识的觉醒篇1

我深深体会，给我们教益最深的前辈长者中，不少是历史的亲历者、见证人、活辞典，他们的民族觉醒意识是何其深刻！赋与他们如此刻骨铭心的民族觉醒意识的教员有两个：“正面教员”与“反面教员”。“正面教员”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割舍不了的同胞情义，根深蒂固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责任感；而“反面教员”是令我丧权辱国的列强入侵，“东亚病夫一盘散沙”的国民劣性，祖国面目疮痍、人民苦难的惨烈景象，这使他们警醒。于是，他们高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高唱“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于是，中华“睡狮”奋起跃为中华“醒狮”，终于取得驱赶列强、医治国民病态、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等等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可见，老一辈苦心培育的民族觉醒意识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体会，我们各自怀有的觉醒意识程度是有差异的，人有觉悟高低。在当代，炎黄子孙中的优秀知识分子仍应是民族觉醒运动的先进分子，是民族复兴事业的核心力量。知识分子应是民族觉醒教育的中坚力量，应是传播倡导民族觉醒意识的“灵魂工程师”。我们要时刻想着，人民既然培养你成为知识分子，你就不应辜负人民的期望。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在任何历史时期，“正面教育”与“反面教育”都在起着作用，在民族复兴意识不断高涨的同时，民族“忧危意识”不断深化也是必要的。当代，“反面教育”给我们上的课仍很严峻。国际上霸权主义、军国主义思维根深蒂固，财富被用于发展战争业，军火商用种种手段推销军火，为地球村不得太平埋下祸根；国内社会负面现象的滋生滋长，毒（品）、赌（博）、黄（）、黑（恶势力）、贪（污）、腐（化）、邪（教）等等毒害着国民素质。面对所有这些严重的形势，难道我们能高枕无忧吗？居安必须思危。

还有，国内社会思潮中有不少误区，如以追求个人享乐为时尚而忽视培育民族觉醒意识的倾向。我想提醒的是，如果你缺乏甚至丧失觉醒意识，人生价值观取向摆不正，“反面教育”向你招手，你就会招架乏力，是很危险的。我们应该铭记无数先贤的教诲，“妙手著文章，铁肩担道义”，以天下为己任，以报效社会为职责。

显然，民族觉醒意识越高越强烈，其“铁肩担道义”的意志越坚硬，为此我们要时时检验自己的觉醒意识程度。我简明而务实的体会是：我们要理性地反思过去，以利于吸纳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理性地憧憬未来，想想在21世纪人类与祖国可能达到的进步；理性地审时度势，把握一根衡量尺度，就是在社会生活中明辨是非；对个人人生前途来说，我们不去羡慕奢侈享受，而是在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大环境中觅得自己恰当的一席之地。

民族意识的觉醒篇2

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是指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观念逐渐形成的发展历程，是促使中华民族精神觉醒的社会思潮。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是以中华民族为主语的新的社会思潮，是一种健全的民族主义。它不能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等同，也不能用《辞海》中民族主义的解释来看待。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产生于鸦片战争时期。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迫使中国打开了国门。为抗击侵略者，挽救国家和民族于危亡，中国人强烈地意识到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患难与共的共同体。为此，孙中山先生把民族主义纳入三民主义的体系中，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进行反对殖民主义反封建主义的救国探索。中国共产党人也多次申明鲜明的民族主义立场，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号召共产党人动员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为了克服抗战困难，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中采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其理论依据之一就是这种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正是在这种意义的民族主义指引下，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达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伟大目标，使全世界对中华民族刮目相看。

二、中国近代史上民族主义的作用

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对历史的发展起着重大作用。它是中华民族精神觉醒的前提，并且它还推动了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觉醒。

首先，近代民族主义促进了中国爱国精神的觉醒。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激起了国人强烈的民族意识，使国人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一个虎门销烟向全世界表明了反抗外国侵略的决心，弘扬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其次，近代民族主义促进了中国改革精神的觉醒。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面对这种剧变，为了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目标，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前赴后继，进行了不懈的救国救亡探索，不断地从各个方面向西方学习，改变老祖宗传下来的制度、礼教。

第三，近代民族主义促进了中国革命精神的觉醒。辛亥革命中，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先进的中国人从民族主义出发，投身于近代具有完全意义的民族民主革命中。他们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思想，把中国的救国方向由改良救国转向了革命救国。这是近代中华民族精神的一次飞跃，这次飞跃所释放的能量对后世影响极大，它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为实现民主、共和不懈奋斗。

第四，近代民族主义促进了中国启蒙精神的觉醒，而这主要体现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新文化运动中，先进的中国人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在政治上反对封建专制，要求平等和自由；在思想上反对封建伦理道德，要求个性解放。而“五四”运动作为反帝爱国的救亡运动，赋予民主、科学以新的历史意义，使爱国、反帝、民主科学有机地结为一体。

民族意识的觉醒篇3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2）04-0071-05

收稿日期：2012-06-14

基金项目:2011年湖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科研项目“基于跨文化传播理论的衡阳旅游资料翻译理论与实证研究”（11C1119）；2010年衡阳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跨文化传播视角下的衡阳旅游资料翻译研究”（20101D038）。

作者简介：陈艳君（1978—），女，湖南益阳人，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英语课程与教学论、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等方面的研究。

一、引言

大学外语教师（下称外语教师）是大学外语教育的保障，培养外语教师跨文化理解能力既是全球化语境下外语教育的需要又是大学外语课程改革的要求。同时，外语教师是沟通学生本土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的桥梁，其跨文化理解能力的强弱将从根本上直接影响学生的文化素质及其最终的文化习得及运用。但是由于长期受传统外语教育思想观念的影响，我国外语教师普遍存在知识面过窄、功利导向过重、人文陶冶和跨文化理解能力过弱等缺点[1],外语教师惯于侧重词汇语法等纯语言能力的培养而忽略了语言中所蕴涵的丰富社会文化因素。这既不利于学生对目标语文化的习得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也不利于建构既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之长又以开放的心态接受目标语文化的价值体系。因此，对大学外语教师进行跨文化理解能力培养势在必行。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人们对跨文化理解能力特别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研究已经作出了一些开拓性的努力，但是对跨文化理解在外语教学中的价值研究仍显不够，对外语教师的跨文化理解能力及其养成的研究更加缺乏。首先，理论上我国学者在多元文化之间有“重存异轻求同”的倾向，没有充分意识到两种甚至是多种文化之间的相同相似点对成功地跨文化交际和理解更具指导意义，更少有学者将本土语文化从全球化视野下去加以考察并将其纳入跨文化研究范畴[2]。没有了本土语文化的研究何以称得上跨文化研究？这种重灌输目标语文化轻融合本土语文化的倾向应当警惕。其次，受由研究“教”向研究“学”重心改变的影响，外语教师专业发展研究显得十分薄弱。具体到跨文化研究领域，很多学者将更多探讨焦点定格在学习者跨文化交际与理解能力的培养上，而对外语教师跨文化交际与理解能力的研究则相对薄弱。

为此，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将文化觉醒与文化自觉概念引入外语教学，结合我国外语教师跨文化理解能力现状，对大学外语教师跨文化理解能力的养成路径进行系统研究。从研究者所使用的概念术语来看，学者们采用得多的是“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传播、跨文化理解、跨文化教育、跨文化意识”等。笔者则采用外延更广的“跨文化理解能力”作为关键术语，指外语教师在文化觉醒与自觉基础上通过对外语教学中两种文化（或曰“跨文化”，即本土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异同性的认识和辨析，将其活化于具体外语教学过程中以达到外语教学目的而形成的对两种语言文化的关系和差异的认识，最终达成两种语言及其所承载的文化间的交流、融通以及把握其本质规律的意识和能力。

民族意识的觉醒篇4

主体的内在规定性即主体性的内涵之一。主体是人，但人并非天生就是主体，人的能动实践使人成为主体，并具有主体意识。主体意识可分为个体主体意识和社会主体意识，二者相互区别的根本之处就是前者仅仅囿于个人，若个体将自身主体意识中的我升华为社会，包括了对社会的义务与责任认识，那么个体的主体意识就升华为社会的主体意识，二者融为一体。从主体意识的角度去研究西部少数民族小说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角度。

众所周知，“十七年”的文化和文学深深地打上时代政治的印记，颂赞新社会新政权，塑造革命英雄人物的宏大叙事型文学成为十七年时期的主流文学。在这个阶段，西部少数民族作家的主体意识还没有觉醒，他们在创作上主要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回应，从而与政治显示出高度一致的认同。此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小说在题材和风格上就呈现出一体化的色彩，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少数民族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解放后的幸福生活和冲天干劲”和“民族间的友爱团结”。而少数民族的风情与文化，只是阶级斗争故事展开的独特环境，是小说政治色彩的陪衬。

如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的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在1952年月在《人民文学》头条位置发表。小说讲述了一位蒙古族牧民女人萨仁高娃只身一个人与越狱潜逃的反革命分子搏斗，最后在群众的帮助下终于追捕回那名反革命分子。最后老村长阿木古郎感叹说：“过去匪帮说我们蒙古人是野蛮人，然而这些野蛮人，今天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教养下，变成了新的人，先进的人，像钢铁般坚强”。老村长的话不过是证明在汉民族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诸如阶级敌人破坏生产、落后人物的转变、先进人物的斗争精神等，在少数民族中也同样存在。

彝族作家李乔的创作也呈现出主流意识形态色彩。他的小说大都以凉山彝族人民的历史和现实生活斗争为题材，如短篇小说集《挣断锁链的奴隶》（1958）和儿童文学集《寄自小凉山》（1958）、《小凉山漫步》（1959）等等，都是从不同的侧面来反映凉山彝族人民的生活，其代表作长篇小说《欢笑的金沙江》“三部曲”，它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次反映了彝族地区解放初期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第一部《醒了的土地》（1956）描写的是凉山彝族解放初期的生活与斗争，第二部《早来的春天》（1962）描写的是凉山地区1956年的民主改革运动，展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第三部《呼啸的山风》（1965），描写的是彝族干部、群众密切配合，粉碎残部勾结反动奴隶主发动的叛乱。这三部小说都是李乔站在主流意识的高度对彝族人民的历史总结，高声歌唱了彝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解放的喜悦心情和感激心理。从他们的小说中可以看出，在十七年小说中，西部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主体意识和个体主体意识尚未觉醒，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主体意识，这就使得他们的小说成为主流政治小说的补充和注脚，也反映出西部少数民族作家对主流意识的高度认同。

究其原因，十七年时期西部少数民族作家的主体意识尚未觉醒主要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对少数民族的确认和正名，民族平等与团结等民族政策的实施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使大批少数民族族群有了归宿感，这种归宿感使少数民族作家自觉把用文学来表现新中国共同的历史任务和历史境况。因此，这个时期西部少数民族作家对政治文化的书写，与汉族作家相比，不仅仅为国家意识形态所主导，实际也是作家自身更为自觉向意识形态靠拢的过程。

如果说十七年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更偏向于表现中华民族的集体性认同与政治文化书写，那么此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更偏向于追求民族特质与民族传统文化的挖掘。总的来说，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作家主体意识的觉醒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进入新时期后，少数民族作家主体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在寻根文思潮的影响下，民族自我意识开始独立，开始了自我的追寻，逐渐显示出自己独特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此时他们逐渐找到自己的民族表达方式与语言，开始从主流意识形态华语的控制下走出，摆脱政治书写模式，开始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建构。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的“小说”。

由于政治环境的宽松以及寻根文学思潮的影响，70年代末以来直到90年代中期，少数民族作家的族群主体意识逐渐觉醒，这表现在他们不再按照政治文化的要求来建构民族文化生活，也不再满足于从现象上表现民族特色以迎合读者的兴趣，而是努力深入到民族历史和宗教中挖掘民族文化精神，重新确认民族传统文化，从而自觉地成为民族文化的代言人。

如满族作家朱春雨的《血菩提》；藏族作家扎西达娃《骚动的香巴拉》；回族作家查舜的《穆斯林的儿女们》；土家族作家叶梅的《最后的土司》；彝族作家苏晓星《末代土司》；低族作家董秀英的《摄魂之地》《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白族作家张长的《太阳树》、杨亮才的《血盟》等等，他们摆脱了主流意识政治化的束缚，以现代人的历史意识和美学意识审视民族传统文化心理，对民族历史文化及其命运进行“文学寻根”，丰富了民族文化内涵。正如赵玫在《我的祖先》一文中所说：“在生命中的一个必然的时刻，我像悟出天机般悟出了满族女人的命运。差不多所有的皇家的格格，无论她们怎样的高贵、骄矜、颐指气使，甚至万人之上，到头来，都不会有完好的命运。或者，一生不幸于无声无息的民间；或者，刚烈地为爱情而死；也或者，如慈禧般遭世世代代的唾骂。于是我写了长篇小说《我们家族的女人》，用这篇作品完成了我1991年对于民族的认识。”央珍1994年出版的《无性别的神》则通过讲述贵族德康庄园的二小姐央吉卓玛在家庭中的特殊经历，从侧面展现了20世纪初直至中叶的嘎厦政府、贵族家庭及寺院的历史变迁过程，作品也因涉及到藏族上层社会的典章制度、生活风俗、服饰饮食等文化而被出版者誉为在一定意义上可谓是一部《红楼梦》。

扎西达娃明确的寻根倾向，正是其族群主体意识觉醒的标志。20岁的扎西达娃在1979年以“伤痕”之作《沉默》初登文坛，当时的他对藏民族的理解依然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支配。后来在寻根文学思潮的冲击下，1985年之后的扎西达娃终于在本民族文化之中找到了真正的文学的根。扎西达娃的作品可以说是藏民族文化历史的寓言，他试图以小说的方式来重新挖掘的历史文化，探讨古老的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存在方式与意义。在他的笔下，“一个神秘与真实、荒诞与庄严、癫狂与智慧、失望与希望并存的，一个藏人自己眼中的，一个民族的历程和光辉梦想”渐渐浮出历史表面。如小说《，隐秘岁月》的标题就刻意突出了“”两字，这不仅是地域名称，更主要的是表达了某种民族归属感，尤其是精神上的归属感。小说通过对一个偏僻山村四代藏族人命运的描写，概括了社会从孤独走向开放的近现代历史变迁；《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则将神话和现实，宗教传统与现代文明揉合在一起，通过主人公“我”和琼以及塔贝寻找象征了已经消失的或者正在隐去的族群主体人间净土香巴拉，表达出对藏民族文化与宗教的重建热情，并在某种程度上流露出对藏民族文化在现代化语境中的生存忧虑。正如评论者所指出的：“扎西达娃始终坚持一面坦承文化愚昧成分，一面虔诚地重建布满独特宗教气氛的历史。扎西达娃的不懈努力和接触成就使得藏民族文化身份的自我觉醒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进入90年代之后，由于现代化进程的加剧和人的主体性的彰显，以及少数民族逐渐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弱势发展地位等等因素，使得一些少数民族作家的个体主体性渐渐彰显，他们逐渐不再执着于本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或者建构，不再满足做民族文化的集体代言人，他们更愿意从个人生活经验出发表达个体的独特生命体验，此时作为主体的族群逐渐被富有个性的作者本人所替代。

如西海固作家了一容的作品就淡化了小说的民族文化背景，更多取材于个人经历与真实感受，讲述一些身份背景、个人遭遇不同的各类人物在面对贫瘠荒凉的特殊环境下的坚韧顽强的生存意志。如2009年发表的小说《一只花布包》讲述了一个带着一只用碎布片缝缀起来的花布包四处流浪的少年穆萨，被骗到巴颜喀拉山西端的一个金场子做金娃子，在目睹好友尔里死后，他带着一块捡来的金疙瘩开始逃亡，最后九死一生，终于得救，此时，他身边只剩下妈妈给他做的一只花布包。在作者颇见风骨的柔韧叙述中，小说犹如一幅幅生硬粗犷的黑白木刻版画，悲郁苍凉，一个逃亡少年的孤独与挣扎，跃然而出，这让小说超越了故事而成为一种对生命的思考：孤独的穆萨逃到山谷绝境后，开始了挣扎与思考：是不是该放弃那块金子？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又是什么？最后，放弃了金子的穆萨获救了。没有人相信他的故事，这让小说犹如一个生命的寓言，也让小说中叙述的苦难、不公与死亡得到升华，指向了更为普遍的意义―活着的意义。对于以了一容为代表的西海固作家群对西海固人民与苦难对抗的坚韧之美的描写，评论家贺绍俊敏锐地看出了他们小说的意义之所在，“他们更多的不是从社会层面去写苦难，而是从哲理层面去写苦难。宁夏文学的好处就是它追求一种超脱世俗的精神性，在普遍弥漫着物质主义和欲望的时代，宁夏文学对人类的一些具有永恒性的精神起到了一种保鲜的作用。”

而阿来的小说《空山》讲述了一个村庄在新的时代语境下的历史命运。它用“随风飘散” “天火”“达瑟与达戈”“荒芜”“轻雷”五个板块（前五卷），从不同的侧面出发，呈现了机村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存面貌和精神状态。这里既有乡村的森林开发史、狩猎史、恋爱史，也有土地流转史、改革开放史，每一种历史都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物质欲望被不断地刺激和鼓励。为了买电唱机猎杀猴子，为了发财盗伐珍稀林木，为了做生意而弃置土地等等，它最终使这个古老而充满神性的村庄，从形态到精神气质只保留在人的遥远的记忆中。所以，在第六卷空山中，阿来为机村建起了博物馆，算是对这一历史进程进行了一种空洞的没有精神内涵和活力的总结。小说的副标题为“机村的传说”的寓意正在这里。阿来显然没有仅仅站在族群立场上来思考问题。他对现代性的审视具有某种普遍性。机村既是藏族人的机村，也是汉人的机村，更是所有受到现代化侵袭的人的机村。

对于少数民族作家族群主体意识及其作品民族性的反叛与质疑，更明显的例子来自于与汉族杂居的少数民族作家，如广西作家鬼子。“鬼子在进入文坛以来，一直没有亮出自己的身份，在他持续不断的小说创作中，也没有刻意强调自己所属民族的特色，他对于自身的松佬族身份是持回避态度的”。他说：“说我早期的作品民族特色很浓，可能是因为当时还不懂得世界有多大吧。后来懂得世界是很大的，不应该站在一个地方。站在一个地方就相当于在（站在）牢里面。”为此，许多学者对少数民族作家民族主体意识的淡化表示了焦虑，甚至有学者指出“许多作家对本民族的认同感和向心力有弱化的趋向，民族观念缺失，患上了民族精神`阳痉症'。”此外，阿来对其作品中民族性强调的反感，作家东西对民族身份的坦率表白：“我其实不是壮族，是汉族，但是在几个地方出现过，我没有机会去更正。”“挂一个少数民族，它能享受很多待遇。”等等作家创作姿态和文化身份的表述都可以看出90年代以后，西部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主体意识的逐渐淡化以及个体主体意识的逐渐增强。

可见，从建国以来我们的少数民族小说中的主体意识的建构过程大致可以分成明显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一种国家民族的主体意识，少数民族作家此时的历史使命自觉被内化为从国家意识形态立场去表现少数民族生活和历史，这种少数民族生活的建构也是国家对少数民族的建构行为的一部分。第二个阶段是从80年代以来，此时期的少数民族作家主体意识表现在对国家主体意识的疏离和规避，转而对民族个体主体意识的发现和弘扬上。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少数民族主体意识的演化过程，这也是一个少数民族小说寻求自己的独特艺术魅力并与世界平等对话的过程，从而我们对西部少数民族小说的发展多了一份别样的期许和愿望。

【参考文献】

[1]赵玫.赵玫随笔自选[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124.

[2]扎西达娃.聆听.见黄宾堂.聆听[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8.

[3]刘伶俐.走近人道精神的民族文学中的文化身份意识[J].民族研究，2002（04）.

[4]罗四_.扎根西部、直面底层[N].文学报，2006（13）.

[5]黄晓娟.民族身份与作家身份[P].第二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会议手册》（广西民族学院打印稿，2005（12）.

民族意识的觉醒篇5

 

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清帝国已摇摇欲坠，面对“文明”的入侵，“落后就要挨打”使中国的民族自觉意识开始萌生、发展。冯小宁的“战争三部曲”（《红河谷》《黄河绝恋》《紫日》）分别以青藏高原、黄河、大兴安岭为背景或战场，演绎了中华民族在列强入侵下泣血的悲壮。三部电影充斥着两种对立，一是文明与落后；二是认同与征服。两种对立促成了民族的自觉与自省。

民族的自觉首先有赖于民族的归属感。“1903年，梁启超把伯伦知理的民族概念引入中国：‘民族最要之特质有八：（一）其始也同居一地。（二）其始也同其血统。（三）同其支体形状。（四）同其语言。（五）同其文字。（六）同其宗教。（七）同其风俗。（八）同其生计。’”[①]侵略意味着领土丢失、种族被奴役或消灭，固有的生活方式、经济形式，甚至共同的语言、文化都将遭到破坏。没有了族群，共同体被瓦解，民族的归属感也就荡然无存。《红河谷》里罗克曼打着“文明”的旗号，带着大炮、机枪侵入西藏，试图劝降头人却遭到拒绝。撕破了“文明”的幌子，剩下的便只是对族群的野蛮屠杀与对土地的强力占有。片中有这样几组对话：

罗克曼：你们西藏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代本（翻译官）：请问先生是英国什么地方的人？

罗克曼：苏格兰爱丁堡人。

代本：为什么英格兰不独立成一个国家呢？据我所知，贵国也由苏格兰、爱尔兰、英格兰组成论文提纲格式。

……

罗克曼：你和他们不一样，你是文明人。

代本：我和他们一样，都是藏族人。

……

罗克曼：我们认为西藏应该获得独立和自由。

头人：（伸出五个手指头）藏族是这个，汉族是这个，回族是这个文学艺术论文，蒙族是这个，还有满族、维族……许许多多的族。既然我们的祖先把我们结成一个家，家里的事就不用你来管了。

代本的驳斥，头人的严词拒绝，不仅有对本民族的归属感，更有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共同的民族意识形态、共同的生存危机催生了高度的民族凝聚力，强烈的民族归属感使大家团结一致、殊死抵抗。战争异常惨烈，最后连喇嘛也参与了保卫战，面对先进的大炮、机枪，每一个藏民视死如归，为保卫家园流尽最后一滴血，正如头人对罗克曼说的：“只要这里还有一个活着的藏族人，这场战争就不会真正结束。”曾傲慢、任性的头人女儿丹珠被罗克曼抓住，以此要挟藏民们投降，丹珠唱起了歌谣，战场上所有的藏族人都跟着和歌，歌声以另一种方式表述着对侵略的抗争与民族的不屈。透过歌声，让人真切地感受到藏民们强烈的民族自觉意识。响彻高原的歌声也让所有的入侵者为之一震。热情好客的康巴汉子格桑是最后一个活着的守卫古堡的人，带着仇恨与绝望，他拒绝了罗克曼的救助，将象征着文明与友谊的打火机抛向了罗克曼这个往日被视为朋友的人，打火机微小的火苗点燃了罗克曼脚下的酥油，瞬间，整个古堡一片火海。战争结束了，但没有胜负。一切恢复平静了，苍鹰飞过山头，却带着几分悲壮。

民族的自觉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对所在民族的愚昧、落后进行反叛而趋向文明的觉醒，也有对自身蒙昧的觉醒。

《红河谷》中雪儿达娃的哥哥最初从黄河边的祭台上救下即将被扔进黄河作祭品的妹妹，这是对民族落后、愚昧习俗的醒悟与反叛。当他第二次在西藏头人的庆典上出场时，辫子已经剪掉，并成为一个贩卖枪火给内地“乱党”、反抗清政府的通缉要犯，这是作为一个中国国民为争取独立、自由而觉醒，面对英军的入侵，他加入了藏民们的家园保卫战，这是为民族的危亡而觉醒。《紫日》里的杨玉福是个忠厚老实的农民，当日本人将他和母亲绑在柱子上当人肉靶子时，杨玉福还惶恐而纯真的问到：“我们啥都没干，干嘛把我们绑起来啊？”直到眼睁睁看着日本人把刺刀捅进他母亲的胸膛时，才方然大悟，嘶声力竭地冲着日本兵狂吼。接着，他又目睹同胞一个个被杀文学艺术论文，日本兵活活烧死未断气的村民，无法言表的愤怒使民族觉醒意识在他心里渐渐升腾。苏联红军的及时到来，让杨玉福侥幸获救。在与苏联军医娜佳、日本女孩秋叶子逃亡的过程中，杨玉福由一个地道单纯的农民成为一个为民族为正义而战的勇士。他的善恶分明与民族觉醒意识，使他在面对垂死挣扎的日本残兵时显出了异样的勇气，他会打枪了，会朝着困兽犹斗的日本兵疯狂扫射，为死去的母亲、同胞，为那个被日本法西斯无辜杀害的日本女孩而战。

自省即自我反思，是个人乃至整个民族成长、强大的必备素质。民族自省是民族前进的重要因素。“落后就要挨打”，战争不同情弱者，战场的强者永远不会跟弱者真正讲和。

与《红河谷》里的头人自始自终坚决抵抗不同，《黄河绝恋》中的神泉寨寨主也有拼死抵抗过日军的入侵，可敌人如此强大，他失去了大量的村民，包括他的妻子。为保存寨子，他选择了苟且偷生，并与日军合作。只有得知自己的女儿遭受了日军的侮辱后，他才最终觉醒、悔悟，毅然放下与黑子的世代家仇，决定送欧文过黄河。寨主的转变是一种民族的自省，这种自省在他答应送欧文过黄河之前就开始萌生了。黑子找寨主谈判前，影片里不断闪现出寨主埋在心里的痛苦往事：与日军搏斗，村民们遭屠杀、妻子被杀。还有在女儿安洁作为八路军回到家中时，寨主高声说到：“我从来没有为日本人做过事。”这不仅是为自己辩驳，更是一种悔恨与无奈。黄河边上，日军封锁了整个岸口。见计划失败，寨主面带笑容镇定自如地走近跟他握手的日军头目，瞬间拔出尖刀刺进了对方胸膛，涌动在刀尖的不仅是血，更是积蓄已久的刻骨仇恨与愤怒。寨主被乱枪扫射，倒地那一刻，他回头看了一眼早已吓成一团的三炮。三炮是个老光棍，因为黑子的家族失去了男儿身，誓杀黑子报仇。面对日军、汉奸，一向唯唯诺诺的他读懂了寨主的最后一个目光，在草屋里点起了火，熊熊的火光向即将来到黄河的黑子等人发起了警示。三炮被活埋了，在土坑里还一直唱着他的情歌，直到泥土没过头顶。以生命为代价，三炮重塑了自己西北汉子的男儿形象文学艺术论文，一切个人恩怨均在民族大义面前化为乌有论文提纲格式。寨主与三炮也都在最后的自省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归属。

“战争三部曲”除反映被侵略民族的民族自觉与自省外，也有表现入侵者的民族自省。

《红河谷》里年轻的探险家琼斯怀着对东方古老文化的好奇心跟着英军少校罗克曼来到向往已久的西藏（探险），作为“文明使者”的象征，与罗克曼一起被格桑救下的琼斯被神秘的雪域高原深深折服，与这块神奇的土地结下了难解的情缘，以及由此带来的强烈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使琼斯在第二次随罗克曼进西藏（征服）时陷入了极度的痛苦。英军的枪炮在宁静的高原响起，第一次交战结束了，已变成英国远征军随军记者的琼斯拖着沉重的步子自语：

父亲，我们只用15分钟，杀了1500个藏民，战场上一片寂静，没有人欢呼这个胜利，罗克曼说只有刺刀才能开辟通往拉萨的路，但我只感到厌恶，我们的军靴沾满了鲜血，很多很多的鲜血，我面前日不落帝国的太阳正在下沉，就要到我魂牵梦绕的地方了，那里有优美的牧歌，蓝天和白云，飘着酥油和牛粪的气味，有格桑、雪儿达娃、老阿妈、嘎嘎，还有丹珠……

琼斯含着泪，本民族“文明”的野蛮征服第一次无情践踏了他对这片土地的认同感。可是，他还要陪同罗克曼继续执行征服这片土地的命令。在“文明”的枪炮下，没有先进的武器，只能靠猎枪、弓箭、石头反击的藏民，命如草芥、尸横遍野。琼斯怒斥：“这不是战争！这是屠杀！”罗克曼却说：“文明就是驯服野蛮之火的大海。”丹珠死了，在琼斯心里她是女神。悲痛的琼斯面对罗克曼的野蛮征服，扪心自问：

父亲，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用我们的文明去破坏他们的文明？为什么要用我们的世界去改变他们的世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是一个永不屈服永不消亡的民族，在她身后还有着一块更辽阔的土地，那是我们永远也无法征服的东方！

琼斯对西藏民族及其地域文化虽然有认同感和崇敬之心。但他一开始并未真正了解为征服他族的战争与屠杀绝无二致，因此，他接受自己成为随军记者。只有炮声响起，血染军靴，他才一点点意识到自己也成为了一个征服者、一个屠杀者。随着战事发展，琼斯有多痛苦文学艺术论文，他的反省就有多深刻。战争快结束了，罗克曼让琼斯带着几个士兵与一尊大炮去高地发起总攻。藏族小男孩嘎嘎把琼斯引入了沼泽，眼看着后面的士兵陷入沼泽，琼斯带着怒气，颤抖着双手把枪口对准了嘎嘎，随即又缓缓放下，最后屈膝跪地，痛苦地掩面嚎叫。

入侵者的民族反省也体现在《紫日》里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毒害的秋叶子身上。逃亡之初，秋叶子一心要将杨玉福等人置于死地。共同经历了几次险境后，秋叶子渐渐回归到一个少女应有的纯真，作为人应有的明辨是非之心。面对杨玉福的质问，她能说出：“他们叫我们杀人杀人，然后所有人来杀我们”的话，看到日本残兵败将集体自杀，她冒着生命危险去阻止，最后却死在了他们的枪下。秋叶子人性的回归，也是一种民族的自省。

“战争三部曲”选取了三个不同时间、地点的战争背景，同性质，不同内容的题材，弘扬了中华民族面对外来入侵至死不屈的抗争精神，也反映了“文明”的散播无不借助暴力的手段，唯有民族的自觉、自省才能让一个民族独立、自由，走出愚昧、落后，走向真正的文明。

参考文献：

[1]单正平.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2]单正平.民族主义简论——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史论之一（上）[J].海南：海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3]单正平.民族主义简论——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史论之一（下）[J].海南：海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4]高翠莲.中华民族自觉的最初形态与步骤探析[J].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1期

民族意识的觉醒篇6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一场民族性的全面战争。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就是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以史为鉴、警示未来，让历经抗战血火淬炼的伟大中华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子孙后代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民族意识在抗战中觉醒

民族意识是民族存在的反映，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和价值理念，是历代因生存条件不同而形成的特殊的心理素质，是民族的特征之一。民族意识的强弱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强盛衰弱。一个国家民族意识越强，外族越不敢侵略；一个国家若不具备形成民族意识的环境，这个国家终究会走向衰退。民族意识的强弱受诸多因素影响和决定，而国难当头时的危机意识和使命意识往往最能激发民族意识的空前觉醒。

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在丰厚文化底蕴和文明传统熏陶下，作为礼仪之邦的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艺术等方面所造就的独特价值遥遥领先于环绕我国四周而居住的国家和民族，所以统治者也惯于把自己定位于无与伦比的中心和至高无上的优越地位。 鸦片战争之后，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在列强的一次次入侵后，清朝统治者在列强面前不得不卑躬屈膝、丧失尊严，签订一个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以及整个民族精神的风貌从统治阶级的精神世界里全面衰微、褪色，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从上层社会的精神世界里退缩甚至消失。因此，相对于欧洲国家来说，中国人民整体的民族主义思想并不发达，民族意识比较淡薄，对民族或国家之间的界限划分也不是很清。所以有学者认为国民的民族意识淡薄，是近代中国在长达一个世纪多的时间里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民族而成为列强欺侮对象的重要原因甚至根本原因之一。

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而进行的一系列抗争，就是中华民族民族意识觉醒的历史进程。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华民族最危险时候的到来，中国人民淡薄的民族意识随之变得强烈起来。民族灾难深重到了极点，中华民族反抗的意志和决心也沸腾到了顶点。在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关头，原本埋藏在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民族精神开始重新涌动、聚合，中华民族这头沉睡的雄狮觉醒了。全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品格、民族团结意识、民族英雄气概与民族的自强信念被极大激发和调动起来。为挽救国家危亡，中国社会各种力量空前团结，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洪流之中。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获得了新生，成为社会变迁中最有效的社会资源，并在付出巨大牺牲、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的过程中淬炼成为一种全新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在抗战中淬炼

中国古代的民族精神往往蕴含于传统文化之中，甚至将之等同于传统文化，其内涵不明确、不系统。即使在封建社会的兴盛时期，受千百年封建文化束缚和封建统治者愚民政策的影响，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民族精神却还是被某种保守甚至消极的精神所笼罩。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迈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开始遭遇历次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如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中国人民也掀起了无数次的反抗斗争。尽管每一次斗争在一定程度上都激发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觉悟的提高，爱国主义精神日益增强，也突显了该时期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不屈不挠、救亡图存的伟大民族精神，但历次殊死抵抗最终都以失败告终的结果，说明爱国主义还没有汇聚出足以使自己战败敌人的极大力量，或者也可以说，在爱国主义感召下实现的真正民族大团结局面往往产生于民族危亡之际。因此有学者认为导致失败的一个不可回避的原因，就是当时中国未能形成真正的民族大团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本民族的力量。

中国人民全面抗战是一次刻骨铭心的历史事件，给人以信念、智慧和力量，具有永恒的教育意义。重建民族精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源于一个民族面临的生存危机，抗日战争为中华民族精神现代重塑提供了历史契机。历经八年抗战烈火洗礼，古老的中国凤凰涅、浴火重生，民族意识空前觉醒，危机意识和使命感超越了历史上任何时代。此时的爱国主义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它比之前任何时期表现的更强烈、更广泛、更彻底、更持久、更具战斗性。“爱国须抗日，抗日即爱国；一切为了抗日，抗日高于一切，抗日成了区分是否爱国的唯一标准。”①全中国各阶级、各政党、派别和各军事集团团结一致、共赴国难，这是以往任何朝代都未出现过的现象。最终，弱国战胜了强国，取得了近代以来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也是近现代史上我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的首次胜利，是中华民族新觉醒的里程碑和质的飞跃。在长达14年尤其是持续8年的抗战中，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团结意识、牺牲精神、坚韧自强等中华民族优良民族精神得以淬炼、强化和弘扬，因此有人说，抗日战争就是中国人民用中华民族精神建造的一座历史丰碑。

抗战精神在新时期弘扬

70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引领下，迎接挑战，攻坚克难，取得了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尽管一些国家和地区矛盾、冲突不断，但世界整体和平，尤其是中国已经三十多年没有发生对外战争。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虽为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但也在不知不觉中消磨了一些人的精神品格，一部分人似乎正在逐渐遗忘历经战火洗礼和淬炼的爱国、团结、自信、自强等宝贵的民族精神。

当前，“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已全面展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而我们面临的内外形势却依然严峻。从国际形势看，世界政治、经济、地缘等各种因素相互交织，不同国家利益、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宗教派别的矛盾与斗争加剧。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对国际事务参与程度不断加深，世界形势对我国的影响也不断加大。敌对势力出于意识形态及维持其霸权地位等考虑，在加强交流合作的同时，不断加大对我西化、分化力度，从思想渗透逐渐转化为行动煽动：如诋毁、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制造思想混乱；利用民族、宗教、环保等社会问题，制造社会事端；加大对“”、“东突”、“民运”、“”等组织的扶植力度等。从国内形势看，经济社会变革带来精神文化变化，人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多元，社会节奏加快、竞争加剧，心理失衡增多，在自媒体网络社会环境下，更易诱发各类社会问题。而在此背景下，我们内部也有一些别有用心、不分是非的人与外部势力遥相呼应，采取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网上与网下、暴力与非暴力等多种手段，实施各种破坏活动。他们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利用西方所谓的民主、自由，否定我们爱党爱国、团结一致等民族精神传统；利用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人民内部存在的民族、宗教、阶层、环境、经济发展等各类社会矛盾，破坏民族团结、安定有序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打击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利用西方文化中、色情、颓废、庸俗的精神糟粕消磨我们自尊、自强的民族精神品格。因此当下阶段，抗战精神不仅永远不能丢，还更需要全体人民高举抗战精神的大旗，拿出勇气和信心，积极应对。

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新的历史挑战，民族精神需要与时俱进地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以助力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就要求我们：

一要继续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今日之爱国，虽少了抗战年代的腥风血雨，但糖衣包裹下的炮弹也更具有迷惑性和杀伤力。面对各类迷惑和伪装，要弘扬爱国主义，就是要增强政治定力，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对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挑战，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对祖国的背叛，是爱国主义的最大敌人，要时刻保持警惕。

二要继续弘扬精诚团结、戮力同心的精神。今天，在党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实现这个光荣而伟大的目标，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团结协作、共同努力，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三要继续弘扬面对压力挑战，始终保持自信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具体而言，就是要在深入学习理解改革开放几十年历史的基础上，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在深刻认识和自觉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与特点的基础上，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在深刻认识和自觉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与优势的基础上，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

（作者分别为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教授、博导；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党（校）办秘书）

民族意识的觉醒篇7

《女神》是郭沫若出版于1921年8月的第一本诗集，其中的代表作有《凤凰涅》《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天狗》《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这一诗集有着崭新的形式与内容，开一代诗风，堪称是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在这本诗集中塑造了自我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彰显着自我意识的觉醒。狂飙突进的无私时期需要诗人用高昂热情的浪漫主义来表现，于是郭沫若抓住这一点运用了“偏于主观”的艺术想象力进行创造，个人的郁结、民族的郁结都在作品中通过自我意识的觉醒喷发出来，于是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成为《女神》最主要的艺术追求。

《女神》的抒情主人公首先是“开辟鸿荒的大我”――“五四”时期觉醒的中华民族的自我形象。在伟大的“五四”运动中，祖国得到新生，中华民族得到觉醒，其中的《凤凰涅》正是宣告着中华民族正在经历着涅，“死灰中更生”的历史过程，郭沫若以“凤凰”来象征祖国，也可以说是象征抒情主人公，或者是两者合一。全诗描写了凤凰死而复生的全过程，有写凤凰自焚的悲壮，还有写凤凰更生的光明世界，处处荡漾着“五四”的青春气息，蕴含着大胆的否定、愤怒的控诉、热烈的歌唱。在《炉中煤》中，用“心爱的人儿”“年青的女郎”来象征祖国，将新生的中华民族形象进行了艺术创造与表现。

这是一个具有彻底的破坏和大胆创新精神的自我形象。这个自我是崇拜自己，热烈追求精神自由与解放的自我，在《我是个偶像崇拜者》《梅花树下的醉歌》《天狗》中处处宣扬着自我，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人的尊严得到尊重，人的创造力得到承认，这无疑是自我意识的觉醒与解放。他在《女神》中所显示的人的精神自由状态是令人向往的、真实的、自然的，这对于压抑的中国人是破天荒的。

这是一个目光不局限的自我形象。在《女神》中抒情主人公的目光不只是局限于中国一隅，而是将眼光放远到世界与人类。在《晨安》中，“我”不仅向“我年轻的祖国”“我浩浩荡荡的南方扬子江”问候，还向恒河、印度洋、红海、尼罗河致意，这在文学史上都是具有开创性的，这样开阔的胸襟和眼光都是郭沫若创造自我意识的展现。

总之，郭沫若是继鲁迅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摩罗诗人，他的文学创作中对于自我意识的表现非常突出，是他的“诗是人格创造的表现”的最好诠释，也突显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与进步。

民族意识的觉醒篇8

“你们从系泊的处所释出，你们是自由的，可我却被锁链困住，是一个奴隶！你们是自由的翅翼，迅疾的使者，飞遍了全世界。我却为贴的镣铐所禁锢！哦！我多么愿意得到自由！”这是美国黑人文学《一个美国黑奴的自述》中主人公的一段话表达了黑人奴隶对自由的强烈向往。这只是美国黑人文学长河中的一簇。美国黑人文学是美国文学的一个独立的文学形式。美国黑人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即早期的和人文学；十九世纪上半期的黑人文学；南北战争时期的黑人文学；黑人文学文艺复兴；二战后的黑人文学。而黑人文学中的“文化身份意识”是同美国黑人的独特的历史传统和身份认同紧密相关的。

所谓的文化身份是一个文化群体或个体界定自己文化归属的标志，也是每一个文化群体或个体生存的依赖。而被白人掠夺到美洲大陆的黑人则长期以来挣扎于被同化和保持自我之间。他们为了生存必须与白人主流文化相认同，但隐藏在他们意识或无意识深处的黑人民族文化记忆却又无时无刻不在与其所接受的民族文化身份发生冲突。而美国黑人文学的发展则反映并推动了美国黑人文化身份意识羽翼渐丰并逐步走向成熟。以下我们将结合美国黑人文学发展的五个阶段来分析美国黑人文学中文化身份意识的发展。

一、早期的黑人文学

早期的黑人文学主要以歌曲和民谣这一类民间文学形式出现，他们主要是美国南部种植园黑人奴隶悲惨生活和反抗斗争的产物。民族文化身份意识开始悄然萌生。

19世纪上半期黑人文学19世纪上半叶，除诗歌之外，散文也得到了较大发展。这一时期的黑人文学具体反映了黑人奴隶的悲惨生活。让整个美国社会了解、认识这个种族，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黑人的这种刚刚萌动的寻根意识是这个种族在美国立足和崛起的第一步，是美国黑人文化身份认同的前提。

二、南北战争时期的黑人文学南北战争以后，美国黑人的经历并没有质的改善。此时，黑人有了两种身份，即美国人和黑人。他们在文化身份问题上陷入困境。和人作家中开始出现阶级文化，出现了以布克.华盛顿为代表的主张放弃黑人斗争的反动作家以及以杜波伊斯为代表的进步作家。黑人在美国社会如何构建自身文化身份成为和人精英思考及关注的问题。

从内战前一直到二十世纪黑人文艺复兴时期，虽然美国黑人在社会、文化身份方面还难以维持一种独立的存在形式，但在文学中文化身份意识则以崭露头角，为日后的文化身份的觉醒和深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黑人文学文艺复兴（20世纪20年代）

美国黑人文学在20世纪20代在纽约城东北部黑人聚集地的哈莱姆地区兴起，这一时期被称为哈莱姆文艺复兴。主要内容是倡导黑人作家用文学来构造美国黑人的文化身份，歌颂新黑人精神，塑造新黑人形象。而此次文艺复兴运动也成为美国黑人文化身份觉醒的充分表现。

觉醒后的美国黑人文学书写从“看他”转向了“看己”，正视自己本民族的存在，包括开掘自己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这种思潮促使黑人作家探寻本民族之根对于自身文化身份的重要性。这说明黑人文化身份意识已日渐觉醒并为下阶段的深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二战后的黑人文学

20世纪50至60年代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如火如荼。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对于美国来说是个动荡的年代，美国黑人政治觉醒的时代。黑人已经意识到他们和白人在任何方面都应该是平等的，包括政治权利。黑人的民族意识是60年代以后黑人现代文学的一个主题。民族文化身份意识不断深化。例如，阿里克斯.哈雷在他的代表作《根》中，追溯了美国黑人发展史，指出黑人并不是天生为奴的，而是像白人一样，是白人用武力强迫他们成为奴隶，给白人和黑人世界带来了强烈的震撼。

从上述黑人发展史中我们可以看出黑人文学记录和推动黑人文化身份的初显、觉醒与深化。我们还可以看出一个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归根到底是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一个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指向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经长期演化逐渐形成的，得到该民族成员共同认可的优秀的传统文化。通过发扬和保持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可以加强文化身份的认同。

当前，在欧美风、哈日、哈韩的今天，实现我国的文化强国梦，提高民族的自信心、自尊心尤为重要。因此，通过加强、保持和发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方式来加强文化身份认同是十分有效的途径。

[参考文献]

民族意识的觉醒篇9

在我国历史进入14世纪的年代，正是蒙古贵族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征服北中国，又向长江以南进军，征服偏安江南的南宋势力的时候，蒙古贵族在北中国的统治力量相对薄弱：又由于蒙古统治阶级，从北中国到整个中国的统治中。始终贯穿着种族等级压迫和歧视政策。在当时较早被统治的黄河流域的汉人和金人．比最后被统治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中国人――即所谓的南人，在社会地位、政治生活上有着相对的差别：而且，蒙古统治者在初建立年号和统治基础尚不稳固的时候，还要利用汉民族中的和文化影响来巩固其在大河南北的统治地位。因此，地处黄河中游北中国的山西地域的中国人，较之长江以南地域的中国人，就有比较多的喘息的机会，生活上也有较多的自己作主的机遇，文化艺术上在山西、特别是在山西南部的蒲州和平阳一带，也随之有了复苏的时机，如平阳姬家的木板印刷和木板年画，蒲州和平阳的戏剧以及平阳的绘画作业，也随之复苏发展起来，形成北中国的印刷中心和年画中心城市，被誉为北方壁画名师、14世纪山西民间画工领袖的朱好古，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

朱好古，元代禽昌即今山西襄汾人。他的生卒年代，大约在公元1271―1368年之间，即元世祖至元中期至元惠宗至正后期。当时南方多崇尚儒学，而北方崇拜佛道。我国的绘画艺术也随着和生活习俗，发展到宋末元初时形成南北两支。南支向儒佛多轴画发展，而北方以释(佛)道(教)壁画为主。元代初期．朱好古受当时画派潮流影响，便以北方山西民间画工领袖的地位。以其用笔严谨，绘型逼真，受到当时画界人士尊崇。朱好古尤其擅长人物与山水画，风格细致精巧，所绘人物，莫不宛然如生，既继承唐代大画家吴道子、宋代王璀、武宗元的画风，又在释道人物画方面渗透自己独特的韵味，异彩纷呈，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在画坛上独领，而与当时同乡张茂卿、畅云瑞同享誉晋、燕间，并且在太平县(今襄汾)西修真观初试笔艺，声名鹊起，至今誉为“精巧入神”。

朱好古虽系民间画师，但对古时宫廷仪仗服冕释道生活装束涉猎颇深，所作壁画常以不多几笔就能刻画出人物的神形心态，达到形象逼真境地。元成宗大德二年，即公元1298年，朱好古与张伯渊为山西稷山县兴龙寺绘壁画。其中有强悍有力，威武勇猛的《明王图》外，还有一幅以众多人物形象组成的大型壁画群像，壁画的中间为弥勒佛画像，形象端庄尊严却又慈祥可亲，左右菩萨弟子侍陪两侧。最令人叹服的是，一般凡人剃度盘道场面中那些被剃度者、剃度者或一旁观看的人，无不神态自若，面目如生，表现出画家的高度艺术才华和洞察人物内心活动的智慧。

朱好古的绘画代表作品，是绘于元至正十八年，即公元1358年山西芮城永乐宫的《纯阳帝君仙显化之图》巨幅壁画。通过纯阳宫|52幅连环壁画，形象地将吕洞宾的一生有机巧妙地组织在一个活生生的整体构图中。画面包罗万象，形真象确，真是一部吕洞宾的生活画传，也是吕洞宾一生人生意识和释道观念的具体反照。这幅巨型壁画，意境突出，情节精彩，最具有宗教意识和人情味，也是最具有艺术魅力的作品。它透过“瑞应永乐”、“黄粱梦觉”、“神化赵相公”、“滋济阴德”等几个画面，既画出宫廷、山野、村舍、舟船、酒楼、茶肆、厨房、医馆、浴盆等都市、城镇、农村、田野、远山、近景的繁华热闹景象与贫富不均的社会现实，又可目睹当时农村贵贱有别的家庭生活状况．乡村旅店中贫富差异的社会现状以及贫富悬殊的社会面貌，而且画家的笔锋，描绘出用不同的表情，迥异的动作，别样的气魄，异常的形态，表现出不同的阶层，不同的职业，不同的社会地位，不同的心理状态，以此来表现不同的阶层和不同地位的人的心理矛盾、心理趋向和心理感应。

总之，我们从朱好古兴龙寺、纯阳宫精彩的壁画遗产，加上巍峨壮观、气势恢宏的元代宫殿建筑艺术中，使人们深深感受到黄河文明的博大精深，感受到北国风光的雄奇多彩，更感受到朱好古壁画的神奇魅力。它铭刻着我国元代壁画艺术的璀璨光辉。也镂铸着我国古代绘画艺术深远隽永、高超永恒的美学光华，这是朱好古壁画艺术的反映的、联想的一个辉煌的方面。从另一个方面，我们还必须记住。当中国历史进入十三四世纪之际，当时的蒙古贵族统治者，利用汉民族的宗教文化信仰来巩固蒙古统治者在黄河南北的统治地位，在中原一带大兴土木，营建宫殿，利用宗教形式来拢络人心。以达到其长期统治的政治目的，而不顾受其(蒙古贵族)统治压迫的汉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特别是汉族中的组织分子、手工艺人等阶层的抵制和反抗，如当时北中国山西的关汉卿、白朴、郑光祖等以戏剧形式用民族传统文化观念――若《窦娥冤》、《王璨登楼》、《辅成王周公摄政》――来唤醒人们的民族觉醒，激励人们的爱国精神。朱好古是当时民间画工领袖人物，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知识，但是。同样也是受蒙古贵族的压迫和歧视的被统治者群体中之一分子，也同样是“十儒九丐”中下层社会三教九流中的被歧视的一员，在蒙古贵族等级压迫歧视的社会现实生活里，是一位有民族觉醒、民族意识的知识界人士，因此，他所绘制的壁画中，必然要运用壁画艺术这一战斗武器。通过各种艺术形式来反抗压迫和歧视．用汉民族的传统文化观念，用汉民族的文化视角来反击、抵制蒙古贵族的文化拉拢和欺骗。用绘画这一特殊艺术形式。来激励受压迫人们的民族觉悟和民族自尊。从事反抗蒙古贵族统治者。如“瑞应永乐”壁画中的白鹤降临、喜得贵子，邻里喜庆，亲戚祝贺，婴儿沐浴，“黄梁梦觉”情节中道人托语道家善，官家恶。梦见做官的喜事，但醒来孑然一身；“神化赵相公”情节中儿童私塾受课学业的故事，“滋济阴德”情节描绘的贫富悬殊的社会状态以及汉民族怜贫济弱的民族性格。衬托上传统的民族建筑宫殿、城市、农村、山川、流水、道观、楼榭、酒肆、马车等热闹、紧张而又安祥、静穆的生活气息，点缀着玉圭、笏板、拂尘、如意、毛笔、经卷、羽扇、华盖等等传统的民族典制，都充分表达出汉民族世代相传的传统文化底蕴和农耕社会的生活特征，所有这些反映在壁画上的生动内涵和历史现实，与当时蒙古贵族统治者所施行的民族等级压迫和民族等级歧视，与当时蒙古贵族统治者所滥用的“圈地”、“放马”、抢劫、掠夺和肆意破坏农耕生产、摧毁农业生产力的行为，是与汉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文化意识以及伦理道德观念绝不相容、背道而驰的。朱好古以北中国民间画工的领袖。敢于冲破政治上、文化上的隔阻，透过绘画这一艺术，用汉民族的宗教文化观念，汉民族的传统伦理道德意识。用绘画的内容和题材，用绘画的艺术和技巧，巧妙地、有意识地来唤醒广大受压迫、受歧视的人民的觉醒。激励广大人民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心．以绘画的艺术成果，来反抗蒙古贵族统治者。朱好古的这一业绩，确实是不平凡的爱国的正义行为。

民族意识的觉醒篇10

鲁迅先生小说的结局差不多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就是关于“生”和“死”的问题，也可以说是鲁迅先生的生命观。阿Q就不用说了，是在“耳朵里嗡的一声”中“团圆了”；孔乙己是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药》里的夏瑜死了，虽然坟上凭空有了花圈；小栓吃了人血馒头，也死了……一个思想的中心，抑或鲁迅先生自我发展背后的唯一动力，是什么呢？是鲁迅先生的生命观：人得要生存。

鲁迅先生的生命观是乐观的、进化的，是立体的而不是单一的。“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灭亡的人们向前进。”［1］“阿Q”最后被枪毙了，但鲁迅先生对阿Q的死赋予了深刻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鲁迅先生塑造的“阿Q”这一形象，寓意极为深刻，以至于以前乃至今天的中国，那些奴性十足，又善于自欺欺人之士，莫不疑心“阿Q”这一形象是替自己画的像。“阿Q精神胜利法”的最高表现形式是人格分裂的极端表现——自己打自己的嘴巴。阿Q的死也就象征着民族劣根性的灭亡，并且呼唤着民族灵魂的觉醒，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但是，在20世纪中后期，在《野草》《坟》等作品中，鲁迅先生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声音：“因为我常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2］“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3］很明显，这里有着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这些擅长描写死亡、思考死亡的现代思想家的影子。

鲁迅先生的生命观与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有着深层的联系。孔子说：“众生必死，死必归土。”［4］荀子说：“死，人之终也。”［5］死在儒家那里是个体生命的终结，是不可避免的，儒家在把对“死”的玄想和“死后”存而不论的同时，对死采取了理性的、实用的、坦然的态度。庄子说：“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显然道家认为生劳死息，生死自然。然而，理性和乐天的精神是相通的。因此，鲁迅的生命观有着传统的儒道文化中理性、乐天精神的呼应与支持，这是鲁迅先生的生命观和儒道思想的相通之处。

然而，鲁迅先生对生命价值的理解和儒道思想又有明显的不同。首先是其出发点和归宿的不同。“死的终极意义”，儒家归于“社会”“群体”，道家则归于“自然”，鲁迅先生“死”之悲凉意识基于“个体的”“生命的”价值，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缺乏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在浩如烟海的上下五千年中，对个体生命的觉醒，对自我价值的追求，也有特别高昂的时期，那就是阮籍、嵇康所处的魏晋时期。司马氏所标榜的汤武周孔都是幌子，只有人必然要死才是真的，只有在短暂的生命中充满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哀伤不幸才是真的，于是要求摆脱外在的标准、规范和束缚，以获取把握所谓真正的自我，便成了魏晋以来一种自觉意识。［6］因此，鲁迅先生的生命观和阮籍、嵇康是有共同之处的。

另外，儒家和道家“死”的终极意义话语中有“息”“归”“安”“命”等等，但在鲁迅先生“死”之悲凉意识中，其话语正好与之相冲突悖反，“彷徨”“消失”“暗夜”“空虚”“寂寞”“惨伤”“冷笑”等等，鲁迅先生以他的孤独、绝望、凄厉的“死”与封建文化的乐天安命、安时守顺、归土安息的祥宁之死作了彻底的决裂与反叛。

鲁迅先生的生命观概括出旧中国国民的劣根性，是鲁迅先生对“灭裂个性”“灭人之自我”［7］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批判。以求最后民族劣根性的死亡和根除，呼唤自我意识的觉醒，呼唤民族灵魂的觉醒，恢复个人的尊严，并最终恢复民族的尊严。

记得海明威曾经感叹：“人生是一场孤独的战争。”那是因为他没有看到人应该是社会的人，当然也就感受不到集体的温暖和社会的力量。然而鲁迅先生的生命观不但注重感性认识，而且更加注重理性认识，他清楚地看到了人和社会的关系，当然也看到了群众的力量和国民的希望，在批判民族劣根性的同时，也呼唤着民族灵魂的觉醒和复归。

参考文献：

［1］鲁迅.随感录六十六·热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2］鲁迅.两地书（四）.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3］鲁迅.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4］礼记·祭文.西安人民出版社，1999.

［5］荀子·礼论.海潮出版社，2012.

民族意识的觉醒篇11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12-0021-02

20世纪初的美国正处于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随着白人文化及思想观念的逐步渗透，黑人因肤色、种族等原因遭到白人不公平对待，失去了平等的民权。在这种社会浪潮的影响下，涌现出许多非裔美国作家，他们运用文学为黑人的自由和平等权利呐喊，非裔美国文学随之逐步兴起并从边缘走向中心。作为这一时期美国黑人文坛上的杰出代表之一，帕尔・克里奇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发人深省的作品，带动了美国文学和文化领域的新思潮。她剧中所关注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反霸权、争取公正和正义等问题可以跨越国界，对任何存在男性知识霸权和种族优越感的地区都有实际意义。同时，她是一个用现实来说话的女性作家，面对黑人的一切痛苦和遭遇，她用朴实的语言将黑人生活状况和身心压迫真实地展现给读者，细致地将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下美国黑人渴望自由和平等的反抗心理以戏剧的方式加以呈现。她的作品既表现了黑人对白人的憎恶情感，又剔除了怀旧的美好愿望，用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毫不避讳地探索了民权运动的黑暗面。她的《边境上的波旁威士忌》正是展现其作品主题和风格的代表作。该作品以出人意料的结局为其增添了独特性；她没有让黑人与白人的斗争以一种完美的结局收工，而是让这种长期存在的社会矛盾和非人性的杀戮罪恶永远无法得到弥补，从而揭示种族歧视造成的伤害对于黑人个人、家庭乃至整个黑人种族而言是不可原谅的。这种悲剧色彩与人道主义贯穿于剧作始终，使得对正义的呼唤、生命的乐观和人性的剖析成为美国黑人女性文学领域的主旋律，也表现了黑人民权意识在那个时代的觉醒。[1]

一、誓死捍卫黑人尊严的激进分子――查理

查理（Charlie）和梅（May）像霍华德大学里的很多活跃分子一样，在校园结识，因有着为黑人而战的共同理想和信念走在了一起。他们一起去密西西比尝试登记黑人选举，以获得选举权。提起密西西比州，它当时是一个黑人备受压迫的象征地，生活在那里的黑人深受种族歧视观念的迫害，各种隔离政策使黑人生活窘迫到极致甚至被残暴杀害，而对于当时备受压迫的美国黑人而言这些只是冰山一角。查理和梅作为当时激进分子中的学生代表之一，凭借他们的薄弱力量，要做到这一切付出相应的代价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在争取选举权的时候不幸被白人警察逮捕。那些白人警察要求查理用鞭子抽打梅，否则他们就梅。很显然这种非人的做法查理做不出来。然而，丧失道德准则的白人警察最终不仅用鞭子毒打梅，甚至就在梅险些被打死的时候，他们当着查理的面仍然无情地了她，致使她从此失去生育能力。眼前白人警察的所作所为对查理而言无疑于晴天霹雳，他内心的无助让他无所适从，根本没有能力保护心爱的人。白人对待他们的这种残忍粗暴的折磨手段更加剧了他内心对白人的极端憎恶，让他认识到美国政治制度和法律布满了种族歧视的烙印。

在查理和他邻居泰伦（Tyrone）的对话中，查理告诉他，“当白人警察把他扔进洞里的时候，他们说获得公平的前提就是要为他们服务，当然也可以继续坚持反抗意识，两者之间由他决定。”[2]很明显他们在分散查理的注意力，查理深知他们口中所谓的公平就是把黑人当成奴隶为白人服务。因此他继续保持抗争到底的决心，没有向他们代表的白人邪恶势力低头。查理在监狱里忍受着心理和身体上的摧残，种族暴力的存在时刻冲击着他的内心世界，最终导致其精神世界的崩溃。查理在走出精神病院后举目无亲且遭受着经济危机，但他对白人的憎恶感从未削减。在遭受了白人的重重打击之后，他意识到只有通过武力反抗才能争取黑人民权、赢得黑人尊严，因而他又冒着风险报复杀害白人。尽管他犯了谋杀罪，采用暴力方式杀害白人，但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人们对他的不幸遭遇感到惋惜，因为这一切行为只是他在争取民权和遭受折磨后的正常反击。虽然其做法与美国倡导的“人人生而平等”的“民主”意识相违背，但作为激进分子，他的潜意识行为展现的则是所谓的美国式“民主”的恶性后果。查理和梅浪漫而又悲剧化的爱情既展现着爱的伟大，为他们带去了温暖与爱意，又揭露了美国社会的丑陋面目，折射出种族歧视问题的突出。查理用死亡结束生命，表达了他反抗种族压迫和歧视的坚定决心，唤醒了种族歧视下美国黑人民权意识的觉醒，让黑人民族充分认识到只有实现真正的民权平等，才能消除种族歧视、重塑黑人自信、提高黑人的社会地位。

二、为民权呐喊的黑人女性――梅

在剧中，梅作为查理的所爱之人，在他们的不断反抗之下还是无法摆脱被美国白人警察的事实，不言而喻这是蹂躏妇女、践踏女性的非人性做法。对美国黑人女性而言，她们不仅要反对性别歧视，而且还肩负着另一种使命，即同黑人男性站在反对种族迫害和种族歧视的同一战壕里。[3]

非裔美国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情怀无不渗透着对黑人女性的关注和对黑人民权的呼吁，克里奇在《边境上的波旁威士忌》中对梅这个人物的刻画便是那个时代的缩影。白人警察在查理无助的情况下残忍地了梅，并且肯定这一做法会激怒查理，如此违背人道主义的行为让读者明显感觉到他们在玩弄、侮辱黑人。当梅迫使自己忘记这段悲痛记忆的时候，邻居罗莎（Rosa）在不了解梅的心理感受的情况下提到这个敏感的话题深深地刺激了梅。在罗莎问梅，“你总是在谈查理的状况，那你呢？”很显然，她不懂查理对于梅的意义。“我活下来了，他却没有”是梅对罗莎的回答，言语中充满着梅痛苦的心情。但是罗莎不可能理解白人警察对梅身体和精神的折磨到底有多么深，只有在梅细述了她和查理在白人警察手里遭受的非人待遇，告诉她“没有什么事情是他们干不出来的”时候，罗莎仿佛才懂得白人的暴力方式对梅来说真的是毁灭性的伤害。罗莎内心为此很不是滋味，用“真的很抱歉”安慰梅，但梅无奈说到，“你抱歉什么？对不起什么？对不起查理遭遇如此糟糕的境况吗？对不起他们深深地伤害了我未出世的孩子幔慷圆黄鹚们在密西西比州的那个夏天彻底毁灭了我们的美好生活吗？”[2]克里奇在此运用排比及反问的手法将此时梅内心的复杂心理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字里行间流露出梅的愤怒和无奈，有着梅对查理的无限思念，对罗莎不理解自己心情的烦躁，更多的是梅对白人的深深恨意，它就像挥之不去的阴影笼罩在梅的内心深处。作为黑人女性，这些惨痛的伤害不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从她们心中抹去。在民权运动中，梅同很多不知名的黑人一样将永远记得种族战争中遭受的创伤。然而身处压迫与欺辱下的女性又是如此勇敢、伟大，正如剧中尼尔・盎格撒鲁（Nell Irvin）这个画家所说，“女性为了证明她们成功超越了为种族而服务的压迫，常常希望抑制这种遭遇不幸事件后的无奈感。”[2]为了减轻黑人种族在压迫中所遭遇的种种伤痛，黑人女性成为了黑人和白人战争之间的牺牲品，这也让读者更加体会到黑人女性对于整个黑人种族的贡献之大以及对黑人早日获得平等和自由的渴望。

三、散发人性的光辉的邻居泰伦

泰伦作为罗莎的男朋友，查理的邻居，当他听见查理说被白人警察侮辱甚至人身攻击的时候，他说道，“该死的混账（白人警察）。老兄，那是无休止的暴力折磨，当他们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必须反击！”[2]从他坦诚而直接的语言中可以看出他并不畏惧白人势力，流露着他对白人的憎恶和对查理的关心，但他不知道查理的反抗在强权的白人警察面前显得那么无力，因为，正如查理所说的，“密西西比州的白人警察所得到的一切财富，都是通过剥削黑人所获得的，这种行为如此卑鄙，我也不想看见他们。”[2]锋利的语言犹如一把利剑，抨击了白人剥削压迫黑人的卑鄙行为，揭露了白人的虚伪丑陋面目，同时将查理内心的无助和愤怒之情，以及泰伦对查理不幸遭遇的同情和对种族歧视的憎恨清晰地展现出来。查理被白人警察逮捕后遭受着身体的折磨、精神的崩溃、亲人的远离，但泰伦并没有因为查理的不幸遭遇而疏远查理。作为查理的近邻，泰伦用真诚给无助的查理以精神力量和心理安慰。当查理最后一次从精神病院放出来的前三个礼拜，在泰伦的帮助下查理成为一名卡车司机，这让查理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情况渐渐好转，也让查理在冷冷的黑夜里看到了爱的光芒，看到了当时黑暗之下人性的温暖与感动。

四、结语

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第二次内战”的美国“民权运动”不仅启迪了美国黑人作家，也激发了克里奇的创作灵感并为其提供了创作素材。在《边境上的波旁威士忌》中，克里奇以严肃的艺术态度从生活中提炼材料，描写出当时社会背景下美国黑人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更重要的是展现了黑人为自我权利而抗争的觉醒意识。她笔下刻画的人物都是普通人，他们有着普通的人生目标和人生态度，有各自独特却为所有人所熟知的思想、情感和生活。作品将黑人的真实一面实实在在地展现在世人面前，真实而普通，不夸张、不讨好、也不自卑。这样的理性认识使所有人都意识到黑人不是原来白人眼中的“怪物”、“洪水猛兽”，而是普普通通的人，他们不应该受到如此不公平的对待。对于美国黑人种族而言，民权运动下黑人民权意识的觉醒和反抗精神是一种自我维权的主观意识的体现，不仅对后来美国黑人的命运产生重要影响，赋予他们很大程度上的自由平等权利，也对所有美国人的意识形态产生深刻意义。民权运动推动了黑人民权意识的觉醒，也为黑人赢得一定程度上的权利。它把美国从一个容忍种族主义、歧视黑人的社会转变为一个不论肤色、宗教、种族如何，承认每个公民享有平等民权的社会，从而逐步改变美国人的思想观念。

参考文献：

[1]杨玲.20世纪美国黑人女性小说的人道主义情怀[D].湖南师范大学，2007.

[2]Pearl Cleage. Bourbon at the Border [M]. New York： Dramatists Play Service， 1997.

[3]梁昕.她离天堂究竟有多远――浅论20世纪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对“自我”的追寻[D]. 南京师范大学，2007.

民族意识的觉醒篇12

近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位诗人——龚自珍，早在嘉道年间就以敏锐的眼光，洞察到封建社会“日之将夕，悲风骤至”、“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的衰世到来。他以饱含忧患的诗文抨击时政，起到了“伐鼓撞钟”般振聋发聩的作用，成为具有历史路标式意义的诗人。继龚自珍之后，一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相继觉醒，涌现出魏源、林则徐、张维屏、张际亮、林昌彝、梁廷楠、周济、汤鹏、鲁一同、朱琦、姚莹包世臣等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作家和文人学士，他们把审视的目光转向动荡与危机四伏的社会现实，倡言“经世致用”之学，为捍卫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以犀利的笔触，写下很多满怀悲愤、饱含忧患的诗文。林则徐禁烟未果，虽遣戍伊犁，但仍忧患国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2)充分表达了一位“封疆大臣”在民族危亡之际，以国事为重的赤诚爱国之心。中英鸦片战争在广东燃起，英国侵略者的野蛮残暴，广东人民抗英斗争的英雄事迹，激起年已60的诗人张维屏的义愤和爱国热情，写出《书愤》、《海门》等忧时愤懑之作，生动地展示了人民群众反侵略斗争的壮丽场面，盛赞三将军英勇捐躯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道光二十一年，英国侵略者魔爪继续伸向我国东南沿海，厦门被占，定海、宁波沦陷，镇江失守，台湾危急，侵略军的残暴，人民群众惨遭蹂躏，引起闽籍诗人张际亮、临桂作家朱琦、浙江镇海诗人姚燮等的忧虑和愤慨。他们“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身之所阅历，心之所喜怒哀乐，口之所戏笑诃骂，一皆托之于诗”⑶。朱琦抒写的《老兵叹》、《感事》、《关将军挽歌》，姚燮的《闻定海城陷》、《北村妇》、《兵巡街》、《捉夫谣》，魏源的《江南吟》、《寰海十章》，龚自珍的《己亥杂诗》，金和的《围城纪事六咏》，贝青乔的《咄咄吟》，林昌彝的《杞忧》等等诗篇，或揭露清朝统治者的腐败和庸臣的卑怯投降，或暴露英国侵略军淫掠中国人民的罪行，或描写人民群众奋起反侵略的斗争，或悲愤国土沦丧，或歌颂爱国将领的凛然正气。他们从血与火的现实斗争生活中选取题材，多采用组诗或乐府诗体形式，透过白描和典型化手法，把自己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融化于具象描写之中。

二

中国文学中的忧患意识源远流长，并非稀见。从屈原到李、杜，从陆游、范仲淹、辛弃疾到吴伟业和清初三大思想家的诗文，无不渗透着安社稷、济苍生、建功立业、匡时济世的忧国忧民、反侵略反压迫的忧患意识，但是，只要我们拿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所表达的忧患意识加以比较，就不难发现，近代文学的忧患意识有以下鲜明特点:

1.反对封建统治的民主意识的觉醒。

在近代以前，作家们是站在“忠君”的立场，从维护封建统治阶段利益出发而寄寓自己的忧患济世之才的。如岳飞的《满江红》，“悲切”的是“靖康耻，犹未雪”，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为的是“朝天阙”。杜甫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但谁又能否认杜甫基于“忠君”的爱国思想的?屈原诗歌在表现其无限的忧患之时，不又在时刻盼望能得到楚怀王的重用呢?诸如此类的“爱国”、“忧患”都有一前提——忠君。

中国近代文学作品则发生了新的变化，作者目睹民族灾难深重，忧患意识已冲破“忠君”和儒学伦理观的束缚，而是站在全民族利益的高度，去洞察时局，关心民族，倾诉自身的忧愤和关切之情，近代作家均以自己的创作寄寓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作家开始抨击清王朝统治者投降卖国的可耻行径，表达了他们无比的愤慨和忧患意识。“血洗舟山浪作堆，羽书又报海南来。英雄效死偏无地，上相筹边别有才。竟尔和戎曾地割，是谁揖盗把门开。从今敢笑陈涛败，房官犹曾战一回。”⑷陈天华在他的小说《狮子吼》里满怀爱国热情，尖锐地揭露了满清王朝的残暴统治和那拉氏的专横侈糜，他向全国人民大声疾呼，只有起来推翻这“洋人的朝廷’，才能驱逐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在第八回中作者借民主革命烈士审血诚怒斥最高统治者的话，表达自己对满清统治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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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国家到了这样，你们这一班狗奴才，只晓得卖国求荣，全不替国民出半点力，所以我打定主意，把你这一班狗奴才杀尽斩尽，为国民流血……。”

再看震旦女士的《自由结婚》，作者在揭露了“国家政权，都被盗贼霸持”之后，又以锐利的笔锋，一针见血地戳穿了清王朝玩弄的“预备立案”的诡计:

他不立宪，我们还可以报仇，他立了宪，恩赐了几十条狗彘不食的饮定宪法，再拿些小恩小惠，埋伏了人心，却暗中箝制你，压服你，使你不知不觉地服服贴贴地做他的奴隶。就是你要有什么举动，也被他这条软麻绳绑住，一点儿都不能做，于是他依归盗窃神器，依旧江山安然无恙，盗子贼孙，万世帝王，盗亲盗戚，万世官吏……”

这种鲜明的反封建、反君主的积极主题和先进思想，是古代作家作品所望尘莫及的，正是这一点形成了近代文学有别于古代文学的特征之一。

2.反对外国侵略的民族意识的觉醒。

古代作家表现强烈的民族意识、反对异族侵略的爱国主义作品并不鲜见。但严格意义上讲，爱的更多的是本民族，作家常常是代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某一民族成员(主要是汉族)的利益而呐喊，因为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以汉民族为中心而逐步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唐代王昌龄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5)这里的所谓“胡”指是匈奴(蒙族)。“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终不还。”(6)这里的“楼兰，’(西域国名)指的是新疆少数民族。

民族意识的觉醒篇13

1.强烈的民族危机感。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华民族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外敌入侵，中国人民的民族危机感已经逐渐萌芽和形成。“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越来越成为华夏儿女的共识。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不断地向全国人民敲起警钟。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目的是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进一步指出中华民族正处在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的生死关头。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4省之后又入侵华北各省，不到4年，差不多半壁山河已经被日寇占领和侵袭了。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日寇肆无忌惮的大肆侵略，把中华民族逼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2.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在民族危机感逐步加深的过程中，民族责任感也迅速提高。越来越多的中华儿女痛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九一八”事变后，许多爱国知识分子积极发表政见和主张，呼吁全国人民彻底明了国难的真相，团结起来作积极的挣扎与苦斗。各界爱国人士也纷纷抨击时政，提出各自的抗日主张。王造时提出：现在应该以国家的利益为前提，找出根本有效的政策，来反对狼心狗胆的日本。他告诫国民党当局“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如果压迫救国运动，国民党终必被人打倒无疑。冯玉祥多次发表通电，主张武装抗日，反对依靠国联，认为唯有团结民众，督促全国军队，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以雪无上之奇耻。广大民众和各界人士以各种形式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从“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民持续不断的武装抵抗开始，中经“一·二八”上海抗战、1933年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1935年“一·二九”运动，再到1936年绥远抗战和援绥运动，多次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其间，参加群众之广泛性，斗争形式之多样性，对敌作战之顽强性，以及民族意识之鲜明性都是前所未有的。国共两党是当时中国的两大政党，两党民族使命感的增强，对于促进两党再次合作，实现民族大团结，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中华民族觉醒的最集中体现。这一系列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表现了中华民族意识的空前觉醒和全国人民爱国热情的空前高涨。

3.空前的民族团结和认同感。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千百年来各族人民共同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共同开拓和维护了祖国的疆域，共同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这种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渊源形成了各族人民对于祖国根深蒂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但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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