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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艺插花教程范文

发布时间:2023-10-13 18: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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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艺插花教程

篇1

却发现,但在近三年的稽查工作实践中。要真正落实好这一良性互动管理方法,稽查部门的职责不能只是定位于通过立案稽查堵塞偷税漏洞,打击涉税违法行为,而要着眼加强税源管理全局的高度,本着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的方针,通过分析涉税案件的特点及作案手段,发现税收征管单薄环节及漏洞,并从加强税收征管的角度向征收管理部门和纳税人提出预防和改进管理的建议,即实行稽查建议制度,促进稽查效果的转化利用,这样才干真正达到管查互动,以查促管的效果。事实上自年至今,从我局探索和推行这一制度的实践来看,这一制度对加强税收征管、改善纳税企业经营管理及规范财务核算发挥了长足的作用,受到征管部门和纳税人的广泛好评,更得到上级机关的肯定。

完善制度建设。自年起,明确稽查建议内容。为贯彻落实好市局《税收分析、纳税评估和税务稽查良性互动管理方法》稽查局在稽查工作中,通过不时的探索实践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稽查建议制度,使稽查工作效果得到有效利用,真正实现三者的良性互动,

以及税务部门在税收征管工作中存在单薄环节和征管漏洞,所谓稽查建议制度我认为就是指国税稽查部门对稽查过程中发现的纳税人在税收缴纳等方面存在缺陷或需要规范的行为。有针对性地进行分析,提出适当的稽查建议,及时传送给纳税人或税政、征管等职能部门,由纳税人或相应职能部门进行整改或落实后,依照固定的顺序将整改结果和落实意见反馈给稽查局,从而不时完善税收法制和强化税收征管的制度。

依据税收征管法和有关税收稽查工作制度,为使这一制度在工作中具有可操作性。从四方面明确稽查建议制度内容:一是明确规定税务稽查建议形式为一案一建议、一案多建议和多案一建议三种。要求稽查小组每检查一户企业,或者在某项专项稽查工作结束后,规定时间内,采用书面形式向相关部门反映和传送工作中发现关于征管部门管理漏洞和纳税人方面有关涉税违章违纪的问题。二是明确税务稽查建议的实施主体,为稽查局稽查和审理两个部门。稽查人员在检查中发现问题向审理股传递;审理股根据审理和建议情况,制定《税务稽查建议书》向征管部门或纳税人反馈。三是明确稽查建议事项。税务稽查建议事项分对外建议和对内建议。对外建议是针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在财务管理、会计核算、各税缴纳和发票管理方面存在问题及整改建议;对内建议主要是对系统内各征管单位在政策法规执行、税收征管、纳税核定等方面存在问题及工作建议。四是明确税务稽查建议书和反馈意见演讲文档格式和形成时限,以及送达和存档备案管理流程措施。通过明确上述内容,使税务稽查制度日趋幼稚与完善,发挥出了这一制度在促进管查互动中应有的作用。

强化制度落实。实行稽查建议制度,推行责任考核机制。对税务稽查人员无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是要求我稽查人员在查找问题和提出建议时要坚持尊重事实、公正合法、切合实际、突出重点和注重时效的原则;其次是要求分析问题发生的原因要透彻,要明确指出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以便为征管部门和纳税人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案,这决定了税务稽查人员在稽查建议的形成与落实的工作过程中,负有较重大的责任。

局推出了稽查建议责任追究与工作考评机制。一方面我局结合议案、评案和集体审理等工作制度,为能强化税务稽查建议制度的落实。采取查评结合方式,不时完善稽查建议制度。稽查局要求定期组织检查人员对个案的查处情况进行集中汇报,集中讨论案件检点和问题产生的原因;而在案件提交审理后,稽查局更组织案件审理小组人员进行集中审理,除审理定性外,把稽查建议也作为讨论的内容,检查人员根据检查情况结合集体讨论的要点,撰写稽查建议书,且严格要求稽查建议要根据稽查中发现问题的事实、情节和程度等,及时、准确地相应提出的稽查建议书要求内容明确,用语准确,所提建议要切合实际,具有针对性,并有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据,然后再报经分管局长、局长审阅后,再由稽查局的名义制发,以严保稽查建议质量关。

局还结合自身工作实际逐步规范稽查建议的责任追究和工作考评机制,确保了稽查建议的质量关的同时。以此保证稽查建议制度的落实。一是将《税务稽查建议制度》纳入稽查、审理岗位职责,明确规定稽查人员、审理人员提出《税务稽查建议书》操作规程,对稽查人员在税务稽查实施过程中,对应当提出稽查建议而未履行的或敷衍塞责,轻率提交不负责任的建议书的将严格追究相关人员责任。二是将稽查建议工作列入工作考核与评价,局要求检查人员对检查有问题的案件,必需要有稽查建议,并在结案前完成,坚持将稽查建议的提交情况作为稽查人员工作绩效考核内容之一。

篇2

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志码:B文章编号:1673-4289(2012)04-0005-03

皮埃尔・布尔迪厄是法国当代最负盛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他在反思当前教育现状时指出,教育不平等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在诸多因素中文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他将目光集中在文化障碍问题上,认为当下文化障碍和经济障碍(文化障碍有时甚至比经济障碍更难逾越)已成为生产与再生产社会阶层以及社会不平等的主要因素[1]。1973年,布尔迪厄正式提出了文化再生产理论。在该理论中,他强调了三个观点:首先,教育行动是一种符号暴力。无论从教育方式还是教育内容来看,教育都具有双重武断性,即教育内容的选择是一种武断性,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文化,而这种教育内容又通过独断的方式强加给学生[2]13。其次,学校通过符号暴力实现文化再生产。

阶级的文化武断地强加给学生,有利于统治阶级子女的学业成功。而同时,教师的权力是由统治阶级给予的,评价学生的标准也是由统治阶级的文化决定的[3]29。因而,在统治阶级文化背景中成长的儿童显然在教育中处于有利的地位,被赋予文化资本[4]192-201。不同的学校教育,更是强化了不同阶级文化资本的差异!最后,文化再生产导致社会再生产。文化资本被制度认可后变成了一种资格如文凭和学历,然后通过把学术等级转化成社会等级,就完成了从文化再生产到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优势阶级则通过把自己的文化资本转化为子女的文化资本,让其获得教育证书,确保子女的优势地位,实现代际间的传递[4]42。

目前在我国,农村学生能够考入国内一流大学的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人接受基础教育后又不得不返回基层从事劳动。从表面上看,是他们个人能力或天赋的问题,前期的研究也偏向于经济原因上的探讨,很少触及到社会文化方面的深层隐形原因分析,而布尔迪厄则以其敏锐的视角和洞察力将目光聚焦到深层的社会文化上。

一、文化再生产视角下我国城乡基础教育的差异呈现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形成鲜明的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占据优势主导地位,而农村地区则处于弱势被动地位。这种差异具体体现在教育起点、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上:

(一)教育起点的差异

布尔迪厄提到,在考虑经济资本的同时,不能遗漏最隐蔽、最具社会决定性的教育投资,即家庭所输送的文化资本(在将来的教育行为中,所产生的学术性收益直接依赖于家庭预先投资的文化资本)[4]194。

1.文化资本的不同

文化资本以三种不同形式存在:一个人的文化水平和修养可以被视为是具体状态的文化资本;被社会认可的学历和文凭是制度化状态的文化资本;书籍等文化商品则是客观状态的文化资本。前两种形式的文化资本虽然不可以直接传递,但可以通过家庭生活的耳濡目染让子女在无形的熏陶中得到继承,并通过学校教育使其制度化为教育资格。与城市父母相比,农村父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非常少,因此,在前两种文化资本上,农村子女相对城市子女处于弱势地位。而客观状态的文化资本虽然可以直接传承,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绝大多数城市家庭的图书拥有量远远高于农村家庭,因而,在第三种文化资本的占有上城市子女依然处于优势地位。

2.教育投入的差距

布尔迪厄认为,衡量文化资本最为精确的途径,就是将获取收益所需时间的长短作为其衡量的标准[4]198。从闲暇时间的拥有量来看,农村居民的时间也许并不少于城市居民,但其花费在子女身上的时间却远不如城市居民。首先,在观念上,农村的父母认为自己的职责就是赚钱供孩子上学(当然有些家长还持教育无用论,不支持孩子接受教育),认为为子女付出了学费就已经够了,其次,农民的文化水平相对不高,知识方面的局限性使他们无法较好地对孩子进行早期教育,同时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也使得他们无法常常带着孩子出去游玩,更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培养孩子的各种兴趣特长;最后,近年来,大批农民离乡背井进城务工,造成的大批留守儿童只能由年迈的爷爷奶奶照顾。父母和子女连见面的机会都屈指可数,毋庸说教育子女了。

3.教育期望的差异

教育期望影响着成功机会,心理学中的“罗森塔尔效应”就是最好的证明。在现实中,农村的父母出于一种相对保险和相对传统的考虑,往往不会对子女抱有过高的期望;而市民阶层基于其本身的地位及周围面临的压力,往往会希望子女通过良好的教育能够更上一个阶层。这种观念上的差异影响到了城乡家庭教育的实际行动。

(二)教育过程的差异

1.课程内容的城市价值取向

根据布尔迪厄文化再生产的观点,课程就是一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文化选择,它界定什么样的知识是优越和特殊的,什么样的知识是可以称为学校教育知识的。而这种知识的选择与界定其实又与权力相关,它必须符合特定时期优势团体的价值和信仰,与优势团体的文化相一致。因此看起来似乎是中性的、不偏不倚的教学过程,实际上却暗暗地偏袒那些已经获得语言和社会竞争能力以及掌握优势文化的人,因而再造了更大的社会等级制[3]116。

首先,从课程的设置来看,音乐、美术、语文、英语、思想品德等科目相对来说更加体现强烈的城市价值取向;数学、生物、物理、化学等科目知识本身相对来说价值中立;仅有劳动课与农村学生的经验及文化更为接近。其次,从各科课程内容上看,语文、数学、思想品德等学科内容更倾向于城市文化价值的取向。

2.教育过程中城乡教师文化水平的差距

如果说父母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对于子女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那么教师的文化资本对于学生的影响则是直接而深远的。因此,城乡教师文化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乡学生的受教育水平。而当前,我国的农村师资面临着以下两个突出的问题与挑战:

(1)农村教师数量严重不足,尤其在偏远地区复式教学、包班教学现象依然严重。另外,农村音、体、美教育师资短缺,使得这些学科大多形同虚设。

(2)总体说来,城市中小学教师无论是学历、专业知识、教学技能、教研能力等方面都要明显高于农村中小学教师。以山东及北京城乡小学教师学历情况为例(见表1)。

(三)教育结果的差异

1.基础教育评价标准的不公平

在我国,最具权威的学业成绩评价标准就是高考,但其公平性同样值得推敲。我们知道,当前高考日益重视学生各种综合能力及创新能力的考察,如山东高考采取“3+X+1”的模式,其中“3”是指语文、数学、英语;“X”指文科综合或理科综合;“1”指基本能力,主要涉及技术、艺术、体育与健康、综合实践活动四个学习领域的必修内容。而实际上,农村考生信息相对闭塞,资料相对匮乏,优秀的教师资源更是紧缺。采用这种考察学生综合能力及创新精神的评价方式,无疑会使我们的农村学生处于更加劣势的地位。

2.基础教育评价结果的不公平

基础教育评价结果的不公平鲜明地体现在高等院校的新生城乡比上。余秀兰采取整群抽样的方式对南京大学2002级9个学院19个系的学生的家庭居住地情况进行问卷调查,如图1[4]213。由此可见,高等院校新生来自城市和县镇的要占大多数,仅有部分新生来自农村。

二、文化再生产视角下审视城乡基础教育差异的启示

以布尔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更高、更深刻的剖析当前城乡基础教育差异,我们洞察到城乡基础教育之所以出现二元差异,不仅存在经济上的原因,还有更隐蔽的社会文化因素。如布尔迪厄所言,教育确实具有文化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功能,但它同时也是一个矛盾的共同体:即在创造公平机会的同时,又在制造着机会内的不公平。既然教育有存在的必要性又有内在的矛盾性,那么教育怎样才能最大程度地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呢?毋庸置疑,这需要政府、学校、家长整个社会的合力:首先,在教育起点上,广大农村父母应该不断提升自身的文化资本,对子女的教育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对子女的受教育程度抱以更高期望。其次,在教育过程中,应该摒弃一味倡导的“城市至上”的课程价值取向,适当地添加一些反映农村生活和农村文化的课程内容;政府应进一步增加对农村基础教育的财政投入,吸引更多优秀的师范生投身到农村基础教育中去,为其注入新鲜血液。最后,在教育结果上,应该修正城市取向的评价标准,选择一些适合农村学生的考试内容;变革考试制度形式,增加对弱势群体倾斜的政策法规,从而达到实质的公平。

正如罗尔斯所说,“对于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的同等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5]。希望我们的教育可以在这样一种不断反思自我的基础上不断成长。

参考文献:

[1]朱伟珏.一种揭示教育不平等的社会学分析框架[J].社会科学,2006,(5):109.

[2[法]布尔迪厄,帕斯隆.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M].邢克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3.

[3]余秀兰.中国教育的城乡差异――一种文化再生产现象的分析[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篇3

【中图分类号】G420

茶文化的推广符合校园文化多样性发展的需要。校园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学校素质教育中的综合反映,而在中学推广茶文化,则充分体现了校园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特征。

一、 茶文化作为校本课程对于中小学生的积极影响

茶艺是一种高尚的精神修养和境界,借茶而饮并相互交流是一种文明而优雅的活动。从文化本身的意义和形式上看,茶并不是胜利者的旗帜,也不是失意者的解药,它只是赋予人们一种静的心态,在思绪随茶香飘散飞舞的刹那,和谐静谧就会在大脑中漫延。于是张狂的思绪也慢慢转淡,烦恼和不安也渐渐消散。因此,品茗不仅可以让人正视自己,也可以让人重新振作,这点对于中学生人格的养成和发展有着很重要的作用,是使其性格发展健康而向上的有利手段之一。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了茶文化有助于中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三个方面的客观原因:

第一,推广茶文化,作为一种微观现象,是素质教育全面提高的综合标志。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发展,在学校推广各种艺术形式已成为各级各类学校育人的一条重要途径,成为校园文化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充分显示了校园文化的多层性、规范性和科学性,为中学素质教育的发展开拓了新的思想。

第二,校园茶文化,作为中国茶文化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加强了中国茶文化的历史传承性,并且使优秀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中学校园的土壤中不断培植,为我国茶学文化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生力军,也为提高中学生的文化修养和自身人格魅力提供了潜在的动力。

第三,我国茶文化的发展不仅于物质生活上给人以实质性的享受,也为国民精神品质的提高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在中学进行茶文化的推广,也有助于学生精神品质的提高,是其得志时怡情、修性的重要手段,使得学生们不骄傲自大,不盲目自喜。在其失意之时,品茶论艺也是学生们互相安慰、平衡心灵的重要方式。因为茶中自有人生的满足,品茗时的互动也会冲淡失意和落漠的心境。使得学生们不陷入一种自闭的状态,也不会沉浸在深沉的忧郁中。

二、茶文化走进中小学校园的素质教育意义

校园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学校素质教育中的综合反映,而在中小学推广茶文化,则充分体现了校园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特征。

已有研究表明:茶文化有助于中小学身心健康发展的三个方面的客观原因:

(1)认同作用

当茶叶逐渐深化成人们日常生活的饮料时,便有了"粗茶淡饭""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醋茶"之俗语,而今,茶已成"国饮",并有着它传承古今,经久不衰的文化内蕴。于是,在中学推广茶艺文化,是学生们认识社会,沟通理解的一个窗口,而作为一个我们不可忽视的群体,其认同作用有着必然的功效性,校园文化群体的选择趋向,归根到底是一种人格、人品、情操等的协调与认同,相近趣味、爱好的个性在整个校园文化的传统氛围中被渲染开来,当这个兴趣群体逐渐扩大,并慢慢拓宽时,其实就是一种精神的凝聚,一种整体的认同。

浅茶慢饮,作为一种审美状态,使学生领悟到一种简约、含蓄、宽容、自律的处世哲学,让茶艺之香在中学中广范传播可以高雅人的气质,规范人的言行举止,优化人的艺术教养,从而达到义务教育之美育的目的。而茶文化又以音乐、诗画、表演等多种艺术形式来表现茶对人的思想、感情、生活情趣、道德观念和价值影响,可以对学生产生精神鼓舞,情感愉悦,以及审美效应等。

(2)修养作用

漫长的历史积淀使中国茶文化是那样的深沉和凝重,在它的广袤和无限丰富性的面前,我们感到了一种深藏于内的艺术魅力,当茶变成一种思考时,会让人在假想中回到自我,也回归过去,只有在茶叶那既苦涩又香醇的滋味中,人们才可以真正懂得体会人生,当茶变成一种激励时,感受茶的那一丝苦涩,抛弃那些惘然,在茶艺与精神结合的瞬间产生共鸣,这就是茶文化的修养作用。

品茶之美,美在意境。闲来独坐,沏上一杯茶,观杯中汤色之美,亦浓亦淡,如酽如醇:看盏中叶芽之美,若眉若花,栩栩如生:赏手中茶具别致,或古朴大方,或精巧玲珑,香雾缭缭,云气袅袅。细啜慢饮,悠悠回味,只觉齿烦留香,清幽扑鼻。此等意境令人心旷神怡,矜持不燥,物我两忘。

于是,在这样的品茶活动中,学生的人文修养和自我修养都会达到一定的社会高度,相较之其它的教育方式而言,更为有效,更为形象,也更为深刻。使得校园之中得以处处都见绅士淑女的风范,使学生对茶的享受由生理转化为心理,使其修养不断提高和完善。让学生们在品味中显示出超俗,在优雅中不乏激情,从蒙懂的孩子,慢慢成长,慢慢了解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让学生们通过沏泡技艺,体会那种深刻的美,包括境美、水美、器美、茶美和艺美,在这种雅致的艺术中,磨练自己的意志,锻炼自己的心境,陶冶自己的情操,让修养在潜移默化中漫漫深化。

篇4

随着信息技术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文化碰撞在一起,并且相互渗透融合。而不同国家的人民也纷纷走出国门,体验不同的文化差异带来的新奇与快乐。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和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不同文化的碰撞除了带来新奇的感受,也带来了文化上的冲突。所以,了解各种文化之间的文化,避免文化冲突,在跨文化交际中具有重要意义。下面就从中西方文化差异上谈谈跨文化交际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交往原则和交往模式的差异

在东西方跨文化交际中,最典型的差异就是中国的集体主义观念和西方的个人主义观念。在中国,人们对于集体有着非常强的归属感,一切交际活动都从此出发,中国文化向来也都是将家、国、天下放在首要位置,在危难时刻,个人甚至能够为了集体牺牲一切。但是西方的每个人都认定自身的唯一性和特殊性,交际的出发点也是个体本位,强调个人潜力、个人利益和个人目标。西方文化极力维护个人财产利益,鼓励人与人相互竞争。

在中国,人际交往中具有强烈的表面性,重视“面子”,衡量人际关系的标准是“不分彼此”,“同甘共苦”是传统美德,属于情感类的交往方式。而在西方,人们交往时更看中实用性,只要有利益需求就是朋友,人与人交往时,提倡AA制,公私分明,而且,西方人极其注重个人隐私,属于“工具类”交往方式。

二、交际时间取向的差异

交际时间的差异是指双方的时间观念不同。中国人的祖先在土地上年复一年的重复着劳动,使得大部分的中国人都养成了重视过程的思维模式。而西方人则对时间的顺序有着偏执的强调。举个例子,在写信这件生活小事上,中国人习惯将地址写在前面,而且按照属于与被属于的关系从大到小排列,收件人姓名写在后面;但是在西方恰恰相反,需要将收件人姓名写在前面,地址按照属于与被属于的关系从小到大排列。

中国人做事喜欢寻根究底,并且对过去的事物怀有强烈的尊敬与怀念,喜欢从已经过去的事情中寻找教训与方法,尊崇祖先与老人。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道家文化与儒家文化也都追崇尊重传统、回归自然。这种文化现象使中国人形成了追求统一、稳定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从一方面上讲,也有消极的意味,会导致办事效率低下。西方人对于时间始终有一种紧迫感,认为人可以征服自然,奋斗就能改变命运,变革就意味着进步。这种观念也使得西方人极少看中旧事物。比如在中国,“老”象征着智慧、资历和权威,在西方,“老”就表示体力与能力的衰弱。

中国人的时间观念缺乏紧迫感,万事“慢慢来”,体现在具体交际上就是很少提前预约、迟到等,“急”在中国人眼里是一种毛病。西方人对时间看得很重,往往会对有限的时间做出紧密的安排,做到时间效益的最大化,社会、生活都要按照时间准确执行,迟到会被看成不守信的表现。

总的来讲,西方人的时间关键具有计划性、办事效率高等优点,中国人的时间观念灵活性强,并且具有自由性。

三、交际语言的差异

交际语言的差异是跨文化交际中最直接最明显的差异。不同的语言对于相同的事物具有不同的表述方法和表达风格。比如在口语交际方面,西方人非常直接,中国人往往含蓄地表达自身的愿望,利用环境分为对交际信息进行补充是中国人的特长。这种交际口语的差异是中西方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生活氛围造就的。中国人注重集体,时间久了相互之间就能产生默契,往往不用说话就能被对方得知想要表达的内容,并且历史上许多政治运动也使得中国人相信“祸从口出”“言多必失”;而在西方,无论在什么场合,交流都是直奔主题。

在书面交际方面,汉语崇尚含蓄与意境,往往会多出一种言外之意,属于意合语言,在使用时,多种修辞手法和句式运用使得逻辑关系被隐藏起来,整体上有很强的模糊性和多样性。西方语言则以句式的结构严谨、逻辑性强著称,属于形和语言,在使用时,多注重各类词语在形态上的变化,主从时态分明,用严密的形态表现语意信息和语法范畴。

四、结束语

不同的文化背景产生了不同的交际风格,但是这种风格差异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随着经济、艺术、文化甚至婚姻的不断交融,已经越来越小。在跨国文化交际中,站在对文化差异宽容和认同的立场上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吸收西方文化中的有益部分,才能真正实现中西方文化的平等交流。

【参考文献】

篇5

一、交易效率、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

(一) 交易效率的内涵及意义

“交易效率”最先由经济学家杨小凯于1988年模仿了“冰山运输成本”提出:假若一个人购买一单位(元)商品时,他实际只得到k单位(元)商品,那么这1-k单位(元)便可称之为交易成本,而k单位(元)可称为该笔交易的交易效率。

(二)交易效率、经济发展与城市化

近年来,经济学家日益发现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城市形成中的局限,纷纷改用规模报酬递增和交易效率理解城市形成中的本质问题。这类文献可分为两类:一类运用规模报酬递增、多样化消费偏好和交易效率之间的两难冲突,来解释城市形成(fujtia and krugmna,1995);另一类借用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经济、交易效率、多样化消费偏好之间的两难冲突来解释城市形成(yang,1991,yang and rice,1994,yang and ng.1993等)。

二、2008年我国58个主要城市交易效率分析比较

从样本的选择来看,本文选取中国代表性的58个城市作为分析对象,它们主要由中国的直辖市、省会城市、重要工业基地或对外开放城市组成。这并不能说明中国只有58个城市,只是基于数据收集的难度而折衷的结果。

(一)交易效率指标的初步选取与数据说明

杨小凯认为,交易效率改进既可由运输条件(新的运输技术或运输基础设施)引起,也可由制度性变化(更有效地保护产权的法律或更具竞争性的银行制度等)引起。赵则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对交易效率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分类。本文结合杨小凯、eigen-zucch、钟富国、赵等知名学者的观点,交易效率指标将从以下层面选取。

(二) 数据处理与因子分析

1.数据处理

由于衡量交易效率的23个指标的偏度均大于0,呈多右偏状态,所以应利用自然对数进行转换,使其变为对称分布,从而有利于下一步的信度分析。

2.信度分析

从表2交易效率各指标信度分析结果表可知,各指标的cronbach的α信度系数为0.951,符合大于0.8的高信度检验标准,说明各指标均通过了信度分析,指标之间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因子分析。

3.因子分析

表3是根据spss16.0统计分析软件得到的分析结果。

由表3可知,kmo值为0.819远高于0.5的检验标准,bartlett球形检验也达到1%的显著水平,可进行因子分析。但我们提取出来的主成分-因素1对交易效率各指标的解释力存在明显差异,对应的主成分-因素1解释力小的指标我们可以认为这些指标与我们需要的交易效率指标并不一致,可以予以剔除。剔除后的其余变量的检验结果如表4。

通过观察表3、表4可知,剔除某些指标后的kmo参数比未剔除前明显上升,bartlett球星检验的卡方值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提取的主成分-因素1对各变量的解释程度均进一步增大,这表明,我们剔除解释力低的指标的作用是积极的。

表5说明了主因素对变异程度的解释率,可以看出我们提取出的主成分-因素1解释了15个变量总变异程度的78%左右,其特征值为11.784,相当符合按照特征值大于1以及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大75%以上的因子分析法提取原则。

综上所述,影响一个地区、城市的交易效率他的因素来自多个层面,不仅有来自于制度层面的、资源禀赋层面的、教育层面的、更有来自于基础建设、信息通信科技层面上的。最后,我们将因子分数系数矩阵作为新的变量保存下来,即为我们要进一步分析的交易效率指标。

下面为运用spss16.0计算得出的我国58个城市2008年交易效率得分及排序情况:

1.从直辖市角度看,北京排名第二,交易效率得分为9.907,天津排名第五得分为8.463,上海排名为58个城市之首,得分为10分,重庆得分为9.114排名第三。

2.从省会城市角度看,共选取了我国27个省会城市得分情况及排名分别为:石家庄得分6.407排名22,太原得分5.595排名30,呼和浩特得分4.569排名39,沈阳得分7.576排名10,长春得分6.843排名19,哈尔滨得分6.688排名21,南京得分7.557排名11,杭州得分7.67排名9,合肥得分6.342排名

24,福州得分5.978排名27,南昌得分5.121排名34,济南得分6.715排名20,郑州得分7.147排名15,武汉得分7.814排名7,长沙6.851排名18,广州得分8.966排名4,南宁得分5.352排名31,海口得分3.771排名44,成都得分8.338排名6,贵阳得分4.979排名36,昆明得分6.072排名26,拉萨得分5.511排名31,西安得分7.206排名13,兰州得分4.606排名38,西宁得分2.905排名52,银川得分2.978排名50,乌鲁木齐得分5.062排名35;

3.从选去的其他城市角度看,包头得分4.898排名37,乌海得分0.000000159排名58,赤峰得分3.111排名48,通辽得分2.616排名54,鄂尔多斯得分3.038排名49,呼伦贝尔得分2.793排名53,巴彦淖尔得分1.41排名56,乌兰察布得分1.071排名57,唐山得分5.756排名29,秦皇岛得分3.686排名46,大连得分7.112排名16,大庆得分3.927排名42,无锡得分6.369排名23,苏州得分7.338排名12,南通得分5.153排名33,连云港得分3.928排名33,宁波得分6.949排名17,温州得分6.138排名25,厦门排名5.18得分32,青岛得分7.195排名14,烟台得分5.928排名28,威海得分4.195排名40,珠海得分3.662排名47,深圳得分7.737排名8,汕头得分2.976排名51,湛江得分3.802排名43,北海得分1.56排名55。

(三)交易效率指标与主要城市级别的关系

可以看出,城市级别的不同对交易效率及其各指标的大小都有影响。城市级别越高对应的各指标值越大,相反,城市级别越低对应的各指标值越小。即直辖市高于省会城市、省会城市高于其他城市。

三、交易效率与城市化的关系

从交易效率与城市化关系看,交易效率对城市化的影响为正。由模型1为只包含变量人均gdp的模型,该模型的可决系数仅为0.007,说明仅利用对数人均gdp这一个变量来解释城市化的解释力是不够的。在当我们将变量交易效率引入模型后,既得模型2,可知,此时模型的解释能力显著上升到0.564,且变量交易效率对城市化的影响为正,系数为374.754,说明交易效率对城市化的影响作用积极且效果明显。另外,引入交易效率后,人均gdp的系数由-0.002变为-0.008,说明,交易效率在影响经济发展(人均gdp)的同时对城市化进程起着正面的推动作用。

四、总结

通过以上统计学分析和回归模型不难看出,交易效率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城市级别越高,对应的交易效率数值越大。交易效率与城市化进程的关系是显著的,它通过影响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经济发展又可通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交易效率共同作用。且表现为,人力资本在提高交易效率作用效果的同时降低了物质资本的投入力度,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

参考文献:

[1]樊纲,王小鲁,张立文,朱恒鹏. 中国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j]. 经济研究, 2003 (3) .

[2]赵. 交易效率与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政府角色定位[j].城市发展研究, 2005 (3) .

[3]樊纲,王小鲁,张立文. 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2000年报告[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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