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的重要性篇1

1 乡村文化发展受到城市文化整体冲击的原因

1.1 乡村文化缺失主体

乡村文化缺少主体就会在发展中遭到城市文化的冲击，主体性只有在经过实践后方能突显，并且是乡村文化的基础支撑。乡村文化可以鉴定主体是否存在。文化服务于民，用之于民，同时人又是文化的主体，民俗民风是乡村文化发展中的主体力量。简单来说，乡村文化精英指的是了解乡村文化和乡村地方风俗的人员，这些精英熟练掌握乡村的人文风情，对推动乡村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些人大量涌进城市，从而造成乡村文化主体的流失。仅此一点，与乡村文化相比，城市文化占压倒性优势。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乡村文化研究者逐渐远离乡村，乡村文化主体的缺失造成乡村文化发展的中断，导致乡村文化的慢性流失。

1.2 乡村文化日益边缘化

在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城市文化一直处于优先发展的位置上，并且现下社会主流中也推崇城市文化的发展。两者相比较之下，乡村文化不够大方得体，由此被划分到边缘文化中。城乡之间的差异经相关学者研究得出一个专有名词，那就是“城乡文化距离”。建立之初实施了城乡二元制度，再一次加剧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文化差异，深化了城乡差距的意识。城乡一体化并不是单纯的城市取代农村，如果直接取代必然会发生城市文化全面覆盖、吞噬乡村文化的现象，不管是人才方面的管理还是文化深度的统计，从始至终都是单方向流入。

1.3 乡村文化认同感疏离

文化认同感可以让人取得一种归属感，这种现象通常发生在不同文化之间的相斥相融，是一种文化排斥另外一种文化的基本反映，而这种反映的终极目的就是排除异己，维护自身文化的统一。在城市文化一体化进程中，城市文化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和卓越性，乡村文化由于先天不足就会自然而然地倒向城市文化，农民从一开始就形成的生活方式、思维逻辑、人际交往和价值观念都在逐渐发生改变。同时，乡村文化低俗的一面被肆意放大，对田园中的乡村生活产生了影响，种种低俗的乡村文化冲击着乡村淳朴的风气。

2 乡村文化发展会受到一些内部制约

2.1 乡村文化环境的封闭性

乡村文化发展环境具有一定的封闭性，村落的形成一般在偏远的地方，缺少相对方便的与外界来往的机会，造成信息闭塞，经济滞后不前。这种先天的封闭环境，造成了乡村文化的局限性，乡村文化的封闭性无法给乡村提供持续发展的动力。乡村文化的封闭性，从根本上来说是源于一开始对乡村文化的否定，起初就落后的乡村文化，经过时代的发展，乡村文化就更加滞后了。随着时代的进步和观念束缚的解除，长久居住在乡村的人们可以自由穿梭于城市之间，同时由于城市的各方面条件都优于乡村，致使大量乡村文化精英人才流向城市。

2.2 乡村文化人格的依附性

乡村文化重要的特征就是依附性，文化人格的依附性究其根源就是农民对土地的深深热爱，自给自足的小型农民生产经济，导致农民在一定程度上被限制在土地上。从村落形成开始，土地便是农民的掌中珍宝，村民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对这片家园早就有着深深的依附性。长久形成的乡村文化致使农民不注重时代的变迁，重本轻末是固有的思想，村民思想过于保守，自然而然缺少创新精神。长时间在一个地方居住生活工作，自然而然会形成自己的交际圈。因为经济不够发达，不能够满足人们的日常需求，也不能正确地解答乡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所以对“神灵之说”具有一定的依附性。

2.3 乡村文化变革的滞后性

乡村文化同时还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传统乡村社会本身具有封闭性和稳固性。乡村文化的滞后性，从根本上来说是源于一开始对乡村文化的否定，导致起初就落后的乡村文化，经过时代的发展，就更加滞后了。原本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乡村文化的滞后性与迟缓性，各方面的信息闭塞加大了文化之间的距离。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乡村文化研究者逐渐远离了乡村，乡村文化主体的缺失造成乡村文化发展的中断，导致乡村文化的慢性流失，同时加剧了乡村文化的滞后性。

3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重构乡村文化，树立文化自信

3.1 乡村文化重构的现实需要

乡村文化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变现出明显的自信不足，乡村文化还需要文化重构来适应时代的发展潮流。传统的乡村文化在与城市文化相遇时，会遭受严重冲击。由于乡村文化建设不够，工业化进入乡村后会大量破坏乡村的生态文化，从破坏生存环境开始，最后改变村民的思想。工业化会导致乡村文化构造的瓦解，并且在快速的现代化建设中，由于盲目引进先进的文化构架，迷失了自己，从而破坏了乡村文化。所以，为了解决上述种种问题，我们需要做出科学、正确的价值引导，杜绝乡村文化的虚化现象发生。

3.2 乡村文化重构的路径选择

乡村文化的重构有多种途径，我们需要设定一种并为之发展。先从农业的现代化生产开始，因为物质所具备的生产方式会控制整个社会的正常发展。乡村文化始终是贯穿村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乡村整体经济的生产方式的革新以及提高乡村生产力水平来达到乡村文化重构的目标。推动乡村文化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的整体发展。乡村文化还需要文化重构来适应时代的发展潮流，以进一步推动乡村文化经济的发展。乡村文化重构不单单是经济发展的问题，还是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重构可以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现代高科技，同时也能提高农业生产的竞争力。

3.3 建立城乡文化互补机制

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建立城乡文化之间的互补机制，避免乡村文化彻底消失的办法就是重构乡村文化，大力宣扬乡村文化的优势，并着重发展现代化农业生产，增强农民的保护乡村文化的意识。城乡一体化不是城市化乡村文化，更不是乡村化城市文化，而是要在城乡文化之间建立一种互补机制。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应取长补短，互相摒弃陋习，传承各自的优势。乡村文化始终是贯穿村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不能也不应被城市文化全部取代。

4 结语

乡村文化需要不断地创新，逐渐融入城市文化中。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建立城乡文化的互补机制，并且保留乡村文化中淳朴的一面，乡村文化还需要文化重构来适应时代的发展潮流，同时大力宣扬乡村文化的优势，并着重发展现代农业生产，共同推动城乡一体化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 黄永林.论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现代与传统[J].民俗研究，2013.

[2] 杨洪林，姚伟钧.乡村文化精英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江西社会科学，2011.

乡村文化的重要性篇2

论文关键词：文化冲突 乡村教师 身份认同

在我国逐步实现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由于外来文化的强势介入，乡村文化没能坚守自身的文化特质，在时代洪流中逐渐衰落，乡村社会正面临着严重的文化冲突。在这样一个文化语境中，乡村教师作为乡村社会中为数不多的文化人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

一、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危机的表现

乡村教师作为一个“身份”的标记，“包含了制度性的‘权利’（rights）和心理性的‘认同’（identity）两个组成要 素”，它既是个人认同的身份，又是制度赋予的身份，也是社会认可的身份，是个性和社会性的有机统一。具体来讲，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危机体现在其专业身份、文化身份、社会身份和个体身份上。

1.作为教师的专业身份

在过去相对静止的社会中，知识更新换代速度较慢，乡村教师凭着自己上学期间所学的知识尚能应付日常的教育教学。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年课程改革的实施，乡村教师在教学观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方面越来越难适应形势的需要。在多数农村学校，自然环境恶劣、信息闭塞、工作压力大，乡村教师特别是一些年轻教师对于教书育人的信心不足，出现了“懒教”和“厌教”的现象。于是，很多家长不再相信乡村教育和乡村教师，纷纷将自己的孩子送到条件较好的城镇里学习，乡村教师陷入了理想与现实矛盾的专业发展困境。

2.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

乡村教师除了具有教师的身份以外，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人，是乡村社会中唯一以知识为职业的知识分子。所谓乡村教师的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就是指乡村教师代表的文化性和公共性。除了教书育人，他们还应具有敏锐的社会意识和为公众服务的精神。可是，当前的乡村教师却严重缺乏这种社会意识和公共责任，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放弃了应有的文化担当，面对着代表主流形态的城市文化，逐渐迷失自我，陷入尴尬的文化困境中。“下课的钟声已经敲响，知识分子的‘导师’身份已经自行消解”。作为身处乡村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乡村教师们公共精神在日益狭窄的科学化和专业化教育的挤压下，在城市化、工业化和市场化浪潮的压抑下，被不同程度地削弱了，相当一部分乡村教师甚至已经丧失了文化想象力和价值认同的能力。

3.作为乡村人的社会身份

我国多数的年轻乡村教师是在“离农教育”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接受的是城市教育，最后大多是无奈地回归到乡村中去的。他们普遍具有“学历高、追求多、住得远、跑得快”的特点。乡村教师居于乡村，却一直想逃离乡村，对城市充满着向往，他们不愿参与乡村事务，不跟乡村人交流，对乡土人情缺乏了解，对乡土文化选择漠视。在乡村公共事务的活动中，乡村教师不自觉地蜕变为“他者”身份，成为乡村社会中最熟悉的陌生人。梁漱溟曾经指出：“如果政治家或教育家，站在乡村外头说，‘我给你们办个小学吧’，一上手即与其本身隔离，一定是办不好的。”

4.作为世俗人的个体身份

二、文化冲突下的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危机

乡村教师的身份认同是结构性和建构性的有机统一。所谓结构性的身份认同指的是制度文化、传统文化和社会文化对乡村教师身份的形塑；所谓建构性的身份认同指的是个体自我价值和地位的主动确认和选择。教育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文化的一种生命机制。乡村教师出现的身份认同危机实际上是文化认同危机。从文化冲突的角度分析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危机对于我们从根本上理解乡村教师的处境具有重要的意义。

1.物态文化的冲突

物态文化以知识观为主要表征。对于乡村学校和乡村教师来讲，彻底转变知识观是一件不太现实的事情。由于知识观的错位，或者是知识类型的相互冲突，许多乡村教师陷入了文化困境，出现了专业身份的焦虑和迷失。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乡村教师面临的难题是，到底选择普世知识（城市知识）还是地方知识；是选择科学知识还是人文知识；是选择专家知识还是个体知识；是选择理论知识还是实践性知识。虽然这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零和游戏，但是在操作过程中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两难选择。运行十多年的新课程改革，以及目前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的“国培计划”和“省培计划”，基本上是在政策的指引下，根据教育专家的指导，面向城市进行的。传统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已经不再适用，对这样新的知识观又比较陌生，很多乡村教师因此茫然不知所措。以小见大，这反映的是一个共性问题。我们的教育改革并没有在起点阶段与知识的转型同步，这种知识观的脱节就意味着在教学过程中，乡村教师的地方知识、个体知识和实践性知识严重缺失。

2.行为文化的冲突

在一个相对稳定静止的社会中，大家彼此相互了解。可以说，一个村落就是一个世界，基本上能自给自足，村与村之间来往并不多。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彼此信任是凝集乡土人情世故的通行证。伴随着行为文化的变迁、社会的转型，原来由彼此默契和信任构成的“熟人社会”慢慢地向由规则和制度构成的“陌生人社会”转变。这样一个看似具有进步意义的文化变迁却是以乡土文化的集体性失落为代价的。作为生活在乡间的知识分子，乡村教师最能感受到由于乡土文化的破坏所带来的文化阵痛和价值观的迷失。在传统社会中，乡村教师是乡村中的熟人。如今年长的教师已慢慢老去。接受现代文明洗礼、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教师以纯粹的专业技术人员的身份出现，他们已不再熟悉乡土社会，不再熟悉乡土人情。他们除了上课的时候接触乡村的孩子以外，不再与乡村社会发生任何联系。 "

3.制度文化的冲突 4.观念文化的冲突

从根本上动摇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的当属观念文化。观念文化是以消费文化、传媒文化和贫困文化等为主要表现形态的，在乡村教师身上，它们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消费文化和传媒文化都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具有较强的商品性、通俗性、流行性和娱乐性，并伴随着强烈的示范效应。它们都以城市生活为蓝本，以图像化的标志引导着广大乡村教师对城市生活的想象，将人们的消费兴趣转移到了商品的符号意义方面。同时也在解构着乡村文化，强化了乡村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脱离乡村生活的渴望。而根深蒂固的贫困文化就像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使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就如一群自我放逐的“文化边缘人”，一个个地游走在城市与农村的中间，向往城市又无法融入城市，回归乡土又不甘于现状。

三、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的文化建构

我们应以乡村文化一体化和乡村教育一体化的思想为指导，冲破文化冲突的羁绊，立足于平等原则、差异原则和补偿原则，加快完善教师身份制度建设，从“他者”建构和自我建构入手，重塑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的信心。对乡村教师来讲，他者建构指的是制度保障和课程安排；自我建构指的是个体专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主动体认。

1.加大提高乡村教师待遇的制度建设

立足平等原则和补偿原则，加快进行城乡统一的学校标准化建设，建立城乡统一的教育质量保障制度，加强县域内教师资源的统筹管理和合理配置，建立合理的教师流动制度。同时，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加大政策倾斜力度，在工资方面对长期工作在乡村的教师实行倾斜政策，完善津贴补助标准。从制度层面对农村基础教育的落后局面进行补偿，提高乡村学校的办学条件和乡村教师的生活和工作待遇，让乡村教师能“招得来、留得住、干得好、流得动”，以提高他们的职业满意度和教师身份认同度。在此过程中，政府在强化教育的督导和监控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2.加深乡村教师对乡土文化的理解

乡村教师应该立足于“回归乡土”，重建和弘扬乡村文化，自觉摒弃文化进化论，重新树立文化自尊心和乡土自觉意识，不再将城市文化当做现代化的唯一标杆。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是不同的，乡土需求与城市需求也是不同的。因此，乡村教育自然有别于城市教育。乡村教师应该充分利用本地发展优势，因地制宜，整合优势将其变为育人资源，开发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把乡土文化引入校园、引入课堂，引导乡村孩子理解乡村世界，填补由于乡村文化衰落而导致的乡村少年精神的空白。“营造乡村教育的文化想象空间，需要真正理解乡村、理解乡村少年的境遇的教师”。同时要改革目前的教师考核机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将乡村文化有机地融入评价内容之中，考察乡村教师对乡土文化的理解，考察教师能否让学生获得发展的同时热爱乡土文化。在此过程当中，乡村教师应该是乡土文化身体力行的知情者和参与者，而不是“边缘人”和“局外人”。

3.加大乡村教师对课程改革的参与力度和个人实践性知识的研究

乡村文化的重要性篇3

乡村旅游是随着城镇化推进而兴起的一种旅游类型，源于欧洲。根据欧洲联盟（eu）和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乡村旅游（rural tourism）是发生在乡村的旅游活动，其中“乡村性（rurality）是乡村旅游整体推销的核心和独特卖点”。从 市场 来看，乡村旅游的主要客源是大城市的居民。通过对游客的研究，国外学者发现游客参与乡村旅游的主要 心理 动机是喜欢乡村慢节奏和简单的生活方式、怀恋 传统文化 和田园风光，他们希望了解当地过去和现在的生活，不喜欢与其他游客伴行，急切地希望成为当地的临时一员。由此可见，乡村特有的文化传统是乡村旅游的主要吸引物，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基础。当然，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旅游开发特别是游客进入无疑会对乡村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理清这种影响的方面和性质，扬其利，弃其弊，对保障乡村旅游的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乡村旅游发展对乡村文化建设的积极影响

乡村旅游的发展有利于激励农民加强对乡村文化和 历史 遗产的保护。国外的很多案例研究表明，乡村旅游有助于增强乡村社区的自豪感，保护乡村文化和历史遗产。这些研究显示，在乡村旅游开发之前，乡村社区的一些独特文化和历史传承鲜为人所知，处于逐渐衰微的状态，乡村旅游发展通过发掘、包装和宣传当地的历史传承和独特文化，提高了乡村的知名度，增强了乡村社区的自豪感。在这一过程中，乡村旅游的经营者和当地政府总是会逐渐认识到乡村文化在旅游业中的核心作用而加以保护、开发。而对于某些乡村文化和历史遗产，其最好的保护方法是让它成为乡村旅游项目的组成部分。四川乡村旅游的发展过程就证明了这一点。在乡村旅游发展的过程中，四川农民的文化意识逐渐增强，并意识到继承和保护本地文化特色的重要性。藏族、羌族、彝族等少数 民族 更加注重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并且在发展乡村旅游时注重突出民族文化特色。

乡村旅游的发展有利于增强农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良好的生态环境、宜人的生态景观是乡村旅游的重要依托。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生态价值会逐渐显现，人们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会随之逐渐增强。以云南省丽江玉龙县拉市海为例，该乡距离丽江市区8公里，同时又是丽江至香格里拉旅游路线的必经之地，有发展乡村旅游得天独厚的条件。正是乡村旅游的发展，使当地纳西族人民懂得了山水是资源、应共同使用保护的道理，进而增强了保护生态环境的自觉性。实际上，不独拉市海如此，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云南的束河镇等地方，人们珍惜资源、爱护环境的意识也在日益增强。在一些旅游村镇，涓涓清流环绕乡村，路边、庭院的花草树木都受到精心呵护，人与自然显得非常和谐。

乡村旅游的发展有助于农民形成健康、卫生的生活方式。客观地讲，原生态的乡村文化固然具有无穷魅力，但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和卫生习惯中也有不少不利于 社会 进步和人类自身健康的东西。而这些落后的东西可望在发展乡村旅游的过程中被取代。游客对乡村旅游地餐饮、住宿的卫生状况、接待服务水平和居民态度等方面十分关注，对卫生与安全的要求更高。这必然促使乡村旅游地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搞好给排水建设、美化保洁、道路整治、住房改造、厕所建设、生活垃圾处理，从而使当地农民形成健康、卫生的生活方式。四川郫县农科村就是其中一例。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该村的 交通 、 通信 条件大大改善；村里还建设了专门的垃圾场和停车场；村民自觉修整庭院，更新、添置家庭设施。整个村庄环境优美，被誉为“没有围墙的农民公园”。应游客的要求，成都市青城镇“农家乐”接待户则大都订阅了报刊杂志，使业主们也开始养成读书、看报的习惯；村民的卫生习惯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随意乱倒垃圾的现象大为减少。

乡村旅游的发展有助于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养。乡村旅游的客源为大中城市中知识层次较高的群体，他们参与乡村旅游主要是为了寻找宁静的乡村空间，感受淳朴的乡村文化，亲近自然，放松身心。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农民耳濡目染，会潜移默化地受到游客高品位精神追求的影响。与此同时，乡村旅游在给农民带来物质利益的同时，也对他们从业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学文化、学技术成了一些农民的自觉行动；许多少数民族村民学起了普通话、 外语 和电脑。云南和顺古镇的百年 图书馆 重新焕发出青春活力，成为农民学习的场所；互联网也已进入一些农民家庭，成为他们收集和传递信息的重要手段。

乡村旅游的发展有助于提高农民的法制意识和规则意识。良好的治安环境和诚信的消费环境是乡村旅游地良好声誉的基石，而良好的声誉是乡村旅游地的生命所系。一方面，乡村旅游地农民学法守法的主动性会不断增强。在云南丽江拉市海乡村旅游发展的过程中，当地农民懂得了一些 法律 知识，明白了不索要小费、旅游投诉少、旅游形象才好的道理。另一方面，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不少地方建立了合作经济组织，按照一种新型的生产形式把村民联系起来，既有公平竞争又有相互合作，传统 道德 的约束和 行政 、行业组织的 管理 交互作用，农民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家庭和睦、邻里互助的观念和习惯得到强化。云南丽江、束河镇等地方，每天游人如织，且多年没有发生重大刑事案件。

乡村 旅游 发展对乡村 文化 建设的消极影响

尽管乡村旅游的发展依托于乡村文化，也可能对乡村文化的发展产生一系列积极影响，但理论研究和实证 材料 均显示，乡村旅游的发展也可能冲击甚至破坏乡村文化，进而给乡村旅游带来伤害。乡村旅游发展对乡村文化建设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速文化趋同化

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旅游地农民对城市文明的向往可能得到强化，文化趋同进程可能因此加速。现代城市文明是 工业 文化甚至后工业文化的代表，而乡村旅游地多数是 传统文化 的保留区，基本还以农耕文化为特征。在两种文化间，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存在着极大的差距。作为现代城市文明载体的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对于长期处于封闭、落后 环境 中的人们是不可抗拒的诱惑。而有过这种享受的人又无权阻止、限制这些刚刚打开眼界的农民对外界事物的追求。很多传统文化就是在这种自觉自愿的向往美好的心态下，由于无人继承而消亡的。旅游是文化交汇的窗口，乡村旅游又是现代城市文明与传统文化交汇的最前沿。所以旅游地文化向外来文化趋同的问题在乡村旅游地尤其突出。城市游客大量进入使乡村的弱势文化向城市的强势文化靠拢，乡村旅游赖以依托的文化资源必将逐渐消失，这样，乡村对都市旅游者的吸引力也就丧失了。俄克斯（oakes）指出，游客对原始民风民俗的渴望与当地村民对现代生活的期盼是一对复杂的矛盾。

（二）不利于特色文化的保存和传承

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扶持目标可能发生偏离，从而不利于乡村特色文化的保存和传承。反向性是乡村旅游的根本驱动力，它要求乡村与城市保持一定的差异。因此，保持与城市旅游供给的互补性和差异性是乡村旅游开发的基本原则。而现实中存在的城乡差距却是我国 经济 社会 发展的重大障碍，尽快缩小城乡差距、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目标。不少地方政府支持乡村旅游发展也是着眼于此。如何在政府追求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保持城乡的反向性从而使乡村具有足够的旅游吸引力，是乡村旅游发展中面临的又一个难题。

（三）标准化削弱特色旅游

乡村旅游发展中的标准化建设可能削弱乡村文化特色，进而削弱旅游地的“乡村性”。要推进乡村旅游发展就必须加强乡村旅游 管理 ，而要加强乡村旅游管理就必须科学评价旅游设施配置情况和服务质量，保证评价的科学性就必须进行标准化建设。但标准化建设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乡村文化特色。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要保存乡村性，但在现实中，乡村旅游的标准化建设可能导致乡村旅游地城镇化、商业化与飞地化，恰恰摧毁了乡村旅游的这个基础。因此，如何在开展标准化建设的过程中保持乡村旅游地的乡村性，是对乡村旅游发展提出的一个挑战。

（四）过度开发造成文化流失

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利益冲动可能引发过度开发行为，造成乡村文化资源的“公地悲剧”。在开放型乡村旅游目的地中，“公权”与“私权”混杂，房产及家庭生活是私有产权，而乡村文化、当地整体自然环境及人文环境、乡村旅游品牌都是相关主体共同使用的 公共 产权，他们中的每个成员都可以用这些资源为自己服务，同时都无权排斥其他成员行使同样权利，具有产生“公地悲剧”的客观条件。因此，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设计，乡村文化资源开发中的“公地悲剧”的发生是难以避免的。一方面，在商业利益的诱惑下，许多居民家庭可能完全放弃 农业 生产，专心从事旅游接待活动，村民尤其是年轻人不会主动传承当地文化，导致当地传统文化逐渐流失，乡村性大大削弱；另一方面，村民很可能无节制地使用公共资源，并向公共空间排放污水、废弃物与废气等，破墙开店、乱搭乱建以扩大自己的经营面积，从而使当地人文资源受到损害。作为较小消费容量和较大消费规模的冲突，拥挤现象也在意料之中，它不仅是乡村旅游者施予乡村旅游者的外部不经济，也是旅游者施予乡村居民的外部不经济，这种过度开发也会造成对乡村文化遗产等公共资源的破坏。

（五）利益纷争破坏社区和谐

乡村旅游的发展可能导致激烈的利益纷争，从而在 心理 上撕裂乡村社区。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利益分配可能引发了一些矛盾和冲突：一是一部分因经营乡村旅游得法而致富的农户与当地其他农户之间产生矛盾，二是旅游经营户之间因相互竞争而产生矛盾，三是外地旅游经营者与当地“农家乐”的矛盾，四是旅游经营者与管理者之间的矛盾。所有这些矛盾都有可能上升为冲突，从心理上撕裂乡村社区，损害乡村社区的和谐，不利于旅游地的持续发展。

建立乡村旅游发展和乡村文化建设的良性互动机制

乡村旅游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乡村性（rurality），客源地的城市性（urbanity）与目的地的乡村性级差或梯度是乡村旅游的动力源泉。而乡村文化是乡村性的核心内容。保护和发展乡村文化不仅是促进乡村旅游健康发展的要求，也是促进乡村社区全面发展的要求。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建立乡村旅游发展和乡村文化建设的良性互动机制。

（一）在乡村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大力宣传乡村特色文化的价值

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是不可阻挡的 历史 潮流，所以在城乡文化对峙中，乡村文化处于明显劣势。不言而喻的事实是：城市文明与乡村文化处于人类文化不同的发展阶段；一种普遍的看法是：现代城市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共同归宿。

在我国，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生活水平的落差更使乡土 文化 主体形成了自惭形秽的基本 心理 状态。这种心理状态通过农民对城市文化的模仿加快了城乡文化趋同的进程。在此过程中，乡土文化无声凋谢。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了乡土文化的独特价值，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保护文化多元性的重要意义，但“流水落花春去也”的趋势似乎难以阻挡。正是在这个心理基础上乡村 旅游 蓬勃发展起来。因此，保护乡村文化就是促进乡村旅游。可以通过各种层次、各种类型物质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定来推动乡村 传统文化 资源的 调查 、分类、研究和保护工作，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评定和鼓励来促进乡土特色文化的学习和继承，通过大张旗鼓的宣传提高特色乡土文化的知名度。外来人的重视、崇拜与追求可增强乡土文化主体乡下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这种心理的变化是乡村文化得以保护的心理基础。

（二）充分利用利益机制调动保护乡村特色文化的积极性

使农民通过保护乡村特色文化受益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护乡村文化、进而保持旅游地乡村性的有效途径。乡村旅游的本地化是旅游地农民受益的必备条件。实践证明，产业规模大并不一定等于农民收益高，所以发展乡村旅游既要满足产业化的需要，积极吸引外来资金、技术和人才，又要对外来要素进行科学引导和规范，在规划制定、项目设计、利益分配等方面充分照顾当地农民的福利，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参与机会。只有将乡村文化的传承、乡村性的保持与旅游地农民自身的利益结合起来，使他们认识到保护乡村文化、保持旅游地乡村性与他们自身利益的密切关系，才能调动他们传承乡村文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使乡村特色文化得以保护，乡村旅游的发展也才有可靠的基础。

（三）积极寻找旅游地农民和游客兴趣的结合点以实现“双赢”

实践证明，一般游客对乡村旅游景观及其原生态文化的要求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游客希望体验真实的乡村文化和景观，另一方面，游客无法忍受基础设施、卫生状态、舒适程度等方面的落后。也就是说，游客追求的反向性是有限度的、相对的、甚至是表面的，是在居住 环境 、生活习俗、文明传承等方面的反向性，而不是维持落后面貌的反向性。这就为在满足城市游客反向性需要的同时顺应农民的现代化需要提供了契机。可通过科学规划和设计，在尽可能使乡村整体景观和氛围保持浓郁乡村性的同时，利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改善乡村基础设施和环境质量，加强标准化建设，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同时适应旅游业现代化的趋势。

（四）强力保护乡村生态环境

乡村生态环境是乡村文化的背景和依托，离开了特定的生态环境，乡村文化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然失去生命力。目前，传统文化的保护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将 民族 聚居地建成民族文化村；一种是异地集中保护，即在旅游地集中重建。从目前两种保护方式的发展趋势来看，前者的生命力要强于后者。其主要原因是人类文化从本质上看就是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方式，和自然环境具有一定程度的依存关系。乡村文化往往会和当地的生态环境交相辉映，形成比较稳定的人文生态系统。只有保护好乡村文化所依托的生态环境，才能保存鲜活的乡村文化。

（五）充分发挥乡村社区和乡村旅游合作 经济 组织的作用以遏制外部不经济

为了防止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出现“公地悲剧”，遏制外部不经济，防止乡村文化资源的破坏，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将外部 成本 内部化。具体来讲，就是充分发挥乡村社区和乡村旅游合作经济组织的作用。社区和乡村旅游合作经济组织不仅有可能克服乡村旅游的分散性弱点，开展品牌建设和 营销 ，而且能从旅游地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在控制开发规模、保护旅游资源、协调利益关系、改变旅游地农民在外来企业面前的弱势地位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进而有助于保护乡村文化，促成乡村文化建设和乡村旅游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

（六）加强政府的调控和监管保证乡村旅游持续、健康发展

乡村旅游发展的实践证明，政府在保护乡村文化和保障乡村旅游健康发展方面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首先，政府可以通过立法保护乡村文化资源和 历史 遗产；其次，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和实施规划确定乡村旅游开发的范围、规模、形式、容量等，做到适度开发，尽量避免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造成破坏；第三，政府可以通过财税和 金融 手段激励旅游经营者保护乡村传统文化面貌和“乡村性”。如意大利要求乡村旅游是在 农业 基础上开发其旅游功能，规定旅游收入不得超过农业总收入的1/3，否则将提高 税收 比率。

参考文献：

1.何景明.国外乡村旅游研究综述[j].旅游学刊，2003，（1）

乡村文化的重要性篇4

中图分类号： TU986 文献标识码： A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道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提出新农村建设战略之后，越来越重视乡村道路文化景观设计，通过对乡村道路的设计，能够有效的激活当地的经济发展，不仅要进行设计，而且还要进行科学的、合理的进行完善道路系统。乡村道路景观是当地文化特色的载体，能够充分展示出文化的内涵与特色。本文就对美丽乡村建设视角下的乡村道路景观设计初探进行简单的分析和阐述。

一、美丽乡村建设视角下的乡村道路文化景观设计遵循的原则

在美丽乡村建设视角下，要想有效的设计乡村道路文化景观就必须要坚持一定的原则，才能保证乡村道路文化景观设计的科学性、合理性。

（一）遵循文化性原则

在乡村道路文化景观设计中，首先必须要遵循的是文化性原则，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乡村道路文化景观向着城市化的标准来设计，完全忽略了乡村特有的优势。在设计过程中，要充分体现出乡村特有的文化气息，它是一个乡村所蕴含的一种文化，这种乡村文化是不能摒弃的，应该要遵循文化性的原则才能更好的保证乡村道路文化景观设计。

（二）遵循美观性原则

在乡村道路文化景观设计中，不仅只遵循文化性的原则，而且在坚持文化性的基础上应遵循乡村道路文化景观的美观性，乡村道路是一种公用的设施，也是带动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的枢纽。充分利用因地制宜，能够有效的融合周边的环境进行乡村道路文化景观的设计，通过利用乡村的有限资源，把美观合理的融入到乡村道路文化景观设计中去。

（三）遵循安全性的原则

在乡村道路文化景观设计中，还要遵循安全性的原则。安全在乡村道路设计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要有效的保证乡村道路的质量，这是乡村道路设计的基础；然后要重视在营造乡村道路景观环境提高乡村道路的安全；最后根据乡村道路设计的标准，对植物进行合理的配置，能够有效的缓解人们的疲劳，进一步的确保了乡村道路文化景观设计安全性。

（四）遵循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平衡性的原则

在乡村道路文化景观设计中，要遵循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平衡性原则。在设计中，要以最少的成本发挥出最大的经济效益，同时，还要注重生态环境效益，把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控制在最小化，能够有效的改善乡村道路的环境，进一步构建了绿色通道，设计出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有着均衡的乡村道路。

二、美丽乡村建设视角下的乡村道路文化景观设计中文化的重要性

乡村道路景观是乡村景观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乡村道路景观的设计不仅仅只是人们对其功能的满足，而且还要在乡村道路景观设计中挖掘出乡村特有的文化以及内涵，不仅能够对特有的文化进行宣传，而且能够通过文化元素促进新农村建设，进一步的能够有效的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

（一）乡村文化

乡村道路景观是道路与周边环境的一种相互融合的景观体系，要想有效的体现出乡村的文化，就必须在乡村道路景观设计中，充分展现出乡村文化的特色。由于我国地大物博，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国，每个地区都有着不同的文化气息，要想更直观更有效的体现出中国文化，就必须促进乡村文化的发展，乡村是文化之根，只有对新农村进行一定的文化建设，才能使得乡村文化继续发扬光大，通过使用合理的设计方法，能够最大化的彰显出乡村文化的资源。但是，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们越来越向往城市的生活，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改变了原有的乡村风格，就很难体现出当地的风土人情和特有的文化气息；在乡村道路景观设计中，注重乡村文化的设计，更加有效的体现出乡村文化的重要性。

（二）能够促进乡村的发展

乡村道路最终的功能就是交通，在乡村道路文化景观设计中能够采取合理的位置充分体现出当地的文化，能够满足当地人们和游客的欣赏需求。近几年，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乡村旅游也得到了一定的进步，通过合理的设计乡村道路文化景观能够有效的吸引游客，激发游客对当地的兴趣，进而能够有效的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为建设新农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乡村道路文化景观设计中对美丽乡村的建设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三、美丽乡村建设视角下的乡村道路文化景观设计途径

在美丽乡村建设视角下，要想有效的、合理的设计乡村道路文化景观，就必须要对乡村文化进行一定的塑造，首先要对乡村文化进行合理的定位，其次根据乡村道路进行文化景观设计，最后，通过乡村道路文化景观设计能够有效的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本文就通过以上三点进行分析。

（一）对乡村文化进行合理的定位

在美丽乡村建设视角下设计乡村道路文化景观，首先要对当地的乡村文化进行合理的定位。文化在一个乡村中有着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对文化价值的目标的构建也是非常重要的，必须要保证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能够使得三种关系共同发展。乡村文化是一种精神需求，只是表面的一种符号，要想有效的发挥出乡村文化的价值，必须要利用物质作为载体，能够从乡村道路文化景观设计中认识到乡村文化所特有的价值与内涵。

（二）乡村道路文化景观设计

1、在乡村道路文化景观设计中，必须要充分体现出文化的重要性，将文化元素合理的融入到乡村道路景观设计中，更加有效的发挥出所特有的文化气息。在乡村道路设计中，通过利用地形形态或者是历史人物形象对乡村道路来命名，这种做法不仅展现出来当地的文化价值，而且还能有效的吸引游者，进而促进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2、在乡村道路文化景观设计中，只有将植物融入到设计中，才能更加充分的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乡村道路的合理设计，进而对植物进行合理的选择，使得植物能够满足乡村道路文化景观的设计，同时，植物还有着一定的文化寓意。在设计中，选择合理的乡村植物为主，不仅能够适应植物的生长，而且还能有效的体现出当地植物的文化，从而体现了当地生态美和乡村特色，进而有效的促进了乡村产业的发展。

3、在乡村道路文化景观设计中，将景观的造型以及主题融入到设计中，也能充分体现出当地的文化内涵，通过将乡村特有的文化元素应用到景墙中，不仅发扬了当地的文化，而且还能增加了人们生活中文化的需求。

（三）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

在乡村道路文化景观设计中，通过将文化元素融入到乡村道路景观设计中，不仅有效的宣扬了当地的历史文化和文化内涵，而且还能有效的促进当地各种产业经济发展，能够有效的进一步的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以及精神需求。

结语：

综上所述，在乡村道路文化景观设计中，通过将文化元素融入到乡村道路景观设计中，不同的乡村道路连接着另一个乡村道路，而且还连接着不同的文化。在景观设计中，对文化进行一定的思考，能够把设计放在文化和景观上，能够打造出和而不同的乡村道路文化景观。

参考文献：

[1]谢伟强.回归自然的特色乡村道路[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11（23）

乡村文化的重要性篇5

中图分类号：G4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13）02-0088-03

在我国逐步实现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由于外来文化的强势介入，乡村文化没能坚守自身的文化特质，在时代洪流中逐渐衰落，乡村社会正面临着严重的文化冲突。在这样一个文化语境中，乡村教师作为乡村社会中为数不多的文化人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

一、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危机的表现

乡村教师作为一个“身份”的标记，“包含了制度性的‘权利’（rights）和心理性的‘认同’（identity）两个组成要 素”[1]，它既是个人认同的身份，又是制度赋予的身份，也是社会认可的身份，是个性和社会性的有机统一。具体来讲，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危机体现在其专业身份、文化身份、社会身份和个体身份上。

1.作为教师的专业身份

在过去相对静止的社会中，知识更新换代速度较慢，乡村教师凭着自己上学期间所学的知识尚能应付日常的教育教学。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年课程改革的实施，乡村教师在教学观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方面越来越难适应形势的需要。在多数农村学校，自然环境恶劣、信息闭塞、工作压力大，乡村教师特别是一些年轻教师对于教书育人的信心不足，出现了“懒教”和“厌教”的现象。于是，很多家长不再相信乡村教育和乡村教师，纷纷将自己的孩子送到条件较好的城镇里学习，乡村教师陷入了理想与现实矛盾的专业发展困境。

2.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

乡村教师除了具有教师的身份以外，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人，是乡村社会中唯一以知识为职业的知识分子。所谓乡村教师的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就是指乡村教师代表的文化性和公共性。除了教书育人，他们还应具有敏锐的社会意识和为公众服务的精神。可是，当前的乡村教师却严重缺乏这种社会意识和公共责任，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放弃了应有的文化担当，面对着代表主流形态的城市文化，逐渐迷失自我，陷入尴尬的文化困境中。“下课的钟声已经敲响，知识分子的‘导师’身份已经自行消解”[2]。作为身处乡村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乡村教师们公共精神在日益狭窄的科学化和专业化教育的挤压下，在城市化、工业化和市场化浪潮的压抑下，被不同程度地削弱了，相当一部分乡村教师甚至已经丧失了文化想象力和价值认同的能力。

3.作为乡村人的社会身份

我国多数的年轻乡村教师是在“离农教育”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接受的是城市教育，最后大多是无奈地回归到乡村中去的。他们普遍具有“学历高、追求多、住得远、跑得快”的特点。乡村教师居于乡村，却一直想逃离乡村，对城市充满着向往，他们不愿参与乡村事务，不跟乡村人交流，对乡土人情缺乏了解，对乡土文化选择漠视。在乡村公共事务的活动中，乡村教师不自觉地蜕变为“他者”身份，成为乡村社会中最熟悉的陌生人。梁漱溟曾经指出：“如果政治家或教育家，站在乡村外头说，‘我给你们办个小学吧’，一上手即与其本身隔离，一定是办不好的。”[3]

4.作为世俗人的个体身份

乡村教师的身份认同其中就包括个体的自我认同，即对自我身份、地位、利益和归属的主动体认。与公务员和城市教师相比，乡村教师在经济待遇和政治地位等方面明显处于弱势地位，成为了生活中的贫穷者和农村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有学者经过调研发现，“95.7%的乡村教师表示对当前经济地位‘非常不满意’，其中91%的30岁以下农村教师表示对当前经济地位‘非常不满意’；3.2%的农村教师表示对当前经济地位‘不满意’；1.1%农村教师表示对当前经济地位‘一般满意’”[4]。在这种情况下，乡村教师承担着沉重的生活和工作的双重负担，在“天底下最光辉的职业”的道德旗子指挥下，他们成为了这个社会中最忠实的“安贫乐道”的守卫者。

二、文化冲突下的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危机

乡村教师的身份认同是结构性和建构性的有机统一。所谓结构性的身份认同指的是制度文化、传统文化和社会文化对乡村教师身份的形塑；所谓建构性的身份认同指的是个体自我价值和地位的主动确认和选择。教育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文化的一种生命机制。乡村教师出现的身份认同危机实际上是文化认同危机。从文化冲突的角度分析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危机对于我们从根本上理解乡村教师的处境具有重要的意义。

1.物态文化的冲突

物态文化以知识观为主要表征。对于乡村学校和乡村教师来讲，彻底转变知识观是一件不太现实的事情。由于知识观的错位，或者是知识类型的相互冲突，许多乡村教师陷入了文化困境，出现了专业身份的焦虑和迷失。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乡村教师面临的难题是，到底选择普世知识（城市知识）还是地方知识；是选择科学知识还是人文知识；是选择专家知识还是个体知识；是选择理论知识还是实践性知识。虽然这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零和游戏，但是在操作过程中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两难选择。运行十多年的新课程改革，以及目前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的“国培计划”和“省培计划”，基本上是在政策的指引下，根据教育专家的指导，面向城市进行的。传统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已经不再适用，对这样新的知识观又比较陌生，很多乡村教师因此茫然不知所措。以小见大，这反映的是一个共性问题。我们的教育改革并没有在起点阶段与知识的转型同步，这种知识观的脱节就意味着在教学过程中，乡村教师的地方知识、个体知识和实践性知识严重缺失。

2.行为文化的冲突

在一个相对稳定静止的社会中，大家彼此相互了解。可以说，一个村落就是一个世界，基本上能自给自足，村与村之间来往并不多。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彼此信任是凝集乡土人情世故的通行证。伴随着行为文化的变迁、社会的转型，原来由彼此默契和信任构成的“熟人社会”慢慢地向由规则和制度构成的“陌生人社会”转变。这样一个看似具有进步意义的文化变迁却是以乡土文化的集体性失落为代价的。作为生活在乡间的知识分子，乡村教师最能感受到由于乡土文化的破坏所带来的文化阵痛和价值观的迷失。在传统社会中，乡村教师是乡村中的熟人。如今年长的教师已慢慢老去。接受现代文明洗礼、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教师以纯粹的专业技术人员的身份出现，他们已不再熟悉乡土社会，不再熟悉乡土人情。他们除了上课的时候接触乡村的孩子以外，不再与乡村社会发生任何联系。

3.制度文化的冲突

从现实情况看，对乡村教师影响最直接的莫过于制度文化。它突出表现为国家为了加强对乡村教育和教师的影响而推行的政策、管理体制等国家权力因素。乡村教师出现的身份认同危机就与国家权力下沉和上移的矛盾密不可分。在传统社会，“皇权止于县政”，我国的乡村社会游离于国家权力之外，乡绅而不是皇帝是乡土社会的主宰。近代以来，国家权力不断下沉，乡村学校越来越成为“村落中的国家”[5]。国家从资格认证、任免、教学过程和教学结果等各个方面将乡村教师纳入国家的权力体系中，乡村教师越来越依赖于国家体系，并渐渐在制度上与乡村社会疏离。不过，最近十几年，在国家权力不断下移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权力不断上移的现象。这主要表现为两点，其一，在管理体制上，将乡村学校管理从以村为主上移到以县为主，这从经费等方面确实能保障乡村教育的运行。不过，由于权力的上移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乡村学校出现管理空白，比如县里把主要精力放在城镇学校上，无暇顾及乡村学校，尤其是乡村小学。同时，村里对学校也不承担管理责任。其二，国家为了优化配置教育资源，“撤点并校”。民进中央在2012年召开的“两会”期间提交的提案显示，“从2000年到2010年十年间，我国农村的小学减少了一半，平均每天消失56所农村小学”[6]。优点姑且不论，“撤点并校”的不为人知的危害就是加速了农村的解体和乡土文化的凋零，并切割了文化与乡土之间的联系。作为乡土文化最后的守夜人，乡村教师面临的只是一个资源日益枯竭的文化图景。

4.观念文化的冲突

从根本上动摇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的当属观念文化。观念文化是以消费文化、传媒文化和贫困文化等为主要表现形态的，在乡村教师身上，它们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消费文化和传媒文化都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具有较强的商品性、通俗性、流行性和娱乐性，并伴随着强烈的示范效应。它们都以城市生活为蓝本，以图像化的标志引导着广大乡村教师对城市生活的想象，将人们的消费兴趣转移到了商品的符号意义方面。同时也在解构着乡村文化，强化了乡村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脱离乡村生活的渴望。而根深蒂固的贫困文化就像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使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就如一群自我放逐的“文化边缘人”，一个个地游走在城市与农村的中间，向往城市又无法融入城市，回归乡土又不甘于现状。

三、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的文化建构

我们应以乡村文化一体化和乡村教育一体化的思想为指导，冲破文化冲突的羁绊，立足于平等原则、差异原则和补偿原则，加快完善教师身份制度建设，从“他者”建构和自我建构入手，重塑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的信心。对乡村教师来讲，他者建构指的是制度保障和课程安排；自我建构指的是个体专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主动体认。

1.加大提高乡村教师待遇的制度建设

立足平等原则和补偿原则，加快进行城乡统一的学校标准化建设，建立城乡统一的教育质量保障制度，加强县域内教师资源的统筹管理和合理配置，建立合理的教师流动制度。同时，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加大政策倾斜力度，在工资方面对长期工作在乡村的教师实行倾斜政策，完善津贴补助标准。从制度层面对农村基础教育的落后局面进行补偿，提高乡村学校的办学条件和乡村教师的生活和工作待遇，让乡村教师能“招得来、留得住、干得好、流得动”，以提高他们的职业满意度和教师身份认同度。在此过程中，政府在强化教育的督导和监控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2.加深乡村教师对乡土文化的理解

乡村教师应该立足于“回归乡土”，重建和弘扬乡村文化，自觉摒弃文化进化论，重新树立文化自尊心和乡土自觉意识，不再将城市文化当做现代化的唯一标杆。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是不同的，乡土需求与城市需求也是不同的。因此，乡村教育自然有别于城市教育。乡村教师应该充分利用本地发展优势，因地制宜，整合优势将其变为育人资源，开发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把乡土文化引入校园、引入课堂，引导乡村孩子理解乡村世界，填补由于乡村文化衰落而导致的乡村少年精神的空白。“营造乡村教育的文化想象空间，需要真正理解乡村、理解乡村少年的境遇的教师”[7]。同时要改革目前的教师考核机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将乡村文化有机地融入评价内容之中，考察乡村教师对乡土文化的理解，考察教师能否让学生获得发展的同时热爱乡土文化。在此过程当中，乡村教师应该是乡土文化身体力行的知情者和参与者，而不是“边缘人”和“局外人”。

3.加大乡村教师对课程改革的参与力度和个人实践性知识的研究

教师的个人实践性知识是一种特别的知识，是教师以其个人的信念、情意、态度等来统整他所有的专业理论知识，并且依照实际情境为导向的知识。“它存在于教师以往的经验中，存在于教师现时的身心中，存在于未来的计划和行动中。个人实践知识贯穿于教师的实践过程”[8]。它具备三个基本特征：主体性、实践性和情感性。对此，应该鼓励乡村教师积极参与课程改革，增强乡村教师在课程改革中的主体意识。教师在学习和讲授理论知识的同时，能适时将自己的教学经验和个人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在课堂教学中进行有机的融合。“关注教师个人基于教育情境和生活史的实践性知识，强调教师个人的专业自主选择性，则正是对身份认同的建构与确认”[9]。因此，乡村教师实现身份认同，就必须对个人实践性知识进行深入研究，关注知识的实践性、个体性和建构性，关注知识产生的具体情境和价值取向的涉入。

4.加大乡村教师公共精神的培育

加大乡村教师公共精神的培育，要求作为知识分子身份或者文化人身份的乡村教师具备一定的社会意识和公共责任，具有“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济世情怀。具体来讲，乡村教师不但要了解教书育人的专业领域的事情，而且还要关心专业领域以外的农村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问题，要成为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乡村教师怎样才算好……他足迹所到的地方，一年能使学校气象生动，二年能使社会信仰教育，三年能使科学农业著效，四年能使乡村自治告成，五年能使教育普及，十年能使荒山成林，废人生利”[10]。据此，乡村教师应该积极地走出课堂，融入乡村，参与改造乡村生活，利用校园、教室、图书馆和运动场等现有资源为乡村服务，进行技术培训，宣传新思想、新道德和新文化。在乡村文化日益荒漠化的今天，乡村教师可以凝聚本土文化资源，重建乡村文化秩序，帮助树立乡村文化的权威格局。这对于营造乡村浓厚的文化氛围和激活整个乡村社会的文化想象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曲正伟. 教师的“身份”与“身份认同”[J].　教育发展研究，2007 （4）：34-38.

[2]许纪霖. 知识分子论丛（第一辑）[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2：58.

[3]马千帆. 梁漱溟教育论著选[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298.

[4]李金奇. 农村教师的身份认同状况及其思考[J].　教育研究， 2011（11）：34-38.

[5]李书磊. 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M].　杭 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1．

[6]雷辉. 民进中央：应明确农村学校撤并底线[N].　南方日报，2012-03-13（04）.

[7]刘铁芳. 乡村的终结与乡村教育的文化缺失[J].　书屋，2006 （10）：45-49.

乡村文化的重要性篇6

中图分类号：D03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4）04-0087-04

中国乡村社会正经历着由传统社会管制向现代社会管理及后现代化社会治理转型之中。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为推动乡村传统社会管制向现代社会管理及后现代化社会治理转型提供了方向和选择。乡村旅游发展作为推动乡村治理重构的内驱动力及加快城乡一体化、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探索乡村旅游发展中地方政府行为治理现代化，必将为推动乡村生态型区域治理、加快后现代化乡村治理转型、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思考。

一、乡村旅游治理基础：地方政府行为治理主体现代化

地方政府行为治理以治理主体现代化为基础。治理主体是由政府行为中具体的个体或群体构成，突出表现为治理中的领导实体。但是，治理中的个体、群体或领导实体并不等于政府行为治理主体，只有通过程序化的政府组织才构成政府行为治理主体，治理主体现代化必定是“政府组织这个治理主体逐渐向组织结构科学化、组织功能专门化、组织程序高效化及组织规范优质化的转换过程”[1]。实现乡村旅游发展中政府行为治理主体现代化，需着力推动地方政府组织优化、结构序化。

要推动乡村旅游管理职权分化。地方政府旅游管理职权分化，在整体上有横向与纵向之分，横向平衡分化要求地方政府将部分旅游管理职权逐步向市场及社会分化，既要在治理模式中保留政府主导因素，又要在公民社会培育中增强市场主体及社会功能。伴随乡村市场主体扩大，乡村居民参与性增强及社会组织化程度提高，由政府推动型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将逐渐过渡为市场推动+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乡村旅游治理模式，加快构建多元共治乡村旅游发展格局是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如图所示）。

乡村旅游发展需体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基本原则，要从自身资源特色出发，坚持以乡村旅游市场需求为导向，促进乡村旅游与乡村市场有效对接，地方政府旨在履行好乡村旅游协调、立法、规划等职能，维护乡村旅游市场，引导社会参与，促进有序竞争。纵向层级分化即推进上下级政府的职权分化，逐步将乡村旅游发展权限还权于基层治理单位，推动乡村旅游生态型区域治理。美国、加拿大、英国、奥地利等国家，在乡村旅游发展初期赋予乡镇政府和基层自治单位更多乡村旅游发展职能，极大提高乡镇、村社参与乡村旅游开发与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乡村旅游活动场所是在乡村社会，广大乡村社会集聚着大量旅游资源及内生发展力量，乡村旅游发展必将催化着乡村治理重构，重构后的乡村治理又持续推动着乡村旅游发展。让乡村旅游发展回归于基层治理本真、还原于基层自治单位及村社共同体运作是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催化乡村治理重构的现实选择。

要优化乡村旅游机构职能设置。治理理论认为，良好的治理状态即“善治”要求国家权力向市场及社会回归，但这种回归并不是政府与市场及社会的零和博弈，而是力图在动态合作中共享公共资源的权力分配[2]。从而指出了政府组织需要通过创新形式构建多元主体的协作关系，优化多样功能的职能设置，促进政府行为治理多元主体并存、多样功能发挥。在乡村旅游不同发展阶段及条件背景中，要着力推动科学化机构设置及专业化职能分工。当前，随着乡村旅游市场化、社会化推进，有必要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旅游企业之间培育一个专门服务于乡村旅游发展的半官方组织，充当发展乡村旅游业的筹资机构、技术咨询机构、信贷服务机构、土地开发与销售机构。20世纪60年代后期，韩国的“观光公社”、墨西哥的“福纳多”等乡村旅游发展半官方服务组织，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克服了乡村旅游业发展中的重重困难，为本国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旅游企业之间培育和扶持专门服务于乡村旅游发展的半官方机构，有利于加快社会资本集聚，多渠道筹集乡村旅游发展资金，促进乡村旅游转型升级。应用所筹集资金对购买土地进行开发，通过变生地为熟地，使交通等条件便利后销售给旅游开发商或旅游企业，对于培育乡村旅游市场主体，拓展乡村旅游发展空间，强化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及社会治理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二、乡村旅游治理支撑：地方政府行为治理技术现代化

地方政府行为治理以治理技术现代化为支撑。就历史发展观而言，乡村社会变迁不是单纯生产力直线发展所致，而是由乡村社会有机体的网格化多向作用所为。但是，网格化作用不是直接发生，而是以相应行为技术为支撑。乡村旅游作为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要素、乡村治理重构的内驱动力，需通过相应行为技术打破乡村治理的封闭性，促进人口与资本流动，逐步将乡村经济整合到国家经济共同体中，加快推动以地缘亲缘关系为特征、村民身份为基础的传统乡村治理向以开放为特征，以公民身份为基础的现代乡村治理转型。

要推动乡村旅游服务人才现代化。生态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是一种发展状态、文化转型、价值提升，现代化的核心在于人的现代化，包括人的生活、素质及社会关系现代化。追求乡村旅游经济有效、代际公平、环境友好型现代化发展，人既是实践主体，也是价值主体，更是终极目的，推动人的思想观念、能力素质、行为方式、社会关系现代化是加快乡村旅游服务人才现代化的根本。为此，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必须有一个更快的知识及技能积累率，知识技能的应用和推广是推动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因子。地方政府应积极参与到乡村旅游知识生产和扩散及人力资本的积累中来，推动地方政府行为治理技术现代化。当前，要积极推进寓管理于服务的乡村旅游管理服务架构，加快高、中、初级和乡村旅游在职教育培训体系形成，切实提高乡村旅游企业和乡村居民的服务能力和治理水平。要有计划针对乡村旅游部门管理人员，旅游饭店、旅行社和部门经理等管理人员开展职业经理人培训，在更高层面促进乡村旅游发展中经理人职业化及职业化经理人形成。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乡村居民的参与面不断扩大，在各大景区家家开饭店、户户设旅馆成为一大趋势，“野导”拉客、居民宰客是景区的一大弊端，加大乡村旅游服务培训力度，规范乡村旅游服务行为势在必行。

要推动乡村旅游形象导向现代化。随着乡村治理变革，乡村旅游发展正经历着由资源导向到市场导向再到形象导向转变，乡村旅游形象是“旅游者对旅游地综合性、概括性的认识和印象，是公众对旅游地所有产品、服务设施的综合感知”[3]。乡村旅游形象导向关键在于地方政府行为技术现代化，核心在于旅游产品的设计和推广，重点在于代表性理念、行为、景观、氛围等形象设计，切实把握活动性、舒适性、人文性、现代性乡村治理需求。首先，要以自身资源为基础做好形象定位。乡村旅游资源决定乡村旅游形象，乡村旅游形象持续影响着乡村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乡村旅游形象作为自然资源条件状态下的主观能动性产物，更加尊重自然与文化的异质性，倡导人们在认识自然、保护自然、享受自然中促进旅游促销。其次，要以乡村旅游市场为导向开展形象推广。要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中发展乡村旅游市场，充分体现乡村旅游市场主体性、地域差异化、经营分散性、形象整体性等特点。如我国香港特区坚持市场经济发展浪潮中开展旅游促销，欧美地区也采用传统的东方宣传色彩开拓乡村旅游市场。再次，要以乡村意境营造为内涵促进形象提升。意境形象体验是人在感知基础上通过情感、想象、理解等审美活动获得的内在美，乡村意境是乡村地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各种生产生活要素积累和沉淀[4]。乡村旅游形象导向现代化，要围绕独特性理念、行为、景观、氛围等形象设计，通过表演性、民俗性、群众性、参与性乡村旅游活动开展，有效促进乡村旅游地情景交融、意境提升。

三、乡村旅游治理条件：地方政府行为治理环境现代化

地方政府行为治理是以治理环境现代化为条件。伴随着传统社会管制向现代社会管理及后现代化社会治理转型，行政生态必然向生态行政嬗变，推动生态型区域治理是乡村旅游发展的价值及目标追求。地方政府行为治理环境现代化，要着力推动政府的目标政策、法规体制、机构职能、能力建设、文化理念等诸方面生态化。

要实现自然环境现代化。生态行政学认为，行政系统应积极主动适应于保护资源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需要，而不是设法改造自然生态系统以适应公共行政改革与发展的需要。自然行政环境现代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高度体现人类归属性生态价值进程、旨在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乡村共同体代际公平与可持续发展。当前，乡村旅游发展在“反现代化”行为条件下，往往导致生态环境破坏而增加社会成本，滥建房屋、大兴土木、游人过多、土地流失等，难免导致植被和自然环境遭受破坏，带来外部不经济性影响。为消除或弱化乡村旅游发展中外部不经济性，地方政府必须充分发挥生态型区域治理现代化张力。要统一规划、提升地方政府环保立法的预见能力，对潜在的生态资源预先立法保护，建立景区卫生环保体系，提升地方政府环保工作能力，建立环境监控机制，防范乡村环境恶化，回应村民抵制情绪。乡村旅游作为乡村经济重要因子，旅游经济的发展必然会促进人口与资本的流动，人口与资本的流动必然会要求加快乡村治理格局提升。当前，迫切需要将地方政府生态管理职能进一步将环保职能延伸到村屯，强化乡村旅游生态教育，倡导健康文明旅游行为，加快确立生态效益型价值理念，斧正传统生态行为，切实使生态环境保护成为村民和游客自觉行为。

要实现人造环境现代化。人造行政环境现代化体现价值与规范的统一，社会动员性及同化性凸显生态型区域治理现代性或后现代性张力。根据美国著名行政学家弗雷德・W・里格斯（FredW・Rjggs）关于“非均衡政体”棱柱社会认识，在未完全商品化、社会化、市场化，各种政治的、社会的、宗教的及个人地位等因素仍然强烈影响的“集市――有限市场”型社会里，沟通网直接影响一个社会的“动员性”和“同化性”，利用现代技术推进人造行政环境现代化势在必行。广大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是一个由多元公共空间缔造的集合体，乡村旅游经济体现为“集市――有限市场”型经济结构，家族背景、宗族势力、裙带关系、社会威望、、地缘亲缘等因素无不影响着地方政府行政行为及履职功能发挥，推进乡村旅游行政环境优化、促进生态行政能量交换平衡是实现人造行政环境现代化必然选择。要建立勤廉监督机制，规范乡村旅游市场，勤廉监督是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有效途径，规范乡村旅游市场旨在推动乡村旅游发展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导向型嬗变，最大限度防止乡村旅游中公共权力腐败及市场失灵。当前，需要将家庭旅馆、家庭饭店、村社导游纳入规范化管理范畴，避免拉客、宰客、市场混乱等现象发生。如日本政府为推进乡村旅游饭店业规范化、国际化发展，分别于1948年和1949年制定了《旅馆业法》和《旅游旅馆促进法》，使本国旅馆、饭店进入规范化管理。要健全保障机制，促进村民有序参与，参与性是治理变革的内在要求，居民参与乡村旅游发展合乎目的性及规律性的统一。当前，需要加快制定乡村居民从事乡村旅游经营活动的法规性文件，从法规上引导乡村居民有序参与乡村旅游发展中来。要建立乡村旅游发展合作共赢机制，西方多数国家如1992年美国的“理解备忘录”、1995年芬兰的乡村政策委员会，通过成立乡村居民、与政府主管部门和乡村旅游企业的联席会会议制度，在更高层面推进乡村居民、政府、旅游企业的互惠共赢。要强化设施服务，促进农村社区化发展，基础设施服务建设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基本要求，乡村社区化是城乡一体化的必然选择，乡村旅游地基础设施服务建设必须以社区理念来打造，通过乡村社区化治理模式促进乡村旅游经济市场化、社会化发展。要推动区域联合发展，实施文化治村，“治理是一个权力运行多向度的，包括横向互动和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5]，“政府间的横向合作普遍促进相关区域内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改善，从而使相关地区的整体效应得到提高”[6]。地方政府在乡村旅游发展目标认同基础上应着力建立良好的府际关系，着眼强化“心治”模式，推动乡村社会政治符号系统形成。通过协商合作、联合行动、人文化成等项目载体推进，加快推动乡村旅游发展中区域生态型公共治理。早在20世纪30年代，一代教育宗师宴阳初先生就提出“文化治村”思想，强调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乡村旅游发展要始终伴随乡村文化及乡村社会政治符号系统建设有序推进。要做好乡村旅游地文化体系梳理，努力寻找乡村精神文化主线，充分挖掘民俗文化内涵，促进乡村文脉提升；要加快构建廉洁高效乡村行政文化，促进乡村旅游发展中服务性、民主性、公正性、有效性、责任性、创新性、法治性行政文化理念形成；要努力营造和谐、健康的乡村旅游文化，突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引领，以“礼、读、耕”文化建设为导向，赋予乡村旅游发展及乡村文化建设全新内涵，增强地方政府行为治理现代化张力。

参考文献：

[1]刘 丹，等.政府行为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功能研究[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8：296.

[2]高秉雄，张江涛.公共治理：理论缘起与模式变迁[J].社会主义研究.2010（6）：110.

[3]匡 林.旅游业政府主导型战略研究[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224.

乡村文化的重要性篇7

一、重庆乡村旅游资源基础及市场规模

乡村旅游是一种以传统的农业经济和乡村资源为基础，以城市居民为巨大潜在市场，满足都市人享受田园风光，回归淳朴民俗欲望为目的的旅游产品。传统的农业资源借助这种产品能够实现更高的附加值。重庆自古就是物华天宝、人文荟萃之地，其独特的自然条件、历史文化底蕴和社会人文环境孕育了丰富多样的乡村旅游资源。从田园风光、乡村聚落、乡村建筑到农耕文化、民风民俗、节庆文化；从农业观光到农产品品尝、购物；从传统农业生产到现代化高效农业等等，均有可开发的旅游资源和旅游景观，为重庆乡村旅游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础。

重庆具有区别意识的乡村旅游自2000年才开始自主发展，现已具有一定的规模。2006年，重庆市乡村旅游接待游客总人数达1676万人次，占全市国内旅游接待人次数的24.69％，实现直接旅游总收入9.3亿元。目前，全市共有乡村旅游景区（点）数2470个，客房数总量74208张床位；全市被命名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的单位共12个；直接吸纳农民就业人数5.3万人，间接提供劳动就业岗位12万人；到2010年，全市旅游农业游客总量将达到1850万人次，年平均增长率约为11%，预计约占当年全市国内旅游总人次的18.5%，重庆乡村旅游市场发展潜力巨大。

二、重庆乡村旅游市场发展模式及其面临的挑战

乡村旅游发展具有强大的综合带动、文化交流、信息流通和辐射功能，也是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农村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载体。目前，重庆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大致有五种：(1)农家乐及乡村饭店发展模式。重庆乡村旅游发展主要以农家乐作为载体，全市的“农家乐”数量已多达3650余个，年接待游客量达到1000余万人次，占重庆乡村旅游旅游收入的85%左右。此外，还有部分乡村饭店在传统农家乐基础上发展起来，主要分布在“一小时经济圈”区域。(2)生态及高科技农业园模式。该模式生态、经济、社会效益明显，发展势头良好，是重庆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模式。主要分布于重庆市现代农业园区（渝北）、重庆生态农业科技产业示范区（北碚）、重庆市农业科技博物馆、巴南区百里生态农业经济长廊、万州生态农业观光旅游园等。(3)森林公园模式。该模式是我市乡村旅游发展的最原始形态。主要分布于南岸区南山、沙坪坝歌乐山、北碚缙云山、江津四面山、南川金佛山、万盛黑山谷、武隆仙女山森林公园等。(4)古镇民俗节事模式。主要分布在各级历史文化古镇和民族风情村，如重庆美丽乡村嘉年华、土家族摆手舞节、垫江牡丹节、三峡柑桔节、永川茶竹文化节、北碚静观腊梅节等。(5)景区带动型模式。主要是指以重点旅游景区为核心，把景区的部分服务功能剥离出来，吸纳周边乡村的农民参与旅游接待和服务，从而带动农民脱贫致富，形成旅游景区和社区经济的互动发展。如南岸南山片区、长寿户片区、武隆仙女山片区、金佛山片区、东温泉片区等均属这种模式。　重庆是拥有8.2万平方公里土地、3000多万人口的年轻直辖市，大城市与大农村的二元结构十分明显。目前，重庆发展乡村旅游面临着以下问题：(1)乡村旅游模式发展不平衡，配套功能服务产品不齐全。目前，除农家乐模式较为成熟外，其他乡村旅游模式如生态农业园、森林公园、民俗节事旅游等在产品规划、建设、包装、宣传等方面还有较大差距；旅游配套服务设施不齐全，不能满足游客的多层次需要。（2)乡村旅游产品档次较低，乡村核心文化挖掘不深入。很多乡村旅游产品无法反映农事农艺、乡村生活、乡土习俗、劳作体验等乡村核心文化内涵,更缺乏具有参与性、知识性、娱乐性，能充分展示“村野文化”的旅游活动内容。（3)乡村旅游产业效益不高，经济联动效应不明显。乡村旅游理应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源和加速器，但目前重庆市乡村旅游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还不高，所占比例偏低，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拉动作用不够充分。

三、重庆发展乡村旅游的对策建议

首先，因地制宜地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以市场导向配置资源，引导乡村旅游向优势地区集中。加强“一圈两翼”乡村旅游经济发展的分类指导和协调，架构“一环四走廊”的都市田园型乡村旅游发展格局，促进乡村旅游的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积极推进“渝西经济走廊”乡村旅游发展,加速推进渝东南“乌江画廊/武陵山区”新农村旅游，推进乡村旅游产品从“单一”向“个性化”转型，旅游经营从“单体”向“规模化”升级。

其次，深入挖掘乡村文化体验性内涵，创造差异化的特色品牌项目。充分利用乡村旅游主体行为上的参与性特点，在乡村田园风光景观意象和农耕文化意象突出的地方，开展生态型农业观光园，让游客参与农作劳动，体验农事之趣；针对乡村旅游文化层次上的高品位性特点，挖掘乡村民俗文化意象，设立民俗风情区，开展一系列游客参与性较强的民俗文化体验恬动。

第三，维护乡村景观的原真性，避免出现围城效应，确保重庆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旅游者参与乡村旅游活动，贪图乡村特有的乡土文化，他们所荷载的异域文化会与乡土文化产生互动过程，有时在很大程度上会诱发乡村固有文化的演化与变迁。这会破坏乡村的原真性意象，从而降低乡村吸引力，最终导致乡村旅游根基的动摇。因此，必须采取适当措施，制定必要的法律法规来维护乡村特色景观的传统性和原真性；必须认真贯彻“开发与保护并重、开发服从保护”的旅游业发展方针，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走生态文明的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乡村文化的重要性篇8

一、重庆乡村旅游资源基础及市场规模

乡村旅游是一种以传统的农业经济和乡村资源为基础，以城市居民为巨大潜在市场，满足都市人享受田园风光，回归淳朴民俗欲望为目的的旅游产品。传统的农业资源借助这种产品能够实现更高的附加值。重庆自古就是物华天宝、人文荟萃之地，其独特的自然条件、历史文化底蕴和社会人文环境孕育了丰富多样的乡村旅游资源。从田园风光、乡村聚落、乡村建筑到农耕文化、民风民俗、节庆文化；从农业观光到农产品品尝、购物；从传统农业生产到现代化高效农业等等，均有可开发的旅游资源和旅游景观，为重庆乡村旅游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础。

重庆具有区别意识的乡村旅游自2000年才开始自主发展，现已具有一定的规模。2006年，重庆市乡村旅游接待游客总人数达1676万人次，占全市国内旅游接待人次数的24.69％，实现直接旅游总收入9.3亿元。目前，全市共有乡村旅游景区（点）数2470个，客房数总量74208张床位；全市被命名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的单位共12个；直接吸纳农民就业人数5.3万人，间接提供劳动就业岗位12万人；到2010年，全市旅游农业游客总量将达到1850万人次，年平均增长率约为11%，预计约占当年全市国内旅游总人次的18.5%，重庆乡村旅游市场发展潜力巨大。WWW.133229.COm

二、重庆乡村旅游市场发展模式及其面临的挑战

乡村旅游发展具有强大的综合带动、文化交流、信息流通和辐射功能，也是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农村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载体。目前，重庆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大致有五种：(1)农家乐及乡村饭店发展模式。重庆乡村旅游发展主要以农家乐作为载体，全市的“农家乐”数量已多达3650余个，年接待游客量达到1000余万人次，占重庆乡村旅游旅游收入的85%左右。此外，还有部分乡村饭店在传统农家乐基础上发展起来，主要分布在“一小时经济圈”区域。(2)生态及高科技农业园模式。该模式生态、经济、社会效益明显，发展势头良好，是重庆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模式。主要分布于重庆市现代农业园区（渝北）、重庆生态农业科技产业示范区（北碚）、重庆市农业科技博物馆、巴南区百里生态农业经济长廊、万州生态农业观光旅游园等。(3)森林公园模式。该模式是我市乡村旅游发展的最原始形态。主要分布于南岸区南山、沙坪坝歌乐山、北碚缙云山、江津四面山、南川金佛山、万盛黑山谷、武隆仙女山森林公园等。(4)古镇民俗节事模式。主要分布在各级历史文化古镇和民族风情村，如重庆美丽乡村嘉年华、土家族摆手舞节、垫江牡丹节、三峡柑桔节、永川茶竹文化节、北碚静观腊梅节等。(5)景区带动型模式。主要是指以重点旅游景区为核心，把景区的部分服务功能剥离出来，吸纳周边乡村的农民参与旅游接待和服务，从而带动农民脱贫致富，形成旅游景区和社区经济的互动发展。如南岸南山片区、长寿户片区、武隆仙女山片区、金佛山片区、东温泉片区等均属这种模式。

重庆是拥有8.2万平方公里土地、3000多万人口的年轻直辖市，大城市与大农村的二元结构十分明显。目前，重庆发展乡村旅游面临着以下问题：(1)乡村旅游模式发展不平衡，配套功能服务产品不齐全。目前，除农家乐模式较为成熟外，其他乡村旅游模式如生态农业园、森林公园、民俗节事旅游等在产品规划、建设、包装、宣传等方面还有较大差距；旅游配套服务设施不齐全，不能满足游客的多层次需要。（2)乡村旅游产品档次较低，乡村核心文化挖掘不深入。很多乡村旅游产品无法反映农事农艺、乡村生活、乡土习俗、劳作体验等乡村核心文化内涵,更缺乏具有参与性、知识性、娱乐性，能充分展示“村野文化”的旅游活动内容。（3)乡村旅游产业效益不高，经济联动效应不明显。乡村旅游理应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源和加速器，但目前重庆市乡村旅游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还不高，所占比例偏低，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拉动作用不够充分。

三、重庆发展乡村旅游的对策建议

首先，因地制宜地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以市场导向配置资源，引导乡村旅游向优势地区集中。加强“一圈两翼”乡村旅游经济发展的分类指导和协调，架构“一环四走廊”的都市田园型乡村旅游发展格局，促进乡村旅游的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积极推进“渝西经济走廊”乡村旅游发展,加速推进渝东南“乌江画廊/武陵山区”新农村旅游，推进乡村旅游产品从“单一”向“个性化”转型，旅游经营从“单体”向“规模化”升级。

其次，深入挖掘乡村文化体验性内涵，创造差异化的特色品牌项目。充分利用乡村旅游主体行为上的参与性特点，在乡村田园风光景观意象和农耕文化意象突出的地方，开展生态型农业观光园，让游客参与农作劳动，体验农事之趣；针对乡村旅游文化层次上的高品位性特点，挖掘乡村民俗文化意象，设立民俗风情区，开展一系列游客参与性较强的民俗文化体验恬动。

第三，维护乡村景观的原真性，避免出现围城效应，确保重庆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旅游者参与乡村旅游活动，贪图乡村特有的乡土文化，他们所荷载的异域文化会与乡土文化产生互动过程，有时在很大程度上会诱发乡村固有文化的演化与变迁。这会破坏乡村的原真性意象，从而降低乡村吸引力，最终导致乡村旅游根基的动摇。因此，必须采取适当措施，制定必要的法律法规来维护乡村特色景观的传统性和原真性；必须认真贯彻“开发与保护并重、开发服从保护”的旅游业发展方针，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走生态文明的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乡村文化的重要性篇9

一、重庆乡村旅游资源基础及市场规模

乡村旅游是一种以传统的农业经济和乡村资源为基础，以城市居民为巨大潜在市场，满足都市人享受田园风光，回归淳朴民俗欲望为目的的旅游产品。传统的农业资源借助这种产品能够实现更高的附加值。重庆自古就是物华天宝、人文荟萃之地，其独特的自然条件、历史文化底蕴和社会人文环境孕育了丰富多样的乡村旅游资源。从田园风光、乡村聚落、乡村建筑到农耕文化、民风民俗、节庆文化；从农业观光到农产品品尝、购物；从传统农业生产到现代化高效农业等等，均有可开发的旅游资源和旅游景观，为重庆乡村旅游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础。

重庆具有区别意识的乡村旅游自2000年才开始自主发展，现已具有一定的规模。2006年，重庆市乡村旅游接待游客总人数达1676万人次，占全市国内旅游接待人次数的24.69％，实现直接旅游总收入9.3亿元。目前，全市共有乡村旅游景区（点）数2470个，客房数总量74208张床位；全市被命名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的单位共12个；直接吸纳农民就业人数5.3万人，间接提供劳动就业岗位12万人；到2010年，全市旅游农业游客总量将达到1850万人次，年平均增长率约为11%，预计约占当年全市国内旅游总人次的18.5%，重庆乡村旅游市场发展潜力巨大。

二、重庆乡村旅游市场发展模式及其面临的挑战

乡村旅游发展具有强大的综合带动、文化交流、信息流通和辐射功能，也是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农村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载体。目前，重庆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大致有五种：(1)农家乐及乡村饭店发展模式。重庆乡村旅游发展主要以农家乐作为载体，全市的“农家乐”数量已多达3650余个，年接待游客量达到1000余万人次，占重庆乡村旅游旅游收入的85%左右。此外，还有部分乡村饭店在传统农家乐基础上发展起来，主要分布在“一小时经济圈”区域。(2)生态及高科技农业园模式。该模式生态、经济、社会效益明显，发展势头良好，是重庆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模式。主要分布于重庆市现代农业园区（渝北）、重庆生态农业科技产业示范区（北碚）、重庆市农业科技博物馆、巴南区百里生态农业经济长廊、万州生态农业观光旅游园等。(3)森林公园模式。该模式是我市乡村旅游发展的最原始形态。主要分布于南岸区南山、沙坪坝歌乐山、北碚缙云山、江津四面山、南川金佛山、万盛黑山谷、武隆仙女山森林公园等。(4)古镇民俗节事模式。主要分布在各级历史文化古镇和民族风情村，如重庆美丽乡村嘉年华、土家族摆手舞节、垫江牡丹节、三峡柑桔节、永川茶竹文化节、北碚静观腊梅节等。(5)景区带动型模式。主要是指以重点旅游景区为核心，把景区的部分服务功能剥离出来，吸纳周边乡村的农民参与旅游接待和服务，从而带动农民脱贫致富，形成旅游景区和社区经济的互动发展。如南岸南山片区、长寿户片区、武隆仙女山片区、金佛山片区、东温泉片区等均属这种模式。

重庆是拥有8.2万平方公里土地、3000多万人口的年轻直辖市，大城市与大农村的二元结构十分明显。目前，重庆发展乡村旅游面临着以下问题：(1)乡村旅游模式发展不平衡，配套功能服务产品不齐全。目前，除农家乐模式较为成熟外，其他乡村旅游模式如生态农业园、森林公园、民俗节事旅游等在产品规划、建设、包装、宣传等方面还有较大差距；旅游配套服务设施不齐全，不能满足游客的多层次需要。（2)乡村旅游产品档次较低，乡村核心文化挖掘不深入。很多乡村旅游产品无法反映农事农艺、乡村生活、乡土习俗、劳作体验等乡村核心文化内涵,更缺乏具有参与性、知识性、娱乐性，能充分展示“村野文化”的旅游活动内容。（3)乡村旅游产业效益不高，经济联动效应不明显。乡村旅游理应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源和加速器，但目前重庆市乡村旅游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还不高，所占比例偏低，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拉动作用不够充分。

三、重庆发展乡村旅游的对策建议

首先，因地制宜地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以市场导向配置资源，引导乡村旅游向优势地区集中。加强“一圈两翼”乡村旅游经济发展的分类指导和协调，架构“一环四走廊”的都市田园型乡村旅游发展格局，促进乡村旅游的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积极推进“渝西经济走廊”乡村旅游发展,加速推进渝东南“乌江画廊/武陵山区”新农村旅游，推进乡村旅游产品从“单一”向“个性化”转型，旅游经营从“单体”向“规模化”升级。

其次，深入挖掘乡村文化体验性内涵，创造差异化的特色品牌项目。充分利用乡村旅游主体行为上的参与性特点，在乡村田园风光景观意象和农耕文化意象突出的地方，开展生态型农业观光园，让游客参与农作劳动，体验农事之趣；针对乡村旅游文化层次上的高品位性特点，挖掘乡村民俗文化意象，设立民俗风情区，开展一系列游客参与性较强的民俗文化体验恬动。

第三，维护乡村景观的原真性，避免出现围城效应，确保重庆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旅游者参与乡村旅游活动，贪图乡村特有的乡土文化，他们所荷载的异域文化会与乡土文化产生互动过程，有时在很大程度上会诱发乡村固有文化的演化与变迁。这会破坏乡村的原真性意象，从而降低乡村吸引力，最终导致乡村旅游根基的动摇。因此，必须采取适当措施，制定必要的法律法规来维护乡村特色景观的传统性和原真性；必须认真贯彻“开发与保护并重、开发服从保护”的旅游业发展方针，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走生态文明的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乡村文化的重要性篇10

    二、着力推进融合发展，打造乡村振兴新引擎

    三、着力推进创新发展，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四、着力推进优先发展，强化乡村振兴硬保障

    文章不仅为我们企业方指明的方向和道路，更将对乡村旅游的未来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个大环境下，在湖北省委、省政府创新举措，增添动能的直接工作指导下，湖北乡村旅游产业迎来了一次历史性的机遇。

    针对乡村旅游的具体实施方案，我有以下建议，请区委区政府给予考虑：

    乡村旅游是利用乡村农业景观（非传统景区）资源和农业生产条件，发展观光、休闲、旅游的一种新型旅游形态。合理开发乡村休闲旅游，满足乡村振兴应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

    乡村规划和建设要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政府强化乡村地区规划管理，实行城乡一体规划管理模式，严格控制乡村开发建设。加强乡村环境保护；加强对土地、水、空气和土壤环境问题的监督管理；保持乡村活力与可持续性鼓励乡村采取多样化的特色发展模式；大力扶持乡村企业发展，创建有活力和特色的乡村社区

一、注重完善基础设施和精神文明建设

    第一阶段是改善乡村居住环境和基础设施条件，始终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建设优美适宜的生态居住环境，要优先将学校、医院、图书馆、广场、公园等公共基础服务设施纳入规划建设，不断改善交通设施、通讯设施及能源供给设施，以满足居民的生活与工作要求。在加强完善基础建设的同时，精神文明建设要与之并头齐驱，加强乡村人文环境建设，倡导农民自觉抵制各种社会不良现象，加强乡村民主法制教育、国民伦理道德建设。

    第二阶段是从单一目标向多元目标综合推进的转变，乡村规划要适应信息化发展形势，不断完善乡村互联网，大力发展信息服务平台建设，为农产品销售、人才培训、农业信息资源开发等提供服务，全面普及农业信息化。

    第三阶段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发挥政府扶持功能，改善农民生产条件目标一致。明确了农民为乡村建设主体，切实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通过各种措施，发挥农民积极性，政府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

 二、注重可持续的规划管理

    乡村规划设计中，要围绕“生态”和“以人为本”两个中心，强化可持续发展理念，尊重规划的权威性，规划一旦得到批准，就必须按规划实施，不能随意更改，同时也要重视规划的综合性、超前性、科学性和务实性。

    规划要注重夷陵区地方特色，保护利用优秀的传统文化、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尊重乡村差异性，避免特色消失，出现“千村一面”的问题。在规划建设同时，要加强保护管理，在基础设施维护、卫生保洁、绿化养护等方面研究长效管理机制，避免引发污染问题，影响生态环境。

三、注重社区优质服务

    乡村规划和建设必须要有长效管理，通过完善乡村社会保障体系、化解乡村老龄化问题等举措，解决居民发展遇到的问题，为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同时不断提高乡村居民收入水平，发展现代化、规模化、数字化农业，完善社区支持农业、金融服务农业、“互联网＋农业”等模式，不断调整农业结构，振兴乡村经济，促进乡村旅游业繁荣，提升居民生活幸福感。

四、建立和完善良好的制度保障体系

    政府积极倡导，在政策、资金、制度等各方面提供大力支持：

1、对农业项目发放政策性贷款；

2、成立乡村发展中心，建立财政资助体系保障乡村的发展；

3、重视财政资金项目的审核，将乡村公共设施、乡村住宅房屋、乡村休闲设施等三大类纳入“乡村发展财政资助计划”，以促进乡村社区快速发展。

4、制定和推广关于乡村振兴的地方性鼓励政策，如鼓励社会资本投资“三农、支持就地发展农村产业配套项目、支持外出人员回原籍居住创业、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盘活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鼓励发展家庭农场、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促进农村金融健康发展等

5、重视非政府组织和居民在乡村规划和建设中的作用，让居民参与到乡村管理，护乡村生态环境。

乡村文化的重要性篇11

少数民族乡村文化是民族地区乡村和谐文化发展的重要内涵，透析民族乡村文化发展的现状，提出对策，对新时期民族地区乡村构建和谐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对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民族语言、宗教文化、活动文化、传媒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现状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民族乡村和谐文化的对策。

一、乡村文化的基本界定

“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形成民族认同、民族心态的重要载体。所谓乡村文化，是与城市文化相对而言的，从广义上是指农民在社会生产实践中所形成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积淀的总和；狭义上是指满足农民日常生产、生活、交际等方面的精神食粮。乡村文化的发展主要满足三个梯度的需要：一是个人和家庭生活的文化需要；二是家族、族群、乡村文化交流的需要；三是本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需要及与外来多元文化交流互动的需要。满足个人与家庭成员之间的生产生活等方面活动的交际需要，是维系家庭伦理道德、家规、血缘亲情情感的重要纽带。这种文化主要是以口头文化为主的代际之间的世袭。满足家族、族群、乡村文化交流的需要是前一个梯度文化需要的扩展，是本乡村、家族、族群生产生活的语言诉求，是维系、传承和发展族规、乡村规范和维护乡村安全稳定的重要纽带。满足本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需要及与外来文化交流与互动的需要是乡村文化更高一级的需要，这是乡村文化向更宽的领域扩展，这个时期的乡村文化更注重在宏观方面驾驭前两种乡村文化的发展，更具有普遍性地代表本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发展的趋势，是与外来文化交流与互动的主渠道。

二、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发展现状分析

(一)少数民族乡村民族语言发展分析

1．少数民族乡村民族语言的使用。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目前大部分乡村都使用民族语言，在家庭成员的交流、村民之间的交流、本村的宗教祭祀活动等基本上是使用当地民族语言。有些民族语言还成为乡村集市贸易的交际语言，成为乡镇政府工作人员、村委会工作人员办公、下乡执行公务与当地农民沟通的重要语言之一。如在走访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太平镇集市、南宁市吴圩镇集市等时发现农民基本上是使用当地民族语言作为买卖交易的载体(诚然，也有部分外来务工人员使用普通话进行买卖交易)。这说明民族语言是广大乡村交际、集市贸易的主要语言，甚至成为乡镇机关单位的第二交际语言，扮演着重要角色。

2．少数民族乡村普通话的使用。目前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普通话的使用者大概分四个群体：一是企事业单位群体，二是中小学群体，三是农民工群体，四是务农群体。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使用普通话的机会和频率最高；中小学群体次之，农民工群体再次之，务农群体最少。在调查过程中，企事业单位群体接受的文化教育水平普遍较高，都能够懂得使用普通话，尤其是政府工作人员，能够说流利的普通话，普通话成为他们工作中首选的语言；中、小学群体，中、小学校的学生都会说普通话(包括一些民族地区的民族中小学学校的学生)，中、小学校基本上是使用普通话作为教学的第一语言，民族中、小学一般采取双语教学，普通话是其中的一种；对于农民工群体，这个群体由于外出务工与外界交流的机会较大，并且有较强的交际需求和动机。马克思指出：“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由于业务的需要，迫使广大农民工学习普通话，或在一定的环境中受到熏陶。因此。很多人懂得运用普通话进行交流，基本上可以达到交际的目的。而对于务农群体，在民族地区的乡村，尤其是自然村的务农群体，他们由于受单一语言系统影响最深、时间最长，与外界交流的动机和机会相对较小。有些自然村还停留在牛耕时代，很多的农民根本无法听懂普通话。

3．少数民族乡村外来语的使用。乡村使用外来语是指非本民族、本地区语言，包括外国语(英语、法语、东南亚国家语言等)、汉语(相对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相对汉族地区)等。少数民族乡村能够使用外来语的主要是中小学教师、学生、部分乡村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和相关外贸人员。在沿海地区的乡村外资企业比较多，涉外贸易比较频繁，使用外来语的机会也比较多，也有些旅游景点附近的农民也懂一些外来语，他们虽然没有经过正规的培训，但由于外来人口来往密切及商贸之需要，逐渐地懂得了一定程度的外来语。

(二)少数民族乡村宗教文化发展分析

1．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宗教信仰呈现多元化。当前乡村普遍存在多种宗教信仰，主要有：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儒教、原始宗教等，其外在表现形式为信仰上帝、真主、神、天、山、水、数、土地、祖先等，它们有个共同特征就是有神论、天国论、灵魂论等。在随机调查的过程发现，除党员外，有近七成的农民信仰过宗教迷信，有些农民同时信仰多种宗教，如既信仰佛教、道教、儒教、甚或“儒、释、道”合为一体，主要原因是他们不知道信哪种有效。农民比较注重短期的利益和心理企望，其信仰宗教的动机主要表现在为某种特殊的利益，尤其是为了眼前利益而迷信宗教，比如当有家庭成员生病久治不愈时就会通过请巫婆驱魔、烧香拜山、拜神敬鬼等歪门邪道，病急乱投“医”。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人们在物质生活或精神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空虚等境况，贫困、疾病、灾害、犯罪、动荡、战争带来的社会不安和苦难，以及生命和宇宙中还存在的很多尚未作出科学解释的现象，都可能成为促使人们到宗教中去寻求精神依托的原因。”也有的农民为长期利益而信仰宗教迷信，有的家庭每逢农历初一、十五都会烧香拜神，到寺院、土地庙等地方烧香祈祷。因此，农民的宗教信仰具有目的性、随意性、不稳定性、多样性等特征。

2．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宗教信仰迷信化。迷信化是乡村宗教信仰的一个变种。宗教与迷信不同，但宗教和迷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广大乡村，宗教和迷信往往交融在一起，农民很难明辨是非。功利性、虔诚性使农民无法了解宗教与迷信的鸿沟，再加上农民接受的文化素质教育普遍偏低，辨别能力有一定的限度。乡村宗教迷信化是当前许多农民宗教信仰发展的主流向度。

3．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宗教信仰的异化。异化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文化话语，乡村宗教信仰的异化是指乡村宗教信仰的邪恶化，其主要表现在农民对“法轮功”的迷信，在一定时期乡村出现对“法轮功”的信仰。孰不知，“法轮功”教义是对佛教教义的歪曲，是佛教教义的一个变种。它在本质上是与宗教水火不容的，因此，宗教应该是根除邪教的锐利武器。

(三)少数民族乡村文化活动发展分析

1．少数民族地区农民农闲时期的业余活动。在问卷调查和访谈过程中发现，少数民族乡村农民的业余时间主要用于打麻将或打扑克，这部分人数占乡村农业人口的65.2％。这个群体主体是乡村失业人员。乡村失业现象在乡村越来越凸现，由隐性失业逐渐变成显性失业，成为影响地方经济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出外打零工的占19.5％，这些农民类似农民工，但一般在附近乡镇企业从事短期的劳动或商业活动等。在家看电视、电影、读书报之类的占11.6％，这部分人一般包括老人、孩童和一些比较懒惰的农民。参加文体活动的占3.7％，这个比例在乡村虽然比较小，但已经崭露头角，成为乡村业余活动发展的火车头，引领广大农民步入健康文明的多姿多彩的活动。如在歌舞协会、篮球协会、青年志愿者协会、农民协会、舞狮协会等民间组织的组织下的各种业余活动，丰富了广大农民的业余生活，促进乡村文明健康发展。

2．少数民族传统节日庆祝活动和宗教迷信活动。民族传统节日在乡村广为流传，民族传统节日庆祝活动成为农民休闲、丰富饮食、增进友谊、明辨时令、怀念故友、思念亲人、加强团结和祈求全家健康平安、来年风调雨顺、事业昌隆、人丁兴旺等凝聚农民心态的重要载体。如壮族的三月三歌节、中元节；侗族的新婚节、架桥节、花炮节；瑶族的禁风节以及春节、中秋节、姓氏节、重阳节、清明节、端午节、民族节日等。在调查中发现，90％以上农民喜欢参加民族传统节日庆祝活动，每年参加这类活动的次数一般不少于十次。诚然，农民从事宗教迷信活动也是乡村不可或缺的活动之一，尤其在少数民族更加能够显现，有四成左右的农民参加过各种形式的宗教迷信活动。

3．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党组织活动。这类活动主要是针对乡村党员干部的活动。由于乡村党员的人数较少，且大多数是老年人，青年党员人数甚少，乡村党组织活动有一定的难度。同时也反映出近年来乡村党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因此，乡村青年党员的发展和乡村党组织的建设仍有很大的空间，党组织在乡村大有可为。 转贴于

(四)少数民族乡村传媒文化发展分析

1．乡村电视电话等传媒发展取得一定进展，电脑、网络也开始进入乡村，成为乡村文化发展的新动力。据有关数据统计，近年来广西乡村传媒文化取得很大进展，少数民族家庭拥有的电视、电话、影碟机等的数量稳步上升，从1995～2004年，农户平均每百户拥有电视、电话、收录机、影碟机的数量如表1所示：

这组数据显示，广西民族地区农户平均每百户拥有电话机由2000年的8.14部上升到2004年的39.61部，五年内翻了近4.9倍；彩色电视由1995年的5.04台到2000年的30.04台，是原来的6倍，并呈逐渐上升趋势，至2004年广西农户平均每百户拥有彩电数量为53.90台；移动电话、彩色电视、影碟机等数量不断上升，而传统型的传媒如收录机、黑白电视拥有量逐渐减少，说明农村黑白电视市场逐渐被彩色电视所取代，这反映出广西乡村传媒发展的良好势头。这个势头在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更加凸显。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许多民族家庭拥有电视、固定电话，乡村可以收到CCTV的相关节目，农民对电视节目的内容比较满意。电脑、网络也开始进人乡村，许多的青年农民工都用网络，网络成为青年农民工与外界交往的重要工具。然而在电视电话火红发展的同时少数民族乡村报刊杂志的传播似乎令人堪忧。

2．少数民族乡村报刊杂志的发展相对滞后。乡村报刊杂志的发展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一般的报刊杂志在乡村的发展与传播；二是乡村报刊杂志的发展与传播。报刊杂志在一定时期忽略了乡村市场，报刊杂志向乡村发展与传播在很长的时间里几乎是处在真空状况。易言之，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期，广大乡村几乎没有相关的报刊杂志传播，乡村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以广西为例，据2005年《广西统计年鉴》统计，上述1995～2004年中的部分年份，每万人拥有报纸的份数分别为：11、12、14、14、13；每万人拥有杂志的册数为：1.00、1.10、1.14、1.27、1.05；每万人拥有图书册数为：5.62、5.04、5.46、5.03、3.83。这个数据如果除去广西各大城市市民，乡村人均拥有的报刊杂志就更微乎其微了。普通报刊杂志在乡村的市场很小，乡村成为报刊杂志发展与传播的脚注。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农民看报纸的机会很少，甚至没有。有71.6％的农民没有读书报的习惯，几乎不看相关的报刊杂志；有18.3％偶尔有看书报的习惯，用来消磨时间；仅有10.1％的农民有经常读报的习惯，他们经常购买、阅读一些报刊杂志，了解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农业生产生活信息等，这部分农民主要集中在乡镇附近或从事农业贸易方面的工作，他们可以从报刊杂志里获取相关信息。此外，在调研过程中发现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在一些乡村，尤其是“”比较盛行的乡村，出现一些不识字的农民频繁买相关报纸现象，据说他们可从当天报纸上的图片看出关于买“”有价值的信息，根据报纸图片颜色或动物图像作为当天买“”的参考。这种怪异的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惕。近两年在党中央的政策支持下，乡村报的发展与传播有了起色，逐渐扮演起农民窗口的重要角色。乡村报——农民百姓自己的报纸，逐渐成为农民了解农业信息和国家时事的重要窗口，成为农民发出自己声音的重要渠道。农业报是新时期广大农民了解生产、生活、就业、贸易、交流等方面信息的重要平台，在乡村越来越受到农民的青睐。乡村报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可以而且应当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乡村报在乡村大有可为。

三、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发展的对策性思考

通过对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发展现状分析可知，民族乡村文化发展必须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大力发展民族乡村经济是推动民族乡村文化发展的根本。必须大力推动民族乡村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共生发展。大力推进民族乡村多样性文化与外来文化包括周边地区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构建民族乡村和谐文化。

1．大力发展民族乡村经济是推动民族乡村文化发展的根本。少数民族乡村文化发展本质上是由经济社会发展所决定的。乡村文化的发展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性，其根源在于不同区域的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性，目前整体上存在东部地区乡村经济比中、西部地区的乡村经济发展要快，西部地区的乡村与中部地区的乡村发展也存在一定的差距。如1998年上海地区的乡村家庭纯收入最高，达5406.84元／人，而最低的是西藏自治区，乡村家庭纯收入只有1231.50元／人，乡村家庭最高纯收入是最低纯收入的4.39倍。并且这种差距一直延续至今，根据2006年全国及各省的政府工作报告的数据，2005年各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差距仍然很大，如表2。

乡村文化的重要性篇12

一、重庆乡村旅游资源基础及市场规模

乡村旅游是一种以传统的农业经济和乡村资源为基础，以城市居民为巨大潜在市场，满足都市人享受田园风光，回归淳朴民俗欲望为目的的旅游产品。传统的农业资源借助这种产品能够实现更高的附加值。重庆自古就是物华天宝、人文荟萃之地，其独特的自然条件、历史文化底蕴和社会人文环境孕育了丰富多样的乡村旅游资源。从田园风光、乡村聚落、乡村建筑到农耕文化、民风民俗、节庆文化；从农业观光到农产品品尝、购物；从传统农业生产到现代化高效农业等等，均有可开发的旅游资源和旅游景观，为重庆乡村旅游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础。

重庆具有区别意识的乡村旅游自2000年才开始自主发展，现已具有一定的规模。2006年，重庆市乡村旅游接待游客总人数达1676万人次，占全市国内旅游接待人次数的24.69％，实现直接旅游总收入9.3亿元。目前，全市共有乡村旅游景区（点）数2470个，客房数总量74208张床位；全市被命名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的单位共12个；直接吸纳农民就业人数5.3万人，间接提供劳动就业岗位12万人；到2010年，全市旅游农业游客总量将达到1850万人次，年平均增长率约为11%，预计约占当年全市国内旅游总人次的18.5%，重庆乡村旅游市场发展潜力巨大。

二、重庆乡村旅游市场发展模式及其面临的挑战

乡村旅游发展具有强大的综合带动、文化交流、信息流通和辐射功能，也是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农村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载体。目前，重庆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大致有五种：(1)农家乐及乡村饭店发展模式。重庆乡村旅游发展主要以农家乐作为载体，全市的“农家乐”数量已多达3650余个，年接待游客量达到1000余万人次，占重庆乡村旅游旅游收入的85%左右。此外，还有部分乡村饭店在传统农家乐基础上发展起来，主要分布在“一小时经济圈”区域。(2)生态及高科技农业园模式。该模式生态、经济、社会效益明显，发展势头良好，是重庆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模式。主要分布于重庆市现代农业园区（渝北）、重庆生态农业科技产业示范区（北碚）、重庆市农业科技博物馆、巴南区百里生态农业经济长廊、万州生态农业观光旅游园等。(3)森林公园模式。该模式是我市乡村旅游发展的最原始形态。主要分布于南岸区南山、沙坪坝歌乐山、北碚缙云山、江津四面山、南川金佛山、万盛黑山谷、武隆仙女山森林公园等。(4)古镇民俗节事模式。主要分布在各级历史文化古镇和民族风情村，如重庆美丽乡村嘉年华、土家族摆手舞节、垫江牡丹节、三峡柑桔节、永川茶竹文化节、北碚静观腊梅节等。(5)景区带动型模式。主要是指以重点旅游景区为核心，把景区的部分服务功能剥离出来，吸纳周边乡村的农民参与旅游接待和服务，从而带动农民脱贫致富，形成旅游景区和社区经济的互动发展。如南岸南山片区、长寿户片区、武隆仙女山片区、金佛山片区、东温泉片区等均属这种模式。

重庆是拥有8.2万平方公里土地、3000多万人口的年轻直辖市，大城市与大农村的二元结构十分明显。目前，重庆发展乡村旅游面临着以下问题：(1)乡村旅游模式发展不平衡，配套功能服务产品不齐全。目前，除农家乐模式较为成熟外，其他乡村旅游模式如生态农业园、森林公园、民俗节事旅游等在产品规划、建设、包装、宣传等方面还有较大差距；旅游配套服务设施不齐全，不能满足游客的多层次需要。（2)乡村旅游产品档次较低，乡村核心文化挖掘不深入。很多乡村旅游产品无法反映农事农艺、乡村生活、乡土习俗、劳作体验等乡村核心文化内涵,更缺乏具有参与性、知识性、娱乐性，能充分展示“村野文化”的旅游活动内容。（3)乡村旅游产业效益不高，经济联动效应不明显。乡村旅游理应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源和加速器，但目前重庆市乡村旅游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还不高，所占比例偏低，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拉动作用不够充分。

三、重庆发展乡村旅游的对策建议

首先，因地制宜地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以市场导向配置资源，引导乡村旅游向优势地区集中。加强“一圈两翼”乡村旅游经济发展的分类指导和协调，架构“一环四走廊”的都市田园型乡村旅游发展格局，促进乡村旅游的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积极推进“渝西经济走廊”乡村旅游发展,加速推进渝东南“乌江画廊/武陵山区”新农村旅游，推进乡村旅游产品从“单一”向“个性化”转型，旅游经营从“单体”向“规模化”升级。

其次，深入挖掘乡村文化体验性内涵，创造差异化的特色品牌项目。充分利用乡村旅游主体行为上的参与性特点，在乡村田园风光景观意象和农耕文化意象突出的地方，开展生态型农业观光园，让游客参与农作劳动，体验农事之趣；针对乡村旅游文化层次上的高品位性特点，挖掘乡村民俗文化意象，设立民俗风情区，开展一系列游客参与性较强的民俗文化体验恬动。

第三，维护乡村景观的原真性，避免出现围城效应，确保重庆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旅游者参与乡村旅游活动，贪图乡村特有的乡土文化，他们所荷载的异域文化会与乡土文化产生互动过程，有时在很大程度上会诱发乡村固有文化的演化与变迁。这会破坏乡村的原真性意象，从而降低乡村吸引力，最终导致乡村旅游根基的动摇。因此，必须采取适当措施，制定必要的法律法规来维护乡村特色景观的传统性和原真性；必须认真贯彻“开发与保护并重、开发服从保护”的旅游业发展方针，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走生态文明的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乡村文化的重要性篇13

[作者简介]邱仁富，广西民族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黄骏，广西民族大学政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广西　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G127;G.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7―0144―05

少数民族乡村文化是民族地区乡村和谐文化发展的重要内涵，透析民族乡村文化发展的现状，提出对策，对新时期民族地区乡村构建和谐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对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民族语言、宗教文化、活动文化、传媒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现状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民族乡村和谐文化的对策。

一、乡村文化的基本界定

“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形成民族认同、民族心态的重要载体。所谓乡村文化，是与城市文化相对而言的，从广义上是指农民在社会生产实践中所形成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积淀的总和；狭义上是指满足农民日常生产、生活、交际等方面的精神食粮。乡村文化的发展主要满足三个梯度的需要：一是个人和家庭生活的文化需要；二是家族、族群、乡村文化交流的需要；三是本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需要及与外来多元文化交流互动的需要。满足个人与家庭成员之间的生产生活等方面活动的交际需要，是维系家庭伦理道德、家规、血缘亲情情感的重要纽带。这种文化主要是以口头文化为主的代际之间的世袭。满足家族、族群、乡村文化交流的需要是前一个梯度文化需要的扩展，是本乡村、家族、族群生产生活的语言诉求，是维系、传承和发展族规、乡村规范和维护乡村安全稳定的重要纽带。满足本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需要及与外来文化交流与互动的需要是乡村文化更高一级的需要，这是乡村文化向更宽的领域扩展，这个时期的乡村文化更注重在宏观方面驾驭前两种乡村文化的发展，更具有普遍性地代表本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发展的趋势，是与外来文化交流与互动的主渠道。

二、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发展现状分析

(一)少数民族乡村民族语言发展分析

1．少数民族乡村民族语言的使用。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目前大部分乡村都使用民族语言，在家庭成员的交流、村民之间的交流、本村的宗教祭祀活动等基本上是使用当地民族语言。有些民族语言还成为乡村集市贸易的交际语言，成为乡镇政府工作人员、村委会工作人员办公、下乡执行公务与当地农民沟通的重要语言之一。如在走访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太平镇集市、南宁市吴圩镇集市等时发现农民基本上是使用当地民族语言作为买卖交易的载体(诚然，也有部分外来务工人员使用普通话进行买卖交易)。这说明民族语言是广大乡村交际、集市贸易的主要语言，甚至成为乡镇机关单位的第二交际语言，扮演着重要角色。

2．少数民族乡村普通话的使用。目前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普通话的使用者大概分四个群体：一是企事业单位群体，二是中小学群体，三是农民工群体，四是务农群体。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使用普通话的机会和频率最高；中小学群体次之，农民工群体再次之，务农群体最少。在调查过程中，企事业单位群体接受的文化教育水平普遍较高，都能够懂得使用普通话，尤其是政府工作人员，能够说流利的普通话，普通话成为他们工作中首选的语言；中、小学群体，中、小学校的学生都会说普通话(包括一些民族地区的民族中小学学校的学生)，中、小学校基本上是使用普通话作为教学的第一语言，民族中、小学一般采取双语教学，普通话是其中的一种；对于农民工群体，这个群体由于外出务工与外界交流的机会较大，并且有较强的交际需求和动机。马克思指出：“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由于业务的需要，迫使广大农民工学习普通话，或在一定的环境中受到熏陶。因此。很多人懂得运用普通话进行交流，基本上可以达到交际的目的。而对于务农群体，在民族地区的乡村，尤其是自然村的务农群体，他们由于受单一语言系统影响最深、时间最长，与外界交流的动机和机会相对较小。有些自然村还停留在牛耕时代，很多的农民根本无法听懂普通话。

3．少数民族乡村外来语的使用。乡村使用外来语是指非本民族、本地区语言，包括外国语(英语、法语、东南亚国家语言等)、汉语(相对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相对汉族地区)等。少数民族乡村能够使用外来语的主要是中小学教师、学生、部分乡村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和相关外贸人员。在沿海地区的乡村外资企业比较多，涉外贸易比较频繁，使用外来语的机会也比较多，也有些旅游景点附近的农民也懂一些外来语，他们虽然没有经过正规的培训，但由于外来人口来往密切及商贸之需要，逐渐地懂得了一定程度的外来语。

(二)少数民族乡村宗教文化发展分析

1．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呈现多元化。当前乡村普遍存在多种，主要有：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儒教、原始宗教等，其外在表现形式为信仰上帝、真主、神、天、山、水、数、土地、祖先等，它们有个共同特征就是有神论、天国论、灵魂论等。在随机调查的过程发现，除党员外，有近七成的农民信仰过宗教迷信，有些农民同时信仰多种宗教，如既信仰佛教、道教、儒教、甚或“儒、释、道”合为一体，主要原因是他们不知道信哪种有效。农民比较注重短期的利益和心理企望，其信仰宗教的动机主要表现在为某种特殊的利益，尤其是为了眼前利益而迷信宗教，比如当有家庭成员生病久治不愈时就会通过请巫婆驱魔、烧香拜山、拜神敬鬼等歪门邪道，病急乱投“医”。正如同志指出的：“人们在物质生活或精神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空虚等境况，贫困、疾病、灾害、犯罪、动荡、战争带来的社会不安和苦难，以及生命和宇宙中还存在的很多尚未作出科学解释的现象，都可能成为促使人们到宗教中去寻求精神依托的原因。”也有的农民为长期利益而信仰宗教迷信，有的家庭每逢农历初一、十五都会烧香拜神，到寺院、土地庙等地方烧香祈祷。因此，农民的具有目的性、随意性、不稳定性、多样性等特征。

2．少数民族地区乡村迷信化。迷信化是乡村的一个变种。宗教与迷信不同，但宗教和迷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广大乡村，宗教和迷信往往交融在一起，农民很难明辨是非。功利性、虔诚性使农民无法了解宗教与迷信的鸿沟，再加上农民接受的文化素质教育普遍偏低，辨

别能力有一定的限度。乡村宗教迷信化是当前许多农民发展的主流向度。

3．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的异化。异化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文化话语，乡村的异化是指乡村的邪恶化，其主要表现在农民对“”的迷信，在一定时期乡村出现对“”的信仰。孰不知，“”教义是对佛教教义的歪曲，是佛教教义的一个变种。它在本质上是与宗教水火不容的，因此，宗教应该是根除的锐利武器。

(三)少数民族乡村文化活动发展分析

1．少数民族地区农民农闲时期的业余活动。在问卷调查和访谈过程中发现，少数民族乡村农民的业余时间主要用于打麻将或打扑克，这部分人数占乡村农业人口的65.2％。这个群体主体是乡村失业人员。乡村失业现象在乡村越来越凸现，由隐性失业逐渐变成显性失业，成为影响地方经济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出外打零工的占19.5％，这些农民类似农民工，但一般在附近乡镇企业从事短期的劳动或商业活动等。在家看电视、电影、读书报之类的占11.6％，这部分人一般包括老人、孩童和一些比较懒惰的农民。参加文体活动的占3.7％，这个比例在乡村虽然比较小，但已经崭露头角，成为乡村业余活动发展的火车头，引领广大农民步入健康文明的多姿多彩的活动。如在歌舞协会、篮球协会、青年志愿者协会、农民协会、舞狮协会等民间组织的组织下的各种业余活动，丰富了广大农民的业余生活，促进乡村文明健康发展。

2．少数民族传统节日庆祝活动和宗教迷信活动。民族传统节日在乡村广为流传，民族传统节日庆祝活动成为农民休闲、丰富饮食、增进友谊、明辨时令、怀念故友、思念亲人、加强团结和祈求全家健康平安、来年风调雨顺、事业昌隆、人丁兴旺等凝聚农民心态的重要载体。如壮族的三月三歌节、中元节；侗族的新婚节、架桥节、花炮节；瑶族的禁风节以及春节、中秋节、姓氏节、重阳节、清明节、端午节、民族节日等。在调查中发现，90％以上农民喜欢参加民族传统节日庆祝活动，每年参加这类活动的次数一般不少于十次。诚然，农民从事宗教迷信活动也是乡村不可或缺的活动之一，尤其在少数民族更加能够显现，有四成左右的农民参加过各种形式的宗教迷信活动。

3．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党组织活动。这类活动主要是针对乡村党员干部的活动。由于乡村党员的人数较少，且大多数是老年人，青年党员人数甚少，乡村党组织活动有一定的难度。同时也反映出近年来乡村党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因此，乡村青年党员的发展和乡村党组织的建设仍有很大的空间，党组织在乡村大有可为。

(四)少数民族乡村传媒文化发展分析

1．乡村电视电话等传媒发展取得一定进展，电脑、网络也开始进入乡村，成为乡村文化发展的新动力。据有关数据统计，近年来广西乡村传媒文化取得很大进展，少数民族家庭拥有的电视、电话、影碟机等的数量稳步上升，从1995～2004年，农户平均每百户拥有电视、电话、收录机、影碟机的数量如表1所示：

这组数据显示，广西民族地区农户平均每百户拥有电话机由2000年的8.14部上升到2004年的39.61部，五年内翻了近4.9倍；彩色电视由1995年的5.04台到2000年的30.04台，是原来的6倍，并呈逐渐上升趋势，至2004年广西农户平均每百户拥有彩电数量为53.90台；移动电话、彩色电视、影碟机等数量不断上升，而传统型的传媒如收录机、黑白电视拥有量逐渐减少，说明农村黑白电视市场逐渐被彩色电视所取代，这反映出广西乡村传媒发展的良好势头。这个势头在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更加凸显。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许多民族家庭拥有电视、固定电话，乡村可以收到CCTV的相关节目，农民对电视节目的内容比较满意。电脑、网络也开始进人乡村，许多的青年农民工都用网络，网络成为青年农民工与外界交往的重要工具。然而在电视电话火红发展的同时少数民族乡村报刊杂志的传播似乎令人堪忧。

2．少数民族乡村报刊杂志的发展相对滞后。乡村报刊杂志的发展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一般的报刊杂志在乡村的发展与传播；二是乡村报刊杂志的发展与传播。报刊杂志在一定时期忽略了乡村市场，报刊杂志向乡村发展与传播在很长的时间里几乎是处在真空状况。易言之，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期，广大乡村几乎没有相关的报刊杂志传播，乡村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以广西为例，据2005年《广西统计年鉴》统计，上述1995～2004年中的部分年份，每万人拥有报纸的份数分别为：11、12、14、14、13；每万人拥有杂志的册数为：1.00、1.10、1.14、1.27、1.05；每万人拥有图书册数为：5.62、5.04、5.46、5.03、3.83。这个数据如果除去广西各大城市市民，乡村人均拥有的报刊杂志就更微乎其微了。普通报刊杂志在乡村的市场很小，乡村成为报刊杂志发展与传播的脚注。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农民看报纸的机会很少，甚至没有。有71.6％的农民没有读书报的习惯，几乎不看相关的报刊杂志；有18.3％偶尔有看书报的习惯，用来消磨时间；仅有10.1％的农民有经常读报的习惯，他们经常购买、阅读一些报刊杂志，了解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农业生产生活信息等，这部分农民主要集中在乡镇附近或从事农业贸易方面的工作，他们可以从报刊杂志里获取相关信息。此外，在调研过程中发现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在一些乡村，尤其是“”比较盛行的乡村，出现一些不识字的农民频繁买相关报纸现象，据说他们可从当天报纸上的图片看出关于买“”有价值的信息，根据报纸图片颜色或动物图像作为当天买“”的参考。这种怪异的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惕。近两年在党中央的政策支持下，乡村报的发展与传播有了起色，逐渐扮演起农民窗口的重要角色。乡村报――农民百姓自己的报纸，逐渐成为农民了解农业信息和国家时事的重要窗口，成为农民发出自己声音的重要渠道。农业报是新时期广大农民了解生产、生活、就业、贸易、交流等方面信息的重要平台，在乡村越来越受到农民的青睐。乡村报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可以而且应当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乡村报在乡村大有可为。

三、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发展的对策性思考

通过对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发展现状分析可知，民族乡村文化发展必须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大力发展民族乡村经济是推动民族乡村文化发展的根本。必须大力推动民族乡村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共生发展。大力推进民族乡村多样性文化与外来文化包括周边地区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构建民族乡村和谐文化。

1．大力发展民族乡村经济是推动民族乡村文化发展的根本。少数民族乡村文化发展本质上是由经济社会发展所决定的。乡村文化的发展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性，其根源在于不同区域的乡村经

济社会发展的差异性，目前整体上存在东部地区乡村经济比中、西部地区的乡村经济发展要快，西部地区的乡村与中部地区的乡村发展也存在一定的差距。如1998年上海地区的乡村家庭纯收入最高，达5406.84元／人，而最低的是自治区，乡村家庭纯收入只有1231.50元／人，乡村家庭最高纯收入是最低纯收入的4.39倍。并且这种差距一直延续至今，根据2006年全国及各省的政府工作报告的数据，2005年各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差距仍然很大，如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