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概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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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引言

过去几百年来经济发展主要依赖的是对不可再生资源的超额利用，引发了世界范围的资源危机，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退化。随着对未来爆发气候危机的意识日益提高，人们更加意识到不能再将资源、环境与经济分开考虑。此外，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脱节，失业、贫富分化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也愈演愈烈。作为一项将经济增长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社会公平连接在一起，旨在打破环境退化、资源枯竭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恶性循环，对传统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的重大变革，将经济增长、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和社会发展四者相结合的经济增长范式，绿色增长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形成统一概念。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绿色增长及其相关概念的梳理，得出一个具有运用一致性的绿色增长的概念。

二、经济增长范式的发展

“范式”这个概念，是由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来的，有“共同观点”的意思。在某种范式的指导下，不断的积累知识形成了常规科学，虽然可能出现“反常”现象，但此时的范式可保障反常的调整。一旦“反常”的频率越来越高并且所有调整的方法归于无效，已有的范式将不足以应对新问题的挑战，此时就需要寻找一个新的范式来替代旧的范式。

在不同的情境、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就会产生不同的范式。同样，经济增长的范式也会随着不同的情境而发生改变，绿色增长范式是这种转变的一个结果。

对经济增长范式的研究要追溯到工业革命之前，那时生产力主要是由人力和畜力来拉动。18世纪之后，蒸汽机等工业革命的产物使人们逐步摆脱了对人力和畜力的依赖，而改用煤炭、石油等新能源，全球的人口和经济活动产生了空前的增长。这种经济增长范式意味着创造的财富越多，消耗的资源越多，产生的废弃物也越多；与此同时还产生了极严重的贫富分化和大批的工人失业。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资源、环境的危机，学者们也开始认识到之前成功的模型现在已不适用。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人们又提出了提高资源利用率的循环经济；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低碳经济和基于生态系统理念的生态经济。

三、绿色浪潮的兴起

1、循环经济的提出与发展

20世纪60年代，随着环境保护思潮和运动的崛起，美国经济学家波尔丁提出了“循环经济”一词，意指通过资源循环利用使生产投入资源最少、排放的废弃物最少的经济发展模式。“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循环利用模式是循环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的本质特征。然而，当时循环经济的思想还是一种超前性理念，人们并没积极地将此发展下去，世界各国关心的问题仍是污染产生后的末端治理方式。直到70年代末，连续爆发的两次世界范围的能源危机，人们才意识到地球资源的过度消费，循环经济的思想才得到重视和发展。

2、绿色经济的兴起

能源危机还没有得到解决，又出现了森林退化、生物多样性锐减、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等一系列问题，改变经济的增长方式已势在必行。经济学家皮尔斯于《绿色经济蓝皮书》上首次提出了绿色经济，意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通过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高效、文明地实现对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在绿色经济中，收入和就业的增长驱动于那些能减轻污染，增强资源效率，并防止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公共及私人投资。需要通过有针对性地公共支出、政策改革和法规变革来促进和支持这些投资。

相对于传统经济增长范式而言，绿色经济要求通过增加人力资本和减少自然资本消耗来实现经济发展。

3、低碳经济的发展

在绿色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又出现了其他的问题，即废气污染、光化学烟雾、水污染和酸雨等现象。这对自然环境、生态体系和居民健康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对农、林、牧、渔等经济社会活动产生了不利影响。英国最先意识到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的威胁，在2003年颁布的《能源白皮书》上，提出了“低碳经济”一词，意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经济发展形态。

这些概念都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又有各自的侧重点，但相似的是都在描述一种发展状态，而不是发展路径。

四、“绿色增长”的内涵

随着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研究的继续深入，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和社会不公等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还在逐步加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近年来，学者们提出了“绿色增长”的经济增长范式。绿色增长所指的不仅仅是GDP中低碳的部分增长，还要聚焦于气候改变的减缓、环境的可持续和减轻贫困及社会公平的提升。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绿色增长的内涵并没有准确的界定，众多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述。最广为接受的是OECD组织2011年提出的概念：“绿色增长指在确保自然资产能够继续为人类提供各种资源和环境服务的同时，促进经济的发展。为此，必须促进投资和创新，以便为持续增长提供支持。”作为首个将“绿色增长”战略纳入国家政策的国家，韩国将之定义为：“最小化使用资源，减少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通过绿色技术开发，确保增长动力，创造工作岗位，实现经济环境和谐相融的增长方式。”国内学者王金南等认为：“绿色增长是环境与资源可持续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作为内在生产力的一种发展模式。”胡鞍钢提出：“绿色增长的核心就是使得经济增长和二氧化碳排放开始脱钩。”中国环境发展合作委员会对绿色增长的定义为：“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战略，也是推动低碳、惠及社会所有成员的发展而采取的环境可持续的经济过程。”

从上述的一系列概念中可以看出，绿色增长是将资源、环境、社会、与经济四者结合在一起，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其他的三个因素。OECD的概念中侧重的是人类福祉，而韩国的概念则是环境的改善和绿色岗位的创造；国内学者王金南注重将环境作为一种内在生产力，胡鞍钢更看重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脱钩。相同的是，所有的观点都是以环保技术的创新和对环保事业的投资作为驱动力，保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做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并促进绿色岗位的发展。

在“里约+20”会议上，乐施会的高级研究员凯特・拉沃斯在会议上提出了“甜甜圈”理论，认为如果说地球有一个资源利用的最大上限，超过这个上限就会导致环境退化，同样有一个资源利用的社会基线，低于这一基线人类就无法生存。所谓的“甜甜圈”就是指这两个界限之间的空间，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获得满足生活需要的资源，但人类整体又生活在地球的承载能力范围内，如图1所示。

绿色增长就是使人类的生活空间在“甜甜圈”之内，要做到这一点，环保技术的创新和对环保的投资是一个必要的驱动因素，即通过投资和技术创新，实现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达到资源效率的提升和污染排放的减少，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同时，通过创造新的绿色岗位，促进就业、减轻贫困并促进社会公平，达到人与社会和谐相处；而资源的有效利用、环境的改善和社会问题的解决，又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如图2所示。

我们将绿色增长定义为：通过在资源有效利用和环保方面的投资和技术创新的提升，达到以最小的投入产生最小的污染和最大的产出，同时促进就业，使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最终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经济增长模式。

五、结论与意义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绿色”的理念就开始兴起，从“循环经济”到“绿色经济”再到“低碳经济”，环境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绿色增长”的概念从经济、资源、社会、环境四个方面和谐发展的角度，重新定义了经济增长的范式。本文在总结前人对绿色增长所进行研究的前提下，重新诠释了绿色增长内涵，希望有助于实现相关研究在沟通上的有效性。

绿色增长概念的提出及其在世界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地位的确定，为学术界未来经济增长范式的改革提供了研究方向，也为以后的经济增长方式指明了方向。需要指出的是，绿色增长的提出并不是对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的否定，而是对这几个概念的总结和升华。

参考文献

[1] 王有捐、林卫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绿色增长[J].经济研究参考，2011（1）.

[2] 张东明：浅析韩国的绿色增长战略[J].当代韩国，2011（2）.

[3] 王国印：论循环经济的本质与政策启示[J].中国软科学，2012（1）.

[4] Bowen Alex，Fankhauser Samuel：The green growth narrative：Paradigm shift or just spin[J].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human and policy dimensions，2011（21）.

篇2

东亚金融危机是一场区域性的危机，并在俄罗斯、巴西等国引起连锁反应。而当下人们所说的新兴经济体并不是一个地区性的概念，除了老牌的发达国家之外，那些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的国家都被列入了新兴经济体的行列，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5年来，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人们也逐渐习惯了这种高歌猛进的情势。当新兴经济体增长面临外部动力减弱和周期性衰退的双重压力之后，神话就破灭了，世界经济增长回归常态。

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挑战与其说类似于东亚金融危机，不如说是经济增长的回潮，有些国家将从增长的螺旋上甩出来，而少数国家有望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新兴经济体分化正在进行中。

谁是新兴经济体

新兴经济体一开始被称作新兴市场国家，是一个投资的概念，一些大型投资公司将具有投资前景的国家列为新兴市场国家，这并不是一个经济增长或者发展的概念，而是关乎投资与收益的概念，很多国家刚刚进入全球市场，资产升值的空间要远远大于成熟市场经济体。冷战结束之后，有30多亿人加入了市场经济体系之中，进而带来新一波经济增长的浪潮，新兴市场国家也就从投资概念变成经济增长的概念。

进入21世纪，新兴经济体集体发力，除了中国、印度等大的发展中国家之外，非洲、南美等地区也进入高速增长的轨道，年增长率超过5%的国家将近100个，远远超过成熟的欧美经济体的增速。这一轮增长并没有因为华尔街金融风暴而中断，相反，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发达经济体，世界经济中心转移的说法也就变得流行起来。甚至很多人乐观地估计，新兴经济体正在与发达经济体“脱钩”，所谓的脱钩就是新兴经济体有了独立自主增长的能力与空间，这也是对二战结束以来发展中国家长期的依附性增长的修正。经济快速增长期间容易滋生一些不切实际的乐观情绪，而这些乐观情绪让人们忽视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风险，一旦风向大转，增长势头逆转，由乐观骤然进入悲观，企业或者政府会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

2013年5月底，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释放信号要改变美联储第三轮量化宽松，此消息一出，印度、印尼、土耳其、巴西、俄罗斯等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国家货币一改升值势头，调头贬值。为了维持本币币值，新兴经济体一方面不愿调高基准利率，另一方面卖出美元资产，买入本币资产。

美联储主席的一句话改变了全球的资金流向，新兴经济体在2013年6月集体面临“钱荒”的危机，之前人们津津乐道的“脱钩论”显得过于乐观和没有根据。美国以及美元依然是全球金融市场的核心枢纽，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危机中的快速增长有赖于廉价美元的供给，宽松的信贷环境让企业和政府大量举债，因此，新兴经济体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债务基础之上的。当信贷环境和利率水平发生变化，债务经济就会难以为继，尤其是以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为代表的国际“基准利率”不断上升之后，全球会自动出现避险情绪，经济增长基础不牢固的国家将面临资本外逃的挑战。

美联储从2014年开始减少购债规模，新任美联储主席耶伦萧规曹随，坚持缩减购债的政策不变，她并不认为新兴经济体的波动会影响美国经济复苏。可以预见，2014年新兴经济体将过紧紧巴巴的日子，经济增速下滑也是难免的，新兴经济体集体飘红的日子已经不存在了。当潮水退去之后，裸泳者才会暴露在世人面前，而新兴经济体也会出现结构性的分化，外汇储备不足、举债过多、经济结构单一的国家将面临着危机的压力，从货币贬值延伸到贸易，直至实体经济领域，最终可能会引起社会与政治的动荡。

新兴经济体作为一个高歌猛进的标签已经慢慢褪色了，金砖四国的发明者吉姆・奥尼尔又提出一个新的概念“薄荷四国”（MINT），即墨西哥、印尼、尼日利亚和土耳其。从“金砖四国”到“薄荷四国”，经济增长的引领者只是少数国家，涵括几十个国家的新兴经济体本身就没有同质性，除了经济增速较快之外，共同点太少。这与发达经济体有很大不同，发达经济体的数量比较少，经济增长水平都比较高，在社会发展程度上也有很大的共同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预测报告认为，2014年世界经济增长将回归常态。何谓常态？就是经济增长由美国、欧洲及其他高收入国家来牵引，全球化的动力从新兴经济体转向发达经济体。2013年美国、日本、英国的对外出口都有较大幅度增加，发达经济体将再次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牵引动力。从另一方面说，常态意味着危机时代的终结，新兴经济体作为一个群体将在危机的考验下出现结构性分化，也许未来几年人们会逐渐淡忘新兴经济体这个概念，或者会赋予它新的含义。

经济增长波浪

新兴经济体面临的种种问题与其归咎于美联储的政策调整，不如说是世界经济增长潮起潮落的自然反应。世界经济史上还没有出现过几十个国家集体崛起的现象，更引人关注的是很多国家经过一段时间经济增长之后重新跌落，拉美地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经济增长的奇迹并不可能偏离经济规律的轨道，反倒是很多奇迹都会遭遇泡沫破灭的窘境。

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高歌猛进，其实是21世以来新一轮经济增长波浪的延伸，在这一轮增长中，大宗商品出口国获得较长时间的增长，弱势美元政策使包括石油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暴涨，直接拉动原料生产国的经济增长。而首要的需求方就是中国。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开启了长达十年的高速增长，同时中国也经历了一场工业化的，中国对煤炭、石油、铁矿石的需求拉动拉美、非洲、澳大利亚等原材料生产国家和地区的增长，从而形成世界经济中的“中国周期”。中国经济从两位数下滑到7.7%的速度，首度跌破8%，这对于原材料出口国的增长来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加上美联储改变持续数年的货币扭曲政策，拉动新兴经济体增长的外部动力正在减弱，甚至逆转。

2013年下半年以来，新兴经济体的疲弱态势也代表着这一轮经济增长周期正处于下行状态，经济减速甚至经济衰退的危机正在叩响新兴经济体的大门。经济增长有起有落才是正常，经济低落期间正是改革与转型的良机，纵观世界的改革史，几乎所有的改革都源于压力倒逼。而经济周期的形成与产业变革息息相关，抓住世界产业变革契机的国家和公司就能立于潮头之上，成为新的引领者。

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增长既有赖于外部动力的牵引，也有内部工业化的驱动，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多数新兴经济体都没有越过中等收入阶段，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潜力巨大。但新兴经济体同样也面临着后发劣势，处于赶超状态意味着无法获得技术领先优势，而任何产业在初创阶段都会存在巨大的垄断租金，等到技术大规模扩散之后，利润水平自然会下降。形象地说，创新型的公司出售的是创意与技术，而当这种技术被大规模的商品化之后，商品就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利润被摊薄，因此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市场网络中处于下游状态。而随着生产的分解与服务业的转型，无论国家还是公司都需要在价值网络中寻求最佳的位置，维持创新的能力，显然，新兴经济体在这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劣势。

正因为新兴经济体无力定义和规范未来产业发展的潮流，就更容易受到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而几十亿人加入全球市场网络之中，供需失衡的结构性矛盾严重，产能过剩是通病，尤其是一些老旧厚重的产业更是如此。真正具有超额利润的产业集中于发达经济体，比如苹果手机，在最开始几年获得了巨额利润，随着三星以及中国手机厂商的跟进，苹果的超额利润被挤压，但后来者也只是依靠低价战略赢得了一席之地而已。

全球化已经打破了政治与经济的界限、国内与国际的区隔，国家的竞争最终要分解为企业之间的竞争，具有创新产业集群的国家自然就成为创新型国家。而如何打造一个国家的竞争力需要政府与企业不断对话，识别出新的具有发展前景的行业。一个亲市场的政府是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要素，而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却不拥有这样的政府，一旦经济增长下滑，失业率增加，社会震荡，进而引发政局不稳定，政府的产业政策无法一以贯之地执行下去。毋宁说，政府被利益集团或者大众绑架，一些无效的补贴不仅牺牲了本国的财政资源，还制造了通货膨胀，牺牲了市场效率。

经济增长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处于高速增长的社会或者国家往往会习以为常，形成较高的增长预期，恰恰是在过于乐观之中丧失了创新的机会，当一个新时代来临之后，增长周期遽然终结。大宗商品周期正在终结，与其追忆过去的美好时代，不如尽快融入到一个创新时代。

中国例外？

当人们论述新兴经济体的危机的时候，似乎需要加上一句限定语“除中国之外”。在24个主要国家货币中，除了人民币之外，其余兑美元都处于贬值之中，有些国家还出现暴跌的状态。人民币已经逼近破6的关口，预计2014年破6将是大概率的事件。从货币来说，人民币确实例外了，这是否说明中国经济可以继续一枝独秀呢？

篇3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产生于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大变革时期。在英国工业革命拉开序幕、经济系统也出现了新的变化的背景下形成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其中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增长理论为典型代表。

1、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年，亚当•斯密在著作中最早从理论上系统地研究经济增长的问题。涉及国民财富的性质、原因以及如何为经济增长创造条件和环境，这些是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基础。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财富的增加主要是由劳动分工所决定的生产性劳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本积累三个因素共同决定。并指出，若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量，必先增加资本积累，只有蓄积的资财的丰裕，才能雇佣到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增加劳动的设备或进行改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也要增加资本积累。因此，资本积累是劳动分工的基础，决定了国民收入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2、大卫•李嘉图的收入分配理论。大卫•李嘉图也认为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力量。他认为只要资本积累增长，就会出现正的经济增长；资本积累下降，经济增长也会下降。不过，大卫•李嘉图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着眼点在于收入的分配，强调各种收入分配比例如何影响资本积累，进而决定经济增长。李嘉图赞同储蓄投资的一致性原理，认为一旦资本积累停止，投资即不再增加，经济增长也将停滞，要使经济从低水平重新增长，则要求资本家扩大资本积累，即通过储蓄自动转化为投资，来实现经济增长。

3、对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讨论。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强调资本积累对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认为投资和积累过程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该意义上，古典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是资本积累决定论。同时，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暗含着资本要素服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假定，意味着由资本积累决定的经济增长难以持续，最终经济增长将处于停滞状态。但工业革命以后的长期时间内，经济增长未出现停滞迹象，表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过程的描述和解释并不很科学，且忽略了现代科学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另外，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具有很大的时代局限性，储蓄投资的一致性原理在工业革命以后，由于储蓄与投资实现分离，金融中介的产生下，很难成立。

二、凯恩斯经济理论

1936年，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分析并论证了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原因，认为萨伊定律是不正确的，提出凯恩斯定律。凯恩斯抛弃了“储蓄是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强调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提出乘数原理及加速原理。

1、乘数原理。凯恩斯认为，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从投资需求的效应方面看，产出的增长与投资变动之间存在乘数效应，即国民收入的增长是一定时期投资增加额的数倍，反之，投资额下降，则国民收入将以投资减少的若干倍缩减。

2、加速原理。根据凯恩斯的分析，投资在促进国民收入增长同时，国民收入增加也会带来引致投资，从而国民收入变化对投资变化具有加速效应。

3、储蓄—投资论。凯恩斯理论的一个贡献是用收入决定的储蓄—投资论替换了古典学派利息决定的储蓄—投资论。凯恩斯认为储蓄和投资是由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根据不同的动机选择的行为，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储蓄者依据其收入决定储蓄量，根据利息率决定储蓄形式，而投资则取决于资本的边际效率和资本成本，不受储蓄的支配。

4、对凯恩斯理论的讨论。凯恩斯理论特别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认为政府投资不仅可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而且还可通过乘数作用带动私人消费和投资，使国民收入成倍增长。不过凯恩斯的政策主张难以突破其时代局限性：即着重短期分析，不太适用长期经济分析；投资决定储蓄论仅适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萧条时期；只强调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需求效应，而忽视了投资的供给效应；储蓄多少与投资的数量对利息率缺乏弹性，储蓄和投资均由收入水平决定的假设在信用制度发达的国家，不符合实际情况；投资对国民收入乘数效应要发挥作用受到很多前提条件的制约。

三、哈罗德—多马增长理论

20世纪40年代前后，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在凯恩斯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进行了经济增长分析，通称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开始。

1、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哈罗德提出资本—产出比的概念，并假定资本—产出比不变，认为经济中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取决于资本—产出比率，经推导得出哈罗德经济增长率方程为：gy=sv。

2、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注重投资的二重性，经济的需求方面，投资通过乘数过程决定国民收入的实际水平；经济的供给方面，投资通过增加资本存量的规模而提高了国民经济潜在的生产能力。多马得出的经济均衡时的增长率：gy=YtYt=ItIt=σs。可见，哈罗德增长模型和多马增长模型本质上是一致的，故称“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表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gy是由储蓄率s和资本产出比率v共同决定的，与储蓄率成正比，与资本产出率成反比，在资本产出率不变的情况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取决于储蓄率。

3、对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的讨论。哈罗德—多马增长理论是在凯恩斯理论框架的基础上作了一些比较大的修正：将时间因素引入储蓄—投资分析中，用增长率的概念代替凯恩斯的水平分析，实现了动态分析；从“加速原理”出发，强调投资增长决定于收入增长率的“引致”作用，而非收入水平的绝对变化；认为投资行为不仅能增加投资的需求效应，更重要的是投资能提高供给能力。实际上，哈罗德和多马说明了储蓄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因此，提高经济增长最根本的手段是要提高储蓄率。但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增长条件有如“刀刃一样脆弱”。而整个经济系统内部并不存在任何内在的作用机制满足这些条件，因此，该均衡是极不稳定的。

四、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索洛和斯旺分别独立地提出了新古典派经济理论的增长模型，他们对哈罗德—多马模型假定进行修正，提出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典型模型，即索洛—斯旺增长模型。

1、索洛—斯旺增长模型。该模型的基本方程：k觶=s（fk）-（n+δ）k。该模型表明储蓄一方面可促使资本广化，另一方面也可促进资本的深化。

2、增长过程的稳态。当经济处于稳定增长状态时，人均资本停止变化而成为常数，从而得到使人均消费最大的储蓄率，即黄金律储蓄率。当储蓄率大于黄金律储蓄率、人均最优资本存量也高于资本积累的黄金率水平时，随着储蓄率的提高，人均消费水而下降，即经济增长中的过度储蓄是无效率的。

3、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讨论。新古典的索洛—斯旺增长模型表明，经济的长期均衡是稳定的，并总是向一个平衡增长路径收敛。短期内，产出的增长率可能因储蓄率的提高而上升，但长期内，产出增长率取决于劳动增长率，与储蓄率无关，并且过度储蓄对经济有不利影响。在某些情况下，投资对产出增长率可能产生负影响。不过，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考察的主要是静态最优资本积累。另外，新古典模型关于均衡收敛的预测并未实现。同时，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均衡增长率取决于外生的劳动增长率，因此把经济的长期增长仍归因于经济系统的外生变量，实际上，经济的稳定增长更重要的在于系统内生变量，内生经济变量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五、新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理论于80年代开始了新一轮的研究热潮，此时的增长理论扩展了资本概念，把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及知识等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探讨长期经济增长的原因，称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篇4

一、知识溢出概念界定

知识的再造则衍生出了知识溢出，知识溢出是经济外部性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知识递阶扩散的一种形式。知识溢出概念的提出最早由Mac・Dougall（1960）在研究东道国接受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社会收益时，首次把知识的溢出效应视为FDI的一个重要现象提出来[1]。Arrow（1962）最早的解释了知识溢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将“干中学”引入新经济增长理论，提出“知识溢出概念”[2]。Griliches（1979）把知识溢出定义为从事类似的事情（即模仿创新）并从其他的研究（被模仿的创新研究）中得到更多的收益[3]。更加凸显了知识溢出作为经济外部性的重要作用。

本文认为知识溢出（Knowledge Spillover），是指某一组织的知识，跳过市场交易的平台与其它组织进行信息交换，在不组织和行业之间被动的、无意识的、非主动的扩散、渗透、吸收和创新，而创新主体并没有给知识创造者以补偿或补偿小与知识创造的价值，造成知识创造者的边际知识收益小于边际知识成本的一种经济外部性现象。

二、经济学解释

新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空间贸易理论强调国与国之间发展对外贸易不仅可以增加贸易总量，而且能够加快科技，而收敛与否则很好的解释了国与国之间发生知识溢出的有效度。知识和资本（特别是人力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使贸易国双方的科技。知识和资本水平得到提高，进而产生知识溢出效应。了解对知识溢出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有利于我国进行战略部署，对缩小东中西部的差距具有积极的作用。

（一）新经济增长理论

由Arrow、Romer、Lucas等[3]开启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知识资本的生产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即随着知识的积累，创造知识的边际成本会下降，从而进一步把技术进步内生化，这样就提高了生产率，促进经济的长期均衡增长。通过知识溢出模型，假定知识是追逐利润的厂商进行投资决策的产物，那么由于会产生知识溢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才不会因固定生产要素的存在而不断降低，造成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不均衡。他们提出的模型的共同点则是：经济增长不受到外生变量的影响，而主要是由经济体系的内生变量而决定的，这种决定使知识溢出与经济增长形成了一种良性的自增长机制。

（二）新空间贸易理论

90年代Grossman和Helpman提出的与“内生增长理论”密切联系的动态贸易模型得到进一步发展，到21世纪随着空间经济学和世界技术边界的缩小，新贸易理论的研究视角应该更多的倾向于空间，因此，新空间贸易理论应运而生。这一理论将知识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特别是在国与国贸易之间，充分的通过知识解释了国际贸易，以及知识溢出也促进了当地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将知识视为内生增长变量的贸易增长理论认为知识溢出的获取途径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通过经济活动，Arrow则将“干中学”引入增长理论，提出私人资本的积累会引起公共知识资本的增加，进而获取了知识，带来了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则是自己创造出来的知识，即对知识的挖掘和再造。

（三）收敛性

知识溢出与经济增长存在内置关系，在经济学上，可以用知识溢出效应解释经济增长的收敛性，而这种收敛与否与经济的发展程度有重要的联系。知识与人才层次和数量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并非是越高越好，越多越好，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层次不高，产业结构的低端性，知识溢出造成人才浪费现象严重，所以说经济发展具有收敛性。即知识与经济的相关性不是直线相关，是一条收敛曲线。对于发达国家，一般是后工业化国家，其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进入知识人才驱动阶段，这时的人才培养与知识的爆炸式增长，恰恰给经济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前景，所以说不具有收敛性。因此，知识溢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收敛性可以很好的诠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切合度及发展状况。

三、结论

理论研究表明，知识溢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机制，它们是一对内生的过程。这种内生性现阶段还没有真正实现知识溢出或经济增长的内生化，这可以在经济学中的经验曲线去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Mac・Dougall，Gda，the Benefits and Costs of Private Invest

ment from Aboard：A Theory Approach[J]，Economic

Record，1960.

[2]Arrow K.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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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6-0011-02

一、引言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早是由总书记2007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提出的,但研究者们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的研究是在十七大报告之后才正式开始。因此,专门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成果还很少见。如:曾培炎在《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文中系统全面地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论述,并特别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途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实现 “三个转变”[1]。周叔莲在《深刻领会和把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文中对什么是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给出了定义及其理解。这些研究成果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义、定义以及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系作了阐述,但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以及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关范畴的辩证关系未作具体论述[2]。本文拟从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统计学、国民经济核算学的角度对发展、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方式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内涵进行论述,并与增长、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对应范畴进行全方位的辨析。

二、发展的内涵及其与增长关系的辨析

发展本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落后到先进)。包含了丰富的内涵,有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等,最终体现在人的发展。但对发展内涵的表述并不统一,有代表性的表述,如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Todaro,M.P)认为,“发展既是一种物质现实,又是一种精神状态:通过社会的、经济的和制度过程的某些综合,社会取得了美好生活的手段。”[3]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提交社会发展世界高峰会议的文件中则指出:“发展是一个综合过程,目前这已被国际社会承认。经济增长是一种动力,但其本身并不是目的,因此除经济增长之外,发展首先是社会性的。发展还与和平、人权、民主管理、环境以及左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文化和人们生活方式有着密切联系。”[3]可见,发展比增长的内涵更为广泛和丰富。因此,要正确认识发展的内涵,必须正确区分“发展”与“增长”的关系。

从统计学角度观察的“发展”与“增长”,即仅仅从二者的数量计算关系上来测定“发展”与“增长”。有以绝对量表示的“发展水平”与“增长量”,“发展水平”是计算“增长量”基础性指标;还有以相对量表示的“发展速度”与“增长速度”。

从经济学角度观察的“发展”与“增长”,不是简单的观察二者的数量关系,即不是把“发展”与“增长”简单地用数量计算关系来表达。即“增长”主要是指GDP的提高,是以产出量的增加作为衡量尺度的;“发展”则不仅包括物质财富的增加,还包括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劳动就业充分、社会保障完善、卫生发达、教育普及、科技发展、文化繁荣、秩序井然等方面。可见,增长强调的是物质生产方面的问题,而发展则从更大的视野更大的范围研究人类经济、社会、环境的变迁和进化。因此,增长不是发展的全部内涵,增长只是发展的一个必要前提,增长只需回答“涨多少”,而发展既要回答“涨多少”,还要回答“涨得有多好”,这正是我们十七大指出的“经济又快又好发展”的具体体现。

从发展经济学角度观察的“发展”与“增长”则认为,“发展”与“增长”是两个紧密相连的概念,在有的场合还可以互相替换,但它们的含义又是有区别的。并认为发展是以增长为核心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转换和全面进步,包括投入结构、产出结构、产业比重、分配状况、消费模式、社会福利、文教卫生、群众参与以至文化结构的变化[3] 。

我们从现代意义上出发,结合十七大报告精神,将发展的内涵表述为:是改变传统的发展观(主要是以眼前GDP增长论英雄),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持续、稳定、健康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种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发展,其发展目标应由单一目标转化为多层次发展目标,增长只是一个重要的目标,结构目标、资源环境发展目标、社会生活目标等;发展政策调整为重视速度、规模、数量转变为强调效益、结构、质量;发展模式需培育新经济发展模式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三、经济发展的内涵及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辨析

对经济发展的内涵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观察,即从经济运行过程来看,经济发展是经济运行四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有效健康运转,只强调某一个环节的发展都会是跛脚的发展、不协调的发展。过去我们一味地强调生产的发展,过分追求GDP的快速增长。从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关系来看,经济发展应该是在追求GDP增长的同时,社会和谐、环境友好的社会安定局面。从科学发展观来看,经济发展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经济增长是指一个经济中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的持续增加过程[4]。早期发展经济学是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的,后来,发展经济学接受了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Colin C. Clark)的观点,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内容是结构转变、工业化和城市化。因此,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相同的概念,二者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经济增长主要反映经济活动的数量关系的变化,是一个偏重数量的概念,对增长的速度与数量有明确的要求。而经济发展主要反映经济活动质量关系的变化,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对增长的速度与数量仍有明确的要求,但更注重增长的质量与效益。故我们认为,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而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并反过来促进经济增长。这两者之间一般来说不应当相互矛盾。但在现实中也还存在着另一种情况:一个社会可以有经济增长,但却不一定有发展或者发展起来十分缓慢。俄罗斯便是如此。俄一直没有正确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四、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及其与经济增长方式关系的辨析

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实现经济发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既是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的一个大系统的共同协调发展,也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五位一体”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按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发展的程度不同,将经济发展方式分为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的发展,是跛脚的发展状态)和现代经济发展方式(以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的发展,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传统经济发展方式是在传统发展观(主要是以眼前GDP增长论英雄)的指导下,只注重生产环节创造的物质成果,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的发展,是跛脚的发展状态。其主要特征有:发展的观念陈旧;发展目标单一;发展模式陈旧――农业经济发展、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发展不平衡(结构、区域、城乡);发展的不协调(经济与社会、经济与环境);发展质量不高等。现代经济发展方式是在科学发展观(持续、稳定、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指导下,既注重生产环节创造的物质成果,又考虑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共同协调发展创造的各类成果,主要以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其主要特征有:发展的观念更新;发展目标多层次(经济增长只是一个重要的目标,结构目标、资源环境发展目标、社会生活目标等);发展模式创新――新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平衡、协调高质量的发展等。可见,经济增长方式只是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经济发展方式大系统中的一个主要分支。

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及其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关系的辨析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指通过转变传统发展观为科学发展观,改变过去粗放型增长方式带来的跛脚的发展(即 “经济发展一条腿长,社会发展另一条腿短”)――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发展为集约型增长方式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内容除了包括十七大报告指出的实现“三个转变”外(即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还应包括五大转变:发展观念的转变――传统发展观向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目标的转变――单一目标向多目标转变;发展环境的转变――资源耗费、环境污染向资源节约型、社会和谐、环境友好型社会转变;发展政策的转变――从重视速度、规模、数量转变为强调效益、结构、质量;发展模式的转变――农业经济发展、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向新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转变。

参考文献:

[1]曾培炎.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J].改革CHINA REFORM,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