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需求的性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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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3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3）11-0005-01

农民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主体。随着中国城镇化的进展，农村人口呈逐渐减少的趋势，据2012年的统计情况，中国的农村人口不到总人口的50%，只有把现有占全国50%的农民转化为现代农民或转化到第二、三产业，才能摆脱农耕社会，走上工业化、现代化。为此，关键问题在于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重塑农村劳动力的价值观，笔者对农村劳动力中的价值取向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期找到提高其素质的有效对策。

一、农村劳动力的价值取向

据百度百科的解释，农村劳动力是指乡村人口中年龄在16岁以上、经常参加集体经济组织（包括乡镇企业、事业单位）和家庭副业劳务的劳动力。从当前社会转型期来看，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在家从事农、林、牧、渔等行业获取经济收益的劳动力；另一类是自行外出就业但没有转走户口的劳动力。价值取向是指一定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倾向。总体上来看，对两类农村劳动力进行政治取向、经济取向、文化取向和职业取向分析，表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政治取向上，权利意识增强。农村劳动力普遍权利意识增强，尤其是外出就业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动机是寻求个人发展，并不像父兄辈为了解决自身和家庭温饱问题。他们在受教育权、生存权、发展权、参与权上要求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优化成长的社会环境。

二是经济取向上，更多关心经济利益的获取。随着大量外出务工劳动力获取经济利益的增多，大多数农村劳动力不认为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是很难的事情，不认为致富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而在获取经济利益上表现得更为自信，对于经济利益的获取也不再难以启齿，而有时候甚至表现得不择手段。

三是文化取向上，逐渐注重精神需求。80年代之前的农村劳动力对文化上的需求较少，主要是经济上需求赚更多的钱，过上更为富足的生活，而80后、90后的农村劳动力由于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受环境的影响，更多追求精神享受，有调查显示，上网、看电视、阅读报刊在他们的业余文化活动中占主导地位，听音乐、聊天、KTV的比例也较高；另外，特别是在城市里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对技术和知识的渴望也很强烈，他们深刻意识到技术和知识对于在城市生存和闯荡的重要性，不仅倾向于选择有知识和技术含量的工作，也希望用人单位提供各类培训，希望地方政府举办公益性的培训课程。

四是职业取向上，更多考虑的是收入。留在乡村一般年龄较大的劳动力对于从事劳动的性质，艰苦程度考虑较少，更多的是关心是否能获取高收入，如果进入什么企业、干什么活一般不挑挑拣拣，只要能挣钱就行，对于工作环境、工作安全性等都考虑不多。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则不一样，希望获得高品质的就业岗位，较为重视就业单位和岗位的质量，不仅对工作性质，工资收入有考虑，还要求工作性质富于技术性，劳动强度适中，工作环境较好（清洁、舒适、安全等）。

二、农村劳动力价值取向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劳动力表现出以上价值取向，分析其影响因素，既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外在因素跟农村的传统文化、社会观念、国家政策及自身生存发展现状有密切关系；内在因素，涉及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自身素质和个人观念等等。

1.外在影响因素。一是传统文化对农民的影响很深，尤其是年龄更长的农村劳动力，只要经济收入增多，对于政治诉求，民利的事情就关心较少，而新生代农民因为一直在学校读书，然后就是到城市里务工，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较少，因而权利意识较强，对国家政治方向，政策变化较为关心；二是社会观念对农村劳动力的影响较大。当今社会转型期，各种本土的、外来的思想碰撞，交融，使得农村劳动力对自身发展，社会变化较为关切，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在义利权衡，政治理解的多元都有十分明显的观点；三是国家政策影响。国家越来越关注民生、重视经济发展，重视民主政治建设，尤其是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把农村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因而对增强农村劳动力致富观念、权利意识、生活享受等等的影响很大；四是自身生存发展现状的影响。农村劳动力的生存状况存在很大差异，在农村从事的行业不一样，收入不一样，对自身观念的影响也不一样，留在农村的与外出务工的接受的信息不一样，面临的机遇不一样，这些都会对农村劳动力产生差异性的影响。

2.内在影响因素。一是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明显对农村劳动价值取向具有重要影响，受过初高中教育的农村劳动力接受新事物、新思想的愿望与能力比没受过教育或只是受过小学教育的农村劳动力要强；二是自身素质的影响。叛逆性更强，适应性更强的农村劳动力对信息的获取，对经济地位的提高，对政治权利的争取都表现得更为激励；三是地域、家庭观念的影响。发达地区相比较欠发达地区或不发达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因受地区差异，在价值取向上也有明显差异；另外，家庭观念对农村劳动力的影响也较大，家庭成员都从事商业的，家庭新成员从事商业的居多，因而在价值取向上更趋务实，利益观念更重。

参考文献

[1]翟学伟.中国人的价值取向：类型、转型及其问题[J].南京大学学报，1999，（4）.

[2]张志忠. 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念透视[J].《浙江日报》2009年07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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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是如何区别开来的呢？撇开天生的因素，根本原因可能是对工作的理解。工作既可以是谋生手段，也可以是发展阶梯。如果仅仅把它当成谋生手段，则不可避免地既与雇主斤斤计较，也与工作斤斤计较。相反，如果把它首先视为发展手段，则无论是工作态度或者是工作干劲都大不一样，收入反倒成为次要因素。

相对于资本，无论职务有多高，权力有多大，雇员永远是弱势的。雇员与资本对抗，必须把劳动力商品，转化为人力资本与职业资本。

劳动力商品也有生产与销售问题。

除非是不停地更换不同性质的工作，那么，无论在什么层级上，人们的工作行为都可视为职业行为。作为一个题外话，即使是在发达国家，也存在有工作无职业的现象，在中国，这种现象更为普遍。如果说有人在打工，那么，这个群体就是真正的打工族。如果工作不最终指向职业，那么，离弱势群体只有一步之遥。

劳动力商品的生产过程，本质上是职业修炼过程。需要修炼的因素包括知识、技能、经验和能力；兴趣、价值观和个性；境界、胸怀、远见、心态和观念等。在职业修炼过程中，还同时积累起来工作阅历、人际关系和职业机会。所有这些加总起来，形成的是人的职业资本。职业资本会推动劳动力商品由量变到质变，并进而满足个人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这个修炼过程与为谁工作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可能与任何人就这个问题讨价还价，它完全是个人的事情，并且个人职业生涯越不如意，越要加强修炼而决不是相反。

如果说劳动力商品的生产，是个价值创造问题，那么，劳动力商品的销售就是个价值实现问题。因此，劳动力商品的销售，也存在战略销售和战术销售。

战略销售，是为职业发展服务的。解决的是卖到哪、卖给谁的问题。说穿了就是到什么行业发展？到哪个地方发展？到哪个企业发展？甚至包括到什么岗位发展。

男怕入错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只是一个“行”字概括不了这么多内容。

战术销售，是为生活服务的，解决的是劳动力商品的价格问题。

尽管从逻辑上看并不那么严密，但我们仍然可以把劳动力商品的销售分为三种方式。

按付出销售。无论是计件或者是计时，均属这种方式。按这种方式想发财估计很有点困难，但它是劳动力最基本的销售方式，甚至是初级方式。从普通的力工，到高级知识分子，只要是计时、计件，均是如此。

按业绩销售。假如前者是按“投入”销售，那么，这种方式就是按“产出”销售。由于承担了某种风险，比如业绩不稳定收入就没有保障，所以，收入比前者高出很多。而这种带有“投资”和“期货”性质的销售方式，很容易导致短期行为。

按能力销售。尽管需要用业绩证明能力，但这种方式蕴含的却是认可能力在先，业绩评价于后。这就意味着劳动力拥有了自己的“身价”。

其实，从职业角度看，职业生涯的目的不就是为自己做个身价吗？这与商品定价是一个道理。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是市场定的，少数商品的价格是企业自己定的。有没有定价能力，是检验企业营销能力最主要的标准。当然也是检验劳动者个人职业能力的主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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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教育——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惊世之作《国富论》中，用一只看不见的手描述了市场经济环境下人和社会的关系，并指出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结果将导致社会福利达到最大。 

无论从事什么经济活动，收益超过成本是必要前提，然后再考虑经济活动的组织方式，以实现利润最大化。 

广义上说，教育是一种经济活动。教育活动的主授方因为从事教育活动取得收入，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教育活动的接受方则因为教育取得将来的预期收益，其经济效益表现在将来。首先，通过教育能够掌握最基本的谋生手段，这是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人必须进入的教育层次，然后。一部分人通过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增加将来收入的预期，这是对劳动者愿意花费大量的成本接受非义务教育的合理解释。非义务教育需要我们支付很高的成本，包括为教育支付的显成本和因为接受教育而不能从事其他职业所减少的收入——经济学上称为机会成本，机会成本有时是相当大的。 

作为一种经济活动，教育是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手段，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公共教育的基本功能和目标是使受教育者掌握最基本的生活和生存的方法和技术，专业教育的基本目标则是让受教育者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通过教育这种手段，接受不同层次教育和不同类型教育的劳动者被分配到不同的部门和岗位就业，这就是劳动力资源的教育配置机制。不同工作岗位的工资水平的差异则是对劳动者接受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型教育所支付成本的回报。大多数的研究发现，教育层次低的劳动者只能从事较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工作，相应取得较低的社会平均劳动报酬：教育层次较高的劳动者可以从事较高技术含量的资本密集型工作，相应取得较高的平均劳动报酬。 

 

二、农村劳动力教育素质与劳动力资源配置相关性分析 

 

(一)劳动者的教育素质与其工作环境和工资水平成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教育是一种资源，因为教育能够产生收益。教育是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手段，因为教育能够把不同的劳动者配置到不同的工作岗位并取得不同的工资水平。劳动者的教育素质是指劳动者接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和教育质量的好坏，包括接受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等，由于教育质量的好坏从大众意义上难于评价。我们所说的教育素质一般是指劳动者接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接受较高层次教育的劳动者教育素质则高，接受较低层次的劳动者的教育素质则低。大多数研究发现，具有较高教育素质，取得较高教育层次的劳动者能够在环境优越的劳动岗位上就业，并取得较高的劳动报酬。一般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和市场秩序比较规范的国家，收入和教育是成正比例关系。美国的教育学家发现，在美国平均每多受一年大学教育，将来的收入会比原来增加12％，这就是“教育收益”。我国2006年城镇居民的平均年收入，中、小学文化程度为8744元，初中为10269元，高中为12204元，大专为17290元，本科和研究生分别为22995元、37880元，这显示了劳动者的教育素质和收入水平之间的明显正相关关系。 

大多数农民由于受到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没有机会接受较高层次的教育，因而文化程度普遍很低，较低的文化程度导致他们的社会就业能力较差，从已经进城打工的农民来看，他们大部分只能从事简单粗重、技术含量低的工作，他们的职业技能，绝大多数是边劳动边积累的。无论农民工是选择外出就业还是就近就业，由于受到其教育素质和职业技能本身的限制，收入水平往往都不高，而且，教育素质决定了他们要提高收入的难度很大。按照相关专家对农村劳动力的一项研究，大学文化程度工资是高中文化程度的3—4倍，是初中、小学文化程度的4—5倍，接受过劳动技能培训的劳动者工资是没有接受劳动技能培训劳动者工资的3—4倍。而且，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劳动者找工作和教育素质偏低的农民工打工很不一样，前者基本上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政府机关就业，工作环境优越，而且还可能拥有非货币的福利收入以及各种社会保障，工资上涨的弹性大。而农民工只能选择在环境较差的岗位工作，并且工作没有什么保障，无任何其他收入，工资上涨的弹性小。 

 

(二)农村劳动者的教育素质与其转移就业能力成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教育素质低，只能要求较低的劳动报酬，由就业信息不对称引起的较高就业成本和转移成本，使得劳动报酬不足以弥补转移就业成本，农村劳动者转移就业的难度大。而教育素质高的劳动者，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丰富，就业信息广泛，能够取得较高的劳动报酬，转移就业比较容易。 

根据我们对湖南邵阳市农村劳动力市场的调查，邵阳市隆回县2008年的总人口为110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02万人，农村劳动力为50.8万人，农村剩余劳动力为35.2万人，转移就业劳动力24.3万个，占24％。其他10.9万农村劳动力没有实现转移就业。据相关部门统计，隆回县农村劳动力转移，高中以上文化的转移率(转移劳动者与劳动力总人口之比)高达78％，中专以上为92％，初中以上为61％，小学程度为32％，文盲和半文盲的转移率只有11％。

另一项调查显示，邵阳市武冈农村人口60万人，拥有农村劳动力资源43.1万人，富余劳动力26万人。农村富余劳动力跨省转移10.8万人，省内及市内实现就业5.8万人，还有近9.4万劳动力既不能在本地就业，也不能实现转移就业，转移就业率只有63.8％。剩下的9.4万劳动力基本上是初中及以下文化层次，没有一技之长，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 

这些都充分说明，农村劳动者的教育素质与其转移就业能力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三、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结构 

 

教育素质的高低决定着劳动者工作环境的好坏和劳动报酬的高低。教育层次低的劳动者只能从事较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工作，相应取得较低的平均劳动报酬：而教育层次较高的劳动者可以从事较高技术含量的技术工作或者资本密集型工作。相应取得较高的平均劳动报酬。较低的教育素质决定了农村劳动力不能享受社会平均的劳动条件和平均的社会报酬，并成为最终导致地方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教育素质的高低决定着劳动者转移就业的难易程度，教育层次低的劳动者转移就业的难度大，转移就业率低；教育素质高的劳动者转移难度相对较小，转移就业率高。教育素质高的劳动力资源，成为稀缺资源，教育素质低的劳动力资源，是非稀缺资源，非稀缺资源往往形成供大于求的结果，这是出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根本原因。非稀缺资源在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博弈中，自身没有定价权，提高收入水平就不具备条件。为了摆脱贫困落后的经济状况和相对较低的社会生活质量，必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事业。对已经完成义务教育，走上劳动岗位的农民，要强化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使他们掌握必要的技能，整体上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只有这样才能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将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一)农村劳动力的合理供给，必须依靠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农村劳动力市场的显著特点就是教育素质偏低。随着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文盲和半文盲在广大农村市场急剧下降，但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在农村的发展依然落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基本不在农村就业，农村总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很少，农村的大部分人口教育素质偏低，与现代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由于我国现阶段人口众多，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需求，便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对于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由于教育水平的限制，又会呈现出劳动力供不应求的局面。这样就出现了一种悖论：一方面，技术含量高的工作难以招收到合格的劳动者：另一方面，一些受教育程度低的劳动者又难以找到合适的岗位。一般来说，大多数工作的专业性都很强，只有具有某种专业技能的劳动力才能从事与之相关的技术工作，但具有某种专业技能的劳动者却很难胜任其他专业技术要求较高的工作：不具有专业技术水平的劳动者。不能够从事专业技术性质的工作，只能从事几乎所有人都能胜任的非专业化的普通型工作，这种工作自然就不可能有较高的劳动报酬了。而虽然具有专业技术水平但层次较低的劳动者，很难从事专业技术水平要求较高的工作：具有专业技术较高水平的劳动者，又基本上不愿意从事那种专业技术要求不高或者非本专业技术的工作。总之，在劳动力资源总量给定的情况下，结构性的劳动力供给失衡会导致种类不同、级别不同的市场替代性较差，这给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增加了难度。而通过专业化的职业技术教育，能有效地满足专业技术的需要以及劳动者本身的发展和兴趣所好，培养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多层次、多领域的专门人才。 

 

(二)提高职业技术教育质量，培养社会需要的专业劳动者，优化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 

从行为经济学角度讲，劳动力的供给是以劳动力供给者为行为人来进行的，同样，劳动力的需求则是以劳动力需求者为行为人来进行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运动，最终使劳动力达到一种相对均衡的静止状态。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每个劳动者都能找到自己能接受的工作，而每个劳动力需求者都能找到自己想要的劳动者。对劳动力需求而言，最终动因取决于社会消费，是由满足这种消费的生产单位所衍生出来的对生产要素的派生需求。社会的生产和消费等经济活动要得以延续，必须具有一定的客观条件——人、财、物要素，同样的物质资源让不同的人来经营和同样人的经营不同的物质资源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这就说明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对于社会的重要性。社会的消费需求各种各样，要满足不同的消费需求，就需要各种各样的劳动。劳动的多样性决定了单个人不能从事一切劳动，于是就产生了劳动分工。劳动分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产品本身的特点引起的分工，便形成了产业、行业、企业对劳动力需求的不同：二是由劳动者工作性质引起的分工，便产生了不同职业的劳动力需求。职业技术教育质量的提高可以满足经济对劳动力规格的不同需求，培养具有不同稀缺性的劳动力资源。这些接受不同种类培训，有足够能力的劳动力被分配到不同的工作岗位，以实现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优化。职业技术教育应紧紧抓住工业现代化、产业转型、两型社会建设、农业产业化、城市化等当代社会的显著特点，积极完善专业和课程设置，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方法，培养社会真正需要的高素质专门人才。职业技术教育应按照市场的需求和个人的特长进行引导性教育，指导受教育者从一开始就能明确适合自身的专业和方向，以增强其就业竞争力。 

 

(三)依托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劳动力资源流动的效率 

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不同市场的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程度，是按照劳动力的稀缺性来排队的。劳动力越稀缺的市场。劳动力流动性就会越大。接受过职业技能教育的专业劳动者，具有一定的稀缺性，专业化程度越高的职业技能教育具有越强的稀缺性。稀缺资源往往供不应求，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具有较大的定价权，因而其要求的劳动力价格较高。一个劳动者是这样，一个区域或者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一个区域中劳动力资源稀缺性越强，这个区域的就业竞争力就会越强，区域经济发展就会越快越好。所以必须依托职业技术教育，增强劳动者的稀缺性，从而提高劳动力资源流动的效率。一般而言，劳动力流动，是劳动力在行业之间、地区之间、企业之间工作地点和工作性质的不断变换。其特征是依赖于劳动的高技能、高熟练程度为主的智力型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流动能够调节行业间、部门间、企业间劳动力的供求，促进劳动力资源，尤其是高素质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要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效率，必须以高质量的职业技术教育为前提。 

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促进劳动力转移就业，实现劳动力资源配置帕累托最优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能够使劳动者本身的经济状况改善，同时还能使劳动者就业地的经济总量增加，社会福利总水平将增加，帕累托改进实现。通过农村职业技术教育，能够提高农村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和基本素质，增加农村劳动者的转移能力，从而最终增加社会总福利水平，实现社会资源配置的优化。随着科技的进步，工业化的发展，农业中大量采用机械作业，农业劳动效率不断提高，但社会总福利水平并没有增加。因为，由于劳动效率提高引起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剩余，剩余劳动力的产生减少了他们的收入水平，如果社会经济总量并没有增加的话，社会的总福利水平实际上减少了。按照帕累托最优标准，帕累托改进没有实现。那么帕累托改进是否存在呢?怎样实现帕累托改进呢?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劳动者的转移就业能力，实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通过转移就业。能够增加社会经济总量，同时提高劳动者的福利水平，帕累托改进实现了。帕累托改进是否能够顺利实现，必须注意下面几个方面。 

 

(一)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不但要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同时必须保证劳动力转移地劳动效率的提高与保障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以实现帕累托最优 

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能够提高劳动者的专业素质和技能，从而增加劳动者的就业能力，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顺利地实现转移就业。但是，劳动力转移。如果降低了农村劳动效率，损害了劳动力转业地经济本身的发展，即使转移就业者的收益增加，帕累托改进也没有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必须以不降低劳动力转业地农村劳动效率与保障当地农业生产为前提，才能最终增加社会总福利水平，实现帕累托最优。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与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必然建立在农业生产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可以促进农业和国民经济更好地发展，农村经济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又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提供了有利条件。欠发达地区农业人口多，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低，大批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出现了“老弱农业”，极大地削弱了欠发达地区的农业经济。因此，要通过职业技术教育，不仅要提高转业劳动力的素质与技能水平，也要促进当地劳动者的素质与技能水平提高，以提高当地农村经济发展实力，从而保证农业生产的稳定，保汪粮食安全，保证劳动力输出地农业的发展，以实现劳动者本身的输入水平、国民经济总水平的相互促进和发展，实现社会总福利水平的增加，以实现帕累托最优。 

 

(二)职业技术教育要与区域经济相结合，妥善处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与城镇职工就业的矛盾，实现帕累托最优 

如果总的工作岗位没有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必然挤占城镇职工原有的工作岗位，社会总的福利水平没有提高，帕累托改进没有实现。职业技术教育要以实现农业产业化为导向。培养农业产业专业人才，农产品净加工专业人才，大力发展经济附加值高的农业深加工业，把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主要放在农村就地转移上。这样不但可以避免大批农村人口盲目转移到城市带来的一系列弊端，而且可以增加农村经济总量和社会总福利水平，有利于城乡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帕累托最优。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通过职业技术教育，培养具有专业技能的产业工人，发展以市场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利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快速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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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3939/ki.zgsc.2015.03.041

1 引言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是劳动力市场理论中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对立的所有理论的总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主张从劳动力制度及其结构特征的角度来研究劳动力市场的运作。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劳动力市场研究的核心在于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的配置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分割的力量不是决定工资高低的最终决定因素，真正决定工资的因素是商品市场需求所派生出来的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市场分割仅仅对影响了均衡工资的偏离程度。但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分割最主要是由于制度所决定的，工资的差异除了劳动力的个体差异外，主要是由于劳动力市场并不是单一的整体，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市场所构成的，它的不同的运行机制决定了工资的差异。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否定了劳动力市场均衡的存在，并认为劳动力不能在各个市场中自由的流通。比较有代表性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有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激进的分割劳动力市场理论、职位竞争理论。

2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2.1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产生背景

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现象在很早的时候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根据提出的观点的不同，大体可以分为两大阵营，一大阵营的观点由亚当・斯密最先提出，强调市场供求的作用。经马歇尔和克拉克的发展，到Gray Becker 和Theodore W. Schultz的进一步深入，这一阵营的理论达到了比较完善的程度；另一阵营的观点由约翰・穆勒和马克思最早提出，他们认为制度性的因素以及社会性的因素会分割劳动力市场，从而形成非竞争群体，使得劳动力没法从一个部门向另一个部门自由流动。到了1971年皮特・多林格尔（P. Doeringer）和迈克尔・J.皮奥里（Michael J. Piore）提出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才正式为这一派的理论奠定了重要的基石。

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指出劳动的自然报酬或自然工资是由劳动生产物构成的，即使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对总体工资产生影响，但工资最终是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决定的。对于工资的差异亚当・斯密认为：第一，因为职业本身的性质存在着不均等，工资的不同是由于市场对于不同性质的职业的补偿是不同的。第二，因为欧洲的政策存在着不均等，这种不均等造成了劳动力市场供求的改变，从而使得工资存在差异。

1848年约翰・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指出了亚当・斯密对于工资差异性解释的不足，引出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现象，他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行会、法律制度等的作用十分巨大，由教育、训练导致的劳动力熟练程度的不同行所形成的自然垄断，由团体组织和习惯所造成的人为垄断，这些因素使得供给和需求根本不起作用，因此造成了工资的差异。这个观点被视为制度决定论的雏形，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1876年马克思在《资本论》对穆勒提出的因制度等因素引起的工资差异进行了评述，他指出市场供求力量之所以无法消除穆勒提出的那些制度因素，是因为资本的垄断以及政府权力的介入，使得市场的竞争力量得到抑制，导致产业结构逐渐官僚化，加重了工人阶级的异化，也削弱了工人阶级的抗争能力。资本家和工人形成两个阵营，因为这两个阵营是相互对立的，所以资本家所在地阵营通过使用维持失业存在，分化工人队伍以及技能退化等手段了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获得更多的剩余劳动，使得工人的工资无法统一，因此现实中存在着劳动力分割。

19世纪后期，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和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相互独立提出边际生产理论，他们认为工资的水平是由最后追加的工人所生产的产量来决定的，工资是劳动这个生产要素的均衡价格，即劳动的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相均衡的价格。但是这个理论有两个隐含的条件，一是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都是处于完全竞争的状态，二是与劳动就业相关的成本除了工人的工资就没有其他的费用。他们的理论相当于是亚当・斯密理论的一种延伸。但是在现实中，这两个隐含的条件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这就促进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进一步研究。

1971年皮特・多林格尔（P. Doeringer）和迈克尔・J.皮奥里（Michael J. Piore）发表了《内部劳动力市场与人力资源政策》，第一次明确提出并系统阐述了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概念、起源、运行机制与基本特征，他们指出存在两类劳动力市场，一类是工匠、受益人等零工活动的市场，另一类是大工业中的劳动力市场，前一个市场受到市场力量的直接调节，但是后一个市场除了在雇用时受到外部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外，它的劳动配置和工资都是由企业内部来调控的，与外部市场的影响无关，这个理论的提出标志着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正式诞生。

2.2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主要流派的发展

2.2.1 现代的二元结构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皮特・多林格尔、迈克尔・J.皮奥里（Doeringer & Piore，1971；Piore， 1975）创立的二元结构理论指出，一级劳动力市场具有工资高、工作条件好、就业稳定、安全性好的特征；二级劳动力市场具有工资低、工作条件差、就业不稳定、管理粗暴等特征。二元结构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劳动报酬的差别，而且二级市场中的从业者极易失业，并且很难向一级劳动力市场流动。在一级市场起作用的是各种制度规范，工资是由职位即企业单方面决定的，而二级市场起作用的是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是由劳动力的供求双方共同决定的（Doeringer and Piore ，1971 ；Osterman ，1984）。

自1971年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诞生后，受到了一些经济学家的质疑，他们认为仅将劳动力市场划为两个部分，这样划分太简单化了，因此Piore进一步对一级劳动力市场进行的划分，将其划分为两个子市场，即“较高阶层”和“较低阶层”，前一个阶层主要指某些专业型强的职位和高级管理职位，其特征是高收入、高地位、高机会、高流动性，后一个阶层主要是指除了以上的职位的其他职位，其特征是低收入、低地位、低机会、低流动性。

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二元结构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一些经济学家（Smith and Zenou ，1997）认为，二元劳动力市场是“内生”，并与劳动力市场中的大规模失业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一般会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效率工资，当市场处于稳定的状态时，会有一部分处于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员工选择持久的自愿失业。当市场受到需求冲击，市场不再处于稳定状态时，失业率会随即上升，形成二级劳动力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的出现完全是因为经济的因素，而且形成了一级劳动力市场、二级劳动力市场、失业者收入的差距，随着经济的发展，二级市场的出现吸引一部分失业者，并使他们就业，这样失业率开始下降，渐渐经济形成了新的平衡状态，从而缓解了经济衰退造成的危害。但是也存在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一般是高技能劳动者，新的二元结构理论认为当高技能劳动者失业时，他们宁愿失业等待一级劳动力市场的重新就业，也不愿意选择二级劳动力市场进行就业，因为一级的劳动力市场中的企业对员工进行专门的培训，这种培训对于高技能劳动者来说也是一种回报，而在二级劳动力市场，一般没有这种培训，或是培训的层次很低，使得员工无法得到很大的进步，而且高技能工作者认为企业相信宁愿失业也不去二级市场工作的员工是那些生产率高的员工，选择二级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员工是生产率低下的员工。这就对失业人群中含有高技能劳动者给予了解释。

2.2.2 职位竞争理论

这个理论由Lester C Thurow在1972年提出的，它建立在信息不完全的基础上，雇主在雇佣员工时，他并不知道雇佣的员工会在未来有怎样的表现，而且很多工人并没有单独的培训，很多都是在工作中进行的“干中学”，那么什么因素决定了雇主对雇员选择的先后顺序呢？Lester C Thurow认为有以下因素：第一，每个雇员均需要在职培训，而培训的成本是由雇员自身的背景和素质所决定的，所以可以根据培训每一个员工所要花费的成本来对他们进行排序。第二，由于历史原因，在美国男性白人在就业上受到了一定的优待，所以有色的女性就出现了很高的失业率，并且很多在二级劳动力市场工作。职位竞争理论最主要的内容是指：第一，职位是有好坏之分的，其数量、种类、结构是有技术状况决定的。第二，员工的工资与职位直接挂钩，处于职位高层的员工会获得更多的报酬和机会，处于职位底层的员工获得很少的机会和报酬，员工在劳动力市场的阶层是由员工的预期培训成本所决定的，预期成本越高，他们所处的阶层就越低。第三，员工本身的教育在这个体系中并不认为会有提高生产了的作用，它只是一个进行职位安排的“信号”，教育水平高的人意味着他的培训潜力比较大，预期培训成本会比较低，这样会导致原本低教育水平的员工就能胜任的工作，现在用高教育水平的员工来工作，这就造成了教育过剩。

2.2.3 激进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激进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Wachtel， 1973， 1975； Edwards， Reich and Gordon ， 1975），他们接受了的分析方法，把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看成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和阶级斗争的产物。他们认为劳动力市场分割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资本主义早期，劳动力的市场处于同化的状态，并不是和现在一样处于分化的状态，但随着同类化劳动队伍的不断壮大，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逐渐的形成，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冲突愈来愈明显激化。与此同时，垄断厂商开始在市场上出现，它的出现使得资本家将关注的焦点从短期的利润最大化转向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长期控制，他们一方面在大公司或某一行业建立内部劳动力市场，给予市场的内的工人较高的报酬，以提高工人离开公司的机会成本。从而使公司拥有一支固定的高水平的人才队伍，避免工人罢工所带来的困扰。另一方面，他们利用各种手段去消弱工会的力量，阻止工人发动罢工运动。在激进的分割劳动力市场理论看来，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劳动力市场阶级的固化是功能性的，它对于资本家防止工人形成统一的联盟和统一的思想有着很有效的作用。这也有利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和谐运转。

3 小结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在与新古典理论的争论中不断成长的，因为市场中各种因素的影响，使得新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完全竞争市场并不真的存在，因此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出现对于新古典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给予更为细致和真实的诠释，大大提高了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和理论对实际操作的指导能力。

但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也存在着很多的不足，在对二元劳动力市场的概念界定时，并没有使用定量的标准，因而人们在实际运用中感到模糊不清，因为当将某些产业分成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时，在分成的两部分中又存在着二元结构描述的特征。因此它不足以作为用来分析各个国家和地区分割问题的普遍理论。激进的劳动力市场理论是劳动力分割现象形成的一种解释，但是它具有很强的阶级性和功能性，它将劳动力和资本家放在对立的两个方面，并认为劳动力分割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资本家的推动。这样的说法过于极端，对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分割现象的解释能力不高。因此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去解决，理论本身也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参考文献：

[1] Fleetwood S. Sketching a Socio-economic Model of Labour Markets[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2011（35）：15-38.

[2] 徐林清. 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研[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篇5

既然是劳动力“商品”，就有生产与销售的问题。

劳动力商品的生产过程，本质上是职业修炼过程。需要修炼的因素，包括知识、技能、经验和能力；个性、兴趣和价值观；心态、观念、境界、胸怀和远见等等。在职业修炼过程中，同时积累起工作阅历、人际关系和职业机会。所有这些，加总起来形成的就是一个人的职业资本。职业资本会推动劳动力商品由量变到质变，进而满足个人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这个修炼的过程，与为谁工作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可能与任何人就这个问题讨价还价，它完全是个人的事情。一个人的职业生涯越不如意，就越要加强修炼，而绝不是相反。

如果说劳动力商品的生产是价值创造，那么劳动力商品的销售就是价值实现。因此，劳动力商品的销售，也存在战略销售和战术销售。

战略销售是为职业发展服务的，解决的是卖到哪儿、卖给谁的问题。说穿了，就是到什么行业发展、到哪个地方发展、到哪个企业发展，甚至包括到什么岗位发展，“男怕入错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而战术销售是为生活服务的，解决的是劳动力商品的价格问题。我们可以把劳动力商品的销售分为三种方式：

按付出销售：无论是计件或者是计时，都属于这种方式。按这种方式想发财很困难，它是最基本的、初级的销售方式。

按业绩销售：由于承担了某种风险（比如业绩不稳定收入就没有保障），所以这种方式的收入会比前者高出很多。不过，这种带有“投资”和“期货”性质的销售方式，很容易导致短期行为。

按能力销售：虽然这种方式也需要用业绩证明能力，但它是认可能力在先，业绩评价于后，这就意味着劳动力拥有了自己的“身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