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茶文化的认识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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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税收检查”概念的规范化问题

明确税收检查的概念，是理解和掌握税收检查规范化问题的起点。哲学认为，事物的概念，应当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和社会属性，是对事物本质内容的理论抽象。因此，我们应当从税收检查的表象中去研究其本质属性和社会属性，从而给它确定一个科学的概念。

然而，在税收理论界，对税收检查的概念表述众说纷坛，各抒己见。有的同志认为，税收检查是“税务机关监督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的主要方法”。有的认为，税收检查是“税务

机关按照国家税法规定，检查和监督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和税务机关执行税收政策情况的一种手段”。有的认为，“纳税检查，又称税收检查或税务查帐”，等等。从这些观点和表述可以看出，人们对税收检查的本质认识和本质内容缺乏理论抽象和科学概括，既不统一，也不规范。众所周知，概念是“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从对象的许多属性中，撇开非本质属性，抽出本质属性概括而成”。因此，作者认为，根据税收检查活动的本质的属胜，可以给税收检查下一个这样的概念。税收检查是对税收经济活动依法进行审查和监督的一种方法。税收检查人员通过对征纳税双方的税收资料和财会资料的审查来确定征纳双方的税收经济活动是否合法、合理、真实，最后得出结论，作出公正的处理和评价，并写出书面报告供征纳

税双方执行和参考。

这个概念包括以下含义：

1、税收检查是一种经济监督的方法。经济监督包括财政监督、财务监督、税务监督、银行监督、审计监督等等，税收检查属于税务监督的范畴。

2、税收检查的主体不仅仅是税务机关，也可以是税务机关以外的依法享有税收检查权的机关单位（如财政、审计、检察等），还可以是纳税单位和个人（如税收自查）。

3、税收检查的对象既是纳税人，又是征税人；既检查纳税人依法纳税情况，又检查税务征收机关依法征税的情况。

4、税收检查对被查对象的监督是一种间接的监督，事后的监督。因为它只能是对被查对象进行了的税收经济活动进行审查监督。

5、税收检查的程序和内容是依法进行的检查机关和检查人员不能随心所欲，肆意检查。

6、税收检查的范围是随着税收检查目的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清晰地知道，税收检查与税务检查、税务查帐、纳税检查等不是等同的概念。它们之间既有内在联系，又有外在呕别。税务检查对税收事务管理的检查监督活动，它既包括税务工作制度的检查、税收计划的检查、税收工作纪律的检查。税收征收管理的检查等等，还包括各级政府对税务机关工作的检查和上级税务机关对下级税务机关的检查、税收检查、税务查帐和纳税检查，都属于税务检查的范畴。税务查帐是对纳税人的涉税帐簿凭证资料等的检查监督活动。它通过对纳税人帐务的审查，确定其帐务所反映的税收经济活动的合法性、合理性和真实性，它是税收检查的组成部分。纳税检查是对纳税人是否履行纳税义务情况进行的检查监督活动。它既是税收征收管理工作的组成部分，又是税收检查工作的重要内容。税收检查是对税收经济活动的审查监督活动。它既包括对整个税收征收管理活动内容的检查，也包括与税收征收管理活动有关的经济活动的检查。由此可知，税收检查与税务检查、税务查帐和纳税检查等概念的相互关系，可以用

二、税收检查主体的规范化问题

税收检查主体是指依法享有行使税收检查权利的单位和组织。税收检查主体分为税收检查权利主体和税收检查义务主体。税收检查工作人员代表税收检查主体行使检查权，不能称作税收检查主体。目前，从法学角度看，巳经行使税收检查权利的单位和组织有：①税务主管机关；②财政机关；③审计机关；④检察机关；⑤各级政府“三大检查’协公室；③纳税人。其中①至⑤项为税收检查权利主体，第③项为税收检查义务主体（如纳税人自查）。在现实税收检查活动中，这些税收检查主体之间存在着重复检查。交叉检查的现象，有的以“提前介入”为由，参与了正常的税收检查；有的以职能分离和改革为由，重复派人对同一被对象进行多次检查、同时，税收检查主体的检查范畴、检查效果都不相同，有的只注意查补税款；有的税收检查结论不告知税务机关，也不把税款交由税务机关人库；有的只进行检查不作检查结论，走走过场而已。所有这些造成税收检查主体多元化，各检查主体之间以及与被查对象之间的纷争和矛盾。既不利于减轻纳税人负担，也不利于提高工作效率，方便征纳双方，更不利于实现税收征收、管理和检查的专业化．不利于提高税收征收管理工作水平。为此，作者认为，宜从法律上规范税攸检查主体，明确各主体的检查层次、范畴、职责，使它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以减轻不必要的重复检查和交叉检查，提高检查工作效率。初步设想是把税收检查主体规范为三个层次，即：

1、基本的一般性税收检查主体——①税务主管机关，负责日常税收检查工作；②各级政府“三大检查”办公室，负责突击性的综合检查；③纳税人，负责自身的税收自查补报

作。

2、辅税收检查主体——①财政机关和审计机关，负责税务机关年度内日常检查之后的税收审查监督；②受托的社会团体，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税务机构等，负责委托机关授权范畴内的税收检查。

3、特殊性税收检查主体——①检察机关，负责达到立案标准的偷税案件以及税务人员渎职、营私舞弊案件的查处；②行政监察机关，负责违犯政纪人员造成税收流失案件

的查处。

三、税收检查程序的规范化问题

程序就是步骤、次序。税收检查的程序是指税收检查工作从开始到最近结束，一步一

步有条不紊地顺序进行的过程。规范税收检查程序，不仅便利进行税收检查，而且有利实

现税收征管公平，提高征管工作效率。目前多地方的税收检查程序都不够规范。有的愿意查谁就查谁，愿意怎么查就怎么查，愿意什么时间查就什么时间查；有的只用电话或口头通知被查单位，往往产生被查单位办税人员外出等因素而影响检查计划或进度。有的只作检查不作结论，检查结果不通知被查对象。凡此种种都直接影响着税收检查工作效果，进而影响征管工作水平。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宜将税收检查程序规范为三个阶段，同时对这三个阶段的工作内容也作相应的规范。

（一）税收检查的准备阶段

1、收集被查对象的帐簿凭证及一切税收资料，学习税收政策和财会制度，分析了解被

查对象的业务范围和内部管理规章制度及其它有关税收的情况资料。

2、制定税收检查计划。其主要内容包括；

①被查单位的名称和概况；②税收检查的目的与范围；③税收检查的所属时期；④税收检查的内容和日程安排；⑤安排税检人员。

3、税务主管机关分管领导审批税收检查计划。

4、通知（书面形式）被查对象。

（二）税收检查的进行阶段

1、做好税收检查工作记录和复制有关证据；

2、深入实际，实地检查；

3、分类汇总，核实数据；

4、组织座谈，听取被查对象意见。

（三）税收检查的终结阶段

1、做好税收检查工作总结；

2、写出税收检查报告书，其内容包括；①是否达到原定税收检查计划的要求？②阐明

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以及为其定性。③说明处理决定事项。④提出建设性意见。⑤主管领

导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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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食材处理方面。中国讲究炒、炸、烤等手法，而在日语中很难找到与之相对应的词汇。因为日本料理中的处理方式十分简单，有的只是用水煮一下就算完成了。「和食は、新鮮な食材を使う、栄養のバランスが良い。自然の美しさを生かす、正月などの年中行事と関わっている、などが特色だ[1]。其中“自然の美しさを生かす”，意思是让食材的自然感继续保留。中国菜是使用最合适方法处理食材，让美妙的味道更好为人享受。而日本人认为只有少加工，才能吃出食物最根本，最自然的味道。 

二、调味料种类与运用 

调味料在中国菜中的运用是多种多樣的。中国的调味料不仅种类五花八门，甚至同一种调味料，譬如酱油，在市场上可以找到“生抽”、“老抽”等不同的产品。日本除了会放入和中国一些大同小异的调味料如盐、醋、味淋（日式料酒）等外，几乎不会再在料理中加入其他调味品。 

中国的饮食讲究“色香味”俱全。无论从哪一方面都离不开调味品发挥其作用。“酱油上色，砂糖提鲜，盐巴出味”。这是一种味觉调和的艺术。而在日本料理的调味则极其简单。在为数不多大量使用油的料理天麩羅（てんぷら）制作最后，料理人只会在上放上一小撮盐。在做雑煮（ぞうに）的时候多数日本主妇只会淋上一勺酱油。在菜中只加酱油，或是只放盐，这对中国人来说都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人更喜欢食材被调和之后，所带给人在味觉上的刺激，是对人食欲的关怀满足。而日本料理的观念则是用少许的调味料“勾引”出食材自然的味道。所以中国食客多会评价一道菜的美味与否，而在日本更多人则会评价一道料理的新鲜与否。日本人更在乎的是食材从离开自然到餐桌上的时间长短。他们认为少量的调味料所带来的自然的感觉，其本身就是一种味道。否则的话是对味道的破坏，没有尊重食材的自然风味。 

三、器具差异 

器具的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中日在饮食文化上对“人文”与“自然”注重点的不同。中国依然保持着“大锅饭”这一聚餐制的传统，只有在职工食堂等处才实行分餐。[2]但日本只有在过节时才讲究一家人吃“团圆饭”。不论是聚餐还是分餐，用来盛饭的器具都是必不可少的。中日分聚的不同，对器具产生了一定影响。因为中国主要是聚餐制，所以餐具的规格要更大一些。大大的汤盆，大大的碗碟，都是为了保证一家人的吃饱喝足。甚至在中国中西部地区还存在更加夸张规格的餐用器具。如“大海碗”，其外观质朴并无特殊之处，作用只是能大量盛饭。受注重实用思想影响的餐具之类的东西，反过来也会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饮食文化往以人为本的大方向发展。在日本由于分餐制，器具的小巧使他们热心于装饰绘制。自然中的山、川、岛等图案，便是他们所热衷的。虽然食材已经离开自然环境，但也要让他们尽量回归自然，保持自然的风味。讲究“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3]在颜色搭配上也颇下功夫。如春夏之际，多选用颜色鲜艳的餐具令人赏心悦目。在秋冬季，则会更多用朴素的木质器具，装点菊瓣、红叶素净之物。这也体现了有强烈季节感的日本人把自然的季节感带到料理中的一面。对食材来之自然，回归自然的想法。 

四、小结 

以上旨在通过几个具例，来浅析中日在饮食文化方面的差异。可知中国更看重的是人主观意志的所需，饮食中多体现了对人文的关怀。而日本则是一种对自然的尊重，尽量保护其原有风貌，避免破坏。当然，两国在饮食文化方面远不止这些不同，还有更多的问题值得整理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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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的涵义理解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人类通过自己的创造活动而形成的产物，因此文化是相对于自然而言的。文化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和民族性。目前，学术界公认的意见认为，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E・B・泰勒，是第一个在文化定义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人。泰勒对文化所下的定义是经典性的，他在《原始文化》“关于文化的科学”一章中说:“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显然，这个定义将文化解释为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创造物的总称，包括物质技术、社会规范和观念精神。从此，泰勒的文化定义成为文化定义现象的起源，后人对这个定义褒贬不一，同时亦不断地提出新的观点。关于什么是文化？到目前为止竟然已经多达约300种的定义。文化定义本身也成为一个有趣的、争论不休的学术现象。尽管如此，但我们深信：不同文化的人们，在文化取向、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社会规范、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差异。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走出国门或留在国内参与跨文化交际的人越来越多，他们都需要学习并掌握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时的实际技能。

二、中外跨文化交际中的整体与个体意识比较

中国传统的宇宙观是“天人合一”；而西方的国家则主张“天人相分”。“天人合一”是指人们对自然规律的顺从，人们将自然中日夜交替、季节变换与人们的生活和活动周期相一致起来，一切都处在不断循环往复之中，并与自然和谐统一。从古至今数千年来，人们在生活的各个侧面都力求与自然统一，达到顺其自然的境界。中国人做事讲究“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顺其自然的思想指导下，人们甘当“孺子牛”或“螺丝钉”，以达到“变己适应”。在天人合一的思想影响下，中国人在思想意识、思维模式和言语观方面都倾向于求整体、求笼统和求综合，而且在知觉上重视直觉，这与西方人和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观是大相径庭的。

西方哲学家从古代起就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对立的，是一分为二的，例如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社会与自然等都是相分对立的。人与自然的相分对立，人是处于支配和改造自然的位置。在西方人的生活中，如果一个人得不到他想要的东西或地位时，他内心真正相信的并不是天命或上帝，而是由于自己的懒惰或缺乏斗争精神所造成的。这就是西方人为什么把自己比作一台机器或一个原子的缘故。天人相分的宇宙观决定了西方人一切二分，对待事物喜欢用分析的思想方式和偏重于逻辑的思维模式及求“精确”的言语观。“天人合一”和“天人相分”两种不同的宇宙观对构成东西方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民族性格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对交际行为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

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必然导致群体取向，美国的“天人相分”的宇宙观势必导致个人主义取向。群体主义表现在群体取向和他人取向两个方面。在群体取向影响下，中国人主张凡事以国家、社会和家庭利益为重，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国家、社会和家庭的利益。在等级差别的社会里，人们的言行举动要符合自己的身份。在处理自己与集体或环境的关系时，要求人们做到“克己奉公”、“循规蹈矩”、“与集体和上级保持一致”等等。在旧中国，个人主义被视为对父母、对君主、对朋友的不忠不孝。在当今社会，个人主义也被认为是对集体、对社会的恶行，因此要严加防范。他人取向是群体取向的延伸，其表现是中国人做事情首先要考虑他人会怎么看，怎么说。因此人们养成了言行上不愿得罪人的习惯。群体取向导致的结果是人们相互依赖、相互合作，重视“关系”。当然，群体取向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的方面是中国人谦虚、以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为重；成功时，把功劳归于集体、领导、环境和别人的帮助。这种取向也使中国人性格内向、含蓄、惯于忍让。从消极方面看，正如贾玉新所说：群体取向使人缺乏个人奋斗、进取精神，缺乏个人竞争意识，过分看重“关系”，――“关系”已成为办事情或成功的重要手段，很多人已把拉“关系”当作处世哲学和生活的指南。群体取向对交际行为、交际风格及思维方式带来很大影响。例如中国人交往时习惯于讲礼貌、卑己尊人，思考问题侧重笼统、概括，不太拘细节。

与中国文化相反，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化，极端崇拜个人主义，仅从英语词典的合成词中有100多个是以self 为前缀就可以看出“个人”在美国社会中所占的位置是何等的重要。到了20世纪，个人主义在西方发展到了顶点，例如到1990年，美国每一个个体都被当作一个完全不同于其他人的独特的个体，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都与别人不同。个人主义的直接产物是隐私权，它也不能被群体取向的人们所了解。这就是为什么问“Where are you going？”“What’s your monthly pay？”“Have you got married？”等类似的问题会引起美国人反感的根本原因所在。在西方，个人主义还意味着对个人自由和差异的追求。因此，美国人喜欢独辟蹊径，标新立异，在别具一格中出奇制胜。他们追求个人享受、放任个性、自由发展，不仅包括个人物质利益的追求和满足，还包括个人意志、自我实现以及自由进取的追求。正因为西方人崇尚个人主义，个人至高无上，他们才各开其口、各行其志、各展其才。这也可能就是美国人为什么强调外在的、个人的、权利的、功利的东西的原因，而且好斗、崇尚竞争的缘故。

三、跨文化交际面临的挑战与要求

跨文化交际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从事交际的过程。更准确地说，跨文化交际是文化认知和符号系统不同的人们之间所进行的交际，而这种不同足以改变交际活动。其形式有跨种族的交际、跨国家和民族文化的交际、共同文化中多重亚文化之间的交际等等。大量的研究告诉我们，中西方具有不同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气质：中国人长于总体把握，而西方人长于条分缕析;中国人善归纳，西方人善演绎；中国人强调群体，西方人注重个体;中国人重悟性，西方人重理性;中国人处理事情就像中医，把人体看作一个有机整体，西方人处理事情就像西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些典型的文化差异是横亘在中西方文化交际中的鸿沟。随着东西方交往的日益频繁，文化间的相互融合，跨文化交际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感知和应对现实和不断变化的交际情景的能力，成功的交际者应该能够运用自身具备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对复杂多变的因素做出独立的判断和灵活的应对。由此我们认为跨文化交际是一种综合的行为能力，它不仅要求交际者有完备的知识能力，更要求交际者具备灵活的思维能力。因为跨文化、跨语言，首先，交际者应该具备的知识能力是较好的外语能力，其次是认识文化差异事实的能力。交际者在具备知识能力的同时，还应该注意发展相应的思维能力。知识能力和思维能力在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构成中必不可少，而如果我们考虑到文化偏见这一因素的话，交际者除应该具备上述知识能力和思维能力外，还应该具备个性层面的情感能力，即交际者需要有热情开朗、乐于交往、移情、接受外族文化乃至敢于冒险和容忍不确定情境等个人特质，这些特质都有助于交际者消除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出现的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偏见，从而使得交际更加顺畅。

四、结语

无论是东方的群体取向，还是西方的个人主义取向，都在他们各自文化中的交际行为上充分表现出来，都为其不同的民族性格的塑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生活的变化，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和价值观念正在悄悄地开始变化，一方面传统文化的影响处处可见;另一方面新的文化现象也层出不穷。“以人为鉴，可知得失。”跨文化交际研究帮助我们把本民族文化置入世界环境中，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对比，这样我们不仅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自己优秀的文化传统，同时也在研究中发现本民族文化要健康发展还需要补充什么养分，不仅拓宽视野，也促进了文化交流。

参考文献：

[1]CrystalD.EnglishasaGlobalLanguage，ForeignLanguageTeachingandReseareh Pres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5

[2]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P.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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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5）09B-0009-03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在繁衍生息中延续本民族的历史，并在历史延续的过程中形成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象征，是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财富。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有利于维护和发展文化多样性、增强中华文化的生机和活力，有利于提高各族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利于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

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与创新是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但在现代文化的强烈冲击下，许多优秀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面临衰退、变异，甚至消亡的严峻考验。近年来，国家十分重视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2009年，国务院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为有效保护和弘扬民族文化注入了新活力；各级政府也积极采取各种有力措施，在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上倾注了很多精力；而在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途径中，学校教育历来都在起着主渠道作用，在这场守护精神家园的战争中，学校这个主阵地应该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

百色市民族卫生学校创建于1978年，是桂西唯一一所中等卫生职业学校。百色市西与云南相接，北与贵州毗邻，是滇、黔、桂三省区中心城市，是中国大西南通往太平洋地区出海通道的“黄金走廊”。近年来，依托百色市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加上办学社会效益不断提高，百色市民族卫生学校的生源分布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即由原来的绝大多数生源来自本市，变成了现在的本市生源稳定，两翼（云南、贵州）生源数量不断增多、比例不断加大的局面，目前云南、贵州两省户籍的学生已超过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众所周知，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共有26个世居民族，被誉为少数民族之乡，26个世居民族相对聚居又交错杂居，创造了云南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使其成为当之无愧的文化大省。贵州是民族文化积淀浓厚的地区，全省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37.8%，不同的民族形成了不同的乡土风俗、节日庆典和文艺活动方式，这些独具特色的宝贵资源，成就了贵州绚丽多彩的民族风情。而广西则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世居有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等12个主要民族，另外有25个其他少数民族成分，广西各族人民既有着相似的生活热情和命运轨迹，也有着基于不同生存环境、不同繁衍过程、不同族群基因而各自形成的独特文化，它们和谐共存却又不丢失自己的斑斓个性，让美丽的民族文化之花绽放在八桂大地上。可以说，滇、黔、桂三省区的民族文化各具特色又融会贯通，共同铸造了西南地区绚丽多姿的民族文化大景观。而生源主要来自这三个地区的百色市民族卫生学校，其实就是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地的一个小缩影，以此作为对象进行民族文化传承调查，具有典型的代表性。

本文以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相关理论基础上开展具体的教育实践研究。本次问卷调查以百色市民族卫生学校一、二年级学生为对象，共发放问卷3580份，收回问卷3580份，回收率100%。下面将调查所获得的信息进行梳理和分析，希望能对问题的解决提供帮助，并以此为经验在同类学校中推广。

一、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

共有3580名全日制普通中专在校生接受问卷调查，其中男生462名，占12.9%；女生3118名，占87.1%。被调查者来自广西、云南、贵州3个省区的不同民族，其中汉族学生783名，占21.9%；壮族学生2340名，占65.4%；瑶族学生114名，占3.2%；布依族学生198名，占5.5%；苗族学生104名，占2.9%；其他少数民族学生39名，占1.1%。

二、调查问卷具体情况

（一）被调查者对当地民族文化的了解情况。被调查的3580名学生中，有218名学生表示很了解当地的民族文化，占总数的6.1%；有2068名学生表示比较了解，占总数的57.8%；有36.1%的学生表示不了解当地的民族文化，总共是1294名学生。

被调查学生的家乡节庆日主要有什么活动这方面，有749名学生回答以祭祀为主，占20.9%；有819名学生回答以戏剧表演为主，占22.9%；还有1774名学生回答以邀请亲朋到家作客为主，占49.6%。

（二）被调查者对民族文化意义的认识。为更全面地了解学生对民族传统文化意义的认识态度，本次调查问卷设置了两个涉及以上内容的问题。

对“民族传统文化是本民族、本地区人民在生产生活中积累多年的文化，你怎么看待民族传统文化呢”这一问题，有3370名学生认为有其积极意义，大多都值得学习，占总数的94.1%；有61名学生认为大多都不值得学习，占总数的1.7%；还有149名学生表示不知道，占总数的4.2%。

对“你认为传统民族文化对于当下中国社会有影响吗”，有1212名学生认为很重要，占33.9%；有1713名学生认为有些规范作用，占47.8%；有273名学生认为有消极作用，占7.6%，有358名学生认为可有可无，占10%；还有0.7%的学生认为完全过时，这部分学生共24名。

（三）被调查者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喜好。为了解学生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不同认识，问卷里特别设置了“你更喜欢过民间节日还是现代节日”这一问题，试图从这一方面了解学生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态度差异。

共有2047名学生选择更喜欢过传统节日，占总数的57.2%；1533名学生选择更喜欢过现代节日，占总数的42.8%。

（四）被调查者对我国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工作的态度。传承民族文化任重而道远，需要社会各界力量共同配合。而学校教育一直是传承民族文化的主渠道，学生则是传承民族文化的主体，学生的认识和态度对传承和保护民族文化将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为此，本次问卷调查有两个问题主要针对上以内容而设置。

在回答“你认为当前民族文化有必要被保护吗”这一问题时，有1452名学生认为非常有必要，占40.6%；有2053名学生认为有必要，占57.4%；有75名学生认为没有必要，占2.1%。

在对传统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前景问题上，有908人认为很乐观，占25.4%；有1589人认为比较乐观，占44.4%；有302人认为不乐观，占8.4%；有86人认为很悲观，占2.4%，还有615人认为很难说，占17.2%。

（五）被调查者掌握民族传统文化技能和本民族语言的情况。来自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她们是民族传统文化技能和民族语言的直接接触者，那么，在现代文化猛烈冲击的今天，她们是否还掌握本民族的一些传统文化技能、是否想学习这方面的技能、是否会听会说本民族的语言呢，这也是这次问卷调查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回答“你有民族传统文化方面的特长吗”这一问题时，有2520名学生表示没有，但很想学，占总数的70.4%；有665名学生表示没有，暂时还不想学，占总数的18.6%；回答有民族文化特长的学生共395名，占总数的11%。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一般以本民族的地方方言为沟通用语，但在广播电视事业迅速发展、各地大力推广普通话以及农村地区外出务工人员增加、务工人员子女跟随父母到外地入学等情况的影响下，学生对本民族语言的掌握情况是否会受到影响，本次调查问卷特地设置了“你会讲会听本民族的语言吗”这一问题，有2673人表示会讲会听，占74.7%；有522人表示只会听不会讲，占14.6%；还有385人表示不会讲也不会听，占10.8%。

三、分析

（一）学生对传承民族文化的认识主流是正确的。在我国改革开放引导的现代化进程中，各种现代传媒的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动，各种传统文化受现代文化的冲击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一些民歌、曲艺、传说等开始失传，一些精湛的民族建筑开始衰微，一些灵验有效的民族医药失去市场，一些有利于培养人类美德的传统习俗被废弃，甚至人们对传统民族文化的态度也变得漠然。以上这些状况，致使一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濒临灭亡，如何对其实施保护，这是我国迫在眉睫的文化发展大事。

令人欣慰的是，本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广大学生在传承民族文化一事的认识上主流是好的，大多数同学都认为民族传统文化有积极意义，对当下社会有重要影响，这一点为我们做好民族文化传承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二）学生传承民族文化的自觉性比较强。因为西南地区各省份的经济相对中东部省份落后，来自这些地区的广大同学，她们所处的生产生活条件相对来说还比较落后，这让她们当中的大部分人还有条件直接或是近距离接触到最原生态的民族文化。正因为这样，她们对民族文化的认识有着良好的根基和土壤，传承民族文化的自觉性也比较强，比如在回答“你认为当前民族文化有必要被保护吗”这一问题时，有98%的学生选择“非常有必要”和“有必要”选项。

（三）部分学生认同现代文化的同时削弱了对民族文化的重视。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下，尤其是各种现代快餐文化层出不穷的情况下，有一些青年学生更乐于选择现代文化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比如在回答“你更喜欢过民间节日还是现代节日”这一问题时，有1533名学生选择更喜欢过现代节日，占总数的42.8%，这个比例跟回答“更喜欢传统节日”的比例很相近，可见在现代文化面前，相当一部分同学对民族文化的重视程度被削弱了。

（四）学生对传承民族文化存在困惑，不知道从何做起。近年来，各级政府十分重视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全社会共同关注民族文化事业的氛围也正在形成，但应该做什么、怎么做，才能为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尽个人之力，在这一方面有很多学生也显示出困惑，比如有2520名同学不掌握民族传统文化方面的技艺，很想学，占总数的70.4%。

四、建议

（一）加强领导，提高认识，形成传承民族文化的强大凝聚力。早在1951年，国家就明确指出，民族教育应当采取适合于发展和进步的民族形式；1981年又重申了民族教育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办学的方针政策，并于1984年将这一方针政策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近年来，乘着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事业和基层卫生事业的东风，百色市民族卫生学校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取得了新成绩，目前共有全日制普通中专在校生6000多人，是全市规模最大的中等职业学校。另外，由于办学社会效益显著，吸引了云南、贵州两省份很多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前来就读，多个民族的少数民族学生聚集在一起，组成一个名副其实的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大家庭。学校领导者应该抓住这一显著特点，提高对民族文化传承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把传承民族文化提高到“提升学校品质”的高度来认识，在着重传授给学生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意识，使之与其他的人文教育融合在一起；要解决切实解决学校在开展民族文化传承教育活动中（下转第21页）（上接第10页）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着力培育全校自觉担负起传承民族文化任务的良好校园氛围。

（二）达成共识，加强培训，提高教师队伍的民族文化素养。民族文化的传承应以课堂教学为主、课外活动为辅，广大教师则是传承工作的引导者。为此，应该先在教师队伍中达成思想共识，让教育者们明确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进行相对应的统一培训，提高教师队伍的民族文化素养，以帮助广大教师在自身的教育教学工作中能够主动、自如地开展民族文化传承方面的渗透。

（三）真抓实干，精心组织，将传承民族文化有机融入到校园文化建设中。民族文化传承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坚持和深化民族文化进校园、进课堂活动的机制，将其渗透在各种课堂教学的同时，还要把开展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与校园文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结合民族文化艺术思想深邃、源远流长的特点以及学校自身的实际情况，多开展丰富多彩、健康活泼的校园文化活动，并突出活动的参与性、互动性和趣味性，使师生们在活动中感受快乐，并切实培养和形成传承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从这个角度来说，学校要安排工作人员组建一支相对稳定的队伍，定期研究民族文化传承工作的开展策略、计划，并负责活动的具体实施。只要这样真抓实干，精心组织，这一工作一定会取得实效。

（四）以点带面，全面铺开，确保民族文化传承工作深入人心。卫生职业学校教学任务繁重，教师的教学压力也因师资力量不足等客观原因而变得很大，所以，民族文化传承工作不可能经常大规模性地开展集体活动，只能以点带面，以少带多。可以先在每个班级选拔出一名民族文化宣传员，进行集中的规范培训，然后由这些民族文化宣传员负责带动和指导班里开展相关的学习和活动；还要确保“民族文化进课堂”这一载体真正得到落实，每周安排1～2节课组织各班同学学习民族文化知识，通过这些有力措施，促进整个学校民族文化传承工作全面开展。

篇5

引言

建筑业不同于一般的工业行业，其依赖涉及异地（off-site）制造（包括设计和采购）及场内（on-site）生产装配和服务支持的中小型企业的比率较高[1]。过多的市场化参与主体，增加了交易成本，降低了管理效率。与此同时为了应对激烈的竞争环境、复杂的施工技术和多样化的业主需求，建筑领域中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到联盟中来（比如业主与设计、施工单位联盟）。基于学习方法和知识、社会资本、形成网络管理等原因，建筑领域的企业之间可能会保持联盟合作关系[2]。

但有一些联盟并没有满足合作伙伴的期望，或者是因为某些原因失败了。有学者指出忽视联盟伙伴的组织文化差异（Cultural Differences）是导致联盟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3]。另外，一些研究指出利用合理的联盟治理模式（如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来平衡联盟伙伴之间的利益关系，最大限度的提高联盟成功的概率[4]。相对于股权联盟，非股权联盟在建筑行业的应用更加普遍，联盟伙伴之间的合作主要通过联盟契约内容来体现。由于联盟契约的不完全性，加上契约双方对于交易结果只能在事后观察，因此，实际的履约过程更多的依赖关系治理。关系治理能够起到降低交易成本和减少交易风险的作用[5]，它是一种非成文的治理方式，这种方式对于有着几千年文化积淀的中国人来说，是更适合中国人的管理。

在一个普遍注重人情关系的国家里，企业在组建联盟时，对于联盟合作伙伴的选择往往不是严格按照联盟的特定目标对大量潜在合作伙伴进行评估，而是直接将目标锁定为朋友、熟人等特殊关系群体，实际上这些特殊群体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初始善意信任关系。初始善意信任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伙伴间的交易风险，进而影响着企业联盟契约的选择[6]。之前的一些研究将信任看作是单方面信任[7]，而联盟伙伴彼此相互形成的初始共同善意信任才会最终对伙伴之间的沟通、交流等产生决定性影响。

因此，本文依托相关研究理论，以关系治理为因变量、组织文化差异为自变量、初始共同善意信任为调节变量，构建它们之间关系的概念模型，并运用202份问卷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假设的实证检验，以期得到为建筑行业联盟管理层提供联盟伙伴选择及关系治理实施程度决策参考的研究成果。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组织文化差异与关系治理

组织文化可以被定义为一组复杂的价值观、信念、承诺和符号，解释一个企业管理交易的方式[8]。本文专注于可以由观测结果证实的相关维度，包括交易伙伴在管理风格和组织反应上的差别性[9]。

管理风格是组织管理层或个人文化的组成部分[10]，包括管理团队对风险的态度、决策方式、控制和交流方式。比如有的企业依赖正式规则制度和严格的控制，而另外的企业则注重经验法则及保持灵活性。管理风格对每个组织都是唯一的，如果联盟伙伴之间的管理风格存在较大差异，当企业加盟时，联盟管理风格就可能会出现以下三种情况：要么不确定、要么反映折中方案、要么偏向强势伙伴的风格[8]。无论采取哪种方式来应对管理风格差异，都可能会导致沟通交流困难，甚至引发冲突的发生，不利于联盟关系治理。因而提出：

假设1 管理风格差异对关系治理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组织反应指的是一个企业对外部实体和环境中发生事件的反应。不同组织的成员对外在环境的态度是不同的[11]。联盟伙伴对外部环境反应的不一致性给关系治理带来了直接的影响。例如，如果一个企业的思想是开放的和信任他人的，当其合作伙伴在与他人交易中是猜疑的或虚伪的时，双方可能不会保持互惠互利，共同的愿望难以实现。合作需要态度和信息的交换[12]，当伙伴在分享信息或接受外人建议的倾向不同时，他们之间会变得不信任和拒绝承诺，不利于联盟企业间的团结合作及信息交流，甚至使联盟企业之间产生矛盾和冲突。于是，得到：

假设2 组织反应差异对关系治理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1.2 初始共同善意信任的调节作用

初始共同善意信任是相信联盟合作伙伴彼此都是善意的、有责任的、可靠的和正直的[13]，其程度越高，伙伴彼此间的互相调整和协调将变得容易，这样有利于信息等资源的交流共享，从而可以有效的避免冲突，节约企业和联盟的交易成本。相反，在联盟伙伴组织文化差异较大的情况下，如果伙伴间缺乏初始共同善意信任，他们就会暗地里采取一些不正当或不公平的行为，不愿意与对方分享信息，甚至故意做出一些对合作伙伴不利的行为，使伙伴间的冲突进一步激化。初始共同善意信任的出现可以使联盟成员增强沟通，及时解决冲突，融合各自的利益目标，克制自己的投机行为，从而降低伙伴间的关系风险[14]。我们得到：

假设3 初始共同善意信任对管理风格差异与关系治理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假设4：初始共同善意信任对组织反应差异与关系治理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到组织文化差异、初始共同善意信任与关系治理的概念模型（见图1）。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收集及数据分析方法

以重庆、成都、深圳、广州等几个城市的建筑行业的企业联盟为对象，通过实地调查、网上调查、MBA班学员调查等形式，共发放问卷800多份，收回319份，回复率约为39.88%。为了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实证分析结果的可靠性，首先对收回的问卷从多角度就其有效性进行判断，剔除无效问卷，共得到有效问卷202份，问卷有效率为63.32%，有效问卷的数量达到了研究方法的要求。根据研究的需要，采用SPSS17.0和AMOS18软件包进行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利用SPSS17.0进行研究假设的验证。

2.2 量表设计

针对变量的每个测量指标所对应的问题都采用Likert5级量表法量化，其中1代表“完全不同意”，5代表“完全同意”，2～4代表的同意程度依次增大。

①因变量――关系治理（RG）

参考Heide和John[15]等相关研究对关系治理进行刻画和测度，包括灵活性（FL）、信息交换（IE）、团结（SO）三个测度。

②自变量――组织文化差异（OCD）

参考Lavie， Haunschild和Khanna[9]等人的研究成果分别对管理风格差异（MSD）和组织反应差异（ORD）进行测度。

③调节变量――初始共同善意信任（IMGT）

参考Zaheer， McEvily和Perrone[16]等的研究成果，用4个指标对初始共同善意信任进行测度。基于可操作性、联盟双方的善意信任差异的思考，利用公式IMGT=IGTF+IGTP-|IGTF-IGTP|进行计算[7]，其中IMGT代表初始共同善意信任；IGTF代表本企业的单方初始善意信任；IGTP代表联盟伙伴的单方面初始善意信任。

④控制变量

由于所收集的调查数据来源于多个地区，因此，将区域（AREA）变量加以控制，引入0-1虚拟变量。另外，规模的差异性（SD）资产专用性（AS）也会影响联盟治理，因此均作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

3 数据分析

3.1 信度与效度分析

具有一定可靠性和效度的量表是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表1中的Cronbach s’α系数均在0.7以上、CITC大于0.5，说明量表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本研究量表大多采用文献已有量表，因此，量表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表2显示，各指标的因子载荷（除AS3和IE4外）均大于0.71、个别项目信度（除AS3和IE4外）均大于0.5达到要求，AVE均大于0.5的推荐值，CR基本达到0.8的建议值。虽然AS3与IE4的因子荷载及信度未达到要求值，但基于其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予以保留。在表3中，所有变量AVE的平方根都大于其与其它变量的相关系数，满足判别效度条件。

3.2 模型分析

本研究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层级回归分析，在调节作用检验前首先对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

① 组织文化差异对关系治理的影响分析

从表4中可以看出，关系治理对各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各模型的F值均在0.001水平之上显著，模型回归效果较好。

由Model1得到，控制变量规模差异和区域对关系治理影响并不显著，而控制变量资产专用性对关系治理有显著的负向影响。Model2中关系治理对管理风格差异和组织反应差异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16（P>0.05）和-0.226（P

② 初始共同善意信任的调节作用分析

Model3在Model2的基础上加入初始共同善意信任变量，Model4则是在Model3基础上加入管理风格差异与初始共同善意信任的交叉项以及组织反应差异与初始共同善意信任的交叉项。实证结果显示：当在Model3的基础上加入交叉项后，Model4的R2为0.275，提高了0.049，说明Model4比Model3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度。管理风格差异与初始共同善意信任的交叉项、组织反应差异与初始共同善意信任的交叉项系数分别为0.081（P>0.05）、0.177（P>0.05），因此，初始共同善意信任对组织反应差异与关系治理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而初始共同善意信任对管理风格差异与关系治理之间的关系不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即假设3未通过验证，假设4通过了验证。

4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考察了建筑行业非股权联盟的组织文化差异对关系治理的影响以及初始共同善意信任的调节作用。

第一，对于建筑行业的非股权联盟而言，比如工程建设方与承包方具有相似的对外反应态度，合作伙伴彼此会更容易被理解，沟通顺利、信息通畅，利于信息交换和团结合作。相反，合作伙伴之间如果组织反应差异性过大，由于文化的粘性，使联盟伙伴彼此调整固有的文化风格是非常困难的，他们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受到阻碍，不利于关系治理。而管理风格差异对关系治理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由于联盟成立初期合作伙伴彼此很难识别出组织内部管理风格上的差异，或者由于非股权联盟的合作程度较低，合作伙伴只要对外反应保持一致性即可，对于伙伴内部管理风格上的差异，大家并不关注，或者认为也没关注的必要。因此，在建筑行业建立非股权联盟的管理者应认真考虑联盟伙伴对外部环境反应的组织反应差异性，不应选择差异较大的企业作为自己的联盟合作伙伴。

第二，从实证研究的结果来看，当联盟双方意识到他们之间存在明显的管理风格差异时，不会因为各合作主体之间存在较高的初始共同善意信任而降低关系治理的程度。与初始共同善意信任不能降低客观存在的管理风格差异不同，由于组织反应本身包括企业对外部合作伙伴的态度及信任水平[9]，组织反应的差异会因较高初始共同善意信任的存在而被降低，因此其调节作用是显著的。作为深深的嵌入在企业内部的管理风格，难以通过初始共同善意信任去改变长期积淀被企业全体成员普遍认可和接受的精神世界，其调节作用是不显著的。因此，对于建筑行业的企业管理者来说，在联盟初期，如果能与联盟合作伙伴建立较高的共同善意信任关系，那么组织对外反应差异对关系治理的负向影响将会有所减弱，所以，企业在建立联盟前，应加强与拟合作伙伴的沟通和交流，尽可能提高初始共同善意信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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