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是商品经济的范畴篇1

影视名星、歌坛名星、相声名星、小品名星、体育名星等及其他一些中外名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不失时机地将自己的“形象”作为资本，以营利为目的,做企业的代言人，从事经济活动，为企业做形象宣传，为企业生产、销售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进行商业广告宣传等等，获取经济利益。笔者认为，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孕育出的新型经济形态,应把其纳入《广告法》调整的范畴,使其在监督管理中健康发展。

一、“形象大使”在商业广告中的经济关系

从经济学角度看，“形象大使”从事商业广告活动，是将自己的形象或将以往积累起来的，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印象，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形象”，卖出去获取投入特殊资本的利润。透视“形象大使”在商业广告中的经济关系，可以清楚看出，这是一种抽象（特殊）的商品交易行为，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在广告市场中运行。

（一）“形象大使”在商业广告活动是以“形象”为基础的经济活动。“形象大使”本身与一般人一样，都是人，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只有他们的“形象”与其他人不一样,在商业广告中人与人的“形象”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广告效应，不同的广告效应产生了经济效益。“形象”是产生经济利益的基础和根本条件，“形象大使”只有推销自己的“形象”才能获得经济利益。

(二)“形象大使”与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设计者、制作者）在广告活动中的关系是经济合作关系，法律地位平等。“形象大使”在商业广告活动中与广告主、广告经营者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平等互利的契约结成的经济合作关系，法律地位平等。“形象大使”在广告活动中所处的地位是平等的经济合伙人，不是雇用的工人。他们在商业广告活动中从事的不是一般劳动，投入简单、极少，获得的经济利益丰厚。广告经营单位在网上公布的“形象大使”的广告报价，一则广告一年都要以数十万或以百万计算。

（三）“形象大使”在商业广告活动中起的是广告作用。“形象大使”的“形象”是商业广告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将自己的“形象”附加在广告主生产、销售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上，使生产、销售的商品或提供服务的知名度、美誉度得到相对提高，产生潜在的经济效益，只有将商品或服务销售出去，“形象大使—广告”才能使广告主得到经济利益。从“形象大使”在商业广告中所起的作用上看，与其它商业广告属性一样是广而告知，都不能独立为广告主创造出经济利益。

（四）“形象大使”在商业广告活动中是独立的交易行为。从“形象大使”在广告中获得的经济利益看，“形象大使”获得的经济利益依赖于商业广告，而不从属商业广告给广告主带来的经济利益。因为，广告主在利用“形象大使—广告”获得经济利益之前，“形象大使”已从商业广告活动中获得了自己应得的经济利益，即广告制作完毕就得到了应该得到的经济利益。“形象大使—广告”未起实质性作用之前，“形象大使”已从商业广告中脱离出来。“形象大使—广告”无论将来能否给广告主创造出经济利益，无论为广告主创造的经济效益多、还是少,“形象大使”都要获得经济利益，而且是数额都一样的约定的利益。

二、把“形象大使”纳入《广告法》调整范畴的是客观要求

当前，有些“形象大使”唯利是图，在商业广告活动中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后果，而放任后果的发生。在明知设计广告内容违法，生产、销售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质量一般，甚至质量低劣，信誉极差的情况下，为自己获取经济利益，背离伦理道德，伤失了良知和人格和尊言，“纵”、“横”为信誉极差的企业，为劣质商品、劣质服务叫“好”。甚至还有的编造谎言，贬低与广告主同行业的经营者，抵毁他们在市场经济中的良好信誉。使用绝性语言，采用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方式，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经济秩序。有的语言格调低下，行为动作“下流”使人恶心，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些“形象大使”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不良因素。如“形象大使”人本没有得过什么病，说多方求助治疗没有治好什么病，吃什么药后几天就明显见效，现在已完全治好了我的疑难病；“形象大使”本身自然条件长的很好，说自己过用什么健身器，才使自己身材苗条，其实根本没用过什么健身器；把商品包装获得专利说成该产品获得专利；把保健食品说成具有治疗百病的功能；把多功能冰箱说成全能冰箱；把自己宣传的商品说成是同类商品中的最好商品等等。用以往广大人民群众对其的良好印象，换取不义之财。我国的广告法律虽然已形成体系，但在调整的范围中只设定了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和广告者，给“形象大使”留下了放纵自己违法的漏洞，客观要求把其纳入《广告法》调整的范畴。

（一）把“形象大使”纳入《广告法》调整的范畴是经济发展形势的要求。一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规范有序、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没有必要的法律规范就没有秩序可言。二是面对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新形势，客观上要求市场监管法律化，用健全的法律来规范、保障市场经济有序运行。三是党中央、国务院从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出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做出了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决策。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需要以法律为依据。“形象大使”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规范有序的经济发展要求把其纳入《广告法》调整的范畴。

（二）把形象大使纳入《广告法》调整的范畴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要求。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也是道德经济。没有法制就没秩序可言，没有道德约束不可避免地有挑战法律行为。经济秩序混乱的背后往往显现的正是道德失范。同志提出：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举。从这个角度来说，一方面，依法治国是逐步使人们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把人们的各个方面行为用法律加以规范。“形象大使”已形成一类群体，依法治国的理念要求将其纳入《广告法》调整的范畴，规范其行为。另一方面，道德是人们思想意识中的价值取向，它是通过人们内心义务感、责任感和荣誉感来实现的。而树立良好的道德信念是法律、法规在思想意识上的约束和教育，是法律在人的思想意识上的形成、主观上的守法，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规范、衡量道德的标准。因此，要使“形象大使”在商业广告活动中符合社会主义道德要求，就必须将其纳入《广告法》调整的范畴，使其在思想意识上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教育，让其在市场经济中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自觉遵守广告法律法规、自觉抵制广告违法违章行为、自觉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三）把“形象大使”纳入《广告法》调整的范畴是广告本身的要求。一方面，广告的真实性是广告的生命。广告本身要求真实性与客观性相一致。为保证广告真实性，从事广告活动者必须有规范的法律调整、规范从事广告活动者的行为，用强有力的法律来支撑广告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广告具有思想性和艺术性，在提高思想性、艺术性的同时，克服广告内容夸大、虚假、低级、庸俗、丑恶等违法和不健康广告，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要求把“形象大使”纳入《广告法》调整的范畴。

（四）把形象大使纳入《广告法》调整的范畴是广告受众的要求。广告主是通过“形象大使”的广告，刺激广告受众产生购买商品或服务的欲望，得到自己销售商品或服务获取经济利益的目的。“形象大使”的广告行为直接影响广告受众的思想意识和生产、生活行为方式，广告受众需要广告内容真实，有真实可靠的广告信息来正确引导自己生产消费、生活消费、实用消费、理性消费、眼前消费和长远消费。因此，广告受众要求把“形象大使”纳入《广告法》调整的范畴，保障广告的真实性。

市场是商品经济的范畴篇2

关 键 词：工商管理 注册登记 形象大使 管理

注册登记管理是国家规范和管理市场主体设立、变更、终止，确认其市场主体资格和经营资格的行为，是国家经济管理的重要内容，是建立和维护市场秩序的基础和保障。当前，影视名星、歌坛名星、相声名星、小品名星、体育名星及其他一些中外名人等，在市场经济中将自己的“形象”作为资本，做企业的代言人，为企业做形象宣传，为企业生产、销售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进行商业广告宣传等等，获取经济利益。笔者认为，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孕育出的新型经济形态，应把其纳入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管理的范畴，规范其行为，为其营造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使其在监督管理中健康发展。

一、“形象大使”在商业广告活动中是一种独立的经济形态

透视“形象大使”在商业广告活动中的经济关系，可以清楚看出，是“形象大使”将自己的形象或以往积累起来的，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印象，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形象”，卖出去获取投入特殊资本的利润。这是一种抽象、独立、特殊的商品交易行为，是一种新的、独立的经济形态在市场中运行。

（一）“形象大使”在商业广告活动是把“形象”作为商品的经营活动。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形象大使”本人与一般人一样，都是人，没有什么本质或根本的区别，只有他们的“形象”与其他人不一样, 在商业广告活动中人与人的“形象”不同，产生了不同广告效应，不同的广告效应产生了经济效益。“形象”是产生经济利益的基础和根本条件，“形象大使”只有把自已的特殊商品—“形象”推销出去，才能获得经济利益。

（二）“形象大使”与广告主、广告经营者（设计者、制作者）、广告者，在广告活动中的关系是经济合作关系，法律地位平等。“形象大使”在商业广告活动中与广告主、广告经营者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平等互利的契约结成的经济合作关系，法律地位平等。“形象大使”在广告活动中与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的地位是平等的经济合伙人，不是雇用的工人。他们在商业广告活动中从事的不是一般劳动，投入简单、极少，获得的经济利益丰厚。“形象大使”在网上公布的的合作报价，一则广告一年都要以数十万或以百万、千万为单位予以计算?。

（三）“形象大使”在商业广告活动中起的是广告作用。“形象大使”的“形象”是商业广告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将自己的“形象”附加在广告主生产、销售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上，使生产、销售的商品或提供服务的知名度、美誉度得到相对提高，产生的是潜在经济效益，只有将商品或服务销售出去，“形象大使—广告”才能使广告主得到经济利益。从“形象大使”在商业广告中所起的作用上看，与其它商业广告的属性一样是“广而告知”，不能独立为广告主创造出经济利益。

（四）“形象大使”在商业广告活动中是独立的交易行为。从“形象大使”在商业广告中获得的经济利益看，“形象大使”获得的经济利益依赖于商业广告，而不从属于商业广告给广告主带来的经济利益。因为，广告主在利用“形象大使—广告”获得经济利益之前，“形象大使” 已从商业广告活动中获得了自己契约中约定应得的经济利益，即广告制作完毕就得到了自己应该得到的经济利益。“形象大使—广告”未起实质性作用之前，“形象大使”的契约已履行完毕，从商业广告中脱离出来，交易活动结束。“形象大使—广告”无论将来能否给广告主创造出经济利益，无论为广告主创造的经济效益多、还是少，“形象大使”都要获得经济利益，而且数额都是一样的、约定的利益。

特别是，我国《食品安全法》第55条规定：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表明国家已认定“形象大使”在广告经营活动中是个独立的经济个体。

二、把“形象大使”纳入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管理的范畴是客观要求

当前，“形象大使”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加快，在经济生活中空前活跃，并且呈现快速发趋势。为使“形象大使”健康发展，更好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用，客观上要求国家把其纳入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管理范畴。

第二，把“形象大使”纳入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管理的范畴，是依法治国的要求。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没有法制就没秩序可言

，也就不可避免地有挑战法律行为出现。依法治国理念是逐步使人们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把人们的各个方面行为用法律加以规范。依法治国的理念要求将“形象大使”纳入注册登记管理的范畴，让其受到法律的约束，使其经济活动中符合社会主义法制要求，使在市场经济中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自觉遵守法律法规、自觉抵制违法违章行为、自觉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第三，把“形象大使”纳入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管理的范畴，是推进经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要求。我们已步入信息时代，消费者和用户购买商品往往是靠广告、认品牌，是所谓印象交易。当前，有些“形象大使”唯利是图，在商业广告活动中明知自己的广告行为会发生危害后果，而放任后果的发生。对明知设计广告内容违法，生产、销售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质量一般，甚至质量低劣，信誉极差的情况下，为自己获取经济利益，背离伦理道德，丧失良知和人格和尊严，“纵”、“横”为信誉极差的企业，为劣质商品、劣质服务叫“好”。甚至编造谎言，贬低与广告主同行业的经营者及商品，诋毁他们在市场经济中的良好信誉。使用绝性语言，采用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消费方式，侵害消费者和企业的合法权益。“形象大使”在商业广告活动中是否能一以贯之，坚持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要看其遵守法律、法规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用其信用记录来衡量，如果其没合法的市场主体资格，工商部门就无法为其建立经济户口、建立信用档案，客观上要求把“形象大使”纳入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管理的范畴，促进社会经济信用体系日趋完善。

市场是商品经济的范畴篇3

中图分类号：Fo32.1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4--9448(2011)02--0005--15

《广义虚拟经济　二元价值容介态的经济导论》讲述了一个老张家卖挂面的故事。这个故事通过一个典型的微观经营者的成长路径揭示了两个重要规律：一是论证了人类社会从实体经济到狭义虚拟经济，再到广义虚拟经济的自然进化的内在逻辑；二是说明了在不同的经济形态下资本循环是如何发生、演进和完成的，

一、不同经济形态下的资本循环理论

对应于老张家卖挂面的故事，我们可以将资本循环分成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实体经济范畴的资本循环

老张家最初经营挂面就是由几个股东投入原始资本，购置工具、面粉等生产资料，然后雇人劳动，生产出挂面，在产品市场变现后返还股东利润。这个循环过程，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对产业资本循环的论述中就描述得很清楚(见图1)。在这一循环过程中，产业资本相继表现为三种形式：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从全社会来看，产业资本循环的前提条件就是三种资本形式在时间上的继起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马克思所定义的产业资本显然属于实体经济的范畴，并且是以机器大生产为特征的实体经济形态，因为只有在机器大生产的条件下才能够满足产业资本循环的两个前提条件。

随着老张家挂面厂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工厂将面临流动资金不足的问题，他们通过向银行或其他债主借债解决了这一问题。图2显示挂面厂和银行之间又形成了一个循环，这个循环意味着生息资本的诞生。

马克思对生息资本的循环及其性质同样作了详细的分析。在马克思看来，生息资本“是一种特别的商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货币一旦转化为资本，它就取得作为资本执行职能的使用价值。货币资本家把他的货币按一定期限贷给职能资本家，实际上就是把货币这种作为资本的使用价值即生产利润的能力让渡给职能资本家。一旦货币作为生息资本贷给职能资本家，这时的货币资本就变成了商品，即作为商品的资本或称资本商品。货币资本家将生息资本的使用价值让渡给职能资本家，职能资本家为此必须支付一定的利息，这样利息就成了资本商品使用价值的购买价格。这样看来，利息只是平均利润的一部分，只不过职能资本家把它交给了货币资本家。从以上分析来看，生息资本的主要功能在于为产业资本的循环提供支持，尽管经济体系中形成了双线的资本循环，但仍然属于实体经济的范畴。

第二阶段：狭义虚拟经济范畴的资本循环

当老张家挂面生意发展到一定程度，开始在股票市场上市之后，资本循环的运动就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除了实体经济范畴的双线循环之外，还要增加一条来源于资本市场上的资本循环。因为经济体系的价值增值渠道除了产品市场之外，还多了一条资本市场的渠道，而且资本市场发挥的价值倍增器的作用要远高于产品市场。股东除了卖产品获取利润之外，还可以通过资本市场上的市值增值，获得资产增值的收益。同时，在股市上广大的中小股东，通过二级市场投资也要分享企业成长所带来的资产增值收益(见图3)。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证券、期货、期权这类资本称为虚拟资本。但是由于时代所限，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对虚拟资本的循环过程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后来，希法亨将这一概念扩展为金融资本，并对各类金融资本的循环过程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刘骏民等国内研究学者将所有的金融活动称为狭义虚拟经济。之所以将这类资本与产业资本区分开来，是因为其循环规律有着根本的不同。比如，金融活动中并不存在产业资本的三种不同形式，而且金融活动中的价值增值与产业资本完全不同，并不是依靠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而是更加依靠预期、信心等心理要素的变化。尽管狭义虚拟经济范畴的金融资本作为一种独立的资本形态已取得了很多人的共识，但是这些人也大都认为实体经济范畴的产业资本的循环仍然是经济体系中的核心活动。无论虚拟经济发展多快、规模多大，其根本是为实体经济服务，为了提高产业资本的配置效率，实体经济仍然是狭义虚拟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第三阶段：广义虚拟经济范畴的资本循环

老张家挂面持续发展的高级形态是形成了品牌和连锁，这一切以标准的工艺流程、悠久的历史声誉和独有的知识产权作为基础。品牌和连锁的价值增值作用在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上会进一步得到放大。在这一过程中，品牌相当于一个由多种信息凝聚而成的过程抽象体，它的价值体现在了解和使用过这一品牌的人们的心中。因此，品牌资本的循环过程已经无法在物理时空下完成，它只能在人的心理时空下完成。而连锁体现了生产过程从线性结构发展成为网络式结构，即从用生产线来制造产品，发展为用管理网络来组装创造价值。上述变化使得资本循环在实体经济范畴和狭义虚拟经济范畴内得不到有效的解释，而这些正属于广义虚拟经济的范畴。

广义虚拟经济的资本循环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经济过程(见图4)。首先，对传统的生产环节应该有新的认识，并非所有的生产商都是从事同质的加工生产。一件商品或一个企业价值增值的最大部分并非来源于直接的生产，而是来源于商品或企业的历史文化价值、品牌价值或者商业模式等，这些要素使得商品和企业在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上的价值能够实现几何基数的增长，而非简单的线性增长，我们把创造这些要素的企业称为规则设计商(Designer)。因为只要掌握了这些要素，就能够站在产业链的制高端，设计整个产业的标准和运行规则。规则设计商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在于创造产品品牌和创新商业模式。规则设计商独立出来之后，使得商品的价值细分具有了基础，我们能够在同一类产品中创造出比过去更加复杂、多元和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所以说，规则设计商更多的工作是在相同的事物中寻找差异。其次，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商品的组装过程都会形成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和若干子系统，所以在传统的生产环节，会增加一个系统集成商(Integrator)的角色，它使得生产从用生产线来制造产品，发展为用管理网络来组装创造价值。再次，传统的生产供应商在这一体系中，更多地应该将精力聚焦于生产效率，因为关注客户和市场的目标更多地是靠规则设计商和系统集成商来实现。从效率的目标出发，通常会根据资源的相似性、技术的通用性以及流程的一致性形成若干模块，这些企业被称为模块制造商(Moduler)。模块制造商更多的工作是在不同的事物中寻找相似性。

在这个体系中的资本循环具有广义虚拟经济 的二元容介态的特征。第一，从资本形式来看，它既有凝聚了各种信息态(或称为生活对象化)的品牌资本或商业模式资本，也有以物质态形式出现的产业资本，而且通过品牌资本或商业模式资本所创造的产品和服务，更多地满足的是人的心理需求，而通过产业资本所创造的产品和服务更多地满足的是人的生理需求。在这个体系中，不同的资本形式虽然不具有时问上的继起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但是它将物理时空和人的心理时空有机地容介起来，从而形成了一套新的循环系统。第二，从价值传递的形态来看，产业资本循环中的价值传递主要依靠的是实物流的传递，而其他资本循环中的价值传递更多地依靠信息流的传递。比如横向来看，规则设计商将历史文化、品牌价值、商业模式等无形资产的价值传递到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更多地是通过广告媒体、信息披露等手段；纵向来看，规则设计商将产业的运行规则传递给系统集成商，以及系统集成商将生产任务布置给模块供应商，很大程度上是依靠IT手段建立起来的供应商管理系统等，本质上是信息流的传递。第三，从经济形态来看，这一体系不但容纳了实体经济和狭义虚拟经济，而且容纳了更多满足心理需求的虚拟经济形态以及同时满足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的跨界经济形态，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不同形式资本循环的中介系统使这些经济形态有机地合成为一个整体。

二、广义虚拟经济范畴的资本循环体系的复杂性特征分析

上述分析揭示了从物本经济时代到广义虚拟经济时代资本循环不断变化的现象。按照认识的逻辑，我们接下来要思考的是，如何进一步认识广义虚拟经济范畴的资本循环的本质特征?以及我们应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论来分析这一问题?

刘曙光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思维方式》中指出，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思维方式应当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辩证法的当代形态，即复杂性思维或复杂性方法。这一论断一语道破了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和传统经济理论在思维方式上的根本差异。运用复杂性思维来分析广义虚拟经济范畴的资本循环，会发现资本循环体系具有复杂系统的关键特征。

(一)具有整体性的特征

系统具有一种只有整体才具有，而孤立的部分及其总和不具备的特性，称为整体涌现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这已经完全超越了“整体等于部分之和”的线性思维模式，而采用了更接近实际经济生活的非线性思维方式。不同的结构方式，即组分之间不同的相互激发、相互制约方式产生不同的整体涌现性。合理的结构方式产生正的结构效应，整体将大于部分之和。不合理的结构方式产生负的结构效应，整体将大于部分之和。

在广义虚拟经济范畴的资本循环体系中，品牌价值、商业模式和集成网络等概念就表现出了资本循环体系的涌现性特征。比如，单纯地讲商品的质量、功能、特性以及组织的价值观都无法代表某一商品的品牌，品牌价值就是这些要素凝聚为一个系统之后，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涌现性。同理，商业模式和集成网络，是将企业的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乃至内部的管理等各种要素融合成系统之后的综合反映。

事实上，在实体经济和狭义虚拟经济范畴内的资本循环也会产生涌现性的概念，比如：商品价格、利息、股价等，这些都不是单一要素或局部变量所能表达的特征。但是，总体而言，在实体经济和狭义虚拟经济范畴内，涌现性的问题并没有成为理论关注的重点，因为在传统经济学范围内由于产品同质和价格接收者等假设条件的约束，对经济整体的认识实际上仍然是所有微观个体的加总。在广义虚拟经济范畴内，由于将经济研究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考虑了更多元的社会主体、更多维的发展目标和变量，甚至将整个人类生活都对象化，变为经济分析的范畴，这就使得对系统涌现性的分析变得更为重要了。因此，广义虚拟经济必须建立一种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分析视角来认识涌现性，而对每一类局部领域特征的认识，仍然可以在各自专业领域内完成。

(二)具有层次性的特征

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的部分组成，系统的整体性的维持和发展，有赖于一个连续的等级结构，即层次性。系统的层次性主要是指任何复杂系统都可以从纵向上可以分为若干等级，其中低一级系统就是高一级系统的若干组成部分，不同的层次之间存在隶属关系。系统层次性是系统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系统的层次与层次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和作用，系统的层次性突出了部分与整体之间的质的差异，强调高层次向低层次的不可还原性。

从实体经济范畴的资本循环到广义虚拟经济范畴的资本循环，这一认识的转变本身就体现了对系统层次性认识的不断深化。比如，从企业内部而言，之前一直将企业抽象为一个整体作为从货币资本到生产资本再到商品资本转换的系统；而在广义虚拟经济范畴，企业被分为更多的层次，底层是模块供应商，中间层是系统集成商，顶层是规则设计商。从涌现性的角度来看，这种区分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以往经济系统较为简单的时候，无需划分层次就可以把它的各部分有效地组织起来。而复杂的经济系统，必须按层次方式由低级到高级逐步进行整合，由元素、子系统到系统整体进行整合。在这种系统中，层次提供了一个参照系，讨论问题首先要明确是在哪个层次上，混淆层次必将导致概念混乱。

当然，从更大的系统来看，广义虚拟经济以生活价值论为基础，将人的全部交往活动都对象化为一个社会经济系统，而传统经济学建立在仅仅以交换为基础的经济系统之上。这就使得传统经济学对社会经济的认识必然是一个更低层次的系统，从而无法把握真实经济系统的本质。

(三)具有开放性的特征

系统能够同环境进行交换的属性称为开放性，系统阻止自身同环境进行交换的属性称为封闭性。开放性是实现系统和谐有序的前提。系统只有开放，才有可能从外界环境不断地引入负熵流，把自身的熵排入到外界中，从而实现系统的有序，推动系统发展。系统的孤立或封闭只能导致系统的死亡或使系统处于紊乱无序状态。

广义虚拟经济范畴的资本循环体系，其开放性体现在两个层面。

首先，在经济系统内部，广义虚拟经济范畴的资本循环体系由大股东、中小股东、银行、规则设计商、系统集成商、模块供应商等不同的子系统构成。这些子系统是相互开放的，它们通过产品市场、资本市场以及集成网络实现了彼此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

其次，从更大的人类生产生活系统来看，广义虚拟经济范畴的资本循环体系还体现在对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的开放性。资本循环体系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资源最终都来源于自然生态系统，传统经济所形成的是一个孤立的、封闭的系统，因为它只强调吸收而不关注与自然生态系统的交换和循环。而广义虚拟经济范畴的资本循环，由于关注生活对象化，必然把人类生活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作为追求的基本方向之一。同时，从社会文化系统来看，在广义虚拟经济范畴的资本循环体系中，由于将制文化权、 品牌价值等融合了政治、文化与其他社会因素的概念作为基本分析要素，因此，它一开始就不是封闭的经济系统，而是一个不断与整体的社会文化系统融合发展的开放系统。

(四)具有非线性的特征

非线性是指变量与变量之间没有正比例那样的直线关系，在非线性系统中，凡是非线性都可以找到一条直线和它至少有两个以上的交点，这就引起多值性，叠加原理失效，不具有加和性和可分性。在非线性系统中，系统一个变量的微小变化，可能导致系统其他变量产生不成比例的甚至灾难性的变化，从而导致“蝴蝶效应”。

从实体经济到狭义虚拟经济，再到广义虚拟经济，资本循环的非线性特征在逐步增强。在传统的实体经济范畴内，企业价值要经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这一顺序转换之后才能获得利润，中间的转换过程遵循线性规律；到狭义虚拟范畴，从资本市场上获取的价值增值，已经脱离了线性规律，具有很大的高动态性和不确定性；到广义虚拟范畴，除了资本市场之外，再加上品牌价值、商业模式和集成网络等因素，资本可以在瞬间跨越不同地域实现快速增值，“蝴蝶效应”随时随地都会发生。老张家挂面的故事中，也能看出这一变化。一开始，工厂的发展还遵循线性发展的规律，到真正从资本市场融资乃至品牌和连锁的阶段，工厂马上就进入了飞速发展的时期，其短期内积累的财富甚至会超过线性发展时期的财富的总合。

三、应对复杂性特征的方法论基石出

既然广义虚拟经济范畴的资本循环体系符合复杂系统的特征，那么我们就应该用复杂科学的方法论来进行理论的建构和分析。成思危在《复杂科学、系统工程与管理》一文中，提出了研究复杂系统的四种基本方法，包括：定性判断与定量计算相结合、微观分析与宏观综合相结合、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结合、科学推理与哲学思辨相结合。本文在借鉴上述方法的基础上，考虑到广义虚拟经济自身的特点，提出广义虚拟经济范畴的资本循环体系研究的四种基本方法。

(一)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结合

系统科学就是通过揭露和克服还原论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而发展起来的。理论研究表明，随着科学越来越深入到更小尺度的微观层次，我们对物质系统的认识越来越精细，但对整体的认识反而越来越模糊。现代科学表明，许多宇宙奥秘来源于整体的涌现性。还原论无法揭示这类奥秘，因为真正的整体涌现性在整体被分解为部分时已不复存在。对于复杂系统而言，两种分析方法缺一不可。只要整体论，不还原到元素层次，不了解局部的精细结构，我们对系统整体的认识只能是直观的、猜测性的、笼统的，缺乏科学性。没有整体观点，我们就无法把握系统的涌现性，对事物的认识只能是零碎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社会科学也同样如此。还原论强调从局部机制和微观结构中寻求对宏观现象的说明，例如微观经济学就是以经济个体为分析对象，通过对个体行为的研究，推导整个经济的一般均衡。而整体论则强调系统内各部分之问的相互联系和作用决定着系统的宏观性质，例如宏观经济学就是以经济总量为分析对象，通过对总量系统中不同变量的研究，推导整个经济的宏观特征。随着社会经济系统的发展，社会实践活动越来越大型化、复杂化，特别是一系列跨越时空的历史问题和全球问题的形成，而我们应对这类问题的方法还停留在还原论的层面，致使反映社会经济系统涌现性的特征被忽略掉了，从而在应对和处理复杂问题时总会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广义虚拟经济强调经济系统是政治和经济的二元容介态，它一开始就关注整体的涌现性，从而具有一种和传统经济学截然相反的分析视角。

对于广义虚拟经济的资本循环体系而言，就是要在深入了解系统个体元素的性质和行为的基础上，从元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中发现系统的整体性质和行为规律。具体而言，首先，要深入分析构成资本循环体系的各子系统及其细分的元素，包括：股东、银行、规则设计商(Designer)、系统集成商(Integrator)、模块制造商(Moduler)等子系统，对每个子系统内部的物质态和信息态的构成元素可以再细分进行分析。然后，在理解每个子系统的基础上，分析使这些子系统相互交换和相互联系的中介系统，比如：资本市场、产品市场、集成网络，再深入分析其背后的机理，如何形成物质态与信息态的容介均衡，这就为揭示资本循环体系的涌现性奠定了基础。从上述过程来看，对资本循环体系中每一子系统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传统经济学的各专业领域以及管理学、社会学等专业领域。而对资本循环整体系统的分析，则能够突显广义虚拟经济对涌现性分析的贡献。因此，后者更应该成为广义虚拟经济学科建设的重点。

(二)分析思考与系统思考相结合

描述系统包括描述整体和描述局部两方面，需要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在系统的整体观下建立对局部的描述，综合所有局部描述以建立关于系统整体的描述，是系统研究的基本方法。突变论的创立者托姆认为，用动力学方法研究系统，既要从局部走向整体，又要从整体走向局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将系统思考与分析思考结合起来。

从科学研究的范式来看，系统思考是一种和分析思考相对立的思维模式。分析思考是一个三步思想的过程：首先，分成部分，寻找对其理解；第二，试图解释被分开部分的行为；最后，试图用对各部分的理解的总合去解释整体。与之对应的，系统思考的三个过程：首先是识别当前系统所属的上一级系统或者是更大的整体；第二，解释上级系统的行为和性质；最后，用上级系统的作用和功能来解释当前系统的行为和性质。(见图5)

对于广义虚拟经济的资本循环体系而言，我们可以先用系统思考的方法，首先是识别资本循环的上级系统　社会经济系统，然后对广义虚拟经济范畴中的社会经济系统进行分析，应该认识到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不仅仅表现为物质态，而是以质能态和信息态所构成的二元价值容介态为基础的经济形态。对这一经济形态中的资本循环进行审视，更多富含信息态的要素，如：品牌价值、商业模式、集成网络等表现出愈来愈强的价值创造能力，从而有可能形成独立的经济主体。

接着，运用分析思考的方法，对资本循环体系进行解构。基于对整体经济系统的分析，我们可以将原来的企业系统进一步分解成规则设计商(Designer)、系统集成商(Integrator)、模块制造商(Moduler)等子系统，这种解构显然是建立在系统思考的基础上。然后，借用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各专业领域的知识，打开每个子系统进行深入分析。最后，在充分理解各子系统的基础上，将各子系统和各要素融合到一起，建立对资本循环体系的整体认识。当然，对于简单资本循环体系而言，就可以进行直接综合，而对于复杂资本循环体系而言，则可能用到统计综合、多层迭代甚至模糊分析等方法。

(三)确定性描述与不确定性描述相结合

从牛顿以来，科学逐步发展了两种并行的描 述框架。一种是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确定论描述，另一种是由统计力学和量子力学发展起来的概率论描述。两种方法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都得到了大量的应用，比如采用确定论描述的一般系统论，又如香农的信息论实际上是建立在概率论描述框架上的典范。但是，两种方法总是在某一领域中单独使用，很少有将两者结合起来的分析方法。比如，在控制理论、运筹学等学科中，两种描述都使用，但通过划分不同分支来分别使用它们，仍然没有实现有机结合。

从现代科学的总体发展来看，是要把这两种描述框架结合起来，形成统一的新框架。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把有限性作为认识自然的基本出发点，承认自然的有限性，我们就有可能从这两种描述体系根深蒂固的人为对立中解脱出来。从这一意义上看，混沌学、自组织理论等新学科的发展使大家初步看到了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的希望。

宋可为在《二元价值容介态与经济波动》一文中，曾运用自组织临界模型(又称“沙堆模型”)，对广义虚拟经济形态下的经济波动机理进行分析。事实上，这一模型也同样适用于广义虚拟经济范畴的资本循环体系。如图6所示，这是一组由产品各级生产商和最终销售者构成的网络。正如沙堆模型中所描述的，随着沙堆的逐渐增大，一粒下降的沙粒会触发一次沙崩，沙崩使沙堆重新构成了一个新的自组织临界状态。当沙的下降模式是随机的或是正常分布时，沙崩的分布通常会表现出更大的变化。在经济系统中，终端产品的购买者会随时到来，具有随机性，并且通过这种网络结构启动反应链，这些反应链通常会触发大于终端购买者变化的“沙崩”。

(四)定性判断与定量计算相结合

任何系统都有定性特性和定量特性两方面。自牛顿成功地用数学公式描述物体运动规律以来，定量化方法越来越受到重视，获得极大发展。定性方法往往被当作科学性较差的、在未找到定量方法之前的一种权益方法。但是，随着系统研究的对象越来越复杂，人们发现定量化的描述越来越困难了。在社会科学领域，很多人发现任何可统计的指标和数值都很难真实地反映社会经济系统的涌现性。这就要求我们要重新评价定性方法，避免在系统研究中片面地追求精确化、数量化。特别是那种不能反映对象真实特性的定量描述不是科学的描述，必须抛弃。

在经济学领域，伴随着自然科学定量工具的发展，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学者们不约而同地认为，对经济系统的分析必须通过定量描述才能深刻和准确，以至于时至今日，不含定量分析的经济研究，往往登不上大雅之堂。但是，我们也发现，很多驾驭数量工具的强者，过多地陷入了数量分析构造的模型中，对问题的定性判断却显得过于粗糙。而定性认识不正确，不论定量描述多么精确漂亮都是徒劳的，甚至会把认识引向歧途。关于这一点，凯恩斯早有论述。他指出：“目前过多的数理经济学不过是一种大杂烩，它和它所依赖的初始假设一样不紧缺精确。这种假设使得作者陷入了矫揉造作的、毫无意义的教学符号的迷宫之中，他们对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依存性却视而不见。”

对于广义虚拟经济范畴的资本循环体系，应该将定性判断与定量计算结合起来。首先，通过定性判断建立经济系统总体及各子系统得概念模型。然后，尽可能的将这些概念模型转化为数学模型，经求解或模拟后得出定量的结论。最后，对这些结论再进行定性归纳，以取得认识上的飞跃，形成解决问题的建议。

四、结论与展望

总结上述分析，本文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结论：

1.资本循环从实体经济到狭义虚拟经济，再到广义虚拟经济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的进化过程。相比以往，广义虚拟经济范畴的资本循环，最大的变化在于生产系统由抽象的整体进化为D-I-M结构，整个体系的结构、功能和过程都以二元价值容介态为基础。

市场是商品经济的范畴篇4

(二)

过去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研究的第二个缺陷，是它忽视了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本身作为发展过程的研究。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样是一个发展过程。它具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属性有两种:第一是公有制经济;第二是采取商品生产和交换方式进行运行的经济。叮是，公有制有低级形式和高级形式的不同，可理解为由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发展的过程;商品生产、交换方式也有不发达状态(小商品阶段)和发达状态之别，又可看作是由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的转变过程。所以，不能认为只要是公有制的商品经济，就是一样货色或一种状态;而必须懂得: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除了都具有作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一般性外，还分别具有着它作为本阶段发展状态的特殊性。因此，以经济理论研究说，不’司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都必须具有其相应的具体范畴和研究重点。既然如此，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出发，笔者以为有必要对以一「几二个研究对象作范畴上的区分:

(1)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它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切阶段、状态的总括;

(2)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即是现实中尚处在不发达状态的公有制商品经济;

(3)真正发达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就是通过长期的经济体制改革最终实现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成熟状态。

如果说，第一个研究对象，即称之表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商品经济一般特征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许不会有多少异议的话，那末，如何看待后两个对象的区分和其范畴的确定，则尚且是有待探讨的课题。这里首先涉及到对所谓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历史位置的理解问题。如前所述，在现在通行的认识中，社会主义有汁划的商品经济，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划等号的。然而仔细推敲，这个等式同样是不成立的。其一，从逻辑形式看，“有计划商品经济”是侧重于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属性特征进行概括的范畴，而不是对其实体概括的范畴。这就是说，它实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某一阶段的特征或某一方面的特征，不能当作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般意义的表达。其二，从既定(尤其是十共大报告的规定)的意义看，有计划商品经济和它的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听要达到的日标，自然不能以社一会主义商品经济一般意义去理解的，更不能当成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本身。其三，从范畴内涵规定看，有计划商品经济要求形成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运行机制，而这种“内在统一”机制，只有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和计划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之后才能实现，也就是说，它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高级形态的特征所以。所谓社会仁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应是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达阶段或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形态的范畴。那么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范畴又应是如何呢?笔者认为可称为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划分，是与我国的特定国情直接相关的。我国是未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因而虽然现在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仍无法越过“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阶段。反过来，以商品经济本身看，它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不能不具有这个“特定阶段”的性质。这也就是说，我国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只是一种很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尚处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再以实际看，被划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主要是全民所有制商品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商品经济两种形式。就公有制本身讲，它们都还处在比较低级的状态，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其次，以商品生产和交换方式看，其更具有着草创性。同时，从全社会说，一方面计划方式，尚没有从传统的直接控制中解脱出来，以间接调控为主的计划机制仅处在发育之中;另一方面，市场体系还很不健全，市场调节很不得力，市场机制的公正性和有效性还无法得到表现。所以，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的经济运行机制还远远不能形成，整个经济的运行依然不得不靠计划和市场两种形式、手段的同时作用(“板块结合，’)，以至时而强调这个多一点，时而强调那个多一点，借以达到二者的互相补充。加之商品经济发展所需其他条件和素质上的缺陷，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事实上只处在它自身发展的初期。事实是，过去由于未能把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它的运行机制，同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及其运行机制作范畴上的区分，因而造成了许多原则性的差错。比如，我们一方面把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和它的体制确定为改革的目标，另一方面又往往认为我国现实的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同一东西，既作为改革的终点站，又当成起点站，不仅在逻辑关系上讲不通，而且造成在设置改革方案时，以理想代替现实，把改革后方能出现的东西(“内在统一”的运行机制)，当成现实中存在的东西。很难设想，这种连起点站和终点站都说不清楚的旅行，会不是一次十分混乱的旅行。因此，作为对过去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的又一补正，我们即要克服原先忽视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研究之缺陷，准确地划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正确地说明阶段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范畴界限，从而真正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看作一个发展过程。不错，过去也没有谁否认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发展着的，然而作为理论研究，说商品经济发展，就一定要通过能够表现发展过程不同阶段范畴的含义区别，和对这些范畴之间关系的分析，具体地体现出这种发展关系，说明商品经济的历史运动。

(三)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研究，核心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及其发展过程问题。从总体上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发展中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包括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和发展、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计划与市场关系和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间计划与市场的融合或相互作用等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计划与市场关系和发展问题。而从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计划与市场关系和发展的研究说，笔煮以为急需树立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所谓计划与市场“板终结合”和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以及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其他一些模式①，虽然它们在作为改革目标的选择上是相矛盾的，而在商品经济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却是密切相关的。“板块结合”和“内在统一”，都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机制发展中的特定模式，后者是改革所要实现的目标模式，亦即未来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成熟形态的运行机制，前者则是向改革目标模式过渡中的模式，或现实中尚处在不发达状态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所以，如果说中国改革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上，将会经历这样一个全过程:“产品经济”弓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那末它所对应的运行机制的转变过程必将是:计划与市场对立分计划与市场独立存在而配合使用(“板块结合，’)今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从理论研究本身讲，这里的关键是要对以下两点进行重新确认或新的说明。第一，作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主张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无疑是正确的。党的十三大报告在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是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时，着重明确了三个基本观念:

(l)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不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利用市场调节决不等于搞资本主义。

(2)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国家对企业的管理应逐步转向以间接管理为主。

(3)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市场是商品经济的范畴篇5

[中图分类号]F04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1―0044―06

卓炯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理论，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思路，已经为改革开放的实践所证明，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肯定。然而，卓炯论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方法和理论基础，同归经济学传统的努力，仍然存在着争议。我想对这个争议，放在经济思想史的范围内，进行深入的讨论。

一、卓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

卓炯得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结论，得益于独特的方法论和理论基础。我所说的卓炯独特的方法论是指一般与特殊的辩证法，我所说的理论基础是指分工理论，或者说得宽泛一些，就是杨小凯所说的斯密定理。

卓炯敏锐地发现，中国经济学界普遍存在的一个方法论误区就是过分强调矛盾的特殊性，忽视矛盾的普遍性，“在商品经济理论的争论上，目前有一个最主要的倾向就是强调矛盾的特殊性而忽视矛盾的普遍性，并目，用矛盾的特殊性取消矛盾的普遍性，这就是问题长期得小到解决的一个根本原因。”强调矛盾的特殊性忽视矛盾的普遍性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一股广泛流行的思潮，在苏联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里表现得十分充分。苏联《教科书》成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或者说斯大林经济理论的经典。卓炯认为这种方法论是不符合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必须抛弃。

卓炯把一般与特殊的辩证法引入经济学领域，解决了三个重大理论问题。(一)提出了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性与特殊性问题。社会生产过程一般就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社会生产过程的特殊就是独特的生产关系。社会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就是劳动过程。劳动过程也有一般性和特殊性。劳动过程的一般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劳动过程的特殊就是在一定生产资料所有制下进行的劳动过程。(二)提出了经济范畴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即列宁的一般劳动过程范畴和社会经济形式范畴，卓炯把一般劳动过程范畴构成一个理论范畴体系。(三)提出了经济规律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比如，商品经济一般与商品经济特殊，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就一种商品经济特殊。价值规律也有一般性和特殊性，不少人把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特殊表现形式当成价值规律的一般性。因而把价值规律看作是洪水猛兽。用一般与特殊的辩证法理解的经济理论体系，就构成了卓炯的经济理论体系。

苏联《教科书》研究商品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实际上是研究商品经济特殊，如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原因，于是寻找所有制方面的原因，如把私有制作为商品经济的原因。卓炯提出了商品经济一般与商品经济特殊，商品经济原因是商品经济一般的原因，这就是社会分工。社会分工决定产品的商品性质，所有制决定商品经济特殊的社会性质和特点。卓炯“认为只有社会分工才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原因。因为社会分工，使劳动成为一方面的而需要成为多方面的，为了满足需要就必须进行交换。例如生产粮食的农民，他的粮食只能满足他充饥的需要，除此之外，不能穿、不能用，他要满足穿和用的需要，就必须用他的粮食交换衣服和用具。反之也一样。因此，只有以社会分工为前提，才能说明不同的使用价值需要交换，而作为价值是相同的，才能进行交换。”卓炯关于社会分工的论述，类似于列宁关于社会分工的概念，“即各种不同经济职能的经济单位之间的分工”。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社会分工，所以，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共产主义只要不消灭社会分工，共产主义仍然是商品经济。于是就得出了商品经济万岁论。卓炯不回避把他的学术观点概括为商品经济万岁论。他认为，提出商品经济万岁论，只是提出一个设想，以得出彻底的商品经济理论结论。

卓炯提出并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商品经济的科学论断。决定商品经济特殊的因素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了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特点，卓炯用计划这个词来描述，所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卓炯写道：“现在的事实很明显，在公有制度下，不论是全民所有制的产品也好，集体所有制的产品也好，只要有社会分工存在，产品就要进入交换过程，就要成为商品。但这种商品与私有制下的商品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商品经济的特点就是计划商品经济，它和私有制下的自由商品经济完全不同。”在卓炯的著作里，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同义词。卓炯所说的计划商品经济，实际上是说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所以，卓炯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始人之一，这个历史事实是无法否认的。

卓炯合乎逻辑地得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把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既然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那么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与商品经济的现实相矛盾，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改革的基本思路，就是把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成为商品经济体制。改革就是经济体系的调整，至少包括以下八个方面：财政体制改革、物资体制改革、企业体制改革、工资体制改革、计划体制改革、价格改革、商业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卓炯的市场导向的改革思路已经被30年的改革实践所证明。

二、舒尔茨：乐观的经济增长理论

我想从经济思想史的广阔领域来讨论卓炯的商品经济理论。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我想把卓炯用社会分工论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存在的理论，称之为卓炯定理。柏拉图和孟子用分子论证古代商品经济存在客观必然性，称之为柏拉图一孟子定理。斯密用分工来论证商品经济存在的客观必然性，是斯密定理的重要内容。杨小凯认为，古典主流经济学理论核心的主体是斯密定理，即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分工依赖于市场的大小，市场的大小又取决于运输的条件。斯密定理也许还可以包括专业化与货币出现之间内在联系的猜想，关于投资是提高迂回生产过程中分工水平的工具的资本理论，关于“看不见的手”是协调分工网络的观点，等。从经济学说史来看，用分工理论论证商品经济的存在是一个十分古老、沿续了2000多年的经济学理论，从古希腊柏拉图、中国古代的孟子，直到古典经济学大师斯密，马克思、列宁、布哈林，直到卓炯。可以说，卓炯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是对斯密理论的精彩运用。卓炯独特的理论贡献在于用社会分工论证社 会主义仍然是商品经济，提出了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思路。

现在，中国重视分工理论、重视斯密定理的经济学家越来越多，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好现象。斯密理论是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不少经济学家使用了斯密定理取得了杰出的理论成就。舒尔茨认为：阿林・杨1928年的论文《报酬递增和经济进步》，对报酬递增起源的分析，发展了斯密的劳动分工思想。阿林・杨强调了各种报酬递增活动的聚集效应。舒尔茨继承了阿林・扬的理论，把报酬递增的因素归结为：劳动分工、专业化、人力资本的积累、经济思想和知识、经济制度、经济组织，恢复经济均衡。

舒尔茨从斯密定理出发，发现了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存在的问题。古典经济学增长理论框架是劳动、资本和土地三个要素的配置。劳动是同质的，不管什么人提供的劳动，都没有差别。资本实质上只有物质资本一种形态。土地在生产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劳动与土地的结合有一个自然的比例，如果劳动超过了这个比例继续投入，劳动得到的报酬就会递减，即报酬递减规律。资本投入超过一定量后得到的报酬也一样会递减。土地等资源数量不变，人口以几何积数的速度增长，报酬递减规律就会发挥作用，就会出现过剩人口，因此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景十分灰暗。马尔萨斯、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前景是悲观的。难怪卡莱尔把古典经济学称为“悲观的科学”。

100多年来，舒尔茨是走出马尔萨斯、李嘉图的悲观境地的几个成功者之一。舒尔茨的成功在于对劳动和劳动者的深刻理解。他认为，不同人的劳动是不同质的，人的不同质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不同。经济增长有赖于人力资本投资。“大量的和各种各样的人的技能。是推动持续发展所必不可少的燃料。如果缺少了人的技能，经济发展的前景就会暗淡而又萧条。……经济发展的核心与实质就是人们的实践知识及智力技能的发展和传播。”具有不同人力资本的劳动者的劳动是不同质的，经济发展依靠具有人力资本的劳动者的劳动。

古典经济学在思考经济进步的时候，很关注土地的作用和地租的所有权。斯密在《国富论》中用2/5的篇幅来讨论地租。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中的关键是地租。其实，这是传统社会的理论反映。在工业革命以后，进入现代社会，土地的重要性正在下降。20世纪的经济学家已经删除了土地。哈罗德在1948年为其《动态经济学》选择经济变量时，决定将土地整个地摒弃掉，只研究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刘易斯在二元经济模型里只有资本和劳动力两要素，撇开了土地的作用。这是一个巨大的理论进步。在发达国家，土地不再像过去一样是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比如在英国、美国以及其他许多科技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已经摆脱了原先由土地施加的桎梏。

舒尔茨提出了两类资源的假设，第一类包括劳动力、土地和可再生物质资本，即那些被传统的处理和度量的资源。第二类没有包括在传统类别里的各种形式的人力和物质资本构成。第二类资源与传统资源质量的提高有关，通常具有人力资本的性质，因为他们主要表现为劳动力队伍素质的提高和知识存量的增加。第二类资源是土地等资源的替代物，而且收入比较高。第二类资源主要依靠科学研究取得的。现代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是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而且人力资本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舒尔茨提出了一种新的经济增长理论，“我们已经阐明了一种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它不仅可以用来处理土地的替代物，而且可以处理别的理论无法解释的其他经济增长。我们的理论提出了两类资源――传统类型资源……和由于资源质量提高所构成的新型资源。通常，新型资源具有人力资本的性质。这些新资源的存量相对于传统在上升，而且收益率也比较高。”科学研究是永无止境的，所以，经济发展也是无止境的。舒尔茨对人类的前景充满了希望。

舒尔茨的新的经济增长理论，对人类的前景“充满乐观主义”。舒尔茨认为，提出新的增长理论模型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刻”。乐观的经济增长理论是在斯密定理基础上结出的鲜艳的理论之花。

三、杨小凯：新兴古典经济学

杨小凯是改革开放以后到西方留学和工作的杰出的华人经济学家，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斯密定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发展经济学，斯密定理是这一核心的主体，这一古典经济学的核心称为古典发展经济学。古典发展经济学认为，工业部门收入份额的上升的过程，就是一个社会由自给自足向高分工水平转化的过程。在自给自足社会里，没有农业和工业的分工，每个人为自己生产所必需的农产品和工业用品。在高分工水平的社会里，有了农民和职业制造商之间的分工。生产投资品的部门收入份额及其相关投资额的上升，意味着迂回生产过程中分工的发展，技术进步也因分工水平的提高而内生地出现。这一工业化过程，使总合生产力和个人效用不断得到提高。在多个独立国相互竞争的条件下，发展的绩效反过来又影响意识形态和相关制度的演进。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里，不再有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区分，不再有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周际贸易经济学、增长理论以及宏观经济学；也没有纯消费者与厂商的绝对分离，所有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他们最重要的决策是选择专业化模式和水平。选择这类决策后，他们再作给分工结构下的资源分配决策。前类决策决定市场大小和总量需求，而后类决策决定相对需求。如果选择相当高的分工水平，则他们就要决定用企业和劳动市场来组织分工，还是用产品市场来组织分工，企业也就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由人们关于专业化和组织的决策内生决定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在统一的分析框架内，逐步解释市场如何由分工的发展而出现，企业如何出现、货币如何出现、失业和景气循环如何出现、新产品新行业如何由分工在迂回生产部门的加深而出现、保险业如何为解决分工加深后分工网络可靠性下降的问题而出现、分层金字塔交易组织如何由于分工加深而能用来提高交易效率，等等。

新兴古典经济学是1980年代，以罗森、贝克尔、杨小凯、博兰和黄有光等代表的经济学家，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重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掀起了一股用现代分析工具复活古典经济学的思潮。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是斯密定理的核心内容，也是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核心。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古典经济学思想是相当古老的。杨小凯认为，自从1980年代出现的保存古典经济学的零散的努力，终于汇成一股思想洪流。这股洪流使古典发展经济学的灵魂在一个现代躯体中复活。这些文献的综合，被称为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一方面，杨小凯十分推崇斯密定理，看作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另一方面，为斯密定理由于没有数学化而被挤出现代主流经济学而可惜。杨小凯试图把斯密定理数学化而让其复活。

四、斯密定理研究比较及启示

卓炯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舒尔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好像是三座形态不同、功能各异的雄伟的理论大厦。三位经济学家构筑的理论大厦的形态不同功能各异，首先是因为他们研究了不同的经济问题，得出了不同的理论结论。三位经济学家研究的都是他们面临的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卓炯面临的经济问题是要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作出科学的判断。斯大林根据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的判断，设计了计划经济体制。卓炯研究了斯大林经济体制实践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认为斯大林经济体制暴露出来的问题的根源不是计划经济体制不完善，而是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判断有问题，社会主义经济不足计划经济，而是商品经济。所以要把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成为商品经济体制。舒尔茨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进行理论解释。然而马尔萨斯、李嘉图的经济增长理论无法解释，于是就进行理论创新，提出新的经济增长理论，创造了人力资本理论、科学研究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等理论。杨小凯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学习现代经济学后，显然不满意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于是进行理论创造。杨小凯用斯密定理把西方五花八门的经济学学科统一起来，雄心勃勃地要用新兴古典经济学来代替西方主流经济学，他的努力接近成功。经济学是致用之学。经济学家的成功，都是因为研究了他们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了新的符合实际的理论结论。卓炯、舒尔茨和杨小凯正是遵循了这样的思路才取得了成功。

卓炯与舒尔茨、杨小凯研究不同的经济理论问题，却使用了同一个经济理论――斯密定理，这是值得注意的学术现象。卓炯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用毕生的精力钻研马克思经济理论，使用了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也是古老的经济学理论――分工理论作为理论基础，构筑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大厦。斯密定理是卓炯经济理论大厦的基石，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卓炯自己说过，“如果成为一派的话，我就是社会分工派。”斯密定理也是舒尔茨新增长模型的理论核心，舒尔茨通过分工、劳动等范畴，发现了生产的基本要素是劳动力和资本。研究了劳动力的同质和异质问题，发现了人力资本投资，构筑了新的经济增长理论。斯密定理也是杨小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核心。杨小凯的发展经济学就是以斯密定理为理论基础的。如果抽掉了斯密定理，就会使舒尔茨新经济增长理论和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大厦倾刻倒塌。

卓炯与舒尔茨和杨小凯都能使用斯密定理的原因，首先是因为他们的研究对象都是社会生产过程。同一个研究对象，不同的经济学家可以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会得出不同的理论结论。然而，从柏拉图到马克思，卓炯、舒尔茨和杨小凯都用分工理论来研究社会生产过程，这是值得注意的。柏拉图对社会生产有一个简洁明确的描述。为了提高效率。就需要实行生产分，于是就产生了劳动分工，产生了运输、贸易，形成了市场、货币，于是形成一个社会经济体系。柏拉图的社会生产过程就是马克思的物质资料的社会生产过程，也就是人类的劳动过程。劳动过程中存在着分工与协作关系。马克思说，单就劳动本身来说，可以把社会生产分为农业、工业等大类，叫做一般的分工；把这些生产大类分为种和亚种，叫做特殊的分工。社会内部的分工把个人相应地限制在特殊职业的范围内。分工产生于纯生理原因的自然分工。后来各个公社在不同的自然环境里形成了差别，产生了地域分工。“自然的差别，在公社互相接触时引起了产品的互相交换，从而使这些产品逐渐变成商品。”马克思用分工来解释全部经济史，“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劳动范畴是建立在分工基础之上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分工……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的范畴。”斯密定理是描述社会生产过程的经典著作。可见用分工来研究社会生产过程是沿续了2000年之久的经济学传统。

然而，这个古老的经济学传统，最近几十年，被中国和前苏联等国家的经济学界所抛弃，与此对应的斯大林经济理论却大行其道。斯大林经济理论的方法论特征是强调矛盾的特殊性，忽视矛盾的一般性。比如，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时候，首先需要辩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有意无意地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绝对对立起来。注意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这很好，但是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绝对对立则是错误的，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一般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历史规定的形式。而社会生产过程既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一个在历史上经济上独特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过程，是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些生产关系本身，因而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个过程的承担者、他们的物质生存条件和他们的互相即他们的一定的社会经济形式的过程。”一般社会生产过程就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就是各种生产方式的共性。独特的生产关系即所有制关系，才是各种生产方式的特殊性。在一般社会生产过程这个层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没有多大区别的，比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是市场经济：只有在独特的生产关系这个层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才有根本性的区别，比如，资本主义实行以私有制为主的所有制结构，社会主义实行以公有制为主的所有制结构。

市场是商品经济的范畴篇6

一、价值理论的内涵

价值理论是经济学的一个基础，它包括商品交换规律和收入分配规律。而商品交换规律是构成工商企业管理理论以及商品流通理论的一个重要基石，因此一直是经济学、社会学以及管理学科研究的重点内容。市场营销学作为现代工商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关注的消费者需求以及商品供应范畴，让研究者格外关注相关的价值判断和评价，因此价值理论成为市场营销领域一个重要内容。

从经济学中的价值概念的演变以及价值理论的研究对象来看，价值的内涵经历了从单纯的物的使用价值、效用到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分离，这是人类社会商品交换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正是社会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商品交换的重要性以及交换价值的重要性，甚至产生了只有交换——贸易才能带来财富的社会主张。

古希腊的著名历史学家、作家色诺芬把财富定义为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他指出：“一支笛子对于会吹它的人来说是财富，而对于不会吹它的人来说，只有在他们卖掉它时是财富。”（色诺芬，1961年）。色诺芬认识到了物品本身所具有的某种使用价值的属性，同时也注意到了物作为交换对象时给物主带来的经济利益。这种认识表明了财富本身所具有的直接满足需要的功能，同时也具有有利于交换的功能。关于这一点，亚里士多德后来曾作了更为明确的表述“每种货物都有两种用途，——一种是物本身所固有的，另一种则不然，例如鞋，既用来穿，又可以用来交换。二者都是鞋的使用价值，因为谁用鞋来交换他所需要的东西，谁就是利用了鞋”。亚里士多德把交换价值当作与直接满足个人需要的使用价值相对立的另一种使用价值来看待。

本文作者要提出的是：当色诺芬的笛子被不会吹的人收藏，没有卖掉；当亚里士多德的鞋子没有被穿也没有被换取其他东西的时候，该笛子和鞋子是否有价值？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为了说明价值问题，这里首先对相关范畴进行定义。

二、物务的定义及相关范畴

1关于物务的概念

本文将一切可能为人们所使用或者享受的物品以及为他人提供的服务等统称为物务。它既包括人们的具体劳动成果，同时也包括非人类劳动创造的，但是为人们利用和享受的一切事物。例如，属于前者的计算机、食品；属于后者的被人们所留连忘返的大自然风光等。

2关于观念物的概念

本文将基于人们特有的观念所形成的对外界事物的认知、态度、观点等称作观念物，它是人们在固有观念基础上，对外部事物思考的结果，反映了观念物持有者的基本思想与思维方式。例如人们对娱乐、人生以及死亡等的看法、观点都属于这个范畴。

3关于观念产品的概念

本文把基于人们特有观念所形成的对外界事物的认知、态度、观点等的载体和表现形式称为观念产品。例如，针对企业或者家庭的理财方案、市场策划案，基于对市场认知的新型设计的有形产品以及服务等。如果说人们所持有的观念物是通过思考获得观念的直接产物，那么观念产品就是经过了具体的人类劳动以后所形成的观念物的具体表现形式。

4关于观念价值概念

本文将人们对某种物务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感知称作为该物务的观念价值。这种价值基于感知者的观念、知识以及相关社会阶层对该物务的理解，并非一定能够换取相应的货币，当物务作为商品形态存在时，甚至与所包含的交换价值量差距很大或者是完全无法实现的价值。如果说使用价值是人类的具体劳动创造的，价值是由人类的抽象劳动创造的，那么观念价值就是人的知识体系、观念体系累积和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是较抽象劳动创造的价值主观的产物，与作为商品属性的使用价值不同，任何物务都具有观念价值。

三、物务观念价值及其观念产品

本文所提出的观念价值，是基于人的认知的一种价值形态。它不同于物务的有用性的使用价值，也不同于商品交换中抽象的人类劳动创造出的交换的量上的关系和比例——交换价值，它是物务客观存在时为人们所感知的一种价值，即它是一种观念物。这种被认知的价值的高低一般会受到市场上对该物务的供求状况的影响，但不单纯取决于供求状况，甚至脱离了市场的供求关系作为人的感知对象，是人们对该物务的使用价值以及内在的交换价值的认知。如果说对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的关注是人天然产生的，属于自然属性，那么观念价值就完全属于社会属性。开篇所提到的色诺芬的笛子和亚里斯多德的鞋子，当它们不被物主所消费，即主人不吹笛子、不穿鞋子的时候，不同的人对这种时候物务价值的认知往往是不同的，有的会认为很有价值，是一种财富的象征；同时也会有人认为，闲置的东西就没有价值，其根源在于对物务认知的人的观念的不同。基于不同的观念的人对同一个物务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认知往往是不同的观念价值。同一个物务的不同人的观念价值可以不同，但是基于观念之上的知识而形成的价值上的认知，就成为了观念产品，成为了观念产品形态的观念价值是统一的。

中央电视台的《鉴宝》节目就充分反映了这种观念价值。持宝人将宝物进行展示，专家、持宝人和观众分别给出一个价格，三者之间往往差异很大，反映了三方对宝物认知上的巨大差异。其中缺乏相关知识和能力的持宝者和观众给出的价格，属于观念物范畴，而专家凭借其丰厚的专业知识所给出的价格则属于观念产品范畴。三方同一事物观念价值上的差异，一方面，反映了三方所掌握的相关知识的多寡；一方面，反映了各自认知观念上的差异。一旦藏品到市场流通，实现的交换价值往往并非人们所给出的价格即并非各自差异较大的观念价值，而是会在买卖双方共同协商下得到一个共同认可的成交价格，而其中所包含的内在交换价值得以体现以及成交价格达成前提是买卖双方获得了对藏品一致的认知，即以双方的观念趋于一致为前提。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观念价值是以一定的观念为前提的，它与传统意义上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不同，但也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物务的有用性即使用价值是物务存在观念价值的基础，正是物务存在着使用价值，人们才会从观念上去认知它的价值， 而这种观念价值在买卖双方之间的趋同过程就是该物务交换价格形成的过程。任何物务都存在观念价值，非商品仅仅表现为各种不同观念价值；商品所实现的价值量是抽象劳动创造的价值与人们不断趋同的观念价值所共同决定。

四、观念价值的营销学意义

观念价值作为一种新的价值形态提出来，对市场营销学的发展以及企业的市场营销实践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1拓展了价值理论的基本范畴和领域

将非人类劳动创造的物务引入到价值理论，从而为相关物务的营销活动提供了理论基础。传统价值理论探讨的是基于人类劳动的价值范畴，而观念价值考察的对象包括所有能够给人们带来各种享受和效用的物务，这使没有经过人类劳动单纯由大自然作用产生的对人类有益的物务都可以进入到价值领域进行基于人类观念的价值考察。例如，人们对于环境优美的海滨城市的向往和留恋就反映了这种价值，正是这种观念价值的存在才导致了海滨城市的经济繁荣和发展。

2完善了物务的价值形态

观念价值描述了没有投入到使用也没有用于交换的物务的价值，为相关物务进入流通提供了价值基础。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深入，各种资产类物务的交易越来越频繁，对相关资产的估价成为一种常见的经济行为，观念价值以及观念产品概念的提出为这种经济活动提供了一个阐释方法，从而为相应的市场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这一点上，无论是专业人士提供的观念产品还是普通人对相关物务认知的观念物，都构成影响交易的重要因素。

3提供了营销者考察消费者的崭新视角

观念价值是基于人的观念的认知的价值，具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在营销活动中消费者是被关注的核心，本质上就应当是对其观念的关注。企业的市场营销活动的核心是消费者，消费者的认知、态度以及行为关系着其对企业所提供的观念、产品以及服务的认同程度与忠诚程度，而其中起到决定作用的就是消费者与产品、服务相关的生存方式与生活观念。因此，对于消费者观念的研究是当代企业营销工作的一个重点内容。消费者所认知的物务观念价值反映了其基本的相关观念状态，是其内在观念的必然流露，作为营销者只要了解了其外在的观念价值判断，就得到了深入研究其内在观念以及可能的对企业、产品、服务和品牌的态度和购买可能方式的途径。

观念价值作为基于人的观念的价值形态，随着人的知识结构、认知水平的发展、变化而发生演变，它为基于社会进步和发展而发展的行业、物务的价值评价提供了理论基础。例如，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市场营销学的发展，非盈利组织营销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由于非盈利组织的特殊性，他们所从事的行业、涉及的物务由于不进行商品的交易而不表现为交换价值，但是往往会存在很大的社会价值，这种社会价值能够通过人们感知的观念价值的形式来充分反映，并随人们的认知水平的提升而发生相应的变化。与此同时非盈利组织的经营者和管理者的观念价值也能通过相应的经营策略和战略体现出来。

4提供了营销者细划市场的重要依据

市场是商品经济的范畴篇7

价值理论和价格理论在斯密的《国富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在这里论证了商品交换的基本原理，论证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从而为他的其它理论奠定了基础。价值论和价格论是紧接着货币的起源和效应问题之后提出来的。斯密在说明了分工和交换的必要性以及交换的工具之后，接下来要讨论的自然就是交换的依据和基础问题了。正如斯密本人所言：“我现在要讨论人们在以货币交换货物或以货物交换货物时所遵循的法则。这些法则决定所谓商品相对价值或交换价值。” 。为全面分析支配商品交换价值的原则，斯密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什么是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换言之，构成一切商品真实价格的，究竟是什么？第二，构成真实价格的各部分，究竟是什么？第三，什么情况使上述价格的某些部分或全部，有时高于其自然价格或普通价格，有时又低于其自然价格或普通价格？换言之，使商品市场价格或实际价格，有时不能与其自然价格恰相一致的原因何在？”斯密虽然对价值理论有了比较系统的论述，但是他没有建立一个前后一贯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但是，他确认生产所需要的劳动量与商品价值的直接关系，是有积极意义的。马克思说“斯密的这种摇摆不定以及把完全不同的规定混为一谈，并不妨碍他对剩余价值的性质和来源的探讨，”因为斯密“实际上甚至不自觉地坚持了商品交换价值的正确规定。”

李嘉图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他的价值学说集中体现于其《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首章内容并以之贯穿其全部的经济理论。李嘉图的价值学说的主要功绩是坚持了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原理。他排除了斯密在商品价值规定性方面的二元论。首先，李嘉图批判了斯密在肯定了生产时所耗费的劳动成为商品价值的源泉后又提出购买所得的劳动为尺度的不一贯性。其次，李嘉图批判了斯密的交换价值在近代社会决定于社会三收入的观点。李嘉图认为，已经生产出的价值，无论如何分割，都不能改变其本身的量。价值是第一因素，收入是派生因素。价值可以分割为工资、利润和地租，但是不能倒过来说价值是由这三收入决定的。最后，李嘉图知道商品的价值不是由生产某商品的实际耗费掉的劳动量而是由其必要劳动量来决定的。

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古典经济学传统的回归

（一）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之一：理性

古典经济学在经济分析的方法上，强调自然秩序论和抽象演绎的方法。以重农学派为例，将自然秩序视为最高信条和方法的出发点。魁奈实际上已经指出社会生活和自然界一样，客观存在这某种规律性，客观规律性是一个国家的政策法律等人为法律存在的基础。在自然的社会秩序下，组成社会的所有人都应该带来益处，并根据自己的能力来促进社会福利。同时，他们将理所当然享有最基本的自然权利，即每个人首先要享有自己劳动所获得的所有权，保证不动产和动产正当所有者的所有权。因为人的本性是自由的，而且每个人对自己的利益了解最清楚，他完全可以通过自由选择在经济生活中用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享受。要掌握和研究经济运动的自然规律，主要的方法是理性思维。魁奈认为，只有理性才能认识自然规律，所以经济学的研究中必须重视分析和演绎。到了斯密那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活动将推动经济发展、财富增长，为社会带来公益。在斯密的著作中，论述的体系上是总体演绎来安排的。他的论述问题中，多带有创立起始范畴和建立分析工具的作用。

这一传统的重要性在于它创立了把经济看作是一个可以测定的制度的概念。社会经济受一定客观规律的制约，范畴之间有相互的内在联系，事物的发展存在理论上的可预测性。马克思无疑非常重视古典经济学理性的传统，而且将其发挥至更高的水准，在马克思的研究中，抽象与具体、历史与逻辑的方法使其理论严谨而且比较完美地做到了理论体系的内部自恰。

（二）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之二：生产与分配的统一

马克思说：“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 以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为代表的早期古典学派的理论标志着这个过渡的开端。配第要在“政治价格”后面找出“自然价格”，布阿吉尔贝尔则要在“市场价格”后面找到“真正价值”。对于他们来说，“政治价格”或者“市场价格”只是表象，必须将理论带入到生产领域当中。但是研究生产领域并不是说分配过程就不重要，生产和分配从来就是同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分配是生产的起点同时也是生产的结果，而生产中已经包含了带有制度规定性的分配。而之后的约翰•穆勒却提出了生产与分配的二分法。他认为生产规律是人和自然的关系，是永恒的自然规律，不依据社会制度改变。而分配规律取决于社会和法律的习惯，由人的意志决定，所以是可以改变的。这种二分法割裂了生产同分配的联系，导致了后来劳动价值论走向了两条道路。其中一派的代表性人物是法国的巴师夏和英国的西尼尔，他们以对于交换领域的现象的描绘来代替古典经济学中对生产关系的研究。马克思坚持了古典经济学的生产同分配统一的传统，使劳动价值论不会沦为分配的价值判断的学说，而后者无疑会导致劳动价值论成为一种过时的失效的学说。

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超越

（一）价值，作为商品经济的范畴的确立

古典学派中只有交换价值而没有价值这一范畴，这导致了他们在论述中的诸多混乱和错误。马克思分析商品从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开始。马克思首先指出二者是商品的二要素，它们彼此对立同时又构成统一物。在考察交换价值时，马克思第一次将价值从交换价值中抽象出来，从而确立了这个重要的理论范畴。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区分了价值和交换价值两个范畴，指出了两者的区别和相互联系。古典经济学家只注意交换价值的量，而忽略了不同物的量只有化为同一单位后才能在量上进行比较。马克思从交换比例的表象深入到难以理解的相等的实质；从交换价值深入到劳动，从劳动进入价值。在明确了价值是人类劳动的物化，劳动是价值的实体后，才进一步考察价值量的测量。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基础，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态，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形态。从交换价值中抽象出价值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李嘉图没有把商品生产的社会作为某种特定历史社会形态，不了解价值是一个历史的被制约的范畴，所以将其视为永恒的范畴。而马克思通过价值这一范畴看到了其反映的是社会劳动和私人劳动的关系的本质，从而价值只能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二）劳动二重性理论

古典经济学中，斯图亚特对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有二重性曾经有天才的猜想。他指出：“那种通过自身转移而创造出一般等价物的劳动，我称之为产业。” 斯图亚特称之为产业的劳动或创造一般等价物的劳动，实际上就是有别于实在劳动的特殊社会劳动。对此，马克思评价说：“斯图亚特比他的前辈和后辈杰出的地方，在于他清楚地划分了表现在交换价值中的特殊社会劳动和获取使用价值的实在劳动之间的区别。”

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学说指出，商品所包含的劳动一方面是个人的、具体的劳动，另一方面是社会的、抽象的劳动。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具体劳动虽然创造使用价值，但不是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在这方面前文提到的配第的名言中也说明了土地也是财富的源泉之一。抽象劳动是不因为自身的特殊形式，也不因产物的特殊品种而有所区分的、一致的、无差别的劳动，也就是说在质上没有差别的抽象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

（三）价值的转化形式的理论

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是由于生产关系的转化，商品不只是当作商品来交换，而是当作资本的产品来交换。这就赋予价值，作为商品生产者的生产关系的表现，以复杂的情况和现代的意义。马克思进一步探讨了这一问题，从而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学说。

市场是商品经济的范畴篇8

中共中央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这一新的提法给经济学理论工作者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逐步深入，特别是随着私有经济成份在我国的快速发展以及非劳动要素收入的合法化，对劳动以及劳动价值论等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意义非常重大。

一、价值理论与分配理论之间的关系

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可以实行按要素分配。 “非劳动要素（资本、土地等）参与收益分配” 的理论依据是什么？理论界对此认识并不一致。总体上说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包括资本等在内的非劳动要素是不是有权参与收益分配，主要取决于我们在理论上的一些认识，特别取决于我们对“非劳动要素是否创造价值”这一问题的认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坚持价值源泉一元论（即劳动是价值的唯一创造因素），那么就必须排除非劳动要素的合法收益分配权；反之，如果我们一定要允许非劳动要素参与收益分配，那么就只能放弃价值源泉一元论、承认非劳动要素也是创造价值的因素。第二种观点认为“要素参与价值（或收益）分配”与“要素是否创造价值”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命题，换言之，我们可以在实践中允许资本等非劳动要素参与价值（或收益）分配，但是切不可在理论上承认“资本等非劳动要素也创造了价值”，至于资本等非劳动要素有权参与收益分配，理论依据在于它们参加了“使用价值”的创造。实际上，第二种观点并不完全符合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分配问题的逻辑起点应该是价值创造理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如果某社会成员（生产要素所有者）所提供的生产要素没有参加商品的价值创造过程，那么即使该生产要素参与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创造，该要素所有者也不应该从社会产品中获得一份收入，否则，该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就构成了剥削性收入，并应该受到社会道德的谴责乃至法律的制裁。具体说，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虽然参加了物质财富或商品使用价值的创造，但是它们却没有参与商品价值的创造，商品的价值是唯一地由劳动要素创造出来的，因此资本、土地等非劳动要素是不应该参加价值或收益分配的，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等非劳动要素凭借要素所有权参与了国民收入的分配，马克思认为这些要素所得到的收入（利润、利息、地租等）因属于“不劳而获”之所得，故应并入“剥削性收入”之范畴，劳动者（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对立也由此而产生。从西方经济学来说，同样可以得出“价值创造理论是收益分配理论的逻辑起点”的结论。西方经济学家之所以认为“非劳动要素可以参与收益或价值的分配”，理论基础或依据显然在于“非劳动要素是价值的源泉”的理论假定。如马歇尔便认为，分配问题的实质是各生产要素如何分割它们共同创造的国民收入，而分配的份额则应同各要素所创的价值或各要素自身的价值相一致，他还指出，各生产要素的价值决定应当依照一般均衡价值论来说明。可见，无论是从西方经济学原理还是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来看，我国一些学者所主张的不从“价值创造”角度而只从“使用价值创造”方面探讨“资本等非劳动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客观必然性是不妥当的。

客观地说，我党在“十五大”以来所提出的“允许资本等非劳动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政策创新与上述“价值创造理论是收益分配理论逻辑起点”的理论观点，如果放在主张“资本等非劳动要素也创造价值”的西方经济学那里是不存在矛盾的，或者说是能够自圆其说的，因为依据西方经济理论，一方面，“价值创造理论是收益分配理论的逻辑起点”；另一方面，“不仅劳动要素创造了价值，而且资本等非劳动要素也是价值的源泉”；因此，最终的结论必然是“不仅要允许劳动参与收益分配，而且也应该允许资本等非劳动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然而，“允许资本等非劳动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政策和“价值创造理论是收益分配理论逻辑起点”的观点，如果放在主张“资本等非劳动要素并非价值源泉”的我国传统政治经济学那里就不能自圆其说了，因为依据传统经济学理论，一方面，“价值创造理论是收益分配理论的逻辑起点”；另一方面，“全部生产要素中只有劳动要素才是价值的源泉，至于资本等非劳动要素则不创造价值”；因此，最终的结论必然是“只能允许劳动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资本等非劳动要素收入则属于‘不劳而获’的剥削性收入”。

如何解决传统的价值源泉一元论与现实经济中允许全部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政策之间的矛盾？一般而言，出路有两个：一是回到传统政治经济学那里，在坚持“价值创造理论是收益分配理论的逻辑起点”和“资本等非劳动要素不创造价值”的前提下，放弃“允许资本等非劳动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政策创新。很显然，这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趋势、有悖于改革开放形势需要的倒退观点与方法。二是重新评价西方经济学和传统政治经济学中的价值理论，在坚持“价值创造理论是收益分配理论的逻辑起点”和“允许资本等非劳动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前提下，按照中共中央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所提出的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进而对传统政治经济学中的价值理论进行完善与发展，即放弃“价值源泉一元论”的观点，承认资本等非劳动要素也参与了价值的创造。很显然，这既是一场重大的思想解放与理论创新，同时也是一次“痛苦而艰难”的抉择。为了有助于问题的讨论，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价值理论的发展、价值的适用范围以及价值的定义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再思考。

二、价值理论发展的逻辑线索

在马歇尔的供求价值（或价格）理论产生之前，价值理论的发展基本上是沿着两条线索来进行的，一条线索是从供给方或生产者角度讨论价值的源泉与价值的决定，这主要包括劳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价值论两种；另一条线索是从需求方或消费者角度讨论价值的源泉与价值的决定，这即边际效用价值论。

从供给角度讨论价值的源泉，属于客观价值论，这一理论发端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在《赋税论》一书中，配第不仅提出了“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的劳动价值论思想；而且提出了“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的著名命题，认为劳动和土地这两种生产要素都创造价值，这一观点为后来的斯密、萨伊等人所继承并最终发展为劳动、资本、土地三种要素共同创造价值的生产费用价值论。斯密认为，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由于劳动是唯一重要的生产要素，资本、土地等非劳动要素要么是属于劳动者自己所有；要么在生产过程中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因此劳动便成了价值的唯一源泉。然而在“文明国家内”（即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广泛使用以及土地私有产权的确立，这样，“交换价值单由劳动构成的商品极不常见，大部分商品的交换价值，都含有大量的利润和地租。”“工资、利润和地租，（便成为）一切收入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1）在萨伊看来，“所谓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物品的效用就是物品价值的基础”。而效用的生产离不开各生产要素的投入，因此“所生产出来的价值，都是归因于劳动、资本和自然力这三者的作用和协力”（2）。萨伊以他的“效用是价值基础”的理论同样引出了“三要素共同创造价值”的理论。与全部要素共同创造价值的理论相反，马克思在严格区分价值与使用价值、价值与价格等范畴基础上，（3）认为只有劳动要素才创造价值，至于非劳动要素（如土地和资本等）并不能创造价值，而只能转移价值并创造使用价值。

从需求角度讨论价值的源泉，实际上是以消费者的主观评价（即效用）作为价值决定的依据，这一理论虽然于19世纪70年代才被奥地利学派门格尔（及其学生维塞尔和庞巴维克）、英国的杰文斯和洛桑学派瓦尔拉斯等人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但实际上，早在18世纪中叶，就有经济学家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中的若干观点，意大利经济学家费尔南陀·加里安尼在1750年所著的《货币论》中便将“效用”与“稀少性”相结合，以说明商品价值的决定。（4）1776年，法国经济学家埃蒂耶纳·邦诺·德·孔狄亚克在其所著《商业与政府的相互关系》一书中进一步阐明了边际效用价值论的观点，他认为效用虽然是商品价值的源泉，但商品价值的具体决定则取决于两个因素：即效用和稀少性，前者决定价值的内容，后者决定价值的大小。这一思想在奥地利学派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维塞尔和庞巴维克认为，“效用”是价值的源泉，是形成商品价值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效用必须和物品的“稀缺性”相结合，才构成商品价值形成的充足条件。（5）

19世纪末，马歇尔综合了边际效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价值论等观点，在重新定义价值这一概

念的基础上，（6）提出了供给与需求相结合的均衡分析法；马歇尔还以价格分析取代价值分析，从而开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以均衡价格来衡量商品的价值之先河。按照马歇尔的均衡价格（或价值）理论，商品价格取决于供给价格与需求价格的共同作用，其中，需求价格是消费者对一定量商品所愿支付的价格，它的高低是由一定量商品对买者的边际效用所决定，换言之，边际效用价值论是需求价格理论的基础；供给价格是生产者为提供一定量商品所愿接受的价格，它的高低是由生产这一定量商品所须付出的边际成本（或边际生产费用）所决定，也就是说，生产费用价值论是供给价格理

附： 价 值 理 论 发 展 简 表

按研究方法分类 价值理论 价值决定因素或价值源泉 价值的主客观性

供给分析法 劳动价值论 一元论（劳动） 客观价值论

生产费用价值论 多元论（劳动、资本、土地）

需求分析法 边际效用价值论 二元论（效用、稀缺性）或一元论（边际效用） 主观价值论

供求混合分析法 均衡价值（价格）论 混合多元论（劳动、资本、土地、效用等） 主客观混合论

论的立足点。马歇尔的价格理论之所以称得上价值理论，关键原因在于他非常明确地将价值这一范畴定义为交换价值或价格。尽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同意马歇尔对价值范畴所下的定义，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却从不否认马歇尔的价格理论就是价值理论。（上述分析可见附表）

三、“价值”与“商品”的关系

依据传统的价值源泉一元论的解释，价值是商品所特有的范畴，而作为商品，至少必须具备以下两个基本要求：第一应该是劳动产品，即非劳动产品即使有使用价值，但是因为其中没有凝结人类的抽象劳动，所以是没有价值的；第二应该用于交换，即不用于交换的产品，即使其中凝结着人类的抽象劳动，这个劳动也是不能形成价值的。然而，问题是这种说法能否为社会所普遍接受？换言之，究竟是不是只有那些必须用于交换、且一定是付出了人类劳动的商品才有价值？非商品性物品就没有价值可言？

1、关于不用于交换的物品价值问题。按照传统观点，非交换的物品属于自给性产品，不属于商品范畴，故自然没有价值。如果真的是只有用于交换的物品才有价值、而不用于交换的物品就没有价值，那么，请见下面的例子：现假设某人利用业余时间种了一盆花，准备放在家中用于自己欣赏，依据传统的说法，这盆花因为不用于交换，故不是商品，因此也就没有价值可言，这盆花有的只是使用价值（尽管这盆花耗费了主人的人力劳动与物质资本等方面的投入）。这里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上述这种观点能为老百姓或花的主人所接受吗？换言之，这种说法合乎常理吗？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这位先生准备在第二天将花拿到市场上卖掉，那么，依传统理论的解释，这盆花就会“摇身一变”，一下子就有了一个价值。同是一盆花，用于交换和不用于交换，“命运”反差如此巨大！卖它的时候就有价值；不卖它的时候就没有价值。或者说，这盆花如果在种花者手中，就不会有价值；但是若到了卖花者手中便有了价值。在这里，决定这盆花有无价值的唯一因素既不是劳动投入状况，也不是非劳动要素的投入状况，而是交换或社会需求！需求者或买者（也即消费者）的存在与否实际上成了决定这盆花有无价值的唯一因素。这个结论恐怕是劳动价值论者和生产费用价值论者所不愿看到的。将这个例子再变换一下，假设有两位先生，一位先生如上例所言，自己花了一些投资（投入了一定的人财物力）种花；另一位先生则花钱从市场上买了一盆同样的花，按传统理论的解释是，自己种的花没有价值；而买来的花有价值。这种观点确实很难被社会公众所接受。

2、关于那些并非由人类劳动生产出来但实际上却能进行交换的“东西”的价值问题。按劳动价值论观点，那些虽然被用于交换（即有市场需求）但没有劳动投入在内的物品，是没有价值可言的。这种没有人类劳动付出在内的交换物真的没有价值吗？如无意中获得的一条对企业生产或营销非常有用的市场信息、所谓的“吉利”电话号码与汽车牌号等等，虽然都没有一丝一毫的劳动甚至其它要素投入在内，但无一例外的是，上述“东西”（电话号码、汽车牌号、市场信息）都能在市场上卖上一个好“价钱”，“价钱”值好几万甚至几十万、上百万元。此外，没有人类劳动投入的原始森林、土地、地下矿产资源也具有同样的情况。与这几个较为特殊的例子相类似的更为普遍的例子是：那些劳动要素或非劳动要素投入并不高的物品，因为有很大的市场需求所以就“身价”百倍；或者说虽然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投入的资源要素相同，但是由于市场需求不同，结果导致有市场需求的产品的“身价”比没有市场需求的产品的“身价”要高出很多。我们能根据两种产品的劳动投入（或非劳动要素投入）相同，就断言拥有不同“身价”的产品只是价格不同，至于其价值仍然是一样的吗？诚然，在理论上我们可以坚持这一说法，但是问题在于社会公众并不一定同意这种说法。而一个理论如果不能为社会普通大众所接受或广泛运用，那么这个理论是没有什么现实意义或生命力的。

四、“价值”范畴经济学定义的进一步思考（7）

实际上，上述问题归纳为一点就是：我们所习以为常的“价值”范畴究竟是什么含义？或者说，到底什么叫“价值”？诚然，我们曾接受过“所谓价值，就是指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教育，（我们的《辞海》也是这样来定义价值概念的）但是现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形势发展，我们确实需要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价值”范畴的确切的经济学含义，因为，第一，什么是“价值”与“价值的源泉”（或价值的决定）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前者是对“价值”这一概念本身下定义，后者则是探讨决定“价值”量的具体因素；第二，对价值的不同定义实际上已成为导致价值理论出现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作为某一经济范畴，尽管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理解，或赋予其全新的内含与规定，但是一般而言，我们显然应该选择其习惯性用法作为这个范畴的定义，大家应该在一个相同的理解上使用这个范畴。否则，若人们对同一个概念的内含本身还不能取得一致意见，那怎么可能指望他们在价值的源泉或价值的决定等更深层次的问题上取得一致的看法呢？因此，讨论价值范畴的定义是非常必要的。

概括说来，理论界对于价值范畴本身的（经济学）定义或理解，主要有以下几种：

1、斯密对价值的定义。斯密认为，价值一词通常有两种意思，一是指使用价值，二是指交换价值。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斯密说：“价值一词有二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8）

2、马歇尔对价值概念的理解。针对斯密将价值解释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观点，马歇尔说：“经验已经表明，把价值这个字用作前一种意义是不妥当的。一个东西的价值，也就是它的交换价值，在任何地点和时间用另一物来表现的，就是在那时那地能够得到的、并能与第一样东西交换的第二样东西的数量。因此，价值这个名词是相对的表示在某一地点和时间的两样东西之间的关系。”（9）简言之，在马歇尔认为，所谓价值，就是指交换价值或价格。正是在将价值定义为价格的基础上，马歇尔才得出了价值（价格）取决于供给价格与需求价格的共同作用的均衡价值（价格）理论，其中，决定供给价格的因素是生产费用的高低；决定需求价格的因素是边际效用的大小。应该承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3、马克思的价值定义。在马克思《资本论》中，价值这一范畴的直接定义其实是不存在的。马克思在引入交换价值范畴后指出：“同一种商品的各种有效的交换价值表示一个共同的东西。”“如1夸特小麦=A担铁，这个等式说明……在两种不同的物里面，……有一种等量的共同的东西。因而这二者都等于第三种东西，后者本身既不是第一种物，也不是第二种物。”（10）马克思所谓的“共同的东西”是指什么？他首先排除了使用价值，因为“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11）他还说：“如果真正把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就得到……它们的价值。因此，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的共同东西，也就是商品的价值。”（12）“作为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13）根据马克思的上述一系列论述，我国传统经济学对价值范畴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这个定义就是学过《政治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的那一句话——“所谓价值，就是指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然而，这种直接以人类劳动来定义价值范畴的方法是欠科学的，至少是不严谨的。

诚然，我国《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价值的定义在总体上是体现了马克思劳动价值一元论论原理的，但是仔细推敲马克思对价值本身含义的解释，我们发现，马克思意义上的价值范畴其实有两种意思：第一，所谓价值，是指“商品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的共同东西”； 第二，“所谓价值，是指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人类劳动。”

首先，如果依照“价值是指商品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的共同东西”的定义，我们将不难发现，从这一定义中并不能导出一个明确的价值理论。因为将价值定义为“共同东西”本身仍是一个不够彻底或不够严谨的定义方法。从广义上讲，西方学者恐怕也不会完全反对这一说法，真正有分歧的是双方对这个“共同东西”的理解。马克思认为，这个“共同的东西”只能是劳动，而不能是任何其它物；但西方学者会争辩说，不见得如此，这个“共同的东西”既可以是象马克思所说的劳动，但也可以是“效用”；还可以是“成本投入或生产费用”（甚至还可以是物品的重量、体积等等方面）。从效用来说，据西方学者认为，尽管每一个物品的使用价值不同，但是这些物品在满足人类需要或欲望上有共同之处，即所交换的物品都是能满足人的抽象意义上的需要。另一方面，虽然物品的效用不可能计量，但是由于效用被西方学者定义为物品满足人们需要的能力或程度，且这种满足人们需要的能力与程度完全取决于人的主观评价或感觉，因此西方学者最终还是坚持认为不同物品的效用，对消费者来讲是可以比较大小（序数效用论）甚至直接计量的（基数效用论）。从成本投入来说，交换的商品都是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后重新配置、组合的结果，因此，生产费用付出也应该是交换中的商品都具有的共同属性；而且，生产费用也是可以计量并比较大小的。上述分析表明，如果将价值定义为“商品交换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共同东西”，那么，由于人们对“共同东西”的理解有差异，因此我们还是不能得到价值的确切含义和价值的具体决定因素。

其次，从“价值是指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人类劳动”来分析。诚然，依照马克思的逻辑思路，必然会得出“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人类劳动是决定商品价值有无或大小的唯一因素”的结论，因为商品交换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共同的东西只能是劳动，而非其它。然而，我们能根据“价值是指交换过程中的共同东西”以及“这个共同的东西是劳动”这两句话，就将价值范畴的内含定义为劳动？显然不能。因为如上所述，西方学者按照他们的逻辑思路将“共同的东西”理解为“效用”或“生产费用”，那么同理可证，价值也就可以被定义为“效用”或“生产费用”了？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另一方面，学过政治经济学的人都知道，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基本思想是：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如果我们根据“商品的价值是由抽象人类劳动创造的”理论，就将商品的价值范畴定义为抽象人类劳动；那么，我们岂不是同样可以根据“商品的使用价值是由具体劳动创造的”理论，就将商品的使用价值范畴定义为具体人类劳动？此外，从逻辑上说，直接将价值定义为抽象劳动的做法，很明显一下子就从根本上将所有的反劳动价值论的人的观点彻底排除在讨论与交流之列了，让不同意劳动价值理论的人无话可说，因为，我们一旦将价值直接定义为劳动，那么价值的唯一源泉自然就是劳动了，劳动决定价值也就成了一个铁的定律！最后，至关重要的是：将价值定义为劳动的说法并不能取得老百姓的理解与支持。在日常生活中，老百姓乃至经济学家本人并不完全是从劳动这个角度来理解价值范畴的。

其实，给价值范畴下定义，一方面，必须对价值这一概念的特有属性进行简明而清晰的概括与表达，因为定义（也就是对事物内含的理解）是理论形成的基础，如果各研究者对同一事物或范畴的“定义”不同，那么必然会得出不同的结果；另一方面，“经济学必须遵循日常生活的实践。……经济学的理论必须用大家所明了的语言来表达；……而且在可能范围内必须像平常所用的那样来使用这些名词。”（14）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别告诫说：“我们必须仔细分析我们要研究的各种事物的真正特征；这样，我们一般将会感觉到，每一个名词的某一用法比别的用法显然较有理由被称为它的主要用法，因为它所代表的那种特征，比其他符合日常用法的特征，更为适合近代科学的目的。当上下文没有说明或暗示相反的意义时，这一用法就可作为这个名词的意义，如果这个名词要用作别的意义——不论是较广的还是较狭的意义，这种改变必须加以说明。”（15）马歇尔的告诫提醒我们：尽管我们在理论上可以对经济范畴规定这样或那样的定义，但是我们必须记住，一旦我们的定义偏离其日常用法或主要用法时，必须特别小心谨慎或加以强调说明。以价值范畴的定义来说，马歇尔的告诫同样是有意义的。我们对价值范畴的（经济学）定义应该选择其主要用法或习惯用法，而不能选择非主要或特殊的用法（当然，这里的主要用法不是指个别人或某一理论所硬性人为规定的，而应该是社会大众在日常生活中的习惯用法。）那么，价值这一范畴的最平常用法是代表什么含义呢？很显然，当我们在说“某物有价值而另一物没有价值”或者“某物价值很大而另一物的价值很小”时，我们所要表达的（经济学）意思主要并不一定是想说明这个物品的劳动含量大小，甚至主要不是想表明该物品的生产费用投入状况，而主要想表达的意思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想说明该物品对我们来说是有用的或者说是有使用价值的；二是想说明该物品是有交换价值的。而且，正像马歇尔所说，在更多场合，某物的价值就是指它所能够换回的其它物品的数量。简言之，“价值”术语的第一习惯用法就是“交换价值或价格”；其次是“效用或有用性”。从理论上讲，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反对马克思对价值范畴的独特解释，但是同样，马克思主义者显然也应该接受价值范畴的习惯性用法。

注 释：

（1）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第47和 第48页．

（2）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第59页和第75页。

（3）生产费用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在本质上是互相排斥的，这里我们之所以将二者归为一类，仅仅是从分析方法而言的。

（4）（5）张培刚，厉以宁．微观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第70－72页。

（6）（9）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第81页。

（7）参见许成安、杨青．劳动价值论中“价值”的定义与假定前提初探。载：王振中主编《政治经济学研究报告（2）》[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420－426页。试论资本等非劳动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理论依据。江汉论坛，2001（1）。

（8）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第25页。

（10）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49-50页。

（11）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50页。

（12）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51页。

市场是商品经济的范畴篇9

在西方思想家那里，诚信也受到了格外礼遇。社会契约论者把诚信视为人的一种承诺、履约的道德规范。社会契约论的先行者格劳修斯曾指出：守约是人的本性，人们订立契约就产生民法，“有约必践，有害必偿，有罪必罚。”霍布斯则进一步认为：守约为正义之源，无契约即无所谓正义，有约而背约即为不义。其后，洛克既正面阐述了守信履约的问题，还从反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释：如果按照契约，在人民的委托和信任下一旦存在统治集团背信弃义，违约胡为，人民就有权通过革命来推翻它们。美国思想家潘恩进一步阐释了这一思想：根据与人民所定契约而建立政府，它不是什么人为牟利而开设的店铺，它是人民的一种信托。人们给它这种信托，但是也可以随时收回它。可以说契约文明构成了其诚信文化。当代哲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诚信首先是个人的一种精神品格，是个人人格的一种形式。诚信人格是行为主体在社会生活中所要实现的道德境界和目标，包括个人利益的实现和个人道德价值目标的实现。相对于作为主体内在道德要求的诚信理念而言，诚信人格是外在道德形象的确立和展示。诚信人格的形成离不开诚信认知、诚信情感、诚信意志、诚信信念、诚信行为的综合作用。马克思对诚信观作了较全面的论述。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诚信在人的本质及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作用，即诚信人格作为人的本质体现是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另一方面，也强调了诚信不仅是道德范畴，而且是一个经济范畴，它是经济活动中人们建立经济关系的基础。马克思认为，经济范畴是现实利益关系的抽象，诚信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是经济利益关系。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恩格斯则进一步指出，“生命的开始和进行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只有利益能够发展为原则”。显然马克思、恩格斯把经济利益作为一切经济活动的出发点，经济利益关系是一切关系的基础，经济主体间的诚信也毫无例外地以经济利益为基础。可以说，经济利益关系构成了马克思诚信思想的起点。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当代社会，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诚信不单是一个道德问题，还是一个经济利益问题，利益是诚信的本质，诚信是利益的源泉，离开了诚信，利益将成为无源之水。诚信关系形成的基础是主客体双方有共同的利益。利益趋向一致，则交易容易成功。换句话说就是主客体双方的交易基础是共同利益的拥有，只有如此，双方才有动力和机会去相信对方能为自己带来长期和最大的利益。

二、当前中国社会诚信缺失凸显的主要表现形式

据工商部门2011 年不完全统计，我国企业的合同履约率只占50% 左右，这就使企业相互合作的风险增大，并导致企业购销链条的中断，开拓市场运行成本增高。二是制假、售假泛滥。假冒伪劣商品的种类进一步增多、范围进一步拓展、危害也进一步增大。近年来烟酒、化妆品、书刊、音像制品存在制假售假，甚至关系到民众健康的牛奶、大米、辣椒、食用油、药品等也出现了制假、售假，几乎到了无所不能假的地步。假货已成了“假”祸，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严重威胁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三是企业、商家的恶意欺诈。一些企业在经济活动中不诚实守信，出售假冒伪劣产品，经营中弄虚作假、价格欺诈行为时有发生，如国内外知名的家乐福超市在一些城市存在虚构原价、低价招徕顾客高价结算、不履行价格承诺、误导性价格标示等欺诈行为。这种“恶意坑害消费者”行为在全国消费者和商业界引起强烈反应。据商务部统计，因信用缺失导致我国企业每年的经济（ 含直接和间接） 损失高达6000 亿元，这些不法行为给消费者和社会带来很大危害。四是资本市场失信。在证券市场上东方锅炉、蓝田股份、大庆联谊、黎明股份、银广夏、通海高科等公司通过虚增利润、虚增负债、虚增所有者权益、虚增主营业务收入等形式人为编造假帐虚假上市，暴露了我国上市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违反《证券法》和相关法规，欺骗广大股民和投资者，损害了资本市场的信誉，挫伤了广大股民和投资者的信心，使证券市场的诚信度受到重创。让人痛心疾首。五是金融市场失信。金融市场领域中，票据、信用卡、集资、借贷、货款诈骗等层出不穷。在征信成本高，而失信没有什么风险，没有什么成本的情况下，违约毁约、制假造假、恶意欺诈的商业失信行为也屡屡发生。这些商业失信行为的存在即破坏了市场信用的良性发展，也导致了市场交易风险加大，并且给国家的经济建设造成损害。第三，个人失信诚信缺失主要表现形式。一是道德缺失，忘记责任。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一些人丧失了个人理想信念，忘记了对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重要责任，把追求物质利益作为人生唯一目标，为获取一己私利，坑蒙拐骗、尔虞我诈。二是不择手段，弄虚作假。这些现象都是诚信缺失的具体表现。

三、诚信危机治理

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说过：“一个社会信用度的高低是影响其经济的重要文化因素。”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能切实维护每个人的权利，让社会充满公平和正义的阳光。

一是健全法制，加大失信惩罚力度。解决诚信缺失问题，首先需要法律的制约。一方面，尽快建立健全一部完整的、系统的、规范的信用活动的专门法律，对关于诚信的不同方面进行具体规定，形成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良好法制氛围。另一方面，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罚力度，通过严厉的制裁措施，加大失信者的失信成本，让其深感失信代价之高昂，不敢轻易越雷池一步。与此同时，还有提高相关法律法规执行的效率和速度。

市场是商品经济的范畴篇10

广告学是新兴科学，自然也存在着不完善的地方和未知的空白区，但绝不能因此而否定它是一门独立科学。在学术史上，每一门新的学科的建立，既要有其目的性，又要有其条件性。若论条件，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外在条件，表现为社会生活需要、学科本身的发展、学者的研究成效。二是学科自身的条件，表现为学科必须有自己的研究对象、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广告学经过长期的学术积累和沉淀，已经从其他学科中完全分离出来，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 

一

最早的广告学论著出现在美国，这不是偶然的，它是与美国高度发展的经济状况相适应的。l9世纪末，欧美一些国家的经济已经高度发达，这在客观上推动了广告学的建立。一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竞争的需要，促使了专业广告公司的出现；另一方面，专业广告公司的出现，又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商品经济的高度化发展又给广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必需在广告理论上将广告实践中的经验加以总结和提高，以便完善广告业本身。所以，19世纪末的经济大发展，在客观上奠定了广告学的物质基础。

有关广告的知识，起初只零星地见之于新闻学科和经济学科的内容中。随着市场经济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化，运用广告来争取消费者，成为企业开拓市场、扩大商品销售的重要手段。由于广告活动的范围日益扩大，广告活动的形式日趋丰富多彩，广告业务不断增加，对广告理论和广告策略的研究也日益为人们所重视。为了加强对广告人才的专业化培养，高等学府也增设了广告专业或开设广告课程。正是广告理论研究的日益发展和广告工作的实际需要，逐渐使广告学成为一门正规的、独立的学科。1869年，费城艾耶父子广告公司的成立，带来了专业广告公司广告专业作业的机制，加速了广告研究的进程。1888年，罗厄尔创办了美国第一家广告专业杂志《印刷者墨计》。19世纪，美国一些有关经济、商业的论著的出版为广告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1900年，美国学者哈洛·盖尔在多年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广告心理学》一书；1901年，美国西北大学校长、心理学家瓦尔特·狄尔·斯柯特首次提出建立广告学说的设想，1903年，他出版《广告原理》一书，宣告广告学已具雏形；1902-1905年，美国一些高校，如宾夕法尼亚大学、加州大学、密歇根大学和西北大学广告学课程的开设，促使广告学的研究走向深化；1925年，美国广告大师克劳德·霍普金斯的《科学的广告》一书，对广告科学化产生了巨大影响。1926年，美国成立了“全美市场学与广告学教师协会”。随后，英国、法国、日本等经济发达的国家也相继开展了广告学的研究。1938年，美国创立了世界性的广告研究机构“国际广告协会(iaa)”。之后，美国又成立了“广告主协会”、“广告商协会”、“广告实践委员会”等，它们从不同的方面对广告理论、广告实践等进行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广告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专业广告教育终于在美国完善起来了。据统计，1994年，美国有116所大学开设广告专业，其中有37所设有硕士学位，主修广告的大学本科生共一万三千多人，另有四千五百多人兼修广告和公共关系专业。20世纪中叶，营销学、传播学这两门新学科的形成，也很快被引入广告实践中。后经著名的广告大师大卫·奥格威、克劳德·霍普金斯、雷蒙·罗必凯等在理论和实务上的艰辛努力，广告学的构架和体系得以创立。

19世纪末20年代初，心理学学科的成熟与发展也为广告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心理分析学派对于人的潜意识的研究成果，成为了广告对于消费者受众心理、行为的影响以及对于消费者决策过程影响的理论基础；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影响人的行为刺激条件，对商品销售方式、商品包装及商品广告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此外，学科大分化也推动了广告学的形成。在学术史上，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走过了一条综合——分化——综合道路。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社会科学学科独立分化的集中时期。广告学就是适应这一学科大分化的客观形势，把原属新闻、营销、心理学科中研究的广告现象加以综合、抽象和分离，使之具有了独立的学科品位。

广告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尽管人们对广告学的学科性质有不同的看法。但对其研究对象却殊途同归：广告学是研究人类广告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广告活动的特殊矛盾其运动规律，即广告活动和广告事业。

科学都是有体系的。广告学在确立自己学科的独立品格时已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其理论体系分为理论广告学、历史广告学、应用广告学三个层面。理论广告学是运用科学方法，对广告活动中的根本性问题进行研究，探讨的是广告活动的基本规律。它解决了广告认识论的问题，即如何认识广告活动中的各种现象的实质及其规律，是广告学研究的核心。历史广告学侧重研究广告产生、发展以及广告事业变迁的规律。它揭示了广告发展的历史规律，是理论广告学的基础。应用广告学以广告实践作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和揭示广告在商品促销中的活动规律。它解决了广告方法论的问题，即如何根据广告活动规律的要求来进行广告活动实践，是理论广告学和历史广告学的落脚点。

由于广告学是在众多学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应用性和综合性的边缘学科，这就使得广告学在研究方法上有很大的开放性和兼容性，具有多元化的特征，可以作为它的研究方法很多。除最一般的科学方法外，凡是传播学方法、社会学方法、语言学方法、心理学方法、文化学方法、“老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都可作为广告学的研究手段。

二

广告学是关于广告这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及其运动规律的科学理论体系。具体来说，其研究范畴包括：

1．广告源流研究。研究广告历史运动规律及其发展趋势。作为一门科学，广告学无疑要通过对广告历史变迁的科学透视来认识广告的基本历史态势、广告发展的各种因素和未来的走势。这部分内容包括广告的历史变迁、广告业的发展、广告发展的各类条件等方面的研究。

2．广告本体研究。研究广告学的基本范畴与理论。基本范畴是描述、研究某一学科所必需的基本概念，是范畴体系中的主要范畴、根本性的范畴。它们往往相互对立，构成一对互向式的关系，成为该学科的理论框架。研究广告，我们也要研究广告学的基本范畴。一般而言，广告学的基本范畴可分为核心范畴和相关范畴两大部分。核心范畴是构成广告学的基本框架、支撑广告学学科体系的主要范畴，它是广告学范畴体系的主干。它们是：广告主体——谁来做广告，包括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广告对象——对谁做广告，包括广告对象是谁、广告对象有哪些需要、广告对象的消费水平、广告对象对产品的态度、广告对象对广告的态度等基本内容；广告客体——广告什么，具体指广告的内容；广告方式——怎么广告，指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和技巧把广告信息准确无误地传送给消费者；广告管理——广告监控，只有对广告活动进行科学的管理才能保证广告活动正常开展；广告效果——广告效益，广告主做广告的目的决定了广告效果是现代广告学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相关范畴是指与广告学直接相关的一些重要范畴。如“市场”、“创意”、“媒体”、“策略”、“受众”、“消费者”等这样一些“基本概念”。现代广告学的基本理论则从宏观上探讨现代广告的基本性质、社会功能、分类、表现形式与方法、运作过程、规律、原则、构成要素，重点研究广告的基本运用原则与方法，包括创意理论、策划理论、设计理论、公众理论、媒体理论、效果理论、定位理论、诉求理论、目标市场理论、广告文案理论、心理理论、促销理论、文化理论等。

市场是商品经济的范畴篇11

广告学是新兴科学，自然也存在着不完善的地方和未知的空白区，但绝不能因此而否定它是一门独立科学。在学术史上，每一门新的学科的建立，既要有其目的性，又要有其条件性。若论条件，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外在条件，表现为社会生活需要、学科本身的发展、学者的研究成效。二是学科自身的条件，表现为学科必须有自己的研究对象、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广告学经过长期的学术积累和沉淀，已经从其他学科中完全分离出来，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

一

最早的广告学论著出现在美国，这不是偶然的，它是与美国高度发展的经济状况相适应的。l9世纪末，欧美一些国家的经济已经高度发达，这在客观上推动了广告学的建立。一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竞争的需要，促使了专业广告公司的出现；另一方面，专业广告公司的出现，又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商品经济的高度化发展又给广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必需在广告理论上将广告实践中的经验加以总结和提高，以便完善广告业本身。所以，19世纪末的经济大发展，在客观上奠定了广告学的物质基础。

有关广告的知识，起初只零星地见之于新闻学科和经济学科的内容中。随着市场经济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化，运用广告来争取消费者，成为企业开拓市场、扩大商品销售的重要手段。由于广告活动的范围日益扩大，广告活动的形式日趋丰富多彩，广告业务不断增加，对广告理论和广告策略的研究也日益为人们所重视。为了加强对广告人才的专业化培养，高等学府也增设了广告专业或开设广告课程。正是广告理论研究的日益发展和广告工作的实际需要，逐渐使广告学成为一门正规的、独立的学科。1869年，费城艾耶父子广告公司的成立，带来了专业广告公司广告专业作业的机制，加速了广告研究的进程。1888年，罗厄尔创办了美国第一家广告专业杂志《印刷者墨计》。19世纪，美国一些有关经济、商业的论著的出版为广告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1900年，美国学者哈洛·盖尔在多年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广告心理学》一书；1901年，美国西北大学校长、心理学家瓦尔特·狄尔·斯柯特首次提出建立广告学说的设想，1903年，他出版《广告原理》一书，宣告广告学已具雏形；1902-1905年，美国一些高校，如宾夕法尼亚大学、加州大学、密歇根大学和西北大学广告学课程的开设，促使广告学的研究走向深化；1925年，美国广告大师克劳德·霍普金斯的《科学的广告》一书，对广告科学化产生了巨大影响。1926年，美国成立了“全美市场学与广告学教师协会”。随后，英国、法国、日本等经济发达的国家也相继开展了广告学的研究。1938年，美国创立了世界性的广告研究机构“国际广告协会(iaa)”。之后，美国又成立了“广告主协会”、“广告商协会”、“广告实践委员会”等，它们从不同的方面对广告理论、广告实践等进行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广告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专业广告教育终于在美国完善起来了。据统计，1994年，美国有116所大学开设广告专业，其中有37所设有硕士学位，主修广告的大学本科生共一万三千多人，另有四千五百多人兼修广告和公共关系专业。20世纪中叶，营销学、传播学这两门新学科的形成，也很快被引入广告实践中。后经著名的广告大师大卫·奥格威、克劳德·霍普金斯、雷蒙·罗必凯等在理论和实务上的艰辛努力，广告学的构架和体系得以创立。

19世纪末20年代初，心理学学科的成熟与发展也为广告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心理分析学派对于人的潜意识的研究成果，成为了广告对于消费者受众心理、行为的影响以及对于消费者决策过程影响的理论基础；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影响人的行为刺激条件，对商品销售方式、商品包装及商品广告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此外，学科大分化也推动了广告学的形成。在学术史上，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走过了一条综合——分化——综合道路。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社会科学学科独立分化的集中时期。广告学就是适应这一学科大分化的客观形势，把原属新闻、营销、心理学科中研究的广告现象加以综合、抽象和分离，使之具有了独立的学科品位。

广告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尽管人们对广告学的学科性质有不同的看法。但对其研究对象却殊途同归：广告学是研究人类广告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广告活动的特殊矛盾其运动规律，即广告活动和广告事业。

科学都是有体系的。广告学在确立自己学科的独立品格时已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其理论体系分为理论广告学、历史广告学、应用广告学三个层面。理论广告学是运用科学方法，对广告活动中的根本性问题进行研究，探讨的是广告活动的基本规律。它解决了广告认识论的问题，即如何认识广告活动中的各种现象的实质及其规律，是广告学研究的核心。历史广告学侧重研究广告产生、发展以及广告事业变迁的规律。它揭示了广告发展的历史规律，是理论广告学的基础。应用广告学以广告实践作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和揭示广告在商品促销中的活动规律。它解决了广告方法论的问题，即如何根据广告活动规律的要求来进行广告活动实践，是理论广告学和历史广告学的落脚点。

由于广告学是在众多学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应用性和综合性的边缘学科，这就使得广告学在研究方法上有很大的开放性和兼容性，具有多元化的特征，可以作为它的研究方法很多。除最一般的科学方法外，凡是传播学方法、社会学方法、语言学方法、心理学方法、文化学方法、“老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都可作为广告学的研究手段。

二

广告学是关于广告这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及其运动规律的科学理论体系。具体来说，其研究范畴包括：

1．广告源流研究。研究广告历史运动规律及其发展趋势。作为一门科学，广告学无疑要通过对广告历史变迁的科学透视来认识广告的基本历史态势、广告发展的各种因素和未来的走势。这部分内容包括广告的历史变迁、广告业的发展、广告发展的各类条件等方面的研究。

2．广告本体研究。研究广告学的基本范畴与理论。基本范畴是描述、研究某一学科所必需的基本概念，是范畴体系中的主要范畴、根本性的范畴。它们往往相互对立，构成一对互向式的关系，成为该学科的理论框架。研究广告，我们也要研究广告学的基本范畴。一般而言，广告学的基本范畴可分为核心范畴和相关范畴两大部分。核心范畴是构成广告学的基本框架、支撑广告学学科体系的主要范畴，它是广告学范畴体系的主干。它们是：广告主体——谁来做广告，包括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广告对象——对谁做广告，包括广告对象是谁、广告对象有哪些需要、广告对象的消费水平、广告对象对产品的态度、广告对象对广告的态度等基本内容；广告客体——广告什么，具体指广告的内容；广告方式——怎么广告，指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和技巧把广告信息准确无误地传送给消费者；广告管理——广告监控，只有对广告活动进行科学的管理才能保证广告活动正常开展；广告效果——广告效益，广告主做广告的目的决定了广告效果是现代广告学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相关范畴是指与广告学直接相关的一些重要范畴。如“市场”、“创意”、“媒体”、“策略”、“受众”、“消费者”等这样一些“基本概念”。现代广告学的基本理论则从宏观上探讨现代广告的基本性质、社会功能、分类、表现形式与方法、运作过程、规律、原则、构成要素，重点研究广告的基本运用原则与方法，包括创意理论、策划理论、设计理论、公众理论、媒体理论、效果理论、定位理论、诉求理论、目标市场理论、广告文案理论、心理理论、促销理论、文化理论等。

市场是商品经济的范畴篇12

一、导论

语言学家们认为商业是“以买卖方式使商品流通的经济活动”。伴随着人类社会的第三次大分工，商业开始出现。此时的商业被称为商人商业；随着工业革命和科技的发展，商业主体组织化－企业化，此时的商业被称为组织化商业；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引发商业领域的多次革命，此时的商业被称为多事业化商业－流通业。“现代商业”还没有明确的概念，但可以确定的是现代商业是以连锁超市为代表的现代化业态为载体，以信息化为催化剂的。多事业化商业（流通业）就是现代商业的开端。商人商业和组织化商业则可以包含在传统商业的范畴之内。现代商业与传统商业具有差异性特征，但两者不是两个绝对对立、冲突的概念，它们存在着历史的逻辑联系。

二、现代商业与传统商业的差异性特征

现代商业与传统商业既有历史性联系，也保持着各自差异性特征。这种差异性是源自现代商业对传统商业的发展即商业范畴自身的更新和升级。现代商业对传统商业的变革性发展是指在商业主体、商业客体、商业载体（业态）和商业信息技术等方面进行变革和升级。

1.商业主体。商人商业的主体是自然人。他们或是从生产者中分化而来，或是由其他富裕人员（奴隶主或贵族）插足商业而形成。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商人商业由于无法胜任或适应生产和消费领域发生的巨大变革而不得不让位于组织化商业。在组织化商业阶段，占主流地位的商业主体不再是“行商”，而是开设各种店铺，雇佣一定数量的徒工，大批量经营的商业组织形式。而现代流通业的主体除了包含传统的组织化商业企业及其连锁经营企业外，还包括逐渐独立的商品采购、运输、仓储、加工、信息公司等。此外，商品直销公司、商务公司以及电子商务公司等更是迅速发展。

2.商业客体。在商人商业阶段由于生产力相对不发达，所以社会商品的品种和数量都比较有限。商人所购销的商品以铁制劳动工具、手工纺织品、牲畜、粮食、盐等生产和生活资料为主。在组织化商业阶段商品已经包括日常生活用品、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纺织品、文化用品、生产设备、原材料等。这一阶段的商品较之商人商业时期大为丰富，其质量和技术含量也大为提高。在现代流通业阶段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使得客体范畴极其广泛，除包含组织化商业时代的客体范畴外，还包括各种新产品、各种可用于交易的产权、各种可转让的专利技术、特别是形式多样的服务等。

3.商业载体（业态）。在商人商业时期，商人主要是向小生产者采购商品，然后利用人力或畜力运载着商品，主要通过“集市”向购买者出售商品。在组织化商业时期商业业态逐渐多样化起来，除了继续存在的商人商业阶段的杂货铺、“流动地摊”外，还出现各种新型的并占主流地位的各种业态，如百货店、超市、专业店、便利店等。在多事化商业阶段，从事流通业的各种行为，包括从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推动商品运动的各种行为，如采购、运输、仓储、加工、销售等不断地社会化和规范化。与此同时，流通业广泛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使流通方式和手段多样化，流通效率迅速提高。随着电子技术的广泛运用，物流设施的日益发达和完善，促进了连锁经营的快速发展。连锁经营方式日益渗透到百货店、超市、专业店、便利店中，以连锁超市为代表的现代商业业态正日益在商业经济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

4.商业信息技术。信息的收集与传递方式是一个组织特别是商业组织的网络神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商业信息的传递方式不断得到更新和升级，采集、处理和传递商业信息的成本越来越低，从而大大提高了商业效率。以信息的传递方式来看，商人商业阶段的社会以手工生产力为特征，小商小贩在商业活动中起主导作用，他们不通过其他任何载体直接把信息和商品送到顾客手中。那时的商业信息比较简单，小商小贩采用口头表达或打手势的方式进行信息传递。在组织化商业阶段信息传递采用大众媒体传播方式。它与以机器化大生产为特征的工业化阶段相适应。零售商业企业在商业活动中起主导作用，它们通过大众传播媒体传递信息。从20世纪中叶开始现代商业进入电子载体传播阶段。在这一阶段，爆发了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革命，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与使用，替代了人脑的部分功能，使人机结合的信息处理方式逐渐取代了以人为惟一载体的信息处理方式，非群体化传播工具将逐渐代替大众媒体传播阶段的群体化传播工具。从商业发展史来看，商业经营方式的每一次重大革命都与信息技术的进步息息相关，超级市场的兴起、连锁经营的发展、无店铺销售的出现都是依赖于它。由于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应用，流通业一体化趋势加强，现代商业企业的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规模不断扩大。正是由于大量商业企业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如条码技术、商业自动化技术、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物流配送技术等来改造传统的经营管理方式，提高商业运营效率，因而现代商业企业越来越成为一种信息技术密集型企业。

三、现代商业与传统商业的历史性联系

1.商业的本质没有改变。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言，“商业的本质就是赢利”。无论是现代商业还是传统商业，都是以赚钱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在商人商业中存在着以营利为目的的职业商人，他们“把买卖商品的经营活动作为自己的社会职能，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充当居间人，并媒介商品交换”；在组织化商业中商业的主体已不是一个个的商人，而变成了商业企业。它是应对大量生产的产品在市场上汇集并转化为极为可观的资金流量后经过社会的初次分配而形成大量消费的格局而产生的。商人商业由于无法胜任或适应生产和消费领域发生的这种巨大变革而不得不让位于组织化商业；在多事业化商业中，产品从生产出来一直到消费者手中经历一系列活动，不仅仅涉及批发和零售，而是包括了直销、、批发、零售到仓储、运输、售后服务等各个方面。这些活动都与产品价值的创造有密切的关系，故渠道成为企业竞争的关键。企业纷纷自建产品分销体系，或者通过控制分销网络等方式，达到控制产品销售市场、提高利润水平的目的。现代流通业是物流、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汇聚之业，它上联制造业、下联金融业，是全世界财富聚集最快的行业。传统认为，投资金融业最具投资价值；现实表明，从公司价值迅速提升来看，商业流通业的投资回报率高于金融业。在世界500强排名中商业流通企业占到10%；在美国50强排名中商业流通企业占到20%；在2003年的全球富豪排行榜上，前10位中则有6位来自流通企业。

2.商业伦理一直在提倡。商业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其进步和发展离不开经济伦理的支持。在先秦时代儒家就有“义以生利”和“以义制利”的思想。后来到了明清时期更是出现一批实践儒家伦理价值观念的商人，他们被称为儒商。“义以生利”和“以义制利”的思想，是儒家义利观的核心内容，由此所派生出来的 “见利思义”、“取之有义”、“先义后利”、“重义轻利”等思想便构成了儒家“义利观”的基本内容。“义利观”同商业公平交易、等价有偿、互惠互利等原则相融汇，逐步成为中国传统商业经营的指导思想并贯彻到商业活动的全过程。在提倡诚信经营，重构社会信用体系的今天，儒家“义利观”思想对指导我国现代商业的发展仍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儒商是儒家文化精神尤其是儒家伦理价值观念和商业经营活动有机结合的产物。儒商所体现的经济伦理精神把儒家长于伦理、注重理性的精神气质引入商业经营领域，塑造义利结合、理欲兼溶的经营价值观念，对纯商业活动必然产生的功利追求和物欲冲动加以必要的限制和调整，代表着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性主义和经济功利主义的适度结合。而正是这种结合，有助于完善商业运行机制，促进经济活动的有序和规范，使商业经营从“无商不奸”的恶性循环和低层次发展中摆脱出来，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兼顾。中国现代商业发展需要继承和发展传统儒商的经济伦理精神。

3.“无商不活”一直在被证明。中国有句俗话叫“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自从第三次社会化大分工商业产生之后，商业总是与城市的起源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城市最初是以具有商品交换的基本功能出现的，城市的经济最初表现为商业的繁荣。一个城市作为经济中心总是以它的物资集散地、繁荣的商业著称的。在明代以前，我国商人的经商活动，多是单个的、分散的，是“人自为战”，尚没有出现具有特色的商人群体，也即有“商”而无“帮”。明清时期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的商帮开始崛起，逐渐形成了以晋商、徽商为代表的十大商帮，它们对于社会资源整合、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活跃起了很大的作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业由商人商业范畴发展到组织化商业范畴，二战后又发展到现在的流通业范畴。马克思的《资本论》告诉我们：商品流通是商品生产的前提条件，商品流通决定着商品价值的实现命运。随着人口的增加、市场的扩大，生产的规模随之增大，手工作坊被机器大工厂去取代（即生产被组织化），产品产量的提高意味着商品流通必须升级才能实现商品价值。在生产被组织化之后，流通被组织化成为一个必然选择。没有组织化的商业，需求满足（即消费）就会受到限制，进而会影响生产。正所谓“大生产必须有大流通相呼应”。

市场是商品经济的范畴篇13

这个新环境下，工业用金属(如钢及铜)、能源(如石油及天然气)以至较小程度上的贵金属等商品价格已经开始上扬，反观农产品仍倾向落后于其它商品，极可能是2008年的一个投资机遇。

新兴市场――强劲经济和可观利润

新兴市场经济体系的表现并未受到欧美信贷市场的混乱所拖累；倘若美国经济顺利完成软着陆，新兴市场在通涨持续扩大、加上强劲实质增长的情况下，预计会带来强劲的利润增长。

极具吸引力的估价、加上环球流动资金过剩，造就诸如拉美和中东等地区的种种机遇；举例，弱势美元、强势地区货币连同强劲的商品价格，就足以支持拉美地区的股票市场。

基建及能源需求――满足增长中的需求

多个新兴市场所属国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迅速发展，不但刺激全球需求增加，并已赶过多个不同范畴的基建投资。单以亚洲为例，基建的需求在2010年年底预期将达至1800亿美元；另一方面，已发展市场对基建更新的需求亦持续上升。

建筑材料出现投资机会的同时，随着能源价格上扬、各项规定和污染监控亦驱使研究另类能源的开支加重。

问题资产――困局中见商机

危难策略在市场大幅度波动、溢价高企并持续扩大的环境下，往往能有理想表现。历史上，当美国信贷市场新发行次等信贷出现见底回升及摸顶并占一定比例时，往往是信贷失责比率加剧的先兆，情况就如2004至2007年间所见一样。

某些范畴会因信贷市场混乱而出现强迫性割价抛售，有利于投资者入市，然后在该范畴复元时变卖投资项目获利。

投资策略增持股票减持债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