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农业市场研究篇1

（一）唐山市生态农业的特点

唐山市生态农业的特点是：综合性、多样性和高效性。

1.综合性。

生态系统的综合性，主要是坚持以农业整体为中心，协调生态、经济和社会三方效益，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和能源的再生，以达到调节整个农业产业结构的目的。

2.多样性。

生态农业的核心是科学技术，通过生态模型的技术方式来实现特定经济作物的增值生产，以生态工程的技术手段来平衡各地区的区域优势，将技术与社会需要、当地实际协调，形成区域农业多样性发展。

3.高效性。

生态农业凭借其循环、再生的综合性，通过对物质的深加工和能量的循环再利用，提高了农民的增值收益，加快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同时改变了局部农业产业结构。

（二）唐山市生态农业的作用

唐山市生态农业的特点，决定了它在实现唐山市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第一，综合作用。

唐山市自身耕地面积少但农业资源丰富，生态农业利用其综合性的特点，根据不同区域的自然条件和地区经济状况，因地制宜，开展多种经济作物交叉经营和交替管理的模式，促进了物质的循环和能量的有效转换。

第二，多样性作用。

生态农业利用科学技术的手段，在唐山市不同区域设立不同生态模式和生态工程，按照地区经济的增长需要，发展多样性的区域农业经济。

第三，高效作用。

生态农业继承发扬了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的优点，摒弃了传统农业效率低产量少的弊端。同时弥补了现代农业高污染、高投入、低回报的缺陷，将现代农业提升至生产密集化、资源循环化、技术科学化、发展持续化的高效率高收益生产经营模式。

二、唐山市生态农业在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问题

唐山市在生态农业的研究、示范和推广工作中，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让人诟病的问题。这些问题阻碍了唐山市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理论、技术不足

生态农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农业学科，它还涉及经济学、管理学、信息技术学等多门交叉学科。对这样复杂的农业学科，要从系统综合角度，分析设计生态农业的结构，科学划分各种学科的类别体系，将经济学、生物学、生态学等学科合理交叉，综合运用。但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对生态农业的理论研究，往往是单学科深研究，或者多学科浅研究，这些片面的研究对于生态农业理论系统的构建和完善，远远不够。理论是技术发展的前提，因此理论体系不够健全，导致生态农业的技术发展不成熟。

（二）政府支持力度有限

发展生态农业与政府的支持力度分不开。首先，在技术研发上，需要政府联合各大院校和科研部门联合研发，这就需要巨额研发经费；其次，在技术推广上，政府要花巨资和派遣相关技术人员为农民提供优质幼苗、肥料和技术支持；最后，在生态农业长期发展上，政府要建立一套长期有效的金融信息机制，为农民发展生态农业，提供信贷服务支持和信息服务支持。唐山市政府为了满足生态农业发展的需要，在资源配置、政府财政和人员培训上，下足了工夫。政府对生态农业做出了最大限度的支持，同时因自身财务和人手的不足，支持力度仍旧有限。

（三）推广普及难度大

造成生态农业推广普及难度大的原因有很多。一是农村人口科技素质低，需要大量科研人员下乡进行现场培训，而政府机构内的科研人员却严重匮乏。二是生态农业配套的农业技术设备不足，或者部分设备价格昂贵，农民负担不起。三是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不均，有的地方经济作物发展好，农民收益高，另外一些部分，因为地域、气候的限制，经济作物发展困难，造成整体产业化结构发展不均衡。四是市场结构不完善，土地市场、技术市场、批发市场、区域经济市场等各部分市场都只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还远远不够完善。五是信息传递不通畅。唐山市农村信息化建设起步晚，各项信息设施不完善，导致农民无法更快、更好、更全面地接收生态农业的第一手信息。

三、唐山市生态农业在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案

虽然生态农业有很多问题，但唐山市政府经过多年的经验摸索和实践总结，制定了一套生态农业问题解决方案。

（一）理论讲合作，技术求创新

生态农业的发展是以强大的科学技术为动力的，科学技术的基础是理论研究，理论基础的厚度决定了生态农业的高度。因此，必须把理论研究放在发展生态农业工作的首位。生态农业在理论研究上要以合作为原则，以实际需要为出发点，以农、教、科为标准，以产、学、研为动力，以少投资、高收益为指标。在理论研究层次上，政府要加大对科研部门的资金投入和政策奖励，鼓励部门间通力合作，攻克难关。在技术层面上，要继承传统农业的技术优点，同时结合现代农业技术、生物技术、生态技术，形成最优化的农业技术配套体系。技术的推广与创新，一定要以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导向，通过技术将农业的生态发展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连接在一起。唐山市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生态农业技术研究，大致有以下六个方向：（1）节肥式高产农业技术；（2）节水高能式农业技术；（3）无药低耗式农业技术；（4）中低产良田改良式农业技术；（5）资源循环利用式农业技术；（6）生物生态式农业技术。

（二）建立健全生态农业政策体系

生态农业的发展与政府政策的支持息息相关，政府建立健全完善的生态农业政策体系，可以使生态农业最快速度走上正规化、可持续化的发展道路。从农业的角度来看，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建立健全生态农业政策体系：一是农业环境、资源保护方面。建立自上而下的环境、资源网络监测系统，进行定位监测，对监测到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的行为，将以法律和经济的手段进行双重制裁。二是农业科技方面。科技研发经费上，政府设立生态农业发展基金和专项筹款小组，保证研发上的经费支持；技术推广上，设立技术推广基金，帮助农民解决技术方面的资金难题，同时提高下乡技术人员薪资待遇，用高薪的方式鼓励他们深入农村，发展农村。三是农业市场方面。政府建立健全完善的农业市场体制，规范市场价格。同时,设立市场危机保障体系，保证农民在减产时，收益损失降至最低。此外，政府要为农民提供良好的信贷服务体制和信息服务支持，最大限度的解决农民的资金难题和农村信息不对称、不及时的弊端。

生态农业市场研究篇2

中图分类号：TU26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5）04-0263-05

1引言

逐渐都市化的台湾，虽然人口成长，但人口高龄化及都市过度的发展，高密度的居住空间，造成绿地及耕地面积逐渐减少，粮食自给率从1981年的53.8%，逐渐下降到32%，引发粮食安全疑虑（朱淑娟，2011）。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到2050年世界上的高龄者将成长一倍，从2006年的11%增长到22%，同时都市化的速度愈来愈快，截至2007年，全球一半的人口居住在都市，2030年都市人口将增加到3/5。随着高龄人口的增加，高龄者相关问题也日益重要，高龄者的照护及社会环境的应对都需要重视退休后的高龄者生活空间环境是否符合他们的需求，以及社会政策的指标是否足以供应未来高龄化社会的需求，这些问题是值得被探讨。

台北市人口密度居全台湾第一，交通流量十分庞大，处于快速城市化的中期，环境资源瓶颈效应突显，城市的新一轮发展迫切需要转入内涵式、集约化的轨道，城市中传统的农业耕作模式受到极大限制，“垂直农场”成为一种相对可能的选择。“垂直农场”是一种将农业与建筑结合的特殊形式，它打破了农田与城市景观对立的传统观念，将生产性景观引入城市，为未来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全新的绿色空间。

本研究探讨高龄者对于垂直农场的认知及态度，研究目的为：

（1）了解高龄者对于垂直农场认知及态度。

（2）建构适合高龄者的垂直农场型态。

（3）建构小区互助型都市农场，成为绿色交流平台。

2文献理论与回顾

近年来，随着都市规划的不断发展，都市用地日益紧张，都市的建筑和道路已约占都市用地面积的2/3，可用于绿化的面积非常有限，因此，向空中发展实施立体绿化将成为今后都市园林绿化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张育森，2003）。而永续议题、食安问题与高龄化社会，务必为未来社会发展之重要考虑。本研究藉由垂直农场与高龄者居住环境相关议题进行探讨。

2.1垂直农场发展及问题

垂直农场也叫立体种植农场，是把田地向多层建筑的楼层化农场发展，在人工修筑的多层建筑物里，充分利用可循环的能源和温室技术，模拟农田的农作物生长环境，进行各种高效的农业生产。垂直农场的概念最早由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环境卫生学及微生物学名誉退休教授迪克森・戴斯波米尔（DicksonDespommier）于1999年提出，该思想的提出主要是基于世界粮食安全和生态环境的考虑，希望利用垂直农业的生产模式为人类食物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一条新的有效途径。

垂直农场之推广之优点，本研究整理几位学者对于垂直农场之相关研究进行探讨，整理如下。

（1）可以充分利用土地，让农场往高处发展，可以节省耕地面积，充分利用城市空间。

（2）垂直农场里，通过雨水收集系统、中水系统等环保技术，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物转化成清洁的能源.或者净化污水。

（3）把城市的“钢筋混凝土森林”，变成真正的充满绿色和生气的绿色森林。

（4）调节城市的微气候，保护整个生态环境，为节能减排做出巨大贡献。

（5）提供大量的休闲空间.解决城市居民休闲需求。

（6）垂直农场可以为城市提供大量就业机会，让在城市中的农民有机会从事自己熟悉的行业，为城市的发展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让城市的失业率、犯罪率减少（廖本闵，2012;陈旭铭，2012）。

（7）垂直农场可增加农产量，全世界的农业生产率可达到现在的10倍或者更多，部分农作物的产量可提高50倍或更多。

（8）节省运送蔬果到各地时的挤压及浪费，过去运输的过程中，大约有20%都会遭到挤压或变质而导致浪费（周立勋，2014）。

垂直农场之潜力不仅提升永续议题、景观美化及食安问题，李雁冰（2011）指出感知觉在立体绿化中的体现指出立体绿化不仅是视觉设计而已，而是具有听觉设计、触觉设计与嗅觉设计，如设配置结构和布局可以有效地阻挡噪声传播、芳香植物对环境氛围的营造起香化的作用等。垂直农场最严苛的挑战，在于能源日照问题。在摩天垂直农场成长的农作物，虽可以得到自然光照，但远不够其成长所需，若要提供人工日照，所需成本就会比传统农场多出好几倍，依陈旭铭（2013）指出垂直农业所面临的问题：技术的问题;效益问题;认知度的问题;政策问题;污染问题。依上述论文发现垂直农场无疑是一种很理想的农业和城市问题结合理想方案。

2.2高龄化社会与居住环境

银发族又称为高龄者，高龄化是21世纪三大世界性难题（全球暖化、全球反恐、全球高龄化）之一，人口的快速增加和老龄化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所谓“人口老龄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个时期之内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相对比例不断上升的现象和过程（王丽蓉、杨锐，2012）。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到2050年世界上的高龄者将成长一倍，从2006年的11%增长到22%，同时都市化的速度愈来愈快，截至2007年，全球一半的人口居住在都市，2030都市人口将增加到3/5。依据台湾内政部门统计处调查显示，2012年12月底，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率已经高达15.3%，在未来20年左右会增加近1倍，随着高龄人口的增加，高龄者相关议题也日益重要（陈怡璇，2012），高龄者的社会环境及生活空间环境的应对需要重视。

以黄盈桦、李佩真（2013）研究指出高龄者大部分选择目前的房子养老，满意目前居住状况，并且愿意对高龄者服务额外付费。如何让高龄者在原有小区及居家环境成功老化，成为社会关注之焦点。

Menec（2003）将高龄者参与日常活动分类为三种类型：社交型（social-active）、单独型（solitary-active）、产出型（productive-active），他发现高龄者参与日常活动中的产出型活动，将会对成功老化产生正向的影响。产出型活动定义为：具生产性的行为、有收获的活动园艺或家事劳务活动，并且能够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社交价值及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开放性活动，产出型活动包含志愿服务活动与有偿工作。

Warburton，Paynter，&Petriwskyj（2007）在一项有关澳洲高龄者参与产出型志愿服务活动的研究结果中指出，一个身心健康之老人可以为家庭与社会作出许多贡献。不同类型的产出性活动会对高龄者的成功老化带来正面影响。期望未来小区推广更多产出型活动，建立友善成功老化之居住环境。

2.3“垂直农场”与“银发族居住环境”

综合以上文献了解都市化影响、永续议题、食安问题以及高龄化问题，“垂直农场”是一种将农业与建筑结合的特殊形式，它打破了农田与城市景观对立的传统观念，将生产性景观引入城市，为未来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全新的绿色空间（王丽蓉、杨锐，2012）。并由上述产出型高龄者成功老化相关文献，垂直农场建构高龄者居住环境成为相对可能的选择，将充分运用土地的“垂直农场”理念引入到高龄者居住环境中，景观结合生产，创造出绿色、健康友善的高龄居住环境。

王丽蓉、杨锐（2012）提出一种全新的以“垂直农场”景观构建为依托的小区养老模式。该模式将“都市托老所”、“垂直农场”等新理念应用其中，灵活地重组老人、子女、小区养老机构与志愿者之间的关系，重新加强老人与社会、与家庭之间的纽带，创造了绿色健康的养老空间。每日适当的耕种活动又能让老人重新收获社会认同感，是一种积极应对老龄化问题的表现。

由于上述提及高龄者产出型日常活动，对于成功老化正面影响，以上述垂直农场推广阻碍问题，提及认知度的问题，当垂直农场作为一种新生事物，要想取得社会认知度，必须要有足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按照上述的分析，建造这个农场的投入和产出完全不成比例，要想获得社会认可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要想获得社会认同，唯一途径就是解决前述一系列矛盾，降低垂直农场的建造和运行成本，增加社会功能，提高效益。群众的认知度：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人们的观念也日益开放，乐于接受新生事物，但总体来说，人们更容易接受天然种植食物，垂直农场中的作物可能更有营养值、更安全，但人们可能会觉得吃的是“实验室中的实验品的感觉”，要人们完全接受还要时间（陈旭铭，2013）。蔡F霖（2014）在民众对于垂直绿化认知及态度指出高龄者对垂直绿化处于冷漠型之状态（对于垂直绿化认知与态度偏低）。

依上述论文发现垂直农场无疑是一种对于未来农业及未来城市问题结合理想方案，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垂直农场需面临种种实际的问题，是否解决这些问题，使垂直农场不再是乌托邦之设想，是此研究最大的挑战。

3调查与方法

3.1研究范围与对象

整理60岁以上高龄者对于垂直农场之感知，探讨高龄者对于垂直绿化与垂直农场认知、满意度、偏好及态度。

3.2研究方法

本研究为了探讨高龄者对垂直农场的心理感知、偏好探讨，透过相关理论、文献探讨与访谈建立资料，藉由案例调查、访谈法、问卷调查法等研究方法来进行，本研究将其相关定义及方法等分述如下。

3.2.1问卷调查法

透过文献回顾、实地勘查及访谈后之整理调查结果，了解垂直农场认知问卷之问题，建立问卷内容，发出163份，有效回收问卷163份，无效问卷0份，透过SPSS分析方式依序针对认知、满意度、偏好及态度各阶段进行问卷调查，了解高龄者对于垂直农场的认知与态度。人们完全接受还要时间（陈旭铭，2013）。蔡F霖（2014）在民众对于垂直绿化认知及态度指出高龄者对垂直绿化处于冷漠型之状态（对于垂直绿化认知与态度偏低）。

3.2.2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问卷回收结果，以SPSS17.0软件中文版作为数据数据分析方法，所得数据经整理与编码后，进行验证与分析。以下述两个部分进行分析：

（1）叙述性分析：针对调查个人样本背景进行项目调查，包括性别、教育程度、职业、垂直绿化建筑物之使用者、相关背景，以配合问题项目因子进行调查，利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次数分配统计，以了解影响自变项与依变项因子之关系。

（2）单因子变异数分析：只有一个自变项的变异数分析，检定平均数之间是否有显着差异（One-wayANOVA）的统计方法，将调查样本中的个人资料设为自变项，问卷题目作为依变项，依自变项和依变项之间的显著性数值，作为判断因子是否为影响因素，显著基准P<0.05为显著性（以*为记号）、P<0.01为较显著性（**为记号）、P<0.001为极显著性（***为记号），同样运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分析，并建立数据显著差异表，作为分析及解读相互关系，以达本研究之目的。

4结果与分析

4.1个人样本属性分析

本研究就受测者作基本背景资料调查，受测者共163位，其中男性94人，占全样本数57.7%，比例高于女性;教育程度中最高为高中职，占总样本30.7%;职业调查中以退休者比例为最高，占总样本23.3%;本身具有设计类（建筑、景观与园艺）相关背景中无具有相关背景之受测者为最高，占81.6%;家中或工作地点是否有垂直农场或绿化中家中或工作地点无垂直农场或绿化者为最高，占76.7%，个人资料样本信息如表1所示。

问卷分析结果其Cronbach’SAlpha平均值为0.875，项目个数为5，相关文献一般认定Cronbach’SAlpha值>0.70代表有相当之可信度，表示本研究问卷具有良好信度。

4.2高龄者对于垂直农场之认知与态度

整体受访者对于垂直农场认知中高达74.2%的民众接受垂直农场，仅有25.8%的受访者不接受垂直农场。受访者表示了解垂直农场的有52.8%，不了解垂直农场的达47.2%。而整体受访者对于推动垂直农场态度中，愿意以垂直农场提升邻里互动占79.2%、推广都市农场占78.5%、推动绿化占73.6%、住家推动垂直农场占67.5%，主动照顾植物成长占61.4%。

本研究为了探讨分析高龄者对于垂直农认知态度之影响因子，拟定下列的假设：

假设（一）高龄者居住环境中，教育程度对于垂直农场之认知有所差异。

假设（二）高龄者居住环境中，受访者家中设置垂直农场或绿化对于愿意主动照顾植物成长之态度有所差异。

4.2.1问卷调查法

为得更深入分析结果，本研究将个人属性与垂直农场之高龄者认知效益问题项做交叉分析后，整理成显著差异表（表2）。

依照表2所整理之显著差异表后，统计出职业变项最具显著性差异，其次依序为年龄、教育程度，故本研究接着以显著性项目进行交叉分析，依据交叉表格内容整理成描述性分析，进而了解其相互之间关系。

4.2.2高龄者对于垂直农场之认知差异

依照上表所整理之认知显著差异表后，统计出教育程度对于垂直农场之了解及相关背景对于垂直农场之了解最具显著性差异，说明如下。

（1）教育程度对于是否了解垂直农场之认知差异。垂直农场之认知度在教育程度中，大专院校以上受访者为了解垂直农场，达27.9%认同度，小学受访者不了解垂直农场者，达37.7%，此问项显示出，教育程度的高低会影响了解垂直农场之认知。

（2）相关背景对于是否了解垂直农场之认知差异。垂直农场之认知在设计（建筑、景观与园艺）相关背景上而言，普遍均不了解垂直农场，其中以不具有设计相关背景受访者，高达93.5%不了解垂直农场，显示相关背景为非主要影响垂直农场认知之主要因素。

4.2.3高龄者对于垂直农场之态度差异

依照上表所整理之态度显著差异表后，统计出教育程度对于主动愿意照顾植物成长、教育程度对于参与推动垂直农场、职业对于参与推动垂直农场及家中设置垂直农场或绿化对于愿意主动照顾植物成长最具显著性差异，故本研究接着以显著性项目进行交叉分析，依据交叉表格内容整理成描述性分析，进而了解其相互之间关系。

（1）教育程度对于主动愿意照顾植物成长与愿意参与推动垂直农场之态度差异。教育程度的高低会影响主动照顾植物的成长与推动垂直农场之态度，教育程度越高接受度越高。大专院校以上受访者愿意主动照顾植物成长，达62.9%，推动垂直农场，达48.4%认同度，小学毕业受访者不愿意主动照顾植物成长，达94%，不愿意推动垂直农场，达91.4%的负面态度。

（2）职业对于愿意参与推动垂直农场之态度差异。参与推动垂直农场之态度在职业类别中，家管持最负面态度，高达57.1%，其次为自由业及工业，各占14.3%;高度意愿推动垂直农场的职业则为退休者，达22.2%，其次为服务业，占19.4%。

（3）家中设置垂直农场或绿化对于愿意主动照顾植物成长之态度差异。主动照顾植物成长之意愿中，居家中设置垂直农场或绿化者，高达79%，显示家中设置垂直农场或绿化对于愿意主动照顾植物成长有所差异。

5综合讨论

经由问卷调查60岁以上高龄者对于垂直农场认知及态度意见，进行分析，未来对于垂直农场适合应用之高龄者，本研究为以下建议。

（1）垂直农场之高龄者认知偏好中，经调查数据显示教育程度为小学毕业者最不了解垂直农场，最了解垂直农场者为大专院校以上毕业者，且不具有相关背景的受访者，最不了解什么是垂直农场。分析中显示所受的教育程度高低及是否为相关背景，会影响高龄者对于垂直农场的认知，因此建议小区增设垂直农场推广中心，邀请专业师资开班授课并举办相关活动，让教育程度低或不具相关背景的居民也可充分认识垂直农场。

（2）高龄者之垂直农场态度差异中，主动愿意照顾植物和参与推动垂直农场，教育程度为小学毕业者皆呈现负面态度，由此分析结果得知教育程度越低的受访者对于劳动及参与，皆为负面意愿，因此建议小区针对教育程度较低及对于垂直农场未具有兴趣的居民开始推广种植，以一户一农场，户户绿交流，使垂直农场成为高龄者与邻里间互相分享种植乐趣与成就的绿色交流平台，进而提升高龄者对于垂直农场的参与意愿，达到友善成功老化之永续居住环境。

（3）退休者在参与推动之垂直农场中持高度意愿，经职业对于参与推动垂直农场意愿有所差异，故研究调查显示高龄者参与收获之活动园艺或家事劳务活动，能够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社交价值及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对成功老化产生正向的影响，因此建议设置垂直农场于高龄者家中之墙面或阳台，照顾蔬果成为高龄者生活娱乐方式，满足心理成就感及维系邻里、亲朋好友之情感。

（4）家中设置垂直农场或绿化持高度的意愿，显示垂直农场对于愿意主动照顾植物成长有所差异，因此建议设置高龄者垂直农场，经研究显示调查为了易于蔬菜类的收成，高度放置应以地面起30～150cm，此高度为高龄者种植操作之最佳高度。

6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主要探讨高龄者对于垂直农场认知及态度。经SPSS分析并综合讨论后，整理出高龄者对于垂直农场认知及态度结果与建议。

垂直农场破除都市是个水泥丛林的说法，将建筑物所占领的土地，在外墙面上还给大地一块绿色的栖地，让都市除了公园以外，在小区、家中也可以拥有绿色的景象。或许一开始民众难以接受，但透过环境教育以及周围居家环境改造，达到实质效益成果呈现，小区居民逐渐在改变自己的想法，也让生态小区理念逐渐成形中。本研究透过问卷调查高龄者，结论如下。

（1）高龄者居住环境中，教育程度的高低确实会影响高龄者对于垂直农场之认知，教育程度高的高龄者，高度认知垂直农场有别于教育程度低的受访者，显示教育程度的高低有助于高龄者对于垂直农场的认知程度。

（2）高龄者居住环境中，垂直农场或绿化环境的有无，确实会影响高龄者对于垂直农场的接受程度，当高龄者普遍愿意主动照顾植物成长时，高龄者普遍接受垂直农场。

在大楼林立的都市中，推动垂直农场，将生产性景观引入城市，让高龄者和小区居民及家人可互相交流种植之蔬果，形成心理成就，同时解决现今严重的食安问题。期望由小区住家设置垂直农场，以点、线、面形成一完整生态小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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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r.Dickson，D.垂直农场：城市发展新趋势[M].林慧珍，译.新北：马可孛罗出版社，2012.

[3]陈旭铭.中国发展建设城市垂直农场的前景探讨[J].现代商贸工业，2012（20）：96.

[4]李雁冰.人体工程学在城市立体绿化中的应用[J].美与时代（上半月），2011（9）：61.

[5]王丽蓉，杨锐.以“垂直农场"景观为依托的都市托老所营建[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2012（12）：2.

[6]陈怡璇.居民对社会住宅观点之探讨――以松山区宝清段为例[C]//台湾建筑学会.第二十四届建筑研究成果发表会.台中：朝阳科技大学建筑系，2012.09.22：A1～A7.

[7]黄盈华，李佩真.初探高龄者的在地老化与服务需求[J].物业管理学报，2013（4）：1.

[8]周立勋.建设空中绿洲――“垂直农场”的探索[J].中国园艺文摘，2014（8）：219～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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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Belinda，Y.&Wong，N.L.Resident perceptions and expectations of rooftop gardens in Singapore[J].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2005（73）：263～276.

生态农业市场研究篇3

乡村旅游、生态农业旅游在欧洲地区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因此欧洲地区的相关研究较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从宏观角度上，西方国家对生态农业旅游的研究主要围绕生态农业旅游的概念、生态农业与旅游的关系、旅游现象的描述以及生态农业在旅游业中的地位等方面展开的。

1．生态农业旅游客源市场结构方面。学者BrittanyRussell对生态农业旅游的客源市场结构做出了详细分析，总结出生态农业旅游市场的结构呈现出两方面特征，一是客源主体的受教育水平较高，另一方面是他们的经济条件较好。他们选择生态农业旅游这种方式，不是因为其收费低廉，而是为了寻找在城市失去了净化空间和尚存的自然文化氛围。他们参与农业劳动追求的主要是精神享受而不是物质享受。

2．生态农业旅游发展模式方面。丁小伦就国外生态农业旅游园区的主要发展模式进行了系统总结，将生态农业旅游园区分为三大类，即示范农场（DemonstrateFarm）、假日农场（HolidayFarm）与试验农场（ExperimentFarm），其中假日农场即为开展生态农业旅游的主要基地，以日本爱知县的“空中花园”、新加坡等国的“耕种社区”为例，又对假日农场做出了更进一步的分类，其中包括观光农园、农业公园、教育农园、森林公园。观光农园即在城市近郊或风景区附近开辟特色果园、菜园、花圃等，让游客亲自摘果、种菜、赏花、采茶等，享受田园乐趣；农业公园即按照公园的经营思路，把农业生产场所、农产品消费场所和休闲旅游场所结合为一体；教育农园主要以农业生产和科普教育功能为主，颇具代表性的有法国的教育农场、日本的学童农园等；森林公园多以林为主，辅以多变的地形、开阔的林地、优美的林相和山谷、奇石、溪流等复合生态群体。

3．生态农业旅游的制度建设体系方面。日本与韩国在生态农业旅游规范制度的体系建设方面较为关注。1990年日本颁布实施《修建市民农艺促进法》，对生态农业旅游用地做出了明确规定，同时以法律的形式使农业用地开设观光园这一行为合法化，从而促进农业旅游活动的较大发展；韩国政府对观光农园的规模限制也随着生态农业旅游的发展而越来越松弛，由最初的最大规模限制在0．02km2到如今的0．05km2，同时在资金与政策上对观光农园的发展给予支持，除此之外还包括对生态农业园区的申请、可行性评估以及对园区发展规模的确定，均给出了明确的依据与法律规定。另外，国外很多学者还对生态农业旅游产品的生态化设计等方面做出了专门研究。

二、国内城郊生态农业旅游研究综述

借助CNKI数据库的搜索引擎，本文采用与“生态农业旅游”和与生态农业旅游相近的“农业生态旅游”、“农业旅游”、“休闲农业”、“观光农业”、“乡村旅游”作为主题词，检索了1993年到2011年的中文期刊数据库，通过分类统计，总结国内生态农业旅游研究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详见下图）：

1．生态农业旅游的概念或内涵研究。目前我国学者对生态农业旅游名称本身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生态农业旅游单从字面意义上就有两种不同的组合方式，即“生态＋农业旅游”类与“生态农业＋旅游”类。

1．1“生态＋农业旅游”类概念。卢云亭、李瑾、郑秀娟等认为“凡是能够给游客带来土趣、野趣、奇趣、异趣，同时具有观赏、休闲、科考、健身、阅历等不同旅游功能的农业均可称为生态农业旅游”。该类定义并未对“生态”一词做出解释，此处的“生态”仅仅是“农业旅游”的一个前缀，成为了修饰农业旅游的一个标签，这种概念的理解可以直接等同于对农业旅游的理解。

1．2“生态农业＋旅游”类概念。该类定义将“生态”与“农业”连为一体即生态农业，强调旅游开发的基础是生态农业，而不是一般的农业资源，将科学的生态农业生产和旅游融为一体，扩大生态农业的“三生”功能（即生产、生态、生活功能）。随着生态农业的发展，近几年这类概念普遍得到认可。江金波、严贤春、崔娜娜、李广宏、谢雨萍、任冠文等认为生态农业旅游是以生态学原理为指导，以生态农业建设为基础，以农业观光、农艺与科技示范、休闲度假为旅游实体，同时为游客提供广泛参与和体验的农业生产、农产品采摘、加工等旅游活动。

2．生态农业旅游开发意义与功能研究。问建军、汶录凤、张青衫、伍海琳、范晓梅、吴莹、李广宏、高璐、刘玲等分别从生态保护、经济发展、旅游扶贫、环境教育等方面对生态农业旅游的开发意义做出了详细的阐述。

生态农业市场研究篇4

一、生态旅游农业的概念

旅游产业在外国发展得比较早，也比较成熟。 非洲的肯尼亚国家是开展生态旅游最早的国家，也是开展得最好的国家之一。肯尼亚政府于1977年就实行完全禁猎制度，以保护国内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并保持非洲国家独特的村野自然风光，以此特色吸引游客到肯尼亚参观旅游。早在1989年开发生态旅游就使肯尼亚就获得高达3.5亿美元的经济收入。默西哥的谢贝洛斯？拉斯喀瑞（CeballosLas-curian）在1986年召开的一次国际旅游会议上提出了生态旅游的概念得到确认，他指出生态旅游是游客前往没有被污染、被破坏、生态环境良好的自然区域进行对当地自然风光、野生动植物和风俗习惯等欣赏、参与、研究活动（郑铁，2007）。

生态旅游农业是生态旅游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其中的一种新形式。生态旅游农业在180多年前的19世纪30年代的欧洲就出现了。郑铁（2007）认为生态旅游农业是指人们根据现代农业和现代旅游业的各自特点，充分利用现代农业生产与农村优美的环境空间、丰富多样的自然生态资源和农村独特的民俗风情与现代旅游业结合起来，开发出能让游客参与、体验、休闲、娱乐、教育等项目的一种新型旅游农业。

二、生态旅游农业的发展过程

张莹、何佳梅（2005）认为，外国生态旅游农业的发展经历了4个阶段：第一是兴起阶段。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的“农业与旅游全国协会”推荐游客到农村去参加农业生产，购买、品尝新鲜农产品，从中得到特别的乐趣，这是“旅游农业”的开始。第二是发展阶段。20世纪中后期，世界各国建立了许多观光农园，以游客观赏为主，生态旅游农业得到迅速发展。第三是扩展阶段。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出现了游客参与性强的度假农庄。第四成熟阶段。生态旅游农业注重让游客体验农村、农业的“原汁原味”，注重原生态。

我国生态旅游农业于上世纪80年代在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出现，如今已有长足的发展。观其发展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农家乐型（主要是游客到农村参观游玩），第二阶段为农业娱乐型（主要是游客到各类农业观光园参与农业生产等等活动），第三阶段为乡村度假型（主要是游客到农村体验生活为主，以到乡村度假为主要目的）。

三、生态旅游农业的发展类型

关于生态旅游农业的发展类型，从相关研究文献来看，外国主要有三大类型的生态旅游农业：

（1）传统观光型旅游农业。主要以都市人比较不了解的农业生产制作过程作为旅游开发卖点，在城市郊区或交通便利的乡村建设有农业特色的花园、菜园、果园、茶园等，招揽游客到园内赏花、拔菜、摘果、采茶等活动，享受田园无限乐趣。

（2）都市科技型旅游农业。主要是在都市周边建立高新技术的现代农业生产园区，以提供农产品和农业观光为主，同时也相应建有一定的娱乐场所。

（3）休闲度假型旅游农业。主要是让游客到农业园区进行休闲度假、观光娱乐、垂钓住宿、生态体验等各种旅游活动。

我国生态旅游农业的类型主要有：（1）综合性观光农庄。（2）森林公园。（3）乡村民俗文化型。（4）海洋观光旅游。

四、生态旅游农业的发展情况

蒋建明（2009）介绍了生态旅游农业在几个国家的开展情况：新加坡近年来建设了10座农业科技公园，发展现代高科技农业和观光旅游业，让游客观赏动植物，而且可能尽情品尝农产品，让游客既有眼福又有口福，乐在其中。日本则大力发展观光农园和务农旅游，游客可以在观光农园内自由地参观，采摘鲜嫩的野果，参与农业生产劳动，还可以带走一袋自己采摘的新鲜农产品。韩国发展周末农场，主要建在大城市周边的农村，吸引市民到农场参与农业劳作、休闲、度假等等旅游活动。美国的农场可以让游客在农场的果园里采摘水果，随便品尝，不用另外付费，只需将离开农场时采摘的水果过称付款，非常实惠，游客们都非常开心愉快的。马来西亚开发的农林旅游区，距离首府吉隆坡35公里，以突出的自然生态属性为主要特点，以发展农林业旅游观光为主，吸引游客。瞿兆赛、曹林奎（2006）介绍了法国和意大利农业旅游的情况。农庄旅游在法国近年来得到迅速发展，占到法国全国旅游业1/4的收入，以“欢迎您到农庄来”作为主要旅游卖点招揽生意。意大利的城市居民利用周末或假期去到农村进行农业劳作，体验农村生活，在农村休闲度假，过绿色假期，较好地带动了意大利农村经济发展。

生态旅游农业在我国的发展比较迟，生态旅游概念在1993年9月才得到认知。近几年来中国国家旅游局陆续举办了“2006年中国乡村游”、“2009年中国生态旅游年”等主题旅游年活动，推动了全国各地农家乐、生态农业观光、度假休闲农庄、民俗自然村等多种模式的乡村旅游，间接推动了生态旅游农业的发展（朱智，2011） 。从40多年前的20世纪80年代广东省深圳市举办荔枝节以来，生态旅游农业在全国各省市得到迅速发展，呈现出一遍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如重庆市2006年实现生态旅游农业收入近6亿元；西安市2008年发展观光农业面积约1.83万平方公里，旅游农业观光园区83个；河北省2013年有1800个村落开展乡村旅游，农村生态旅游农业经济收入超过70亿元；吉林省2008年全省乡村旅游接待游客4500多万人（次），旅游经济总收入高达450多亿元；福建省苍坂农场2007年开展农场生态旅游农业经济收入达到2000多万元，显示出生态旅游农业独特的经济优势；四川省成都市近年来大力发展以“春季赏花、夏秋赏果”为主要形式的生态旅游农业，每年的阳春三月举办的“国际桃花节”，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参观游玩，旅游经济收入达到近2000万元。据不完全统计，到2010年底，全国发展有1.8万多个生态旅游农业园区，150多万家乡村农家乐，年接待游客达到4亿多人次，对促进农民经济增收起到重要的作用（邱继勤，2009；郭良，2013；刘宇鹏、胡士杰，2013；米冰、焦爱丽，2012；郑海明，2008；彭明勇，2005；刘英俏、李丹丹、蒋银郡、腾越坤，2013）。

五、我国生态旅游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生态旅游农业是城市居民为满足追求大自然绿色生态环境和农村原汁原味生活体验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旅游农业活动，它把农业与旅游业紧密结合在一起，是一种新兴的、功能复合的产业。在我国虽然出现较晚，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态农庄”、“观光农业”、“绿色果园”等概念层出不穷，生态旅游农业很快就成为都市人的一种时尚。但是由于生态旅游农业发展时间短、起点低、认识不到位等各种因素，对生态旅游农业健康发展非常不利，这也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朱方胜（2011）认为，安徽省安庆市宜秀区生态旅游农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有：①效益不高；②经营方式落后；③硬件设备差；④思想认识不足；⑤缺乏科学管理。

邱继勤（2009）认为，重庆市发展生态旅游农业存在问题有四个：①区域产业布局失衡；②产品单一，没有特色；③管理不规范；④经营模式不科学。

学者们认为，我国的生态旅游农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有：①思想认识不到位；②缺乏生态规划和科学指导；②盲目开发，同质化严重；③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破坏自然资源；④投入资金不足，服务设施不全；⑤管理不科学，服务不到位；⑥服务人员素质低，培训少；⑦缺乏指导，政策扶持不够；⑧产业化层次低；⑨生态科学宣传不足（刘年艳，2010；杨学峰，2007）。

从所看到的研究文献看，大家对国内生态旅游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看法相似，这也反映了我国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主要问题和原因。

六、我国生态旅游农业发展对策

杨学峰（2007）认为，我国发展生态旅游农业应遵循以下原则：①生态系统原则；②可持续发展原则；③多元化原则。

大多数学者们认为，发展生态旅游农业的对策是：①政府重视，提高认识；②重视宣传，增加经济效益；③发挥资源优势，突出特色；④合理适度开发，持续发展；⑤科学管理，加强人员培训；⑥拓展市场，服务到位。⑦保护好生态环境，做好生态旅游农业规划。学者们进一步建议开发生态旅游农业各种有本土特色的产品：①森林度假旅游产品；②奇花异草观赏旅游产品；③瓜果采摘品尝旅游产品；④“三高”生态农业旅游产品；⑤渔业观赏旅游产品；⑥民俗文化旅游产品；⑦生态旅游农业度假区；⑧生态旅游农业园（刘英俏、李丹丹、蒋银郡、腾越坤，2013；张靖、李爱萍、贾崇建，2009；朱智，2011）。

七、对国内外研究文献的简要评价

国外研究文献对生态旅游农业的研究多在两个领域，一是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有关理论的完善与补充；二是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某一农业区域或农业企业发展生态旅游农业进行介绍、评价并提出对策。国内研究文献对生态旅游农业的研究多聚焦在以下几点：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现状、取得的成绩、主要问题与原因分析，以及推动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思路、模式和建议等方面；也有部分研究文献对广东省和河源市的生态旅游农业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

八、河源市发展生态旅游农业的意义

河源市于1988年建市，位于广东省的东北部，东江的中上游，地处粤、赣两省交界处，是纯客家的地级市，管辖源城、东源、连平、和平、紫金、龙川5县1区，102个乡镇或办事处。全市土地总面积1.58万平方公里，是农业大市。

历届河源市委市政府都高度非常重视发展生态旅游农业，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和措施，投入了大量资金，大力改善旅游基础设施，建成了一批生态旅游观光项目，使河源市的城市品位得到极大提升，旅游业发展迅猛，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河源市是环珠三角城市，是“珠三角的后花园”、“广东绿谷”。境内具有丰富的人文自然生态景观资源，逐步打造了“客家古邑、万绿河源、恐龙故乡、温泉之都、红色经典”的旅游名片。优越的地理环境、优美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历史人文景观成为河源市发展旅游产业的良好资源，为高效发展河源市生态旅游农业奠定了深厚的物质基础。

河源市发展生态旅游农业有着重要的意义。（1）发展生态旅游农业可以拉动河源市的第三产业发展，拓展农村农民就业途径；（2）生态旅游农业是河源市旅游产业实现健康发展的最优途径之一；（3）发展生态旅游农业是河源市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平衡的着力点；（4）发展生态旅游农业可以增加河源市农村集体和农民经济收入，加快脱贫致富；（5）发展生态旅游农业是河源市实现扶贫开发目标有力抓手；（6）建立农民与生态旅游农业企业之间利益的双赢机制，促进社会和谐。

参考文献：

[1]曹瑞.浅析娄底市休闲观光农业的现状与对策[J].中国乡镇企业，2013（6）.

[2]郭丽.云浮生态旅游农业开发的困境与出路[J].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8）.

[3]郭良.浅析西安生态农业观光旅游的开发[J].网友世界，2013（10）：68.

[4]季光照.建设“三带、三业、八区”打造生态农业旅游度假区[J].中国农垦，2013（510）.

生态农业市场研究篇5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市场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社会供给日益丰富，局部甚至出现了供过于求的现象，农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规模小而分散的“小农户”在面对“大市场”时就暴露出诸如获取市场信息困难、市场议价能力弱、资本不足、技术推广缓慢、物流体系不畅等问题，农业的发展当前面临着极大的困难，能否顺利的实现转型和跨越不仅关系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影响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日本、美国在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过类似问题，通过对其农业发展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面对这种情况，农产品的生产往往会出现集聚现象，其中某些还会逐步发展成为在一国市场内占有较高市场份额的主产地，这种主产地在直接生产成本、交易费用、销售渠道、组织程度、市场议价能力以及竞争手段与策略方面具有明显的市场优势，能够增加农民收入并促成农业的转型与升级。可喜的是，经过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尤其是1985年国家放开蔬菜生产之后二十多年的持续发展，我国部分农产品的生产也初步显现了集聚之势，如大蒜、黄瓜等蔬菜的集中程度日益提高，农产品的生产布局出现了竞争导致的集中和变动，真正意义上的农产品主产地在我国正快速形成，农业的区域化布局、专业化分工已成必然趋势①。因此，为了更好地把握这种趋势，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农产品的生产经营，更科学地制定农产品布局政策，更好地促进农民收益的增加，实现全国农产品生产的协调，全面提升我国农产品竞争力，对农产品产地间竞争模式、规律进行研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是经济学家研究的主要对象，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学者对农产品生产的集聚以及产地间竞争，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研究与认识，并且制定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政策制度。我国在农产品竞争力提升方面也已经采取了很多积极措施，积累了很多经验，但仍有很多困难。在中国经济领域的诸项改革中，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是迄今少有的几项矛盾最集中、情况最复杂的改革之一。导致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艰巨的原因很多，其中对农产品竞争机制认识的不完全、不深入，调控措施不当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影响农产品的竞争力，哪些个因素起主导作用，影响程度有多大，又是如何影响的？这些方面在不同的产区应该是不同的。不对这些问题做进一步的回答，就难以真正了解中国农产品竞争力在产区间的差异。换言之，如果我们不对参与竞争的主产地竞争力进行分析，那么对某一农产品竞争力的分析也只能是对其进行全国平均数的分析后所得出的结论，只有在对主产地的形成及其竞争力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某一具体农产品的竞争力分析，才是有建设性的分析方法。

    二、研究综述

    对于经济活动的区域布局和分工的研究贯穿整个经济学发展的各个阶段，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学领域的核心问题之一。早在1826年杜能就在其著作《孤立国》中对农业区位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为后续的理论发展提供了视角和基础。进入20世纪，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发达国家农产品的生产逐渐集中，部分农产品出现了在某一国内产量大、市场份额高、市场影响力强的若干主产地，美国、日本等国学者纷纷对这种现象进行了研究和解释，发展成了较为系统的农产品产地间竞争理论。农产品产地间竞争也成为一个广泛涉及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的交叉问题，对其进行审视和研究需要从多学科角度综合运用相关理论。既需要运用农业区位理论考察农产品生产经营的空间位置与空间分布，还需要从产业组织理论、企业管理理论出发，对其竞争力进行综合评价并找出影响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和提升手段。下文就对与本文有关的诸领域研究进行总结与综述，以期为本研究提供基础和借鉴。

    (一)农业区位理论

    农业区位理论主要研究的是农业生产类型随着农业区位而变化的特点和规律，即商品经济条件下农业的生产布局。该理论的奠基者是德国农业经济学家杜能，他在《孤立国》中运用局部均衡方法，在不考虑各地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差异下，阐明了市场距离对农业生产集约程度和土地利用(农业)类型的影响，第一次确立了农业类型的区位存在着客观规律性及优势区位具有相对性等有关农业布局的重要概念。随后，韦伯(1909)提出了“工业区位论”，其和杜能的“农业区位论”的共同点都在于着眼于成本最小、节省运费。但是这种设想的工农业布局模式却是一种过于理想主义的图式，在实践中往往正是由于各地不同的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导致了工农业生产的空间差异。特别是到了现代，农业中交通运输、罐头制造和冷冻技术迅速发展，运费大幅度下降，市场距离在农业土地利用方式决策中日益成为次要因素，农业区位论的直接适用范围更是大大缩小。和杜能试图解释大范围地区宏观的农业区位不同，现代的农业区位论者更多地注意研究具体农场的“农业决策”。影响农业决策过程的各种因素中，不仅包括各种社会经济因素、技术因素、自然因素，还应包括农户的行为因素，如个人业务知识、经验、偏好以及冒险精神，等等。在我国，也有很多学者以“农业区位论”为基础进行了相关研究。傅铭②从“农业区位论”的基础理论出发，对吉林省的农业区位资源进行了定量分析。李瑜、郑少锋③按照农业区位理论和产业演变的一般规律对西部退耕还林地区农业的布局进行了研究。还有的学者对“农业区位论”本身的指导意义和不足进行了研究。付晓东、张西玲④指出了“农业区位论”在地区增长动因和过程分析、地区产业结构及演变分析、地区协调发展等领域问题的不足与缺失。安树伟、梁增泰⑤指出了运用农业区位理论调控农业生产布局与生产要素投入，从而提高经济效益的一般思路和方法。

    (二)竞争理论

    西方古典竞争理论可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竞争理论，假设市场的“自然秩序”以及理性的经济人，强调“看 不见的手”对市场调节的作用，主张自由竞争。在自由竞争理论中，商品交换和竞争过程中，存在着商品和要素价格的自然平均比率，商品的价格在竞争的作用下，围绕着自然价格上下波动。19世纪70年代，西方学者中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理论，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新古典竞争理论。以马歇尔(1890)为代表的新古典竞争理论认为竞争是市场过程最终会实现的均衡状态，在均衡状态下会实现市场均衡以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和谐一致。马克思(1867)的竞争理论是围绕着他的商品价值理论和实践，在剩余价值理论之中展开的。在马克思的竞争理论中，同一部门内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形成商品的社会价值，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竞争决定着商品价值的实现程度。马克思的竞争理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他考虑了竞争过程中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对价值形成和实现的影响，从而在竞争理论中第一次揭示了竞争过程的动态性质。

    现代竞争理论中，熊彼特(1912)提出了动态竞争和创新理论的初步观点，认为竞争经济的实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企业不断通过运用新技术来开发新产品，从而实现所谓的创新。竞争推动着企业不断地创新与技术进步，大企业则逐渐因为创新和技术进步而形成垄断，获得高额利润。克拉克(1950)在创新和动态竞争观点的影响下，提出有效竞争理论，形成现代竞争理论的一个完整理论体系。克拉克所提出的有效竞争是由“突进行动”和“追踪反应”这两个阶段构成的一个无止境的、动态的竞争过程。“突进行动”是先锋企业首先创新运用新的生产技术，推出新产品，开发新的市场等从而获得“优先利润”，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追踪反应”是指随后其他竞争企业开始追随先锋企业的创新模式，以分得优先利润，从而使利润平均化。至此，先锋企业再次创新，其他企业也不断追随，竞争即以这种循环方式不断持续。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竞争理论有了新的发展，形成了哈佛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竞争理论。哈佛学派的S－C－P体系采用市场结构(S)、市场行为(C)、市场成果(P)三个概念，认为竞争决策的目标是保证竞争过程达到有效的市场成果，为了保持有效的市场竞争，获得和谐的市场成果，必须对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进行调节和干预。芝加哥学派则严厉批判了哈佛学派的S－C－P体系，他们认为市场竞争应是一个没有国家干预、由市场力量自由发挥的过程，国家对于竞争的干预应仅限于为市场竞争过程确立制度框架。新奥地利学派的竞争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后，与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同时对反托拉斯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方法论和理论基础不同，但是对垄断的宽容态度和反对政府干预等观点是一致的。

    我国学者也有相应的理论研究。洪银兴⑥认为我国的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要由追求数量增长转向追求质量和效益，以适应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要实现这个转变，必须认识和发挥自身优势，与此对应，在贸易战略上着重突出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他认为，单纯的比较优势，不一定就能成为产品的竞争优势，需要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王宇翔、谢科进⑦曾利用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理论研究我国苹果产业的发展，认为苹果产业的发展应采取以竞争优势为导向，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战略。充分发挥苹果产业的比较优势(生态资源优势、劳动力资源优势、区位资源优势)，深化低级生产要素的使用，培养苹果产业所需要的高级生产要素，重点培养富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提高国内需求品质，满足国际市场要求，完善相关及支持性产业的建设，加强政府支持，充分把握机会，将苹果产业的比较优势充分转化为竞争优势，提高竞争力，促进苹果产业的发展。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竞争理论研究，现有竞争理论主要以动态竞争和创新理论为主流，国内学者主张促进国内产业从比较优势转化成为竞争优势，提高我国产品在贸易中的竞争力，从而占据有利的竞争地位。

    (三)农产品的产地间竞争

    依据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当农产品的生产开始出现过剩时，产地间的竞争则开始显现⑧。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学者着手研究农产品的产地间竞争问题，其中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是。John D. Black的研究。John D. Black⑨认为影响农产品产地竞争力的因素主要包括产地的自然条件、地区条件、资本条件以及制度条件。基于上述研究，美国随后出现了一系列关于农产品产地间竞争方面的实证研究。如Robert L. Jack⑩等对美国东北部肉鸡产业的竞争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美国的肉鸡生产形成了产地，但产地在不同时期因竞争而不断变化，进而运用影子价格建立了产地间的竞争模型，并指出肉鸡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Stephen W. Fuller(11)等则以田纳西州的洋葱为研究对象，采用结构分析法对田纳西洋葱市场价格及市场份额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影响其价格的因素主要是运输等物流成本，而导致其市场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则是晚夏洋葱的上市。

    我国也有部分学者研究了农产品的产地间竞争问题，耿献辉、周应恒(12)利用产地集中度系数和生产规模优势指数测度了我国梨生产的格局变动与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因素，认为我国梨的传统主产地竞争力不断下降，而新疆、陕西等新兴主产地正在形成，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传统产地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机会成本的快速提高和梨的品种选择制约。钟甫宁、刘顺飞(13)认为我国水稻生产布局近年来出现了较大变化，在各区域水稻相对于替代作物的收益差异以及资源条件约束、制度改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南方区和长江中下游区播种面积减少较多而东北区实现了较大幅度增长。伍山林(14)认为中国的粮食生产具有稳定的区域变化特征，农村人均耕地资源和非农业产业就业是这种区域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夏晓平等(15)认为自然资源条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非农产业发展和政府的政策支持力度是决定我国肉羊产地竞争力的核心因素。黄季煜等(16)对山东70个村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认为在以蔬菜生产扩张为主的种植结构调整中，一个地区的市场基础设施的改进和交通设施的完善是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调整的主要决定因素，而现代零售市场和有名无实的农民合作组织则还没有产生积极作用。郑风田等(17)则从农业产业区的角度对影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专业化分工以及交织的区域社会关系网络对于竞争优势的产生具有决定 性作用。综合目前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认为自然因素对农产品产地的影响正日益缩小，而社会经济因素、技术因素作用则在迅速增强。我国农产品生产正在逐步实现从自然布局到经济布局的转变。

    (四)农产品主产地的形成

    关于农产品主产地的形成理论可以追溯至产业集聚理论，因为主产地的形成也是一种广义上的产业集聚现象。最先提出产业集聚概念的是马歇尔(1890)，他认为导致产业集聚的主要原因是外部性，而外部性又可以分为劳动力的市场共享、专业化中间产品和服务以及因企业创新而引发的技术外溢三个层次。此后针对工业区位转移现象，韦伯(1909)通过系统研究劳动力、区位、集聚等因素工业区位集中的影响，提出了相应的“工业区位论”。胡佛(1948)则在沿袭韦伯和马歇尔的分析框架基础上，通过对运输成本的进一步细化，将工业区位论进一步发展成为终点区位理论和转运点区位理论，认为规模经济、本地化、都市化是产业集聚的主要原因。后来人们发现传统的区域经济学将空间因素完全抽象化并忽略所有生产要素的流动成本的相关假设与现实不符，终由迪克斯特和斯蒂格利茨(1977)扩大了传统区域经济学研究范畴，将空间、信息、创新、外部性以及聚集效应等因素纳入了经济活动空间布局的影响因素之中。

    20世纪60年代，以浅见淳之(1989)、武部隆(1993)、崛田忠夫(1995)为代表的日本学者，结合本国农业的生产实践，将农产品产地间竞争理论逐渐发展成为主产地形成理论。其中，崛田忠夫⑦所归纳体系较为完备，该体系从农业生产及内部组织入手，将农产品产地的形成解释为农业生产活动在空间的布局，且主要是受地形与气候的影响并随着时间发生变迁，认为在时空的共同演进下，地域环境相近的农业生产相互依存，逐步展开机能性推展直至确立农业生产地域，即产地，同时依据生产广度与密度、生产方法的特殊性、市场评价、农户组织等因素，将主产地的形成划分为生产地区、产地、主产地、高度主产地四个层次。崛田忠夫的思想对后来日本的农业政策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运用日本学者的主产地形成理论，我国学者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研究。韩曙、黄淑佳(19)认为当时以城市近郊为主的蔬菜生产政策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发展需要。李岳云、卢中华、凌振春(20)对我国蔬菜生产的区域化趋势进行了分析，指出虽然当前我国蔬菜生产的集中化程度不高，但却有向具有综合比较优势区域集中的趋势，并指出这种趋势是由生产者的利益驱动并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和集聚效应所实现的。卢凌霄(21)利用区位熵指标对我国蔬菜生产的集中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全国层面的蔬菜生产有向某些特定省份特定区域集中的趋势，蔬菜的全国性主产地正在形成，并给出了我国蔬菜产地集中的政策建议。周应恒等(22)认为农民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种植决策改变(改为种植主产地蔬菜)，主要是由于农户、生产技术、市场、企业、政府和特定机构发挥相关职能等多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带来了规模经济、外部经济以及机会成本，从而在产地竞争过程中凸显比较优势而形成主产地。

    (五)对现有研究的评述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在以下两个方面已经较为丰富：一是农业生产类型随着农业区位的变化及其规律；二是农产品主产地形成的动因及机理，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和角度。

    但是目前农产品产地间竞争力的研究却较多的选择以比较优势为评价标准，通过局部、静态的分析方法研究制约产地竞争力的因素。这就造成了只能对部分可量化指标如生产成本、要素成本等进行分析，而忽略创新能力、经营组织、社会文化和历史因素的基础作用，同时，更缺乏对农产品不同产地间竞争格局的历史变迁所进行的全面深入的探讨，这都将对农产品产地间竞争问题的现实和理论认识产生制约作用。有的研究虽然阐明了单个产地的行为模式与产地竞争结构的对应关系，但对于产地竞争结构的长期变化仍旧缺乏系统探讨。从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到交易费用理论、竞争优势理论再到近年兴起的动态竞争理论，经济学家对国际贸易、工业企业的竞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相对而言，上述理论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就显得单薄，尤其是动态竞争理论，尚未见到在农产品产地竞争力研究领域的直接运用，因此，对农产品产地间竞争的研究也需要建立一个动态的研究框架。实践证明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也适用于当前农产品的生产经营，无论是农民合作组织的出现、差异化的产品策略、政府政策的支持都可看作生产函数的某种创新，亦会对农产品产地竞争力产生重要影响。

    三、动态的研究框架

    (一)动态分析的理论基础

    农产品的竞争力实际上就是农业内部不同农产品产业的竞争力，即在农产品的生产、集中、加工、运输、销售等过程中所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各种组织的效率在市场上的体现，是农业经济和战略管理学科共同的研究问题。因此，必须将农产品竞争这种经济活动纳入竞争力的一般分析框架中进行考察。

    农业的经济活动具有范围广而边界模糊的特点，从初级农产品到食品之间的产品形态也多种多样，因此，为了界定明确的研究范畴，建立恰当的分析框架，学者们对农业经济活动进行了类别划分。Breimyer(1960)将农业的经济活动划分为三个类别，即初级农产品生产、将饲料转化为动物性产品、食品产品的市场营销。后来这一理论框架主要用以分析资源的所有权与管理、最终消费品与初级产品、价格趋势的关系。在此基础上，Abbott与Bredahl(23)根据由农业到食品产业的各环节及其产品与最终消费品之间的关系，将农业经济活动划分为无差异初级产品的生产、差异性初级产品生产、由初级产品向半加工产品转化、由初级产品和半加工品向可消费品的转化四种类型。无差异的初级产品竞争力取决于生产、运输成本，运用古典的农业区位理论即可对之进行有效分析，此阶段的竞争策略即所谓的“低成本竞争”。由于市场需求的有限，随着生产的逐渐升级，农产品转入“差异型”竞争。

    竞争力是一个经济学与产业组织理论、企业管理理论交叉的范畴，研究竞争力必须从产业组织和企业战略管理的角度出发。Porter(1990)在对国家某一产业竞争力的分析中提出了“钻石理论”(24)，他认为，一个国家某种产业的竞争力取决于四大关键要素，即生产要素(包括天然资源、人力资源、知识资源、资本 资源、基础设施)、需求条件(主要是本国市场的需求)、相关与支持性产业的表现(主要是这些产业和相关上游产业是否有国际竞争力)以及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的表现。四大因素相互作用，加上两个变数较大的因素——政府(其作用主要体现在通过政策调节、创造竞争优势上)与机会(包括重要发明、技术突破、生产要素与需求状况的重大变动以及其他突发事件等)，形成钻石体系。

    波特对产业竞争力的评价方法是公认的运用产业组织理论研究国际竞争力的典范，后来也被许多学者运用到农产品竞争力的分析中来。如Hobbs(25)运用这一理论分析了丹麦猪肉产业获得国际竞争力的过程。丹麦的猪肉产业不具备资源禀赋优势，但是通过产业组织和产业内部的大规模、高度集中的合作，实现了在纵向产业链上的多种创新，包括建立确保产品安全性和提供产品信息的产品追踪体系、专门的市场条款等，显著提高了丹麦猪肉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同时，竞争优势的实现又离不开比较优势的发挥(26)，充分发挥经济的比较优势是波特“钻石体系”中四大关键要素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林毅夫、蔡防、李周(27)指出，只有按照经济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及组织生产活动，产业和整个经济才能最大限度地创造经济剩余，从而创造出竞争理论所重视的“高级生产要素”，遵循比较优势是企业和国家具有竞争力的前提。

    (二)农产品产地竞争力的影响因素

    由于农业生产以及农产品的特殊性，农产品产地的竞争力主要受以下两类因素的影响。

    1.直接因素

    主要包括成本、质量、品牌以及产品差异性。其中成本与质量是基础，是形成产品竞争力的基本来源，与产地的自然条件、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基础设施、农户经营水平以及产业组织化程度等基础因素密切相关。随着农业产业化的不断深入以及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品牌以及产品的差异性对竞争优势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也是农产品产地间竞争日趋成熟的表现。

    2.基础因素

    主要包括农业的自然资源、基础设施、科技水平、农户经营水平、产业组织化程度以及产业政策。其中，农业的自然资源虽然属于初级生产要素，但是对农产品的质量与产量乃至成本都具有较大影响，最终影响农产品的竞争力；农业的基础设施属于农业生产的高级要素，主要影响农产品的成本，进而影响其竞争力；农业的科技水平包括技术开发及技术推广，也属于高级生产要素，是提高产品竞争力的最有效途径；农户的经营水平及产业的组织化程度则直接影响产品的质量与成本以及产业规模，从而影响产品竞争力；产业政策是政府指导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最终提高产业竞争力。

    在上述诸多因素中，如果把分析的着眼点放在产地间的竞争与市场营销战略的关系上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可以把上述因素提炼为以下五个因素，亦即：组织行为、市场结构、农户行为、技术结构、自然属性。同时，产地整体竞争力的增强是五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见图1。

    

    图1　影响竞争力的5个因素

    (三)建立动态研究框架的意义

    结合产业组织理论、营销战略管理以及竞争理论，着重依据上述影响竞争力的五个因素探讨农产品产地间的竞争问题，必然涉及市场结构的变化以及产地经营组织及农户行为模式的对应，因此一定程度上的长期分析是必要的，同时这种分析也必然是一个动态的分析框架。

    建立动态的研究框架，可以弥补我国对农产品产地间竞争研究的不足。从目前农产品竞争力研究的现状来看，国内农产品竞争力研究存在以下两方面的局限性。

    一是研究所依据的理论基础范围较窄。目前盛行的研究大多是从比较优势出发，从产业的角度进行研究。但是，单纯的比较优势不一定能成为竞争优势。因此，只从产业的角度进行研究是片面的、不完整的，还必须针对农产品的产地，从农产品生产运营组织的角度，对其竞争战略和组织的绩效进行研究。所以，对农产品竞争力的研究，应该将产业组织理论与企业战略理论特别是营销战略理论相结合，同时借鉴最新的竞争力研究范式，使我国对农产品竞争力的研究更加全面与深入。

    二是对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认识不充分。现有文献对农产品竞争力的研究片面地集中于供给方面，而缺乏对需求因素的考虑，即农产品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变化对竞争力的影响。同时，现有文献对供给的研究也大多集中于供给中的生产成本，忽略了流通成本。可以说上述对农产品竞争力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已成为国内现有研究的重大缺陷。

    基于以上原因，建立一个较为全面、动态的研究框架，广泛运用产业组织理论和企业战略理论，同时借鉴最新发展的竞争力理论，可以为我国农产品竞争力的研究建立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国内学者对于农产品产地间竞争理论的研究视角，同时通过对农产品产地间竞争过程的观察，总结适应不同类型产地的竞争策略和竞争手段，为我国正在形成的农产品主产地提升其自身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可借鉴的成功经验。

    ［收稿日期］2011－12－19

    注释：

    ①苗齐：《中国种植业区域分工研究》(博士论文)，南京农业大学，2003年3月，第17～18页。

    ②傅铭：《吉林省农业区域优势分析》(硕士论文)，吉林大学，2009年4月，第21～29页。

    ③李瑜，郑少锋：《农业区位理论与西部退耕还林区农业产业布局研究》，《农业现代化研究》2007年第3期。

    ④付晓东，张西玲：《平原农业县如何发展工业经济——以河南省滑县工业发展为例》，《工业技术经济》2004年第2期。

    ⑤安树伟，梁增泰：《陕西省西乡县土地生产潜力与人口承载量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5年第4期。

    ⑥洪银兴：《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兼论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理论的缺陷》，《经济研究》1997年第6期。

    ⑦王宇翔，谢科进：《从比较优势走向竞争优势——以我国苹果产业为例》，《黑龙江对外经贸》2006年第12期。

    ⑧王秀清：《大都市郊区蔬菜产地的竞争策略问题》，《中国农村经济》1996年第9期。

    ⑨John D. Black, "Social Implications of the Restriction of Agricultural Outpu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une, 1931.

    ⑩Hui-Yuan Chen Wu, Robert L. Jack, Dale Colyer. The Northeast and Interregional Competition for Broilers. NJARE, April 1985.

    (11)Stephe n W. Fuller, Oral Capps, Jr., Haruna Bello, Cart Sharer. Structure of the Fresh Onion Market in the Spring Season: A Focus on Texas and Its Competition. Wester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December 1991.

    (12)耿献辉，周应恒：《从集中走向分散：我国梨生产格局的变动解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9期。

    (13)钟甫宁，刘顺飞：《中国水稻生产布局变动分析》，《农业技术经济》2007年第9期。

    (14)伍山林：《中国粮食生产区域特征与成因研究——市场化改革以来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00年第10期。

    (15)夏晓平，李秉龙，隋艳影：《中国肉羊产地移动的经济分析——从自然性布局向经济性布局转变》，《农业现代化研究》2011年第1期。

    (16)黄季焜，牛先芳，智华勇，董晓霞：《蔬菜生产和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因素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07年第7期。

    (17)郑风田，顾莉萍：《准公共服务、政府角色定位与中国农业产业族群的成长——山东省金乡县大蒜个案分析》，《中国农业观察》2006年第5期。

    (18)崛田忠夫：《産地生不流通論》，東京：大明堂，1995年。

    (19)韩曙，黄淑佳：《关于蔬菜商品生产基地新格局的思考》，《商业时代》1989年第7期。

    (20)李岳云，卢中华，凌振春：《中国蔬菜生产区域化的演化与优化——基于31省区的实证分析》，《经济地理》2007年第3期。

    (21)卢凌霄，周德，吕超，周应恒：《中国蔬菜产地集中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山东寿光批发商数据的结构方程模型研究》，《财贸经济》2010年第6期。

    (22)周应恒，谢美婧，熊素兰，周威山：《江苏邳州大蒜主产地形成机制研究：农户规模化种植视角》，《农业经济问题》2010年第9期。

    (23)Maury E. Bredahl, Philip C. Abbott, and Michael R. Reed Competitiveness in International Food Markets, Boulder,Co:Westview Press. 1994.

生态农业市场研究篇6

    日本经济统制与掠夺依然是近十年来沦陷区乡村经济研究的重点。但与以往相比,近十年来沦陷区乡村经济统制与掠夺研究不再限于宏观地探讨日本的经济统制政策与掠夺,而是采取实证的研究方法,加强微观研究。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个案分析来透视日本的经济统制政策与掠夺。如胡华对日本的棉花统制进行了研究。周德华以吴江为例,考察了日军在沦陷区掠夺粮食的种种方式。经盛鸿全面梳理了日伪政权在南京郊县实施的对粮食、棉麻丝等农业资源的掠夺政策和“农业增产运动”及其后果。丁晓杰对日本在蒙疆地区实行的贸易统制政策、羊毛统制政策进行了论述。宝音朝克图则从家畜统制政策、羊毛统制政策、粮食统制政策三个个案分别考察了伪蒙疆政权的物资统制政策。这种微观的个案研究与宏观的论述相比,能更加具体地反映日本的经济统制与掠夺及其对中国经济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二是通过对日伪组织的考察更加深入具体地论述日伪统制政策的贯彻与执行,体现了近十年来沦陷区经济研究视角下移的趋势。解学诗运用日伪档案,详细考察了满铁是如何充当日本对华北棉花、粮食等资源进行经济统制与掠夺的急先锋。他以满铁为视角解读日本对中国的经济统制与掠夺,堪称对日本经济侵略研究的创新。丁晓杰考察了日本为实行畜产统制政策而设立的蒙疆畜产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背景、经过、业务内容,从畜产经营机构这一独特视角来揭示日本的掠夺性经济政策。他对日本在蒙疆地区的蒙疆羊毛同业会、蒙古皮毛股份有限公司、华北绵羊改进会等的研究,填补了国内外史学界这一研究领域内的空白。他还考察了华北产业科学研究所的设立及活动,认为它在农业科研领域内配合贯彻日本的大陆政策。从日伪经济组织的活动这样一个较小的视角窥探日本对中国的经济统制与掠夺,有利于我们详细了解日伪经济统制政策的具体实施,克服了以往宏观概括性研究的不足,视角可谓独特新颖。同时,也使我们认识到这些以企业和科研机构面孔出现的经济组织是如何参与了日本对华经济侵略。

    (二)战争状态下的农副业生产

    长期以来,沦陷区经济研究“停留在革命化的‘揭批’层面”,这对于揭露日本的侵略,是极其必要的,但也有其局限性,不能使我们完全了解日本侵略下中国沦陷区的乡村社会经济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状态,人们是如何生产与生活的。因此,我们需要对日本侵略之下的社会经济实态进行微观考察,探析日本侵略政策对于社会经济的实际影响。近十年来在这一方面取得了一些新成果,主要涉及战争状态下农村雇佣关系、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变化、乡村手工业的异变以及乡村经济的衰变。李淑娟的《日伪统治下的东北农村》考察了沦陷时期东北地权结构的演变,认为日本通过“地籍整理”和百万移民计划,大肆掠夺土地,使地权高度集中,农村社会结构发生极大变化,即自耕农阶层基本瓦解,佃农和雇农成为农村最大群体;传统意义的地主退出历史舞台,汉奸地主得以形成与发展;日本移民成为东北农村的特权阶层,使租佃关系在封建土地占有关系上有新的发展。于春英对伪满时期东北的农业雇工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日本入侵使雇工经历了诸如雇农数量激增、雇农内部结构变化、雇佣劳动在农业生产中所占比率上升、雇农群地域分布的不平衡性、雇工形态及雇工工资的变化、雇工生活水平下降等一系列极为显着的变化。她的研究还表明伪满时期的水田面积和水稻产量逐年增加。然而这是日伪强制水稻种植导致的畸形发展,在水稻种植扩展的同时,东北农业却处于衰退状态。李淑娟深入分析了伪满前期的农业危机、大豆生产的衰退、鸦片种植对农业生产的冲击等。华北沦陷区方面,王加华与王士花的研究颇值得注意。王加华考察了抗战前后华北作物种植的变化趋势,认为战前以棉花为代表的经济作物种植比率呈上升趋势,粮食作物呈下降趋势;抗战爆发后,棉花与粮食作物收益对比发生变化,棉花种植比率下降,小麦、甘薯、粟等粮食作物比率上升,这体现了农民对生存安全的考虑。王士花的研究同样表明抗战爆发后粮食的种植比例上升,但日本的侵略对华北的粮食生产产生了严重的破坏性影响,造成粮食播种面积及产量的减少。对于华北沦陷区棉花的生产,她认为尽管日本大力推行植棉政策,但日军的入侵严重破坏了农村的农业生产力;日商控制棉花市场,压低棉价,使农民种棉无利可图,纷纷弃棉种粮,因而华北沦陷区的棉花生产锐减。她的新着《日伪统治时期的华北农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是其系列研究成果的总结,展示了沦陷后华北农村社会实态的主要方面。织布业、制丝业等是近代中国乡村重要的家庭手工业。战争对这些乡村手工业产生了什么影响,战时手工业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形态,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初步探讨。彭南生提出了“半工业化”理论来描述抗战前若干地区、若干行业中的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其理论核心是区域外市场的开拓和手工业技术的进步。而战争则破坏了乡村手工业的发展机制,中断了“半工业化”进程。顾琳认为战争撕裂了高阳织布业所依赖的外部关系网络,使高阳的商人资本向城市转移,而留在乡村的织户则难以继续生产。日本侵略者试图恢复织布业,但因原棉、棉纱的紧缺,均告失败。与华北乡村织布业的衰落不同,吴惠芬对江浙地区蚕丝业的研究表明,城市缫丝厂衰败,而大量缫丝工人转移到农村从事家庭缫丝业。在当时独特的政策和环境下,乡村的缫丝业得到一定发展,但其始终在日本的掌控之中,服务于日本的经济统制与掠夺政策。马俊亚分析了战时江南农村的衰变,人口锐减,大量耕畜被捕杀,农具被破坏,造成农业生产耕作失时,江南农村长期处于米荒中,蚕业、林业、棉业、渔业和手工业等副业经济均惨遭破坏。战争打断了江南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加剧了江南农村的贫困化程度。

    (三)农村商业贸易与市场

    学术界探讨了各沦陷区之间、沦陷区与国统区之间的商业贸易往来、走私活动,以及沦陷区基础乡村的市场交易体系变动。周宗根考察了沦陷区以粮食为中心的南北物资交流。他认为,日本在占领区实行“分治合作”政策,日本对华北、华中物资交流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以华中的粮食支援华北的经济开发和接济华北民食。但华中“维新政府”与汪精卫政府对南北物资交流则比较冷淡。在沦陷区与国统区物资流动方面,齐春风论述了两者之间的粮食走私活动。他认为,抗战时期日本通过高价诱购、自设米行、奸商设行的方式策动粮食走私,大量的粮食从国统区流向沦陷区,造成国统区粮荒的局面,抢米风潮频发,给国统区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为日本的政治阴谋提供了可乘之机。战争对乡村市场交易体系造成了什么影响,战时的市场交易与战前相比有何变化,王士花以棉花和粮食的流通为例作了具体探析。在棉花流通方面,抗战前华北棉花交易基本是自由竞争,日伪时期华北棉花协会公定价格统制华北棉花的流通,由华北棉花协会的会员日本洋行来从事棉花的收购。这使七七事变前的棉花流通体系遭到严重破坏,被战时统制体系取代:天津和济南等终点市场失去众多棉花来源,棉花交易中心地位几乎丧失;棉花运输手段发生变化,除山西外的华北沦陷区出现了一些新的地方集散中心;中国棉花商沦为日本洋行的附庸;上下级市场之间建立起来的物资交流联系被切断,最终棉花的商品化受到严重阻碍,华北农村经济濒临破产。她还考察了山东棉花流通市场在抗战前后的变化。粮食流通方面,受战争及日伪经济统制的影响,粮食流通的渠道、机构、方向、手段等都发生了极大变化。粮食流通的初级市场集市大量减少,农民改变以往的售粮方式,多在自家庭院卖给前来收购的小贩;粮栈成为日本商社的收购人;大城市粮栈的运输职能丧失;一些粮食集散市场的中转职能改变;铁路、卡车及牲畜的运输量增加。

    (四)战争状态下的农民生活

生态农业市场研究篇7

中图分类号：D7135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3）02008606

随着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加剧，社会越来越需求发展更环保的可持续经济[1]。农业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农业领域的重要目标[2]，也是中国现阶段以及未来农业的战略选择。农户采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一系列可持续生产方式生产可持续农产品是农业可持续的核心内容，而消费者对可持续农产品的消费需求则对农户采用可持续生产方式生产可持续农产品具有着重要的导向和激励作用。研究显示，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看重产品的生产对环境的保护责任[3]，表现在对环境友好农产品的溢价购买上[2，4-6]。

一、可持续农产品与生态标签

可持续农产品是农户采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生产方式生产的环境友好型农产品。生态标签是产品经过认证后而加贴在产品上的以证明该产品是以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方式生产、加工、消费和处置的产品。在产品上加贴生态标签的作用是向消费者提品的环保信息，帮助关心环境的消费者作出购买选择，以解决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达到通过消费引导和激励生产者采取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可持续生产方式。

从目前国际上看，各国在各个生产领域包括农业领域都在推行与生态有关的标签制度，以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就农业领域来说，各国推行的与生态有关的标签及认证标准也各不相同。各国与生态有关的标签农产品在推动本国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1]。中国目前与生态有关的农产品标签认证主要有有机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无公害农产品。但是我们认为，这些产品标签认证并不有利于实现中国广大农户对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可持续农业生产方式的广泛采纳。原因表现在：（1）中国有机农产品的认证采用国际标准，强调环境保护和农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其标准过于严苛，商家在进行促销宣传和消费者进行购买时往往重视其食品安全属性，而忽略其环保属性；（2）绿色食品认证和无公害农产品认证主要是针对食品领域，重点强调其食品安全属性；（3）这些产品的认证标准，虽然都规定了具体的生产做法，且这些做法对生态环境有益，但并不能保证这些做法会改善生态环境；（4）可持续农业包括一系列的生产措施和方法，由于不同地区的生态差异，所适应的可持续农业生产措施和方法也会不同。显然，没有因地区生态差异而变化标准的有机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无公害农产品标签认证不适合作为证明农产品可持续的生态标签认证，即可持续农产品的生态标签认证标准应该比有机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无公害农产品的认证标准更加灵活。

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目前在农业领域缺少一种针对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农产品的生态标签认证制度和体系，从而缺少一个针对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农产品的消费市场。这显然不利于消费者对农业领域生态环境保护的认知和对消费者生态消费行为的培养和提升。对农户来说，由于缺失一个消费市场导向，农户也会缺失采纳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生产方式生产可持续农产品的动力。

二、文献回顾

由于国际上关于生态的认证标签种类众多，因此，国内外学者们针对这些标签认证的农产品的消费研究也较多[2，7-9]。国内学者主要针对有机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无公害农产品的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10-13]。确切地说国内学者主要研究的是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食品安全属性的消费行为，而非消费者对农产品的环保属性的消费行为。国内学者就消费者对农产品的环保属性的消费行为的研究鲜见于文献。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实地调研，利用假设市场评价方法，调研消费者对采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生产方式生产的可持续农产品的消费意愿，即研究消费者对农产品的环保属性的消费意愿，并利用调研数据建立Logit模型，进而分析影响消费者对可持续农产品消费意愿的因素，以分析中国建立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农产品的生态标签认证制度、体系以及消费市场的潜在可行性，并为政府制定有效政策引导消费者对可持续农产品的消费，从而引导和激励广大农户采纳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生产方式，为促进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证分析依据。

三、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笔者以计划行为理论作为理论基础。计划行为理论由Ajzen[14-15]在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该理论近年来开始应用于市场营销学中分析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该理论认为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影响着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受到三个方面的影响：消费者对消费行为的态度（Attitude）；消费者的主观规范（Subjective Norm），即消费者在采取消费行为时对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的认知；知觉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即消费者所感受到的对自己消费行为的可以控制的程度。笔者主要研究的是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因素。

根据国内外学者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研究，结合中国消费者的实际情况。我们把消费者对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农产品的购买意愿的影响因素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纳入模型进行分析。

（一）消费者的个体特征

消费者的个体特征（年龄、性别、收入以及受教育程度等）通过影响消费者的行为信念，间接影响消费者的行为态度、主管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从而最终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和购买行为。国内外学者对消费者的消费研究均把消费者的个体特征纳入模型进行分析[16-18]。假设消费者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愿意购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农产品。原因是，消费者收入和受教育程度越高，对环境问题和农业可持续信息的搜集能力和认知理解能力越强，同时，较高的收入，使得消费者的环保消费行为不会受到财力的制约；年龄越低，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越强，越愿意购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农产品；性别对消费者购买可持续农产品的意愿的影响方向则未知。

（二）对环境的关注程度

消费者对环境的关注程度影响消费者的行为态度，从而影响消费者对可持续农产品的消费意愿。Grunert and Juhl[19]的研究发现，消费者对环境越关注，越愿意购买可持续农产品。本文假设消费者对环境的关注程度越高，越愿意购买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农产品。

（三）对产品自身的评价

由于当前中国农产品的质量检测体系还不完善，消费者常对加贴在农产品上的各种标签认证持怀疑态度。因此，国内学者对于标签认证食品的消费者消费意愿的研究，常把消费者对标签认证的信任程度作为一个影响因素引入模型[13，20-21]。由于中国目前尚未有针对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农产品的生态标签认证制度，在此，我们假设消费者对于可持续农产品的生态标签认证是信任的，而不把该因素引入模型进行分析。

（四）产品外部线索

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的产品外部线索指与产品自身属性无关的外部因素，如价格等[22]。在中国消费者收入还不高的情况下，消费者往往对产品的价格比较敏感。我们假设价格越高，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便降低。

四、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研究的数据来源于2012年3月对日照市150名消费者的问卷调查，调查选取日照市两家最大的超市――银座和新玛特，采用了随机访谈的调查方式。研究采用国际上通用的假设市场评价法 （Contingent Valuing Method，CVM），即对不能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某种产品，可以通过向消费者描述该产品的具体情况，形成一种假设的市场，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来研究消费者在假设市场里的消费行为。 （二）模型设计

以消费者对可持续农产品的购买意愿（愿意购买和不愿意购买）作为因变量（y），将消费者愿意购买取值为1（y=1），将消费者不愿意购买取值为0（y=0）。因此处因变量为二分离散选择变量，故采用Logit模型进行分析。

消费者的受教育程度对消费者可持续农产品的购买意愿的影响是显著且正向的。受教育程度高的消费者更容易获取关于环境问题和农业可持续的相关信息和知识，并对其给于较高的认知和理解，更愿意通过购买可持续农产品以促进农户采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生产方式，支持农业可持续发展。由此也证明了，消费者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可以影响并改变其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使其向着更环保的方向发展。

消费者对农业生态环境问题的认知显著且正向影响着消费者对可持续农产品的购买意愿。认为农业生态环境问题严重的消费者，更愿意购买可持续农产品。

价格对消费者购买可持续农产品意愿的影响是显著的且方向为负。说明可持续农产品富有需求价格弹性。

五、结论

可持续农产品富有需求价格弹性，价格是影响消费者对可持续农产品消费意愿的重要因素。当可持续农产品比常规农产品溢价0%～5%时，有81%的消费者选择购买可持续农产品，而在溢价10%～30%时，有60%以上的消费者选择购买可持续农产品，当溢价达到50%以上时，则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大幅度减少。

除了价格因素外，消费者对农业生态环境问题的认知和消费者的受教育程度也显著且正向影响着消费者对可持续农产品的购买意愿。

我们认为，在价格合适的情况下，中国建立起采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生产方式生产的可持续农产品的生态标签认证制度和体系以及消费市场是可行的。要建立起可持续农产品的生态标签认证制度，首先需要尽快建立起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农业生产标准，对于符合标准的，给于认证，加贴生态标签。由于各地的生态特点不同，决定着可持续农业生产的标准建设应有地区差异。另外，中国目前分散的小农户农业生产方式，极不利于可持续农业标准化生产的推行、认证和监管，这需要加强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通过农业组织化生产，如“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或协会）+农户”、“农业企业+农户”或“村委会+农户”等生产方式来实现可持续农产品的标准化生产和认证。

为提升消费者对可持续农产品的消费需求，我们还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通过多种渠道向消费者普及农业生态环境问题的相关知识，并做好可持续农产品的宣传、推广工作，提高消费者对农业生态环境问题的认知水平，引导消费者对可持续农产品的消费，并逐渐形成消费者对可持续农产品消费的义务观。（2）创新技术，降低可持续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从而降低其市场价格，提升消费者对可持续农产品的消费意愿。（3）本文的假设前提是，在假设的可持续农产品市场里，消费者对可持续农产品的生态标签认证是信任的。但从目前国内众多学者的调查研究看，消费者对产品认证的信任程度并不高[23-24]。因此，政府在建立起可持续农产品的认证制度和消费市场后，应规范可持续农产品的认证体系并加强监督和监管，提升消费者对可持续农产品生态标签认证的信任程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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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农业市场研究篇8

中图分类号： F234；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8153（2016）0-0036-05

近几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与人均收入水平的改善，尤其是互联网经济的兴起，可供消费者进行产品选择的空间越来越大。而如何既能选择到一种安全、生态、健康的食品，又能享受到自然的田园风光成为消费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而社区支持农业（CSA）模式也随之在中国产生，其在我国各地的发展之路与可行性问题研究也逐渐得到关注。

一、社区支持农业（CSA）模式概述

（一）社区支持农业内涵

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e）简称为CSA，是一种在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建立直接市场交易的形式，生产者能有效规避生产风险，而由消费者“买单”的一种模式[1]。具体而言，由消费者通过在早期生产之前预付一定资金给生产者（农场主）租用农场土地，消费者承担农作物的最终成果，并有选择性地进行土地管理，而农场主负责过程性管理工作。

CSA农场将销售环节提前，使得农产品生产风险由消费者和农场主共同承担，并共享最终的成果。这种模式不仅提升农产品生产者的积极性，也利于消费者更深入的参与到农场的生产过程中，享受田园生活。

（二）社区支持农业形式

目前，农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其农场管理的方式包括两种：一种是作为农场成员的消费者可以亲自全程负责自己农场的生产，让自己的家人能参与到生产过程中，自己负担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一切劳动与成本，部分生产任务也可以雇佣生产者进行间接管理与生产，此类消费者称为劳动型用户；另一种是由消费者直接通过支付劳动佣金的方式，将自己的土地全程由生产者进行生产管理，在产品收获季节生产者为客户定期进行配送或客户自己采摘，此种消费者称为配送型用户[2]。

二、我国社区支持农业（CSA）模式的发展现状

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在国外已经发展十分成熟，但在我国才处于起步阶段。从2006年开始，由部分学者实施的“购米包地”以及2007年策划的“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构成了我国社区支持农业的雏形。2009年我国第一个“社区支持农业”农场正式建成，即小毛驴市民农园。随后经过学术界与公益组织的努力，以及消费者对自身食品安全的关注与以休闲为中心的生活方式的转变，促使我国CSA模式的农场数量短期内迅速增多，截至2013年，我国主要的CSA农场数量超过200家。

而随着社区支持农业的发展，国内相关方面的研究也逐渐增多。王志强（2016）研究发现农场收入水平与参与用户规模显著相关，当收入水平增加时，相应的农场的盈利水平也随之增多[3]；林文声等（2016）研究认为当农场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内部管理过程中时，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改进农场的服务质量和网络营销能力，客户的满意度也随之提升，最终通过客户的口口相传促成的口碑效应使得农场参与客户群体也增加，进而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反馈循环系统[4]。而江颖（2015）研究则发现随着农场参与用户规模的增多，直接导致农场经营费用随之增加，从而对农场的盈利水平产生负面的影响作用，反而制约了农场的可持续化发展[5]。

纵观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以社会学领域为主，集中分析CSA在中国的发展以及开始探索其现有或潜在的市场价值，诸如对消费者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生态农业观光旅游问题的解决等。这些相关的研究也让人们对CSA模式寄予更多的期望。然而，CSA模式作为国内的新生事物，其在我国各个地区发展的适应性和可行性问题仍得到不断的关注，其具体的发展情境和消费者的信任度等问题也值得进一步研究分析。

三、十堰地区发展社区支持农业（CSA）模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在国家“十三五”规划中，对强化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与建设做出重要的指示，要重点扶持农村产业发展，加快农村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做好农产品销售工作。而实现社区支持农业模式也为十堰地区做好精准扶贫工作提供一条可行性的发展之路。

（一）必要性分析

1.实现社区支持农业（CSA），可以为十堰地区的“精准扶贫”项目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CSA模式的实质是要求农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在产品的全产业链实现有效融合，本质上属于一种提前预售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销售难的问题，而且也间接提升了农民的销售收入[6]，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建设。

2.助推社区支持农业（CSA）发展，可以有效调节十堰地区农产品物价水平，从而缓解通货膨胀问题的发生。CSA模式的最大优势在于可以有效解决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最后一公里”问题，省去中间环节，便利于消费者直接消费。另外，它也能作为一种“期货”，不仅能使得农民通过预付货款方式转化风险，保障农民收入；而且也利于消费者以更优惠的价格享受到高质量的生态农产品，最终获得双赢，进而能有效减缓十堰地区通货膨胀发生的危险。

3.大力发展CSA模式，吸引消费者参与，以保障农产品食品安全；也利于十堰地区农业的多功能化、多产化发展。一方面，CSA模式实施“参与式保证监管体系”，最大程度上使得消费者能全程参与生产者的劳动过程中，与生产者共享农产品生产信息，监督生产者生产全过程。这种模式能保障农产品生产流程的生态化，增进了双方间的信任度，最终有效保障农产品的安全问题。

另一方面，由于十堰地区城乡间的互助行为，增加了农业的发展方向和空间。诸如将农业模式延伸到生态观光、休闲养生、教育培训、农产品深加工、工艺美术品等等，这在间接上也拓展了农民增收的新方向，而且也利于农产品的市场化营销。

特别是可以吸引广大青少年学生参加CSA健康环保的体验农业，参与农产品种植、养殖过程，不仅可以增强其自身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增加动手能力，而且也能收获新鲜的农产品，在间接上也提升了十堰地区农产品的品牌形象和市场影响力。尤其针对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问题，无疑也是一种戒除网瘾的有效途径。

4.从宏观角度分析，CSA模式可增进社会和谐与稳定健康发展。社区支持农业的内核主张消费者和生产者间的对等关系，真正能够实现共同田间劳作，共享劳动果实，共同领略大自然的和谐之美。其最终追寻的目标是人与自然，人与人间和谐共处的生活方式[7]。具体而言，在CSA模式中，农产品的最终定价，成本的考量均由双方沟通决定，最终形成双发间的“协商价”。这样的交易方式不仅节约了流通成本，而且使得双方间能始终保持一种和谐的交易关系。最后，CSA模式在生产者与消费者间构筑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利于整个市场环境的和谐健康发展，也利于整个社会关系的和谐稳定。

（一）可行性分析

1.项目适应十堰地区人民生活与销售需求。近几年来，十堰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出现明显提升（如表1所示）。

截止到2014年十堰地区的中产阶层占全市职工总数接近一半水平。他们整体收入水平居于全市中等状况，一般薪资待遇较好，个人整体文化素养水平较高，希望能获得更丰富的生活内容。据相关的调查统计显示，截至到2016年第一季度，十堰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23.5 亿元，同比增长13%，居湖北省市州第三位（如下表2所示），整体消费水平较高。因而，居民期望获取更安全健康的食品；并且他们也具有充分的闲暇时间追求高品质、高质量的观光、休闲、生态式的生活。

2.项目有成熟的“自然农法”生态农业模式的借鉴和参考。目前，国外的CSA模式已经非常成熟，尤其以美国、日本等国的模式最为完善，其具体的运营方式如下图1所示[8]。而我国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处于成长阶段，从2008年兴起的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河南新乡田桂荣生态农业合作社较为成熟，主要集中在大中型城市的郊区，满足城市居民对生态类产品的需求，释放工作压力、缓解心情，并从农业劳作中获得愉悦感。

而在借鉴各国生态农业开发模式的同时，也可以加强与他们的合作，主要包括在生态农业、新品种方面技术与园区组织管理方面的深度合作。通过相互的沟通与合作过程，结合十堰本地城镇居民的个性化要求开发适合其需求的项目，以增进本地发展社区支持农业的可行性。

3.项目本身也得到政府部门的政策支持。在2015年《十堰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在党的科学发展观和国家产业政策引导下，积极推进农村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与改革，促进农产品销售，改善农村经济发展环境，以进一步提升农村地区的收入水平。而社区支持农业（CSA）项目本身也是为解决农村地区产品销售与结构调整提供的一种可行性道路，这也体现了城乡全面发展、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化发展的理念与精神，这也为十堰地区发展社区支持农业提供了理论与政策的支持。

四、构建十堰地区发展社区支持农业（CSA）模式的建议

十堰地区发展社区支持性农业模式目前仍处于成长发展的过程中，虽然有政策的支持等条件，但也面临资金局限等问题，其发展道路仍处于探索阶段。因而，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可以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建设：

1.强化政府部门引导作用，实现统筹规划。一方面，十堰地方政府部门应树立建设生态农业的意识。坚持以“可持续发展”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理念为行为导向，重点突出社区支持农业对地区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意义[9]。做好地区典型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建设，发挥好优秀社区农业基地的榜样作用，最终实现“以点带面”，促进片区农村经济的发展，带动相关农副产品的销售，以进一步促进农民增收，增进社会的和谐。

另一方面，十堰相关组织部门应制定相应的生态农业发展优惠政策，从资金、渠道等方面扶持社区支持农业（CSA）的发展。重点推进农户经济与合作社经济对生态农业发展的助推作用。同时，在金融服务、农业信息、科技、网络营销、产品深加工等强化与乡镇地区的合作，积极探索适合十堰地区发展的生态社区农业发展道路。

2.做好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组织建设与渠道建设。一方面，乡镇地区应积极组建生态农产品生产合作社和绿色消费合作社，以合作社的组织形态集中地方人力、物力等，便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其中，农村地区以建立生态生产合作社为主，积极推进生态产品的加工生产过程；城市地区以建设绿色消费合作社为主，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促进生态农产品的销售，而社区支持农业（CSA）作为桥梁，将二者联结起来，不仅能使农民能通过社区支持农业降低生产风险，提升收入水平，而且也能使市民通过多渠道获得“物美价廉”的生态食品。

另一方面，应进一步强化生态产品的市场宣传与推广，结合网络平台最大幅度上扩大地区生态品牌在全国市场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具体而言，在农村地区侧重宣传推广生态生产与生态化管理的市场前景；在城市社区侧重宣传绿色消费理念与推广生态农产品价值，并最终促使二者实现有机结合[10]。

3.充分发挥十堰地区公益组织对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引导作用。诸如十堰地区市科协和书法家协会等民间组织在呼吁环境保护、生态生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通过组织定期的生态环保、食品安全等主题活动，让更多的人参与到生态农业的生产与消费过程中，在社会中产生舆论的影响作用。另外，十堰市各地方科协和书法家协会等公益组织也凝聚了众多在职和离、退休农业技术与市场推广人才。通过市科协与书法家协会等民间组织的沟通、协调、宣传，不仅能充分发挥在职和离、退休农业科技与市场推广人才的作用，实现其个人价值的最大化；而且也有利于助推社区支持农业在十堰市地区的发展，为解决农产品销售、食品安全与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作用与意义。

五、总结

在理论意义上，任何CSA模式都具有较为广阔的市场前景和用户需求，因为其合符未来社会用户对食品安全与田园生活的向往，而且也利于农村地区农产品的销售和经济的发展，因而具有较强的可行性。而在现实市场环境中，可能会面临来自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信任问题，因而关注CSA模式的初始目标，即为消费者提供安全、生态、健康的食品，成为构建CSA模式的核心。另外，也需要强化社区农场的服务质量和社区营销网站质量建设与维护，重点对服务人员和管理人员强化相关培训，努力完善农场的服务水平，提升服务网站质量。总之，一切工作以消费者满意度为中心，通过各种渠道吸引更多的新客户参与到农场中，扩大CSA农场对新老客户的吸引力，努力打造属于十堰地区专属化的特色CSA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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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农业市场研究篇9

一、 CSA对改善生态环境的贡献

CSA（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的简称），即社会生态农业。CSA的核心思想是以社区为基础，市民广泛参与，农民和市民双方都自觉树立尊重环境，支持安全、健康、环保的本地化生态种植生产过程。

（一） 有利于促使绿色化农业生产系统性的形成

CSA的模式以自然耕种为原则，生产全程施用有机肥或长效肥，拒绝使用化肥、农药，不使用转基因技术，采用轮作或间作的种植方式，使得生产过程趋于绿色，从而有效保持土壤的肥力和再生产能力，降低了市场化的农业生产体系对资源与环境的破坏程度，因而对绿色化农业生产系统性的形成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 有利于缩短食物流通价值链，促进农业和社会资源有效利用

这种模式可以使市民和农户之间建立友好的利益合作关系，消费者通过预付一定期间的生产费用，与生产者共同参与生态农业种植的订单式生产。实现了生产和消费的有效对接，降低了中间商业环节成本，使得农民的生产和市民的消费更具计划性，有效规避生产端和消费端的双重浪费风险的发生，缩短食物流通价值链，使得社会资源得到良好节约和利用。

（三） 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农业生态补偿实践

CSA思想能够有效凝聚参与生态种植的农民和市民，从其共同利益出发，不断推进被认同的CSA建设进程，为农业生态补偿的最终实践创造良好的参与氛围。

二、 以CSA为基础农业生态补偿机制的障碍因素

（一） 政策因素

农业生态系统作为我国生态环境最大的组成部分其发展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生态系统能否健康发展，因此，如何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应引起人们高度的重视。但是，CSA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的小众群体，其与政府的谈判和协调成本高，地方政府还未将其列入长远的发展考虑范围，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未能充分考虑CSA对生态环境和食品安全的贡献度，因此，将CSA作为补偿客体的工作不能顺利进行。

（二） 市场调整受制于资金限制

市场调整机制是指通过作为市场主体的营利性企业组织，以市场机制或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然而，由于农业生产对农业生态侵入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农业化学物品投入大、农业生产利润不足以农民实现合理的环保投入。同时CSA因保护环境而使农业生产投入大量成本无法通过国家给予少量的补贴来弥补。作为主导的基层政府出于本地财政创收和本人政绩的需要，不严格控制生产者的对农业生态环境污染，甚至给某些农业生产者寻租的机会。这样就导致了农业生态补偿制度运行的恶性循环。

三、 CSA为基础的农业生态补偿机制构建

农业生态补偿机制，作为生态补偿机制在农业这一特定环境下的应用，其基本框架包含：补偿利益相关者（补偿主体和补偿客体）、补偿范围、补偿方式和支付模式构成了农业生态补偿机制的基本框架。

（一） 明确补偿主体

农业生态补偿主体是生态补偿行为的参与者和实施者，主要包括公共主体和其他主体两大类，具体而言，就政府及相应的组织机构特殊的经济职能和地位来说，政府应成为农业生态补偿的公共主体，除此之外还包括社会组织、市场、社会和个人。

（二） 补偿客体

CSA为当地农业环境的维护和恢复，采取优良措施使用对环境保护有利方式生产，在智力、人力和财力等方面做出了直接的贡献，因此，CSA的这些成本（包括机会成本等）损失应得到一定的补偿，故CSA是农业生态补偿的受损者之一。以CSA为基础，将CSA作为补偿客体之一，能够有效地解决单个农户在研究与实践中会出现的问题，如个体的谈判能力不足、公共产权难以分割等问题，将交易成本内部化，并易于操作。

（三） 补偿范围

生态补偿的范围是主体和客体权利与义务共同指向的对象，表明给“什么”提供补偿。农业生态补偿的范围包括对农业生态系统保护者的激励、对受损者的补偿。

1.对于维护良好农业生态环境的绿色生活行为，包括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再利用、沼气工程、小水电、太阳能、风能等能源的开发利用； 2.对于维护良好农业生态环境的绿色生产行为，包括对农药化肥等有害物质减少使用甚至不用、适应当地环境的耕作方式、低副作用的农业替代化学用品的研发使用等；3.对为维护生物（包含物种资源）多样性、农业可持续性的地方农业文化（农业本土知识）等。

（四） 补偿方式与支付模式

有效的补偿方式与支付模式能够使农业生态补偿机制有效运作起来。

首先，应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为维持生存对生态环境进行的破坏；其次，政府还应采用多种渠道，如财政转移支付、银行贷款等，对参与CSA生产的农场为恢复农业生态系统，而增加投入成本的农场主进行补偿及鼓励；最后，可以利用项目管理实施以CSA为补偿对象的农业生态补偿，即运用项目支持或项目奖励的方式，将补偿资金转化为生态农业技术项目安排到农业环境治理中，使外部补偿转化为自我积累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的补偿，其目标是形成本地区的良性生态系统和生态循环，实现CSA的自我发展机制。

项目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基于生态补偿视角的农村水资源与环境二元互利共治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3YJA790115；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河北省农业生态安全补偿机制研究”，项目编号：HB09BLJ005。

作者简介：

李思靓，女，1982年出生，辽宁沈阳人，河北农业大学，助理研究员，硕士，主要研究农业可持续发展。

生态农业市场研究篇10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有限的资源和迅速膨胀的人口之间的矛盾日益严重。生态、经济以及区域可持续发展成为研究的热点。农业生态经济复合系统作为区域生态经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度量其可持续发展能力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能值分析理论为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定量分析提供了研究方法。能值分析属于系统综合分析，通过使用能值综合指标，定量分析系统的结构功能特征和生态经济效益。国内外学者关于能值分析理论在农业领域的应用研究已经较为成熟，陆宏芳等对珠江口湿地的4个水果农业生产系统进行能值分析比较，结果表明新引进的3个系统由于较高的水果市场价格发展迅速，但以减少不可更新资源为代价。传统的操作技术(比如轮作)可以优化新引进的水果生产系统。JayF．Martin!%选取全球3个农业系统进行能值分析的对比，结果证实产出巨大的生产系统更依赖于可更新资源。本文应用能值分析方法，研究快速城市化地区不同类型的农场，探索农业生产、旅游开发、现代科技等对小型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试图寻找适合都市农场的发展模式和优化途径，为其发展战略制定提供理论基础和决策依据。 1研究方法 1．1能值理论 美国著名生态学家H．T．Odum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能值概念，并将能值定义为:一种流动或储存的能量所包含的另一种类别能量(一般使用太阳能)的数量，单位为太阳能焦耳(SolarEmjoules;缩写为sej)。能值分析统一了能量流、物质流和货币流的量化指标，以能值为量纲作定量分析研究，是生态学和经济学交叉联系的纽带。能值分析中常用能值转换率作为各能量或物质的转换单位。能值转换率是每单位某种类别的能量(J)或物质(g)所含太阳能值的数量，其表达式为:A种能量(或物质)的太阳能值转换率/［sej/J(A)］=形成1J的A种能量(或物质)应用的太阳能焦耳生态经济系统是一个具有耗散结构的自组织系统，各种生态系统的能流，从数量多、能质低的等级向数量少、能质高的等级流动和转化，能值转换率随着能量等级的提高而增加。能值分析中，货币流和能值流呈现反向循环。对于经济子系统各生态流、自然子系统与经济子系统界面不宜用能值转换率进行转换度量的生态流，采用能值/货币比率(Emergy/Ratio，即当年该国全年能值应用总量与当年该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推算出其能值后进行统一分析，从而解决在分析评价和应用中自然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对接难题&。 1．2本文能值分析方法步骤 能值分析的方法与步骤因研究者和研究对象而有所不同，本文参考蓝盛芳等人的总结，将采用以下四个部分进行分析:(1)基本资料的收集，收集研究对象的自然环境、社会资源以及经济活动的资料。包括平均降雨量以及平均风能等环境数据;各种经济活动指标等。(2)绘制概念型能量系统图，确定所研究系统外边界和系统内部组成，对其内部能量加以分类，利用各种“能量系统语言”图例将系统主要能流标注。(3)编制能值系统分析表，列举研究系统的主要分析项目，根据能值计算公式，求出各流量的原始数据，然后将各类别能量(J)、物质(g)和货币()转换成共同的太阳能值(各流量原始数据×相应的太阳能值转换率)。(4)建立能值综合指标体系对系统进行分析和对比。本文采用表1所示的7个能值评价指标，主要衡量能值输入结构、生产效率、环境影响、经济可行性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1．3经济学评价指标 能值分析侧重环境对农场生态经济系统的支持和影响，经济分析侧重市场对农场的影响。整合能值分析和经济分析评价体系时，能值交换率(EER)和能值产出率(EYR)是能值和经济评估的桥梁。本文选用经济学中基本的投入产出比和收益密度来衡量3个农场经济运营效率和获利能力。 1．4情景分析 由于本文研究建立在1a数据基础上，不具备较长的时间序列分析3个农场的发展情况。为探讨城市农场的未来发展前景，本文将设置情景分析，展望3个农场未来10a的环境负载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2研究对象和数据获取 2．1研究对象简介 深圳位于北回归线以南，东经113°46'—114°37'，北纬22°27'—22°52'，属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年均降雨量1967mm;年日照时数1929．80h;多年平均风速2．50m/s，有效风能密度100W/m2。作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和我国快速城市化的典型区域，深圳市由1980年一个总人口33万，年GDP1．50亿元的沿海小渔村，30a间发展成为人口891．23万，年GDP8201．23亿元的大城市。但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人口、经济活动在短时内大量聚集，为适应城市功能的改变与提升，城市建设用地急剧扩张，大面积占用农业生态用地，城市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深圳高速的城市化过程给传统农业带来了极大的冲击，由于政府政策以及市场需求等原因，传统农业规模已经大大萎缩。如今的深圳农业是典型的都市农业，农业发展主要是农产品基地建设和生态风景林建设，为经济生态系统提供基石和生态保障。本研究以深圳市碧岭现代农业科技园、西丽果场和山海农场(简称:碧岭、西丽、山海)作为研究对象，其地理分布如图1所示。3个农场类型各不相同，碧岭是半经营性现代高新农业示范基地，西丽是对外经营性都市观光农场，山海是税务系统内定向经营性疗养度假基地，概况见表2。 2．2数据获取 作者于2010年8月赴深圳实地考察，系统地了解了深圳农业的发展现状，采取实地调研和访谈农场负责人的方法，收集了3个研究系统的自然环境、社会资源以及经济资料。 3结果 3．1能值系统图 使用Odum创立的能量系统符号语言，绘制3个农场系统的能值系统概图，如图2。能值系统图包括了系统的主要组分及其相互关系，以及能量流、物质流和货币流的系统能量图解。R代表可更新资源，N代表不可更新资源，FN代表购入的不可更新资源，FR代表购入的可更新资源，Y代表系统输出。#p#分页标题#e# 3．2能值系统分析表 本文能值分析采用9．44×1024sej/a的全球能值基准值。能值分析重视人在生态经济系统中的作用，将人的劳务纳入到计算过程，归入进口能值项。劳务的投入10%计入购入的可更新资源，90%计入购入的不可更新资源。在厘清3个农场系统的能值系统结构后，根据文献中查找到的能值转换率，利用收集到的资料，编制3个农场的能值分析表(表3)。 3．3能值指标 统计能值分析表中各系统能量的值，计算7个能值评价指标，如表4所示。本文研究数据来自2010年的实地调查，从文献中查找到广东省2003年的生态经济系统能值/货币比率，将2010年的当年价换算成2010年的可比价后再乘以能值/货币比率得到各经济量的能值量。 4分析与讨论 4．13个农场能值系统输入结构比较 输入能值及其结构决定了生态经济系统的发展。可更新资源是系统运行的原始驱动力，一般来讲，大比例利用可更新资源的农业系统比主要利用不可更新资源的农业系统更易于实现可持续发展%。3个农场地理位置邻近，接受的辐射强度、降雨量和风能密度保持一致，土壤表层的有机质平均量和侵蚀率也近似一致。3个系统高度依赖购入的不可更新资源FN，高额的旅游业投入使山海农场的FN占输入总能值U的比例最大。由于最有效利用可更新资源R且FN的投入最小，西丽果场的R在U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两个农场。人力、有机肥、灌溉用水和种子的少量购入，使3个农场购入的可更新资源FR的值较低(图3，图4)。 4．2能值指标分析与比较 (1)EPD由于投入FN值较大，碧岭和山海能值密度较高，分别是西丽的1．95倍和6．25倍，说明碧岭和山海经济开发程度较高。(2)ESR西丽果场高度依赖本地可更新自然资源，能值自给率最高。山海农场输入能值的90%以上依赖购入的不可更新资源，能值自给率最低，仅为西丽的0．16倍。(3)ELR3个系统的环境负载率分别是:碧岭(2.80)、西丽(0．95)和山海(10．90)。西丽果场有效的可更新资源利用和较小的FN投入导致其对环境的压力最小。山海与西丽情况相反，较大的FN和较小的R利用使其对环境系统产生较大的压力。(4)EYR西丽果场的净能值产出率明显高于其他两个农场，表明西丽系统的生产效率最高(EYR与经济分析中的“产投比”相似)。(5)EER3个生态经济系统的EER都大于5，说明农场能值收益良好。山海农场以发展旅游业为主，输出能值的货币收益较好，所以EER略高于其他两个农场。(6)ESI能值可持续指标由美国生态学家Brown．M．T和意大利生态学家Ulgiati．S提出，西丽果场的ESI值在1和10之间，表明经济系统富有活力和发展潜力。碧岭和山海的ESI值小于1，为消费型生态经济系统。(7)EISD3个农场的可持续发展性能指标从高到低排序依次是:西丽(12．70)、碧岭(2．47)和山海(0.52)。虽然山海农场拥有较高的能值交换律，但由于其环境负载较大，可持续发展能力受到限制。较高的能值产出和较低的环境负载，使西丽在单位环境压力下生态经济效益最高。与西丽果场相比，碧岭和山海农场高度依赖经济资源投入。尤其是山海农场，没有合理地发展农业生产，转而大力投入FN发展旅游业，忽视了对环境造成的较大压力。经济系统发展的同时要兼顾农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山海农场可以借鉴西丽果场的经验，积极发展农场的农业生产及废物的循环利用，更大比例地利用可更新资源。比如，可以利用砍掉的果树、修剪果树时的枝杈，晒干、粉碎和堆肥后制成有机肥;扩大农作物的生产面积;精心培育作物以提高农作物的产量。 4．3经济评价与基于能值可持续评价的对比 经济评价结果如表5所示。3个农场系统中，西丽果场较小的经济投入和荔枝较高的市场价格(40元/kg)使其拥有最高的经济投入产出比和收益密度。碧岭经济输出最高(其中包含巨大的科研价值)，但同时经济投入值也最大，所以经济评价结果位居其次。山海农场的经济投入与产出基本一致，仅仅达到收支平衡，拥有最低的产投比和收益密度。经济分析的结果与能值分析结果保持一致。西丽果场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本文主要指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对环境的压力等)的双赢说明对生态效益的追求不一定以牺牲经济效益为代价。从经济学角度看，一个经济主体(生产者或消费者)从事一种影响旁观者福利的活动，而这种影响不是经济主体所承担时就产生了外部性。显然，生态效益属于外部性，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巨大压力损害了生态效益。以往农场发展评价中，并不考虑其对环境的影响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即生态效益不计入农场评价核算，不对农场决策产生直接影响。最常见的情况是，在逐利的农场发展过程中，给生态效益带来不利的影响。从本文研究结果看，西丽由于采用合理有效的资源利用方式，发展循环经济，有效利用可更新资源，在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方面均超过其他两个农场。可见，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相互制约、互为因果，只要合理利用资源，加大发展循环经济的力度，农场会在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两方面取得双赢。 4．4基于能值情景的农场发展潜力分析 结合深圳市旅游业的整体发展速度和市政府2020年远景规划，假定3个农场的旅游收入以及服务与信息输出每年增加10%。依据访谈获得的情况，假设每年的旅游投入增加5%;假定碧岭第1年的旅游投入为100万，第1年旅游收入为150万，并且5a内碧岭不再需要政府扶持，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分别计算5a和10a后3个农场的ELR和ESI，如表6所示。从表6可见，在设定的情景模式下碧岭现代农业科技园的发展前景最好，山海农场若不改变现有依靠旅游发展农场经济的模式，对环境造成的压力将持续上升，可持续发展指数继续降低。情景分析的结果与实际调研情况基本相符。碧岭现处于建设发展的上升期，园区正在试验种植桐油树炼制生物柴油以代替部分能源消耗;以渔业养殖为主的人工水库准备改为湿地;用于观光、培训和科研考察的酒店正在建造;同时还有大面积森林开发计划。碧岭的高科技农业研究具有正外部性，有利于农业进步和社会发展。由于目前正处于科技投入快速发展阶段，大量的资金流入尚未产生直接的效益，难以在经济指标和能值指标上得以体现。但结合情景分析，从长远角度看，碧岭的发展潜力巨大。而山海农场固守旅游经济投入模式，不重视农场基础的生产功能，只追求旅游业的发展，其前景必然是不可持续的。都市农业的前景应该是结合西丽和碧岭模式，既像西丽果场做出农业生产的特色，也积极发展高科技农业。在开发农业生产功能的基础上，合理地发展旅游经济。#p#分页标题#e# 4．5讨论 经过近30a的发展，能值分析方法日渐成熟，但同时也在实际应用中暴露了一些问题:(1)忽视异质性，例如碧岭的有机龙眼和荔枝品质要明显高于山海和西丽，在核算中使用统一的转换率是不准确的。(2)能值指标体系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比如系统对环境的影响不仅包括资源和能源的消耗，还包括系统对环境的污染性排放，这一点在Odum的能值分析指标体系、Brown．M．T和意大利生态学家Ulgiati．S提出的ESI)，(中均未体现。(3)能值指标是否存在临界值，比如对于不同系统，环境负载率分别达到多少为临界值，即超出这个值则环境无法承载，并会导致环境的恶化。除此之外，本文在以下几点存在欠缺:(1)计算各种水果和蔬菜的能值时，由于没有准确地查找到所有水果和蔬菜的能值转换率，使用统一的能值转换率，给结果造成一定的误差(可控范围内)。(2)表土层损失采用默认的侵蚀率，也给结果造成一定的误差(可控范围内)。(3)对碧岭现代农业科技园的技术和信息输出价值进行估算，存在误差。(4)由于系统不是处于稳定状态，本文的研究又仅建立在1a数据基础上，没有时间序列对3个农场的能值变化做详尽的分析。后续的进一步跟踪和对能值变化的分析有助于准确而完整地描述生态经济系统特点。(5)深圳市农场的可持续发展受到外部许多限制因子的制约，比如深圳市农业政策的约束、市场的影响等。由于外部因素数据获取困难，本文没有纳入考虑范畴。 5结论 能值分析把环境因素对经济的贡献纳入考虑范畴，通过把系统内单位不一、难以比较的能量流、物质流、货币流和信息流转化成统一的量纲能值加以衡量和分析，可以综合分析评价农场系统，平衡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是连接经济学和生态学的桥梁。在以往农场评价中，多以货币为计量单位，对农场进行经济核算。自然资源由于其公共物品性质，不计入农场经济成本，不能体现自然环境在整个农场流转运营过程中的重大作用，无法全面反映农场的投入与产出。能值分析方法把环境及其服务功能纳入到评价体系中，不仅考虑环境对经济生产的贡献，同时能值交换率EER和能值生产率EYR把系统的经济流入和产出纳入分析过程，把环境和经济评价结合在一起，弥补了传统经济评价指标片面性和主观性的不足，可以用于综合评价农场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分析农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助于政府部门制定农场发展政策。本文对3个农场能值分析的结果表明:西丽是可持续发展能力最高的农场，碧岭次之，山海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最低。根据深圳政府既定的产业政策，传统农场已经退出舞台，西丽和碧岭的发展模式值得推广。都市农场应努力发展农业生产，大比例利用可更新资源，并且积极提升农业的技术含量。在此基础上，控制规模合理地发展旅游经济，走高科技农业生态旅游之路。

生态农业市场研究篇11

一、文献综述

在关于农村零售业态实现连锁经营的研究方面，学者们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如，李芬儒，忻红（2005）[1]商荣华（2008）[2]等对农村零售业态实现连锁经营的途径进行了探讨。李芬儒，陈蓉华（2006）[3]，吴杰（2006）[4]，郑毅敏，贾晓航（2007）[5]等对农村零售业态发展连锁经营应关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李双红（2014）[6]对我国提出零售业态连锁经营的可行性进行探讨。

学者们开始运用不同领域的理论视角对农村零售业态进行深入的阐述和剖析。如，张晓霞（2011）[7]等运用破坏性创新理论对我国农村零售业态创新演变进行探析，基于破坏性创新理论提出我国农村零售业态演变是维持性创新和破坏性创新结合的观点，并针对我国农村零售业态进行维持性创新和破坏性创新的困难提出解决对策。王旭辉（2009）[8]等基于消费者满意视角对中国农村零售业态的成长性进行评价，来判断农村现行的生存空间及发展方向。蒋华江（2009）[9]等从城乡统筹视角下对重庆农村商贸体系进行构建，提出重庆市城乡统筹视角下农村商贸的构建思路。

近几年，部分学者也试图用一个完整的系统模型，去解释或者进行农村零售业态的创新研究。如，刚翠翠（2011）[10]通过建立城乡双向流动的连锁经营模式，为研究城乡统筹视角下城乡双向流动的连锁经营网络体系构建的模式以及存在的问题提供解决思路。黄漫宇（2011）[11]，基于零售进化综合模型，进行中国农村零售业态变革分析，并提出了农村零售业态变革思路。黄漫宇（2014）[12]提出了一种基于自助组织的零售业态模式，分析了这种业态模式的特点，并结合联合利华在印度开拓农村市场的案例验证了该业态模式的有效性。

关于农村零售业态创新的研究文献，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将相关理论运用于农村零售业态创新中，对一般规律和现状进行探索性或者描述性的研究。如，陈尊奇（2010）[13]孙同强（2013）[14]。二是对农村零售业态创新进行规范性的实证研究。如，王旭辉（2009）[15]，以我国东北地区农民消费行为的调查为基础，从农民消费行为偏好视角，对农村综合性购物场所的业态创新模式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了选址、商品、价格、服务、环境和沟通六个因素。胡保玲（2011）[16]以山东省农村居民为调查对象，探讨了零售区域评价、商店态度与消费者购物地选择之间的关系。通过问卷调查，利用因子分析及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验证了研究假设。但总体来看，关于我国农村零售业个体的定量实证研究比较少。研究适应于农村市场特点的农村零售业态的新模式也比较少。

在案例研究上，学者们除了借鉴国内一些成果的案例进行研究，也开始通过分析国外一些成功的案例来对我国零售业态的发展提出借鉴作用。如，黄漫宇（2014）[12]，结合农村市场特点和印度联合利华的案例，在零售业态模式创新上寻求突破，提出了一种基于自助组织的农村零售业态新模式。付铁山（2014）[17]通过分析日本中小零售商的转型路径及日本超市营销策略，美国“沃尔玛”的发展历程，为辽宁零售企业创新农村零售业态提供借鉴。

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上，除阴悦[18]――在研究方法上采取向零售商访谈和发放问卷相结合的方法，从而，避免了仅向消费者调查使得研究不够全面以外，大多问卷调查和实证论证往往只强调消费者的角度，所发放的量表往往是从消费者的角度设计。

二、小结

随着零售业态研究领域的发展，以及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及政策扶持，学者们开始深入挖掘农村零售业态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并试图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深入的剖析这一问题，建立各种模型对农村零售业态进行创新，并提出各自的改进思路，使得研究结论更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整体来看，在对农村零售业态方面的研究，学者们倾向于从整个国家大的宏观角度来研究，或者说是从企业外部的角度来看农村零售业态的发展，而很少从微观企业层面，建立系统模型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来进行实证研究。在农村零售业态创新方面，也期望更多的学者能通过借鉴国内外一些成功的案例，并结合当地农村零售市场的特点，以及农村居民的消费习惯，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探讨，建立农村零售业态的新模式，从而对农村零售业态的发展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 李芬儒，忻红.农村零售业态实现连锁经营的途径[J].商业时代・理论.2005（21）：10-11.

[2] 商荣华.辽宁省农村零售业态实现连锁经营的途径.现代企业教育[J]. 2008（10）：46-47.

[3] 李芬儒，陈蓉华.农村零售业态发展连锁经营应关注的问题[J].中国市场.2006（22）：36-37.

[4] 吴杰.我国农村零售业态实现连锁经营问题初探[J].科技和产业. 2006（4）：45-48，53.

[5] 郑毅敏，贾晓航.农村连锁零售业态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商场现代化.2007（31）：8-9.

[6] 李双红.我国农村零售连锁经营的可行性探索[J].中国商贸.2011（2）：7-8.

[7] 张晓霞.我国农村零售业态创新演变探析_基于破坏性创新理论[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48-53.

[8] 汪旭晖.中国农村零售业态的成长性评价_基于辽宁农村消费者满意度视角的研究[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312-316.

[9] Y华江，宋瑛.城乡统筹视角下重庆农村商贸体系的构建[J].商业现代.2009（32）：121-122.

[10] 刚翠翠，任保平.城乡双向商贸流通下连锁经营网络体系研究[J].中国流通经济.2011（3）：21-25.

[11] 黄漫宇.中国农村零售业态变革分析_基于零售进化综合模型.农业经济问题[J]. 2011（9）：72-76.

[12] 黄漫宇.基于自助组织的一种农村零售业态新模式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 2014：84-89.

[13] 陈遵奇.论农村零售业态创新.合作经济与科技[J].2010（7）：67-68.

[14] 孙同强，陈阿兴.安徽省农村零售业态创新探析[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77-80.

[15] 汪旭晖，徐健.农村零售业态创新_一个基于东北地区农民消费行为的探索性研究.农业经济问题[J].2009（5）：44-49.

生态农业市场研究篇12

据了解，郑州商品交易所（下称郑商所）的菜粕品种已进入紧锣密鼓的上市筹备期。

各交易所正在准备研发上市的农产品期货还包括中晚籼稻、鸡蛋、木材、肉鸡、土豆等多个品种。

此前在“两会”期间由证监会举行的系统代表委员专场会上，大连商品交易所（下称大商所）总经理刘兴强表示：“今年在农产品期货品种推出方面，应该比往年步伐要快一些。”

《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相关人士均希望能够抓住政策机遇期，逐步构建起更为完善的农产品期货品种体系，从而稳定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农产品价格，并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提供相应的风险对冲工具。

但由于国内农业生产分散、组织化程度低，农户和农业企业实力有限、自有资金缺乏，包括农户在内的社会各方对期货认识仍然不足，以及农产品期货市场自身发展制约因素较多等原因，“农产品期货市场服务农业产业和农民增收，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刘兴强告诉《财经》记者。

新品上市提速

中国期货市场创立20年来，先后经历了试点、清理整顿、规范发展几个阶段。市场因最初的无序疯狂炒作，经过多年严格的清理整顿，曾经一度陷入低谷。

从2006年开始，监管部门已经开始加快推进期货新品种的上市。但为了防范风险，在交易制度、保证金水平等多方面的“高标准、严要求”，使得期货市场发展的速度大打折扣，很多产品的交投并不活跃。

郭树清履新后，随即开始对证监会以往的监管思路进行一系列新调整。针对期货市场的发展窘境，郭树清明确表态：“证监会将把握好政府监管和市场自由创新之间的‘度’，加快推进期货市场的改革和发展。”

银河期货公司首席宏观经济研究员付鹏向《财经》记者表示，郭树清如此表态，实际上与其上任后的任务之一有关：继续扩大融资渠道，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巩固让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

业内人士认为，在官方多次明确表示支持态度之下，中国期货市场有望在今年出现“井喷”态势，突破以往每年仅推出3个至4个新品种的惯例，迎来期货新品种数量的大增。

目前在中国国内四大期货交易所中，郑商所的玻璃和菜粕、大商所的焦煤、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原油和白银，以及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的国债期货和指数期权七个新品种已经进入紧锣密鼓的上市筹备之中。据《财经》记者了解，其中菜粕等品种于年内上市，已几成“板上钉钉”之势。

由此，农产品期货市场加速发展即成题中应有之义。2月15日，郭树清在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成立大会上指出，农业食品与资本市场的关联还不那么紧密。如何科学组织生产，如何有效销售和流通，如何发现价格，如何规避风险，如何保证食品的质量稳定和安全，这些都是建设现代农业体系必须解决的课题。

“在主动贴近三农需求，开发出更多面向农业和农民的证券期货产品方面，我们的改进空间还很大。”郭树清说。

《财经》记者获悉，今年春节刚过，证监会就已经开始与各期货交易所沟通农产品期货的相关情况，并鼓励各交易所加大农产品期货的研究与推出力度。而作为农产品期货交易重镇的郑商所和大商所随即加快了农产品期货新品种的研发。

郑商所有关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目前郑商所除了推菜粕期货上市交易外，土豆、中晚籼稻等品种也在研究之中，“决策层对农产品期货的政策方向已定，所以各方都在比较积极地推动这件事情”。

而大商所除了加紧研究鸡蛋期货之外，也正在研究木材、肉鸡期货等新品种。

中信证券农林牧渔及食品饮料行业首席分析师毛长青认为，农产品期货新品种上市将呈加速之势，“发展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大方向没有问题，现在各方面意见统一，剩下的只是些操作层面的细节问题，并不难以解决”。

鸡蛋期货“探路”

鸡蛋期货已有百余年历史，它曾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最早的合约，也是其发家品种之一。由此发端，美国期货市场在数十年前就已推出了鸡蛋、黄油、牛奶等多个涉及养殖类的农产品期货，避免了这些农产品价格出现大起大落。

相较之下，中国目前20多种商品期货中虽有13个涉农品种，但却无一养殖类农产品。“总体来看，目前农产品品种相对来说还不够丰富，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品种还没有上。” 银河期货研究员付鹏说。

而大商所正在筹备推出的鸡蛋期货，或会成为中国第一个“吃螃蟹”的养殖类期货品种。

据《中国畜牧业年鉴》统计：目前中国蛋鸡规模养殖户30万户，从业人员超过1000万人，种鸡、蛋鸡、鸡蛋零售、饲料、兽药、疫苗等相关产业年产值超过3500亿元。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畜牧产品，鸡蛋目前每年的总产量约2300万吨，约占全国禽蛋总产量的84％，全国每年人均鸡蛋消费数量大约为17.8公斤。

但近几年来，鸡蛋却和猪肉一样，陷入了价格剧烈波动的怪圈。

以2011年为例，一季度鸡蛋价格自高位持续回落，创出年内新低。二季度起，鸡蛋价格又持续上涨，并于9月创出年内高点，期间鸡蛋价格突破5元/斤的关口。四季度至今，鸡蛋价格则持续回落， 处于弱势下行态势。

在谈到鸡蛋期货的好处时，大商所农产品期货研究员告诉《财经》记者，上市鸡蛋期货一方面可以为相关企业提供价格参考和套期保值工具，提高经营水平；另一方面，则有助于鸡蛋行业推广行业标准，促进行业规范，有助于促进规模化养殖，提高行业的抗风险能力。

从期货品种设计的要素来看，鸡蛋期货的推出并不存在明显难度：鸡蛋有明确的行业标准，不属于活体交易，交割过程可以像其他商品一样进行；在冷藏条件下存储六个月，质量不会发生很大变化；另外，鸡蛋市场化程度很高，价格没有管制。

此外，“与鸡蛋等品种密切相关的玉米、豆粕期货发育较为成熟，可以有效防范和控制市场操纵风险、确保安全运行。”上述研究人员称。

因此，刘兴强对鸡蛋期货的态度较为积极乐观。他在今年“两会”期间表示，“鸡蛋是典型的为‘三农’服务的品种，鸡蛋期货的交割环节也没有问题，现阶段正抓紧制定规则，使其早日上市。”

生猪期货求解

自2004年以来，几乎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会提出要发展农产品期货市场、发挥期货服务“三农”的功能，领导层对发展农产品期货市场的态度十分积极。

不过，具体到个别品种，因涉及千家万户，相关部委的态度一向审慎。其中，尤以生猪期货多年来的“难产”最为典型。

早在2008年时，大商所就已经基本完成了生猪期货合约、规则制度的市场调研和设计等上市的前期准备工作，并提交了生猪期货的上市申请。

而在2009年初，中共中央亦在《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中，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提及生猪期货，称要“采取市场预警、储备调节、增加险种、期货交易等措施，稳定发展生猪产业”。

但据《财经》记者了解，目前推动生猪期货上市的，多为一些以生猪为生产原料的大企业。

这是因为目前中国国内生猪养殖行业规模小，有实力的大企业并不多见。相反，由于中国实行生猪定点屠宰制度，并且多数大中城市均限制当地屠宰企业数量，这些定点企业已经成为事实上唯一合法的生猪需求方，已经具备较强实力。

从数量上看，中国目前符合生猪期货交割标准的生猪在3亿头左右，大型屠宰企业的屠宰量就有1亿头，再考虑到其中多数养殖厂规模较小不参加期货交易，以及大型屠宰企业自身拥有部分养殖场，因此实际交割的生猪数量将低于1亿头；而国内三大大型生猪屠宰企业的屠宰量目前已近3000万头，存在操纵市场的风险。

另外，中国一直打击生猪走私，又进一步加强了定点企业作为垄断买方的地位，生猪需求方的实力持续增强。有学者因此指出，“生猪期货的上市将进一步加强需求方的议价能力。很可能是价格发现了，却又平抑不了价格。”

中国畜牧业协会主管生猪养殖业务的副秘书长马闯亦向《财经》记者表示，在缺乏相关经验和期货人才的条件下仓促上马生猪期货，可能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

此外，和美国期货市场用现金交割不同，中国期货市场实施的是实物交割制度，故此相关部委担心：交易时把那么多生猪集中在一起，会不会引发疫情？

针对上述难题，期货界人士表示，正在积极研究应对之策，希望能够一揽子解决，以为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加速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比如，针对实物交割中的疫情风险，大商所设计了“随进、随检、随交、随收”的交割流程，希望通过以养殖和屠宰场代库，多点交割等方式满足大规模交割的需要。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公布《国务院关于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的意见》亦再次申明：要创新流通方式，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包括探索发展生猪等大宗农产品期货市场，并积极鼓励龙头企业利用农产品期货市场开展套期保值，进行风险管理。

配套机制待完善

从规模来看，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农产品期货市场。不过，目前上市的农产品期货品种只有玉米、大豆、白糖等八种，依然存在品种较少、风险管理功能弱、市场参与者能力及意识较弱等诸多问题。既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亦严重制约了期货市场助推现代农业发展的金融功能。因此，农产品期货新品种研发上市的加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目前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大而不强”的窘境。

但《财经》记者在联系多家期货公司后亦发现，目前一些期货公司其实并不太看好这一市场，而是把其主要的精力投入到即将上市的国债和原油期货中。

在分析原因时，一位多年从事农产品期货交易的期货公司相关人士对《财经》记者称，“关键是各公司无法把握目前农产品期货新品上市的具体时间表，大家都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等事情八九不离十了再做准备也不迟。”

此外，对期货公司而言，做农产品期货、开发一个农业企业和农村经济组织的工作难度要比做黄金、白银、铜、铅等工业客户要难得多，收益却要少得多。

有学者因此建议国家应出台相关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开发服务“三农”的新金融产品，对涉农企业、期货公司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或资金支持，鼓励其参与培育农产品期货市场。

生态农业市场研究篇13

中图分类号：F304 文献标识码：A

Improve the "Chain State" Competitiveness,

Promote the Building of the Circul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XU Mingsheng

(Hyde on the Public Record Element Software Development Co., Ltd., Shanghai 200135)

Abstract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agricultural products circulation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rural development, to revitalize rural elements, accelerat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rural resources and the promotion of farmers' income growth in important ways. In this paper, to improve the "chain state" of the main competitive edge as the starting point, build a modern agricultural products circulation system, designed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and society.

Key words chain state; main competitiveness; agricultural products; circilation

1 “链态”介绍

“链态”①指果蔬农产品产销经营者之间建立的供销关系的型式分类，是农产品的全流通过程。我国果蔬类农产品流通存在多种渠道，中商商业发展规划院等农产品流通研究机构将其主要归为五类“链态”。按照果蔬农产品流通组织化程度由低到高依次为自然链、中介链、定向链、直采链和一体链。

自然链：“农户-农村经纪人―产地批发市场―销地批发市场―农（集贸）市场―消费者”；

中介链：“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基地） ―农村经纪人―批发市场―超市―消费者”；

定向链：“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基地）―采购供应商―超市”；

直采链：“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基地）―连锁超市”；

一体链：“生产基地―连锁集团――连锁超市”。

根据相关资料统计分析，果蔬农产品按“链态”的比重划分，自然链和中介链占果蔬销售比重的73%以上，定向链约占12%，直采链约占2%，一体链约占5%（如图1所示），由此可见，我国的果蔬农产品的供销关系依然以自然链和中介链为主，农产品流通方式较落后。

2 “链态”主体的重要作用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资料显示，2008年我国蔬菜产量约6.41亿吨，销售量约为5.48亿吨；水果产量1.14亿吨，销售量1.02亿吨，果蔬主要通过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超市直采、加工企业收购、大型连锁集团一体化采购、农贸市场采购等渠道进行流通。其中：经由批发市场流通的比重约占总量的73%,大型超市定向直采的约占2%，大型连锁集团一体化采购的约占4%左右，经由初级农贸市场销售的约占7%，其他如机关、学校、军队等采购约占14%左右（如图2所示）。农产品批发市场、农（集）贸市场、大型连锁超市、农村经纪人、连锁集团是“链态”中的农产品流通主体。

2.1 农产品批发市场是农产品流通的主要渠道

批发市场是销售流通中的重要角色。据全国城市农贸中心联合会统计，截止到2007年底，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约4150家。农产品批发市场是我国果蔬农产品的主要渠道，以北京、深圳、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为例，有70%以上的果蔬农产品是通过农产品批发市场进行流通的。从果蔬农产品的供应结构看，大城市已形成果蔬农产品的大市场、大流通。

2.2 农（集）贸市场是农产品流通中不可或缺的执行者

我国农（集）贸市场现有90000家，其中：建在农村的有 60000家，分布在城市内有30000家。农（集）贸市场主要体现的是交易、服务和物流功能。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农（集）贸市场年交易额达1.5万亿元左右。在我国的中小城市中，农（集）贸市场的集散能力比较强，成为果蔬农产品不可或缺的执行者。

2.3 大型连锁超市是农产品流通的新兴力量

随着消费者对食品安全意识的提高，经由超市销售果蔬类农产品已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趋势。2000年超市经营农产品的份额在大城市的农产品销售中已占到20%以上，2003年全国74万家超市销售水果、蔬菜、肉类等生鲜农产品1250亿元，占销售总额的27%。在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大型连锁超市已成为消费者放心的“菜篮子”，特别是“农超对接”工程开展以来，其在稳定价格、质量安全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4 农村经纪人是农产品流通的催化剂

近年来，农村经纪人发展迅猛，其数量已近千万，以苏果超市为代表的大型连锁零售商，在进行产地采购时， 70%以上是通过产地经纪人直接或间接进行采购的，这也是目前国内开展产地果蔬采购进货的普遍模式。实践证明农村经纪人的活跃程度与当地果蔬农产品流通效率成正比，是农产品流通的催化剂。

2.5 连锁集团是现代农产品流通模式的倡导者

连锁集团通过建立果蔬生产基地进行“直采”的模式（即直采型或一体链型）正在不断发展和壮大。根据相关部门统计， 2009年家乐福与166个农民合作社的5万中国农民加入了家乐福“农民直供”项目，每天有超过35种农产品“零费用”进场销售，“直采”模式降低了30%的流通成本，增加了农民50%的收入。

3 提高“链态”主体竞争力的对策与建议

3.1 积极强化政策的引导作用

近几年，我国加大了对农产品流通建设的扶持力度，特别是针对果蔬等鲜活农产品出台了一系列的优惠和扶植政策，如“双百市场”、“农超对接”、“农校对接”、农产品现代流通综合试点等工程。国家已分批分次的对批发市场、农贸市场、超市等“链态”主体展开了全面的扶持和资助，各地相关主管部门和企业应抓住有利时机，积极组织和参与工程，强化政策的引导作用，在示范中不断提高“链态”主体的竞争力。

3.2 加强“链态”主体的信息化建设

提高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农村经纪人的信息化水平。调研发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信息化水平一般，软件也主要以ERP等为主，业务规范和管理软件较少，提高流通效率、规范交易、分析果蔬农产品数据的软件更少，亟待提高其软硬件配套设施的建设水平。

调研发现，很多连锁集团、大型超市的内部信息化建设水平较高，但与供货商等的外部联系依却仍停留在纸质单据上，没有统一平台，亟需建立农产品流通的信息管理系统和机具，提高果蔬农产品的流通效率。

3.3 “链态”主体应统一协调各参与者的利益

各条“链态”能否有效运作，取决于链条上各个参与方是否能建立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调研发现，“链态”中的参与者都属于独立的法人，由于其利益和价值取向的不同，必然造成同一“同一链态”的利益冲突，“链态”主体应协调各参与方的利益，从单纯的竞争关系发展为竞争―合作―协调关系。“链态”主体的协调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信息的协调，包括信息的搜集、加工和整理；二是物流的协调，包括农产品的贮藏、包装、运输等。“链态”主体的协调性制约着“链态”竞争力，因此，一定要加强其统一协调能力。

本文是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农民专业合作社流通支持系统研究与开发”（2009BADB6B03）部分研究成果

注释

① 刘普合,申冬华,王勇.从“链态”看我国果蔬农产品流通渠道.商业经济与管理,2010(11).

参考文献

[1] 刘普合,申冬华,王勇.从“链态”看我国果蔬农产品流通渠道.商业经济与管理,20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