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向城市发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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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教师作为一个生命个体，联结历史并指向未来，栖身并依存于周围环境，尊重历史文化，联结外部世界，滋养自身，传承文化、拓展认知、生长智慧、沉淀人格。  

然而，现代化的教师专业发展模式——以教师素质标准为追求目标，以教育科学客观知识为核心内容，以集体规训教育为主要培养方法，是一种外在于主体的力量，忽视了乡村教师作为生命的存在，产生了诸多弊端。第一，使乡村教师忽视了自己的生命潜能。生命潜能使人超越自我，丰富经验，适应环境，融入世界，享受人生，实现价值。这既是生命的重要形式，也是生命本身。乡村教师的生命潜能激励乡村教师体验生活、传承文明、融入乡土历史与现代文明、适应乡村社会文化环境。然而，在现代化的教师专业发展模式中，乡村教师被“他者”的指令规约着，生命没有受到足够的尊重与应有的释放，这样的专业化，使乡村教师生活在无聊、苦闷、无奈与忧虑的心灵挣扎之中，其作为生命存在特征的生命潜能被外在力量束缚、被自己忽视。第二，使乡村教师放弃了生活历史与个人经验。作为教师个体，他们的成长历史，个人经验是非常宝贵的发展资源，这些经验资源不仅是教师成长的基石，是同化新知识、培养教育情感的基础，也是教师作出选择的内在倾向。然而，在现代化的客观主义教师专业发展模式中，那些具有同质性与普适性的理论与方法，受到了认可与推崇，而那些异质性的个体经验与实践知识则受到轻视，乡村教师在自己的实践与生存环境中，所感悟、理解和反思得到的个体经验、历史差异，在现代化的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中，没有被发现和肯定，许多教师被迫放弃了自身独特的生活历史与个人经验。第三，使乡村教师逃离了自己的乡土文化与生存环境。现代化的客观主义教师专业发展模式致力于客观知识的传授与技能的培训，结果乡村教师专业化的注意力转向了各种教育培训和进修，他们逐渐远离了乡土气息，远离了自身的生存环境，抛弃了自身赖以发展的养料。结果，他们逃离了自己的生命，因而，其生命是孤独、贫困与不幸的。  

生命具有关系、自然、朴质、主动与共生的性质。乡村教师作为生命的存在，要释放其生命潜能，得从自己的生存环境、乡土历史与特殊文化中吸收养分。第一，让自己的生命潜能释放出来。这就需要乡村教师意识到生命潜能的存在及其力量，呼唤乡村教师从“现代化”的专业发展潮流的语境割裂状态中解放出来，从狭隘的教育功利和技术垄断的羁绊中解放出来，从依附、盲从和定式中解放出来，从习俗、传统、群体的束缚和压迫中解放出来。第二，让自己的历史与经验成为知识的重要来源。乡村教师的发展应该内含于自身生活的过程之中，通过生活的展开而与周围环境发生诸多联系，在与自己所处环境的互动中建构起属于自己的知识，从而扩展乡村教师生命的疆域，重建丰满的生命存在，丰富其生命意义。第三，让自己的乡土文化与现代世界联结。这就要求乡村教师树立关联性文化观，意识到自己与自己生存世界的关系，即意识到自己与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发展困境与发展策略的关系；能够以宽容、平和、理解的心态，处理好主流与非主流、乡土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等文化的；为农村培育新人，并与他们一道传承乡土历史文化的积淀，创造现代农村生活与现代农业文明[1]。这样，乡村教师的生命才能如其所是，恢复其自然、主体与整体性质。  

二、予乡村教师物质倾斜，成就其生活之富  

目前乡村教师的物质生活方面，还面临许多问题。第一，乡村教师的经济收入偏低。有学者对我国1978年至2010年期间教育行业工资水平进行了纵向分析，发现1978年以后的大多数年份，教育行业的工资水平都低于社会平均工资。1999年以后，教育行业的平均工资保持在高于社会平均工资的水平，但多出的幅度并不大。多年来，教育行业平均工资在国民经济多个行业中的排名处于后50％，属于中等偏下的水平[2]。处于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地区的乡村教师，其“收入主要是靠工资收入，而且工资又只是名义工资，许多‘空调’部分农村教师或许永远都不能兑现”[3]。他们的经济收入水平长期以来处于更为糟糕的状况。第二，城乡教师待遇的显著差距。目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实行岗位绩效工资制度，岗位绩效工资由岗位工资、薪级工资、绩效工资和津贴补贴四个部分组成。其中岗位工资和薪级工资是基础性部分，实行国家统一的政策和标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差别不大。但由于各学校所处的位置不同，经济发展不均衡，绩效工资和津贴补贴等辅工资城乡差距显著。据《广东教育改革发展研究报告(2013)》披露：尽管这些年广东省教师待遇得到切实提高，但城乡教师待遇差距过大，雷州市的教师月平均工资仅为1879元，而深圳教师月工资最低的盐田区为10353元，后者是前者的5.5倍[4]。另外，据《国家教育督导报告2008》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全国近50％的农村教师和县镇教师反映没有按时或足额领到津补贴。全国农村小学、初中教职工人均年工资收入分别仅相当于城市教职工的68.8％和69.2％[5]。  

当前，要想真正改变农村教师“下不去、留不住、干不好”的状况，实现城乡教师均衡，必须针对乡村教师进行物质倾斜，改善乡村教师待遇。第一，转变教师待遇的观念，切实提高教师经济收入尤其是乡村教师的经济收入。在当前，我国教师待遇偏低是个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与教师待遇的观念问题有关。应从“教师待遇不低于公务员待遇”的观念，向“教师待遇应高于公务员待遇”的观念转变；从过分依赖于舆论宣传(务虚)提高教师地位，向真正地提高教师的待遇(务实)转变；从提高教师待遇是为了稳定教师队伍的近景观念，向提高教师待遇旨在吸引优秀人才从事教师职业的教育可持续发展的远景观念转变[6]。此外，还应树立农村教师待遇高于城市教师的观念。第二，贯彻落实中央政策，建立省级介入、县级统筹的乡村教师待遇保障机制。2013年9月，教育部、财政部印发《关于落实2013年中央1号文件要求对在连片特困地区工作的乡村教师给予生活补助的通知》，提出“落实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坚持‘地方自主实施、中央综合奖补’的原则，地方是落实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的责任主体，所需资金由地方财政承担，中央财政给予奖补，其中，综合奖补资金可以由省级财政统筹用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相关支出”。如自2013年起，广东省对非山区县农村边远地区和山区县义务教育学校实施教师岗位津贴制度，其中经济欠发达地区71个县(市、区)由省财政给予资金补助。据统计，全省有33万多名教职工享受岗位津贴，月人均岗位津贴565元，今年有望将补助标准的基数提高至人均700元/月[7]。通过加大省级财政支持力度，为改善乡村教师待遇提供强有力保障，其他省区应该根据各省实际情况，借鉴广东省改善乡村教师待遇的做法，贯彻落实政府制定的对乡村教师进行生活补助的政策。第三，实施差异补偿。教育部门可以按农村学校的位置、生活条件、交通条件、卫生医疗条件、邮电通讯条件和工作环境等因素，确定若干类别，为在农村学校任教的教师发放特殊津贴。就补偿的具体措施而言，在考虑教师工资均衡化的同时，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离县城的空间距离为核算标准进行计算，设立不同的津贴，津贴额度应有一定力度，而非点缀性、象征性的。物质补偿可分为城市、郊区、农村三个梯度，体现出差异性、实质性，使农村教师在物质上能得到预期的物质补偿，使其总收入能够适当高于城市教师的总收入。  

三、容乡村教师之异质，成就其创造之乐  

异质，乃生命的属性，有个性、不同、特殊性之意。不同的异质，构成了世界的差异性与多样性。异质即存在。乡村教师之于城市教师，是异质；不同的乡村教师之间，其个性俨如其面，各不同一，亦是异质。异质并非一个价值判断，它是一个中性词汇，不具有褒贬的含义。古人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教师群体虽然由异质构成，但他们和谐共生，互竞同进，生机勃勃；但如果使异质的教师群体人为地同质化，他们则互相抗争，钩心斗角，萎靡不振。异质是创新的种子，是创新的本质。自由是异质的条件，创新在那里孕育。赵汀阳认为：“个体的自由有三种形态——否决权的自由、选取权的自由和创造权的自由。”教师的教学自由就是这三种自由的集合，即教师拥有对于教学计划的否决权，拥有对于教学知识的选取权，还拥有对于教学方法的创造权[8]。厚生，就是承认城乡教师异质的存在，就是尊重乡村教师对于教学自由、教学创新的权利，让乡村教师在自由民主的教学氛围中，有教学计划的否决权、教学知识的选取权和教学方法的创造权。惟其如此，乡村教师方可舒展人格、活跃思维、发展智慧、迸发创造潜能，成就其工作之乐、创造之乐。  

然而，目前我国城乡教师发展，缺乏对异质的包容，同质化现象普遍，主要表现在：第一，趋同的教师专业发展模式。在现代化教师专业发展道路上，乡村教师与城市教师一样，其发展道路完全被纳入一个无差别的趋同的专业化模式。可是，乡村教师及其生存环境与城市教师相比，存在难以克服的异质性。城乡教师专业发展同质性与城乡教师生存环境异质性的矛盾，迫使乡村教师的专业化过程被引入一场几乎没有终点的追赶城市教师的艰难旅程。第二，趋同的教师工作目标与内容。目前，学历主义导致的片面追求升学率，使教师以升学率为追求目标，实现教育内容的标准化，教学技术的程序化与教学方法的模式化。在这一过程中，乡村教师丧失了自己的特殊性质。他们在教育理论专家或技术组织面前，完全丧失独立意识与自由人格，仿佛上了一台永不停歇的跑步机，除了跟着它走以外别无选择，最终沦落为专业“知本家”指导下的技术“工人”。乡村教师这种被动专业化过程，被吉鲁称为“教师工作无产阶级化”[9]。第三，趋同的教师评价体制。在学校强调升学率、学生成绩等评价方式下，乡村教师的职责被认为就是帮助农村学生在升学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让学生能够凭借学业上的“成功”从此走出乡村。这种理念束缚了乡村教师对教育价值的全面认识和把握，直接影响了教师的教学实践，导致教师把知识传授、应试技能的培养看做是教育评价的目标和价值，把教学简单化和机械化，缺乏对教育价值的独立思考和对教学方法的整合，在这种机械重复化过程中，教师的创造潜能受到束缚，教师的个性特征受到约束，教师的工作失去了应有的个性自由。  

包容异质，让乡村教师体验教学自由、成就其教学创新与创造之乐，笔者的策略是：第一，寻求符合乡土文化的教师专业发展道路。教学创造是教学自由的最高层次，也是教学的最高境界，教师的教学自由归根结底就是要求教师要进行原创性教学。然而，这种高境界的教学实践因为没有可以依傍和效法的陈规旧则，所以只能依据教师自己内在的强大的精神法则，尊重他们的历史经验，联结他们的文化境遇，充分利用其可依赖的环境支持。因此，对实施教学活动的乡村教师应予以肯定和支持，相信他们有潜质、有热情、有意志、有能力思考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可以在教育学术上标新立异，自由创造。第二，乡村教师要寻求对自我信念、经验与方法的认同。教学自由是教师按自己意志行事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一方面源自制度性的许可，另一方面源自教师的自我认可。“真正好的教学不能降低到技术层面，真正好的教学来自于教师的自身认同与自身完整。”[10]作为乡村教师，只有不断地追求自我认同，即经常对“我是谁”、“我在哪里”、“我能做什么”、“我可以怎么做”等这样的问题进行追问，才能不断地认同自身职业的内在价值，不懈地对自我发展进行全新的认识，从而充分实现自我，并成为体验工作乐趣的自由主体，臻于主体的创造和自由之境。第三，树立责任与使命意识。作为乡村教师，更应该认识到乡村教育、乡村学校、乡村教师的职责。学校之于乡土的意义应该是引导、构建、扶植乡村文化，引领乡村社会健康积极的文化生活。乡村教育的责任在于为乡村少年的生存奠定一份基石，不仅是为了找到求知的乐趣，创造的热情，更多的是他们自我生命生存根基的培植，这个根基是基于乡村文化的丰富、认同、承载之上，为他们的成长增添一份厚度，让生命尊贵地、骄傲地存在于大地，立足于人间[11]。乡村教师只有认识到乡村教育的责任，认识到自己所担当的重任，才不会被当下的功利思想所腐蚀，才会体会到作为乡村教师的价值与乐趣。  

四、申乡村教师知识分子之地位，成就其价值之重  

篇2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1)008-184-02

1　旅游城市化的概念

“旅游城市化”(tourism urbanization)是Mullins最早提出的，他认为旅游城市化是20世纪后期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基于后现代主义消费观和城市观(注重享乐，pleasure)的一种城市形态，是一种建立在享乐的销售与消费基础上的城市化模式。自这一概念提出之后，不少学者对我国旅游城市化现象进行了实证研究，对于旅游城市化这一概念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其中，黄震方认为“所谓旅游城市化，是指旅游区非城市人口向城市转移和聚集，旅游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在人们的旅游活动中作用逐渐增大的现象。其核心是指旅游发展以城市化的模式展开”。王冬萍等对旅游城市化的定义是：旅游的发展带动人口、资本和物质等生产力要素向旅游依托地区积聚和扩散，从而带动城市地域的不断推进和延伸的过程，它包括使城市规模扩大和使城市质量提高两方面的内容。smart指出，乡村的优良环境和低成本建设使乡村旅游开发容易切入到乡村城市化的进程中。Kelly认为，乡村旅游开发使部分农民被“挤出”农业生产方式，进入旅游劳动力市场，成为“市民”的一部分。

基于以上对“旅游城市化”这一概念的探讨，笔者认为，旅游城市化应是以旅游为主要推动力带动区域内相关产业协同发展，并进而引发区域内人口结构、经济结构、地域空间以及居民生活方式转变的区域城市化发展模式。在我国一些工业基础薄弱，但生态环境良好、文化底蕴深厚、旅游资源丰富的乡村地区均可尝试以旅游城市化发展模式促进区域发展。

2　研究区域概况

2.1红坪镇简况

神农架自然保护区地处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是国际“人与生物圈”保护网成员，是亚洲生物多样性示范基地，是人类不可多得的一块绿色宝地，在华中、华南独一无二，在神农架开发旅游资源潜力巨大。地处神农架林区中西部的红坪镇，位于松柏镇及木鱼镇两大中心镇的中点，北接长沙坝、东沟，南临沙包子、天坑，东连田家屋厂、凤凰岭，西望肖箕沟，地形狭长，镇区面积0.7平方公里，

2.2旅游城市化发展条件分析

位于神农架中西部的红坪镇，全镇以农业和旅游业等第三产业为主，其南连木鱼镇旅游开发区，北靠燕天生态旅游风景区，有着一肩挑两镇的重要地理位置。同时它也位于湖北省“十堰、神农架、宜昌”旅游经济带上，区位优势十分明显。镇内山清水秀、风光绮丽，素有“十里画廊”之称，加上集科研、考古、观赏于一体的“远古人类遗址”古犀牛洞群，使其在国内游客心目中享有盛誉。

2.2.1旅游资源极为丰富

红坪镇境内旅游资源得天独厚，辖区内有著名的国家4A级景区及国家森林公园神农顶风景区、天燕风景区、红坪画廊，有远古人类遗址古犀牛洞景区、画廊谷景区，有中国南方唯一的神农架滑雪场等等。天燕风景区是神农架中部旅游之热点，有燕子垭、燕子洞、会仙桥、燕舞亭、刘享寨、天门垭等景点。神农顶风景区始建于1982年，1986年升格为国家级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199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人与生物圈计划保护区。总面积105.7万亩，有小龙潭、金猴岭、风景垭、神农顶、板壁岩等景点。神农架滑雪场是应国家体育总局“北雪南展”的构想于2004年建成，是华中地区第一家规模最大、功能齐全、采用人工造雪和天然雪相结合的滑雪场，可同时容纳3000人进行雪上娱乐活动。滑雪、滑圈、雪地摩托、羊拉爬犁、雪橇、雪地自行车等雪上项目丰富多彩，是冬季赏雪、滑雪、激情演绎林海雪原的最佳地。

2.2.2红坪镇的城镇建设已初具规模

目前，红坪镇的城镇建设已初具规模。近几年，在政府的大力引导下，红坪镇一是积极引进投资建设旅游配套设施，先后共引进资金近2亿元，建成了红坪山庄、红坪酒店、画廊阁宾馆、灵犀宫、天凤山庄等一系列宾馆酒店。二是投资70多万元设计建造了红坪河堤、桥梁、栏杆。三是积极改造集镇街道上原有房屋，对街道进行24小时保洁。

3　红坪镇旅游城市化实施路径

从旅游业发展的六要素考虑，提供良好的“食住行游购娱”条件，是促进旅游业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途径，是通过建设特色小城镇，以旅游型城镇带动区域经济的健康、持续、快速发展。

3.1着重建设旅游基础设施及相关配套设施

神农架自然保护区与武当山道教文化游览区、三峡风景区是湖北省重点发展的三大旅游景区。作为湖北省的旅游窗口，神农架自然保护区有着自身发展和对外扩大湖北省旅游形象的重大责任，在自然山水风光占有很大比重的同时，旅游基础设施及其配套设施建设也十分重要。由于红坪镇在神农架林区所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而又特殊，而将其定位为旅游接待镇，其特色化的城镇建设不仅对其自身发展至关重要，对于促进神农架自然保护区的旅游业发展也有着很大影响。镇区旅游接待能力、配套服务设施和城镇建设的景观都将对旅游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这些方面完善了，才能使红坪镇的旅游经济得到持续发展，从而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提高该镇的经济水平。

对于红坪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应着力于发展庭院绿化和街道植树，发展城镇特色，搞好镇内各级设施的配套和建设，完善城镇道路、供电、给排水等基础设施，逐步完善下城的辐射、吸纳和服务功能。

3.2以旅游开发促进农业产业化

一直以来，农业都是红坪镇的支柱产业，但其农业主要以传统农业为主，要实现乡村城市化，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必须要摆脱“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以旅游开发促进其农业产业化发展。可以建立各种农产品生产和加工企业，如无公害蔬菜工厂等，以保证农业持续、快速、稳定发展：突出其生态、旅游镇的主体努力发展观光农业、旅游农业、生态农业、休闲农业、庄园农业、特色农业等，不断扩大农业的功能，为农业注入新的活力：要以市场为导向，大力发展优势、高效和特色农业，积极推进贸工农一体化、产业化，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和社会服务水平。目前，可以采用“公司+农户”形式，实行贸工农一体化、产业化经营，改变产品“原始上市”、生产“千家万户”、销售“提篮叫卖”式的状态，以提高农副产品附加值，把农业建成高值盈利的产业。

3.3以生态旅游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红坪镇作为神农架自然保护区的旅游接待镇，大力开发生态旅游是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首选道路。

3.3.1确定合理的旅游环境容量

旅游环境容量是在不破坏旅游区环境的前提下，所能接纳的旅游者数量，是由旅游资源容量、旅游生态环境容量、旅游社会环境容量、旅游经济环境容量和旅游感知容量中的某一或两个决定，决定生态环境容量的为旅游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容量，取二者的最小值。　确定合理的环境容量，将旅游对环境的影响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使该地区的生态平衡能长期维持。

3.3.2从生态学原理出发，对红坪镇进行全面的生态设计

将红坪镇建为生态旅游镇，其旅游设施应尽量选择在生态旅游场所的，服务设施应“因陋就简”，要采用天然原材料，因地制宜，这样不仅有利于防止设施对景色的破坏，而且可节省费用增加商业可行性。在道路的修建上，要以自然地貌为基础，避免城市化道路设计。在旅游区内要尽量使用太阳能或电能为能源的交通工具，或者让游客以步代车。在红坪镇镇内要修建符合生态旅游要求的生态饭店、旅游农庄、民俗度假村等，要注意清洁生产，服务生态化，资源厉行节约，建立绿色企业文化。

篇3

一、城乡一体化与美丽乡村的内涵

美丽乡村建设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十二五”期间，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美丽乡村是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农民，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加大强农富民政策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是一个城市管理者应正确妥善处理好的问题，为此，必须梳理出城乡一体化及美丽乡村的具体与建设要求。

（一）城乡一体化。城乡一体化是指导城乡之间通过资源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城市对乡村的辐射带动，逐步缩小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进而使城市和乡村形成一个相互渗透、相互融合、高度依赖、共同繁荣的整体系统。

（二）美丽乡村。美丽乡村的“美丽”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生态良好、环境优美、布局合理、设施完善；二是指产业发展、农民富裕、特色鲜明、社会和谐。具体包括科学规划布局美、村容整治环境美、创业增收生活美、乡村文明素质美等四个层面的“美”。由此可见，美丽乡村之“美”既体现在自然层面，也体现在社会层面。

二、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美丽乡村的意义

（一）建设美丽乡村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点难点，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必然要求。为实现党的十提出的建设美丽中国，蓬莱提出了“人间仙境、美酒之乡、休闲天堂”的建设目标，就必须统筹城乡建设，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让广大农民得到实惠，增加收入，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二）建设美丽乡村统筹城乡发展的具体体现，是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途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城乡一体化是基础。加快建设美丽乡村，就要加快完善体制机制建设，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让广大农民享受到和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

（三）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美丽乡村是构建和谐社会重要内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美丽乡村建设包括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治和管理民主等目标任务，其中蕴含着生产集约高效、生态环境良好、生活低碳富裕等现代文明要素以及社会各要素的和谐统一。没有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没有农村现代化的建设、没有农民住房条件、生存环境的改善和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就不可能建成真正小康社会。

三、蓬莱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美丽乡村中应着力加强的几个方面

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要义在于构筑平等、协调、相互配合的新型城乡关系，美丽乡村建设的目标取向是立足于特色基础，依托于特色优势，取胜于特色发展和农民的自觉参与。结合我在北沟镇贺家沟村的住村帮扶情况来看，我觉得从北沟镇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美丽乡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来解决实际问题。

（一）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缩小城乡差距。既然制约“三农”问题有效解决的深层次矛盾是城乡二元结构，那么，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逐步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发展一体，这是解决好我国“三农”问题的必然选择。加大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力度，加快城乡公路网规划未修编和调整，完善干线路面、聚焦区和中心村路网。结合今年的“道路网格化”建设，北沟镇年内投入2800万元完成57.4公里村内路硬化和连村路打造，彻底解决村民的出行难题。

（二）搞好规划，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创建。科学编制村庄建设规划。在对各村全面摸底的基础上，梳理出一批重点建设的村，分等级分批次开展美好乡村建设工作。以村庄建设、环境整治为突破口，努力打造一批综合实力强、基础设施好、社会服务完善、乡风文明的示范村。及时组织各村进行交流和学习，相互借鉴好的做法，重点做好点、线、片、面结合三篇文章，以“连点成线，以线带面，全面推进”的创建思路，把“点”上的景连成“线”上的景，再构成“面”上的景，使美丽乡村创建工作成为推动我市城乡统筹发展的源动力。今年以来，北沟镇的“蓬莱美丽乡村”创建活动将按照“一轴、一片、两区、两中心”思路进行创建，重点对以北姜路为轴心的区域进行重点打造。“一轴”，即整体打造以北姜路沿线村为轴线全面铺开；“一片”，即对以蔚阳山为中心的刘家、大姜家、西吴、曲家庄、孙陶、小姜家、河润、两铭等八个村为区域进行连片打造，全面提升美丽乡村创建品质。

篇4

文章编号：1003-4625(2007)11-0045-04　中图分类号：F830．34　文献标识码：A

从1994年开始，我国农村金融出现了存贷差，并且差额呈逐年扩大趋势，大量农村资金被金融系统转移到了城市。农村金融发展的落后严重损害了乡村农业和非农产业的资本积累，使资本更为迅速地向城市集中，这是造成我国城乡差距扩大的关键原因之一。河南省是我国第一农村人口大省，城乡金融差距显著，其农村金融发展面临的困境和成因在我国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

因此，对河南农村金融发展对策的讨论可以为我国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践提供有益的探索。

一、河南农村金融困境分析

(一)农村金融供需缺口巨大

由于农村金融组织发展的滞后，农村的金融供给总量提高缓慢，难以满足新农村建设中日益增长的农村金融需求。农村金融供需缺口的存在集中体现在县域金融机构的资金外流。截至2005年末，河南省县域金融机构存款余额3947亿元，贷款余额2281亿元，与1999年相比存款增加了2282亿元，而贷款仅增加了509亿元。7年间，县域存款占全省金融机构存款的比重下降了3个百分点，而贷款则下降了15个百分点，存款大量流入了城市，2005年末，河南省县域金融机构上存资金余额为1614亿元，上借的资金余额为573亿元，仅通过该渠道就净流出资金1041亿元。2006年底，河南省农村人口占全省人口的67.5％，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16.4％，河南省农村居民储蓄存款占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比重为23.6％，而所有金融机构信贷中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分别占各项贷款总额的10.3％和1.9％，合计仅为12.2％。

另外，根据世界银行2004年的研究，中国农村非农产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远远高于城市工业，2001年曾高达5.2倍。以上数据说明河南农村的金融需求还远未得到满足，巨大的金融缺口限制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也降低了金融资源的使用效率。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深入开展，农村的金融需求必将快速增长，为农村金融供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农村金融服务种类单一

在农村金融需求数量上得不到满足的同时，现有农村金融服务的种类又过于单一，阻碍了农村资本的形成。

首先，农村融资渠道单一，正规渠道只有间接融资方式，直接融资方式则主要以非正规甚至是非法的民间金融形式存在，农村企业很少通过发行股票债券来筹措资金，金融机构之间同业拆借无法进行，农民个人的货币结余也只能选择储蓄存款，没有更多的投资渠道购买证券、保险，从而更多地依赖间接融资。

其次，农村金融的中间业务产品极少，目前只有结算、汇兑等少量传统的中间业务，抵押、担保、承兑、贴现、承诺、咨询服务、代收代付等业务还很少。

再次，农村地区证券、信托、基金等投资银行业务尚属空白。另外，在服务种类无法满足农村金融的同时，现有的服务项目价格又过高，造成了农村金融服务的低效率。

2003年底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扩大到[0.9，2]；2004年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调整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通知》把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最高上浮系数调整为基准利率的2.3倍。目前河南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利率普遍接近上限，一年期贷款利率一般在10％左右，不仅高于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甚至高于民间借贷的利率，过高的利率使众多中小企业和农户望而却步。

(三)农村金融机构的金融资产质量差

农村金融体系的风险整体较高，金融资产质量整体较差。农业银行虽然剥离了大量的不良资产，但其不良贷款率在各大商业银行中仍是最高的。农业发展银行在办理粮棉油收购专项贷款过程中，资金时常被挪用、挤占，贷款回收率低，目前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贷款。农信社的风险问题更加突出。农信社几乎承担了历次农村金融改革过程中产生的大部分成本，再加上长期以来产权不清、经营管理混乱，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大量农信社资不抵债，经营十分困难。

2005年末，河南省县域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为824亿元。尽管经过各方的不懈努力，比如，人民银行通过发行央行票据对全省农村信用社置换其不良资产达119亿元，贷款的不良率有了大幅度下降，由2000年的49％降至2005年的36％，但这一比率仍高出全省金融机构贷款不良率16余个百分点。

(四)农村金融组织的结构不合理

河南农村金融组织虽然表面上具备了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等合作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机构，但在结构上还存在很大的缺陷，各类金融机构都未能在支持农村经济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继工行、中行、建行等商业性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的分支迅速撤并以后，作为农村地区惟一国有商业银行的农行也显示出较大的“城市化”倾向，其支农的效果不佳，在县域内的贷款也更多地投向工业领域，对农业的直接支持不足。农业发展银行名义上是政策性银行，但目前的状况是业务过于单一，不能向一般的涉农企业和农户提供贷款。农民和农村地区中小企业接触最多的依然是农村信用社。可以说，农信社在农村地区居于垄断的地位，但由于其自身存在大量的经营管理及体制问题，社员的利益往往无法得到保障，近些年来农信社的商业化倾向也与河南省农村经济落后的省情不相适应，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广大农户的利益。在正规金融发育不良的同时，民间非正规金融则在法律上被否定，得不到正常发育的机会。另外，河南省农村金融还存在很大的地区结构差异，从发放的贷款分布来看，2000年到2004年间，有的县(市)贷款增加了6个亿，而有的县(市)贷款减少了5个亿。

二、河南农村金融困境的成因剖析

(一)农村经济落后

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是正相关的。一方面，发达的金融系统可以提高经济中储蓄和投资的总水平，增加资本形成的数量，并通过竞争保证资金首先流向投资风险小、回报期短、盈利水平高的产业和地区，提高投资的效率和边际收益，从而提高资本运用的质量，这被称为金

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引致增长效应”(Growth-Inducing Effect)。

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也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首先，经济增长为金融发展提供了需求拉力，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和表现的投资增长和消费增长，都需要足量和适当的金融服务为其提供支持；其次，经济增长为金融发展提供了供给推力，这主要是伴随经济增长而逐步完善的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系统，以及市场经济观念――尤其是信用观念的深入人心，使金融交易成本大大降低，有力地推动了金融发展。

然而，河南省农村经济还很落后，城乡差别巨大，并且仍在继续拉大。2006年，河南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261.03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810.26元，前者仅相当于后者的33.24％。农村地区的金融需求虽然处在上升阶段，但由于农村地区整体经济环境及相关制度的缺乏，农村地区的经济机会与城市地区相比不够明显，无法对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性金融机构)形成有效地吸引。农村与城市之间巨大的基础设施差距也使农村金融机构成长缓慢，同时加剧了农村资金向城市的集中。因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往往意味着更高的投资回报，并且农村居民所必需的医疗、高等教育、文化娱乐等资源大部分集中于大中城市，农村居民在这些方面的消费也加剧了农村地区的资金流失。目前河南省的城镇化率还很低，特大城市和小城镇功能都不完善，众多中小城市急需大量资金投入以提升自身实力，迅猛而大规模的城镇化也会对农村金融的发展造成一定的挤压。农村金融发展的滞后又使农村经济的货币化水平难以提高，不利于货币政策的实施，也不利于农村地区乘数效应的实现，这又反过来限制了农村金融的发展，形成了恶性循环。因此，河南农村金融欠发达的根本原因依然是农村经济的欠发达。

(二)农村金融组织管理机制混乱

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农村金融也正在从计划金融向市场金融转轨，但我国(尤其是包括河南在内的内陆地区)的农村金融向市场金融转变的步伐太慢，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计划经济色彩仍很浓厚，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环就是产权改革缓慢，有效的治理结构尚未建立，组织管理体系混乱，非规范化运行。农业银行虽早已启动商业化改革，但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尚未建立，委托关系效率低下，经营目标多元化以及价值标准政治化，导致了经营管理的混乱、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的缺失、经营行为的扭曲。农信社长期以来产权关系模糊，“三会”形同虚设，政府干预严重，“内部人”控制，内控制度缺失，违规经营也就成了必然的结果。非正规的民间金融虽然产权关系清晰，但长期以来得不到政府的承认，缺乏有效的外部制度约束，出现了管理的真空。民间金融市场上鱼龙混杂，部分民间金融机构违规经营，加剧农村金融市场的混乱。河南省作为我国的欠发达地区，亟须建立现代管理机制以提高农村金融组织的服务效率，但是与我国的区域政策相适应，农村金融组织改革的试点及重点也走过了东部、西部、东北，最后才注意中部的过程，致使河南农村金融组织效率长期处于较为落后的水平。

(三)城乡金融体系分割

在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存在严重的城乡改革分割现象，造成了城乡二元金融体系。城乡金融改革的不同步，执行不同的标准，实际上是歧视农村金融政策的延续，人为地割断了城乡金融体系之间的统一，这显然同我国当前统筹城乡发展的政策方向相悖。这种改革的分割恶化了金融发展的城乡差距，并且削弱了城市金融对农村金融的带动作用。以服务城市工商业为主的城市金融产品完全外生于农村经济，在城乡二元结构明显的背景下，当相对发达的城市金融向农村扩展业务时，出现种种不适是必然的，因为农村金融需求具有很多独特的属性。应当注意的是，河南的城市经济发展还很落后，城市建设的很多指标都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以下，由此决定了河南的城市金融实力整体较弱，从这个角度看，“城市带动农村”的金融发展模式对河南来说也是不现实的。更为严重的是，长期以来，我国在农村地区执行的是比城市更加严格的金融管制，以便农村金融资源向城市单向流动，为工业发展积累资金。金融体系改革不仅没有促成农村金融体系的完善，反而让农村金融体系承担了改革的大部分成本，进一步削弱了农村金融体系的实力与活力。

(四)农村信用环境差

首先，作为传统的农业大省，加上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河南农村地区的普通居民信用意识不强，对市场经济规则不熟悉，当有资金需求(尤其是消费资金需求)时也更倾向于向亲友求助，而这种以血缘和人情为基础的民间金融形式本身就带有极高的风险性，在很大程度上恶化了农村信用环境。

其次，河南省农村地区的小企业大多从事高污染高风险低效率的“四小”工业，即小煤窑、小造纸厂、小水泥厂和小砖瓦厂，它们占用的大量贷款往往会给农村信用环境造成混乱。

最后，各地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进一步恶化了农村信用环境，调查表明，我国“直接或间接行政干预形成的银行不良资产占不良资产总额的80％左右”，而农村地区则是地方保护主义的重灾区。

(五)相关政策措施的缺乏与失当

相关政策措施的缺乏与失当在三个方面的表现最为明显。

第一，缺乏对商业性金融机构服务农村的利益诱导机制。商业银行(包括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是以营利为目标的，在农村投资环境不佳，又没有政策诱导的情况下，它们都将重点放在了城市，实行自上而下的资金管理模式，使大量农村资金向城市集中，其在农村的分支机构实际上成了“抽水机”。这些分支机构不仅要向央行缴纳法定存款准备金，还要向上级行缴存二级准备金，改制前的邮政储蓄资金则全部要上存。而且，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内部上存资金利率普遍比一年期存款利率高1－2个百分点，基层的分支机构为了规避风险和回避责任，更倾向于将资金上存，缺乏放贷的动力。

第二，对农村工业的政策失当。乡镇企业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提供部分公共产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各项优惠政策的取消，乡镇企业的职工人数逐年减少，大量企业停产、倒闭，进而给金融机构造成大量呆账坏账。

第三，政府对农村地区民间金融过多的干预阻碍了农村金融的发展。地方政府对民间金融采取了“一刀切”式的限制，并试图通过建立全新的农村金融组织来取代现有的民间金融形式。然而，现有的民间金融形式在很多方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其对于农村经济来说是内生性的，在农村金融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不应该也不可能完全取缔。由政府及非官方组织推动的农村金融组织创新带有明显的外生性和强制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放大了农村金

融发展的成本，削弱了农村金融发展的可持续性。

三、河南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对策建议

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和改革应该主要依靠市场力量和国家的宏观调控，但这并不意味着地方政府对农村金融的改革与发展会束手无策，相反，相对于上级政府，地方政府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在农村金融体系改革中可以并且应该大有作为。河南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涉及方方面面，必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针对河南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在近期内，河南省各级政府可望从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突破。

(一)规范地方政府参与金融活动的行为

政府在金融活动中的任务应当是创造适当的政策、法律环境，促使各金融机构有效的发挥功能，而不应直接干预金融机构的信贷活动，更不应自己直接提供担保等金融服务。当前盛行的地方保护主义已严重影响了农村金融的效率和信用环境，急需规范。一是要改进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机制，强化对地区整体信用状况、投资收益率、资源消耗率、生态环境状况等效率指标的考核；二是上级政府通过立法和司法手段，明确规定地方政府在金融活动中的合法行为边界。

(二)加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金融体系的完善需要农村经济的繁荣，尤其是要缩小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的差距，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有责任充分发挥手中的财政资金的作用，重点扶持农村路网、水网、通信网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可通过带动农村地区的投资来拉动农村金融需求，并使普通农村居民逐步熟悉和适应现代金融服务；另一方面可降低金融机构开展农村金融业务的成本，增加各金融机构向农村拓展业务的积极性，减少农村地区的资金外流，缩小城乡金融差距。

(三)扶持并引导乡镇企业二次创业

乡镇企业是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主力军，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政府为农村地区提供了大量公共产品和服务。在当前乡镇企业普遍面临二次创业的关键时期，政府应对那些符合产业政策、具有较强的外部经济性的乡镇企业予以扶持，恢复一部分曾一度实行的优惠政策，引导其在解决农村就业、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继续发挥作用，进而加快小城镇的建设步伐，并降低农村地区的金融风险，改善农村信用环境。

(四)建立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可以有效减少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对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有重要意义，同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也必将直接推动农村商业保险的发展，从而促进农村金融体系的完善。农村社会保险体系主要包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三个方面，目前河南省在这三个方面都还比较落后，尤其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覆盖面还非常有限。在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也应当注意把农村困难救助制度建设等相关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

(五)完善农村金融监管体制

农村金融机构组织管理机制混乱与农村金融监管体制的缺陷有很大关系。央行的地方机构及相关组织应当在明确各农村金融机构经营业务范围的前提下，以建立统一的城乡金融市场为目标，对农村金融提供更多的关注和更多的监管服务，进而使各农村金融机构在有效监管下进行大胆的内部改革探索，协助农村信用社理顺产权关系和治理结构，扩大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范围，规范农村地区各商业银行和民间金融的信贷活动。

(六)完善农村信用监督体系

针对当前农村地区信用环境恶劣的现实，政府应发挥积极而适当的作用。积极推动人民银行及其他政府部门对农村地区个人、企业以及乡村集体单位的信用评级工作，并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其他金融机构开展信用监督业务，在适当的时候创立民间性质的独立而权威的信用监督管理机构，对其业务范围不设城乡和地区限制，并最大限度地实现跨区域的信用信息共享。

(七)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农业信贷风险补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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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万村千乡 现状 模式

“万村千乡”市场工程是指2005年开始实施的农村现代流通网络建设工程：政府以资金补贴、贷款贴息等方式，鼓励、引导各类大中型流通企业到试点县市的乡村投资建立、改造连锁“农家店”，力争3年时间，在全国培育出约25万家农家店，使标准化农家店覆盖全国50%的行政村和70%的乡镇，构建以城区店为龙头，乡镇店为骨干、村级店为基础的农村现代流通网络，逐步缩小城乡消费差距。

“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的发展现状与问题

自2005年以来，商务部积极推动各城市、地区共同推进“万村千乡”工程，各地区积极响应号召，在乡镇、农村流通主体的建设与改造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提升了农村流通体系的覆盖面，部分地区农家店的行政村覆盖率达到70%以上、乡镇覆盖率达到100%，初步形成了基于市、镇、村的一体化流通网络。同时，“万村千乡”工程的启动大大推动了我国农村消费的提升。目前，农村零售消费品总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逐步提升至13%。商务部统计结果显示，这项工程扩大农村消费近600亿元，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65万人，1.4亿农民受益（王和民，2007）。虽然“万村千乡”工程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与不错的建设成果，但在政府为实施主体、政府补贴与规范管理为实施手段、社会力量为主要参与方的发展模式之下，该项工程的发展逐步放缓甚至停滞，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具体而言，该项市场工程的发展存在如下问题：

（一）农民受益有限

“万村千乡”工程主要围绕农民消费需求展开，随着这一工程的逐步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农民的消费选择，保障了农民消费的便利性与安全性。但是，当前农村消费关注价格高于质量等，农民对于品牌、质量认知有限，导致对于“万村千乡”农家店与一般农家店并无准确的认识与明确的偏好。因而，“万村千乡”工程对农民的需求满足有限，且未有效挖掘出农村消费市场潜力，农民受益有限。

（二）流通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两难

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倡导下，流通企业积极参与“万村千乡”工程建设，主要通过直营或者收编农家店的方式进行农村流通网络的布局。但随着“万村千乡”工程的逐步推进，参与其中的流通企业大部分陷入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两难的境地（王晓彦等，2009）。

首先，流通企业赢利不足。一方面，由于农村市场范围广、需求分散，店铺建设密度较城镇低，且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不健全，导致配送成本居高不下；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市场假冒伪劣猖獗，农民对价格的敏感度较高，对质量的敏感度较低，在受到假冒伪劣商品的市场排挤的情况下，产品销售困难，且无法回收高额的配送成本；同时，店铺分散带来巨大的管理难度与高昂的管理成本；此外，由于政府补贴资金到位不及时和商品对资金的占有，流通企业资金周转困难。这些最终都导致流通企业难以赢利。

其次，流通企业社会效益实现难度大。在赢利不足的情况下，农村流通体系的建设对于流通企业更多成为政治任务，积极性大打折扣，“万村千乡”工程逐步放缓。在难以通过农村流通网络进行商品销售获利的情况下，部分企业、农家店甚至采取吞噬建设投资的方式获取收益，导致政府投入难以获得预期效益，并未从实质上改善当前的农村流通体系。

（三）政府带动力不足

虽然商务部总结报告中指出，这项工程实施以来中央财政投资7.5亿，带动地方和企业投资117亿元，但如此大的投资规模并未调动起流通企业按照政府意图进行农村流通体系建设的积极性，也未从根本上改善农村流通体系。“万村千乡”工程在启动后的3年里的确受到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部分地区达到了该项工程要求的农家店的数量目标与覆盖率目标，但“农村现代流通网络”尚未建成。而针对于这一市场工程的后续安排，各级政府均处于停滞与观望状态，降低了推进“万村千乡”工程的热度，放缓了这项工程的建设步伐。在政府处于犹豫状态，流通企业盈利不足，农村流通体系并未有本质改善的情况下，其他相关企业也处于观望与等待状态（许铭仁，2011）。

因而，在商务部的倡导下，“万村千乡”工程虽然受到了各级政府、流通企业及相关企业的一致追捧。但是，随着流通企业盈利不足、政府巨大的投入难以实现预期成效的情况下，这项工程逐步放缓甚至停滞。“万村千乡”工程表面上的投资规模、农家店数目、覆盖率等掩盖了这一工程并未从根本上改善农村流通体系的实际，巨大的投入并未实现预期成效。

“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发展问题分析

参与“万村千乡”由商务部及各级政府、地方性的连锁流通企业、农家店、银行信贷系统及相关信息与技术支持企业等多方力量共同推进的。以地方政府作为实施主体整合各方社会力量，以政府补贴与规范管理为实施手段是该项市场工程的主要发展模式。具体而言，从实施主体来看，地方政府受商务部、上级政府的领导与支持开展地区“万村千乡”工程的整体规划，并通过系列招标与资质审查等方式积极引入连锁流通企业参与农村流通体系的建设与改造过程中，积极推动农家店建设与改造以建立农村商品流通体系的网点设计，同时充分结合农村市场范围大、分布广的特征推进商品配送中心的建立；从实施手段来看，目前各地方政府针对农家店、连锁企业设立准入门槛，采取农家店、流通企业申报加盟、审批并通过后进行政府资金补贴的方式来进行，并对加盟后的农家店、连锁企业进行改造与规范管理；此外，除了商务部、政府、流通企业及农家店的积极参与和推动之外，还有其他相关企业如银行、通信运营商等的参与，这些企业都力图依托物流企业以信息化服务提升农村商品流通效率。

从各主体在该项工程中的基本功能来看，并不存在问题与矛盾：为了满足农民的日常消费需求，政府大力提供相关支持，促进流通企业进行配送中心与农家店的改造和建设，其他相关企业提供技术与资金支持。但是，参与“万村千乡”的各利益主体也有着不同的发展诉求：农民期望购物更加方便，价格更实惠，品类更齐全，品质更有保障；流通企业与其他相关企业参与农村流通体系改造与建设，不仅仅在于帮助政府实现社会效益，更关注通过参与这一工程占据农村市场并获得持续的经济效益；政府则期望以尽可能少的投入，在最短的时间里快速建立起健康、有序的农村流通体系，确保农民消费需求得到有效满足。面对多方诉求，政府作为主导者，关注了农民的利益，却忽视了流通企业及其他相关企业对经济效益的追逐。于是，各方利益出现冲突与矛盾，农家店每户几百至几千元的补贴并不足以抵消长期售卖假冒伪劣、抬高价格等的收益，流通企业为了自身经济利益选择瓜分政府补贴，并继续获取改善前的收益，这些都与政府意图背道而驰。

在当前形势下，政府作为主导力量，必然突出社会效益而忽视企业对于长期持续获取经济效益的诉求，一味的政府补贴并不能达成这一

诉求。同时，政府虽然可以把控市场准入门槛，却无法做到后续的监督到位。可见，继续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已不能改善这一工程的发展现状。只有在各利益主体诉求得到满足，且各利益主体的诉求有效统一、协调发展、有序运营才能够真正促进这一工程的健康、持续发展。因此，“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实际是发展模式的问题。要改善当前“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的发展现状，就需要基于市场发展环境，综合多方利益诉求，建立起一套系统的、各利益主体关系协调的发展模式。

“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发展的市场环境分析

目前，我国农村居住人口约为6.7亿人，占总人口数量的50.32%，但我国农村消费品零售总额占比不到15%。同时，随着我国工业的快速发展，生产能力大幅度提升，消费品市场自2002年开始全面进入“供过于求”的供求态势。但工业品的大规模生产与消费分散的农村市场之间存在着生产与流通、消费与流通的矛盾。随着城市流通体系的不断健全与饱和，以及农村人均收入水平不断上涨将带来的消费需求的不断上升，基于农村市场环境，挖掘农村消费需求势在必行。而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部分农村已告别自然经济状态，农村流通业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市场主体日益多元、流通规模扩逐步扩大、多种交易形式协同发展，初步形成了包括消费品和生产资料、批发市场和集贸市场、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的农村流通服务体系。但是，农村商品流通仍然面临如下市场发展环境：

农村消费水平尚低且消费结构处于逐步升级中。受收入水平和收入预期低、支出预期高的制约，农村居民消费还是以一般性消费为主，衣食、居住消费等占的比重较大。从消费结构来看，近年来农民消费方式主要有以下变化：一是由满足生活需要向追求生活质量提高转变；二是由重食物消费向物质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服务消费比重逐年上升，反映出农民消费观念的积极转变与消费方式的多元化；三是由自主性与市场化结合消费向更高的市场化消费转变。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生活消费的市场化进程明显加快。

农村流通主体总体上弱小且组织化程度较低。目前，农产品流通的主体大多是个体运销户和经纪人，产供销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市场主体之间缺乏分工协作，流通效率低下。农村个体工商户各自为战，仅限于在市场终端从事一买一卖，难以适应农民的需求。这种个体生产经营的组织形式和流通方式，严重地弱化了农民的市场主体力量，使之在农村商品经济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且我国农村市场实行连锁经营的交易额占农村总交易额的比重不足10%，夫妻店、食杂店仍然是农村生活消费品流通的主要形式，农村超市等新型业态发展滞后，农村商品交易市场平均每个乡镇仅1.5个（王荣华，2011）。

低价是主要的竞争手段且产品同质化严重。据调查，农村零售市场中消费者对超市、杂货店、集贸市场、专业店等业态的满意度评价指标主要是价格因素，远远高于选址布局、商品组合等因素。这促使制造企业、经销商以低价作为主要的营销策略。同时，农村消费市场上的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农民对于所消费的产品质量认识不足。在低价竞争之下，高质量产品由于价值被低估而逐步退出，低质量和假冒伪劣产品则逐渐充斥农村市场（刘玉萍等，2008）。

流通环节过多，渠道不畅，消费成本高昂。农村流通由于受各种条件的制约，流通环节过多。日用消费品从工厂到农村的市场终端，中间要经过几级，价格层层加码，这大大增加了农民的消费成本，不可避免地对消费产生抑制作用。虽然目前农村现代流通网络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还仅处于初级阶段，且发展极不平衡，连锁超市、便利店等新型流通业态在农村还远未普及。

流通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农村的商业网点不足，布局不合理，缺乏统一规划和规范，农村露天市场、马路市场还比较多，为假冒伪劣产品的产生提供了客观环境。随着农村国合商业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受到严重冲击，农村商业网络更加支离破碎，流通设施功能荒废。在信息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农村流通信息设施简陋，网络利用率低，传递渠道有限，信息传递滞后，通过电子商务等方式交易的商品还很少。

当前我国农村普遍消费水平低、流通组织化程度低、产品质量低、流通渠道不畅且成本高昂，以及流通基础设施不健全，这些问题最终导致农村消费“不实惠、不安全、不便利”等系列问题。因此，要促进农村流通体系的建设，就需要紧跟农民消费需求的升级，建立完善的农村流通组织，打通各个流通环节，并不断完善农村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系统完善的农村流通体系运作机制。

“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发展模式分析

（一）发展主体

首先，从政府的角度看，其需要追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也同时要兼顾流通企业的经济效益。政府主导，虽然能够在培育阶段得到政策的引导与支持，但是并不能形成长期的持续发展机制。同时，目前我国流通业本身集中度不高，农村流通主体更为分散，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进行资金、政策支持将无的放矢，最终必然造成财政资金使用无效率的结果。

其次，从流通企业来看，流通企业既希望获得政府支持，也希望能够有效满足农村消费需求，占据农村市场并获得长期持续的发展潜力。因此，相对于其他利益主体更具有发展农村商品流通的动力，也是衔接各方利益主体的关键环节。但是，当前我国流通主体分散，发展农村商品流通需要在商品采购、店铺管理、商品配送等方面均具有一定的经验与实力，才能够承担政府对于发展农村商品流通的期望，并推进农村商品流通体系的建设。因此，具有一定规模，在连锁经营、商品配送、店铺管理等方面有一定积累的企业才能成为“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的发展主体。

此外，从其他相关企业来看，这些企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流通企业进行农村商品流通的派生，对于农村商品流通不能产生直接引导作用，因而不宜成为“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发展主体。

因此，大中型流通企业将是“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的发展主体，政府进行政策支持与引导，培育流通企业在农村商品流通体系的发展能力，其他相关企业则进行各项支持以提升流通企业改造、建设、运营农村流通体系的效率，从而共同推动农村商品流通体系健康发展，满足农村消费市场需求。

（二）市场切入与发展路径

首先，从全国范围来看，由于农村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存在差异，而农村人口规模大、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对较高，且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的地区更具有“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的发展基础。因此，在全国范围内，需要综合各地区需求与发展基础，进行评估，选择需求量大且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的地区作为切入点，进行“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的建设，同时完善其他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推动“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由点及面的区域拓展（戴林莉等，2007）。

其次，从城、镇、村的渗透层次来看，由于目前农村基础设施不健全，商品配送成本高，且在价格这一农民最为关注的要素上并不比农家店更具优势。而对农民外购习惯的调研也表明，外购已经成为当前农民满足自身消费的重要途径之一，农民在酒、食品、烟等方面外购比重较大。同时，我们对农村居民选择村级店与乡镇店的原因进行调查发现：农民选择村级店主要原因在于方便，而选择乡镇店主要原因是品类多、质量好。而在我国较多地区农民家庭电动自行车、摩托车

普及率达到了90%以上的现实情况下，农民外购的频率与数量均处于上升趋势，乡镇店将是满足农民消费的重要流通节点（姬庆雪，2008）。

因此，在现实情况下，城市商品流通体系相对完善，乡镇流通体系处于在建中，农村流通基础设施严重缺乏，而农民外购趋势增强，选择以乡镇为切入点，随着农村流通基础设施的逐渐完善而向农村渗透（吴小丁等，2008）。

（三）拓展模式

随着城乡商品流通体系的不断发展，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培育出了规模相对较大的地区性流通企业，同时也形成大量散落在各乡镇、村头巷尾的农家店。地区性流通企业了解地区现状，并具有完善的供货体系与管理体系，在政府的支持下进行“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的推广具有突出优势（李芬儒等，2007）。流通企业拓展农村商品流通市场的模式有三种：其一为直营；其二为收编农家店；其三为混合模式。直营店管理难度较小，但是投资规模大；收编农家店投资小，但管理难度较大。在实际开展过程中，各地可根据流通企业与农家店实际情况进行直营与收编农家店的混合模式。而为了促成其规模的进一步扩张，需要建立起完善的管理规范，促使农家店向规范化管理体系转变，从而降低管理成本。同时，为了保证商品的高效供给，流通企业需要基于地区实际建立商品配送体系，确保商品及时配送与供给，进而保证整个流通体系的快速、高效运转。

（四）盈利模式

在业务拓展的模式，“万村千乡”市场工程需要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流通企业盈利模式，确保流通企业在政府向其“输血”的同时，完善其“造血”功能（李芬儒等，2007），打造企业长期持续发展动力，并形成一个消费经营利益共同体（张武康，2007）。对相关成功企业与地区发展实践的调研与总结表明：成本节约、品牌打造、城乡差异化经营等是“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实施主体寻求其利润的源泉。

首先，成本节约上，快速占据乡镇市场，并寻求租金、人力成本、网络建设与配送成本的降低；同时，积极向源头采购等方向拓展，确保采购成本与周转环节的节约。其次，精心培育企业品牌，积极进行农民消费的教育与引导，加深农民加深对产品、质量、价格等的准确认识，建立与农民之间的良好关系，进而提升农民对企业的认知度。同时，在店铺形象、销售服务上加大力度，在带动消费的同时提升客户忠诚度。同时，细致调研城乡消费需求的差异，针对性的进行商品供给。通过持续的调研，关注城乡居民的消费习惯与特征，满足城乡居民不同的消费需求，为农民提供便利的同时，确立企业在农村市场的竞争地位。

因此，“万村千乡”市场工程需要依托政府支持与引导，以大中型流通企业为主体带动多方力量参与、以乡镇为切入点逐步向农村渗透、以直营与收编农家店的混合模式、以企业自盈利替代政府“补血”作为发展模式。在发展主体明确，拓展模式与盈利模式科学、合理的基础上，“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将取得快速发展，并从根本上改变当前农村消费存在的种种矛盾，改善农村商品流通现状，建立起完善的农村商品流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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