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的影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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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引言

21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政治体制为了更好地适应并服务于快速发展的社会，就要进一步改革原有的政治体制。中是一个有着五千年辉煌历史的泱泱大国，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一脉相承，正是这样的历史文化环境，造就了中国这样一个有着独特历史思维的国家。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文化没有中断过的国家，传统的政治文化对现代行政管理体制的影响要远远大于一些只有几百年历史的国家。重视传统政治文化这一历史性的行政生态环境对当代行政管理体制的影响，使行政管理体制在发展中寻求一种生态平衡，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快速发展。

1传统政治文化对行政管理体制的影响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思想一般是指自商代到中日以前的政治文化思想。传统政治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内容主要来源于我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历史政治文化积累与某一时期的特殊的政治文化策略，前者类似于今天的宪法，具有总体纲领性的意义，后者相当于为了应对某一特殊事件而制定的阶段性的制度，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内涵。基于我国有着浓厚的传统政治文化这一特殊历史因素，改革与发展行政管理体制，就不得不去重视这种影响因素，从历史的巨大惯性这一因素去考虑问题无疑是当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所要面对的一大问题。这种跳出行政本身以历史的影响因素去研究行政管理体制，无疑是当代行政管理体制所要认清的一个事实，也是对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所处的大环境的精确把握的基本要求。将行政不仅仅看作是经济的产物，而是将它本身当作一个可以进化的生物，这无疑是现代行政管理体制的一个伟大的创新，也是对行政管理体制发展的进一步完善。

1.1民本思想对行政管理体制的积极影响

“民本思想”是我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精髓。其源于孟子提出的“民贵君轻”理论，后为董仲舒发扬，在为儒家思想所统治的古代社会中对政治体制的发展一直有着深远影响。极大程度上限制了王权，有效地推动了我国古代政治体制的法治化历程，为民主观念打好了思想基础。从历史的惯性来看今天的行政管理体制在人本思想这一方面要给予高度重视。在我国古代传统的政治文化中的这种“民本”，清楚地认识到了人民对国家的重要性，懂得如何合理聚集民心，对人民实行一种思想上的安抚与激励。这种民本思想恰好与现代行政管理体制中的以人为本的思想殊途同归。领导者如果能够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在行政管理制度的制定与管理过程中会更加的轻松。“仁政”的实施要依托人民群众，民为过本，任何一个政权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领到干部要认真落实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方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2以天下为己任的出仕思想对行政管理体制的积极影响

北宋思想家张载说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近思录拾遗》）。意思是，为天地确定一个正真切实可行的标准，使天下人民有了坚实的依靠，继承万世师表孔子的学业主张，为千秋万代开创一个美好的和平生活。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天下器局最能表现儒家学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广阔胸怀，更能体现出两千多年来在思想领域内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派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心，我们称这种责任心的实施为“入仕精神”，积极投身社会的建设之中去。孔子说“士若怀居，不足为士也”（《论语•宪问》），就是说一个有士子之心的人如果老是在意自己居住的地方，只考虑到造福生养自己的地方，而没有考虑到更加广阔的天下，那么他就算不上一个合格的士子。当今社会随着社会的告诉发展，对于社会的管理更要求我们要以一种积极的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心态来实施。

1.3人与社会和谐相处对行政管理体制的积极影响

早在我国古代就出现了许多关于和谐社会构建的理念，比如“天人合一”“以和为贵”“道中庸”等。构建和谐社会自人类国家诞生的那一天就开始了，直到今天都没能给出一个确切的标准来，和谐社会也就成为了当代行政管理体制所要重视的一个方面。无论是儒家提出的“天人合一”思想，还是道家倡导的“小国寡民”思想，都是主张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这与国家所提倡的科学发展观中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不谋而合。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都不可能跳出规则之外，国家行政管理体制亦是如此，只有遵循这个规则才能很好地发展。尽管我国传统文化经过历史的沉淀显示出其超越时代的优越之处，但难免有其不足之处，如果要将这些思想与方法应用于如今的行政管理体制之中，就要扬长避短，因时制宜的妥善处理。

2以行政生态学视角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发展提出建议

以行政生态学的视角来分析，我国现如今行政管理体制中所重视的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科学发展观以及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公仆精神都是由于受到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而产生出现的。任何事物都是有其两面性的，对于传统政治文化中存在的优点，人们要以生态发展保留优势的观点去继承与发扬，对于传统文化中存在的缺点，要以生态发展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方法去淘汰它。针对以上情况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2.1端正为官态度，精简部门政权

重视官员的选拔过程，制定一系列的选拔机制，务必使选的官员都能是公正廉洁的好官。转变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为官思路，加强公仆意识的教育，正确认识历史，端正审视历史的态度。精兵简政，改革繁琐的行政程序，提高政府机关的行政办事效率。在精简行政流程的基础上，缩减政府职能部门与相关人员数量，以经济手段代替行政手段，例如铁道部的改革将企业化的部分剥离出来成立公司。

2.2加强法治建设

要不断地加强法治的建设，充分发挥法律对社会规范的监督作用，重塑法律尊严，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治党。特别要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教育，自上而下对社会进行法制观念的培养。养成人人知法人人守法的社会风气。

2.3完善监督体系

绝对的权利容易产生绝对的腐败，权利只有在监督下实施才能保证其公正性。将权利关进制度的笼子，才能保证权为民所用。这就需要对权利的监督体系不断完善，加强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与社会舆论监督的建设，保证权利永远处于监督之下。

3结语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以其所特有的巨大历史惯性深深影响着我们今天的行政管理体制。以行政生态学的视角来看，这无疑类似于一次生物进化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在改革现代行政管理体制时要做到扬长避短，更好地发扬我国的传统文化，将其与现今社会相结合，采取更科学有效的管理体制。

主要参考文献

［1］［美］里格斯.行政生态学［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

［2］彭文贤.行政生态学［M］.台北:三民书局,1988.

［3］刘京希.政治生态论［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

［4］苗建萍,周茂春.论儒家传统政治文化对政治发展的影响［J］.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06(15).

篇2

一、国外相关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文化政治”为关键词的研究几乎遍及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领域，文化政治可以切人文学、历史、音乐、绘画、舞蹈、影视、传媒、出版、教育、翻译、身份、种族、宗教、伦理、阶级、经济、法律、国家、建筑、医疗、科学等各种观念、现象和学科，为之提供全新的阐释和研究视角。但是，从总体上宏观地探讨文化政治与文学理论之关联的研究并不多，尚处于起步阶段。据笔者查阅，最早以“文化政治”为题名关键词的单篇论文是吉拉德•格拉芙写于1973年的((审美主义与文化政治》!文章主要质疑了以超功利、自足、自律为理念的审美主义的纯粹性，即审美主义自身陷人政治和反政治的窘境之中而不能自圆其说。米雪儿•巴瑞特的论文《女性主义和文化政治的定义》被收人1982年的一本文集’，该文强调了雷蒙德•威廉斯在人类学意义上对文化做出的理解，明确意识到文化政治会涉及到意义之争。论文通过考察“女性主义艺术”与“艺术”、“妇女的艺术”的区别，认为艺术作品不能与媒体意识形态的再现艺术相混同，从而得出结论:任意扩大艺术的政治意义是危险的，我们不应该忽视艺术作品的虚构、想象和审美之维，艺术的许多方面不能缩减为意识形态的概念分析。作者在文化政治渗透艺术领域的时尚之中能够做出如此深刻的反省，着实难能可贵。这两篇论文对文化政治文论的研究有首创之功，但都没有清晰地界定“文化政治”概念。成规模的有关文化政治对文学艺术渗透的研究出现于1990年前后。乔纳森•多利莫尔和阿兰•辛费尔德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主编出版了一套“文化政治”丛书②，两位总主编在《前言:文化政治》中明确认识到，在、女性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和后结构主义话语的冲击下，197()年以来英国文学研究与传统的文学研究模式发生了“断裂”，新的“文化唯物主义”研究方式重点关注历史和文化语境、(文化)理论的方法、政治义务以及文本分析，因为“文化意义最终总是政治意义”，故而名之曰“文化政治”。他们强调指出，作为文化政治的文化唯物主义研究方法不再伪装政治中立，“相反，它将其任务定位于改造社会秩序，这一秩序正在以种族、性别、性态和阶级的名义压榨着人民。

显然，这套丛书就是运用文化唯物主义方法研究各种文化现象，并以发掘其政治含义为旨归。莲达•赫哲仁的((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学》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文化政治概念，但主要是研究后现代的摄影、绘画、小说、历史等文化形式的“表征的政治”，关注它们表意实践背后的意识形态编码策略和意义版图的争斗，所以，此书所要探讨的正是文化政治与后现代艺术之间的密切关联。莫克西著于1994年的《理论的实践:后结构主义，文化政治和艺术史》‘，’一书以“表征”、“意识形态”、“作者”为三个关键词，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符号学理论加以剖析，凸现出这些理论的文化政治功能，打破了传统的认识论艺术史观，而代之以符号学的建构主义的文化观、历史观:一者，处于历史语境中的理论所包含的文化政治含义深刻地影响着历史叙述和知识建构;再者，新的政治观和表意实践会使得文化价值、文化意义观变动不居、不再固定。但赫哲仁、莫克西的著作和上述文化政治丛书的共同缺陷是:有关文化政治对文学理论的影响研究涉及甚少。托斌•希伯斯的《冷战批评与怀疑论之政治》第一次从“怀疑论政治”的角度全面评述和反思了战后兴起的各种批评理论。作者认为，新近出现的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精神分析、新等政治化文论以“种族、性别、阶级”为三大主题，克服了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乃至新历史主义批评局限于“学院政治”的弊端，有所贴近现实政治，但还是处于政治隐喻的言说状态，难以落实于实际行动。

希伯斯希望强化文化政治文论的实践性和批判性，要求“后冷战批评”应当加强现实政治关怀，发挥实践功能。从全书来看，他局限于美国一隅，对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当代文化政治文论把握得不够全面，且评价过低。格林•乔丹和克里斯•威登合著的《文化政治:阶级、性别、种族和后现代世界》‘川对“文化政治”概念作出较为清晰的界定，他们认为文化政治是文化产品在意义、价值、主体性形式和身份建构方面所体现出的权力关系，关涉文化在阶级、种族、性别、身份等社会区分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不过，他们放弃了文化的人类学含义，只是指艺术产品，包括音乐、文学、绘画、雕塑、戏剧和电影。作者从20世纪60年代的自由人文主义的文化和教育理论开始，重点分析了文化艺术对近现代西方社会的阶级、性别、种族的分化和抗争所起到的政治作用。此书的缺点是对于“文化政治”概念使用得过于宽泛，按照他们的用法，近代甚至古代时期即已经存在文化政治文论，这就模糊了它的时代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后现代解构普遍性、元叙事、主体本质和意义的稳固性的做法表示担优，因为后现代欢呼差异政治而容易忽略真正的社会差异，在书的结尾，他们意味深长地反问道:我们是将文化政治当作一项严肃的事业，还是游戏?这种对后期文化政治逐渐脱离经济、制度、权力的忧虑，同晚期者，如詹姆逊、伊格尔顿、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等人的观点倒颇为接近。这也正预示着文化政治随同文化理论一起，在新世纪的“后理论时代”步人反思阶段。2000年前后，随着马丁•麦克奎兰等人编写的《后理论:批评的新方向》、瓦伦丁•卡宁汉的《理论之后的阅读》、让一米歇尔•拉巴特的《理论的未来》、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等一批著作的涌现，西方文论进人了“后理论时代”。对于文学理论而言，恢复文学的审美、诗性、形式、伦理、价值等被“理论”所遮蔽的层面似乎又成为新的时尚。在“后理论时代”背景下，学界面临的任务是要正确估价和承接“理论时期”所馈赠的政治化文论的遗产，对文化政治与文学理论的深层关联作出新的思考。#p#分页标题#e#

二、国内相关研究

“文化政治”概念在国内文艺学界为人所知离不开两位海外华人学者的引介和推广。一是谢少波，他所著的《抵抗的文化政治学》中涉及到詹姆逊的文化政治思想:“詹姆逊在这里提出的政治是用文化斗争来抵消旧的阶级战争，这不仅因为文化始终是阶级斗争的场所，而更重要的是，在当代的消费社会里，文化是阶级斗争的特殊的甚至是惟一的场所。谢少波认为，这是一种“新葛兰西式的反霸权政治”，也是对后现代微观政治的修正。二是张旭东，他是从意义建构的角度来理解文化政治的，认为文化是一个“意义生成结构，人依赖于这个意义结构来组织个人和集体生活，形成‘世界’或‘生活世界’的概念”，追问文化的社会政治内涵和价值取向也就是追间文化和生活世界的关系。但此书并不以文学理论为论述对象，而着力于思想文化史的研究。相比之下，刘象愚等人译介的弗兰西斯•马尔赫恩的文化政治观，倒是对国内的西方文论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马尔赫恩认为，“新左派”文化政治打破了自由人文主义将文化超越于政治的传统看法，发展了相反的方向，“文化远不再受制于外在的政治考验，它本身已经是政治的了。‘川孙盛涛的《政治与美学的变奏:西方文艺基本问题研究》将西方从“阶级意识”向“文化政治”的转向追溯到卢卡奇和葛兰西，依据就是马尔赫恩的文化政治观，这种文化政治理念恰好打开通向美学的道路，使政治与美学的关联纳人文化研究领域的思想大平台，政治与美学的关联更加细密而自然。冯宪光的《在革命与艺术之间:二十世纪国外政治学文艺理论研究》也引用马尔赫恩的文化政治观，但他认为，正是在1968年“五月风暴”失败后的后现代时期，西方的文学批评才提出了“文化政治”问题。从“新左派”文化政治角度研究西方文论的著作还包括:陈永国的《文化的政治阐释学:后现代语境中的詹姆逊》、马海良的《文化政治美学:伊格尔顿批评理论研究》、吴琼的《走向一种辩证批评:詹姆逊文化政治诗学研究》、赵国新的《新左派的文化政治: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理论》，等等。以上著作在局部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并未关涉到西方文化政治文论的全貌，在“文化政治”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上也没有达成一致。

当然，国内已有部分学者从总体上注意到当代西方文论的政治化特征。童庆炳等人对文化研究影响下的西方文论政治化问题，有两点概括和担忧:一是它们的“反诗意”特征，二是“可能重新让文学理论面临‘为政治服务’的痛苦记忆”。文化研究学者陶东风认为，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有着共同的研究旨趣、研究方法、价值立场，“这就是突出的政治学旨趣、跨学科方法、实践性品格、边缘化立场与批判性精神”。，’。“文化批评是一种‘文本的政治学’，旨在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以及文本所隐藏的文化一权力关系，它基本上是伊格尔顿所说的‘政治批评’。他还注意到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少数族裔理论、生态理论等非常政治化的文论的繁荣，正是文化政治赐予文学理论以自主性和反抗性的结果。另外，近年出版的《文化研究关键词》一书为“文化政治”概念编写了一个简短的释义，认为文化政治意指文化背后的权力关系，具体包括性别政治、阳性政治、视觉政治、同性恋政治、身份政治、身体政治等类别，所以，批评、文化唯物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身份研究、性别研究等批评理论和流派，都具有文化政治的特点。周宪也撰文指出，当代西方文论从文学理论转向“理论”，也就是从纯学术向“学术政治”的转变，其结果是将传统的人文主义、审美主义文论还原为意识形态的建构物，把任何文学研究都看作是“理论政治”的表征。姚文放甚至将文化政治文论形态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共和国60年文学理论”第三次转型”这一说法是否符合国情还值得商榷③，但他认为文化政治一维的加人对于面临全新语境的文学理论具有激活的作用，倒也符合实际。本文认为，以上对文化政治文论的概括性论述大部分是正确的，但也只是有助于而不能代替全面而深人的研究。

三、研究现状的不足

总的看来，到目前为止，文化政治对文艺理论和文学艺术领域的影响研究在国外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文化政治与西方文论关系的研究在国内有所展开，但是，尚存在以下几点缺陷:

篇3

互联网的崛起，为人类社会行为提供了新的空间场域，网络行为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行为，其中网络政治参与是网络行为的一种重要形式。互联网不仅拓展了政治参与的渠道和形式，丰富了政治参与的内涵，降低了政治参与的成本，而且扩展了政治参与的主体，提升了普通网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和能力，增强了网民的话语权力。尤其是智能手机的出现，使人们能够更加有效地超越甚至摆脱现实时空的制约与束缚，真正做到随时随地在网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观点，参与自己感兴趣的活动。移动网络技术对交互性的巨大提升，不仅引发了信息量的大爆炸，有助于人们更广泛地获取信息，而且有助于推动人们重塑公共事务观念，推动网民的关注点从私人领域拓展到公共领域。今天，在网络空间中随处可见网民对雾霾、腐败、社会不公等公共议题的热烈讨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网络空间中的政治参与，也增加了政治参与的不确定性，甚至一定程度上扩展了公民政治参与的鸿沟。正因为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这种重要影响，“互联网会给政治生态带来何种影响?”便成为了网络时代政治研究的重要议题。但对互联网影响政治参与的实质和机制，学界迄今尚未形成较为一致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互联网降低了政治参与的成本，扩展了信息的传播渠道，能有效帮助人们获取政治信息，从而提升政治兴趣，激发参与热情，促进政治公共领域的形成;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互联网并不独立于社会，公众在网络空间中的政治参与，往往会受制于社会、经济、制度和文化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网络空间中的政治参与，充满各种非理性和无意义的话语。

 

有关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机制，学界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有着不同的解释。Polate认为，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机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互联网作为信息资源库、互动空间和虚拟行动领域，对网民的政治参与发生影响。[1]而公民自愿模型和社会资本理论，是研究互联网对政治参与影响作用时，被学者采用最多的两种重要理论范式。相对而言，从文化资本视角对互联网影响政治参与的研究却不多见。我们认为，从文化资本视角分析网络公民参与的影响因素，应该是一种值得关注的解释路径。布迪厄(P.Bourdieu)认为，要理解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观点，需要深入到其社会根源中，即人们的阶级地位。不同的阶级地位对应着不同的资本构成和资本总量，而资本占有上的差异，会影响人们的政治行为。他提出了文化资本概念作为与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并列的资本形态，并分析了文化资本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这种基于文化资本视角对政治行为的解释思路，对于解释网络空间中的政治参与，是一种有竞争力的理论视角和分析路径。本文的目的，就是以我国城市居民为例，探讨文化资本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

 

二、文献探讨

 

(一)网络政治参与

 

有关政治参与概念的含义，虽然国内外学界的认识一直存在着分歧，但处于不同理论范式中的学者对政治参与的结构要素仍有着大体一致的理解，认为政治参与包括参与主体、参与对象和参与目的三个核心要素。而合法程序论、影响决策论和观念—行为论，则是解释政治参与的三个主要理论传统。

 

由于当前中国政治参与中的合法化制度空间仍然有限，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存在着大量非合法化政治参与行为，而且这些行为事实上会对政府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用合法程序论解释中国的政治参与，显得视野过于狭窄，而观念—行为论将接触政治知识、政治观念的行为也归入到政治参与范畴中，又显得过于宽泛。因此，本研究倾向于接受亨廷顿等学者对政治参与的解释，即认为政治参与是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所有行动，不论这一行动是否合法、是否使用暴力、是否有效果、是否属于群体性参与，以及是否表现出自愿性特征。[2]亨廷顿强调，在试图影响政府决策这一目标下，无论合法参与还是不合法参与，都只是行动者的手段而已，彼此之间的界限并不截然分明，相反，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会互相转换。

 

如果说政治参与是公民通过各种合法化或非合法化途径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行为，那么在网络空间中，政治参与是否会有新的面貌和特征呢?目前，学界对此大致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网络空间是现实世界的延伸，同样，网络空间中的政治参与，也只是对传统政治参与的一种补充，网络政治参与是现实政治参与的在线副本。网络为现实世界中一些难以实现的政治参与行为提供了技术支持，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传统政治参与的空间和形式。另一种观点则强调，网络空间具有现实社会所不具备的一些独特性，如开放、去中心、去边界、身体不在场等，因此网络政治参与是一种新的政治参与形式即虚拟政治参与，互联网重塑了政治参与的形态，在网络时代，政治参与的实质和形式都发生了新的变化。[3]

 

本研究认为，尽管网络空间是一种虚拟化的政治空间，但网络空间中的各种政治参与行为事实上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某种意义上是现实政治生活在网络空间中的延伸。因此，本研究倾向于将网络政治参与理解为人们在网络空间中通过各种方式影响政府的所有行为。

 

(二)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

 

1.网络使用与政治参与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介的快速扩张，进一步提升了获取和传播政治信息效率。相比于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介，互联网一方面具有更为快速和广泛的传播能力;另一方面，它使网民之间的自发信息传递变得方便快捷。因此，不少网络政治参与研究者认为，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将极大促进公民政治意识的形成，成为影响当代政治参与的重要变量。 根据理性选择理论的假设，人们在进行政治参与时，会考虑参与成本。传统的政治参与行为因为受信息获取成本较高等因素的制约，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扼制，而互联网则大幅降低获取和传播政治信息的成本，从而导致人们更加乐意通过网络去了解那些自己感兴趣的政治信息，从而有可能提升政治参与的热情与积极性，间接促进人们的政治参与。[4]

 

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网络使用并不一定会促进人们的政治参与。例如Polate认为，尽管网络使用大大增加了获取政治知识的可能性，但人们在使用网络的过程中是否能够真正接触并有效利用到这些信息，尚有待证实。[5]Jennings和Zeitner更是认为，网络使用有可能会进一步加深获取政治信息的鸿沟，降低网友接触政治信息的时间与意愿，并导致传统团体对政治的积极影响明显减少。[6]Bimber对选举行为的研究发现，网络使用只是强化了那些原本就有意愿参与选举的选民的参与意愿，而对那些政治冷漠者的影响并不明显。[7]因此Bimber强调，需要关注网民的政治兴趣、政治效能感等心理因素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

 

2.网络互动与政治参与

 

BBS论坛、政府网站、博客、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使人们可以便捷地与他人、社团、政府展开信息交流和社会互动，从而有助于改善人们对政治参与的认知和态度，鼓励和提升人们的政治参与热情和行为。

 

对于网络所具有的强大人际互动潜能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一种重要的分析视角，是立足社会资本视野，探讨网络互动对政治参与的影响。这一视角的分析逻辑是：互联网能够促进人们的社会交往，扩大人际网络规模，进而有助于累积社会资本，从而增加政治参与活动。

 

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资本的拥有量及调动社会资本的能力，决定了人们追逐资源的能力，一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多，其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就越处于有利的地位，并越可能进行广泛的社会参与。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指出，在一个共同体中，公民的社会网络越是密集，其为了共同利益而参与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8]普特南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社会网络、互惠性规则以及由此产生的信任，并根据网络中人际关系亲疏程度的不同，将社会资本划分为黏结型资本和桥接型资本。Williams发现，互联网在总体上有助于发展出新型的在线社会资本，具体而言，互联网在促进强关系上作用有限，但有助于发展弱关系，拓展桥接型社会资本。[9]

 

对于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学界已有为数不少的研究。Skoric等人研究了新加坡的社会资本和政治参与的关系，发现在线桥接型资本与在线政治参与呈正相关，但与传统政治参与不相关，在线黏结型资本与传统政治参与呈正相关。作者认为，互联网使人们之间的联系变得非常容易，而且参与在线活动不需要太多成本;互联网上多种多样的观点，会促发信息接触者重新思考并检验传统媒介信息;同时，网络使得人际互动超越物理空间限制，有共同兴趣和想法的人，能够方便地在网上形成在线社区。所有这些都在客观上提升了人们的在线桥接型资本，从而促进了网络政治参与。[10]Weber等学者发现，在互联网中与他人互动频繁的用户，更容易介入到各种政治活动中，如请愿、向政府写意见信等。[11]而Mossberger等人通过数据分析发现，经常收发邮件的网民参与投票的概率，要高出21%～39%。[12]

 

3.文化资本与网络政治参与

 

在《国家精英》一书中，他将文化资本界定为较高等的教育。而在《区隔》中，他进一步将社会资本定义为是社会上层人群所特有的，以显示上层阶级身份的各种风格、品味、行为惯习和态度。在布迪厄看来，文化资本包括具体化、客观化和体制化三种存在状态。[13]其中具体化的文化资本指与身体相关，内化于个体的人力资本，包括个体本身所具有的教育、技能、文化知识及经验的累积;客观化的文化资本是指物质性、符号性的文化产品，如文学作品、绘画、词典、工具等;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则是指学历证书、学术资格等被社会所公认的、受到制度保护的原始资本形态。其中第一种形式的文化资本最为重要，它是另外两种文化资本的基础，并且与特定的个体紧密相连，如同健康一样，不能通过赠与、买卖等形式实现个体间的传递[14]。

 

亨廷顿断言，社会经济的发展将刺激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其中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教育水平的提高将促进人们对更高水平生活质量追求的愿望和期待，“而如果这些愿望和期待不能得以满足，就会刺激个人和集团投身于政治”。[15]亨廷顿的这一论断，激发了众多学者进一步研究这种推论在不同地区的具体表现，虽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但是教育因素从此成为研究政治参与的思考框架中不可或缺的结构性因素。

 

与亨廷顿不同，布迪厄认为，教育水平的提高并不一定意味着政治能力的提高。真正影响政治参与的因素，是与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相对应的资本构成和资本总量，这种资本占有的差异会对人们的政治行为发生实际的影响，其中文化资本是一种可以赋予权力和地位的累积资本。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包含教育水平，但不能把文化资本等同于教育水平。可惜的是，尽管布迪厄提出了文化资本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问题，然而这方面的实证研究迄今还不多见，有关文化资本的研究，更多集中在社会分层领域的阶级区分、地位获得等问题上。[16]不过，为数不多的对文化资本与政治参与关系的研究，的确发现文化资本与政治参与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文化资本越丰富，政治参与的水平也越高。[17]

 

那么，互联网的兴起，会对文化资本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发生什么样的影响?互联网的介入，是否会改变文化资本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来说，文化资本是一种形塑社会阶层边界的力量，具有排斥性特征。人们往往倾向于同与自己拥有相同文化资本、相同价值观的人交流，这种倾向导致了特定文化圈的形成，人们在自己所处的圈子内互动交流，并习惯性地排斥与圈子之外的人进行接触，这不利于拥有不同政治信息及政治观念的人群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对话。而互联网的出现，则为打破这种界限带来了可能。互联网的开放性、去中心化、身体不在场等特征，使传统社会阶层之间的社会界限开始变得模糊不清，拥有不同政治信息、政治观念的人会直接在网络空间中发生碰撞。而这种广泛的信息交流和观念接触，有助于人们重新理解与自己拥有不同政治观念的行动者，并进而重新塑造自己的政治观念。尤其是对于现实中政治冷漠的人而言，互联网对他们接触政治信息、积累文化资本、提升政治兴趣有很大的帮助。我们认为，网络使用将有助于文化资本的累积，并进而促进政治参与。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学界对文化资本与网络政治参与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仍较为匮乏，即使是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也多将文化资本操作化为教育水平或政治知识。有鉴于此，本研究尝试从内涵更丰富的文化资本概念切入，来分析文化资本是如何影响网络政治参与的。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本研究将文化资本定义为“可以帮助个人在社会活动中获得较高地位的文化知识、技能和观念，以及为之庇护的学历程度”。参照布迪厄对文化资本的经典分类，我们将文化资本划分为“具体化的文化资本”和“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其中前者包括政治知识、政治技能和政治观念，后者包括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

 

政治知识是“储存在个体长期记忆中的关于政治的事实性信息”，这些信息包括政治运作的规则、政体以及当前的重要事务等。[18]政治知识的获得，有助于人们了解自己所需要的政策信息，一般认为，政治知识和政治参与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主观上认为自己拥有较多政治知识的人，更有可能参与公共事务。[19]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

 

假设1：政治知识与网络政治参与具有正相关关系。政治知识越丰富，网络政治参与程度越高。

 

政治技能指公民理解、反思政治事务的能力，以及必要的组织和沟通等能力。具有较高政治技能，拥有更丰富的政治实践经验的行动者，对政治参与往往能够驾轻就熟。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

 

假设2：政治技能与网络政治参与有正相关关系。政治技能越强，网络政治参与程度越高。

 

政治观念是指社会公众对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权威以及自身在政治体系中的作用等的认知、情感和态度取向。[20]阿尔蒙德和伏巴在《公民文化》一书中将政治观念划分为参与型政治观念、臣属型政治观念和狭隘型政治观念三种类型。其中，拥有参与型政治观念的人对自己在政治体系中的权利、责任以及效能感均具有较高的认识和评价，因此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愿望。拥有臣属型政治观念的人对自己在政治体系中的责任往往具有较为明确的认识，而对权利和行动效能感的认识和评价则很低，这类人更愿意接受和服从执政者对自己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安排，因此对动员式政治活动具有较高的参与度，对自发性的政治活动则基本不参与。而拥有狭隘型政治观念的人对自己在政治体系中的责任、权利及效能感均没有清晰的认识，处于政治体系的边缘地带，政治参与意愿很低。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

 

假设3：拥有参与型政治观念的网民，其网络政治参与程度高于拥有臣属型政治观念和狭隘型政治观念的网民。

 

在对文化资本与现实政治参与关系的研究中，大多数研究都发现，教育程度作为文化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政治参与具有正相关性。本研究把教育程度作为制度化的文化资本，考量其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同时，在我国，政治面貌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地位，对政治参与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4和假设5：

 

假设4：教育程度与网络政治参与程度呈正相关，教育程度越高，网络政治参与程度也越高。

 

假设5：党员比非党员的网络政治参与程度更高。

 

(二)变量

 

1.因变量：网络政治参与

 

网络政治参与是本研究的因变量。本研究将网络政治参与定义为公民在网络空间中通过各种方式展开的影响政府决策过程的行为。鉴于网络空间的空间特征及我国政治参与现状，我们在研究中侧重测量网民在网络空间中的主动性政治参与行为，并从表达讨论和行动参与两个维度发展出具体的测量指标，包括“和网友讨论政治话题”、“在网上表达自己对政治议题的看法”、“参与和政府官员的在线交流”、“参加网上投票”、“参与在线抗议活动”、“发帖对社会新闻进行评论”、“参与网上请愿活动”、“在网上对政府工作进行评价”和“给政府部门和单位领导发电子邮件”等9个指标，采用“经常”、“较多”、“一般”、“较少”、“从不”五点尺度李克特量表进行实际测量。

 

2.自变量：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概念的操作化一直是学界研究中的一个难点。本研究基于布迪厄对文化资本的经典分类，从政治知识、政治技能、政治观念、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五个维度对文化资本进行测量。

 

政治知识和政治参与行为之间的联系，已为部分研究证实。拥有较多政治知识的人更可能参与公共事务，而在现代社会，媒体是公众获取政治知识的主要途径，因此本研究通过“阅读报纸等媒体上的新闻”、“收看电视新闻”和“访问政治新闻网站”3个指标，来间接测量城市居民政治知识的储备程度。

 

政治技能是公民理解、反思政治事务的能力，以及公民持有的必要的组织、沟通等协调能力。具有这些能力的人，往往熟悉政治游戏的规则，对政治参与能够驾轻就熟。本研究通过“我比一般人更了解中国的政治情况”、“我完全有能力参与政治”和“我完全可以胜任领导工作”3个题项，对城市居民的政治技能进行测量。

 

对政治观念的测量，我们参照阿尔蒙德和伏巴对政治观念的划分，并通过“在国家利益面前，个人利益再大也是小的”、“只要是国家的事情，个人都应该义不容辞”、“纳税是为了给国家做贡献”、“一般家庭遇到大事还是应该丈夫说了算”、“在公用场合，多管闲事会惹麻烦”、“政府干部为给熟人办事，偶尔破例也是可以的”、“纳税人有权利讨论政府怎么花钱”和“民告官是正常的”等8个题项，对城市居民的政治观念进行实际测量。

 

教育程度是个人在国民教育体系中所达到的层次和地位，是一种受制度保护的原始性文化资本。本研究通过询问受访者的学历对教育程度进行测量(林南认为，由于理论解释视角的不同，有些人将教育视为文化资本，而另一些人则将其视为人力资本。[21]本研究倾向于将教育视为一种制度化文化资本)。在政治领域中，政治面貌也是一种需要通过学习、规训，最终达到执政者认可，并受到政治体制保护的文化资本，在本研究中，我们通过党员这一政治身份对这种制度化文化资本进行测量。

 

3.控制变量

 

社会学强调，行动者的社会行为需要嵌入到整个社会结构中加以考量。已有的对政治参与行为的研究表明，性别、年龄、民族，以及网络使用等因素，都有可能对网络政治参与有显著影响。例如，男性在政治参与中通常比女性更为主动;[22]年龄则与政治参与呈现出一种倒U型曲线关系，一般在中年时达到峰值;[23]少数民族在主动性较强的政治参与行为中比汉族更为积极。因此，为了更好地解释文化资本对城市居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本研究将性别、年龄、民族和网络使用状况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控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变量说明见表1。 　(三)数据与模型

 

1.数据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公民网络行为规范及引导抽样调查研究”中的城市居民样本。该调查采取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在天津、长沙、西安和兰州四城市共发放城市居民调查问卷1466份，最后回收有效问卷1190份，有效问卷率为81.2%。其中男性受访者562人，占样本总量的48%，女性受访者608人，占样本总量的52%;样本平均年龄32.5岁(sd=9.5)。

 

2.模型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分析城市居民的文化资本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们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统计检验。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

 

Y=a+■biXi+u

 

其中，Y表示网络政治参与行为，α表示常数项，u表示随机误差项;Xi(i=1，2，…，n)表示自变量政治知识、政治技能、政治观念、教育程度、政治面貌，以及控制变量性别、年龄、民族、网龄、网络使用频率、网络使用时间等，bi表示与自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

 

四、研究结果

 

(一)变量测量

 

1.因变量：网络政治参与

 

在本研究中，我们根据“和网友讨论政治话题”、“在网上表达自己对政治议题的看法”、“参与和政府官员的在线交流”等9个题项，采用“经常”、“较多”、“一般”、“较少”、“从不”五点尺度李克特量表，对网络政治参与进行测量。测量发现，我国城市居民的网络政治参与水平总体偏低，除“和网友讨论政治话题”、“在网上发表自己对政治议题的看法”、“参加网上投票”、“发帖对社会新闻进行评论”四项以外，其他五种政治参与行为都至少有40% 以上的受访者从未参与过。我国城市居民参与程度相对较高的网络政治方式主要有“和网友讨论政治话题”、“参加网上投票”和“在网上表达自己对政治议题的看法”三种，经常和较多参与的比例分别达到了19.5%、18.3%和17.2%;而参与程度最低的网络政治方式包括“给政府部门或单位领导发电子邮件”、 “参与网上请愿活动”和“参与在线抗议活动”，较少甚至从不参与的比例分别为78.0%、76.1%和75.7%。这说明我国城市居民的网络政治参与以意见表达和意见交流为主，行动参与的比例很低。

 

为了简化网络政治参与量表的结构，我们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9个题项进行因子分析，以提取有概括力的新因子。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s)作为抽取因子的方法，以特征值大于1作为选择因子的标准，采用正交旋转法中的最大方差旋转法(varimax method)作为转轴方法，以降低因子的复杂性。由于因子分析的前提条件是观测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因此，在进行因子分析之前，我们先运用 KMO测度和Bartlett’s球状检验方法评估对项目进行因子分析的适当性。经检验，量表的KMO值为0.914，Bartlett’s球状检验的卡方值为8398.031，自由度为36，在0.000(sig=.000)水平上统计检验显著，说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共析出1个因子，方差贡献率为67.16%。所有题项的共同度均超过0.5，达到因子分析的要求(见表2)。对量表的信度检验，采用分析量表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方法进行。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8，说明网络政治参与量表具有很高的内部一致性。

 

表2 网络政治参与因子负荷矩阵(N=1153)

 

2.自变量：文化资本

 

(1)政治知识

 

本研究采用“经常”、“较多”、“一般”、“较少”、“从不”五点尺度李克特量表，对网民的政治知识进行测量，测量借助“阅读报纸等媒体上的政治新闻”、“收看电视新闻”和“访问政治新闻网站”3个指标进行。测量发现，受访者通过传统媒体获取政治知识的比例，明显高于从互联网获取政治知识的比例。经常和较多通过“阅读报纸等媒体上的新闻”和“收看电视新闻”的受访者分别为52.3%和58.6%，而经常和较多“访问政治新闻网站”则只有 32.0%，说明目前我国城市居民，还是更倾向于通过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来获取政治知识。

 

为了简化政治知识量表，我们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3个题项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因子，以特征值大于1为选取标准，采用正交旋转法中的最大方差旋转法作为转轴方法。同时，我们采用KMO测度和Bartlett’s球形检测来评估对项目进行因子分析的适当性。经检验，量表的KMO值为0.638，Bartlett’s球状检验的卡方值为760.216，自由度为3，在0.000(sig=.000)水平上统计检验显著，说明可以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只析出一个因子，方差贡献率为64.416%，所有题项的共同度均超过0.5，达到因子分析的要求(见表3)。对量表的信度检验，采用分析量表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方法进行。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14，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可以接受。

 

表3 政治知识因子负荷矩阵(N=1161)

 

(2)政治技能

 

为了了解我国城市居民的政治技能，本研究采用李克特量表，从完全同意到完全不同意五点尺度，借助“我比一般人更了解中国的政治情况”、“我完全有能力参与政治”和“我完全可以胜任领导工作”3个题项，询问受访者的政治技能。测量发现，在3个题项上，选择完全同意的受访者均不到10%，即使加上比较同意的受访者，也均不到30%，而选择一般的受访者均接近甚至超过50%，说明我国城市居民对自身政治参与能力的评估普遍不高。

 

为了简化政治技能量表，我们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3个题项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因子，以特征值大于1为选取标准，采用正交旋转法中的最大方差旋转法作为转轴方法。同时，采用KMO测度和Bartlett’s球形检测来评估对项目进行因子分析的适当性。经检验，量表的KMO值为0.641，Bartlett’s球状检验的卡方值为664.080，自由度为3，在0.000(sig=.000)水平上统计检验显著，说明可以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只析出一个因子，方差贡献率为62.770%，所有题项的共同度均超过0.5，达到因子分析的要求(见表4)。对量表的信度检验，采用分析量表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方法进行。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03，说明政治技能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可以接受。 　表4 政治技能因子负荷矩阵(N=1168)

 

(3)政治观念

 

本研究对政治观念的测量，主要参考了杨宜音对公民意识的测量指标，[24]采用从完全同意到完全不同意五点尺度李克特量表，对政治观念的8个题项测量发现，“在国家利益面前，个人利益再大也是小的”、“只要是国家的事情，个人都应该义不容辞”和“纳税是为了给国家做贡献”3个题项中选择比较同意和完全同意的受访者均超过50%，说明我国城市居民对国家有较强的认同感，认为个人应当优先服从国家利益;在“一般家庭遇到大事还是应该丈夫说了算”、 “在公用场合，多管闲事会惹麻烦”和“政府干部为给熟人办事，偶尔破例也是可以的”3个题项中，选择比较同意和完全同意的受访者都接近或超过30%，说明目前我国城市居民中仍有很大一部分人对公共事务持有一种较为消极的态度;在“纳税人有权利讨论政府怎么花钱”和“民告官是正常的”2个题项中，选择比较同意和完全同意的受访者都超过了50%，说明目前我国城市居民中至少有超过一半的人，认为自己有权利参与公共事务。

 

为了简化城市居民政治观念的结构，我们对量表中包含的8个题项进行因子分析，以提取有概括力的新因子。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以特征值大于1作为选取因子标准，因子旋转采用正交旋转法中的最大方差旋转法。并采用KMO测度和Bartlett’s球形检测来评估对项目进行因子分析的适当性。经检验，量表的KMO值为0.706，Bartlett’s球状检验的卡方值为2008.060，自由度为28，在0.000(sig=.000)水平上统计检验显著，说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共析出3个因子，方差贡献率分别为26.989%、20.043%和19.633%，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66.665%，除“一般家庭遇到大事还是应该丈夫说了算”一题的共同度为0.473外，其余所有题项的共同度均超过0.637，达到因子分析要求(见表 5)。

 

根据因子分析的结果及各因子题项的含义，我们分别为3个因子命名。命名因子1为“臣属型政治观念”因子，包括“在国家利益面前，个人利益再大也是小的”、“只要是国家的事情，个人都应该义不容辞”和“纳税是为了给国家做贡献”3个题项。具有这种政治观念的人，在面对公私冲突时，往往愿意接受执政者对自己的政治安排，倾向于服从权力而牺牲个人利益。命名因子2为“参与型政治观念”，包括“纳税人有权利讨论政府怎么花钱”和“民告官是正常的”2个题项。具有这种政治观念的人，对自己在政治体系中的权利和责任均具有较高的认识，在面对公私冲突时，能够以契约精神处理公私关系。命名因子3为“狭隘型政治观念”，包括“一般家庭遇到大事还是应该丈夫说了算”、“在公用场合，多管闲事会惹麻烦”和“政府干部为给熟人办事，偶尔破例也是可以的”3个题项。具有这种政治观念的人，通常不能以契约精神处理关系，不讲权利义务，只在意关系亲密程度。

 

对量表的信度检验，采用分析量表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方法进行。3个因子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96、0.650和0.543，整个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684。说明“狭隘型政治观念”因子的信度系数偏低，而“臣属型政治观念”因子、“参与型政治观念”因子和整个政治观念量表的内部一致性尚可以接受。3个因子所包含的项目在相应因子上的负荷除“一般家庭遇到大事还是应该丈夫说了算”一项为0.629以外，其余各项均在0.70以上，说明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

 

(4)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

 

本研究分别对受访者的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进行了测量，其中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54.2%，专科及以下的占45.8;党员占28.5%，非党员占71.5%。

 

(二)文化资本对城市居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

 

为了检验本研究提出的5个研究假设，梳理文化资本对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的影响，我们以网络政治参与为因变量，以政治知识、政治技能、政治观念(包括臣属型政治观念、参与型政治观念、狭隘型政治观念3个维度)、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为自变量，同时引入性别、年龄、民族、网龄、网络使用频率和网络使用时间为控制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在所有变量中，政治知识、政治技能、政治观念(包括臣属型政治观念、参与型政治观念、狭隘型政治观念3个维度)、年龄、网龄、网络使用频率和网络使用时间为定距变量，性别、民族、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为分类变量。我们先对分类变量进行虚拟变量处理后引入回归方程。其中性别以女性为参照，民族以少数民族为参照，教育程度以大专以下为参照，政治面貌以非党员为参照。回归分析结果见表6。

 

从表6可见，模型的削减误差比例为21.7%，且达到了显著性水平(p<0.001)。从具体变量的影响作用来看，6个控制变量中，性别、网龄和网络使用频率对网络政治参与有正向作用，说明男性的网络政治参与程度高于女性，网龄越长、网络使用越频繁，网络政治参与程度也越高;年龄、民族和网络使用时间对网络政治参与的作用方向为负向，说明年龄越大，网络政治参与程度越低，汉族比少数民族更少参与网络政治，网络使用时间越长，网络政治参与程度越低。但是，6个控制变量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作用均不显著(p>0.05)。

 

在政治知识、政治技能、政治观念(包括臣属型政治观念、参与型政治观念、狭隘型政治观念3个维度)、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5个自变量中，除教育程度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作用不显著外，其余4个自变量均影响显著。其中政治知识和政治技能对网络政治参与有正向影响，说明政治知识越丰富，政治技能越强，网络政治参与程度越高。政治面貌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为负向，说明党员的网络政治参与程度比非党员要低。比较3个自变量的标准回归系数，可以发现，政治知识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最大，政治技能其次，政治面貌最小。

 

从政治观念3个维度与网络政治参与的关系来看，臣属型政治观念对网络政治参与的作用方向为负向，而参与型政治观念和狭隘型政治观念的作用方向均为正向。比较三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参与型政治观念的影响作用最大，狭隘型政治观念次之，而臣属型政治观念的影响作用最小。这意味着，拥有参与型政治观念的网民，其网络政治参与程度高于拥有狭隘型政治观念和臣属型政治观念的网民，越是拥有参与型政治观念，其网络政治参与程度越高，而越是拥有臣属型政治观念，网络政治参与程度越低。 综合5个自变量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作用，本研究的假设1、假设2和假设3均获得证实;而假设4则没有获得证实，假设5获得部分证实。

 

五、结论与讨论

 

互联网浪潮已席卷全球，猛烈冲击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改变和形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引发了包括政治参与在内的社会行为的转变，大大增加了政治参与的不确定性。本研究以文化资本理论为基本视角，对我国城市居民的网络政治参与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文化资本对我国城市居民的网络政治参与有显著影响。研究的主要发现如下：

 

1.我国城市居民的网络政治参与水平总体偏

 

低。在本研究具体测量的9种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中，即使参与比例最高的行为，经常和较多参与的比例也不超过20%，而参与程度最低的网络政治方式，较少甚至从不参与的比例则达到了78%。总体而言，我国城市居民网络政治总体参与水平不高，并且以参与网络政治意见表达和交流为主，网络政治行动的参与比例很低。

 

2.人口特征和网络使用变量对网络政治参与没有显著影响。性别、年龄、民族等人口特征变量和网龄、网络使用频率和网络使用时间等网络使用变量，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均不显著。

 

3.文化资本对网络政治参与有显著影响。本研究从具体化文化资本和制度化文化资本两个方面切入，定量分析了文化资本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作为具体化文化资本的政治知识、政治技能、政治观念，以及作为制度化文化资本的政治面貌，都对网络政治参与有显著的影响;不同类型的文化资本对网络政治参与有不同的影响，与制度化文化资本相比，具体化文化资本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作用更为显著。

 

国内外学者对网络政治参与的研究，也有与本研究类似发现。例如李亚妤通过对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网民网络政治参与的调查发现，网民对参与网络政治普遍缺乏热情和积极性，存在着数量庞大的网络政治“冷漠者”和“隐形人”，网络政治参与水平不高。[25]Gibson等人在英国的研究发现，尽管白人女性的线下政治参与程度低于男性，但在网络空间中，政治参与并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Schuefele等人发现，无论是网络的娱乐休闲使用，还是信息使用，对政治参与都没有显著的影响。[26]Quintelier等人发现，网络使用时间对青少年的政治参与并无直接影响。[27]这些均与本文的研究发现基本一致。我们认为，人口特征变量和网络使用变量之所以对网络政治参与没有显著影响，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互联网作为一个复合媒介呈现出来的全新的二元交织时空结构和时空特性，转变了网络行为的行为逻辑。[28]由于互联网的推动，现实社会生活中有着确定物理和社会边界的区域化行为场所，正越来越被物理地点缺场的虚拟场所取代，从而造成场所边界的模糊甚至消失，由此，人们在网络空间的社会行为，也成为一种发生在边界之上或者说跨越边界的活动，并呈现出一种不确定、跨边界、碎片化的特征，从而导致对现实政治参与来说十分重要的人口变量和媒介使用变量的影响作用，变得模糊和不确定。Polate认为，尽管网络使用大大增加了获取政治信息的可能性和便捷性，但并不一定导致政治参与的增加，[29]因为获取政治信息与政治参与行为之间仅仅是一种间接相关，网络使用程度的增加并不必然导致政治参与行为的增加。

 

篇4

当代高校大学生已经成为网络信息时代的最主要的参与者，而且就本身而言高校大学生也是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主要攻坚重要对象。只有更好的疏导大学生，才能让他们正确认识网络文化的是与非。

一、网络文化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表现

当今是一个信息化时代，在信息化时代中各种信息泛滥必然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那么，不言而喻高校大学生肯定会受到相当深远的影响。

(一)网络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影响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是我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中的最主要参与者，他们在这一过程的作用是相当大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把人的主体性教育作为发展目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要想很好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把握住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命脉。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不断接收到外界网络文化相关信息，导致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生很大变化。据调查部分思想政治教育者在面对网络文化时已经出现力不从心的心理状态，极易在这种文化环境下迷失方向。

(二)网络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影响

我国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归结来就是“三观”教育，“三观”教育是积极吸收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概括出来的，它始终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我们进入网络信息化时代，某些西方发达国家利用网络进行各种所谓普适价值观宣传等，部分抵抗力稍弱的学生就会被负面影响。高校学生如果不仔细辨识就会陷入里面，这就在很大层面上需要我们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积极吸收网络文化值得学习的内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所宣讲的内容不感兴趣，甚至部分受教育对象认为这些东西过时了，他们从网络文化中获取的信息和平常所讲的内容互相矛盾。这样，思想政治教育就受到网络文化的挑战。

(三)网络文化对高校思想教育工作者素质的影响

网络由人类创造和发明的，网络信息平台相比传统的信息平台，它的数据量巨大，资源种类丰富多彩。部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在这种时代下对于互联网信息化平台感到相当陌生，他们不能熟练操作和运用这个平台，这样的话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很难有效发挥作用。一般而言，如果思想政治教育者熟悉网络语言，了解网络文化发展趋势，就容易在大学生中树立威信。但是，在网络文化时代下，高校学生通过上网就可以了解各种信息，这就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原来那种对信息自信局面被狠狠的打破了，我们不再具有从前那么大的威信，这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敲响了警钟。

二、网络文化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成效的原因

(一)灌输方式单向和教育有效性降低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就是一种单向的教育灌输方式，在我看来这种灌输方式是极其不平等的，而且使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很容易产生抵触的情绪。由于网络文化的影响导致高校单向的教育模式已经不能很好满足高校学生的需要，自然而然它的有效性被逐渐削弱。本身这个问题就积累了很久，在加上网络文化背景下各种信息泛滥，最终导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降低，进而导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地位发生变化。

(二)教育者敏锐性缺乏和人格魅力下降

由于网络信息化的发展某些思想政治教育者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主要原因就是对当前我国社会环境影响的敏锐度不够，一些大学生通过网络获取一定的信息，他们通过思考提出了一些热点、难点问题，但是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者不能够进行比较深层次的探究。这就导致我们某些老师对于大学生面对网络文化影响时不知所措，那么这个问题往后延伸就十分严重了。随着时代的进步部分教师已经对新的知识越来越难以把握了，间接让学生认为教师的知识水平不够，导致教师魅力有所降低。

(三)教育对象自主平等意识增强

由于网络文化具有虚拟性的特征，因此在上网过程中网民之间的交往角色也是虚拟的，在虚拟环境中不用像在日常生活中那么的拘束，网络世界中网友之间的交往都是平面化的。网络文化中充斥着大量的关于平等和自由意识的宣传，大学生本身就对新鲜事物比较好奇。并且这些东西和大学生生活又比较贴近，那么问题随之而来，如果任由大学生去接受这些思想，那么产生的后果不堪设想。

三、应对网络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挑战对策

(一)转变教育观念，倡导主体性教育理念

在网络文化下要让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须不断改变以往工作理念，树立起一种全新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即必须提倡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主体性，最后构筑成一种全新的师生关系。师生关系一直以来是一个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在网络信息时代下，思想政治教育者需要针对性的梳理网络文化，尽力帮助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充分认清和辨析各种复杂多样的现象，始终把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主体性放在首要位置，努力让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能够积极主动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当中。其实师生之间本来就是平等的关系，只不过是某些思想政治教育者不能够或者说不知道该如何搞好师生之间的关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要正确认识当前网络文化带来的新挑战，并且要在这种新形势下不断转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念。

(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网站，提高网络教育力度

在网络时代大潮流下，建立一个很受人们欢迎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站的压力可想而知有多么大，在网络时代下当代高校学生思维方式变得更加活跃并且更加善于接受新鲜的事物。因此当我们在建设思想政治教育网站时需要着重考虑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想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起一个好的红色网站。有些思想政治教育网站总是那些内容而没有推陈出新，还有的就是一个空架子等等问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站要有一些实质性的内容，不要总是放一些大道理和理论在上面，这些网站必须要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实际生活相结合。思想政治教育网站不能一味总是枯燥无味的，要让此类网站具有较强的活力。这才能够被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很好的接受。只有这样思想政治教育者和思想政治教育两者之间才能实现双赢。当我们在对网络文化的积极健康有利方面进行宣传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要把信息化平台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做好。新时代下思想政治教育者就要有敢为天下先的这种大无畏气概，要无所畏惧努力向前走。思想政治教育者要不断端正自己的态度，提高自身素质以便更好地为思想政治教育服务。

(三)优化教育内容，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渠道和方式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面临网络文化巨大的挑战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需要整合各种资源努力完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要不断优化教育内容，然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优化和创新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处理好的，特别是在网络文化下它需要的是各方面的力量相互配合通力合作。例如建立思想政治教育网络文化终端系统，还可以开发出思想政治教育在线竞答游戏，把思想政治教育更好开展。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各种新兴媒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比较常见就是微博、微信和腾讯QQ三大主流沟通交流工具，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要把这些新兴媒体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当中。我们必须做一些具有针对性的东西来给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添砖加瓦，要拿出一些实质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出来，引领思想政治教育者不断开拓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要正确认识新兴媒体，不要总是抱着新兴媒体会扰乱思想政治教育这种心态，当然更不要抱着一棍子打死。我们承认这些新兴媒体有许多弊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其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积极的一面，思想政治教育这项工作才能开展下去。我们要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哲学思维，认真把网络环境下这些问题分析透彻。只有这样思想政治教育在网络文化的挑战下的困境才能突破。

【参考文献】

［1］万峰．网络文化的内涵和特征分析［J］．教育学术周刊，2010(4)

［2］张坤．校园网络文化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湖南大学，1998

［3］吕洪伟．浅谈网络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1(10)

篇5

一、 大众文化的界定

对于大众文化的界定，首先应该看到，今天所说的大众文化与20世纪下半叶我国常用语“人民大众的文化”已经有了明显的不同。“人民大众的文化”主要是一个政治术语，用来指代表人口绝大多数的作为历史主体的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而今天所说的大众文化则是一个文化术语，并且是在中性意义上使用的，主要是指一种由大众媒介传播的都市文化产业与公众日常消费文化形态。大众文化这个术语产生于西方，但对大众文化的定义还没有定论。大众文化一词究竟是用“mass culture”还是用“popular culture”去表述，至今缺乏公认合理的见解。但这两种用法各有其合理性，很难认定其中某一种为正确。同时它们之间在实际运用中还常常相互交叉、渗透，缺乏明显的界限。这一点本身就表明，大众文化现象历来交织着不同文化价值观以及争论，无论否定性还是肯定性用法，都传达出这一现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对此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邹广文的“从本质上说，大众文化产生于现代工业社会背景下，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一种市民文化”；张如伦认为“大众文化是大众社会的文化”；孟繁华指出“大众文化是一种幻觉文化”。本世纪初大众文化研究学者金民卿在借鉴他人的基础上从文化和大众这两个构成大众文化的基本要素进行分析，得出比较成熟的大众文化概念，他认为“大众文化是反映工业化技术和商品市场条件下大众日常生活、在社会大众中广泛传播、适应社会大众文化品位，为大众所接受和参与的精神创造性活动及其成果。”

二、大众文化的影响以及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一）大众文化的积极影响

大众文化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作为社会转型时期的产物，大众文化的兴起和发展，改变了过去单一单调的文化生活状况，把文化融入到市场经济的总体格局中，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等级制，使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成为了现代社会文化的类型概念，使得独断性文化开始转向平等性文化，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大众传媒平等地消费一切可能的文化成果，人们可以从大众文化中及时得到各种知识、信息，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发展了能力。

其次，大众文化培养了人们的开放心态和民主意识。这种民主化不仅表现在普通大众对社会文化资源共享得到真正地实现，更主要地表现在大众文化对社会文化层面上不断地增加发言权，空乏的文化承诺被实实在在的世俗文化生活所代替。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大众文化成为引导人们走出区域文化的“领路人”，帮助人们超越狭隘的乡土意识和陈旧的社会心理，将自身置于一个与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新环境，通过大众文化来分享世界各种文化的成果，逐步形成和拥有现代化的开放心态。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尤其是企业体制改革步伐的加快，人们的工作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的积极性被空前地调动和发挥出来，民主意识不断增强。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众文化不仅在建立公共文化空间和文化领域上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推动了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进程。

再次，大众文化赋予人们积极的主体意识。改革开放对人们的生活观念、价值标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社会生活中的许多禁区被打破，人们的生活环境越来越宽松和谐，而大众文化的兴起使这一局面进一步扩大，大众文化张扬个性解放，这为人们的个性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赋予了人们积极的主体意识，使人们呈现出具有时代特色的理性精神“自主、自立、自信、自强”，这种新理性精神适应了现代社会生存竞争的需要，有利于发挥当代人们的创造性和开拓精神。

（二）大众文化的消极影响

同时大众文化对人们也产生了消极影响，中国当代社会的变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多个层面，各个层面的变革又相互缠绕和渗透，形成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复杂形势。作为社会历史特定的产物，大众文化在获得历史合理性，对我国社会发展起促进作用的同时，也由于其市场特质，产生了许多消极的影响。首先，大众文化导致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的庸俗化。大众文化的市场特质，决定了其在迎合大众消费需求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以固定化的消费模式把自身推向平庸低俗，同时也把大众推向平庸低俗。表面上，人们可以通过对大众文化产品的消费获得极大的满足，但实际上，在消费过程结束后，往往又陷入新一轮的空虚，从而使他们在沉浸于感官体验的过程中日益世俗化、低俗化和感性化，并表现为行为上的功利性。以致于有人借用在西方曾一度流行的“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颓废的一代”，“坏疑的一代”等说法来指称国内的一些人。其次诱发了人们“异化”的行为方式，大众文化包含了大量非理性成分，倡导张扬个性，释放冲动，因此，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极易造成个体行为的偏激和社会公共秩序的混乱。受大众文化的影响，人们在审美价值取向上呈现感性化、世俗化的倾向。大众文化对影像化的追求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使人们更注重对文化的直观体验而将“思”的意义放逐，从而导致他们的审美取向呈现感性化的特征。同时，大众文化对感性化与媚俗化的追求，也导致了人们审美趣味的世俗化和低俗化。通俗浅薄言情的文学作品在人们当中广为流行，通俗歌曲、流行音乐成为主要的娱乐消遣。

（三）大众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党的政治优势，市场经济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而大众文化又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所以在转型期，迫切要求三者的有机结合。党的政治优势、市场机制与大众文化虽属不同的领域，但三者的关系决不是背离的，三者的结合具有客观现实性。从客观上说，党的优势与市场机制具有目标的共同性、手段的互补性、利益的一致性。从现实性上讲，党的政治优势有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最大的特殊性就是市场机制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结合。而思想政治教育又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手段。因此，大众文化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必然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产生关系。其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任务是向人们传输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价值观以及相应的法律、道德规范等，以使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向着社会主义要求的方向发展。而文化主要是由符号和语言、价值观、规范、物质产品等因素构成。可见，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再次，大众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有着共同的使命就是教育人，引导人，这种功能性的统一也必然使两者发生联系。“思想观念的改变能够带来强大的生活实践性力量，更能释放出强劲的文化创造力”金民卿的这句话也更好地说明了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同时由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暂时不能完全适应市场机制运行的特点，二者的磨合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其中出现的种种偏差、迷茫和困惑确实难以避免，由此大众文化既有其积极影响又有其消极方面。

三、大众文化影响下如何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针对人的思想意识的活动，是在思想意识上建立基本的秩序，形成个体精神与国家核心价值观念的内外统一的活动。它以人的思想为工作对象，以了解人的思想、转变人的思想、统一人的思想，为其工作的主要目标，其根本特征是其意识形态性。它的这种意识形态性，决定其在本质上要求以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统一到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为工作目标，以个人利益目标服从国家、集体、组织利益要求为工作的基本职责，以凝聚各种精神力量，实现党和国家的根本意志为其工作宗旨。这种具有特殊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对一致性和统一性要求非常明确，而大众文化的多元价值观必然与其发生冲突。面对这种冲突我们应该从以下方面进行弥合。

（一）以先进文化指导我国大众文化的发展

“任何一种文化其价值不仅在于展现人类历史过程中的生存状态，而在于它始终在一人生的选择”。大众文化以其娱乐性、流行性和大众参与性接近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大众普遍接受的文化形式。大众文化的主要功能是消闲和娱乐，但也不能远离道德，放弃“教化”的责任。应该给大众文化注入人文精神，使其承担起提升大众审美情趣和道德理性的“教化”义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大众文化应以主流文化为价值导向，提高自己的文化品位；另一方面，主流文化也应借助大众文化媒体或形式，寻求在现代文化背景下传播的更广泛的空间。

思想政治教育是教师在课堂上宣传奉献精神，首先要从理论上说明什么是奉献精神，然后要介绍奉献精神的发展演变过程，还要联系现实生活说明为什么要提倡奉献精神，教育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学生接受奉献精神这种思想。优秀的大众文化作品则不同，如电视剧《亮剑》、《士兵突击》，通过许多感人的画面赞颂了英雄们革命的一生，尽管一切看似那么平凡，平凡的人物，平凡的故事，平凡的语言，然而正是这种平凡带给我们一种强烈的震憾，让我们每一位观看者都经历了一次心灵精神的洗礼。大众文化在传播类的艺术作品时，其感染力和渗透力，确实是其他教育形式无法达到的。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将人们从繁重的劳动和学习中解放出来，是大众文化所提拱的精神食粮丰富了人们的业余生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社会学家奥古斯德所说：“闲暇是最重要的社会制度。”通过对大众文化的追随、参与，使青少年业余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从而在精神上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从而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

（二）通过大众文化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通俗性和可接受性

文化生活是世俗生活的组成部分，人民正是在丰富的文化生活中，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时代精神也正是通过文化生活的熏陶教化才能成为个体的意义世界。“大众文化由于商业化的运作方式，具有巨大的数量和广博的传播途径，大量地传播到大众的日常生活当中，对社会大众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力。”转型期的大众文化由于受世俗生活和商业原则的双重要求，表现出明显的世俗商业化倾向。这种世俗商业化倾向既使个体从神圣化的社会理想中解放出来，使每个个体得以回归到真实的现实生活中来，所以以大众文化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渗透力和可接受性，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广泛实现。大众文化具有渗透性强，影响持久以及形象、生动、直观等特点。将思想政治教育寓于大众文化当中，会使思想政治教育更生动活泼，更具有吸引力，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就能更好地产生“润物细无声”的作用，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其内容的熏染。当然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过程中，要充分调动大众文化内蕴的积极因素，以正确的价值导向引导大众文化的发展，推动大众文化向健康理性的方向发展。一方面要通过弘扬主导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观念来消解大众文化对人们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要规范大众文化的发展，提升大众文化的品位，打击各种不健康的、低俗的、黄色的文化对人们的腐蚀与诱导，从而在全社会为人们构建一个积极向上、健康理性的社会文化环境。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