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历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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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高培勇：其一，去年的5月17日，同志发表的《讲话》，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做出了全面部署。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显然是涵盖多个哲学社会科学类学科的统称，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中国特色经济学。作为主要从事经济理论研究、以党和国家关注的重大经济理论问题为主攻方向的经济所和经济所人，理应率先完成好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这一十分重要的历史任务。

其二，明年我们将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我们不仅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而且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基本轨迹、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的系统总结，显然是中国特色经济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始终致力于为党和国家的重大经济决策服务、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几乎所有环节都留下了自己深刻印记的经济所和经济所人，理应担当起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这一十分重要的历史责任。

其三，后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70周年。毋庸赘言，在近70年的时间里，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综合实力极大增强，国际地位极大提升，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认识到经济建设不仅对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而且对于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都是一条可以观察到的发展主线索，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实践无疑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构建提供了丰硕的思想源泉。作为始终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己任，为共和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的经济所和经济所人，理应在全面梳理共和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并提升至规律层面加以认识的基础上，履行好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这一十分重要的历史使命。

所有这些，都表明，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植根于中国特殊国情，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做出创新性理论概括，并由此形成一个逻辑上自洽的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体系，是经济所和经济所人的历史任务、历史责任和历史使命。

记 者：您对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有哪些思考？中国特色又是如何体现的？基础性工作有哪些？

高培勇：立足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是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灵魂。举凡理论体系的构建，一要有合理的框架，二要有足够的构件。

首先应当认识到的一点是，所谓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特色”二字，其最根本的要义，就是以为指导，立足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

中国特色不仅体现在经济学所应体现的重大原则上，还须体现在纳入经济学研究视野的议题清单上。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就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发现和挖掘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议题，让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研究与实践层面关注的实际问题相合拍。以此为基础，提出并形成有用、能用、管用的中国特色经济学研究成果，实现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的良性互动。同志讲过，“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因而，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就是坚持问题导向，围绕我国和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和方案。

其次，经济学作为一门致用之学，对于实践的总结是其最基本的来源。就此而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已经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特色经济学只能扎根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伟大实践。从常识来看，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之所以是成功的，一定是因为我们做对了什么。这些做对了的东西，当然是从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中难以找到的，也不可能是从经典作家那里照抄照搬来的，而只能从中国的实践中来，只能在扎根于中国国情土壤的基础上产生。把实践中做对了的东西总结出来，本身就是理论创新，就是对经济学的理论贡献。同志也讲过，“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有特殊性到普遍性的规律”。

因而，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另一项基础性工作，就是全面而系统地总结好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讲好中国经济的故事。

第三，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其成果最终要凝练于客观规律的提炼和理论体系的形成。这意味着，只有将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提升至规律层面加以认识，才是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特色之所在，也才能对世界经济学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毫无疑问，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的背后，隐含着中国经济学界的理论创新和理论贡献，只不过我们在过去总结、提炼得不够好。当然，这些具有理论创新意义的观点、主张、理念、思路等，主要是从中国经济实践中、立足于中国经济的土壤得出的，是循着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大一样的研究范式而生成的，但它们是“接地气”的，是有用、能用、管用的，实践也可证明是做对了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强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的研究阐释，从而做出创新性的理论概括，既是摆在中国经济学界面前的一个躲不开、绕不过的重要课题，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一条必由之路。指出，“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一切刻舟求剑、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依样画葫芦的做法都是无济于事的”。

因而，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第三项基础性工作，就是在深入研究和认真分析中国各种经济现象背后总逻辑的基础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

做到并做好上述这一切工作，不仅可以极大推动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建设进程，而且有助于极大增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国际话语权，甚至可以对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产生借鉴和指导作用。

记 者：据了解，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已经建所近90年，请您谈谈贵所在经济学研究上有哪些独特的优势？

高培勇：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无疑是提交给中国经济学界的共同任务。不过，注意到经济所和经济所人的特殊定位和特殊的历史传承，还可以指出，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也与经济所和经济所人之间具有一些特殊的关联点。

在中国经济学界，经济所历来有“老所”“大所”之称。之所以是“老所”，是因为，经济所的历史可追溯至1926年7月创办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社会调查部。1929年7月，社会调查部改组为社会调查所。即便从社会调查所组建之日算起，也已有将近90年的光阴，且经历了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三个不同发展时期。在中国，还没有哪一个经济领域的研究机构有着如此久远的历史。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所辖的除经济所之外的其他研究所，也都是历史上从经济所分化出去的。

篇2

经济史学又分为经济史实和经济史学通论两部分。经济史实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经济生活发展演变的过程，而经济史学通论的研究对象则是人类经济生活发展演变的规律。这里的经济史实就是人们通常说的“经济史”，是经济史学科的主体。而关于经济史学科研究对象的分歧实际上也主要是关于经济史研究对象的分歧。在关于经济史研究对象这一重大问题上，赵德馨(1992)指出，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横向上，宽到经济全领域(即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相应的交换、分配、消费，包括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及二者的相互关系)，包括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纵向上，长到历史全过程，包括整个的经济的全部历史(但这里的历史指学科对象意义的历史，而非绝对时间意义上的历史)。笔者感觉，赵德馨对于经济史学的定义系统而全面的概括了经济史学科的研究对象。二是源于学者对经济史学科性质的理解存在分歧。长期以来，经济史一直被认为是处于经济学和历史学两大学科之间的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但学界对于这一观点却有着诸多不同认识。吴承明(2005)说:“我们说经济史是一门交叉学科。其实没有这个学科。搞经济史的不是学历史出身，就是学经济出身。这就很自然地形成两个学派:学历史出身的注重史料考证，学经济出身的重视理论分析。”高德步(2000)更进一步指出，这一提法是学科划分上的误解，认为经济史学是一个边缘学科是错误的。赵德馨(1999)则说:人们常常把经济史学称为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当然无可非议。但从经济史学的产生与学科属性看，有经济学科的经济史与历史学科的经济史，就此而言，称经济史学为“跨学科的学科”更为贴切。

二、加强经济学理论

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不难看出，虽然经济史与经济学当前是两门独立的学科，但从经济史学的性质和历史来看，它与经济学紧密相联，密不可分。因此，加强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不仅是经济史学科性质的要求，更是遵循经济学发展历史规律的要求。为探讨这一问题，需先简要阐述经济史学的研究方法。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于学术研究至关重要。对经济史研究方法的论述，实际上也就是探讨怎样研究经济史学的问题。怎样研究经济史学，主要取决于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及其性质。对此，不少学者已发表过相关论述。多数学者认为历史学和经济学的方法是两个缺一不可的基本方法。如吴承明在主张“史无定法”的同时，强调经济史研究者既要有历史学修养，又要有经济学根柢。他认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史的方法，历史学又是研究经济学的最好的方法。”“实证主义，包括考证是经济史研究中不可须臾或离的研究方法。”显而易见，吴承明虽然主张“史无定法”，但更强调经济史研究中历史实证主义方法的运用。这与他关于经济史学科性质的认识是一脉相承的。熊彼特(1996)认为:“历史的研究在经济分析史方面不仅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31历史学方法被一些学者首当其冲作为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赵德馨提出:“史有定法。当我们说‘史无定法’时，绝不是说经济史学没有自身的一定的研究方法。

方法问题对经济史的研究太重要了。”他认为，“经济史在本质上是一门经济学科，它的研究方法必须是经济学的方法。”不难看出，他虽亦反复论述经济史料的重要性，“只有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正确地总结经验，揭示规律，抽象出经济理论。”但更强调经济学方法的运用以及经济学与历史学方法的融合。也许这是赵德馨一向被学界认为是属于“经济学的经济史”阵营的原因所在。很显然，虽然学者均强调经济史研究中历史学和经济学方法的重要性，然而各有侧重。由于对经济史学科性质的不同认识，导致了关于研究方法认识的差异。当然，反过来讲，也许正是由于对经济史学研究方法的认识不同，才使人们对经济史学科性质的认识出现差异。再来看经济史研究前途乐观之美国。经济史在美国的境遇能够改观的关键在于，学者把计量经济学、统计学、数学模型等引进了经济史研究，使经济史研究摆脱了传统的以文史取向为特征的研究范式。而中国的经济史研究者要么是经济学出身，要么是历史学出身。故而经济史常常围绕两种方法打转，即以美国为主导的计量经济史和以英国为中心的强调历史学与社会学方法的经济史。中国的传统史学研究者不喜欢做计量分析。而经济学出身的经济史研究者虽然是学经济的人，但在经济史研究中也没有运用太多的经济学方法。经济史学家赵德馨曾说，他毕业于财经学院，并长期在财经学院教学，也没有学到多少经济学方法。从整体而言，中国的经济史工作者，对历史学方法比对经济学方法知道得多一些，运用得好一些。

三、培养经济史学思维方式

在强调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研究中的运用的同时，多学科思维方式的融合对于经济史学研究至关重要。吴承明指出，除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基本方法外，经济史研究要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比如，他提倡把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心理学引入经济史研究。然而，现行教育体制与科学研究体制不利于这种融合，也不利于学生经济史思维方式的养成。为了培养学生的经济史思维方式，这需要老师在教学方面下功夫。比如，赵德馨在带经济史专业研究生时，一方面努力创造多种学科思维方式融合的环境与氛围;另一方面则明确地提出转变思维方式的任务，引导学生按照以下目标补缺门:从经济学科来的，补上历史学知识与思维方式;从历史学科来的，补上经济学知识与思维方式。504在经济史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中国经济史学的开拓者与前辈都是实现经济学与历史学思维方式融合、具有经济史学思维方式的典范。如梁方仲、汤象龙、方显廷、傅筑夫、严中平、陈振汉、汪敬虞、吴承明、彭泽益、张仲礼、谷霁光、傅衣凌、何兹全、张荫麟、李埏等。学科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决定思维方式，而学识素养则是养成思维方式的基础。故而经济史研究者不但要加强经济学理论修养，而且决不能忽视历史知识的积累。如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所彭南生在养成经济史学思维方式这一点上，就做的比较成功。他在华中师范大学获得历史学本、硕学位后，又跟随赵德馨先生学习经济学和经济史学的相关知识。赵德馨希望他留心经济史学的研究方法及与之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在已有的历史学知识与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加上经济学知识与思维，并使二者融合为一，从而实现思维方式的转变，养成经济史学思维方式。彭南生的博士论文获2000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这与其思维方式的转变是分不开的。

篇3

马克思有一句话来描述价值，他说价值是“幽灵般的对象性”。意即价值是客观存在的，但它看不见，摸不着。那我们怎么感受它的存在呢？那只有将价值范畴的客观性揭示出来。因此，从前古典经济学时期到近代西方经济学时期，每个时期总有其独特的价值理论新主张，林林总总，重重叠叠。价值论也由单纯的劳动价值论逐步向包括劳动在内的生产要素价值论演变发展，随着发展进程的推进，现代西方经济学家逐渐抛弃了价值本源的分析，由价格论取代了价值论。受此启发，本人认为，价值的具体表现形式不会仅仅局限于经济学意义上的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和劳动价值等，还应有更多元的表现形式，比如会计价值。

一、价值的概念和内涵

何谓价值？我们通常得到的答案是：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人类劳动。同时，人们又会告诉我们：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白暴力先生在其著作《价值价格通论》中对价值是这样阐释的：价值不仅仅是三位一体的初始含义，更应是对三位一体概念的分解，而且要深入到价值范畴的内部去探讨。

1.价值范畴上的财富论

财富或商品真实所值及其度量，在这方面的研究就是价值范畴上的财富论。人们说：“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劳动创造价值”，或者说，“三要素创造价值”，实质上都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价值一词的。

2.价值范畴上的价格论

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或商品的价格运动的中心的决定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决定商品之间交换比例或价格运动中心的方式，在这方面的研究就是价值范畴上的价格论。人们在讲到价值规律时，说：“价格围绕着价值拨动”、“价格由价值决定”，或者说：“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由商品的价值决定”，就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价值一词的。

3.广义价格论

广义价格论通常指的是财富或商品真实所值与商品价格运动中心之间的关系。商品的内在所值就是决定价格运动中心的因素。这是人们潜意识中的一个“公理”。人们认为：如果商品交换按照其内在所值决定的比例进行，则是合理的；如果不是按照其内在所值决定的比例进行，就是不合理的。

二、经济学中对价值理论的认识

“价值”这个概念在经济学中是被广泛应用的，而且在不断地变化发展中。从早期的前古典经济学，到近现代的经济学，无不对价值理论问题加以探讨。

1.前古典经济学家的价值学说

古希腊、古罗马、欧洲中世纪是经济知识的原始积累时期，这一时期的思想家都生活在非市场社会中，但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已出现了商品交换，货币和一些商业。色诺芬（前430―前355）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认为财富就是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色诺芬已了解到物品有两种用途：直接使用和用于交换。但他强调的是物品的第一种用途，即强调商品的使用价值方面。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发展了色诺芬关于物品有两种用途的思想，他已经看到了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重属性。他在《政治学》中更加明确地指出：我们所有的财物，每一件都可以有两种用途。其一就是按照每一种财物的本分而做正当的使用，其二则是不正当的使用。他的这一思想到后来亚当?斯密那里发展成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个概念，并从此成为经济学的固定范畴。

2.古典经济学家的价值学说

古典经济学是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说，产生于17世纪中叶，完成于19世纪初叶的英、法两国。威廉?配第（1623－1687）是经济学说史上最早研究劳动价值论的经济学家。他提出了自然价格和政治价格的概念。所谓“自然价格”，实际上就是指商品的价值，而政治价格则是指商品的市场价格，自然价格是政治价格涨落围绕的中心。并且配第从谷物和白银两种商品相比较的角度，说明了生产商品时耗费的劳动时间是决定商品价值的基础，这样，配第就为劳动价值论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亚当・斯密（1723年～1790年）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他首先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还借助有名的“钻石与水”的悖论分析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大卫・李嘉图（1772年～1823年）接受了斯密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但正确指出使用价值虽然不能成为交换价值的尺度，但是对于交换价值来说却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他实际上认为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前提，即物质承担者。

3.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

马克思在批判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他指出商品的两重性即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价值则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接着从商品的两重性导引出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商品所含的劳动一方面是个人的、具体的劳动；另一方面是社会的、抽象的劳动。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说明了新的价值是由抽象劳动创造的，而由资本转移到新商品上的价值则具体劳动来实现的。马克思认为价值量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马克思认为决定工业产品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不是在最劣生产条件下所必要的劳动，而是在现有社会的生产技术下，以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生产出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

4.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价值学说

19世纪70年代，奥国经济学家门格尔、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几乎同时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这一理论反对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不是取决于商品中所包含的客观的劳动量，而是取决于人们对商品效用的主观评价。由边际革命直接导引出了以马歇尔经济学为主要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马歇尔（1842－1924）把主观的、心理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归结为决定需求、消费、买方的力量，把客观存在的劳动价值论归结为决定供给、生产、卖方的力量，当两种力量相等时，就处于相对静止、不再变动的均衡状态，形成均衡价格。

三、会计价值观念

我接受这样一个观念：“价值应使用统一的含义，即价值一词的原意或哲学观念去表达。”经济学中对价值的表述如此，会计学也不例外。我个人理解，会计价值最突出的表现形式就是会计计量。

1.会计计量的发展历程

“结绳记事”是我国原始公社时代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时人们的计量观念已十分丰富，用绳结的大小表示事的大小，这与我们现在用数的大小来表示事务的多少并无实质差异。到了原始社会末期，这种方法已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了，由此，用“书契”计量和记录的时代来到了。到了奴隶社会，绝大部分是应用实物价值观，采用实物计量单位。比如“黄钟钜黍”。随着生产关系的发展，贝币作为物物交换的媒介，既见之于形，又存在于实，使会计计量跨入以货币计量单位的初期阶段。到春秋时代，会计计量中采用了铸币，而且人们已经对货币进行研究了。货币价值观的萌芽源于实物价值观的缺陷和不足，这是会计价值观念发展变化的一个基本趋势。

2.现行会计计量的表现形式

目前会计对经济业务事项或交易采用货币单位计量，而货币的价值又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就会涉及到会计选择何种货币价格进行计量的问题。当前中外会计界研究会计计量问题基本依据都源于FASB研究。因此下面内容拟以FASB的研究成果为基础，阐述当前的会计计量属性。

（1）历史成本计量模式：历史成本指取得一项资产而付出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其特点是发生的时点是资产取得当时，即历史时态下的成本，是基于过去的真实交易。正因为如此，历史成本因其可验证、计量方法简单、取得成本较低等优点而被利益相关人作为决策的信息依据。但历史成本也有其局限性，首先它的可靠性用事实表明并不总是可靠的。如采购员在采购时接受大量回扣，为此形成的历史成本就不能如实反映市场上的公平市价，也就没有了可靠性。其次，在价格明显变动时，一些非货币性项目都可能因此被高估或低估。

（2）现行成本计量模式：现行成本又称重置成本或现时投入成本。指在现时为重置某一特有资产所付出的成本的计量属性。由于条件因素影响，事实上难以存在与原有资产完全吻合的重置成本。同时，在计算上缺乏足够可信的证据，影响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因此一般会计原则中不去考虑现行成本这一属性。但在经济学中，用重置成本进行资产计价，却是一些经济学家如J?R?希克斯坚持的观点。

(3)现行市价计量模式：现行市价又称脱手价值，指销售某种资产可望得到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与前两种计量模式不同的是站在卖方的立场计量交换的产出价值，而非买方立场的交换的投入价值。这种计量属性的理论依据是，会计主体最需要的是对社会经济环境变化具备的较强的适应能力，只有如此才能确保企业的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而这些只与资产变现价值有关。但事实上，由于某些资产的现行市价难以确定，降低了信息资料的可验证性，导致了极强的主观性；另外，不符合持续经营假设，似乎企业随时处于清算状态，不利于履行经营管理的责任。

(4)可变现净值计量模式：可变现净值又称预期脱手价值，它在不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情况下，计量资产在正常经营过程中可带来的预期现金流入或将要支付的现金流出。可变现净值与现行市价的共同点在于都反映资产的脱手价值。区别在于变现的时点不同，现行市价是基于当期的脱手价值，而可变现净值基于未来的销售或其他事项。显而易见，可变现净值仅用于计划将来销售的资产或未来清偿既定的负债，无法适用企业全部资产。

(5)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计量模式：是企业持有资产通过生产经营，或者持有负债在正常的经营状态下可望实现的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值。在所有可能的计量属性当中，只有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考虑了现金流量的数额、时间分布和不确定性，真正体现了资产、负债作为“未来经济利益的获得或者牺牲”的本质属性。因此，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提供的财务信息对于使用者也是最为相关的。

五种会计计量属性各有千秋，单纯地选择一种计量属性对于整个会计工作而言都不可能永远体现其连续、系统、全面的计量特征，也不可能始终使会计信息如原则要求的那样准确、真实、相关等。

3.基于价值的会计计量模式

传统的会计计量模式基于交易，即会计主体的资产计价根据过去的交易来计量，由于人为的会计分期所产生的时间差异，此时会计收益与经济收益不相等。而基于价值的会计计量模式根据资产的实际价值确认。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中对公允价值的解释是：在公平交易中，知悉情况的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的金额。一般而言，市场定价是最符合公允价值定义的。据此，我个人认为，在经济学中，有一种市场结构所描述的状态与公允价值的内涵最接近。

完全竞争市场是一个理想化的模型，是一个竞争不受任何阻碍和干扰的市场结构：在这个市场上有无数个购买者和生产者，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厂商所面对的都是一个既定的市场价格，它们都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所有厂商在市场上提供的是标准化产品，任何一个厂商都不能通过生产有差别性的产品来控制市场价格；厂商可以根据各行业的盈亏状况，无障碍地自由进入和退出某一行业，这样，生产要素就会从生产效率低的行业转向生产效率高的行业，从而使资源能得到充分利用；购买者和生产者对市场信息完全了解。买卖双方都掌握有关产品和价格的完全信息，可以据此确定最佳购买量和销售量，也可以据此以一个确定的价格来出售产品，而不致因信息不畅造成多个价格并存的现象。由此可见，完全竞争市场资源配置最为合理，资源利用最为充分，生产效率最高。

如图：

在图中，P0 为市场价格，在这个市场中，每一个厂商和购买者都是在对市场信息完全了解的情况下出售或购买商品，都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即定义中的公允价值。

参考文献：

[1]白暴力:《价值价格通论》.第一版.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

[2]邓春玲:《经济学说史》.第一版.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

[3]候荣华:《西方经济学》. 第一版.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3年

[4]梁小明:《西方经济学》. 第一版.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2年

篇4

按照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从我们所看到的不少资料表明：人们在强调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时，主要是区别于物质、资本在生产中起主导作用的物质经济和资本经济而言的。与依靠物资和资本等这样一些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相区别，现代经济的增长则越来越依赖于其中的知识含量的增长。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的创造中其功效已远远高于人、财、物这些传统的生产要素，成为所有创造价值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因此知识经济的提法可以说正是针对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创造中的基础性作用而言的。但不能由此就认为知识经济仅仅是区别于所谓的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其一，人类经济时代的划分有自然经济、工业经济，但没有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的提法。其二，一个经济时代的划分重要的不是生产什么而是用什么生产，这里包含一个重大的区别，即一定社会的主导生产工具及由此形成的产业，这显然不是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所能反映的。而知识经济不但从知识在生产中的核心作用表明自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主导经济增长的知识性产业已经形成。对此美国经济学家罗默提出，要求在计算经济增长时，必须把知识列入生产要素函数中。因此oecd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是揭示了知识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并准确地反映了知识经济的现实。所以，我们从经济时代的角度来认识知识经济，才能切实地反映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历史性变化和人类社会已进入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这一伟大现实。我们认为知识经济是继自然经济、工业经济在人类财富创造形式上的崭新时代。我们称之为知识经济的，就必须使这种称谓有相应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这需要一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显然不是目前报刊上所反映出的一些旨在映证知识经济的提法，而应是论证知识经济何以可能的理论基础，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二、知识经济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冲击

知识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冲击首先是基础理论。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必然要合理解释和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本质，从而在更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石上构建指导人类新的经济实践的经济学。事实证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初步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这种新经济的冲击。尤其突出的是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论、发展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及一些管理性经济学科，这不断地加大着部门经济学科和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知识经济的现实，但我们用以解决问题的理论并非建立在这种现实基础之上。这便是旧理论无所作为的必然。纵观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活动无外乎这样两个内容，其一是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其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这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一定社会的财富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财富的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集中地形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以及增长理论。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定社会所追求的新的社会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来，不能不看到，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古代社会的钱物积累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及与之相应的注重农牧和战争掠夺的财富增长形式，到威廉·配第实质性地揭示出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劳动成果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所认可的社会财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到来，重商主义坚定地认为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增进社会财富。事实上商业贸易只是转移现实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类经济的核心，揭示了生产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质。在资本主义进入典型机器大工业化生产条件下，马克思完善和发展了劳动价值学说（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资本主义财富增殖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些理论集中说明的是在一定经济时代里新的社会财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自然经济时代，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人的劳动力，劳动也主要是人的体力劳动；工业经济时期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先进的机械力，尤其是工业经济的成熟期，以机器为主的机械力劳动成为社会财富基本的创造形式。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完全是表现为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会认可的多少都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典型地表现为价值的技术决定论。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

首先，在现代化的企业生产中，人们认识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知识性的管理也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而管理正是随着人们对企业自身性质认识不断深化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生产过程而现实地增加产品的价值。美国德尔福集团甚至提出企业知识管理，认为这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指出“虽然知识管理的首要目标不是技术，但是公司将发现，它们在知识经济中如果离开了知识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竞争力。”（《参考消息》1998年4月26日）

其次，在市场自由竞争中企业所投入非生产性领域的大量广告费、赞助费及各类社会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产领域，按劳动价值理论是不会创造价值的。现在恐怕没有企业界的朋友会否认这方面投入的丰厚回报，在这些非生产性领域的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处于自由竞争市场中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些知识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消费者的选择，对商品无论在价值大小以及实现多少上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第三，现在主要让我们来看使工业经济时代跃升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先导产业———信息产业。美国人不无自豪地指出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新的经济增长源，约占近年美国经济增长的40％。如果你对这个数字还缺乏敏感的认识，那么你对这组数字肯定会感兴趣：一个发展才十几年但已拥有资产2000亿美元的微软电脑公司和已经发展一百多年才拥有400亿美元资产的通用汽车公司，后者曾是美国工业经济时代的象征之一。微软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给你直接可以消费的面包、汽车或实实在在的钢铁。它提供给社会的只有处理信息的计算机和载满了能满足你对知识管理需要的各种软件，这里几乎没有办法用劳动价值理论来分析，最高级的知识在这里直接转化为最大的价值，过时的知识在这里也一文不值。同样的编程人员、同样的工作强度，但可能所创造的价值相差悬殊。这里价值形成的唯一基础是以其知识含量的高低来比较的。其他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光电子产业等等高新产业中，知识是与他们所能创造价值的大小、所能实现价值的多少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仅仅因为一个连字符的遗漏而使数十亿美元化为乌有，也许仅仅因为一个新的配方而价值倍增。在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实现形式，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财富已直接地与人类最宝贵的知识挂钩，这不但突破着旧的社会财富观，而且直接使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新的社会财富。

综上所述，知识正自在地存在于当今源源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新的社会财富中，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内涵及基本理论。正如我们分析的，一定经济时代新创造的社会财富，总是最深刻地反映着一定经济时代的社会生产的实质，并通过这个实质使一定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向更高级转化。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切都是财富，一切都不是财富，对新增社会财富的考察必须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结合。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商品的价值主要指一定技术条件下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的大小体现出在劳动时间多少上的竞争，那么知识时代的商品价值则主要是指在无差别人类劳动中所蕴含的知识和信息，价值的大小体现在劳动中对知识和信息的竞争。我们创造的新财富是未知的，但我们通过当前的劳动却现实地改变着已经形成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这个循环上升的怪圈里，由于人们在现实消费需求中所消耗的社会财富总是有限的，因此大量的社会财富是以空的数字指标表明社会生产的创造能力，由于形成新的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是唯一的，因此对一定生产方式下新形成价值的那种核心要素的竞争便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实质。而这种核心要素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也就是对新增的社会财富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从这个意义上看，oecd定义的最后一句，不无道理。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与工业时代相适应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亟待发展。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说明知识经济是存在的，使知识经济有合理的理论基础，把我们看到的现实和我们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

三、知识经济对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改变必然意味着传统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货币理论、周期理论及其他一些理论都必须重构

知识经济正以其在现实中的迅猛发展向我们展示出现代经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增长形式，使传统经济学理论所揭示的内涵式增长、外延式增长、规模经济增长、投入产出等增长理论都表现出严重不足。

首先，知识在现代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已彻底改变了传统人、财、物要素配置所带来的增长。

其次，知识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它投入和参与生产的形式完全不同于传统要素，并形成新兴的主导产业。

再次，同传统工业经济的规模相比较，依赖知识创造效益的增长正表现出同一产业的分散组合和不同行业间的技术融合，很难从规模化的投入和产出上进行分析。

篇5

二、社会资本理论中的形式主义传统

以普特南、林南等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理论，强调将关系视为一种结构性社会资源，当作一种能为行动者带来价值增值的新型资本形态。这种资本嵌入在社会关系、社群组织、社会群体、权威关系之中。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突出个体行动与社会关系的链接，强调社会关系对个体行动的意义。与格兰诺维特等为代表的嵌入性关系相比，社会资本理论更明确地将人情关系作为一种能够带来价值增值的社会资源凸现出来，彰显了行动者的主体性与目的性。社会资本理论从个人及其行动出发，探讨行动者如何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来实现自身利益。这些学者认定，在社会行动中，行动者是理性人，其行动的目的是在确保“资源损失最小化”的基础上，谋求“收益最大化”。林南是社会资本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以个人及其理性选择为出发点，在个人行动和社会结构互动的基础上，试图回答：行动者为了在工具性行动中获得回报，如何在社会关系中投资，如何获取和使用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林南指出，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它是在关系中获得并能带来更好回报的资本形态，包含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嵌入在社会关系而不是个人中的资源、这些资源的获取和使用取决于行动者。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行动者提高目的性行动成功的可能性的投资。不同之处是，人力资本是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对个人能力的投资，而社会资本则是在社会关系中的投资，通过社会关系可以使用和借取其他行动者的资源。林南的社会资本概念包含了三个基本含义：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关系之中，不能离开社会关系谈论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可以增值的资源；社会资本不仅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而且是人们为了获取各种效益的投资行动。［2］行动、社会关系和资源构成了社会资本的基本结构要素。首先，资源及其利用是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一般而言，行动者即个体或由个体组成的集体都会采取行动维持和获得有价值资源，促进自我利益。维持和获得有价值资源是行动的两个主要动机，而且维持资源比获得资源更重要。其次，这些有价值的资源是嵌入在等级制结构和网络结构之中的。资源的嵌入性与社会位置、权威关系、互动规则和位置占据者等结构要素相关，它们形成了一个密切相连的连续体，共同对行动者动用社会网络资源产生影响。第三，行动是社会资本得以运转的动因。行动者建立和维持社会资本、加强社会互动的目的在于从行动中获得益处并增进其福利。行动者通过行动直接或间接地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社会资源。林南更关注目的性行动对行动者的意义，因为这种行动指导着社会互动。为评价互动在社会行动中的意义，林南将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分为“同质互动”与“异质互动”［3］45－46。前者以拥有相似资源的两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为特征，揭示了情感、互动与共享资源的三角关系，这些资源包括财富、声望、权力和生活方式等。行动者之间的共鸣与共同关心促进了同质互动。异质互动表述的是拥有不同资源的两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与同质互动相比，异质互动要求付出更多努力。行动者参与异质互动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回报，这意味着要超越自己的社会圈子，需要高代价的互惠承诺并向搭桥人提供资源。最终，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关注的是：“嵌入在个体的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以及如何获取和使用这些资源使个体获益。”［3］54资源是投资活动的对象，关系网络是投资活动的场所，而个体及其行动则是投资者及其活动。林楠认为，社会资本包含了三个过程：社会资本中的投资、对社会资本的获取和动员、社会资本的回报。社会关系包含了宏观的结构位置和中观的网络位置。行动者依靠行动和社会互动同嵌入在关系网络中的资源连接在一起，通过动员社会资本，使其实现资本化的转化，最终为其带来资源的增益与回报。林南沿着微观———中观———宏观自下而上的分析路径，从微观的个体有目的的社会行动开始，逐渐上升至社会网络和社会结构层面。微观层面上，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工具性行动中用来获取嵌入性资源的实际联系。中观网络层次上，强调的是个体如何获取嵌入在集体中的资源。宏观层次上，强调的是工具性或表达所具有的结构意义，并受到结构性位置的限制。

三、新经济社会学的范式反思

新经济社会学始终将关系或社会网络视为个体经济行动的重要资源看待，从个体行动的关系论立场出发，力图超越政治经济学对人类经济行为的认知局限，拓展人类经济社会行动研究的新视野。新经济社会学试图将行动者的微观行动与宏观的社会结构链接起来，以弥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之间的鸿沟。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对于人类经济行为的认知？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从理论硬核、知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等层面对新经济社会学进行范式反思，并在这种范式反思的基础上，培养我们的“范式自觉”意识，进而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学的发展。我们将再次以新经济社会学的主要开拓者格兰诺维特的理论观点为典型范例，来说明这门分支学科在认知人类经济社会关系时所陷入的范式困境。之所以选择格兰诺维特作为典范，是因为其经济社会思想在新经济社会学范式中最具代表性。甚至可以说，认清了格兰诺维特思想的误区，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认清了新经济社会学面临的范式困境。格兰诺维特试图从关系主义方法论视角，展开对个体经济行为的研究，其理论抱负是超越“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视角，建立经济行为分析的“第三种”研究思路。然而，格氏对上述两种视角的处理存在简单化倾向，甚至为了论述其关系主义的合理性，故意歪曲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观点。如他将斯密视为低度社会化的主要代表。但斯密在谈到个体的经济行为时，强调了经济行为的道德与社会基础。同样，格氏在认识帕森斯的观点时，同样也存在着简单化和片面化倾向。在帕森斯思想中既包含着个人自主的社会基础，又包含着社会秩序的多元基础，行动既是个体的，又是社会的。帕森斯的理论是在与各种理论传统，特别是在同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传统进行激烈对话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一直未放弃整合两者的努力。帕氏一方面强调集体规范对个体的渗透，一方面又突出个体自发意志的意义，认为规范的相互渗透作用是由两个个体分享共同符号并使之内化的过程造成的。帕森斯认为，就像离散的个体是一种不可能发生的社会事实一样，无序的社会行动也是不可能发生的。符号的相互渗透意味着，个体之间必然会存在着某种确定的秩序要素。个人行动受内化于其中的规范制约，服从于个人意愿的调整。

格氏在对帕森斯的思想进行批判时，并未认真对待帕森斯的理论精神，他对过度社会化问题的解释十分草率。格氏所说的关系嵌入本质上是一种形式嵌入，从未否定方法论个体主义中关于理性个体、经济理性与市场自主性的假定。他关于经济行为的嵌入性分析强调的是行动者如何利用各种关系来实现自身的行动目的，关系是为个体理性行动服务的。在他笔下，求职者是自由人，是能够为了达致经济目的而建立、维系和利用关系的经济理性人。不论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均为个人的经济需要与目的而存在。因此，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说中的理性人、经济理性、市场自主性等要素，构成了市场经济的“硬核”。格氏所修正的，其实仅是市场“硬核”之外的保护带，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根基。格氏在个体行动的基础上，引入了社会网络变量，并探讨了社会网络如何影响经济行动、社会结构如何产生经济绩效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修正了形式经济学的一些假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贝尔特认为，格氏的嵌入性思想与其说是对经济学的批判，不如说是对经济学的补充，他似乎在提醒经济家，在考虑经济行动时，应当关注社会网络。他的理论并未没有提出一种目的性与策略性行动的理论，仅仅补充了经济行为分析的某些变量。［5］斯威德伯格也指出，“网络分析方法并没有形成一个关于到底何谓市场的完整理论，而是构建了一个探索社会关系的一般性方法。人们为什么从事交换活动，市场在何种情况下被建立等，都没有被包含在这一理论当中。”［6］Krippner指出，格氏试图超越原子化个人的假设，但却陷入了经济学设定的模型中，将经济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了。嵌入性观念假定，市场世界可以脱离社会而存在。但即便从理想类型看，市场也不可能不受时空限制，它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制度，反映了一种复杂的政治、文化和思想的炼金术。因此，以格氏为首的网路理论家尽管清晰地验证了市场，但社会内容却从社会结构中蒸馏了。他指出，格氏试图在低度社会化与过渡社会化之间寻求一条认识经济行为的中间道路，但却坚持将经济与社会的本质分割开。这个问题在经济社会学领域产生了一种悖论现象：研究者既可以放弃市场领域而研究社会领域中的经济过程；也可以将市场视为一个自治的理论实体来研究，而清除所有社会因素。因此，嵌入性概念对提升市场社会学的理论化水平贡献甚微。［7］倪志伟等指出，虽然格氏为经济生活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他对人际关系和网络结构本质的片面认知限制了经济社会学的分析视角，无法解释与经济相关的国家、法律、规则、契约、产权等制度，也无从解释维系交易的各种组织制度和与社会规范相关的各种非正式制度。如果缺乏制度性因素的考虑，这种网络嵌入的观点在解释力度上就会受到限制。格氏试图为个人行动建构一种社会基础，但他对网络与制度之间关系的理解是肤浅的。在倪志伟等看来，个体的关系网络除了正在进行的社会互动外什么也不是。这些网络牵涉到动态的社会过程，而不是静态的社会结构。格氏的嵌入说缺乏对行动机制的阐释，这种机制可以解释为什么经济行动者有时候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脱离持续的网路。

最后，格氏忽视了经济形式的多样性，忽视了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对经济行为的影响。虽然他也提及社会因素，但它基本上等同于社会网，显然简化了社会这一概念的丰富内涵。对此，格兰诺维特曾进行了认真检讨和反思，他指出，社会网络分析犯了两个致命错误：一是将很多精力放在追求网络分析的细枝末节和因果性分析上，却对社会理论面对的重大社会问题缺乏敏感性，忽视了经济关系中的文化、政治以及制度框架的重要性。实际上，社会网络不可能独立于社会建构和权力结构之外，经济行为是嵌入于特定的政治、文化和历史脉络之中的；二是，嵌入性理论未能有效分析较大的文化及政治力量如何影响个人的行动与网络。格氏的理论认知局限表明，新经济社会学的关系主义方法论本质上是沿着个体主义的思路展开的，其理论分析的基本单位是理性个体，没有实现对形式主义经济学的超越和替代，而且缺乏对重大问题的理论关怀。关系人本质上是理性人，是为追逐私利而利用关系的人。社会关系一旦建立，似乎便成为了一种客观的、静态的网络结构，一种可以用数理方法进行演绎推理、按照因果逻辑加以认识的资源。正如塞勒尼等指出，嵌入性观点将社会结构萎缩成关于网络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所有这些智识上的选择，都包含了对理性选择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含蓄让步。在有限理性的假定下，模仿是理性的，网络是被理性个体操纵的资源，而嵌入性不过是在理性选择旁边加了个括号，亦即假设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平的。因此，格氏所主张的嵌入性观念不仅忽视了阶级的差异，而且忽视了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历史意义，收缩了经济社会行动的时空范围。

但实际上，建立在人际互动基础上的社会关系本质上具有理性与情感、工具性与表达性、历史性与共时性、流动性与易变性等特征，受到特定的文化传统与社会制度的限定，更难加以量化和客观化。因此，关系所能提供的仅仅是对纷繁的日常生活的一种可能的分析方法。［10］总之，新经济社会学明确以方法论关系主义为取向，来弥合方法论个体论与整体论、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之间的内在张力。关系存在于个体与社会、个人与集体、经济与社会之间，是开启个体与社会、行动与结构之张力的中间路径。然而，通过分析发现，这些学者主张的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本质是建立在微观基础上的人际互动产物，是经济人为谋求私欲而与他人互动的结果，是一种工具理性关系。当这些学者将关系视为一种客观结构、一种资源和资本时，表明这种分析理路已经陷入形式分析所追求的强调客观性、普遍性和一般性的思维困境之中。依照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解，关系本身是一种客观性资源，这种资源能超越时空限制，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中，其发挥作用的机制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仅是其表现形式而已，即在有的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是弱关系、而在其他社会中可能是强关系。在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表述中，关系成为了理性行动者谋求自身利益而启动的社会资源，是嵌入在经济社会行动之中的资本形式。因此，新经济社会学非但未否认经济理性与经济交往的客观事实，反而赋予了这种理性更丰富的现实基础，如关系理性、社会资本等。它强调的嵌入性，更确切的表述方式是：关系是嵌入在经济社会行动之中的，是理性行动者实现个人私欲的工具。这种嵌入性观点未从根本上动摇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基础。

四、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学研究的“范式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