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的观点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文化交流的观点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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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两国从历史上一直是睦邻友好国度，虽然偶有争执，但两国互派使者、留学生了解对方文化的行为却从未停止。无论是古代的朴志远、《燕行日记》、《热河日记》，还是目前的到2012年突破29万在华韩国留学生总数都能说明这个问题。

韩国留学生留华除学习语言与其他相关技术外，学习中国文化是必不可少的学习内容。《大纲》明确指出，汉语言专业留学生的培养目标之一是“掌握基本中国人文知识，熟悉中国国情和社会文化”。笔者在长期承担韩国留学生“中国文化”课程教学工作过程中，对此产生了几点思考，在此与大家分享。

一、“中国文化”课程的重要性

对韩国学生（以下简称留学生）来说学习汉语的动力来源之一，是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正如乔姆斯基所言：“语言教学的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教学的过程。”因而很多学校在留学生课程中设置了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文化课程的设置目的包括诸多方面：

（一）弘扬民族文化，向全市世界传播中国文化。

向全世界宣传中国文化，对提高我国国际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康有为先生早在1895年春就在“公车上书”中提出：“推举儒学大师像基督教教士那样传道全世界，发扬中华优秀之文化，竞争于世界民族文明之林。”余秋雨说：“通过文化艺术作品的海外传播，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人，是我们学艺术人的责任。因为，‘经济可以使人富裕，但是只有艺术才能带来尊严’。”因此，向留学生传播中国文化，让留学生接受中国文化，把他们培养成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外交流的友好使者，对增进我国和世界各国的相互理解、发展友好关系能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通过文化课程的教育，使学生产生文化认同感，以此带动学习语言的兴趣。

文化课程作为中文学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中文的理解和运用有重大影响，并影响学生学习中文的兴趣与动机。但是，语言的学习却是相对枯燥的，语言的熟练操作只有通过大量练习才能获得，乏味的内容和重复的操练很容易使学生形成精力耗损和倦怠心理，对语言学习活动的热情逐渐丧失，从而产生消极态度。目前对外汉语教学中往往以语言教学为核心，这导致留学生在汉语学习中常常产生文化的障碍。构建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对外汉语教学模式，不仅有助于留学生语言教学理论的丰富和充实，而且能够为汉语教学改革实践提供理论指导，更可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提供现实支持。

舒曼（Schumann）认为：“第二语言获得是由学习者与所学语言的文化之间的社会及心理距离所决定的。……社会和心理因素决定了学习者使用或接触多少第二语言，在学习者社会距离大的情况下，学习者只能接收少量的语言输入，当心理距离大的时候，学习者不可能将所听到的第二语言应用在自我表达中。”

由此可见，文化课程的设置对语言教学的影响是深远的。

二、如何选择授课内容

授课内容必须与授课对象实际水准相符合。正所谓因材施教，中国上下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对于专科起点的韩国留学生而言内容过多，学制短，学时少，导致对教学内容不得不进行一定的筛选。那么如何进行筛选就成了重点。在以往的课程内容的筛选过程中往往会遇到内容难以取舍的困难。在这里首先要明确一个观点，什么是文化？笔者所接受的是雷蒙德·威廉斯的“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整体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的观点。围绕这个观点对教学内容进行筛选，得出如下几项内容：节日与庆典、地理名域、衣食住行玩三个方面。

节日与庆典从“日神与酒神”、酒神、狂欢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特别是“狂欢”，正如巴赫金所言，狂欢节这个词狭义地说，远非简单的、意义单纯的现象。这个词将一系列地方性狂欢节结合为一个概念，它们起源不同，时期不同，但都具有民间节日游艺的某些普遍特点。用“狂欢节”这个词结合各种地方现象并将它们概括在一个概念之中的这种过，是与流动于生活本身中的现实过程相一致的①，由对节日的分析了解中国人的信仰、认同方式等。

地理名域部分，主要采用地缘政治分析方法。同时以目标地点的地标性建筑为切入点，掺杂罗兰·巴特的《神话》分析方法进行分析。这样可做到，由地标性建筑看城市，由城市看历史，由历史反观文化的效果。

衣、食、住、行、玩，这一部分可分为五个主题，多次进行，采用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同时，因中国、韩国、日本同为东亚国家，其日常生活方面具有相似性与异同性。在授课过程中，可对中、韩、日三国的日常生活习惯进行比较分析。因学生对此方面的感受较深，容易产生共鸣，所以最能激发学生的兴趣。

以此三个部分为大纲，在此基础上可以结合实际加入相应的内容进行讲授。

以文化分析方法为教学大纲，运用各种文化分析的方法进行留学生“中国文化”课程的教学，不仅仅有助于提高留学生学习中文的兴趣，还有助于增强学习中文的效果。另外，对课程内容的筛选，有助于学生轻松地学习“中国文化”课程。

注释：

①巴赫金.诗学与访谈.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6，第1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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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说过，中印交流史在中外交流史中是独特的，是中国与其他国家或民族的交流史所不可比拟的，一者因其源远流长，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二者因其面广层深，民间、政府两条渠道，经济、文化、政治全面开花；三者因其涉及学科多，汉学、传统印度学、佛学、藏学、蒙古学、敦煌学、吐鲁番学、丝路学、现代南亚学等都与中印文化交流有关；四者因其影响深远，抹去印度文化因素的中国文化(包括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和中国文化因素的印度文化都将是不完整和不完美的。所以，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是中印学者面前的一个意义重大的学术课题，在世界全球化、多极化的今天，这一课题尤为重要。做好这一课题，不仅能使我们厘清中印友好史的来龙去脉，明白中国文化中的印度因素和印度文化中的中国因素，理解两国文化的相似和相异之处，进而探究其影响，搞清双方文化交流的规律；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类似本文开头的现象，为中印关系在今天和明天的发展服务。

薛克翘先生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印度语言文学专业，师从刘国楞、季羡林、刘安武、金鼎汉等老一辈印度学前辈，具有印度语言文化的坚实基础，同时具有深厚的中国语言文化功底，是我国研究这一课题的最为合适的人选之一。其实，薛克翘先生在撰写此书之前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除相关学术论文之外，他发表了四部著作：《佛教与中国文化》(1995)、《中国与南亚文化交流志》(1998)、《中印文化交流史话》(1998)和《中印文学比较研究》(2003)。这四部著作是作者多年来的极为厚实的相关学术积累，是《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的前期准备和必要基础，更是其成功的重要保证。

正如薛克翘先生在《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中所表明的，这一研究在中印两国相关领域中一直是显学，关注者甚多，研究成果颇丰。研究者中的佼佼者有梁启超、向达、张星娘、许崇灏等前辈，有季羡林、金克木、常任侠等大家，也有改革开放后取得成就的刘安武、林承节、耿引曾等先生，还有更晚一些的王邦维、郁龙余等学者。薛克翘先生和王邦维、郁龙余等属于一批，是中国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的“后起”之秀。当然，这里的“后起”是相较而言，实际上，他们现在都已届花甲之年，在今天的印度学界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前辈，是国内当今印度学界的支柱和基石型人物。诸前辈在中国的印度学领域著述甚丰，在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方面也取得了累累成果。同样，印度的学者在这方面也有不俗表现(参见《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第555～567页)，在相关领域同样取得了可喜成绩。

凭借自己深厚的语言及文化功底(古汉语、印地语及佛学等)，薛克翘先生自然会收集研究相关成果，《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也自然受益于这些成果。但不止于此，前人没有论及的时代同样出现在该部著作中，其中的第七章和“后记”尤其值得提及，前者探讨的是后至2002年前后中印交流的内容，后者则把这一内容一直延续到2007年年中。为此，作者搜集了相关材料，并科学整理，合理使用，为中印交流史增添了全新的一页。《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的资料之全不言而喻，难能可贵。

《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的学术意义更为重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虽然拥有众多大家的研究成果，但薛克翘先生绝不人云亦云，多有自己的价值判断。笔者感触最深的是作者在第三章中对中国僧人赴印求法的结论性总体观点：“从微观上讲，他们(中国僧人)不远万里、不畏艰辛，甚至不怕付出生命的代价，体现了一种追求真理的精神，一种对信仰的虔诚；从宏观上讲，这也是两种文化在撞击一吸收一改造一融合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因为只有通过深入的了解、反复的切磋才能达到深层次的沟通，才能达到完美和谐的融合，而撞击和改造的过程必然是痛苦的。因此，从文化交流的意义上讲，西行求法运动的掀起就不仅仅是宗教信徒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种民族进取意识的显现；求法者的使命就不仅仅在于取回几部‘真经’，而且还在于民族文化的改造和发扬。”(《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第75页)。由此出发，作者在充分掌握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僧人赴印求法的事实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民族的进取意识以及中印文化的融合过程，指出了中华文化所具有的自我改造、自我完善的特点。与此相仿，作者在讨论中国文化对印度文化影响的时候，充分肯定了中国僧俗人等的贡献，认为他们有的在印度生活多年而后回国，有的干脆老死印度，对印度文化的影响不言而喻，只不过由于印度文化的包容性及复杂性今人尚未总结出来罢了。这实际上解决了长期以来的一个问题，即中印文化交流的单向性问题。许多人认为，在中印文化交流过程中，印度文化是单向流向中国的，中国文化是单纯的吸收者。其实，尼赫鲁、季羡林和阿马蒂亚・森等不少中印有识之士已经充分认识到，我们两国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通过研读《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读者应该可以明确发现所谓单向流动的观点的局限性。实际也如此，文化交流必定是双向的，在中印文化两千余年的交流过程中，印度文化影响了中国，反之中国文化也影响了印度，只不过有潜显之别罢了。《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以无可辩驳而又异常丰富的史料证明了这一点，应当说这是该书的一大学术贡献。

二、薛克翘先生的新著虽名为文化交流史，但读者不难发现，其中除了涉及上文提及的汉学、传统印度学、佛学、藏学、蒙古学、敦煌学、吐鲁番学、丝路学、现代南亚学等纯学术纯文化领域，还涉及政治、交通、经济等多方面，实际上是一部中印全面交流史，而非只局限于文化。从某种角度说，《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是撰写和考察中印政治关系史、中印经济贸易史、中印交通史等的必备材料，其对中印政治、经贸、交通的探讨和论述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这部著作中的以后的内容是全新的，是他人目前还没有系统涉猎过的，因而是作者对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突破性贡献。通常说来，我国的史类著作很少涉猎当代问题和事件，但薛克翘先生打破常规，因而使该书与现实的联系更加紧密。这不失为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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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5）10（c）-0210-02

语言与文化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民族发展，因此，在各民族交往过程中，对语言的理解将成为推动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伴随着国家间经济、政治等活动的日趋频繁，不同民族与国家的文化渗透与交流得益于翻译。翻译作为不同语言相互转换的重要手段，在民族交往与国家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文化背景以及用语习惯的不同，要求翻译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因此，在翻译中，对于文化差异的正确理解和认知将决定翻译的水准。蒙汉翻译同样需要尊重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因此，两种语言的相互转换实现了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

1 蒙汉翻译的民族文化特色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民俗，民风以及民情，构成了一个特有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地被和建立，在未形成稳固的生活区域之前，与历史演变相携。伴随着民族与国家的发展，民族文化的日趋完善，为了互通有无，形成了贸易往来，在此过程中，语言的不通促使翻译的出现。在跨文化翻译中，注重民族文化特点，深入挖掘其内在的文化底蕴，对于文化交流以及经济、政治等社会活动往来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我国的成语故事《掩耳盗铃》，故事讲述了一个偷盗的人看中了一家人门上的铃铛，想将它偷取过来，可铃铛在碰触下会发出声音，容易被人发现，于是，这个偷盗的人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掩住自己的耳朵，就不会听到声音了，可想而知，偷盗的人很快就被人抓住了。这个故事的告知，不要做愚蠢而自欺欺人的人。如果对历史文化了解不够深入，那么，很难得出故事背后深刻的寓意。在蒙汉翻译中，译者对于两个不同民族的历史典故、朝代更迭、生活习惯等的了解，将决定着译文的欣赏性和研究价值。

2 蒙汉跨文化翻译的意义

蒙汉跨文化翻译在解决语言障碍的同时，也促使了不同民族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在人类语言形成之初，语言就与文化相互依存，这意味着语言的流通也将促使文化的交流。对于不同语言的翻译，在增进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使得不同文化间产生的碰撞，这种碰撞容易激发人们对不同文化的深入研究，由此引发文化交流的日渐频繁。在蒙汉文化交流中，翻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文化交流的意义上看，翻译对不同语言的构成以及使用条件有了一个全面的阐述，在思维层次上向人们揭示了文化的差异性，同时内在的文化信息又向人们阐释了一个民族的发展历史以及深远的民族文化，从而实现了文化的互通。

在蒙汉翻译中，对于语义的表述以及语法构成的研究，将决定译文的表述是否符合限定的文化背景[1]。例如：对于语法，从宏观的角度出发，译者要从主语和主题两个方面考虑译文的组合。汉语对于动作的发出者或实施者赋予了决定的权利，所以，具有强烈的主导作用，因此，在蒙汉翻译中，确定主语或主题，对于有效完成译文翻译具有重要的作用。

对于翻译的文化意义，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考虑。宏观可从文化层次上进行分析，而微观则是通过句子的构成来探究。在对语言的微观意义研究上，可从通过四种方式表现，即象形、映射、折射和暗示。我国对文字的运用手法极为丰富，人们在抒感、描写事物以及阐述观点的过程中，为了达到写作的目的，通常会借助修辞手法加强表现效果，因此，在蒙汉翻译中，对语言修辞手法的解读将加强翻译的感染力，从而使译文更为生动。

3 蒙汉翻译的文化传播功能

在各民族与国家交往中，语言上的交流让人们了解了彼此的生活习惯，文化背景以及风俗习惯等，从而使不同民族的文化得到了交流，在相互学习的过程中，促进了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蒙汉两个民族很久以来就建立了友好的往来，在蒙汉交流的过程中，两个民族语言上的互通对于社会活动的友好进行创造了条件。蒙古广阔的草原赋予了那里的人们不畏艰难、积极进取、生态伦理的思想和民族精神，而汉族则以农耕为主，他们在耕作中收获希望和幸福，对赋予他们生命的土地极其热爱。在汉耕文化中，大儒思想让人们懂得了顺应农节耕作，才能有所收获，这也体现出了顺应自然发展规律的思想。在蒙汉翻译的过程中，两种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促使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等发生了改变，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民族间的交流更为顺畅，为建立良好的民族关系创造了条件[2]。蒙汉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上的交流，同时也是两个不同民族文化上的交流，对于文化差异的认知，将决定翻译的好坏，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坚持“文化传真”的原则，以构建良好的文化传播桥梁，使蒙汉文化能够相互影响，共同为民族发展贡献力量。

3.1 文化的凝聚功能

在不同的文化领域，文化的凝聚功能使得不同的文化具有了相同的文化传播主旨，通过对文化的凝聚使得民族间形成了和谐的发展氛围，对维护民族稳定以及社会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民族间文化的传播，使得文化不断吸纳新的事物，实现了文化的创新和丰富，在这一过程中，翻译作为重要的交流工具，将推动文化传播向着更为深远的方向发展。从某种角度上看，翻译不仅是语言的相互转换，更是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传真”，所以说，翻译也是文化翻译，也只有这样，翻译才算完成了真正的使命。

蒙汉两个不同民族在社会发展与人类进步的过程中，建立了良好的民族关系，在社会活动交往过程中，翻译有效地避免了两民族文化差异造成的审美以及理解上的误区，进而突破了交流的瓶颈，使社会活动更为活跃。蒙汉翻译将文化交流变得顺畅，实现了不同民族在某以方面思想上的共通，所以，翻译的凝聚功能对民族核心文化的交流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

3.2 文化教化功能

文化传播的受众者在对文化的感知中逐渐理解并接受不同文化的核心内容，从而自觉遵守该文化的要求，这就是文化教化功能的作用[3]。在跨文化交流中，翻译的目的不仅是让人们理解彼此的语言表述，同时也要让人们对彼此的文化能够认同，进而能够自觉地将该文化带入到自己的生活范围中影响他人，从而使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传播，这也是翻译要达到的最高目标。在蒙汉文化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要关注受众者的感知情况，并尽量让其接受文化熏陶，从而达到影响的目的。一般来说，译者要有强烈的文化意识，重视文化差异，才能发挥出蒙汉两种文化的教化功能。

4 结语

蒙汉翻译作为两个不同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在翻译的过程中需要对文化差异有足够的认知，这不仅能使翻译完成基本的作用，同时也能促使两个不同文化相互渗透和影响，从而使接受者能够受其影响并能够自觉接受这一文化的熏陶，成为文化传播的载体，以推动不同的相互交流，为实现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促进贡献力量。蒙汉翻译是凝聚蒙汉两个民族的重要纽带，为促进民族间的友好发展，文化的相互交流有着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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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文化的外壳、文明的载体，翻译是跨文化交流的桥梁，由此产生的相关文献与信息都具有较高的跨文化研究价值。华语在《辞海》中也称汉语［1］，同处于汉藏语系（Sino-Tibetan Family）的汉语族（华语）地区的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三地（以下简称三地）都是使用汉语的主阵地，同时又是各类汉语文献与信息生产和交流的主阵地。不同语言的互译可以产生大量的文化冲撞现象，跨文化冲撞是指意识形态内容或形式存在歧异或不同点，兼有冲突或碰撞的涵义。三地同根同源，有着相近的文化内涵，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应该是相似的，似乎不会产生文化冲撞，但在汉语族中，文化的冲撞现象在许多领域不仅存在而且更为凸显。

1.汉语族二次跨文化冲撞现象

电影作品作为重要的跨文化交流文献经常通过译制片被广泛传播，这是典型的跨文化交流活动。三地都既充分考虑正确传递作品的语言信息，又有效地传达作品文化信息的内涵，通过思维习惯和语言表达的转换以译制片或加载翻译字幕的形式把这些电影作品内容呈现于我们。如“Harry Potter”这部著作或电影作品在汉语中可以被翻译为“哈里波特”，而更多却被翻译为“哈利波特”。从原版译名上看，三地并没有文化冲撞现象，但通过纵向对比发现了歧义和不同点，这种汉语内的简单歧异其实也是跨文化冲撞。奥斯卡电影节处于世界九大电影节之首，调查显示它所评选出的最佳影片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深远，可称有代表性的跨文化研究文献。若取1929年至今的83部奥斯卡最佳影片作统计分析，再取三地正式译名各一个（使用频率最高者），通过三地对比有4部作品的汉语译名：“窈窕淑女”、“午夜牛郎”、“教父”、“芝加哥”相同，我们不考虑简繁体字的差别也仅有21部相同，另外62部出现两者以上不同译名的现象。通过对比后我们发现，汉语族内跨文化冲撞现象比中西方文化冲撞现象更加凸显，这种凸显的同语言环境下文化冲撞不完全是中西方跨文化交流后的二次传递结果，但我们暂把它称作“二次跨文化冲撞现象”。

2.电影文献片名信息是有代表性的跨文化交流信息元素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所遇到的电影文献有信息量大、传播范围广、语言特征强的特点，它是有代表性的跨文化交流文献。由于信息数字化和网络的发展，人们通过信息检索获取信息资源和网络文献已经成为习惯行为。所谓技术发展推动服务内涵就是如此，如今电影文献信息服务越来越依赖结构化数据或元数据，这些结构化数据或元数据中的“公有信息”元素担任95％左右的信息搜索任务。所谓“公有信息”是指公共信息元素，在电影文献信息中通常包括片名、制片、编剧、导演、演员、简介等内容描述信息。这些信息往往被有远见的搜索引擎供应商首先看中并用于商业信息服务，它的优点是蕴涵丰富的“知识性”，而且对它们的使用无知识产权纠纷。在电影文献信息搜索中，恰巧电影片名信息是公认和使用最广泛的信息检索点。在通用搜索领域，信息检索点因为文化冲撞造成的不确定性或不准确将不利于搜索结果的准确反馈，这就是跨文化冲撞影响到搜索领域的一个例证。

3.汉语族电影片名复杂的二次跨文化冲撞因素分析

二次跨文化冲撞现象并不是三地间的特殊现象，它是存在于许多特定语系与语言中的普遍现象（3.3节），但本文仅探讨汉语族三地的情况。我们将通过意识形态内容或形式存在歧异或不同点来寻找二次跨文化冲撞的具体原因。取上述83部奥斯卡作品的译名作进一步分析后，总结出以电影文献为代表的产生二次跨文化冲撞原因如下：

3.1电影片名翻译多样化

电影文献片名的翻译活动属于不同语言间的文字交流过程，只要涉及语言翻译，语句语意组织方式的多样化就不可避免；再者电影是艺术作品，翻译它的过程往往是艺术的再创作过程，就更容易引起翻译多样化。其文化涵义为“不同翻译者的自我表现不同”。常见如下：

3.1.1直译式

直译式包括音译和意译两种，如下所示（以下中国大陆省略标著；中国台湾简称“台”；中国香港简称“港”）。

①音译，此类以姓名为主的名词，也可为地名、物件名。如：“Gigi”译为“琪琪（大陆、港）”；“Tom Jones”译为“汤姆.琼斯”、“姆斯（台）”；“Oliver!”译为“奥利弗!”；“Rocky”译为“洛奇”、“洛基（台）”；“Annie Hall”译为“安妮・霍尔”、“安妮霍（台）”、“安妮・荷（港）”；“Titanic”译为“泰坦尼克号”、“F_尼（港）”、“F_尼（台）”等。

②意译，此类常见于对简单的词、短语或句子的字面翻译。如：“Winings”译为“翼”；“Grand Hotel”翻译为“大饭店”；“Lawrence of Arabia”译为“阿拉伯的劳伦斯”；“West Side Story”译为“西城故事（台）”；“In the Heat of the Night”译为“炎热的夜晚”；“The Sound of Music”译为“音乐之声”等。

3.1.2以作品内容意译

此类按照作品所叙述的内容翻译，与原名字面意思有较大出入或无关，往往处于翻译中的“忠实”与“写意”之间。如：“Gone with the Wind”译为“乱世佳人”；“Casablanca”译为“北非影（台、港）”；“Gigi”译为“金粉世界（台）”；“Brave Heart”译为“梅吉勃d之英雄本色（台）”等。

3.1.3完全艺术翻译

这种翻译方式以追求艺术的再创造为目的，兼顾作品内容的表达，它与原名字面意思通常无关，是明显偏重“写意”的翻译，这属于翻译中的“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如：“You Can’t Take it with You”译为“浮生若梦”；“The Lost Weekend”译为“醉乡遗恨（港）”；“The Sound of Music”译为“真善美（台）”、“仙凤hh（港）”等，当然还有人为“Gone with the Wind”译为“乱世佳人”应归此类，这种界定当然值得探讨，本文不赘述。

3.2汉语族简体繁体文字的鼎立局面

从上节的列举中可以看出：汉语的简体字和繁体字的地域差异造成许多电影片名信息二次跨文化交流冲撞现象。虽然同是“Tom Jones”，中国大陆译为“汤姆・琼斯”，而中国台湾则译为“姆斯”，产生了明显的差异。一般共识是：不同语言间的跨文化现象本质是由翻译引发的，并且翻译的准确性和理解上的差异引发跨文化冲突和误解，而在汉语族地区存在的部分二次的跨文化现象，就是汉字的简体和繁体的不统一造成的。美国的《纽约时报》早在2005年就刊登了“简体字打败了繁体字”的评论，2007年美国《圣贝纳迪诺太阳报》更是说“用简体字已成潮流”。这观点可能过于乐观，不过，在汉语文字的官方使用中，中国大陆自1956年后正式使用简体字，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继续使用繁体字，但随着三地经济文化交流逐年加深，三地的用户在语言文化和文献信息交流中同时阅读简体字和繁体字的壁垒已经很低，人们有能力同时接受简体繁体的现状增加了三地电影文献二次跨文化的冲撞几率。

3.3相对独立的文化实体

这点符合影响文化多元化因素中的“在经济上的利益分化、政治上的个体化为基础”的定义。世界上许多同种语言区域内各自进行文化管制是不足为奇的，正如第三世界中经历过前殖民地统治时期而形成的Anglophone（英语语系），Francophone（法语语系），Hispanophone（西语语系），Lusophone（葡语语系）等区域［2］，汉藏语系区域也存在同样问题，其中汉语族内的三地文化由于政治历史问题相对独立发展。那么，电影文献片名翻译也必然受命名权、译名权与版权等相关知识产权法的约束。即一部作品的放映权、出版发行权和网络服务权通过授权转让后，授权者才可获得作品的译名权。一部比较知名的电影作品可以全球传播，造成三地重复引进同部作品现象，其现象主要集中在世界9大A级电影节的参赛和获奖作品引进中。因此，与此相关的文化交流和文献信息的二次跨文化冲撞现象暂不可改变。

4.拆除汉语族电影文献片名二次跨文化交流障碍

综上所述，汉语族的电影文献跨文化交流并不停留在常规的中西方跨文化交流基础上，汉语族内二次交流同样重要。这些称为二次跨文化的冲撞现象应该得到妥善的解决，其指导思想是疏导利用而非阻断忽视。要解决好汉语族电影文献片名二次跨文化冲撞可以进行如下考虑。

4.1更新认知观念

跨文化冲撞源于文化交流的多元化，语言交流同非语言交流是跨文化交流的主要方面。笔者赞同保留现有文化、吸取外来文化、传承民族文化多元化是不变的方向观点。文化冲撞的合理解决要通过文化不断的总结与积淀，不是语言交流完毕立即宣告文化冲撞结束，期间不仅要考虑使用者的共鸣，而且要通过文献与信息的长期交流而达成共识，有时又需要在具体方面如：和风俗习惯等方面力求避免冲撞。我们也许很难通过单一的电影片名信息完整表述二次跨文化冲撞现象，所谓窥一斑难以知全貌，但它足以凸显电影片名信息对于研究跨文化的价值。现实中，众多的二次跨文化交流文献信息出现在我们周围，它们相对孤立又不断相互冲撞，我们通过正视电影文献跨文化交流的现状，包容文化差异，就可以在分析中西方文化互补差异的基础上形成汉语族内部文化的二次互补。在此我们将可以从容的欣赏和比对汉语族地区跨文化电影文献信息的繁荣景象，不用评比谁的译名好或差，这是对真实的汉语族内电影文献片名的二次跨文化交流现象的诠释，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包容、互补和丰富，而力求减少互损和冲撞。

4.2建立数据标准

重视汉语族中有代表性文献信息的数据采集，如电影文献片名信息元素的数据采集，在此领域，它可以缓解汉语族内电影片名翻译文化冲撞现象。三地的官方出版发行机构可以针对汉语的特点联合制定数据采集标准，如在已有的电影文献元数据中专门制定电影片名数据采集规范或单独为电影片名翻译和收集制定结构化的标准，其中可以重点关注电影作品的知名度、地区语言、电影库的使用者等重要的影响因子。

4.3协调共享平台

应该在三地建立共建共享数据信息交流平台，逐步实现汉语族内跨文化的融合。如在汉语族电影文献信息领域，可以通过协助、共建、共享，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解决相关问题。届时，用结构化或元数据为标准建立起的专业电影文献垂直搜索引擎平台可构成跨文化交流文献保障体系的重要一环。

5.应用与前景

研究电影文献片名的二次跨文化冲撞可以准确地体会电影作品的内涵，减少电影作品文化冲撞，通过传播世界电影文化对丰富与融合中国三地甚至整个汉语族文化有着深远的意义。在数字化信息飞速发展的今天，二次跨文化信息元素已经开始应用到垂直搜索领域。众所周知，垂直搜索的难点不是技术，它的创新点集中在用户通过互动或反馈参与门户网站行为和利用垂直门户网站进行有效的产业上下游信息资源整合上。通过电影文献信息的二次跨文化交流研究有可能改变诸多跨文化信息搜索领域的服务内容与方式，因为它具有天生的垂直特征：在汉语网络信息服务中，可以通过使用者广泛地参与和整合反馈信息，丰富搜索引擎的索引数据库，这些有价值的二次跨文化信息库又可吸引更多使用汉语的访问者，因为它能为其提供更垂直的文化和文献信息。

参考文献：

［1］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委会.辞海（1979年版）［M］.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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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崛起给传统教育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其中对于如何培养大学生跨文化交流的能力以适应国际竞争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尽管跨文化交流已经成为当代大学生的必修课程，但是以英文专业背景为依托的课程设计并没有真正提高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笔者以琼州学院为例，通过对教材选取，课程设置以及教学方法等情况的客观分析，并提出积极有效的改进措施，以促进非英语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提高。

1 非英语专业《跨文化交流》教学现状分析

跨文化交流学最早起源于美国，在Edward Hall 1959年出版《无声的语言》后，许多有关跨文化交流的著作应运而生。同时，美国的一些大学开始开设跨文化交流课程[1]。而跨文化交流学在我国的历史很短，大致上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才引起国内学术界的注意。

1.1 《跨文化交流》教材选取分析

首先，《跨文化交流》教材内容的选编不应以英文专业背景作为依托。以琼州学院大二酒店管理学生采用的英文原版教材为例，学生的英文认知水平与对英美文化的了解不能与教学目标同步，过难的英语词汇以及地域文化的空白在学生的阅读过程中造成了比较严重的障碍，从而不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再次，教学内容的编排以输出“优等文化“为主，抑制了文化双向信息交流的本意。我国引进的原版或编著的教材中有关跨文化交际的理论、概念、案例和话题具有鲜明的“舶来”特色，如老龄化、同性恋文化、性别歧视、社会阶层、个人取向系统等文化层面和社区动力学、大众传媒、计算机协助交流、关系交流、劝说、谈判、认知、判断、推理等交际学概念和理论。[2]提到异国文化，就会想到西方文化，一讲到西方文化，就认为是美国文化，讲到美国文化，便认为是时尚优等文化。然而跨文化交流的意义并不仅仅单一传递西方强势国家的文化与价值观，而是通过与本国文化的对比，提供一个多元化的视角去激发学生思考问题，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去接受世界的多样性，以促进本国文化的良好发展。最后，教材内容的选编不符合学生兴趣。例如学生对于社会热点问题与国际争端的关注要远大于英文诗歌的起源。

1.2 《跨文化交流》课程设置分析

83%的高等院校将跨文化交流设置成为选修课，69%的院校认为最佳开课时间为大三第一学期，62%的院校认为此课应持续两个学期。超过一半的学校认为目前课时不够是教学中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这说明大家普遍感到这门课程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3]。非英语专业的跨文化交流课程旨在从历史、地理、经济、政治、宗教、教育制度、文学、哲学、美学等各个方面，多角度、多侧面、深层次地发掘和研究目的语和本族语文化[4]，同时又肩负着使学生熟悉中国文化传统，提高大学生文化素养，能够以一种多元文化人的身份“开放、灵活、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流的任务”[5]。因此，仅将其作为一个学期的选修课，是很难完成从“跨越”——目的文化知识和交际技能的获得——到“超越”——对文化多元性的意识和对差异的宽容态度，对异文化成员的欣赏能力以及对自身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观察和反省——的转变。

1.3 《跨文化交流》教学方法分析

93%的院校采用了文化对比，86%采用了案例分析，61%采用了文化讲座。这说明多数教师依然立足于单向传授与对比描述，而对学生跨文化交流的技能提高没有真正落实[6]。例如琼州学院跨文化交流课堂主要采取影音图像示范以及微型剧模拟进行角色冲突扮演，由于受到条件限制，无法带领学生运用项目教学方法（project based）进行社会实践深入研究，从而也无法量化评价教学效果。

2 非英语专业《跨文化交流》教学改革建议

2.1 教材选编应以“因材施教“为原则

阅读词汇的难易程度应符合我国大学生英语水平的实际情况。我国大部分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英文水平处在英语四级至英语六级之间，少数优秀分子可以达到英语专业八级水平。英文教材的选编应以适应普遍性为主，过易或过难都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教材内容的选取应从全球角度出发，冲出“英美即世界“的定格模式。同时适当引入社会以及全球的热点问题，如黄岩岛争端或苹果公司，激发学生的讨论热情，提高学生辩证思考的能力。

2.2 优化课程设置

高校应重视跨文化交流课程，将选修课改为必修课。英语应用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已日趋重要，而交际能力的高低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学生的职业发展与前景。

跨文化交流课程不仅仅是一本教材就可以真正达到“跨”的目的，它要求学生具有广泛的知识与较深的认知水平。例如种族优化主义理论涉及人类发展学，战争史，经济学等；交际学概念涉及到社区动力学，大众传媒，判断推理等；而跨文化的研究方法又涉及到心里分析方法，辩证法和诠释法。所以为了保证跨文化交流的教学效果，高校应当考虑开设相关人文课程作为铺垫。

跨文化交流课程开设的时间也有待商榷，笔者认为开设在大三第二学年比较适合。大部分高校学生大一大二学年忙于基础公共课的学习，尚未形成比较完善的专业知识体系和社会认知体系。通过大二学年末期的社会调查实习以及大三第一学年的专业知识学习，学生的批判思想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这段时间他们思维相对活跃，接受新鲜事物的态度也比较积极，而本课程的培养目标也是通过给学生提供一个多元化的视野，促进学生的批判学习能力，两者不谋而合。

2.3 教学方法改革

以学生未来的职业规划为依托，进行针对性较强的实践教学。例如我院酒店管理专业的学生，可与本校留学生混合分组作业，共同派遣到本地酒店进行实习调查，并提交英文报告同时进行组织课堂展示。

课堂组织模式应打破传统教师单向传授“静”的模式，给予学生“动”的权利。教师采用启发式教学，将问题不断抛出，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或者观点辩论，将课堂主导权回归给学生，让学生在相互学习（peer study）中自觉提高交流能力，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陈词并由学生独立完成课堂笔记总结。

3 结论和建议

非英语专业的《跨文化交流》课程强调的以英语语言为媒介，通过对本族与异域文化现象的思考和讨论，增加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以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本文从教材选取，课程设置以及教学方法三个方面阐述了教学改革意见，下一步研究方向建议重点讨论教师自身素质的培养以及教学效果量化的体系开发以促进与完善非英语专业跨文化交流课程的建设。

参考文献：

[1]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46-55.

[2]姚霖霜.美国大学跨文化交际课程大纲的文化特征分析[EB/OL].htt

p:///news/2008-01-31/70665.html，2012-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