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法律依据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经济纠纷法律依据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一、经济法与民法的法律原则差异

在经济的发展趋势下经济法与民法在法律原则的相互作用下，有着基本的行为叙事差异，其一表现在社会经济纠纷的行为判定，通过在不同主体下对经济行为的原则判定分析来审视法律责任主动方和被动方，以基本的法律前提为假设，在民事或者经济纠纷中来划定基本的主体责任。当然，只是单纯的依据法律条约来限定责任主体双方显得是不一而足的，还需要结合经济法和民法的基本概念对法律事实来进行限定，通过对已发生的既定事实来双方相互选取有力证据来支持彼此的法律立场和观点。但是在既定事实的定性方面民法趋向于主被动双方的基本民事权利的看重，而经济法更加注重是经济权利的界定和经济责任的判定，虽然在既定的法律事实当中，二者有着不同的立场和出发点，但是二者在法律的责任和权利判定的过程当中是相互依据的，是通过彼此的法律条款为相互依据，从不同的立场角度来全方位的判定已发生的法律事实，保障法律原则公平公正。但是经济法和民法在基本的原则表现上还是有着极为突出的冲突的，一方面是法律原则出发点的不同，对于已发生的法律事实的责任判定二者相互冲突，另一方面是在法律取证和经济责任的划分上有着差异，一方面重视基本权利，一方面重视经济事实的法律依据，导致二者很难再某些细小的法律方面进行配合，严重限制了经济法与民法的界定性互补，导致二者有所一寸，又有所差异。

二、经济法与民法的法律行为性

经济法与民法不仅在法律原则上有着极大的差异，在法律行为性的判定方面也是有着极大的差异的，其不仅体现在法律行为主体上的判定不同，同时也体现在法律精神的体现原则上面，通过在对既定法律事实的作用行为上判定来理清法律的集体差异，以法律双方彼此的相互作用来看待已经发生的法律事件，当然在不同的主体行为上，民法与经济法在行为的审视条款上也是有着不同行为原则的体现的，是根据在不同的法律发生情态下对法律的集中进行约束，满足法律责任划分的需要。当然其法律约束适用的范围是非常之多的，其理论情态对于社会经济的道德性制约一般是强力而附带影响的。经济法的理论价值相对于社会实际来说只是具有理论假设情景下的参考价值，对于市场经济发展中的诸多经济犯罪案件和民事案件并没有明显的作用，在证据不足的前提下其经济法的主导形式完全是在理论假设的背景下实现的，与实际出入甚大，无明显的法律显现作用。因此，提倡符合于市场经济发展趋势的叫经济法草案是极为重要的，经济立法必须是在经济改革或者是经济结构性调整前提下的做出的未来经济背景框架，它必须将市场经济的一切自然行为因素都集中性包括进去，为实际做出的经济改革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意志支撑，以此来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平稳，保障市场经济的有效的运行。当然在市场经济体系下的经济法是宽泛而言的，其立法主体在做出法律出台之前，最重要的是要做好市场经济发展现状的调查，将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一切因素都要集中的考虑进去，汇总各个方向的汇报结果将制定经济法草案，这里要注意的一点就是经济法的立法出台最主要考虑的就是如何让经济法发挥实际的作用将市场经济的各个方面都有效的覆盖进去，而民法更多的体现在集中的社会行为约束和法律道德方面，更多关注于社会纠纷的合理化调解，法律的确权保障和对社会道德的关心，只有在社会纠纷当中合理的引进民法章程依据经济法对经济责任进行责任划分，才能有效促进两者的相互联系，提升二者的相互辅助关系。

三、经济法与民法的确权影响差异

经济法与民法在社会经济纠纷当中虽然有着一定的适用范围但是在集体性的纠纷确权方面表现的又有些不足，不仅体现在法律的集中影响力方面还体现在二者对于法律责任的行为约束上有着较大的迥异，在形成基本的法律化背景差异方面，二者法律权利共享会相互影响，没有集中的法律显现性，导致在事件的基本问题有着原则立场的矛盾，形成了基本的确权影响差异。当然，只要在法律的集中显性方面，协调好二者的相互适用范围，协调好二者的法律影响关系，就能避免二者矛盾的显现，确立基本的法律原则主体。

篇2

一桩3年前的跨省“民告官”大案终于尘埃落地。近日，江苏连云港市中级法院终审判决广东省顺德市公安局对王东华限制人身自由、扣押财产的行政行为违法，判令其赔偿王东华因被限制人身自由及其它财产损失共计86万余元。

1997年初至1998年5月间，由王东华任总经理的连云港市华东电器批发有限公司为享受万家乐公司的大户优惠政策，在万家乐公司安徽片经理刘某的安排下，与吴江工业品有限公司和龙图公司进行拼盘销售，华东公司以龙图公司名义提货销售由刘某安排发货、退货、付款。1999年7月，华东公司与万家乐公司就业务往来进行对账，并签订了对账协议。后因万家乐公司没有按协议约定开具发票给华东公司，致使协议没有履行。华东公司欠万家乐公司货款，双方存有经济纠纷。

此后，顺德市公安局以王东华涉嫌诈骗为由，以特大经济犯罪案件立案并将王东华刑事拘留，限制人身自由39天。在王东华亲属被迫交出51万元后，对王东华刑事拘留变更为监视居住。王东华亲属再次交出33万元，顺德市公安局即解除了监视居住，以不追究刑事责任为由对王东华予以释放。

审理此案的连云港市中级法院认为，顺德市公安局以刑事侦查为名，越权干预经济纠纷，违反了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不得违法越权干预经济纠纷案件处理的通知》精神，是超越职权的具体行政行为而非刑事司法行为，实施该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依据，侵犯了王东华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应承担对王东华造成的损失的行政赔偿责任。

篇3

明集法庭的受理和裁定疑点重重

5月21日上午，南充天益公司负责人突然接到一封特快专递邮件，打开一看，原来这是山东省邹平县法院寄来的一份《民事裁定书》和一张6月16日开庭审理的传票。

这是一起涉及天益公司早已持有上市公司同人华塑1996万多股法人股的特大跨省经济纠纷诉讼案。

5月15日，原告荆州天歌向邹平县法院明集法庭提出诉请，要求停止第三人天益公司行使无偿受让的南羽厂控股的四川天歌（现同人华塑）1996万多股法人股股份权益。明集法庭“经审查”后，于当日以邹平县人民法院的名义下达《民事裁定书》，裁定实际持有人天益公司“立即停止”行使1996万多股法人股的“股份权益”，“诉讼期间该股份权益由持有人四川省南充羽绒制品厂行使。”

记者看了一大堆书证材料后，感到这个看似一起简单的经济纠纷案背后，却有诸多疑点令人不解：

其一，本案原告、被告和第三人分别在湖北、四川，怎么跑到山东的一个基层法庭去打官司？按照《民事诉讼法》“便于当事人进行诉讼”以及“原告就被告”确定管辖的原则，原告荆州天歌应到被告南羽厂住所地的法院进行诉请，而原告却偏偏舍近求远跑到远离原、被告和第三人住所地的山东一个基层法庭进行诉请。难道不使人感到费解吗？

其二，1996万多股法人股标的金额，按此前的协议转让价格计算，应为5990万余元人民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各基层法院受理经济纠纷案件级别管辖规定，山东省滨州市中级法院辖区内的基层法院只能“受理争议金额在50万元以下的国内经济纠纷案件”。作为滨州中院的下级法院――邹平县法院明集法庭受理本案，不是明显违反了《民事诉讼法》中“协议管辖不得违反级别管辖”的法律禁止性规定吗？

其三，天益公司1996万多股法人股变更归属，涉及多部法律和多家关联公司。然而，5月15日明集法庭当天受理此案，当天就下达《民事裁定书》，依照法律规定，这样急切地下达法律文书强制第三人“立即停止”行使股份权益，法律规定应是出现了“紧急情况”，而目前又出现了什么“紧急情况”呢？

其四，从严格法律意义上说，这是一件“确认之诉”，而不是“给付之诉”，只有“给付之诉”才能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可是，明集法庭下达的《民事裁定书》引用的法律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就是“关于诉讼财产保全的规定”。这不是引用法律严重错误吗？再者又何来“立即停止”之说？

其五，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驳回申请”规定，本案涉及天益公司1996万多股法人股的股份权益，突然被强制变更给一家由非法法定代表人负责的公司“行使”，明集法庭却没有要求原告荆州天歌提供任何担保，一旦造成巨额损失，谁来赔偿？

其六，为何仅凭原告荆州天歌在千里之遥提供的“两个协议”传真复印件，明集法庭就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法律依据？

类似的疑点还有不少。记者对照有关法律，列出了一个详细的采访提纲。

当事法院和第三人的泾渭分明之说

5月26日下午，在邹平县纪委的协调下，记者来到了邹平县法院。在法院政研室表明身份、说明情况后，石联明主任首先一再推辞，要记者直接去找承办本案的明集法庭李峰庭长。在记者的强烈要求下，石主任只好将记者递交的介绍信、所列12个问题的采访提纲一并呈送给法院领导。

在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等待和法院拒之无效的情况下，石主任将记者带到了法院纪检组张组长办公室。张组长说：“欢迎记者前来监督。请相信我们，一定会公正、实事求是地处理好这个案子。因为这个案子还未进入实体审理，所以还不好回答你的其它问题。”

记者请张组长出面，联系采访承办本案的明集法庭李峰庭长，却遭到了他毫不犹豫的拒绝。这尴尬的一幕，不禁使记者对他的“欢迎”之说顿生疑窦。

后据多方证实，当记者在法院等待采访之时，正在法院开“例会”的李峰庭长也来到了张成文副院长办公室，看到了记者递交的材料，汇报了受理本案的情况，只不过是有关领导未让记者与他见面罢了。当记者离开法院后，曾几次电话与李峰庭长联系要求前去采访，均未能如愿。李峰庭长对记者的手机短信采访，也是遮遮掩掩，避实就虚，拒绝回答有关本案的一些实质性问题。

当记者后来找法院立案庭刘庭长、法院张成文副院长采访时，同样遭到了两位领导的拒绝。

5月27日下午，作为本案第三人的天益公司特别授权人陈永松，在邹平县黛溪山庄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陈永松说：“经过认真分析研究，我认为邹平县法院受理本案是明显违法的。”这位特别授权人认为，他们的违法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邹平县法院受理并认定本案的原、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的诉讼资格是不合法的。陈永松说：“我在这里以无可辩驳的法律事实，证明明集法庭认定的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曹勇，是虚假的。”说到这里，陈永松拿出了南充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给南羽厂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工商档案，记者看到在“法定代表人”一项，果然都是“夏柱山”三个字。

陈永松还说道：本案的原告是荆州天歌，明集法庭认定的法定代表人是韩发成。但是案卷中没有国家法定机关――荆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颁发的荆州天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更没有表明“法定代表人韩发成”身份的有关书证材料。

陈永松说，《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现在曹勇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法定代表人，韩发成的法定代表人资格也没有得到确认。那么，没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人能代表企业法人到国家司法机关进行诉讼活动吗？

二是由原告提供的关键书证不是原件而是传真复印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法律依据”是违法的。陈永松说：“本案由原告荆州天歌提供的关键证据――《关于注册资金担保协议》和《注册资金不实补偿协议》，在卷宗中均没有原件，而是传真复印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规定，明集法庭据此作出法律事实上的裁定是明显违法的。”

三是明集法庭管辖本案，严重违反了《民事诉讼法》中关于协议管辖不得违反“级别管辖”的法律禁止性规定。陈永松说：“如果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的山东省高院辖区内法院受理经济纠纷案件级别管辖的规定，近6000万元的诉讼标的案件，是邹平县法院拥有管辖权的120倍，只有山东省高院才有这个管辖权。邹平县法院一个派出法庭居然受理了这起特大跨省经济纠纷案，真是难以想象！”

陈永松说：“在明集法庭时，我向李峰庭长提出了8个问题，李峰却一个也不能回答我。面对我的声声质问，李峰只好对我说‘那就让他们撤诉吧！’”

终止违法事实延续

29日上午，作为天益公司特别授权人的陈永松，在邹平法院大厅正式向立案庭刘庭长递交了有关本案违法受理的《紧急报告》，以及本案管辖异议和裁定复议等书面诉请材料，并情绪激动地陈述了对本案有关问题的看法。“第一次听说此案”的刘庭长也无不十分吃惊，当即表示：“我们立即通知明集法庭李峰庭长带本案所有案卷来法院。”刘庭长并让陈永松随时等待法院消息。

直到30日下午，都无“法院消息”传来。急不可耐、忧心如焚的陈永松当即赶往法院找张成文副院长。

张副院长在办公室听取陈永松的紧急陈述报告时，承认受理此案“是有些问题”，也承认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应以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的为准”，并说“既然你们讲我们对这个案子没有管辖权，我们就移交给了市中级人民法院”等等。张副院长还表示：“你们申请撤销《民事裁定书》，现在我们已没有这个权力了。你们去找中院吧！”在陈永松看来，张副院长的这一表态，不是承认受理本案的违法事实，还是有继续遮遮掩掩之嫌。

篇4

刑民交叉案件最为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因同一法律事实同时侵犯了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从而构成刑民案件交叉。此类交叉实质上是源于法规竞合，由于刑法和民法都对该项法律事实作了相应的规定，且竞相要求适用于该法律事实，造成刑民案件的交叉。

根据犯罪嫌疑的发现时间，这类刑民交叉案件又可以分为以下三种：一是在刑事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二是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发现犯罪嫌疑的案件，三是民事诉讼审结后发现犯罪嫌疑的案件。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第一种案件，适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被害人的民事损害赔偿问题；对于第二种案件，主要实行“先刑后民”原则，即民事诉讼暂时中止审理，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或者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处理；对于第三种案件，立法没有相应的规定。对于这类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争议较多。其主要的问题表现在：其一，在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模式上，是继续保留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还是废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抑或其他？其二，“先刑后民”原则是否合理？应否酌情而定？其三，刑民判决的冲突问题如何解决？对于这些问题，学术界和实务界是各抒己见，看法相异。下文主要围绕这几个问题阐述一下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全文共6436字。

以下正文：

当今社会生活纷繁复杂，现实生活中的某些案件所涉及的法律关系错综复杂，常常出现在民事和刑事上相互交叉或牵连、相互影响的案件，此即刑民交叉案件。我国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尽管对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已有部分规定，但司法实践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尚待解决。

刑民交叉案件最为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因不同法律事实分别侵犯了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但法律事实之间具有一定的牵连关系而造成的刑民交叉案件。如同一行为主体实施了两个独立的法律行为，分别侵犯了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但都是基于同一行为主体，法律事实牵连，刑民案件交叉。又如不同行为主体对同一标的物分别实施了犯罪行为和民事侵权行为，侵犯了不同的法律关系，但诉讼标的物牵连，刑民案件交叉。又因同一法律事实同时侵犯了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或者侵犯的法律关系一时难以确定是刑事法律关系还是民事法律关系而造成的刑民交叉案件。法律事实的复杂性和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及差异性，决定了对同一法律事实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造成了公、检、法三部门对案件性质的认识存在着分歧，有的认为是刑事案件，有的则认为是民事案件，形成了案件刑民交叉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另外，如果同一法律事实同时侵犯了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也构成刑民案件交叉，此类交叉实质上是源于法规竞合，由于刑法和民法都对该项法律事实作了规定，且竞相要求适用于该法律事实，造成刑民案件的交叉，这是刑民交叉案件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

一、人民法院在审理刑民交叉案件中遇到的问题

1）、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中的有关法律问题

刑民交叉案件大概可以分为以下三种：一是在刑事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二是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发现犯罪嫌疑的案件，三是民事诉讼审结后发现犯罪嫌疑的案件。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第一种案件，适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被害人的民事损害赔偿问题；对于第二种案件，主要实行“先刑后民”原则，即民事诉讼暂时中止审理，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或者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处理；对于第三种案件，立法没有相应的规定。对于这类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争议较多。

2）、刑民事判决的交叉拘束效力

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是两种不同的审判程序，具有不同的目的和各自独特的程序，因此两者判决本来是不应当相互拘束的。但是由于我长期坚持民事审判中的保障社会公共秩序的作用，使得民事诉讼的构造与刑事诉讼雷同。民事诉讼在这种大环境下失去了她的独立性，而大都采用刑事诉讼的做法，尤其是在收集、审查、采纳证据的做法中。三大诉讼法证明标准的一致性，更是这种做法的外在表现。因此在我国三大诉讼法的判决具有相互拘束效力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在现代诉讼法理的发展中，民事诉讼的目的已经与刑事诉讼目的完全分开。民事诉讼的目的是解决纠纷，保护当事人的私权，主要关注的是保障私权。刑事诉讼的目的惩罚犯罪、保障人权，主要关注的社会利益。两者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一些各独特的诉讼原则和程序，比如刑事诉讼中的无罪推定、上诉不加刑；民事诉讼中的处分主义、调解制度等。尤其是表现在证明标准上，大多数国家一般都采用刑事诉讼的“排除合理怀疑”和民事诉讼的“优势证据”。这些都为刑事判决和民事判决不具有相互拘束效力打下基础。

二、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

（一）人民法院民事判决、裁定生效之前发现的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

1.人民法院作为民事经济纠纷而受理的案件，经审理不属于民事经济纠纷而有犯罪嫌疑的，应当根据民诉法裁定中止审理，并将案件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在经济交往中，当事人往往为了实现和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对于一方当事人的犯罪行为很少向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报案，特别是国家利益受损而当事人获利的案件。由于这类案件仅仅是有犯罪嫌疑却并未作出有罪判决，因此不应当完全排除民事诉讼。但是1998年4月19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过程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八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笔者认为，简单地裁定驳回民事，不符合立法精神和司法理念。

根据《规定》的立法本意，人民法院受理民事经济纠纷的案件后，经审理发现有犯罪嫌疑，就应当属于刑法的调整范畴，而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条件，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也就是说，某一案件只要涉嫌犯罪就属于刑法调整而绝对排斥民事救济。对此，笔者认为，刑法与民法虽然都是保护人权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法律，但是二者在手段和功能方面具有明显的区别，对公民权利保护的侧重点不同，刑事救济手段并不当然排斥民事救济手段，在刑法所不能实现的方面应该尽可能发挥民法的作用，对于仅仅有犯罪嫌疑的经济案件，不能驳回而应该裁定中止审理，并将案件线索和全部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不能在对案件进行侦查前决定案件是普通民事经济案件还是刑事案件。如果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认为有犯罪嫌疑或者依法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则及时将案件退回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对案件继续审理。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认为有犯罪嫌疑，经侦查终结，依法需要提起公诉的，将案件材料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刑事部分与民事部分的关系来确定案件的审理方式，如果刑事部分的处理结果不影响民事部分的处理，则可以将案件分开审理，如果影响民事部分的处理，只能按照“先刑后民”的原则等待刑事部分的处理结果，再对民事部分进行处理。

2.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已经立案受理的民事经济纠纷案件有犯罪嫌疑的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对于人民法院以民事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认为有犯罪嫌疑的，应当书面函告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接到通知必须立即裁定中止审理，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由于犯罪行为直接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影响社会的安定，因此，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一旦发现当事人的行为可能触犯了刑律，必须立即通知人民法院并说明相应的理由，人民法院必须裁定中止民事诉讼程序，待刑事侦查终结后，根据民事部分与刑事部分的关系对案件进行审理，或者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对刑事部分审理终结后，再审理民事部分。

（二）人民法院民事判决、裁定生效后发现的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

人民法院在民事判决、裁定生效后发现法律事实涉嫌犯罪，应当立即裁定中止执行并通知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并将案件全部材料和线索随案移送，经侦查终结，没有犯罪事实的，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应当将结果告知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继续执行原生效的判决、裁定。如果确有犯罪事实，依照刑诉法第一百四十一条之规定需要提起公诉的，且民事案件不是以调解方式结案的，人民检察院通知人民法院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规定，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撤销原生效判决、裁定，而不论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是否正确，因为对同一法律事实，刑法上的处理方法与民法上的处理方法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如对涉案物品，刑事上可能作为赃物处理，民事上则可能作为不当得利等方式处理；对于当事人的损失，在民法上可能通过赔偿损失的方法来弥补，在刑法上则通过追缴的方法来实现，然后根据案件刑事部分与民事部分的关系决定适用的审判方式。如果民事案件是以调解方式结案的，则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权利和民诉法的处分原则，除非当事人有民诉法第一百八十条之规定，即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规定的，不得撤销原调解书，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不变，仅就刑事部分单独审理。

三、为了更好地正确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适用“先刑后民”原则处理刑民交叉案件

笔者认为，审判实践中应遵循“先刑后民”原则处理刑民交叉案件，有利及时准确地打击犯罪，避免犯罪分子逃脱刑罚制裁。目前相关的司法解释已为“先刑后民”原则提供了法律依据。1985年8月19日、1987年3月11日两高—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和《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均明确规定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涉嫌经济犯罪时应及时移送侦查机关处理，1997年11月25日和1998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和《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又进一步加以具体和明确。

“先刑后民”的主要做法是：以典型的合同诈骗案件为例，在合同相对方选择民事救济主张民事权利时，受诉法院应先按民事诉讼程序立案审理，审理中如果发现存在刑事诈骗犯罪嫌疑时，应先裁定中止民事案件诉讼，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如果合同诈骗犯罪成立，民事案件的审理应视刑事案件追赃退赔情况或者当事人是否已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而定。若刑事案件已追赃退赔给受害人或者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已判决返还财产或赔偿受害人经济损失的，则民事诉讼程序应终结（由当事人申请撤诉或裁定驳回）；若刑事案件没有追赃或者受害人没有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则应在刑事案件判决生效后再行恢复原来的民事诉讼程序，并依法就民事争议作出判决结案。在合同相对方选择刑法保护时，则按刑事诉讼程序解决，受害人也可一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保护自己的民事权益；若刑事案件没有追赃、责令退赔或者受害人未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2月19日施行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5条“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被追缴退赔的情况，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经过追缴或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的规定，则受害人可以在刑事案件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主张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受诉法院此时依法应予立案审理。被告人在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并不影响其承担民事责任。追缴或退赔只是通过人民法院的公权力对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所给予的一种法律救济，如果经过追缴或退赔，仍不能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被害人有权通过另行提起民事诉讼途径获得法律救济，只有这样才能更全面充分地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为了将“先刑后民”原则固定下来，有必要对《若干规定》作相应修改。《若干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建议修改为：“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存在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中止诉讼，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如果经刑事审理认定犯罪成立，应当裁定驳回民事或裁定撤诉；如果经刑事审理认定不构成犯罪的，应恢复民事诉讼程序。”《若干规定》第十二条：“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建议修改为：“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中止诉讼，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或检察机关，并送达当事人；经刑事审理认定犯罪成立的，应当裁定驳回民事或裁定撤诉；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2、允许当事人在合同诈骗中选择提起“刑附民”诉讼

当事人在合同诈骗中提起“刑附民”诉讼符合刑诉法和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精神。所谓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由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即经济损失的被害人，以及人民检察院对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因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遭受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出要求赔偿的诉讼活动。最高法院1980年7月16日批复规定：“关于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问题，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办理，但应限于附带赔偿物质损失的民事诉讼，不宜扩大附带其他民事诉讼。”最高法院《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害人对本《规定》第二条因单位犯罪行为造成经济损失的，对第四条、第五条第一款、第六条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被告人未能返还财物而遭受经济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受理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一并审理。被害人因其遭受经济损失也有权对单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若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2000年12月4日最高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以上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因犯罪而遭受物质（经济）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合同诈骗中的受害方可以通过附带民事诉讼减少讼累，及时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减少犯罪分子所造成的损失。

3、合同诈骗中的受害人财产损失可通过多种渠道救济

合同诈骗中受害人的财产损失除了向法院提起“刑附民”诉讼，请求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外，还有其他三种渠道：首先可申请公安、检察机关直接返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追缴的财物中，属于被害人的合法财产，不需要在法庭上出示的，应当及时返还被害人¨¨¨”第三百三十九条（二）规定：“对扣押在人民检察院的犯罪嫌疑人的违法所得¨¨¨，需要返还被害人的，直接决定返还被害人。”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体的解释（试行）》第二百五十六条规定：“对于被害人的合法财产，被害人鸣确的，扣押、冻结机关应当及时返还。”从以上司法解释可以看出，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司法机关原则上应当直接返还。其次由法院刑事判决追赃。第三向法院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

4、明确合同诈骗判决后的涉案财产由法院执行庭（局）执行

笔者认为，如果刑事案件已判决追赃或责令退赔，可由刑庭依职权移送本院执行庭（局）执行，追赃后退赔返还受害人；如果受害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可在判决生效后由当事人直接申请强制执行，由法院执行庭（局）负责予以执行。理由：一是由执行庭（局）执行此类案件有理论支撑和法律依据。从性质上看，刑事追赃是一种对犯罪行为所生之债强制予以清偿的司法制裁措施，在本质上却属于民事范畴，因此刑事追赃判决与民事判决的执行并无不同；从目的意义上看，刑事追赃目的意义在于保障被害人财产权利受犯罪行为侵害后司法救济，与民事判决是相同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一条已明确规定执行机构的职责，是专门负责执行工作，而此类案件的执行又属于执行工作的一部分，因此由法院执行庭（局）负责执行此类案件有其法律依据。二是由执行庭（局）负责执行符合审执分离司法体制改革的精神。三是由执行庭（局）执行有利于执行资源的优先组合。执行工作是一项专门的工作，执行庭（局）作为人民法院专门的执行机构，有符合执行条件的专业执行人员和丰富的执行经验，所有这些都是刑庭所不具备的。为此建议修改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2条、第19条的规定，增加规定执行刑事追赃判决属执行庭（局）职责和业务范围，并明确该类案件由刑庭依职权移送。

注释

1998年4月19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过程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1985年8月19日、1987年3月11日两高—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和《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

1997年11月25日和1998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和《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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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描述

公安机关认定的事实：当事人盛某、李某与当地人王某三人于2012年初出资700万元创办琪*针织有限公司，由李某任法定代表人。公司2012年2月起开始投产，接受福建厂家的订单，该公司除自己加工外，还与50多家个体加工户签订加工合同，将订单发给加工户加工，约定交货两个月后结算加工费。与福建厂家的结算只能由盛某办理，其他人办理不了。盛某从2012年2月至8月先后收取福建厂家结算的货款1766969元，盛某付给李某996325元，付给王某200000元。三人将收取的货款用于填补公司购买设备的欠款、装修款及发放员工工资。

公司与各加工户的合同结算日期在8月份后陆续到期，公司暂无力支付加工费。盛某与王某因管理发生纠纷，被股东王某纠集当地人员殴打，李某被加工户追债。盛某、李某于8月底离开公司，公安机关于2013年1月将呆在乡下的盛某、李某抓获，并认定50多户加工户被骗加工费1161629元。

检察院审查认定了公安机关查明的事实，并认为涉案数额特别巨大，有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因此将案件移送市检察院审查。案件到了市检察院后，辩护律师接受委托介入案件。会见当事人、详细阅卷后，及时向市检察院提出当事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的法律意见书，后市检察院将案件退回县检察院。

辩护律师在这个过程中了解到，该案最初是因为众多加工户到县委县政府上访，经县委开会决定由公安局立案侦查的。主办检察官明确答复律师，案件必须。而三人中的王某是当地人，不知何原因，未被刑拘，甚至没有“另案处理”。

检察院于2013年8月中对盛某、李某提起公诉，认定两人构成合同诈骗罪，理由是：一是认为三人明知自己没有实际履行合同的能力，收到加工费后又不履行合同义务；二是在负债累累的情况下，盛某、李某于8月中卷款逃匿。

县法院于2013年8月29日对此进行了公开审理。

无罪要点

辩护律师为被告人做无罪辩护，本案中公司经营虽有不规范的问题，却不能认定为犯罪：

一是琪*针织有限公司不存在没有实际履行合同的能力的问题。琪*针织有限公司在接受福建厂家的羊毛衫加工委托后，除自己加工一部分外，再委托厂外50多家个体加工客户进行加工。琪*针织有限公司承接福建委托合同在前，委托加工户在后，而且与福建公司的合同履行过程中都比较顺利，并不存在没有实际履行合同能力的问题。本案中两被告人的行为，不能确定他们有“明知自己没有履行合同能力”，或是“通过委托加工户来骗取加工费”的主观意图。

二是琪*针织有限公司不存在收到加工费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事实。琪*针织有限公司的全部加工费款是盛某同福建厂家结算，再由盛某付款给李某和王某。公司先后收取了福建厂家结算的1766969元，用于公司经营，并无个人侵吞的情况。

公诉人认为琪*针织有限公司在收到福建加工费后，不支付加工户的合同款，而是用于工厂设备、工人工资等，是骗取加工户的行为。辩护律师认为这是一种客观归罪的行为，没有法律依据。2012年8月份前琪*针织有限公司收取福建厂家货款时，与加工户的合同约定支付货款的时间未到。公司支付工厂设备与工人工资等，都是正常的生产经营行为。而与加工户约定两个月结算加工费，这在一般的加工生产经营中，均是常见的。

三是股东离开公司并非是卷款逃匿。法定代表人李某、股东盛某因被当地人股东王某殴打，无奈离开工厂回到老家。即便如此，盛某还是出具委托书，让李某去福建结算其他货款。因为只有盛某能与福建厂家结算货款，如果想侵占货款，盛某完全可以自己结算货款后逃走。两被告人事后亦没有提取工厂货款逃跑的情况，公司与两被告人并不存在公诉机关指控的卷款逃匿的行为。

辩护律师人认为，两被告人股东不构成合同诈骗罪。法院对律师的辩护意见非常重视，多次与律师交换意见。由于羁押时间过长，在律师多次交涉后，法院于2013年11月22日对被告人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被羁押长达11个月的当事人获得了自由，11月25日检察院撤回，11月26日县公安局撤销了案件，不再追究两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经验教训

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有可能给公司、经营者带来灭顶之灾。尽管公安部早在1989年就下发了《关于公安机关不得非法越权干预经济纠纷案件处理的通知》，1992年又下发了《公安部关于严禁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违法抓人的通知》，但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现象却屡禁不绝。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的情况近来有抬头趋势，2012年以来，本律师办理有三件合同诈骗罪案件，均是普通经济纠纷，幸好在侦查及审查阶段辩护成功，没有进入法院审理。

本案因履行合同引起的普通经济纠纷，由于当地维稳需要，由当地党政机关决定，公安机关强行当做刑事案件来侦办。公安局、检察院、法院都受到各方压力。本案律师介入后，虽然各被告人最终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但遗憾的是，公司再也无法经营下去了，而公司欠下的加工费，也无法全部支付给加工户，且办案人员也因这起错案受到处分。这起公安机关违法插手普通经济纠纷的案件，导致了办案机关、公司、加工户三输的结局。

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往往存在各种不规范或违法的情形，或许更多的人只看到公司因欠款被人告上法庭，以及因违法经营被相关管理部门进行一般处罚的情形，却绝难想象到公司老板和主管有可能被抓捕、坐牢。

相对的，民事责任只是因为普通的违约行为，令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而行政责任也主要是针对主观恶性不大、情节相对较轻的违规行为设置的，主要有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等。

而最容易被公司经营者忽略的是企业刑事法律风险。落后的法治环境、陈旧的法律观念，使得公司经营者欠缺法律意识；而因历史原因形成的市场秩序不规范，又常常令企业经营者铤而走险，走向犯罪深渊；而更多的是因为企业家经营不规范，企业组织管理、财务管理技能方面的缺陷，导致企业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存在触犯刑律的风险。

企业家可以没有法律知识，但不可以没有法律意识。企业经营者如果还停留在过去那种事后救火式的法律救济方式来维护合法权益，已跟不上时展的要求了。

在发达国家，企业法律风险管理，与企业的战略管理、财务管理、市场运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一样，已经成为企业日常经营管理的重要内容。

在我国，自从英国路伟律师事务所将法律风险这一概念引入国内之后，引起了国资委等政府部门高度重视，相关部门法规政策相续出台，相关的法律风险管理实践也因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2006年国务院国资委出台《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明确要求中央企业对战略风险、财务风险、市场风险、运营风险、法律风险进行全面管理，在该指引中法律风险正式被列为企业面临的五大风险之一。

2008年，在上述指引的驱动下，中国移动集团、国家电网等一批大型国有企业纷纷建立法律风险管理体系，全面管理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2012年国家标准化委员会正式公布《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指南》（GB/T 27914-2011），为企业实施法律风险管理提供了国家标准版通用指南。这一指南的公布进一步促进企业法律风险管理的全面推广。可以预见，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将法律风险管理纳入日常经营管理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