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风险管理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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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风险管理;金融期货;基本原则

Key words: risk management;financial future market;basic principles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18-0008-01

1金融期货市场风险管理的含义及特点

金融期货市场风险管理是指期货市场所有参与者通过各种手段对期货市场所有风险进行自觉的控制与处理,以保证期货市场的公平竞争和高效运行。金融期货市场风险管理具有以下特点:

1.1 主体和客体具有广泛性。管理主体,是指实施管理行为的人,其不仅包括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和期货交易所,还包括经纪公司和大众投资者以及机构投资者,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全员管理。管理客体是指管理的对象。其不是指某一种或几种风险,而是金融期货市场存在的所有影响市场运行的风险。

1.2 管理行为具有自觉性。金融期货市场是人类为了某种目的自觉建立的市场,管住风险,管好市场,反映了金融期货市场参与者的共同利益和愿望,是一种自觉性的活动。

1.3 管理手段具有多样性。金融期货市场风险种类繁多,性质各异,关系复杂,需要各种手段配合使用才能实现最有效的管理。

1.4 管理目标具有确定性。金融期货市场的风险管理主旨鲜明,就是要控制住风险,防止垄断和操纵,保证市场公平竞争和高效运行。

2金融期货市场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

2.1 缺乏科学的管理思想,管理目标不明确,风险及风险意识有待于进一步增强。

2.2 风险管理机构不健全。

2.3 风险管理法规不健全。至今尚无一部国家期货交易法,出台的一些管理规定不仅数量少,而且时间晚,期货业尚未实现法制管理。就交易所和期货公司来看,只有少数机构建立了较为完整的风险管理规则体系,多数交易所和经纪公司规则不全、不细或不配套。

2.4 风险管理机制不健全。中国至今仍未完全具备现代期货交易的三大要素:①合约规定的完全合法化。②合约的结算体系。③逐日盯市结算体系。

2.5 管理运作不规范。表现在:①管理者素质和管理水平较低,相当一部分管理者不太清楚管什么,怎么管。②管理范围比较窄。许多该管的东西未管起来。如多数交易所和期货公司对套期保值和投机账户未加区分,对会员的行缺乏管理等。③管理行为不规范。比如,不严格执行保证金制度。一些交易所的会员单位或经纪公司为扩大,对收保证金往往采取好商量的态度。

3金融期货市场风险管理基本原则

3.1 分层控制原则。充分发挥期货市场组织体系和结算体系分层化的机能,分层控制风险。

3.2 就地消化原则。期货市场运行中出的风险,应尽可能随时就地消化,不累积、不随意、不负责任的转嫁。就地消化的前提是,各个市场主体须各司其职,履约守信。

3.3 有备无患原则。制定和实施完备的风险管理制度,特别是风险基金和后备基金制度,对于抵御因特殊原因造成的市场剧烈波动风险,维护期货市场正常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3.4 宽严适度原则。风险管理过松或过严均不利于期货市场的发展,我们应当努力寻求均衡管理。

3.5 相机抉择原则。期货市场上的风险,可以通过不同的手段或不同手段的合理搭配进行控制。但各种手段的实施成本不同,效果也不同。

3.6 齐抓共管原则。这是就期货市场风险管理的总体而言。期货市场风险来源广泛,关系极为复杂,须期货市场主体各方共同配合方能收到理想的效果。

4中国金融期货市场风险管理对策

4.1 加强宣传教育和人才培育。宣传教育和人才培育在中国金融期货市场起步发展阶段具有重要意义,可考虑建立专门的金融期货管理学院,也可委托重点大学在经济系或金融系设立金融期货风险管理专业,为交易所特别是经纪公司培养高级风险管理人才。

4.2 法制管理。尽快制定和出台国家级的期货交易法。现在急需加快法制建设的速度,使政府的管理,交易所、经纪公司的运作及客户的投资行为纳入法制的轨道。通过法律来维持期货市场的公正性、流动性和高效性。

4.3 加强政府监管和行业管理 。尽快建立更具有权威性的全国统一的期货交易管理委员会,其职能部门的设置可参照CFTC组织;在实施期货监管时,政府应注意发挥期货协会的作用。政府自身也应注意健全和保护民主决策机制,不断增强监管行为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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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保险业发展水平逐步提高,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日益成熟,保险业已经成为支撑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力量,保险集团已成为金融体系日益活跃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险集团是以保险为核心,融证券、信托、银行、资产管理等多元金融业务为一体的紧密、高效、多元的金融混业经营集团。保险集团的金融混业经营使其能够全面参与衍生产品的各个市场环节,但也增加了保险集团市场风险暴露的广度和深度,即由于业务的综合性而能受到金融市场领域风险的直接影响,构成了全面的市场风险。保险集团混业经营中子公司比较复杂,而且每一个子公司业务性质都有其特殊性,给集团市场的全面风险管理带来了极大挑战。

保险集团全面市场风险管理的架构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1996年颁布的《资本协议市场风险补充规定》中,将市场风险定义为因市场价格波动而导致表内和表外头寸损失的风险,并根据导致市场风险因素的不同将市场风险划分为利率风险、股票风险、汇率风险和黄金等商品价格风险。随着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以及金融创新的发展,保险集团面临的市场风险呈现出高层化、扩散化、契约化和网络化等特点。2007年以来的次贷危机又使保险集团的市场风险进一步上升。在这个背景环境下,保险集团应考虑设计一个有效的市场风险管理架构,通过建立和适时调整自身的风险管理机制,来防范和化解集团和子公司层面面临的各类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集成管理的风险管理架构应设计为矩阵式的市场风险管理架构。它应在横向业务整合的基础上,增加纵向的管控,将同属性的交易或者具有相同风险因子的品种进行风险加总。金融集团由决策层确定总体风险资本,然后把总体风险资本限额按横向(子公司)来进行分配。即将风险资本限额在集团不同的子公司之间进行分配,子公司再将所配的风险资本限额配置到每一个业务部门,则每一级的管理者面对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把下一级的投资活动产生的风险限制在可控范围内。如果每一级的风险管理者都能做到随时掌握和监督下一级的风险限额执行情况,并能对突破既定限额的情况进行及时干预,则风险管理就算真正达到目标(层级管理)。

保险子公司与资产管理子公司的市场风险管理

新《保险法》对于保险资金的运用渠道一直有严格规定,只允许投资于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和金融债券。由于投资渠道的限制,加之1996年5月以来的8次利率调整,使保险资金处于闲置状态或低收益状态,导致出现了严重的利差损问题,严重影响了保险公司的生存和发展。1998年以后,保险公司陆续获准可以进行同业拆借、买卖中央企业AA+公司债券、国债回购、协议存款、企业债券及证券投资基金。2004年,保险公司又获准可以买卖可转换债券、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用、投资银行次级债。2004年10月,随着《保险机构投资者股票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保险资金可以直接进入证券市场进行股票投资。一般来说,保险资金运用的原则应符合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三原则, 并在遵循安全性原则的前提下以求取得更多的收益, 同时应保持一定的流动性以应付日常开支和保险赔付。

保险资金运用可主要按照风险限额管理来实施(子公司层面),首先根据保险子公司(或保险资产子公司)的资本实力、股东目标与风险偏好、监管规定等,确定保险资金运用的总体风险水平以及相应的抵御风险损失的风险资本限额;然后,根据对各业务部门或交易员的风险调整的绩效测量结果,以及其它因素在各层次间进行风险资本限额的分配;最后根据分配的风险资本限额对各业务部门乃至每一笔交易的风险进行监控,并根据风险调整后的绩效评估结果以及其它因素对风险资本限额进行动态的分配调整。

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越大承受高投资风险的能力越大,衡量偿付能力的指标有净保费与净资产之比,美国的保险监管认为3:1为满意的最大安全比例,这一比例愈大,保险资金的运用规模可以相对大些。未决赔款准备金与净资产之比高于1:5,保险公司有可能破产,这一比例愈大,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规模相对小些。我国2001年制定的《保险公司最低偿付能力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做出了具体规定,其中也规定了财产保险公司资金运用指标,寿险公司投资收益监管指标。严格根据保险公司的资本实力和偿付能力,对保险投资总投资额及其风险限额上做出限定,对保险资金投资的市场风险将起到事前控制的作用。

银行子公司的市场风险管理

我国银监会2004 年了《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指引》,从操作层面上对商业银行的市场风险管理提出了要求。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规定,商业银行交易账户总头寸高于表内外总资产的10%或超过85亿元人民币的商业银行需计提市场风险资本。这意味着,银行子公司必须对市场风险进行合理的管理,以便对市场风险资本金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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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3－4625（2008）07－0078－04中图分类号：F830.2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With the advance of interest rate and exchange rate reform, commercial banks are facing with interest rate risks and exchange rate risks realistically. In the limited transition period, commercial banks have made great efforts to enhance their risk management ability, such as adjusting management framework, selecting market risk management models, introducing advanced risk management system and pushing on internal rating method. Generally speaking, China’s main commercial banks’market risk management doesn’t fit with the market very well, such as lacking of risk transfer and hedging instruments, shortage of effective market risk management models and risk management system. Commercial banks should solidify the basis of data, develop market risk management models independently, introduce value at risks (VARs) methods, and participate in financial derivatives transaction actively to increase their management of market risk.

Key Words: Commercial Banks； Market Risk； Value at Risks (VARs)

一、背景

（一）国际背景

1.新资本协议的应运而生

随着国际银行业务尤其是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一些银行如巴林银行、大和银行等由于市场风险管理失当遭受到了重大损失。这一系列的风险事件使得巴塞尔委员会逐渐意识到应将市场风险纳入其资本监管要求范围内。2004年6月正式公布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BASEL Ⅱ）从操作层面正式引入了全面风险监管的理念，提出了银行风险监管的最低资本金要求、外部监管和市场约束三大支柱的原则。新协议将风险的定义扩大为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各种因素，基本涵盖了现阶段银行业经营所面临的风险，并力求把资本充足率与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2.西方银行加强了对市场风险的控制

巴黎银行成立了由首席运营官或相关顾问牵头，以风险管理部为基础的市场风险委员会，每月开会一次，决定相关重大事项。在市场风险限额管理上，巴黎银行主要采用四种方式：市场风险限额(包括风险价值限额体系、普通限额体系)；内部VaR模型系统(即MRX系统)；压力测试限额管理、普通限额管理等。法国兴业银行则要求负责内控的团队与交易员一起工作，而全球支持团队主要负责风险确认模型、全球汇报机制、信息系统管理。

（二）国内背景

1.利率和汇率的改革步伐加快

我国早在1993年明确提出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基本设想，并先后放开了对多种利率的管制，如：银行同业拆借利率、银行间国债市场回购和现券交易利率、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上限和存款利率的下限等。同时，汇率改革也逐步推进。1994年的外汇体制改革，使我国建立起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从2005年7月21日起，人民币汇率又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同时人民币升值2％。利率调整的加快和汇率的持续升值，使对市场风险缺乏良好管理的中国各主要商业银行开始频繁地暴露于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之下。

2.与市场风险监管相关的规章制度相继出台

在我国商业银行面临市场风险管理水平相对较弱、专业人才缺乏的现实情况下，银监会参照新巴塞尔协议的标准和要求，先后出台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指引》和《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监管现场检查手册》等一系列与市场风险监管相关的规章制度，以提升我国银行业市场风险管理意识并督促商业银行提高市场风险管理水平。

二、过渡期主要商业银行对市场风险管理的推进及其评价

（一）过渡期主要商业银行对市场风险管理的推进工作

1.风险管理组织架构的调整

一个独立、高效、完善的市场风险管理组织体系是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的基础。主要商业银行应建立一个由董事会、市场风险管理委员会直接领导，以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为中心，以市场风险管理的支持部门为辅助，与承担市场风险的业务经营部门紧密联系的市场风险管理体系。近年来，大多数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均对其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和人员进行了调整和设置。中国工商银行从2006年6月开始大幅调整其组织机构。新组建的风险管理部负责全行的全面风险管理；授信业务部负责各类客户的评级、授信、项目评估；信贷管理部负责全行信用风险管理、信贷监督检查和行业区域分析。中国银行致力于建立科学的、符合集团实际的市场风险管理体系，对所承担的市场风险进行有效的识别、测量、监测和控制。集团市场风险管理以董事会为最高决策机构。风险管理部在高级管理层直接领导下，负责制定集团统一的市场风险管理政策、制度和流程；向高级管理层提出集团市场风险限额并进行分配、调节和实施有效监控；对市场风险计量所使用的系统、模型和参数进行有效性审核和验证等。建设银行进行风险管理体制改革，在风险政策制度、计量分析、风险监控等方面，实行全行整体层次上的集中管理。设立风险官员也是该行实施改革的内容之一：总行设有首席风险官，一级分行设风险总监，二级分行设风险主管，同时向县级支行派出风险经理。中信银行将力争在未来3－5年内率先成为中国第一批与新资本协议全面接轨的商业银行。目前，中信银行已组建了市场风险专业委员会，设立了专业职能部门，组建了专业团队，以有效应对市场风险。

2.市场风险计量模型的选择

2007年2月28日，银监会公布了《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对市场风险资本计量方法明确如下：商业银行应采取内部模型法计算市场风险的资本要求；如果届时商业银行未达到采取内部模型法的要求，可以采取标准法，但应制定向内部模型法的过渡方案，以便在实施新资本协议3年内达到实施内部模型法的要求。可见，标准法只是计算市场风险的过渡方法，商业银行最终需采用内部模型法来衡量市场风险。《指导意见》关于市场风险内部模型的技术方法、假设前提和参数设置可以有多种选择，银行可以根据本行的发展战略、风险管理目标和业务复杂程度自行设定。实际上，各主要商业银行构建内部评级体系时，大多考虑采用较先进的内部模型。如工商银行2007年将完成主要市场风险计量模型的构建工作，力争2008年底正式使用风险价值VAR计量模型，达到巴塞尔市场风险补充协议要求的内部模型法项下相关参数计量以及应用的标准。

3.先进风险管理系统的引进

国外的金融风险管理解决方案①提供商则拥有大量的金融专家和懂行的IT专家，他们的解决方案功能十分强大，能提供较为先进的风险管理系统。如全世界最先进的金融领域集成IT解决方案提供商SunGard提供的Panaroma和BancWare②、全球主要的金融系统软件供应商MISYS公司提供的MISYS银行系统和路透集团的Kondor+。国内提供成熟的金融风险管理系统的软件商还比较少，如上海安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③。

我国主要商业银行大多引进了国外的管理系统。招商银行OPICS系统①二期早已成功上线运行。招行在前、中、后台均采用OPICS系统，实现了前、中、后台的无缝对接以及对资金交易业务风险的集中控管。OPICS系统二期的成功运行，扩大了银行风险监控的范围，提升了风险控制技术，开发的风险价值(VAR)模型量化了市场风险。路透集团的Kondor+是一种先进的系统，适用于所有资产级别、衍生性金融产品和结构产品的交易和风险管理，能够确保银行通过一个系统实时查看所有情况。相当一部分国内商业银行采用路透集团Kondor+系统，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实时交易和风险管理需求。这些银行包括：中国银行、宁波市商业银行、民生银行、交通银行、广东发展银行、上海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 广东发展银行采用的是路透Kondor+前台交易系统及KGL全球限额管理系统（Kondor Global Limits），可以通过路透Kondor+前台交易系统对交易行为进行实时监控。上海银行也与路透集团签署协议，采用路透集团实时位置跟踪和桌面分析系统。

4.内部评级法的推进

新资本协议增强了对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资本要求。为加强包括市场风险在内的全面风险管理，中国的商业银行正按照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要求，加快内部评级体系建设。目前，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等主要商业银行均已循序渐进、有计划、分步骤地着手建立符合新资本协议要求的内部评级体系。按照银监会的估计，到2009年中国将有10家左右的大银行实施内部评级法。

中国工商银行于2004年正式启动了内部评级法工程建设。通过与国际知名咨询公司合作，工商银行将按照内部评级法的基本要求，在评级组织、评级体系设计与运作、评级结果运用、风险量化以及数据收集与信息系统建设等方面进行改造和完善，力争在2007年底过渡期结束前达到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内部评级法初级法的要求。中国农业银行和一家国际知名咨询公司达成合作协议，正式启动内部评级体系建设。农业银行内部评级体系建设分三期实施，一期的目标是按照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和我国银监会的要求，借鉴国际银行业信用风险管理的最佳实践，构建符合新资本协议要求、切合农业银行实际的非零售敞口初级法体系，并实现内部评级结果在信贷管理实践中的广泛应用，力争在2008年底前建成符合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内部评级法初级法要求的内部评级体系。2007年6月29日，交通银行、奥纬咨询公司和埃森哲公司三方在上海共同举行交通银行零售业务内部评级项目签约仪式。此项目完成后，交通银行的零售业务内部评级水平将达到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零售业务高级内部评级法标准，为该行个人贷款和小企业信贷业务的发展提供更为强大的技术支持。目前，中信银行已具备成为国内第一批实施新资本协议银行的条件，并与穆迪KMV合作完成了中信银行公司客户信用风险评级系统的开发。

（二）对主要商业银行加强市场风险管理工作的评价

如上所述，主要商业银行在过渡期内，从市场风险管理组织柜架、市场风险管理模型和系统以及内部评级体系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和努力，来提升对市场风险的管理水平。但是，目前中国主要商业银行对市场风险的管理仍不能完全适应市场风险日益增大的要求，具体表现为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定价能力还不高，风险转移和对冲手段还较少，大部分银行缺乏有效的市场风险管理模型和风险管理系统，具有现代金融工程知识的专门人才更是凤毛麟角。其中，有效的市场风险计量模型和系统缺乏，是制约我国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水平提高的突出问题。从目前情况看，国内商业银行在市场风险计量方法、系统开发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数银行对利率风险计量尚停留在运用缺口管理等相对较为简单工具的水平上，对久期分析法主要是用于计量交易账户债券利率风险，尚未将整个资产负债表以及表外衍生工具纳入久期分析体系，特别是对表外衍生工具的风险计量更为薄弱。同时，大多数国内银行对国际主流的风险价值法（VAR法）的运用则仍处于研究探索阶段，尚未能充分运用于市场风险管理的实践。

三、对主要商业银行加强市场风险管理的建议

（一）夯实数据基础

数据是市场风险管理系统的生命线，强化数据基础建设贯穿了系统设计、开发和应用的全过程。由于模型和系统建立过程中，涉及的数据量大、来源渠道不一、运算程序复杂，计算效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基础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我国主要商业银行的数据储备严重不足，且数据缺乏规范性、数据质量不高，有些甚至是明显失真的或是无效的数据。这些问题如不及早解决，可能会导致计算结果发生偏离，导致市场风险管理的失败（如管理结果为风险损失）。为此，针对我国数据的现状，商业银行应加快数据处理工作，建立并实行完整、严格、一致的数据标准，制定数据质量管理规章，确保数据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全面性。

（二）重视风险管理系统的实施，防止出现“水土不服”

风险管理系统是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商业银行需要进行大量的市场风险分析、计量及监测，要求对业务数据和多种分析结果进行综合评价及验证等，有效的风险管理系统是其顺利实施的基础和保障。所以，商业银行必须通过完备、可靠的风险管理系统来支持市场风险的计量及其所实施的事后检验和压力测试，并时时监测市场风险限额的遵守情况并提供市场风险的相关报告。

上文已提及国内的主要商业银行，甚至城市商业银行，大多引进了国外软件提供商的风险管理系统。国内银行引进国外风险管理系统时，往往面临“水土不服”和“本土化”不成功的问题。这并非系统本身所致，而是实施的过程有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博士认为，要想把国外的产品拿到国内来实施，需要选择一个很好的国内实施商，并由金融专家指导。金融专家所起到的作用，是在前期咨询分析、系统引进直至二次开发、测试、运行维护整个过程中，通过一套成熟的系统研究和差异分析方法，确保先进技术和本地业务能够和谐地结合起来。

如果实施商既对国外系统有着较深的理解和认识，又具备国内银行传统系统的开发经验，同时其服务又非常贴近国内客户，才可能保证引进系统获得成功。国内银行在引进系统之前，还必须为配合核心业务系统改造而进行一系列重大变革，包括对业务流程、管理机制、企业内部各部门利益等方方面面的调整，需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四）适时引进风险价值法（VAR方法），并加强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

从国际商业银行的市场风险管理实践来看，市场风险计量方法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逐步建立了一个多层次、相互补充、涵盖资产负债表内和表外业务的全面市场风险计量体系。目前主要使用的市场风险计量方法包括：缺口分析法、久期分析法和风险价值法（VALUE AT RISK,简称VAR方法）。目前，国际商业银行普遍采用的实践做法是：依托强大的市场风险管理信息系统，运用利率缺口（外汇敞口）分析法计量利率（汇率）变动对银行账户当期收益的影响；运用久期分析法在整个资产负债表及表外衍生工具范围内全面计量利率变动对银行经济价值的影响；对交易账户表内及表外衍生工具头寸则运用VAR方法进行市场风险计量。从发展趋势看，将在整个资产负债表内、表外业务中采用统一的 VAR模型计量市场风险。

目前，国际上已有超过1 000家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使用VAR方法对金融衍生交易的市场风险进行量化管理，其中有信孚银行、曼哈顿银行、摩根银行、花旗银行等多家著名金融机构。这些国外金融机构不仅将VAR作为度量市场风险的工具，并由此开发了VAR管理信息系统，建立了VAR市场风险管理体系。风险价值已成为计量市场风险的主要指标，也是银行运用内部模型计算市场风险资本要求的主要依据。采用VAR方法计量和管理市场风险必然是大势所趋。但我国银行业在引进VAR方法，将面临数据问题和厚尾现象，所以，商业银行在使用VAR方法时，还应辅之以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并注重与其他风险管理方法的适当结合。

(五)积极参与金融衍生产品交易，规避市场风险

金融衍生产品在我国出现时间不长，只有十多年的历史。目前，我国金融市场上的主要金融衍生产品主要有远期外汇买卖、远期结售汇业务、可转换公司债、股票期权、买断式回购等。当前，我国相当多的商业银行均不同程度地开办了各种金融衍生品交易（分为自营和代客户交易）。中国银行自营交易的规模相对较大，其他银行主要是以客户外汇衍生交易为主，交易规模不是很大。综合分析，我国即将进入金融衍生品的快速发展阶段。商业银行应借此机会，一方面，争取向客户提供更多的衍生品业务，获取更多非利差收益；另一方面，在进行缺口管理、持续期管理的同时，积极参与金融衍生品交易，以规避利率、汇率波动带来的市场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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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汇集资本和分割股份

所谓汇集资本，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筹集资金。资本积累有限的个人投资者无法从事所需资本巨大的事业，如铁路、钢铁、石油等行业，但通过在股票市场发行股票来成立公司则可完成这一任务。股票市场所能达到的筹资速度是企业依靠自身积累或通过金融中介融资所无法比拟的。汇集资本实际上是证券市场最基本的功能之一，它类似于金融中介机构的资产转换功能。

证券市场不仅提供了汇集资本的手段，更重要的是还提供了分割股份的方式，并由此派生出界定产权的功能。比方说，一项投资需100万元，但发起投资者（即筹资者）手中只有10万元，那么，他可以另找9个每人出资10万元的投资者，这样，10人的资本汇集在一起正好是100万元，且各人在总的资本中占10%的比例；或者发起投资者为了保持在投资中的控制地位，也可以找更多的投资者，比如说90个每人出资1万元的投资者，这样，91人的资本汇集在一起正好是100万元，其中发起投资者占10%的股份，处于相对控股地位，而其他投资者只占1%的股份，处于被控股地位。在上述汇集资本和分割股份的过程中，筹资者与投资者之间没有也不需要任何超越经济关系的联系，但通过股份的代表物股票，他们就可以将新成立企业的不可分割的物质财产进行细分，形成明晰的产权，所以，通过证券市场能够对产权进行初始界定；同时，通过证券市场上的股票买卖，可以将附着在物质财产上的各种权利分离出来单独进行交易，使得产权能够行使和执行。在这方面，证券市场较之金融中介融资有着明显的优势。

三、风险管理

快速流动、高度分散的证券市场可以为投资者提供以下两个方面的风险管理功能：一是风险定价。证券市场在现代金融理论中又称为公开市场，其中交易的标的主要是一些标准化的媒介物，如股票、债券等基础金融产品以及其他在此基础上派生出来的标准化衍生产品，如股票指数期货、股票指数期权、利率期货、利率期权等。由于这些标的是一些标准化的媒介物，我们就可以运用各种定价方法对其进行合理、科学的风险定价。正因为如此，定价理论才得以成为现代金融理论的基础之一，因对期权定价理论作出巨大贡献的美国经济学家Merton和scholes还因此荣膺1997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公开市场相对应的是金融中介机构发放贷款的议商市场，在这一市场上，贷款人与借款人之间的融资活动是通过直接议商完成的，故有议商市场一名。由于公开市场上交易标的的标准化，其风险定价功能远胜于金融中介机构在议商市场中的一事一议式的风险定价功能。二是分散风险。由于证券市场的流动性好，变现性强，投资者可以方便地构造风险最小的最优风险组合，并可根据市场及时作出调整，以有效地降低风险。同样，以降低风险为目标的资产组合理论也在现代金融学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马柯维茨、米勒和夏普因此还成为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共同获得者，米勒甚至将马柯维茨于1952年在《金融学刊》上发表的“资产组合选择”一文视为现代金融学的开端。

金融中介机构有两种分散风险的方法。一是通过向众多客户发放大量贷款构造风险分散的资产组合；二是通过金融衍生工具进行套期保值。无论从构造组合的成本还是从组合本身的收益——风险比来看，前者要远逊于直接通过证券市场构造的资产组合；金融衍生工具主要是由基础证券派生出来的，所以后者与证券市场的风险管理功能是联系在一起的。

四、信息生产

无论是通过市场还是通过中介进行的资金配置方式，要确保资金配置效率，必须让资金流向资本回报率最高的地方；而要确保资金流向资本回报率最高的地方，必须保证影响各备选项目的风险收益所有因素都得以充分的披露，所以充分的信息是确保资金配置效率的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证券市场具有良好的信息生产功能。证券市场上存在一种信息驱动交易者(information-motivatedtraders)，他们相信（有意或无意）自己拥有关于某种证券的尚未被他人知悉或理解的信息，因此该证券被市场错误定价，他们可以通过买入或卖出该证券来获利。由于信息驱动交易者的存在，公司的价值总能被挖掘出来，并反映到其股价中。道和戈登(DowandGorton,1997)认为，证券市场可以传递前瞻信息(prospeetiveinformation)和后顾信息(retrospectiveinformation)，前者是尚未实施的投资的信息，它可以帮助公司对当前的投资决策做出判断，有助于提高决策的准确性，提高未来的公司价值；后者是证券市场的交易者对公司已经作出的决策的事后判断，它为公司经理的经营绩效提供了间接定价机制。这两种信息都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

但是，证券市场提供或传递信息是以证券市场的有效性为前提的。根据美国经济学家法马(Fama.1965)的定义，完全有效率的市场就是市场上每个公司股票的价格都反映了所有关于该公司基本面的信息，如公司的盈亏状况、公司产品的质量与市场前景、管理层的能力等。另一个恒等的定义是，在一个完全有效率的市场上，证券的价格总是与其投资价值相等。如果有A、B两家公司，A公司上述基本面的情况比B公司好，或者说A公司的投资价值高于B公司，但A公司的股价却比B公司低，那么资金自然优先流向B公司，这样的市场就不是有效的，因为公司股价没能反映A公司比B公司好的信息。所以，在一个有效率的证券市场上，股价已经包含了所有关于公司基本面的信息，这就是现代金融理论中有名的效率市场假说。换言之，在一个有效率的市场上，投资者只要观察股票价格的变动情况，就可以推断公司的基本面信息，并据此作出投资决策。这样一来，通过市场融资的信息成本大大低于金融中介机构融资时花费在事前调查、事中审查、事后检查等方面的信息费用。当然，效率市场只是一理论中的假说，一个理想的参照系，证券市场实际运行的效率程度就各不相同了。在一个效率不高，比如说像我国连弱式效率是否达到都存在争议的证券市场上，价格还未包含所有关于公司基本面的信息，投资者当然不能仅凭股票价格变动就进行投资决策，而必须对公司的有关信息进行收集、分析、判断，这些活动必然花费大量的信息费用。那么，效率程度不高的证券市场与金融中介之间，究竟通过哪种方式融资的信息成本更低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

根据利兰和派尔(LelandandPyle,1977)提出的L-P模型以及其他几位经济学家提出的类似的信息生产模型，金融中介作为一种投资者、项目或经纪人的联盟，可以降低投资的信息生产成本。拉马克里什兰和塔克(RamakrishnanandThakor,1984)认为，如果同一企业不是通过金融中介而直接从多个投资者中筹集资本，每个投资者都要对企业进行调查和监督，造成信息生产的重复。如果指定某个信息生产者作为信息经纪人对企业状况进行调查和监督，这些重复的信息生产成本就可节省。当单个的信息经纪人结成联盟，信息生产成本可以进一步降低。结成联盟的经纪人就是某种经纪类金融中介，如证券经纪商、交易商、投资银行等。

除了信息生产的成本外，信息生产过程中还面临两个问题：一是信息的公共产品属性导致了信息的供给不足；二是信息质量不易辨别，导致信息市场上好信息不足，坏信息充斥。利兰和派尔认为，金融中介根据收集和处理的信息买入和持有贷款或证券类型的资产，可以解决上面两个问题。因为金融中介机构的资产是“私有产品”，不能随意出售，金融中介机构在信息生产过程中不用担心信息的外溢；通过对资产的合理定价，也间接解决了信息的质量和可信性问题，因为信息的质量已经体现在资产的价格中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中介具有充当信息生产者的天然优势。

从以上分析看，证券市场与金融中介在信息生产上各有优势，不能简单地定论哪一种资金配置方式更好。在理想的强式效率市场上，股价已反映了所有公开信息和内部信息，投资者没有必要再费时费力去从事有关证券信息的收集、分析和处理，所以证券市场的信息生产成本要远低于金融中介。然而，即便是最发达的美国证券市场，有关实证研究表明也只达到弱式效率(Fama,1965,1970;Alexsander,1964)。若证券市场尚未达到强式效率，则需要收集、分析和处理有关公司的信息，在这方面，金融中介机构具有天然的优势。

五、为投资者提供监控和激励手段

确保资金配置效率的另外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有效的监控和激励机制。信息生产主要解决事前的非对称信息，即逆向选择问题；而监控与激励主要解决事后的非对称信息，即道德风险问题。监控(monitor)是指外部核实或约束。对于道德风险中的隐藏行动问题，委托人必须对人施以适当的监控，防止人作出不利于委托人的行动，如欺诈行为。激励(incentive)是指开发内在的潜能，使人在最大化自己的利益的同时，最大化委托人的利益，防止偷懒(shirking)行为。为了防止人的道德风险，委托人常常是监控与激励并举。

证券市场为投资者监控公司提供了两种机制。第一，股东直接对公司进行干预。作为投资者的股东有两种监控公司的方式：一是主动型监控，即股东“以手投票”。股东可以参加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成员，或就其他公司有关经营管理的重大事项进行投票表决，对管理层构成直接约束；二是被动型监控，即股东“以脚投票”。如果股东对公司管理层经营管理行为不满意，可以卖出股票；如果出现大量股票抛售，公司股价急剧下跌，既会影响公司在市场上的再次融资，也会给管理层带来第二种监控机制的压力，这就是证券市场上的外部接管。当一上市公司管理层经营不善，业绩不佳，盈利下降时，在有效的市场上，这些信息就体现为其股价的下跌。当股价下跌至某一价位，专事外部接管的袭击者认为通过改组管理层可以提高公司业绩，提升公司价值，他们就会大量买入该公司股票以达到控股目的，然后以控股股东身份改组公司管理层。在外部接管的潜在威胁下，管理层不得不努力工作，以提高公司业绩，防止股价下跌。证券市场上的袭击者还可以产生一种“鲶鱼效应”，他们就像生物链中的鲶鱼一样，在弱肉强食的同时，也迫使“弱肉”强壮起来。

证券市场还提供了一种激励公司管理层的有效手段，这就是与公司股票价格挂钩的管理合同，或称经理人持股制度。其具体做法是，公司管理人员的薪酬收入中，只有少部分的现金，大部分收入是股票或股票认购证(warranty)、股票期权等与股票挂钩的权证。这种管理合同形式在发达国家越来越流行。比如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前总裁亚柯卡在任期间，其账面工资超过500万美元，其中现金只有100万美元，其余都是股票或与股票挂钩的权证。管理人员薪酬与公司股票挂钩的好处是，如果公司经营管理完善，业绩提高，公司股价上升，管理人员的股票收入也会增加；否则，管理层收入有限。当然，这种激励机制也是以市场的有效性为前提的。如果公司业绩不能在股价中反映出来，即使管理层收入与股票挂钩，也不能激发他们改善经营管理的积极性；相反，还可能引诱他们的短期投机行为，甚至直接参与本公司股价的炒作，正所谓“经营再好不如庄家炒”。

在金融中介机构与借款企业之间，除了借贷关系外，双方还在资金结算、股权控制、人员交流等多方面有联系，金融中介对借款企业进行监控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戴蒙德(Diamond,1984)的受托监控模型证明，由于金融中介作为众多投资者的人对企业进行监控，避免了由各投资者分别进行监控的重复，金融中介在受托监控时的监控成本与成本之和比由各投资者分别监控时的监控成本之和要小，因而具有监控的成本优势，但金融中介的监控成本优势受制于其客户的多样化。对比金融中介与证券市场在监控方面的作用，二者各有其优势，同时也各有其限制；但在激励机制方面，证券市场可以提供与股票挂钩的管理合同，而金融中介却无能为力。

【参考文献】

[1]Fama,E.,1965."TheBehaviorofStockMarketPrices"[J],JournalofBusiness,January.

[2]Diamond,D.W.1984."FinancialIntermediationandDelegatedMonitoring".ReviewofEconomicStudies.LI:393-414.

[3]Dow,J.andGrayGorton,1997."StockMarketEfficiencyandEconomicEfficiency:IsThereaConnection？"JournalofFinance,52(3).

篇5

随着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就解决北京水泥厂和上海焦化有限公司债务问题与有关部门债权转股权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财政出资设立的金融管理公司正式开展业务。债转股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国家为其顺利实施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和程序。但据统计资料显示,债转股的企业户数约为500家,平均资产负债率为80.3%,其中长期负债1882亿元。如此庞大的债转股市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能否驾驭,成为债转股政策实施过程中财政必须正视的挑战。

(一)财政的产权风险

由于存在巨大的不良债权,“债转股”之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将在相当一部分企业取得控股地位。但是,这些股权是一种虚幻的所有权,因真实的所有权与企业决策权是同一实体,密不可分。而在现实环境中,众所周知,国有企业受上级行政主管部门行业垂直领导,政权与股权在企业生产经营中孰重孰轻?尽管债转股的企业必须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方案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但现有体制下,这个控股股东并不是国有股份派驻企业的“全权代表”,不掌握实际的控制权。最为关键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权仍被把持在上级单位手中,而且企业经营优劣的评判权掌握在主管部门。正是由于这些关键的制度因素还存在,这些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只是流于形式,经理头脑中的行政权利大于股权的思维定式仍有生存空间。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大面积抽样调查显示,67.3%的国企经营者认为他们最关注的评价来自上级主管部门;另有4.5%的经营者认为出资者的利益是最值得关注的。这种扭曲的产权关系实际上架空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股权被行政权利排挤,使董事会的管理名存实亡,由此导致财政面临严重的产权风险。

(二)财政的套现风险

金融管理公司所持有的经过债权转换成的股权具有阶段性和过渡性的特点。它进入企业董事会也是一种中期行为,并不参与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债转股的最终目标是要使这部分股权依据市场交换原则有序撤出,实现股权套现。套现的方式有三种:通过场外交易的形式出售;在证券二级市场通过协议收购或转让,实现股权流动;企业自身股权回购,缩股注销。从信达管理公司对几家企业实施债转股方案看,北京水泥厂的债转股采取的办法是信达公司所持的北京水泥厂的股份将由北京建材集团分期分批回购;梅山集团公司债转股采取的办法是,具有雄厚实力的宝钢集团公司承诺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退出的条件,即由宝钢集团提供回购期权的安排。同时,宝钢承诺注入一定数量的资本金,以巩固债转股的成果。这种套现有较强的关联交易色彩,只适用于实施债转股的企业背靠实力雄厚的大型母公司,而对更多的没有此类背景的企业,股权的盘活与变现只能靠在资本市场上采取其它途径加以实现。非国有实体持股是未来资本市场的重要生力军,而目前我国非国有经济的力量还很薄弱,大规模出售不良资产缺乏足够的国内市场,产权交易大多属于买方市场,而在这方面对于国际市场全面开放也要有一个过程。因此,推进不良资产的证券化,需要考虑非国有经济的承受能力。企业经营状况良好是套现的重要前提。市场投资者对企业投资预期充满信心,会推动股权流动;企业经过高质量经营后才可能有实力完成股权回购。如果企业因债转股,经营状况大为改观,那么,原有的金融风险变为财政收益,皆大欢喜;反之,不良债权变为不良股权,股权套现的通道受阻,财政也将被拖入债务的泥潭,金融风险可能进一步演变为财政风险。

(三)财政的保全风险

债转股的成功意味着高收益,高收益背后也孕含着高风险。债转股实施之前银行的不良贷款以呆帐形式存在,利息也是帐面虚增,但这只是“呆”,并没有“烂”,一旦企业资不抵债破产清算,银行债务拥有法定优先清偿权,银行可以最大限度减少损失。债转股之后,原有债务的利息刚性支出变为股权的股利弹性支出,企业亏损后的零股利将成为一种经济现象而不必再承担法律责任,助长了“惰性经营”。更为严重的是股权所对应的国有资产不仅不能增殖,就是保值也成了问题。企业破产清算时根据股份制“一股一票、同股同权”的原则,平等分割企业剩余财产,国有资产萎缩将在所难免。同是一笔国有债务,只是财务帐面变更,原有的政策优势就荡然无存,这不能不说财政面临的保全风险有进一步升级的可能。

(四)财政的交易风险

资产证券化,在西方是指将一组流动性较差的金融资产经过一定的组合,使这组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收益比较稳定,再配以相应的信用担保,把这组资产所产生的未来现金流的收益权转变为可在金融市场上流动、信用等级较高的债券型证券的技术和过程。

资产证券化对标的资产的要求比较高,即要求银行持有该资产时期内有良好的信用记录,而且金融资产具有标准化、高质量的合同条件。与其相比,尽管我国对实施债转股企业具备的条件中明确规定:产品销售对路、有市场,债权债务关系明晰。但这似乎还不能完全符合债转股这一市场行为所必须的公平、自愿的原则。债转股的交易双方分别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以国家财政为后盾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交易的对象是国有债务,这就需要确定交易价格。债转股的债是银行的不良债权,如果按照市场规律进行交易,市场化价格必然使债权与股权的转换比例十分有利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银行转让债权的价值必然会大打折扣,银行不良债权风险会因此转换而在财务上显现化,进一步危及银行的信用基础,这有悖于债转股初衷。国家为了防止政策弱化效应,不会一方面发行特种国债以增加国有银行的国有资本,另一方面又允许债转股自由定价而降低银行资本充足率。政策性很强的债转股不可避免地掺入行政权利,行政介入又会破坏交易的公平性,财政必然面临人为定价的交易风险。

二、财政的债务风险

1993年,财政体制改革彻底取消了财政向银行借款,赤字全部以发行国债弥补,使财政内部矛盾过度集中于国债,加剧了财政在资本市场的举债风险。

(一)市场发行风险

改革开放初期,每年几十亿元规模的国债面临的发行风险是如何把债发出去,发行主要靠分配任务和政治动员,发不出去的风险使行政权利硬性干预市场化的发债行为。随着国债一级市场的逐渐活跃和二级市场的初步建立,普通百姓对国债的理解也由过去的支援国家经济建设转到把国债看作一种回报稳定、安全可靠的投资方式。国债逐渐由买方市场发展为卖方市场,国债的发行风险也集中在如何降低发行成本上来。发行成本主要包括即期发行费用和未来利息支出,而降低两项开支的关键在于选准资本市场内外环境的最佳切入点。1994年2月我国发行10亿美元全球债券,年利率6.5%,它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抓住了美元利率正处于最低点且将逐步回升的时机,降低了未来利息支出;另一方面资本市场的认购热情异常高涨,当日就被抢购一空,大大缩短了发行时间,降低了发行费用。

(二)国债的使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