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技体育的异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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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获取资源的优化配置效应是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首要理性。关于自由贸易区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可以用图1加以简单说明。

图1是一个自由贸易区的局部均衡分析，假设世界有三个国家：本国（H），本国潜在的盟国（F）及代表世界其余国家的第三国。左图代表本国，Dh与Sh分别代表本国某种商品的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在封闭经济条件下，本国的价格是Th。假设国际市场价格为Pw，由于国际市场价格远远低于本国封闭经济条件下的价格，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根据比较优势，本国属于该种产品的进口国。现在假设本国为保护本国生产者的利益，维持本国对该种产品的生产，征收禁止性的从量关税PwTh，征收关税后本国的价格为Th。右图代表本国潜在的盟国，Df和Sf分别代表盟国对该种商品的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在封闭经济条件下盟国的价格是Tf。由于与本国一样，国际市场价格低于盟国封闭经济条件下的价格，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盟国也是属于该种产品的进口国。现在同样假设盟国为保护其生产者的利益，维持对该种产品的生产，也征收禁止性的从量关税PwTf，征收关税后盟国的价格为Th。

现在假设本国打算与F国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形式，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谋取资源优化配置的利益。假设两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后各自对非成员国维持的关税仍为原来的禁止性关税，只是内部取消了相互的关税。由于本国的关税水平高于盟国的关税水平，所以本国与盟国形成自由贸易区初期，本国的价格肯定高于盟国的价格，这样就会形成盟国的产品向本国流动的动力，产品的区内流动会导致本国的价格下降，但价格的下降具有界限，最低价格为Tf，原因是本国的进口来源是盟国，而盟国的最低价格为Tf。要知道本国最后的价格为多少，关键在于确定本国市场的供给。由于本国的价格间于Th与Tf之间，而且只要本国的价格高于Tf，盟国的产品就会全部供给本国市场，所以本国与盟国形成自由贸易区后，本国市场的供给实际上就是两国市场的供给之和。图中的Sh+f就是两国供给曲线的横向加总，也是本国市场的实际供给曲线。本国市场最后的价格取决于Sh+f与Dh的交点的位置，如果交点处所对应的价格高于或等于Tf，则该价格即为最后的价格，相反，如果交点处所对应的价格低于Th，则最后的价格即为Tf。在此为方便分析，假设Sh+f与Dh的交点处所对应的价格恰好是Tf。由于本国与盟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后价格由Th降为Tf，消费者剩余的增加为梯形ThABTf的面积，生产者剩余的减少了梯形ThACTf的面积，由于政府原来没有关税收入，所以社会净福利增加了三角形ABC的面积，新增加福利皆来源于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创造。其中ABD为消费效应，即由消费者以较低的价格增加了一部分消费数量所引起，ADC为生产效应，即由较低成本的进口替代了一部分较高成本的国内生产所引起。对于盟国来讲，其市场价格始终为Tf，其出口并不会导致其国内价格上升，因为一旦价格高于Tf，其国内的消费者就会转而消费第三国的进口产品。在例中，盟国的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相比建立自由贸易区以前均没有发生变化，但盟国的社会福利也会得到改善，原因是盟国消费者的消费全部来源于进口，消费数量为Q1，由于政府得到了为面积为TfEFPw的关税收入，此即盟国加入自由贸易区的净社会福利增加额。

以上的分析表明，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是自由贸易区两个重要效应，前者有助于改善福利，后者则会导致福利的恶化，自由贸易区能否改善成员国的福利，关键取决于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创造能力，贸易创造型能力越强就越有可能改善成员国的社会福利。但现在的问题是，本国如果不是采用跟盟国结成自由贸易区的形式，而是采用方面削减关税的形式，同样能达到甚至会超过自由贸易区的收益。在图1中，如果本国将关税由Th削减至Tf，本国的净收益为增加额同样为三角形ABC的面积。这实际上就提出了一个国家在走向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为什么通常采用构建自由贸易区而不是单方面削减关税的经济理性问题。

贸易条件与发展中国家构建自由贸易区的经济理性

仅仅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显然无法解释以上所提出的自由贸易区的经济理性问题，根据经济研究通常的思路，解释这一问题的途径就是从改变模型的基本假设条件入手。在第一部分的模型中隐含着一个重要假设：本国与盟国都是小国，这意味着两国构建自由贸易区前后对贸易条件没有任何影响。

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条件效应可以用图2加以分析，假设整个世界有三个国家组成：本国、本国潜在的盟国和由世界其余国家组成的第三国。本国和潜在盟国是进口X产品，出口Y产品，Oh和Of分别为本国和潜在盟国的提供曲线，为方便分析，假设初始情况下两国的贸易提供给曲线正好重合。第三国出口X产品，进口Y产品，Ow为第三国的贸易提供曲线。X和Y的相对价格就由本国、盟国及第三国的贸易提供曲线共同决定，假设初始情况下，世界市场用Y产品表示的X产品的相对价格为P0（即本国的贸易条件），此时本国的社会福利水平可以用贸易无差异曲线U0代表，盟国的情况跟本国一样。现假设本国为保护本国的生产者，对X产品的进口征收某一数量的关税，征税的结果是本国的提供曲线Oh向内移动，现假设移动至Oh'，贸易条件相应变为P1，对本国来说意味着贸易条件的改善。在P1贸易条件下，本国的社会福利水平由贸易无差异曲线U1所代表，显然与自由贸易相比，本国的社会福利水平得以提高（F国的福利水平图中也得以改善）。这种提高显然纯粹来源于贸易条件的改善。现假设本国潜在的盟国跟本国建立自由贸易区，也相应将关税提高至本国的水平，这样盟国的贸易提供曲线移动至Of'，与本国的贸易提供曲线Oh'正好重合。此时贸易条件演变为P2，两国新的福利水平由贸易无差异曲线U2代表，相比本国单方面提高关税来说，两国的福利水平得以进一步提高。这意味着获取贸易条件的改善通常会成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经济理性。如果此时本国单方面削减关税，贸易条件将会恶化，福利水平也会相应降低。

普雷维什和辛格早在1950年首先提出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后来又有经济学家对此进行基于不同样本和时间序列的计量分析，发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贸易条件恶化的现象。辛格等在20世纪90年代重新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进行回归分析，指出即使是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贸易条件也呈恶化趋势（Singer,1999）。关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状况，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首先，从在发展中国家出口中占据重要比例的初级产品的角度考察。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相对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而言，呈现出长期恶化的趋势。这一点得到有关学者和机构的证实。D•沙普斯福德指出，在1900-1982年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每年都下降1.2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4年的一份报告中也指出，1968-1987年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每年都下降1.52%。1957-1982年间，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价格相对于发达国家制造业出口产品的贸易条件下降了32%，这一恶化体现在四类主要的初级商品上：粮食下降了21%、饮料下降了28%、农业原料下降了45%、金属下降了28%。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相对发达国家的初级产品来说，其贸易条件同样也在恶化。汉斯•辛格指出，1954-1972年间，发达国家的初级产品单位价格每年平均下降0.73%，而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价格则年均下降了1.82%。联合国在2000年1月的统计材料中指出，1980-1999年第一季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价格指数分别下降了25%和58%。随着大批发展中国家加入初级加工品生产领域，从1980至1999年间，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价格又下降了42%，其中食品价格下降35%，非食用类农产品价格下降了30%，矿物价格下降了45%。

其次，从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中占据同样重要比重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角度考察。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国家卷入世界贸易体系，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也由初级农矿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贸易转向劳动密集型产品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交换。但是，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并没改善，而是继续呈恶化趋势。汉斯和沙卡等人的研究为该论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他们通过对29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1965-1985年期间出口制成品贸易条件的变化情况进行的统计分析表明，这29个国家出口制成品的价格指数年均下降0.65%。

最后，从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考察。世界银行在《1997年世界发展指标》中指出，1980至1995年间，低收入国家的商品贸易条件（NBTT）和收入贸易条件（ITT）都呈下降趋势：如果以1987年为100，那么这两项指标分别从121和105下降为91和89。这意味着，即使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时代，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的趋势还会延续。这种延续将体现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制成品与发达国家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与发达国家的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发展中国家的初级知识产品与发达国家的成熟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

综合上述，我们可知，贸易条件持续恶化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基本现状，发展中国家采用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不是单方面削减贸易壁垒的形式走向自由化的经济理性，主要是基于贸易条件方面的考虑。

参考资料：

篇2

按照这两个标准，我想不难判断，中国已经出现股箭泡沫了。但是，之所以在股市泡沫问题上还有这么多的争论，根据我的观察，可能是来自于学者所持方法论的不同。如果是本土派，只和中国自己的过去比较，就会觉得非常乐观，因为中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中国会和别人不一样。如果是国际派，看多了别人的经验和教训，就会变得忧心忡忡，担心中国会重蹈别人的覆辙。我是属于后一派的。我相信历史是人创造的，而人是一个非常愚蠢、健忘的物种，这就是为什么历史的错误常常惊人地相似。

当然，我并不是说当前股价的上涨没有基本面因素的支撑。股权分置改革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原来股票市场各方利益矛盾的问题。上市公司不再是大股东圈钱的工具，相反，大股东和管理层都有积极性向上市公司注资，：实现其市值的增加，但是，这种激励作用也有可能带来短期行为，刺激管理层盲目追求增长速度，而不关注长期的发展战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带来了企业盈利状况的改善，但是，同样不容忽视的是，企业业绩的增长也有虚增的因素，比如在牛市状况下，企业持有的股权不断升值：但是这并非企业改善经营之后真金白银赚来的钱。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仍然是光明的，但是，股市能否反映，出中国经济的真实面貌?中国经济中真正有活力、有竞争力的企业，有很多根本就不在股市上。比如说，外资企业可能是在中国经营得最稳健、最成熟的企业，但是外资企业无法在国内的股票市场上市。很多民营企业应该是中国最有活力，成长性最好的企业，但是它们也很难出现在股票市场上。由于这些致命的缺陷，中国的股市变成了一个投机的市场，而非一个投资的市场。

篇3

现代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逐步兴起，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得到迅速发展，如亚太经合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等。近年来，经济一体化组织发展步伐加快，一方面表现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一体化组织中来；另一方面，一些一体化组织从松散的合作走向紧密伙伴关系。经济一体化的主要特征是“对内开放，对外保护”，在一体化组织内部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相对较发达的成员国为何愿意吸收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国家？而经济处于弱势的国家又为何积极加入到一体化的大市场中去和较发达的成员国同台竞争？一体化组织对成员国福利到底会带来哪些影响？本文运用经济学方法分析了经济一体化组织对成员国福利的影响，以期得出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市场规模扩大的福利效应

加入一体化组织可以获得由于市场扩大所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我们运用图1来说明由于市场规模的扩张给成员国长期均衡带来的影响。

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中，厂商的数量以及各厂商的定价由两个关系决定：一方面，市场中的厂商数量越多，则竞争越激烈，相应地行业定价就越低。这一关系由图1中价格线PP反映。另一方面，厂商数量越多，各厂商的销售数量就越少，平均成本就越高。这一关系由图1中平均成本线CC1反映。在未加入一体化组织之前，一国的经济均衡点为E，价格为p1，厂商数为n1。当加入一体化组织后，由于市场扩大所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使平均成本线CC1下降到CC2，新的经济均衡点为E′，厂商数由n1变为n2；价格从p1降到p2。市场规模的扩大不仅可以使厂商降低商品的成本，同时还可以增加厂商的数量，使消费者以较低的价格获得更丰富的商品，因此增加该成员国消费者的福利水平。

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的福利效应

贸易创造是指成员国之间相互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所带来的贸易规模的扩大和福利水平的提高。贸易规模的扩大产生于相互贸易的便利，以及由取消贸易障碍所带来的相互出口产品价格的下降，相应地成员国得自相互贸易的利益也会增加。贸易转移是指成员国之间相互取消关税，并建立共同的对外关税所带来的成员国的相互贸易代替了成员国与效率较高非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从而造成贸易方向的转移。贸易转向将给参加国带来福利的损失。

为了能够更简单地说明问题，本文假设世界上有A、B、C三个国家，原来三国家经济均独立，不存在相互的同盟。我们分析：当A、B两国成立同盟以及A、B、C三国同盟后， A国福利的变化。假设三国都生产同一种产品，其中A国生产成本最高，B国次之，C国最低。在图2中，S表示A国的供给曲线，D表示A国的需求曲线。图中PB、Pc两条直线分别表示B、C两国的生产成本，其中C国成本低于B国，即Pc＜PB。在A、B两国组成同盟以前，A国对来自B、C两国的产品均征收t关税，由于B国的产品价格高于C国，故A国只从C国进口。此时A国国内价格为Pc＋t，国内供给量为OQ1，国内消费为OQ2，从C国进口量为Q1Q2，关税收入为c+e。

假设A、B两国结成同盟，相互之间取消关税，并制定了共同的对外关税。由于A国对来自B国的进口产品不再征收关税，而对来自C国的产品仍然征收关税，因此B国产品在A国的销售价格PB低于C国产品在A国的销售价格Pc+t，结果A国不再从C国进口，改从B国进口。由于价格的下降，A国国内的生产减缩至OQ3。Q3Q1是A国生产被B国所替代的部分，此为生产者剩余减少了a。另一方面，价格的下降引起A国消费的增加，消费由原来的OQ2上升至OQ4，消费者剩余因此增加了（a+b+c+d）。由于A国对来自B国的产品不征收关税，因此其关税收入为零，关税收入减少c+e。综合起来，关税同盟对A国的净福利效应＝（a+b+c+d）－c－(c+e)＝（b+d）－e。其中（b+d）为贸易创造的福利效应； e则表示贸易转移的福利效应。因此A、B同盟对A国究竟是否有利是不确定的，这取决于贸易创造的福利效应是否能抵消贸易转移的福利效应。如果当C国也加入A、B两国的同盟即A、B、C三国同盟后，A国将从效率最高的C国以Pc价格进口Q5Q6，同理，较A国独立发展经济相比，消费者剩余则增加（a+b+c+d+z+f+g+e+h+i）；生产者剩余减少（a+z）；政府收入税收减少（c+e）；社会福利净增加（b+d+f+g+h+i）；其中：贸易创造福利效应（b+d+f+g+h+i）；贸易转移福利效应为0。A、B、C三国组成同盟与A、B两国同盟相比，A国贸易创造福利效应增加（f+g+h+i）；而贸易转移福利效应减少e。总之，当加入一体化的成员越多，贸易的创造福利效应就越大，贸易的转移效应就越小，福利水平越高。

国民收入扩张的传导效应

国民收入扩张的传导效应分析是从系统科学的角度来研究：当一体化成立后，成员国自发性出口增加（由于相互之间取消贸易与非贸易壁垒及市场扩大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对同盟内其他国家经济的影响。当一国自发性出口增加，由于贸易乘数的作用使出口国国民收入倍增，诱发贸易国的出口增加进而也会使贸易国的国民收入增加。为了弄清国民收入扩张在贸易伙伴国的传导效应，必须了解贸易乘数，如下文所述。

在开放经济中凯恩斯的国民收入恒等式为Y=C+I+G+X-M，由于 C= C’+cY（C’为自发消费； c为边际消费倾向）和M= M’+mY（M’为自发进口； m为边际进口倾向）。Y=（C’+cY）+I+G+X-（M’+mY）。通过整理Y=1/(1-c+m) ×(C’+I+G+X-M’) 因此可以导出：Y=1/(1-c+m) X。由于 1/(1-c+m) ＞1，所以出口增加X会带来收入Y 的1/(1-c+m) X增加；1/(1-c+m)即为贸易乘数。通过图3来分析当同盟国某一国家自发性出口增加后，如何在贸易乘数的作用下达到国民收入扩张性的传导。

为了能够更清晰地说明问题，我们假设A、B两国形成同盟，由于A、B两国相互之间取消贸易与非贸易壁垒及市场扩大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使A国出现自发性出口增加。由于贸易乘数的作用，A国国民收入的增加是其出口增加的1/(1-c+m)倍，见图3；A国的国民收入增加中，有一部分按照A国的边际进口倾向（m）而用于从B国的进口，导致B国诱发性出口增加，它又透过贸易乘数效应，带动B国的国民收入增加，而B国国民收入的增量中，也必然有一部分按照B国既定的边际进口倾向用于从A国进口商品，与上述过程一样，它促使A国产生诱发性的出口增加，这种出口增长又会在A国产生第二轮的乘数效应，从而造成A国国民收入再一次倍数增加（这一次增加幅度将大大小于A国第一轮自发性出口增加的乘数效应），以及A国诱发性进口的再一次发生……

经过若干次这种循环，A、B两国的扩张性收入效应逐渐趋于零，但两国国民收入增加总是大于两国出口量增加的总和，从而实现两国联盟的初衷即经济增长。

促进欧盟各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是欧盟东扩的主要目标，这一目标在国民收入扩张传导效应的作用下，一定会加速实现。

其他效应

欧盟东扩后，除了能够取得以上的效应，还有助于吸引外资、促进成员国企业之间的竞争、增加国际谈判力度等。

经济一体化的建立意味着对来自非成员国商品的排斥，非成员国为了抵消这种不利影响，就会将生产点转移到一体化组织内的一些国家，在当地生产销售，以便绕过关税与非关税壁垒。这样客观上便产生一种伴随生产转移而产生的资本流入，吸引了大量的国外直接投资。另外，由于一体化组织的成员国对内开放市场，各国企业面临来自其他成员国同类企业的竞争，企业为了在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必然会改善生产经营，不断降低成本，增加创新力度，最终形成鲶鱼效应。市场竞争的加剧势必会促进各国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技术进步，进一步拉大与非成员国的差距。由于区域一体化组织形成由成员国组成的统一大市场，因此会增加成员国对非成员国的国际商务的谈判能力。

通过以上的经济学分析，可以发现区域一体化组织确实为成员国带来许多经济利益。因此，全球区域一体化迅猛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而区域一体化组织的“对内开放，对外保护”的政策，势必给其他非成员国带来影响，应引起其他非成员国的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1. 黄卫平，彭刚.国际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 [美]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篇4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9)03―0063―05

在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大目标下，生态保护和经济建设的相互渗透、紧密融合成为大势所趋。以区域一体化为导向，努力实现生态治理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是京津冀北地区面临的重要任务。

一、京津冀北生态经济发展对区域一体化的要求

水资源严重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是制约京津冀北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突出因素。其中，冀北地区在生态功能上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恶劣的生产生活条件、不可持续的开发方式、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的缺失，造成冀北24县形成面积达数万km2的“环京津贫困带”，贫困人口达180多万。脱贫的强烈愿望，驱使着当地居民过度开垦、过度放牧，从而陷入“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作为中国少有的贫困地区与生态脆弱区、水源保护区、生态敏感区四重耦合区域，环京津贫困带发展的关键在于挣脱“忽视环境一导致贫困―挣扎自给一竭泽而渔”贫困循环链的束缚，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这也是京津冀北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一)区域分割的管理体制与生态系统的一体化要求相悖

京津冀北包含多个独立的行政地域单元，各地方政府对辖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使得人地系统的一体性与经济、行政区域的分割性之间的矛盾较为尖锐，生态环境等外溢性基础设施无人愿意提供和维护，形成“公共地的悲剧”。1980年以来，冀北地区进行的大规模生态治理，大多是以国家出资并组织生态建设工程的形式进行的。这些工程为净化京津水源、改善生态环境发挥了积极效应，显示出中央政府在提供区域公共产品方面的组织优势。然而，单纯依赖最上层的整合力量，缺乏市场力量的参与及地方政府的积极配合，使得生态工程的后效不尽理想。由国家投资的工程，普遍存在重工程建设安排、轻工程管护的倾向，管护费用落实不到位，边治理、边破坏的现象长期得不到解决，难以保证绿色屏障工程的质量和可持续性。

由于京津两个直辖市与周边的地级市在行政地位上并不平等，这在观念和政策上妨碍了平等协商的区域合作机制的形成。目前京津与冀北资源环境关系仍是靠行政调控和行政命令，水资源的非市场化分配给冀北地区带来巨大的水资源使用权损失。1980年之后，为确保京津两大城市用水，河北无偿让给京津供水指标19.6亿m3。冀北地区作为京津两市的主要水源地，需遵守严格的环保政策及产业布局规定，从而限制了其产业选择，造成巨大的发展权损失。近十年来，为保证北京市用水质量，河北省张家口市先后关闭污染企业600多家、停产治理280多家，放弃了20多个效益好而污染大的项目；在承德潮白河流域，先后禁止的工业项目达800多项，每年损失利税10多亿元。张承两市为保护资源环境做出的贡献和蒙受的损失基本未得到补偿，少有的一些补偿多属临时性的动议，补偿标准没有按照市场化的运作方式进行科学计算，也没有形成制度固定下来。区际生态补偿不足，使环京津贫困带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也无法调动起上游从事生态建设的积极性。

经济发展不平衡影响生态治理的统一进行。改革开放初期，环京津24县与京津二市的远郊县基本处于同等发展水平，但今天二者形成了巨大的经济落差。2004年，冀北24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生产总值、县均财政收入仅分别为京津远郊区县的1／3、1／4和1／10。财政实力的差距导致京津与冀北地区在水利建设、环境绿化等方面政府资助力度相差迥异。封山禁牧规定增加了畜牧业投入和运行成本，北京远郊山区通过由政府出资进行技术扶植、增加护林员、对养殖户进行补贴等方式，有效地解决了农民增收与保护还林还草成果的现实问题。而冀北地方财政捉襟见肘，无力为封受损失农民进行补偿，禁牧后农民可支配收入下降的幅度很大，个别地方已经出现“弃草种粮”现象。张家口市单位水量产出粮食平均只有0.67kg／m3，大大低于北京市的2.0kg／m3，主要原因是灌区基本设施改造、节水灌溉的推广所需成本和风险超出了当地居民和政府的承受能力。

可以看出，冀北地区居民无论在机会选择还是结果占有上，都未能享有与京津地区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面临着生态与生计的尖锐矛盾。而京津居民既然享受了“护城河”和“后花园”生态好转所带来的利益，就有责任和义务为此付费；并且，下游受益地区具有较高的支付能力，无论是由用水户直接向水源地进行补偿，还是由财政预算支出，都不会损害其既有的福利水平。显然，张承两市生态建设所带来的正外部性，需要在经济圈之中实现内部化。只有在区域一体化基础上进行生态治理，才有望解决冀北生态功能区定位与脱贫致富之间的矛盾，以及生态服务一地供应与多地消费之间的矛盾，形成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的机制。

(二)京津冀北生态经济一体化进程及收益

1980年官厅水库丧失饮用水源功能以及连续几年沙尘暴的肆虐，使得生态安全成为京津冀关注的热点，围绕生态建设而展开的区域合作也迅即启动。1995年和1997年，北京市两次向张家口市及赤城县捐助200万元，用于对官厅水库上游的水土保持和水环境治理；20M年北京市给予赤城县“调水”补偿款666万元；1995～2004年，北京市向承德市潮河流域的丰宁、滦平两县提供水源保护资金累计达2 000万元以上，2006年又宣布每年安排落实2 000万元帮助河北省治理密云水库、官厅水库上游地区水环境。2006年10月签署的《北京市与河北省政府关于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备忘录》决定，由北京市按照每公顷30.015元(每亩450元)的标准给予密云水库上游“稻改旱”损失补偿。北京市“十一五”时期扶持周边贫困地区工作设想中提出在张家口、承德两市建立生态保护和生态产业发展区，承德则提出“以水联利”的供水新思路，张家口、天津也在不遗余力地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可以看出，基于一体化的生态经济发展已成为各地政府的共识。 京津两市给予冀北地区的“支持”和“捐助”，虽是零碎的、非制度化的，但昭示了区域一体化的必然路径。京津张承各市间天然形成的生态联系，使它们具有合作的可能性，随着收入水平和生态偏好强度的提高，这一生态联系将更加牢固，共同的生

态利益将成为区域一体化强有力的“助推器”。

二、京津冀北生态经济发展的路径

京津冀北地区作为一个完整的生态单元和经济一体化区域，在生态环境整治、资源和资金积累及产品市场拓展方面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必须统筹规划，进行全方位的联合与合作，真正成为“生态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其中的突破口在于从修复和改善冀北地区的生态环境人手，将良好的生态环境优势转换成不可替代的产业优势，实现生态一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一)生态治理的成本共担

生态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确立成本共享、保护环境的观念和制度。就京津冀北地区来说，关键是建立以平等互利为基础的水资源转让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使生态功能区凭借其提供的生态服务获得合理的收益。

1　应借“南水北调”工程实施之机，进行跨区域水权的初次分配，明确同一河流上下游区域的权利、责任与义务，有效减少争议。目前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起草的“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简单地以各市土地面积和人口为基础确定水资源配置基准比例，没有施行向水源保护区和欠发达地区倾斜原则，这有悖于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鉴于冀北二市生态环境的严峻形势和为京津用水做出的牺牲和贡献，应赋予其取水优先权，使其能在二级市场上通过转让水权获得发展资金，而京津发达地市可以通过在市场上购买水权满足快速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

2　建立准市场运作的跨区域水权市场。博弈分析表明，一条河流的上中下游地区，在没有严格约束之前，各地区任意取水和任意排污是最优战略，结果是下游来水量越来越少，水质不断下降。假定存在水权交易和排污权交易，各地区的实际取水量和排污量将充分考虑到水权价格和排污权价格等因素，实现合作均衡。因此，建立水权市场和排污权市场，通过水市场的作用来达到上下游共同投入、保证水质的目的，是实现区域一体化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水权交易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交易，主要表现在：交易双方囿于水资源分布的天然限制，处于不对等的地位；跨区域水权交易不是“大数市场”，难以形成充分竞争；同时，居民生活用水、生态用水等是不能被剥夺或任意侵占的。因此，单纯依靠市场化的水权交易不足以实现效率与公平兼顾的目标，可行的方案是在水资源统一管理的前提下，建立政府宏观调控、流域民主协商、准市场运作和用水户参与管理的运行模式。

3　建立水源涵养保护区和调出区的政策补偿机制。水价是水资源的价值体现，如果实现了资源环境的全成本定价(包含边际生产成本、边际使用者成本和边际外部成本三项)，就可使资源富集地在生态交换的基础上实现资源环境价值。在界定了水权之后，冀北向京津“无偿调水”就要变为“有偿用水”，供水价格要达到河北从山东购买黄河水的价格，水价提高部分返还给水源涵养地和供应地。即便如此，冀北供应每吨水的成本较之南水北调的价格仍然低得多，京津用水户是可以承受的。除水市场收入外，还可从京津冀三省市财政收入中提取0.5％以建立水土保持基金，以补助在城市上游建设风沙源防护区、水资源涵养区等生态屏障建设和维护工作经费支出。

总之，对上游来水按质按量给予一定补偿，确保上游用户和政府不因节水治污行为而产生经济损失，才能确保京津冀优质水源在将来得到持续不断的供应，这是生态经济一体化的必经之路。

(二)生态型产业支撑体系的培育

贫困地区要实现生态重建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必须构建生态・经济双优耦合系统，实现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基于环京津贫困带的自然资源组合优势，其产业发展方向在于形成由节水型种植业、商品性畜牧业和防护性林果业构成的生态农业框架，以资源节约型、清洁生产型为特征的新型工业，构建以绿色商贸物流业为主体，生态文化旅游业和生态管护业为两翼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格局。生态产业的发展需要巨大的投入和先进的知识，而这是贫困地区内部所难以解决的。因此，要通过有力的投资诱导政策和技术扶贫政策，鼓励京津的清洁技术和生态型产业转移扩散到冀北地区并植根。对于冀北现有产业向节水、生态、环保型转变所造成的发展权损失，要由京津两市给予一定补偿。

造林绿化是生态治理的基础工程。欲将环京津贫困带打造成环京津生态圈，就必须在自然保护区建设中进行制度创新，明晰产权，吸引区内外民间资本投入，通过生态产业的集聚实现劳动就业和区域收入的提高。考虑到生态建设的公益性和外部性特征，可尝试以政府生态购买等形式，大量增加护林员名额，建立一支由国家供养的生态管护队伍，解决国家生态工程管护不力的问题。按照《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规划(2001～2010年)》，到2010年张承两市生态移民将达到8万人。可结合资源开发，由京津有关企业吸收部分劳动力，或将生态移民安排为护林员或生态护库员，促使农业劳动力向生态服务业(主要是生态林草管护)转移。

农业必须改变以粮为主的传统模式，用退耕增产和退耕圈养增收来改善农牧区的生态环境，并以此为依托开发有竞争力的生态农产品。其一，为保护好已有的生态治理及退耕还林成果，当务之急是解决退牧、舍饲、退耕后当地农民经济生活遇到的实际困难。要由京津政府予以支持和补助，除了土地使用权损失补偿之外，还要给予充足的生态管护补偿，提供买奶牛的贷款，提供优种羊用于繁殖，以形成长效生态建设和巩固机制。其二，围绕建成“京津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加快区域农业产业化进程。冀北要在京津农副产品市场上进一步拓展份额，必须改变分散的市场供应结构，依托龙头企业把一家一户的生产纳入农业产业化链条，同时提高生产的标准化程度，开发附加值高的深加工产品，以供应京津高端市场。北京华都食品肉鸡产业化扶贫项目，北京三元集团与河北怀安大规模的金融扶贫合作，正在积极推进中，这表明企业已经走到了跨区域经济合作的前台，产业基地模式将在今后成为京津冀北“城乡生态互联经济”的主体。

生态旅游是将“生态财富”转化为物质财富的捷径之一。北京市帮助滦平县作旅游规划，组织市民进行“饮水思源”生态游，带动了滦平旅游业发展，富裕了的农民则主动维持生态环境的改善，这是很好的模式。京津冀应该启动旅游规划联合工程，共同打造生态旅游，使旅游成为冀北地区的支柱产业之一。

三、京津冀北生态合作的组织机制

区域一体化作为一种过程和状态，本质特征是集体或联合决策，在现行体制下必须是市场、行政和法律方式相结合的。刚性的行政壁垒构成了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体制障碍，而行政区划调整将伴生高昂的社会成本。要在现行的行政区划框架内减少“邻避”行为，实现总体利益的协调，就需要政府治理形态的嬗变――从原来的行政区行政模式转变为区域公共管理模式。行政区经济与行政区行政的治理机制是单一的科层制，权力向度是自上而下的

权威中心，管理导向指向区域内部的公共事务。而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化的，既有代表官方的政府组织，也有非官方的民间组织和私营部门，它以分散的、多元的权威中心来进行“多中心”治理，在传统的科层制之外，通过合作、协调、谈判、伙伴关系、确立集体行动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区域公共事务的联合治理(详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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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炼焦化工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1.1炼焦化工与我国钢铁工业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

炼焦化工的主要产品是焦炭，炼焦生产是现代钢铁工业的一个重要环节，许多大型钢铁企业自带炼焦化工，炼焦化工促进了钢铁工业的发展。

1.2炼焦化工提供了大量的化工产品和煤气

在炼焦过程中产生的化学产品经过回收、加工可提取焦油、氨、萘、硫化氢、粗苯等产品，并获得净焦炉煤气。煤焦油，粗苯经深度精制加工后，可以制取苯、甲苯、二甲苯、二硫化碳等，这些产品广泛用于化学工业、医药工业、耐火材料工业和国防工业。净焦炉煤气可作为民用和工业燃料。中国炼焦化学工业已能从焦炉煤气、焦油和粗苯中制取一百多种化学产品，这对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3炼焦化工提供加了大量就业岗位，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炼焦工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不仅是地方政府的纳税大户，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带动当地人员就业，还可带动当地的运输、餐饮、服务等多个行业的发展，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

2炼焦化工所造成的环境问题

2.1炼焦化工会造成大气污染

①煤炭贮存、转运、备煤破碎会造成大气污染：在煤炭贮存、转运、备煤破碎过程中会造成煤尘大气污染。它一方面会污染附近的环境，使炼焦化工企业中那些贮藏、转运、破碎煤炭的空间及四周环境存有很多不洁净的煤尘，致使四周环境的能见度下降；另一方面还会使炼焦化工企业中的相关工作人员增加患呼吸道疾病的风险。

②焦炉加热会造成大气污染：通常我国的炼焦化工企业都有一个焦炉烟囱，它排放的是焦炉加热过程中产生的燃烧废气，是炼焦化工主要的大气污染源。回炉煤气燃烧生成SO2、NOx、CO2、CO等，若燃烧室与炭化室串气还会因燃煤或有机物炭化生成烟尘。焦炉烟囱的排气量大，排放的有害气体种类多，这些有害气体既对周边的环境造成污染，又会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威胁。

③炼焦过程会造成大气污染：在装煤过程中由于煤与骤热的炭化室和炭化室中的热煤气骤然接触，发生一系类物理、化学反应，骤然产生气体体积剧增，使炭化室内压力突然上升，将上述产生物由逸散气体带出。产生的污染物有颗粒物、SO2、NOx、H2S、苯并芘、苯可溶物等有害物质。在煤的干馏、结焦等化学加工转化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焦炉煤气；在结焦的过程中通常会有荒煤气泄露，这其中非常重要的污染物因子是苯并芘等苯系物和氰化物、硫化物、碳氢化合物等；待出焦的过程中会使灼热的焦炭和空气相接触，进而再生成CO、CO2、NOX等。

④熄焦过程会产生大气污染：现在我国炼焦化工大部分焦化企业采用湿法熄焦，每熄一吨红焦炭就要将0.5吨含有大量酚、氰化物、硫化物及颗粒物的蒸汽抛向天空，严重地污染了大气及周围的环境。这部分污染物难以监测其浓度及排放量，且很难找到比较好的治理方法。气体污染物具有的特点是排污量大、污染物种类繁多、毒性强。生产每吨焦炭能够产生400立方米左右的煤气，在此过程中会形成很多的颗粒物、SO2、NOx、H2S、苯并芘、苯可溶物、一氧化碳等有毒有害物质，虽然这些煤气都被净化利用，但在净化过程中仍然不可避免有部分污染物泄漏到大气中，且它们中有很多种致癌物质。

2.2炼焦化工会造成严重的水体污染

炼焦化工工业不仅会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而且也会造成非常严重的水体污染。这些水体污染主要是在煤气净化、焦化产品回收等过程形成的污染物。

①炼焦熄焦过程产生水体污染：熄焦时产生的熄焦废水虽然循环使用不外排，但熄焦过程中熄焦水与红焦接触瞬间产生的酚、氰、硫化物、等却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理。

②炼焦化工煤气净化过程产生水体污染：炼焦化工工业的煤气净化、焦化产品回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污染源。造成水体污染的主要有蒸氨废水、终冷分离水、粗苯分离水、煤气冷凝液、煤气水封水、冲洗设備地坪水等焦化净化产生的含酚、氰、苯系物废水。这些废水一方面会给人们的身体产生致命性的威胁；另一方面也会对炼焦化工工业的四周的环境造成严重威胁，对周边的土壤产生深远影响，影响周边的植物生长。

因此，我们要对炼焦化工所造成的水体污染高度重视，要对它们的危害有深入的认识，进而利用先进的技术不断改进炼焦化工工艺和设备，确保可以将各种危害降到最低。

2.3炼焦化工会产生固体废物污染

炼焦化工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有：焦油氨水澄清分离产生的焦油渣，脱硫液再生脱水生成的脱硫渣，剩余氨水经蒸氨后残留、沉积于塔底的沥青渣，洗油再生时残留于再生器底部的再生渣，生化处理站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污泥，传动设备过程中产生的废机油机油等。这些固体废物所含的有毒有害污染物都存在毒性大，难降解等问题，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强化管理，降低危害。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炼焦化工工业的发展一方面使企业获得了较高的经济效益，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对我们的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问题。因此，我们要对炼焦化工工业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加以高度重视，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采取科学的措施，运用先进的技术逐步改进工艺和设备，改善环境污染问题，确保能够实现“低污染，高发展”，从而推动我国炼焦化工工业的健康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