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社会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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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狮子饿得骨瘦如柴，连走路都摇摇摆摆。狮子的思想产生了变化。狮子想，生命与尊严相比，显然是生命重要。它决定放弃尊严来捍卫生命。

它来到老鼠的公司找差事。老鼠见狮子来了，慢条斯理地说：“只有门卫一职，我看很适合你干。干不干，你自己拿主意。”

狮子心想：你这个坏家伙，真是一点面子也不给我。难道公司里没有更体面的职位吗?但是它知道，此时，自己已经没有了选择余地。它同意干门卫这个行当。老鼠看出了狮子的心思，它对狮子说：“现在是经济社会，一切都由金钱说了算。你原来是大王，可是现在你却是流浪汉。我收留了你，你要感恩才是呀。”

狗因为不善于经营而成为穷汉。狗找到老鼠，老鼠让狗负责捉猫。老鼠说：“你是一个对付猫的天才。你捉到一只猫，我就会给你发一笔奖金。”

狗想，我与猫没有仇恨，可是，如果放着大把的钞票不去挣，那也太傻了。于是，它整天不睡觉，在猫活动的地方等着。许多猫被狗捉到，送到老鼠那里听从处置。

被捉到的猫常指责狗：“当初你为主人看家护院，我为主人捉老鼠，虽然没有太深的交情，但我们也算是同事。你讲不讲道德，讲不讲情义呀?你将我们逼入绝境，不感到内疚吗?”

狗说：“眼下是经济社会，谁还讲什么道德，谁还讲什么情义?你的说法太不合时宜了。现在老鼠给我发工资，老鼠就是我的衣食父母，我必须听老鼠的。老鼠叫啥我就干啥。你没有发财，你挨欺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

动物世界著名的艺术家孔雀被老鼠聘为艺术团演员。孔雀拜老鼠为艺术导师。许多动物说孔雀是那样的高贵，是那样的有品位，怎么让老鼠给收买了，这个世界太疯狂了。

孔雀说：“我也有七情六欲，我也要穿衣吃饭，没有经济的支撑是不行的。再说了，现在哪个艺术家不爱钱呀。如果空谈高贵啦、品位啦，有什么意义?我问问你们，我想穿世界上最漂亮的衣服，你们谁能给我?我想住世界上最豪华的房子，你们谁能给我?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美味，你们谁能给我?”

篇2

无论是根据我国的宪法，还是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来看，我们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国有从竞争性领域的退出和国有股权的转让出售，以及国有资产较低的积累率，必然是国有资产在整个社会中的比重迅速下降，最终是退居次要地位。这实际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发展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国有经济（更确切地说是公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如何体现？有一种说法是，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并不取决于数量上占优势，而是体现在质量上、控制力上或发挥的作用上，典型的如国家作为股份公司的大股东可以控制超过自身数倍甚至数十倍的资产。应该承认 ，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是，国家作为大股东如果能够控制股份公司，则这样的股份公司与传统的国有企业就没有什么区别，过去的弊端照样存在，这样做，不符合改革的初衷和要求。

所以，我认为，公有制占主导地位最基本的条件还是要在数量上占优势、保持优势，有了数量优势，作用上的优势也就有了保障，但又必须符合产权改革的方向和要求。这就是一个难题，破解这一难题关键则是要将国有制与公有制区分开来，并且不要将国有制当作公有制的基本形式。这一点，笔者在多篇文章中都有详细论述，这里仅作一个简单的说明。即：国有制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都存在，性质也大不相同，这说明，国有制本身并没有一个什么固有的内在性质，相反，它的性质是由它所服务的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它是为作为社会基础的私有制服务的，它本身就是一种私有制，如资本主义国有制；相反，如果它是为作为社会基础的公有制服务的，它也就是、也才是一种公有制形式。实际上，作为社会主义基础的公有制基本形式就存在于民营经济之中。

二、社会经济形式结构图中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国有、公有、私有、民营等等概念实际上是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经济形式所作的分类，不同的分类是相互交叉的，许多人搞不清这一关系，这是造成有关概念混的原因。所以，下面我对有关的社会经济形式作一个系统的分类，见下表。

基本社会经济形式分类表

按经济性质

公 混合 私

按经济主体 国家（官） 国家公有国营 国家混合国营 国家私有国营 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 按产权结构

国家公有民营 国家混合民营 国家私有民营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社会（民） 社会公有民营 社会混合民营 社会私有民营 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

社会公有国营 社会混合国营 社会私有民营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上表作出的分类一目了然。经济性质维度：公—混合—私；经济主体维度：国家（官）—社会（民）；产权结构的维度：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的形态—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形态。三个维度两互交叉，构成12种基本类型（应该是8种，考虑公、私混合经济性质，为12种）。

“国家公有国营”和“国家私有国营”就是我们常讲的“国有国营”，性质有公、私之分。同样，“国有民营”也有公、私之分。隶属不同部门或地区的国有资产股份结合以后，就成为“混合国有”，它有国营、民营及公、私之分。

类似地，民（社会）有也有公、私、混合及国营、民营之分。合作制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公有民营”形式；而“股份合作制”则是一种“社会混合民营”形式；“社会私有民营”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非公有经济，有两种类型，即所有权与经营权没有明显分离的小私有制（包括个体经济）和所有权与经营权发生分离的大私有制。“社会公有国营”、“社会混合国营”就是过去存在过的集体经济和集体国有的混合经济，实际上是国营的，故被称之为“二国营”。

从上表看，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基本公有制形式有哪些呢？它应该就是“社会混合民营” 、“社会公有民营”，在此基础上可作一些扩展，如国家混合民营。国有国营只是少数。少数国有国营企业的目标主要不是盈利，而是社会目标、目标，是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的。

至此，我们可以就标题中的“民营经营”作一说明了。最广义的“民营经济”与“国营经济”相对称，指“国营经济”之外的所有经济形式，既包括国有民营经济，也包括其他非国有（包括公有和私有）的民营经济形式。狭义的“民营经济”实际上是“民有民营经济”，既有私有性质的经济形式，也有公有性质的经济形式。而最狭义的“民营经济”则指私有制经济或非公有制经济。我们最好在第二种含义上使用“民营经济”这一概念，或者范围再小一点，仅指“民有民营经济”。

三、关于“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等概念的形成有其原因，它们最初确实包含“社会主义经济等同于中国经济的观念”——当时谁敢说中国经济还可以甚至应该包括非社会主义的成份呢！于是我们又用强调“中国特色”撇开了一些抽象的无意义理论之争，特别是批判了纠缠于理论是非忽视实践和阻碍实践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的不良风气。可以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促进了思想解放。但它的实际含义却是有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经济，它强调中国经济的主体是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并不意味着因此就可以将非公有制或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份也归到社会主义的经济范畴之中。

所以，现在看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这一概念确实有它容易引起误解的地方，但它已约定俗成，我们不妨继续使用，只是要明确它的具体含义，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如果指中国经济，它所强调的是中国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这就是说，这一概念已内含着“非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的含义，如果再提出“非公有制经济”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就是出尔反尔，并引起人们的误会了。

当然，从语法的角度来看，用“社会主义的中国经济”或“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中国经济”来指整个中国经济应该更好，而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特指 “中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部分的主体地位，或者用于强调中国经济的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相关的另一个整体概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是从调节经济的手段的角度来说明中国经济的，首先，它以市场机制为基础，这区别于传统的计划经济；其次，它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所以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十五大报告的提法是“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没有使用“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份”的提法，我认为是非常慎重的。

公有制是中国经济的主体，非公有制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份，因而中国经济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事物的性质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它也是中国特色的特色所在，这些本来是明明白白的事情，为什么人们仍然喜欢将非公有制经济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堆里归呢？我以为仍然是“恐私症或恐资症”在作怪，这又与社会实际经济生活中非公有制经济、非社会主义经济继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有关。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除了要下决心切实纠正实际生活中的偏差之外，理论上的问题也应该搞清楚。但决不能为了使非公有制名正言顺而采取将它硬塞进社会主义经济的框框的办法，因为这样做，对实际问题的解决，对理论的进步都毫无补益，反而混淆了问题，使人们重新陷入姓公姓私、姓资姓社的无谓之争。

道理其实很简单，制度是为人服务的，是为发展生产力服务的。具体来说，公有制也好，非公有制也好；社会主义经济成份也好，非社会主义经济成份也好，都是为发展中国经济服务的，为中国人民服务的，我们最终选择了公有制为主体，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将非公有制、将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份也作为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因为这样做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个道理明白了，也就大可不必因为“恐私症”的阴影违背基本常识而牵强附会地将非公有制、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份归到社会主义的名下，大大方方宣称它们是发展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好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

1 朱正国：产权结构重心转移和主义劳动股，学术，1996（6）；

篇3

经济法与社会法共同担负着社会整合的法律功能，并且在功能上相互配合。

（一）经济法承担着发展性社会整合功能，社会法承担着保障性社会整合功能

就经济法承担的发展性社会整合功能而言，在经济法的制度设计中，市场机制与竞争机制得到法律保护并且要求保持高效、持续的运转，一方面，国家在市场化指向下运用各种政策促动工具，发挥各种能动作用，为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公平、安全发展提供动力与支持，使国家在市场机制中内化为一种发展力量；另一方面，国家帮助市场克服其自我颠覆倾向，市场难以自身矫正的缺陷被借助于国家之手得到治理，市场秩序在国家与市场的合力中得以维持。市场机制与竞争机制是具有分化倾向的，优胜劣汰、强胜弱出是市场制度的必然结果，但经济法并不因其导致社会分化的趋向性与规律性而对市场机制与竞争机制进行否定，而反过来是对这两种机制进行保护与强化，目的在于使可供社会分配的资源与产品得到更大的丰富与更多的增加，使实现社会再分配与社会公平具有前提与条件上的可能性与保障性。经济法的发展性整合功能还表现为国家在社会分配中的资源安排能力与财富调节能力。国家可以通过预算安排、计划实施、财政转移性支付、政府控制价格等方式进行社会资源的分配与安排，使经济力的配置符合社会整合的要求。国家还可以通过收入税调节等手段赋予富人更多的社会义务与社会责任，使其负担更高的社会安全成本与社会秩序成本，目的在于使富者与贫者达成一种建立稳定秩序的合作与通约。因为不与贫者合作，富人的财富安全也难以得到保障，“由于每个人都依赖于一种合作体系，没有这种合作，所有人都不会有一种满意的生活，因此利益的划分就应当能够导致每个人自愿地加入到合作体系中来，包括那些处境较差的人们。”①

就社会法承担的保障性社会整合功能而言，社会法的社会正义主张中，社会成员基本的经济、社会权利必须得到保障性的法律制度支持。社会分化中的弱、贫现象，已经成为常态性和结构性的社会病态现象，而这需要有稳定的法律治理机制。社会法的目的与机制之一就在于对弱者与贫者提供法律上稳定的补给、救助与支援。社会成员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发展机会的分配，而机会分配又取决于社会成员获取机会的机会实力。就社会成员机会实力的原始分配状态而言，因智力、体能、性别、年龄等各方面的自然差异，社会成员的原始机会实力是不平等的，而社会正义指向要求保障社会成员具有基本的发展机会实力。因此国家与社会应当对社会成员提供获得普通机会实力的制度安排，这种普通机会实力的获得必须依赖教育、医疗、体育等方面法律制度的保障性供给，而这也正是社会法的重要功能内涵。

（二）在实现社会实质公平方面，经济法的积极公平观与社会法的消极公平观相互协调

公平是人类与社会的道德容器与利益容器。作为道德容器，公平是社会承受差异与区别的道德底线，控制着人们的选择心理。作为利益容器，公平是社会分配水平的均势与平衡机制，控制着社会分配的溢出效应。经济法与社会法都强调结果公平与实质公平的法律实现，但两者有积极公平观与消极公平观的区分。

就经济法的积极公平观而言，经济法的公平观是一种发展公平观、发展促进观，强调在经济更快发展过程中用发展来积极、动态地解决社会分化矛盾。经济法强调发展要考虑弱者的付出与整体的和谐、合作与依赖，弱者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强者的支持与合作，强弱之间的利益流动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经济法对优劣、强弱的评价是其不至于对市场机制造成破坏与损害，使市场机制继续发挥效率甚或效率更高。但经济法并非不考虑弱者的利益，只是经济法非因扶弱而抑强，而是为了更强而扶弱。

就社会法的消极公平观而言，社会法的公平观主要关注对已形成的弱势群体的保护与扶助，是一种弱者保护机制，是一种利益分配的平均正义立场。社会法的公平观是一种对弱者保护的利益倾斜观，其目的在于避免利益的边缘性，控制利益边缘群落的形成，使社会利益心理控制在道德与秩序的承受底线之内。

（三）在社会总体性法益目标中，经济法的经济效益目标与社会法的社会效益目标共同并举

经济法的法益目标在于促进经济快速、公平、安全的发展。在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方面，经济法一方面从制度补给上排除市场障碍，界定财产经营收益的归属和成本的分配，合理分配企业的增量利益分配权及相应的企业控制权，保障竞争机制的功能主导性；另一方面又从制度能动上直接诱导经济增长，发挥政府在资源与信息上的能力优势，通过将宏观调控政策置换为法律而发挥功效。在促进经济公平发展方面，经济法一方面注重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通过经济法制手段尽可能消弥地区之间自然资源分布不均衡及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现象，达到地区发展公平目的； 另一方面，注重控制由于个人自利性的极度膨胀和竞争者的实力差异而给竞争机制带来的损害，通过竞争法来保护竞争公平。在促进经济安全发展方面，经济法着眼于整体经济秩序的协调，通过对市场准入控制、竞争秩序维护、消费者权益保护，适度限制市场机制的消极作用，从国家的视角建立一种成本较低的监控与保护机制，维护市场的基本秩序与交易安全。同时经济法建立的宏观调控法律机制，通过对经济增长、经济调节、经济管制的法律补给作用，合理配置与市场适当的国家经济资源，营造符合国家整体安全的宏观环境。

社会法的产生直接导源于社会问题，“社会法的宗旨是弱者救助、反歧视与倾斜保护，”[2]这也可以理解为社会法的社会效益目标。社会效益通常是作为与经济效益相对的一个概念，“社会效益的外延十分广泛。就法律的效益价值来说，至少包括着权力运作效率的提高和社会公正的维护等。”[3]社会效益越高，表明社会公众分享社会成果的机会越多。就社会法这一特定语境而言，社会效益至少表现为四个方面：即受教育水平、医疗卫生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这些指标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状况的重要标准，也是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数量与质量水平的评价尺度。

就一个社会而言，其总体性的法益目标中，既需要经济法的经济效益目标，也需要社会法的社会效益目标。

注释：

篇4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9-0031-03

一、社会资本的研究现状

社会资本在传统意义上被理解为一个纯粹的经济学概念，但在近些年的研究中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学和政治学内涵，使它成为一个具有较强解释力的跨学科分析框架。

从目前西方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状况看，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出发，给予了不同的界定，这里列举几个得到较广泛认同的定义：(1)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这些资源或多或少与制度化的相互默认与承认的持久关系网络有关。”布迪厄定义的社会资本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指社会关系本身，它使个人能够涉取被群体拥有的资源；二是指这些资源的数量与质量。(2)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资产，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科尔曼将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概括为：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与有效惩罚、权威关系等。(3)林南的社会资本概念最为综合，在吸收了马克思的资本概念以及布迪厄和科尔曼的社会资本概念基础上，强调“社会资本是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可以带来回报的资源投资”。林南的社会资本界定包含了三方面的内容：第一，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网或社会关系之中，不能离开社会关系谈论社会资本；第二，社会资本是一种可以带来增值的资源，这种增值功能不仅体现在货币、财产等物质资本，也可以体现在人力资本以及声望、信任、规范等社会资本上；第三，社会资本不仅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而且也是人们为了获取各种效益的投资活动。

国内的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从总体上来看还处于起步阶段，国内学者关于社会资本及社会资本有关的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从经济与文化的角度比较宽泛的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国内的一些学者就普遍地注意到文化、信任、规范和制度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这方面的著作有《经济文化导论》、《华夏文明振兴之路――经济与文化协同发展论》、《文化力――横店的启示》、《地区形象论》等。所有这些研究都不同程度地注意到了：文化以及信任、规范、制度、传统文化、网络及形象等诸多因素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大家一致称其为“文化力”，虽然没有直接使用“社会资本”这个概念，但研究的内容与社会资本理论是基本一致的。(2)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的研究。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等则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展开研究，他们主要研究制度、规范及网络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其中，《中华文化、理性化制度与经济发展》是一个有代表性的研究文本。作者认为，制度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重视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而不重视“理性化”的正式制度的建立与实施。这种传统有利于在某些情况下节省交易成本，但长期来看，不利于形成现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稳定的制度结构和稳定的行为预期，不利于现代化市场经济的发展。作者断言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中华文化优势的发挥，定将得益于“对外开放”和遵守“国际通用的规则”，更将取决于自己逐步走向制度理性化的道路。(3)直接以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为对象的研究。中国学者对于社会资本的直接介绍、研究和应用，大致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应用的主要领域是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发展原因和农民工流动的方式。真正在中国提出并具体研究社会资本概念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张其仔博士。他的研究主要围绕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范畴进行，他把社会资本简单地定义为社会网络，试图探讨社会资本对厂商行为、经济增长、劳动力、转移以及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影响。张博士的贡献在于第一次比较系统地研究了社会资本，并在社会资本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社会资本的含义不限于社会网络，社会资本不仅与经济发展有关，对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他无疑是忽略了制度、规范、信任以及社会道德等因素在社会资本概念中的重要地位。

从以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状况来看，这一理论的研究还处于很不成熟的阶段，突出体现为社会资本的内涵不清晰，理论体系并不完备。另外，对社会资本的功效问题还有待研究。由于社会资本理论尚不成熟，大量的争论和理论混乱是在所难免的，但为我们透视社会经济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为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

二、社会资本的功能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社会资本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资源

社会资本理论的开创者和主要鼓吹者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那些可通过促进协调行动而提高社会效能的特征，比如信任、规范及网络等”，按照这一定义，社会资本包括了三个方面的意义。首先，社会资本主要是由公民的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所构成的，关键是使人们倾向于相互合作、去信任、去理解、去同情的主观的世界观所具有的特征；其次，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体现在那些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联系起来的人格网络；最后，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性，它有助于推动社会行动和搞定事情。这样通过互惠和信任，社会资本把个人从缺乏社会良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自利的和自我中心主义的算计者，转变成为具有共同利益的、对社会关系有共同假设和共同利益感的共同体的一员而构成了将社会捆绑在一起的黏合剂。当各方都以一种信任、合作与承诺的精神将其特有的技能和财力结合起来时，就能够得到更多的报酬，也能提高生产率。

(二)社会资本是资源配置的第三种方式

关于社会资源或者说社会稀缺资源在这里不仅是指以土地、货币和财产等体现的物质资源，还包括权利、地位、名望、荣誉、信息和心理满足等各种精神资源。当这些资源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变得稀缺时，行为者一般来说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摄取。一种是国家权力授予的分配形式，另一种是市场的功能性分配形式，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关于社会资源配置的两种方式。但是，现实的社会生活是非常浮躁的，人们不可能掌握市场交易、生产竞争等有关这些复杂性的全部信息，从这种意义上说，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政府的行为理性也是有限的，精确的法律规章也不可能对所有的人类活动都有精确

的规定，而社会资本所具有的全社会共有、共享的影响交易有序、有效进行的功能作为一种协调人际行为的非正规制度或非制度化的行为规范必然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第三种方式，对经济发展起着异常重要的作用。

三、社会资本在中国经济研究中的应用

社会资本在中国问题研究中富有价值。之所以作出这样的结论，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中国的社会状态与社会资本范式有不谋而合之处。中国文化强调社会的优先地位，个人对家庭、群体利益的服从，社会关系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特征使社会资本在中国能够轻易地找到理论的原型和证明的依据。这也是西方一些学者用社会资本概念分析东亚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原因时得心应手的主要原因，甚至打麻将也被看做是积累社会资本的重要方式。把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人际关系而非正式制度几乎成了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的共识。但同时中国传统社会中过分依赖非正式制度的制约与调节作用，尤其是长期处于封闭的环境下，作为社会资本的非正式制度的负面作用在现代化过程中日益凸现，需要通过对非正式制度加以改造和提升，以构建新的社会资本优势。其二，社会资本提倡的对人的社会需求和社会共同体的重视，这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理解市场经济以及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社会道德基础和政治文明基础，不至于盲目或别有用心地把一切自私行为都论证为合理，忽略社会的整体利益、发展的持续动力以及共同的长远前途。

四、创新社会资本，促进经济发展

篇5

    从外在于漳州社会以及社会的主体(漳州人)去寻求滞后的原因,也可以说是传统的实证主义方式。现象学哲学的反思方式则与此不同,在胡塞尔看来,与人脱离的所谓外部世界是否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把它存而不论,或悬置或加括号,现象学要探讨的是呈现在意识中的世界即关于世界的现象学。在这种视域中,没有脱离主体的客体,也没有脱离客体的主体。也就是说,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是深层地内在于漳州社会以及普通的漳州人。这些因素普遍而深刻地起作用,需要现代哲学的素养和哲人的眼光才能穿透。如何把握现象学哲学的反思方式呢?胡塞尔认为,这个我们在清静时生活于其中的生活世界总已经在哪儿了,先于我们的存在,而且是所有实践的基础,不管这些实践是理论的或超理论的。现象学哲学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专门描写这个观念的生活世界的结构。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现象学哲学不再以庞大而严密的思辨体系来推演生活的逻辑,也不采用经验主义的归纳方法来解释生活,而是采用现象学的描述方法,即具体的、严格的方法直观生活世界。从这种现象学哲学的反思方式来考量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就不能采用传统的实证经验归纳方法来解释漳州市的社会发展与社会生活,而是采用现象学的描述方法,即面对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本身,我们融入进漳州人的生活世界,体验着、直观着这个特有的生活世界。体验与直观的结果就是所谓的现象学剩余。这种现象学剩余就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因素。这些因素是体验与直观的结果,这些因素是普遍而深刻地起作用。反思对象和反思方式确认后,更为重要的和艰难的、甚至带有一些神秘色彩的是现象学的反思过程:关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我有一个或几个个别直观,我抓住纯粹的内在,我关注现象学的还原。并且我纯粹直观地完成一般的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的种类,现在个别性本身不再被意指,而是一般的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

    我们直观它,它便存在于此,我们意指的是它,便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性质。这不是指这种个别单一的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现象,而是指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种类、程度本身是相似的;这种相似关系在这里正是一种总体的绝对被给予性,因而这种被给予性也是一种纯粹内在的被给予性,不是保持在个别意识范围之内这种错误意义上的内在。这里谈的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总本质以及在总的直观中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被给予性。在经过多重反思后,最终得出的反思成果(现象学剩余)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属于普遍而深刻其作用的文化深层次。具体说来: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内生变量或现象学剩余)是:①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②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③休闲第一的价值取向;④传统封闭的行为方式。其相应的对策理路是:①提升时空观;②推广普通话;③改变价值取向;④转换行为方式。现象学的反思是可以重复进行的,有时也是应该重复的,所以必须对反思结果进行再反思。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无论那一条因素,对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都是内在地起作用(内生变量),无论那一条都不是针对某个或某些漳州人,甚至还可以不是针对某个时空的漳州人或事。

    因为这些因素是普遍而深刻地影响和作用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比如,这里的时间观念是一种“内在时间观”。对于时间的内在化理解,是由其现象学方法所要求的“明证性”所决定的。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时间”概念,是基于第三人称视角而设定的超越实存,不具备现象学思维所要求的“自身被给予性”,所以必须首先对其进行还原。漳州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像遗传基因一样内在于漳州社会,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普遍而深刻地起作用。它作为一种背景意识,伴随着所有意识行为,我们只有通过反思,将我们的目光从排列着的连续的感知对象回溯到感知对象的连续本身,才能以我们意识的意向功能将这种连续本身构造为一个内在的对象,通过这种构造行为,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内在时间意识”才得以与我们照面,我们才能由此得出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内在时间意识)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再比如,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在意识的深层次上有了一个假设:所有人都会讲漳州话。在这样的假设中,普通话不是普通话,闽南话才是普通话。这样就普遍而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交往和效率。如何言说绝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问题,而是社会实践问题。如何言说涉及观念的表达,涉及观念如何从理智的内在世界外显于一个公共的世界,涉及观念的传递和交流,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不利于观念的传递和交流,所以,它成为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之一。对休闲第一的价值取向和传统封闭的行为方式这二者的反思与对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和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的反思类似。最后,需要对“对策理路”进行反思。显然,这四个对策理路都是对应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四个内在原因而提出的。

    如果是实证性课题,接下来要做的就应该是对如何提升时空观、如何推广普通话。如何改变价值取向以及如何转换行为方式等提出在实践层面可操作的具体措施。但是,本文属于哲学课题,只提出对策理路而不是对策本身,对策的实施与展开是在对策理路的开启下进行的。本文的意义就在于开启一个崭新的视域,为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一个方面的智力支持。我们只需要对“对策理路”再反思即可。比如,“提升时空观”就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增强时间观念,而是在意识的内在维度上反思内时间意识对人的始源性作用。或者说,内时间意识在深层中影响了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它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之一。只有从哲学层面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真正提升漳州人的时间观念。再比如,在漳州市推广普通话,绝对不是那种应付式的至上而下的行政行为,也不是简单的提升漳州人民的普通话水平,而是在现象学语言哲学的意义上根本改变漳州人的言语意识,普遍改变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际交往方式,普遍提高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际交往效率,普遍而深刻地内在性地作用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可以这样说,用三年时间、花两千万元,在漳州市整个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村)像普法一样推广普通话,会极大地改变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发展态势,极大地提升漳州市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水平。总之,本文通过由对漳州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客观世界的考虑转向对思想主体(漳州人)的现象学反思,寻求一种普遍合理的关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的深层可能性。在漳州人的意识主观性中,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意向性地显现于反思主体的意识中。这是绝对的、客观有效的关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的先验源泉。在这种意识主观性(时间、言语、价值、行为)中,而且只在这些主观性中,客观性的存在(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才是绝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