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监理单位的义务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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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施工单位劳务用工的使用现状及问题

（一）施工单位劳务分包制度的发展

劳务分包制度始于计划经济体制的转轨。1984年，国务院《关于改革建筑业和基本建设管理体制的暂行规定》（国发〔1984〕123号），以建筑业作为的突破口，将施工企业率先推向市场。改革建筑安装企业的用工制度，国营建筑安装企业，要逐步减少固定工的比例。今后，除必需的技术骨干外，原则上不再招收固定工，积极推行劳动合同制，增加合同工的比重[2]。同年，《国营建筑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和使用农民建筑队的暂行办法》中指出：“企业根据生产任务的需要，经当地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人民政府批准，可以使用农村建筑队参加施工。使用的形式包括单纯提供劳务、分部分项承包工程、包工包料包费用或联合生产经营。”[3]

2001年4月，建设部《建筑业施工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87号），对施工企业实行资质管理，将施工企业分为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和劳务分包三个序列，提出劳务分包企业的概念，通过劳务分包来满足建筑用工的需求。

建立劳务分包制度发展建筑劳务企业的初衷在于规范建筑劳务市场，保障农民工权益，保证税收征管。

2005年8月，建设部于《关于建立和完善劳务分包制度发展建筑劳务企业的意见》中提出，从2005年7月1日起，用三年的时间，在全国建立基本规范的建筑劳务分包制度，农民工基本被劳务企业或其他用工企业直接吸纳，“包工头”承揽分包业务基本被禁止[4]。但调研发现施工单位的劳务用工现状还未实现这一政策期望。

（二）施工单位目前的用工情况

施工单位承接工程后即配备相应的管理人员组建项目部，采购主材、辅材，调度施工机械，另外找“包工头”组织农民工进行各?作业的具体施工。“包工头”牵头的农民工队伍以挂靠的劳务分包企业名义与施工企业签订劳务分包合同，或者以作业班组的形式与施工单位签订建筑施工内部承包协议。施工单位的项目部人员组成有三种方式，见图1。

第一种是施工单位聘用的员工，具体分为施工企业派出的管理人员和在项目当地招聘的辅助人员。前者通常是国企的正式员工，与施工单位有长期的劳动合同，参与项目部的组建，职位上表现为项目经理、技术人员、财务人员以及人事、机料、安保等部门的负责人。后者通常在施工当地招聘，根据施工期限签订3～4年的短期劳动合同，职位上表现为文员、司机、炊事员、守夜人等。项目部对自己的员工能进行有效约束，并按照《劳动法》规定为这类人员缴纳社会保险。但在整个项目人员中，此类员工的数量占比很小。

第二种是劳务分包企业的人员。劳务分包企业自2001年以独立法人的名义对外承接总承包和专业分包企业的劳务分包服务，对内与员工形成劳动合同关系，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并组织员工的技能培训。大型施工单位将施工作业分包给劳务分包企业，不仅可以取得正规的成本票据，还无需承担施工人员工伤意外的赔偿责任。本次调研的施工单位虽有部分劳务发票，但在人工费用中占比不足5%，可见劳务分包企业还不是主要的劳务用工模式。

第三种是由“包工头”牵头组成的施工队，即通常所说的“农民工建筑队”。通常由“包工头”出面，与施工单位签订“内部”承包协议，或以挂靠的劳务企业名义分包施工作业。施工单位与这些农民工一般不签订劳动合同，不办理社会保险，甚至没有直接联系。包工头凭“内部”承包协议与施工单位结算工程款后，农民工按照完成的工作量与“包工头”结算工资。一般而言，农民工与“包工头”之间形成的是口头协议，既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不办理社保关系。“包工头”编制农民工工资表，施工单位按照总承包合同约20%～30%的比例计入人工费，其余分包金额则由“包工头”找来材料、机械租赁的代开发票入账。 “包工头”牵头组成的施工队是建筑行业现行的主要劳务用工模式。

（三）现行劳务用工模式在“营改增”后的困境

从施工单位目前的用工情况可以看到， “包工头”现象大量存在，劳务分包企业没能在建筑市场发挥政策的预期作用。

一是施工资质难以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建建〔2001〕82号）对劳务分包企业十三项作业资质均做了严格要求，除申请单位的注册资本、技术员数量、技术负责人资质、近3年完成劳务分包合同金额、机具均要达到相应条件外，还要求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率100%[5]，造成民营队伍对申办施工资质望而却步，导致市场上劳务分包企业的数量稀缺。通过国家统计局网站可查到：施工总承包单位2012年43 031家，2013年46 113家；专业承包单位2012年33 249家，2013年33 415家；劳务分包企业2012年6 606家[6]。按总承包及专业承包平均年增长率5.39%预测，2016年我国劳务分包企业才8 149家。到2015年施工资质的取得条件才有所降低，《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建市〔2014〕159号）变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率100%为经考核或培训合格的技术工人不少于50人。

二是已有的劳务分包企业出于税务风险考虑，不愿给挂靠的施工队开具过多发票。劳务分包企业只是出借施工资质给“包工头”承揽业务并收取挂靠费，并不管理“包工头”的施工队伍及办理社会保险，也就不愿过量开票以免税务机关稽查。

建筑业“营改增”后，现行的劳务用工模式成为施工单位必须面对的现实困境。

一是农民工安全等意外事件引起的法律赔偿问题。包工头与施工单位签订“内部”承包协议或是以挂靠的劳务分包企业名义与施工单位签订劳务分包合同，均没有给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一旦发生意外事故，施工企业会被认定与农民工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承担法律赔偿责任。

二是施工单位编制农民工工资表会带来税务风险。增值税严格实行以票管税，对专票的开具有着严格的管理。被挂靠的劳务分包企业不愿意虚开发票，施工单位编制农民工工资表又无法取得人工成本的专用发票抵扣。无进项税额抵扣将加大施工单位的增值税税负，且编制农民工工资表形式还可能引发企业所得税的税务风险问题。

二、建筑劳务分包企业的损益分析与评价

大型施工单位有迫切的劳务需求， “营改增”后可以通过成立劳务分包企业来满足需求并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劳务分包是建筑市场发展的趋势，大型施工单位成立劳务分包企业相比外部选择劳务分包企业、接受劳务派遣等是否更为经济，可以建立模型进行分析比较。

（一）劳务用工方式的损益模型建立

解决劳务用工需求，大型施工单位有以下几种方式可供选择：（1）成立劳务分包企业，由于年劳务分包需求大于500万元，会取得一般纳税人资格；（2）外部选择劳务分包企业，一般纳税人资格或小规模纳税人；（3）接受劳务派遣，供应商按差额计税或一般计税。

劳务分包企业的净利润是分析的基础式子，表示如下：

篇2

关键词 生态修复法律责任：环境公益诉讼：环境公共利益：污染侵权责任：侵权连带责任

基本案情梳理

2014年12月广州市白云区法院钟落潭法庭审理了一起环境公益诉讼案，本案看似普通，实则隐含了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诸多核心问题，法院对相关问题的考量反映了司法界对环境利益及其法律保护认识的发展过程。

2011年，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白土村村民方某将其向村委会承包的两个鱼塘转租给太和镇石湖村村民谭某。从当年9月1日起，谭某用车辆运送不明固体污泥约110车，并将污泥倾倒至鱼塘，污泥散发出阵阵臭味，周边村民纷纷投诉。经村委干涉，倾倒行为停止。

同年9月14日，广州市白云区环境保护局在接到举报后，到鱼塘现场检查取样，委托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和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分析测试中心分别对污泥和底泥进行检测分析。结果显示，铜和锌超过相应限值，达不到农用污泥污染物控制标准，已经对池塘造成污染。

随后，白云区环境保护局委托广州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对该鱼塘倾倒污泥的环境损害和治理成本等问题进行评估。2012年8月，广州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出具的《环境污染损害评估报告》认为，本次事件中，污泥在鱼塘内经阳光照射后散发出臭味，对周边村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影响。池塘属农用地，用于水产和禽类养殖，污泥排人池塘，影响其养殖功能的发挥。要恢复池塘养殖功能，必须清除倾倒的污泥，并将底泥挖起清运，同时对池塘内被污染的塘水进行处理，达到农用标准。该鱼塘倾倒污泥环境污染损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监测分析费用4660元，污染物处理费用4092432元，共计4097092元。

根据群众反映，白云区检察机关启动民事责任追究机制，并推动中华环保联合会提起公益诉讼。2014年12月，中华环保联合会作为原告，对上述两名被告提起诉讼。

被告方某的律师认为，被告方某在签订合同时不清楚被告谭某所倾倒的物质，在知道被告谭某向鱼塘倾倒的是污泥后，已经进行了阻止，在阻止不了的情况下，还要求村委员会来制止倾倒。所以方某对于污染的发生没有过错，此外，他本人是最大的受害者，他也希望找到谭某来承担清理污染的责任。鱼塘在经过石灰处理后污染已降低，包括被告一家在内的人食用鱼塘饲养的鱼后未发现身体异常，被告方某不应该承担污染环境责任。

法院认定，被告人谭某、方某的确对污泥倾倒入鱼塘造成污染事件负有责任，判决他们6个月之内共同修复受污染的鱼塘，使其恢复到受污染前的状态、功能，标准由环保部门审核。过期没有修复，由环保部门指定一具有专业资质的机构代为修复，修复费用由两名被告共同承担，并负有连带责任。

案例启示

民事合同掩盖下的排污行为的责任承担

近几年来环保部门和公安部门查处的环境违法犯罪案件显示，一些工业企业为降低治污成本，将大量含有有毒有害物质的化工废液及固体废物等通过不法中间商低价售给无处置资质的公司或个人，再进行非法倾倒、处置的事件越来越多。将废弃物通过合同交给他人处理或者处置，使得与污染物相关的链条不断在延长，于是产生了一系列新的法律问题。

一是防治污染的法律责任是否可以通过民事合同而转移，防治污染的法律责任是否可以随着污染物的转移而转移的问题。根据《环境保护法》的规定，企事业单位防治污染的责任属于公法上的义务，所谓公法上的义务，是对公众、社会及国家承担的义务，一般不随着民事合同关系转移。但是随着环境治理社会化和环保产业，的发展，排污企业将污染物交付给第三方处理越来越普遍，当污染物经合法的程序转移给符合资质的企业处理时，污染物处理产生的法律后果已经转移到污染物的实际处理企业身上。然而，这种责任的转移是有条件的，即排放污染物的企业尽了法定的管理和注意义务。实践中，一些排污企业没有尽职尽责地审查受托方污染物处理资质和能力，有时甚至明知对方既无资质，又无处理能力，仍然将废弃物交给对方处理，更有甚者与受托方签订虚假合同违法转移废弃物。这都会使得这些排污企业对污染物异地产生的污染具有过失，也有因果关系，不能免除法律责任。2014年社会广泛关注的泰州1.6亿元生态修复案就是属于这种情况。本案中，造成污染的物质是由别处运至，其处置方式和场所都违反法律规定，污染物排放单位首先应该承担环境治理修复的责任，由于本案将污染物运送到鱼塘的第一被告谭耀洪失踪，无法找到污染物来源，因此暂时无法追究污染物排放者的责任，由第二被告承担责任是合法合理的。

二是物业产权人对于物业管理不当而产生的污染是否需要承担责任的问题。物业产权人既非污染物的产生者，也非污染物的处理者，原则上称不上是污染者，但他们是污染实际发生场地的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对场所的安全负有管理义务和注意义务。如果他们疏于职守，未尽注意义务，就场地对他人产生的危害也应该承担法律责任。本案的第二被告方某是受污染鱼塘的承包人，将两个鱼塘转租给第一被告谭某倒泥，他存在如下过错。首先，方某将鱼塘用于倒泥不符合鱼塘的使用功能；其次，尽管方某可能一开始不了解第一被告所倾倒的物质，但是他在签订合同时并未进一步进行了解，即第二被告方某未尽到鱼塘承包人的管理义务，对于污染的产生负有责任。 《侵权责任法》规定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这主要针对直接排污者，而非排污者的其他人员承担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仍然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本案的重要启示之一是，不仅排污者要承担污染侵权责任，污染场地的产权人、管理人在特定情况下也需要承担环境污染侵权连带责任。在广东以及东部沿海各省，很多当地居民以出租物业为生，他们很少能意识到承租方不法行为可能给他们带来的不良后果。一旦有违法事件发生，承租方往往一走了之，但是出租方是本地人，逃不掉，责任很有可能最终落到出租方身上。所以，不能因小失大，为一时的利益而承担沉重的法律后果。

污染事件中环境公共利益的认定

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为了救济环境公共利益。所谓公共利益是指涉及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往往从私人利益中抽象出来，能够满足共同体中全体或者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公共需要，经由公共程序确定并以公权力为主导所实现的公共价值，具有公共性和不特定性等特征。环境提供给人们各种利益，总体上称为生态服务价值或者功能。任何功能和价值的发挥都需要环境整体及其各要素的物理、化学、生物等特性维持在一定的标准以内，这些环境品质和条件是人类共同需要的，即环境公共利益。维护这些环境品质和条件就是保护环境公共利益。当环境污染和破坏发生，环境条件被改变后，会出现各种损害，包括自然资源、财产和人身的损害。哪些损害属于公共利益损害，哪些损害属于私人利益损害，对于不同损害又如何救济，是司法实践中必须厘清的关键问题，本案的争议点之一是鱼塘污染所损害的公共利益体现在哪里。

本案受污染的区域是鱼塘，第二被告反复强调，作为鱼塘的承包人，他自己才是直接受害者，他也想找第一被告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从财产权的角度看，主要的受害者是财产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但是鱼塘作为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与环境的其他要素有紧密的联系，如鱼塘的水和底泥会渗透到土壤和地下水中，捕鱼干塘时，水会流进河流、湖泊，这些生态联系使得鱼塘的污染物影响周围的环境。最主要的是受到污染的鱼塘一直在养鱼，受到污染的鱼流人市场，每一个潜在的消费者都可能是受害者，这是对不特定公众的损害。本案中，所救济的环境公共利益包括鱼塘污染对周围环境的不良影响以及受污染的鱼对不特定公众的不良影响。所以在受污染的鱼塘存在以上不良影响的情况下，不能因为第二被告是鱼塘的承包方，就可以由他自行决定如何处置鱼塘，或是否需要修复鱼塘环境。

事实上，几乎每一个环境污染事件都存在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损害，这是由环境本身的共享性、公共性、相互关联性所决定的。如在水污染事件中，水体污染、水质下降导致生产、生活成本增加、农作物减产、养殖水产品损失、健康损害等属于私人利益损害；水体生态系统受到破坏，处于循环状态的地表水和地下水水质恶化，水污染对不特定公众人身健康造成实际的或潜在的损害等属于公共利益损害。土壤污染导致农作物减产，房屋价值下降，健康损害属于私人利益损害；土壤污染造成土壤生态系统损害，地下水水量和水质改变，土壤污染给人身健康造成的实际的或潜在的伤害等属于公共利益损害。两类损害通常会同时存在，但是在救济方式上，司法途径不是唯一的方式，一些情况下，损害救济是通过自力救济和行政救济的方式进行的，尽管如此，在更多情形下，公共利益损害救济处于被遗忘的角落，出现救济的空白，由此，再次突显环境公益诉讼存在的意义。

环境公共利益损害责任与被告私人利益损益的关系

在确定被告承担损害公共利益的法律责任时，对于是否要考虑案中被告人私人利益的损害情况及被告人的获利情况的问题，应当从以下两方面进行考虑。

首先是被告获益与其承担生态修复责任的关系。本案第二被告转租鱼塘给第一被告，原为获得3万元的租金收入，实际上只获得4000元的收入。鱼塘受到污染后，根据广州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作出的《环境污染损害评估报告》认定，本次事件向鱼塘倾倒不明固体污泥约110车，要恢复鱼塘的养殖功能，必须清除所倾倒的污泥，将底泥挖起清运，同时对池塘内被污染的塘水进治理，达到农用标准。污染物处理费为4092432元。从法院判决的情况来看，并未因被告获得的利益远远少于他应该承担的责任，就可以免除他的部分生态修复责任。财产权和环境权是两类不同性质的权利，一般不能相互抵免。生态修复方面责任的大小由生态修复的复杂程度及成本决定。由于我国的民事处罚是以补偿为中心，在环境保护方面没有确立惩罚性赔偿，所以民事赔偿额大小与违法行为的程度、违法行为获得的利益没有关系。

其次是被告私人利益受损与其承担生态修复责任的关系。本案中第二被告人自身也是受害者。其私人利益应受到保护，并可以依法向第一被告追偿，但法律并不会因此而免除他对公众承担的责任。基于前面提到的理由，第二被告人的私人利益因财产污染而受到损害，但这不能成为他免于承担修复受污染财产责任的抗辩理由，因为他对于污染的发生也有过错。

生态修复案件审理的法律适用

环境污染和破坏发生后，必然会不同程度地造成环境功能和价值的破坏，这也是环境损害，救济环境损害的主要方式是进行生态修复。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经过多年的发展，关注重点已经从原告资格转变为实体权利的救济，诉讼主要围绕着救济环境损害进行，以修复生态（或者环境）为核心。然而，生态修复作为新兴的、复杂的法律救济手段，司法实践在运用这一手段时面临许多挑战。

首先是法律依据问题。目前法院关于生态修复的判决基本上是以《民法通则》或《侵权责任法》有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恢复原状”等民事责任的规定为依据。但是这些法律责任主要是救济民事权益，是一种私权的救济方式，而环境损害主要体现为公共利益的损害，生态修复主要为公法上的救济。所以在追究恢复原状这一责任时，必须考虑生态系统受到损害的程度，生态系统稳定和健康的基准，环境中公众的利益诉求，也就是说需要一系列公法和技术规则的补充。本案中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需要同时适用环境保护立法和侵权责任立法的规定，根据环境法的规定来确定法律责任是否成立，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来确定承担责任形式。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法律适用的割裂，例如《侵权责任法》中无法找到救济环境损害的依据，而《环境保护法》中找不到生态修复的内容，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和《侵权责任法》，制定环境损害救济特别法和相关技术规范等。

其次是生态修复责任的承担方式的确定。法院判决承担环境修复责任的方式包括行为责任和经济责任。行为责任是指判决责任人在规定的时间内自行完成生态恢复的任务。这种方式下，金钱责任和行为责任合而为一，行为人在专业机构或者政府部门的指导下有权决定具体的修复技术和措施。无锡中院的经验认为在环境评估还不完善，经济成本难以核算的情况下，判定责任人按照一定的要求承担修复责任可以避免许多难题。经济责任是指判决责任人承担生态修复的成本费用。当责任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拒绝承担生态修复责任，没有能力或者无正当理由不能完成生态修复责任，可以由他人代为履行环境修复责任，但费用由责任人承担。昆明、广州等地法院的案例倾向于将修复责任核算为一定的费用，责令责任人支付费用。这些费用或者打入环境保护基金，或者上交国库以待将来修复使用。

确定生态修复责任后，要求责任人承担行为责任还是经济责任的问题，表面上看似是技术和能力的问题，实质上与伦理和公平也有关系，两种责任相互替代，看似平等，但是在本案中却有极大的差别。本案的第二被告已经70多岁，经济条件一般，身体状况不好，中过风，行动不便、思维有一定的障碍，在法庭上多次失控大哭。400余万元的生态修复款显然超出其偿付能力，若法院判决被告支付修复款，此案基本无法执行，达不到应有的社会效果。法庭宣判本案的第二被告承担修复的行为责任，这虽然也会面临行为人没有专业技术能力等难题，但是他可以通过争取他人的帮助，争取社会的救援来解决这一问题，留给了被告更多的选择，也留给社会各界帮助解决此事更多的空间。

再次是案件的执行问题。法院判决两名被告在6个月之内共同修复受污染的鱼塘，修复标准由环保部门审核。过期没有修复，由环保部门指定具有专业资质的机构代为修复，修复费用由两名被告共同承担，并担负连带责任。由此可见，法院将监督判决执行的责任主要交给了当地环保部门，这也是不少法院的共同做法。生态修复的周期长、过程复杂、技术性强，法院跟踪执行有诸多的难题，而环保部门是环境治理和修复的主管部门，发挥环保部门的作用既发挥了他们的特长，也是监督他们履行职责。当然，法院不能对判决的执行完全置之度外，否则会影响司法的威力和公信力。在案件执行的各个关键环节，法院都应该进行监督，发现执行偏离轨道，要加以纠正，对于执行不到位的情况则需要采取进一步的强制措施。

主要

参考文献

[1]李挚萍，环境修复的司法裁量[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7）：20-27.

篇3

关键词：招投标，工程监理，执行，法律法规

中图分类号：TU72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Abstract：In all relevant national laws and regulations gradually improve premise and construction department of gradually procedures, under the premise of the bidding work b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hrough the project bidding guarantee enterpris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equity and justice for the whole construction industry can rapid development lifeblood. So as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d supervision work more should do a fair and just, and the support in the law is going back on the right track.

Keywords: bidding, project supervision, execution, laws and regulations

正文：

随着我国建筑行业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以及建筑行业近几年的不断发展，建筑行业的监理工作体制也不断地走向正规。作为工程项目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监理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如何通过国家建筑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招投标法规中的相关规定对进行投标的单位进行企业间合理的竞争管理关乎每个工程的命脉。因此作为一个合格的监理单位，在掌握技术规程的基础上，更要很好的运用和理解法律法规中的相关规定，在合理的竞争基础上不断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安全生产对监理单位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工程监理单位需要更加明确自己的权利与义务，真正的做到明确分工与义务以保证工程的质量。国家《建筑工程质量条例》中对工程监理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做出了相关的规定：

（1）工程监理任务的承揽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担工程监理业务。禁止工程监理单位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担监理业务。工程监理单位不得转让工程监理业务。

工程监理单位与被监理单位的施工承包单位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供应单位不得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的，不得承担该项建设工程的监理业务。

（2）工程监理的实施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依照法律，法规以及有关技术标准，设计文件和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代表建设单位对施工质量实施监理，并对施工质量承担监理责任。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选派具备相应资格的总监理工程师和监理工程师进驻施工现场。未经监理工程师签字，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不得在工程上使用或者安装，施工单位不得进行下一道工序施工。

监理工程师应当按照工程监理规范的要求，采取站旁，巡视和平行检验等形式，对建设工程实施监理。

由上述工程监理单位的权力和义务可以看出，监理工作关乎到整个工程质量的好坏,作为每一个监理单位都要本着对企业负责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合理的履行自己的义务，保证每一个工程的各个环节不出现质量问题。

为了保证工程的质量和项目的公平与公正，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择合适的工程监理单位显得尤为重要。在法律法规并不完善的几年，在很多人看来，招投标仅仅是走一个过程。随着近几年国家法规的完善以及建筑行业的规程化，在每一项大型工程上招投标成为了企业之间合理竞争的杠杆。通过公开招标的形式选择合适的企业，这不仅是建筑行业走向正规化的一种标志，更是对每一个企业的负责。国家《招标投标法》中对招投标方面的一些内容进行的相关规定。作为投标单位，在实际工作中更好地了解工作的内容和相关的规定对我们每个人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投标人应当具备承担投标项目的能力；国家有关规定对投标人资格条件或者招标文件对投标人资格条件有规定的，投标人应具备规定的资格条件。

投标人应当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编制投标文件。投标文件应当对招标文件提出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

（1）投标文件。

投标人应当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前，将投标文件送达投标地点。招标人收到投标文件后，应当签收保存，不得开启。投标人少于3个的，招标人应当依照本法重新招标。

（2）联合体投标。

2个以上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组成1个联合体，以1个投标人的身份共同投标。

联合体各方均应当具备承担招标项目的相应能力。同一专业的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单位确定资质等级。

联合体各方应当签订共同投标协议，明确约定各方拟承担的工作和责任，并将共同与招标人签订合同，就中标项目向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

为了保证招投标工作的公平公正，投标人应遵循以下规定：

投标人不得相互串通投标报价，不得排挤其他投标人的公平竞争，损投标人不得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

篇4

宁东基地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对促进宁东基地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在整个市政工程建设过程中，工程监理单位扮演着工程项目的“导演”的角色，担负着建设工程项目实施质量、进度、成本控制的具体组织落实责任，是保证工程建设项目实现其建设目标的重要手段和有力保障。笔者结合工作经历，简述质量监督机构对工程监理单位的质量监督控制要点。

一、 监督工程监理单位依法承揽监理业务

在接受建设（业主）单位的质量监督委托（或申报）后，质量监督站应根据监理服务合同和监理招投标文件，着重对负责该项目的工程监理单位的资质等级、营业范围及其监理能力进行核查。若工程监理单位不具备相应的监理能力，则应及时提请建设单位，重新委托有能力的监理单位实施该项目的工程监理；若所委托的社会监理单位的资质等级或其营业范围，不能满足受监项目监理的技术要求时，应立即提请建设（业主）单位，另觅有相应资质的监理单位，负责该项目的监理工作。如发现工程监理单位有以下行为之一时，应及时制止，并提请宁东管委会规划建设土地局对其给予处罚：1、工程监理单位非法取得资质证书；2、工程监理单位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承担工程监理业务；3、工程监理单位以其他工程监理单位的名义承担工程监理业务；4、工程监理单位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担工程监理业务；5、工程监理单位转让工程监理业务。

二、监督工程监理单位履行其质量责任和义务

工程监理单位接受建设（业主）单位委托后，应在“监理合同”授权的范围内，严格按照建设法规、质量标准、监理规范、设计文件和建设承包合同，对受监工程施工质量实施监理。质监机构对工程监理单位的质量行为应控制以下几方面。

（一）督促检查工程监理单位认真编制监理文件

质监站应当监督工程监理单位在项目开工前，按照受监项目的技术特点和监理服务合同以及监理投标文件的要求，认真编制受监项目的《监理大纲》和《监理细则》，并按照规定办妥相应的审批签认手续；督促工程监理单位在受监工程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监理大纲》和《监理细则》的要求开展监理业务。

（二）督促检查工程监理单位建立健全的监理质量保障体系

质监站应督促监理单位根据受监工程的规模、施工难易程度、合同工期、现场条件等因素，在施工现场建立完善的质量监理组织体系，以保证对所有施工环节进行有效的质量监控。应监督监理单位认真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建立材料监理工程师技术岗位，专责受监工程的各种原材料、半成品、构配件等的质量检查验收工作，杜绝不合格的材料或构配件流入施工现场；2、设立现场质量检测机构，履行监理单位对受监工程的试验监督检查责任，以确保对各种材料、配合比和强度等主要质量指标进行有效的控制；3、对大型工程项目，监理单位必须根据工程监理的需要，设立中心试验室，其规模、试验设备的种类及数量应能满足实施工程监理中各项试验的要求，并应配备各专业试验工程师及经过转门培训的试验人员，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实行明确的责任分工。

此外 ，中心试验室还应承担验证试验、标准试验、工艺试验、抽样试验和验收试验等各项现场试验工作，以保证各项质量管理书籍的真实性、可靠性、准确性和科学性，使现场质量监理工作建立在一个“客观、公正、科学”的基础上。

（三）监督检查工程监理单位派驻合格的监理工程师负责项目监理

质监站应监督监理单位根据受监工程的规模大小和技术复杂程度等因素，选派具备相应资格和业务水平的总监理工程师和监理工程师进驻施工现场，对工程施工全过程实施现场监理。

1、开工前，应按受监工程的监理投标文件、监理服务合同、监理大纲和监理细则的有关要求，核查工程监理单位拟派驻施工现场的总监理工程师的上岗资格证书，并逐一造册登记，以便开工后随时进行核查。2、开工后，应随时核查所有已派驻现场的各类监理人员的上岗资格，凡不符合条件的监理人员，一律责令工程监理单位予以清退：3、工程施工过程中，受监项目的总监理工程师、总监理工程师代表、高级驻地监理工程师的变更，应先征得建设（业主）单位同意并获得其批准后方可变更，变更后应及时报告质量监督机构备案。

（四）监督检查监理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严格按监理工作程序开展监理业务

质监站在监督监理单位按监理程序开展监理业务方面，应着重控制：1、督促监理单位和监理工程师在开工前审批受监工程的施工组织设计和质量控制技术措施；2、监督检查监理工程师在项目实施前审查试验工程施工工艺、批准特殊技术措施和特殊工艺；3、督促监理单位和监理工程师按“监理合同”的授权监督施工（承包）企业严格按照质量标准、工程设计文件和施工（承包）合同的要求组织施工，纠正不符合工程设计要求、质量标准和施工（承包）合同要求的工程和施工行为；4、监督监理单位和监理工程师严格按照建设法规的规定提出或审查设计变更；5、督促监理单位和监理工程师严肃、认真进行质量检查和检验，参加工程质量事故的处理和工程验收。

（五）监督监理工程师严格按照监理规范的要求实施现场质量监督管理

质监站应监督监理工程师采取旁站、巡视和平行检验等形式，对受监工程实施有效的监理：

凡未经监理工程师签字，工程使用的原材料、构配件和设备等，一律不得在受监工程上使用或者安装；未经监理工程师签认的工序、部位或工程，施工单位一律不得进入下一道工序（部位或工程）的施工，监理工程师拒绝给予计量、建设单位不得拨付工程款、办理竣工决算和进行交、竣工验收。

三、结束语

宁东基地在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过程中，通过对监理单位采取以上质量监督控制措施，始终坚持和贯彻“预防为主”的质量监督控制方针，把质量监督控制的关口前移至项目的正式实施之前，切实把质量事故和质量隐患消灭于萌芽状态之中，从而达到有效防止质量事故发生的目的。

篇5

IT监理的责任类型

信息系统工程监理的法律责任可分为监理职业责任和非职业责任两大类，其中职业责任是由于监理行业工作的性质决定的，是行业工作特殊性所独有的属性，一般是指监理单位要为其在监理委托合同中非故意的违约行为所承担的民事责任; 非职业责任则与监理行业工作性质和特点无关，它主要由监理单位或监理人员本身故意的违法行为造成，包括监理单位要为其在监理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所承担的行政责任，以及要为其在监理活动中的严重违法行为所承担的刑事责任。

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工作是一种团体（或集体）的行为，这一点有别于其他的专业人士（如医生、律师等）。我国的监理体制推行的是总监负责制，由项目总监理工程师组建项目监理部，并代表监理单位全权负责履行监理合同中规定的监理义务。总监理工程师在监理服务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监理服务的素质最终是由监理单位的整体服务来体现的。监理单位和总监理工程师之间，总监理工程师和项目监理部其他成员之间的约束机制对监理工程师的法律责任具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在法律责任的分担方面，需要考虑这一方面的因素。

民事法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和刑事法律责任构成了信息系统工程监理的法律责任制度，这三种法律责任的性质是不相同的，不能相互代替。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单位作为企业法人，是信息化建设行为主体之一，其行为不仅受监理委托合同的约束，一旦违约要承担民事责任; 同时还直接受国家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的约束，一旦违法还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受到行政处罚; 严重违法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涉案的监理人员、监理单位及其法人代表要受到刑事追究和处罚。

职业责任

从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的角度出发，职业责任通常指的是民事责任。从职业性质的角度出发，主观上的有意或无意是鉴别信息系统工程监理违法违规行为是否属于职业责任承担范围的主要依据，导致职业责任损害的主观原因必须是无意的，也就是说监理人员在自身的专业范围内由于疏忽或无意的行为导致了建设方（业主）或依赖于监理服务的第三方的损失。例如，对于工程项目中存在的质量隐患，监理人员由于疏忽未进行检查或虽然进行了检查但未发现问题，从而造成了损失，除了工程承包单位必须承担工程项目的质量责任外，监理工程师也需承担自身的民事责任。但是，如果监理工程师发现了工程中的隐患但出于某种原因故意隐瞒从而造成损失的话，监理工程师需要承担的责任就超出了民事责任的范畴。监理的民事责任可以分为两类:

过失责任人非圣贤，安能无过。过失责任是指监理工程师没有履行其作为专业技术服务人员应该履行的责任，或是做了作为专业技术服务人员不应该做的事，而这些过失恰恰造成了建设方（业主）或第三方的损失，因此，必须承担相应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

合同责任合同责任是指信息系统工程监理人员作为监理合同当事人的一方违背了合同的规定，没有适当地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从而给另一方造成了损害，因此，必须依据监理合同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

与民事责任相对应的是民事赔偿。《合同法》第21章“委托合同”第406条规定: 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监理单位在监理合同责任期内的委托合同义务，无论如何细分和描述，都可以归结为《合同法》中阐述的监督、检查、验收加上咨询服务。监理单位在监理工作中违反监理合同，或者由于过错侵害了委托方的利益，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界定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单位民事赔偿责任的主要因素包括三方面:

监理单位存在过错;

委托单位造成了经济损失;

监理单位的过错与委托单位的经济损失存在着因果关系。

赔偿金额的多少根据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制订的《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标准条件26条约定，监理单位对委托人的“累计赔偿不应超过监理报酬的总额（除税金）”。

行政责任

从法律的角度出发，信息系统工程监理的非职业责任通常指的是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从职业性质的角度出发，主观上的有意是判定监理需要承担非职业责任的主要依据，即导致非职业责任损害的主观原因必须是有意的。

行政法上的“行政”一词，特指国家行政，是行政主体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对国家和社会事务实施管理的活动，其核心是国家的组织和管理活动。行政法律行为简称行政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相对称，是指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产生法律效果以实现国家行政管理目的的行为。

行政处罚是我国行政法中最重要、影响最广泛的制度之一。行政处罚作为一种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制裁性手段，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行政处罚就是指行政机关或者其他权力机关依法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尚未构成犯罪的行政管理相关人给予法律制裁的行为。它是政府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活动中，为了保证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的正常而实施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

1. 监理单位的行政责任

《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单位资质管理办法》第19条规定: “监理单位不得伪造、转让、出卖《信息系统工程监理资质证书》，不得转让或越级承接监理业务。对违反本条规定的，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责令改正、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取消资质的处分。”

由此可以看出，监理单位承担行政责任的构成要件，在主观方面，行为是故意的，如果没有故意就不会受到行政处罚; 在客观方面，监理单位自身必须存在以下不规范行为:

超越本单位资质承揽工程;

转让监理业务;

伪造资质证书或以欺骗手段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

转让、出卖资质证书，或允许其他单位或个人以本单位名义承揽工程;

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

2. 监理工程师的行政责任

除了监理单位要为其在监理活动中的违约行为和违法行为承担行政责任，受到行政处罚以外，如果监理工程师个人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同样也要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工程师资格管理办法》第15条规定: 监理工程师有下列行为，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通报批评、撤销登记、吊销《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的处分:

未经登记从事信息系统工程监理业务;

以不正当手段取得资格证书;

以个人名义承揽监理业务;

因个人过错造成严重经济损失。

刑事责任

在当前不规范的信息系统工程市场中，部分工程承包商在工程招标中违背规则，以超低价中标后，便想通过偷工减料、降低工程质量、无根据地增加工程量等途径来实现“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目的，此时监理人员如果立场不坚定，缺乏职业道德、丧失诚信原则，就很有可能被主动射过来的“糖衣炮弹”俘获。还有少数监理从业人员本身就心术不正，在监理工作中不讲立场原则，堕落腐化，要么主动和少数不规范的施工承包单位沆瀣一气，要么向工程承包单位“吃拿卡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