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的概念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网络的概念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一、网络管理与维护的内容

计算机网络的管理与维护的对象和内容众多，一般情况下主要从计算机网络故障、网络配置、计算机网络运行性能以及安全等几个方面着手进行管理。计算机网络的故障管理是指在网络的某部分出现故障时，管理系统及时迅速地找出故障原因并加以修复和排除，让计算机网络更可靠和有效。故障管理具体包含故障检测、故障分析和隔离以及故障排除三个步骤，管理人员可以根据故障等级进行相应的处理。计算机网路配置管理指合理记录网络资源的使用情况，对网络服务根据使用需求和费用进行优化配置。网络配置管理是网络信息系统在辨析、控制以及监控行为过程中必须设计的内容，通过网络配置管理使网络性能的效率和性能都达到最优。计算机网络性能管理主要工作是统计系统和资源的运行状况和系统性能，包括监听和分析目标网络的服务性能，通过分析结果对网络原来配置状况进行诊断或再次配置和优化，以便使网络性能得到进一步提升。计算机网络安全管理是管理与维护的重点和难点，安全性一直是计算机网络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随着网络技术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所涉及的私有性和控制性要求也越来越高。网络安全管理包含了授权机制、网络访问控制以及系统加密处理等多个方面。

二、计算机网络安全技术的实现

（一）网络数据加密技术。网络数据加密是当前最基本也是最常用的网络安全技术。在这种技术实施中，将数据转换成密文后再储存，以防止其在存储和传送过程中被不法分子非法获取，以达到保护信息私密安全的目的。数据加密技术是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性能维护的核心。

（二）防火墙技术。防火墙技术是当前计算机网络安全技术中最实用的一项，适用于各类用户和目标客户，也是应用最广泛的安全技术。防火墙技术类似临界保护屏障，对进出的数据流进行接收和过滤，不仅能一定程度上保护网络资源不受外部黑客侵入盗取，还能保护一些有价值的网络信息外泄。同时，防火墙技术不仅用于计算机内部网络和Internet之间的隔离防护，也能用于内网内不同安全级别的隔离。当前防火墙的实现方式主要有过滤防火墙和应用级网关两种。

（三）网络安全扫描和入侵监控技术。网络安全扫描技术的主要目的是让系统管理员能即时迅捷地发现网络系统中存在的安全漏洞，在分析后采取相应措施进行修复并制定措施加以防范，以降低系统的安全风险。安全扫描技术不仅可以针对计算机硬件和操作系统进行，也可以针对Web站点和防火墙系统的一些安全漏洞实施，可以实现计算机硬件木马程序和防火墙系统漏洞的检测，对配置上的一些错误也能识别。网络入侵监控技术主要通过对网络数据的实时检测来实现，在网络数据的检测过程中会自动与系统的入侵特征数据进行比对分析，当确定被攻击时，会根据预先制定的应对策略做出反应，如自动切断网络、过滤入侵数据包以及通知防火墙系统进行控制和调整等。

（四）网络病毒防范技术。网络病毒通过网络传播其速度快并且危害性极大。在多用户和多线程的网络大环境下，计算机病毒的传播具有更大的随机性，虽然根据病毒实际特征其危害各有不同，但当前的病毒大都在向破坏性更大、感染几率更高、速度更快和隐蔽性更强的方向发展。对于网络病毒的防范可以通过防毒软件来实现，一些专业病毒可能会突破防火墙的初次过滤，这就需要专门的防毒软件来识别。用户可以在服务器或者个体的客户端上安装防毒软件，通过定期扫描和不断更新来对病毒进行查杀以保护计算机网络的安全。

三、计算机网络管理的安全维护策略

（一）增强计算机网络安全意识和管理队伍建设。计算机网络安全涉及多方面的内容，要做好其安全维护工作必须有一套合理的安全系统来支持。由于网络的复杂性和变化性，一劳永逸式的网络绝对安全是不可能实现的，网络安全需要国家网络法规的约束，更需要管理人员的不断努力，因此必须强化管理人员的网络安全意识和专业人员的网络管理安全维护技术，从主观上降低网络不安全因素的产生。

篇2

中图分类号：b811.2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0）12－0075－06

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曾经以十分思辨的方式指出，一切事物都是概念，科学赖以存在的东西就是概念自身的运动，并且，概念或纯概念（客观精神）是“范畴之网”。虽然后来黑格尔庞大哲学体系中的概念论一度沉寂下来，但自上世纪初以来，他的哲学概念论似乎又重现光芒。当代科学认知哲学特别是概念变化（conceptual change）理论研究可以说是重新找寻并印证了黑格尔哲学概念论的主要精神实质 ①。这些研究表明，人类思维中的概念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一些新概念、新隐喻的产生和变化，常常意味着科学理论的重大突破和科学革命的爆发；概念间的关系并非线性的、原子式的，而是相互作用和网络化的，或者说，概念的产生和变化只能是在作为整体的概念网络内发生。当然，新的研究是在多层面上展开的，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从历史上逻辑“共相论”到语言哲学层面的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从认知心理学和认知语言学的“概念原型”到人工智能中联结主义的“语义网络”，从科学理论层面的“迪昂—奎因论题”（duhem-quine thesis）再到科学历史认知的“本体网络”和“树干转换”等，都显示出超越黑格尔思辨体系而寻求实证说明的努力。笔者认为，当前有关概念结构与概念变化的研究呈现出一种网络化的趋势，这一趋势反映出人类语言和科学思想交往的扩大，以及不同学科间的相互渗透。但是，对网络化不可作过度的阐释，不能矫枉过正，也不能就概念论概念，还必须站在客观知识的高度，为概念论寻求跨文化的心理类型和认知类型的说明。

一、从逻辑“共相”到概念的“家族相似”

关于概念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其最初的讨论是同逻辑学中关于“共相”或本质的探寻联系在一起的。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最早在其“论辩术”中通过对最概括的概念进行对分以寻找下定义的方法。例如，他曾用一个钓鱼人的定义来说明这种方法 ②。这种依靠增加“限定词”进行划分的方法是后来亚里士多德“属加种差”定义方法的前身。

有研究表明，虽然在亚里士多德著作中不可能找到一个与“概念”这一术语相当的名词，但是通观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大致上在两种意义上表述“概念”：第一种是将概念理解为关于对象本质属性的完整思想，即回答“这是什么”的问题。例如，把概念理解为本质知识的表达，或关于存在实质的言辞的定义；第二种是将概念理解为“被思考的东西”，或者，如果所指的是三段论前提的要素，就称为界限、规定性、前提的名词等 ③。这里，不管是在逻辑学还是语言学的意义上，亚里士多德的概念都是作为一种思维抽象，即用肯定或否定的形式把握对象的属性及其种属关系，以确定言辞表达的本质内容。

在中世纪，经院哲学关于“共相”或一般与个别关系的激烈争论，构成了中世纪逻辑学研究的最初的方法论基础。按照中世纪大逻辑学家阿伯拉尔的观点，逻辑的基本问题是关于共相的问题。他认为，共相并不只是无意义的声音，而是具有一定思想内容的所指，它是用来表达从个别事物中抽象出来的相似性和共同性的“概念”。但是，一般性的概念只存在于思维中，它与客观现实并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他甚至说：“通过命题表述的近乎是事物自身具有的方式，而事物并没有被指称出来。”④ 唯名论者奥卡姆虽然用他的“奥卡姆剃刀”摒弃了加诸概念之上的“实体形式”、“本质”、“隐秘的质”等，但他仍然认为共相是有关许多事物的记号，例如声音；并且它只存在于意念和理智当中。他赞同阿维森纳的观点，说：“在理智面前，一个形式关系到众多性，根据这种关系才说共相，因为共相是理智中的意念。”⑤

19世纪末，著名逻辑学家弗雷格在“意义与指称”一文中将语言学中的意义和指称作了划时代的区分。例如，“启明星”和“长庚星”同指金星，但两者的意义不同，因而不是同一个概念。他强调指出，概念或意义并不是简单地等同于语言与对象的指称关系，意义是大于指称的；意义正是概念的意义，人们借助于概念来理解所指称的对象，从而使所指称的对象有了意义。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于1916年提出了语言学上一个著名的观点：一个符号或一个词项是音响形象和概念的结合体；音响形象是所谓“能指”（signifier），概念则是所谓“所指”（signified）。他说：“被称为概念的意识事实是跟用来表达它们的语言符号的表象或音响形象联结在一起的。”⑥他认为，概念的作用正如音响的音节划分一样，是对浑然的经验之物进行划分。

从以上简要的勾勒不难看出，西方概念论的发展史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所谓“共相论”（“本质论”）和“观念论”。即通过对对象一般属性、固有属性和本质属性（即共相）的思维抽象来构造概念的内涵，或以定义的方式寻求充分而必要的条件来满足“对一般概括的渴求”，其结果通常是观念形态的，即把概念看作是存在于理智中的东西。我称这种概念构成为原子论的和线性式的：它主要着眼于单个实体可以分割的属性和特征，并限制和固化这些属性和特征，再用一般名词（声音符号）加以指称；概念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蕴涵式的种属关系或线性递推关系；就单个概念边界来说，它是精确和固定的。然而，这种概念构成实际上存在不可克服的困难。例如，一些词语或概念所指称的诸事物（成员）之间并没有所谓共同的属性或特征，或者说，其成员所具有的属性和特征并不完全相等，它们之间许多时候仅存在着相似性，并组成一定的结构。对于这样的概念又该如何定义呢？

为解决这些问题，奥地利著名语言哲学和逻辑学家维特根斯坦试图以概念网络论取代概念本质论。维特根斯坦在他早期的思想中，通过对语言的哲学分析形成了自己的概念网络说的雏形。在《逻辑哲学论》一书中，维特根斯坦把语言看作是与世界相对应的映射关系；语句或命题只是提供了原子事实的“逻辑图象”或“逻辑形象”。而逻辑图象的共同的部分则构成所谓“逻辑形式”；它与现实或事态的关系仿佛几何学与现实及事态的关系。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力学理论对物理世界的描画，与视网膜对现实的感知一样，是通过“网眼”的方式实现的。“描画世界的不同体系是与不同的网眼相对应的”，但“种种规律，象因果律等，所处理的是网，而不是网所描画的东西”⑦。也即是说，“网”是像纯粹几何学那样的概念化了的东西。我认为，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图像说及概念网络说对他后期思想的形成是有影响的。他后期提出的“家族相似”理论正是基于概念的网络说之上的。因为他在后期代表作《哲学研究》中说得很清楚。他写道，在“语言游戏”活动中，“我们看到一种错综复杂的相互重叠、交叉的相似关系的网络：有时是总体上的相似，有时是细节上的相似”。这里，他以家庭成员具有某些家庭的相似特性来比喻概念之间的相似性，以及由这些相似性所构成的概念之间的网络关系。即所谓“家族相似概念”⑧。

需要指出的是，《逻辑哲学论》一书中德文原文是sachverhalt，照原义应译为“事态”（state of affair）。“事态”这个词的内涵不同于传统上一个个的、基本的“原子”或“属性”⑨，有些类似于后来学者所说的“样例”或“范式”；当人们说到事态的时候，已经是指经验世界中由某些原子事实组成的实体结构或状态，这种结构和状态不仅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概括性，而且具有了整体性和关联性。显然，“事态”一词与“网眼”、“家族相似”概念是有关联的。当然，维特根斯坦的概念论仍然有着原子论的痕迹。正如学者陈嘉映指出的，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论仍然是从“是否具有共同性质”来探讨概念的，而且在他那里，有些概念是家族相似概念抑或所有概念都是家族相似概念，这一点并不太清楚。这些使得他的概念论不足以说明概念自身的结构。倒是日常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奥斯汀的工作比维特根斯坦的工作更近了一步。它表明概念的结构和表征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⑩。

二、从语言的“概念原型”到“语义网络”

对于认知心理学和认知语言学来说，概念的构成是一个认知过程。通过认知，人们很容易清晰地刻画出概念的内部结构。也就是说，概念的形成不只是逻辑学上共同属性的思维抽象，它还是具有相似属性的成员间的概括、归纳和识别的过程。

心理学家e.rosch于1973年在其《概念的内部结构与语义范畴》一文中指出，概念所包括的成员在典型性的程度上是有差别的，其中某些成员的典型性程度高，而另一些成员的典型性程度较低；典型性的水平依赖于该成员与其他成员共有属性的多少。通常，概念形成的刺激维度既不是孤立的又不是单一的，它主要以它的最具有典型性的实例（“原型”）来表征 {11}。这样，原型形成过程也就包括了概括、归纳和识别等认知环节。

可以看出，概念的认知边界是模糊和变动的，概念的形成不是以“全或无”的方式进行的，而且，概念所依据的原型和特征只能发生于认知主体与对象的直接的互动认知活动中。这一点，当代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已经证明，语言起源于人们的互动性的感知体验，它由人们的感知体验，经过范畴化的过程，逐步形成了有关对象的范畴和概念，最后再用语言符号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可以说，只有感知才能有原型；没有感知的原型只能是抽象的属性，或者只是以离析的方式对属性元素的组装。

应当说，认知心理学家和认知语言学家关于概念的原型和特征的研究是对维特根斯坦家族相似说的证明。他们的假设前提是，概念的不同成员间的相似度存在着差异。但是，概念的原型说（还有特征说）同维特根斯坦家族相似说一样仍然没有彻底摆脱原子论的影响。这不仅因为（尤其是）原型说立足于寻找孤立的最佳实例，而且因为其依据原型所作的定义性特征通常被看作是绝对的属性，而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单一属性是在定义某项事物中必不可少的 {12}。与之相反，一种基于网络的概念模型和知识表征模型却可以避免这一不足。

早期网络模型中最著名的是a. collins和r.quillian（1969）的“语义网络模型”。（如图1所示）该模型将语义知识表征为一种由相互连接的概念组成的网络。其中，每个节点代表一个概念，概念间的关系用连线符号连接起来。通过这种复杂的语义和概念网络可以看出，各个概念之间有两类不同的关系：一是子集关系，一是属性关系。重要的是，在网络中一个概念意义是用其他概念来表示的（即不用一集语义基元来描述这些词或概念的意义），而且概念的意义并不局限于它的所谓本质特征 {13}。在此基础上，a. collins和e. r. loftus于1975年进一步提出新的语义网络模型——激活扩散模型。该模型最大的特点在于概念间的关联度是以概念间的连线距离来表示的，而概念的关联度又是依据经验来确定的；在不同的概念组群内部，概念更易于激活与扩散。这表明，新的语义网络模型具有很强的适应性。

随着人工智能中联接主义的复兴，概念的网络化表征得以强化。一个经过训练后对刺激作出准确反应的网络可以获得对应于该刺激的概念。例如，如果一个网络的输入单元用来检测动物的特征，而输出单元用以确定动物的种类，如狗、猫等，那么该网络就能获取关于狗或猫的概念。这一概念不是由某个特定结点来代表，而是由当给出一组典型特征作为输入时出现的一个典型的单元激励模式来表征的。显然，在一个分布式网络上作为结点激励模式的概念表征同传统的概念表征是很不一样的 {14}。认知科学哲学家a·屈森斯在《概念的联结论构造》一文中指出，为了解释概念的显现，需要有一个基于经验的非概念的心理内容的观念；这一观念并不必然涉及概念间的句法关系。所谓“内容”，是指世界的某个方面呈现于主体时所采用的方式；客体、特性和事物以这种方式在经验中给出。而概念的真值恰恰是依据这一“内容”而不是概念间的句法关系构成。同时，概念的内容又依赖于视角的转换，这一转换超越了“任务域”的客观性和普遍性的制约。可以说，正是经验内容的视角转换为人类提供了完整的“认知地图”，这个认知地图是概念联结论的基础 {15}。

与概念的网络结构相联系的是概念的变化取向。因为网络系统本身对信息的处理是并行的和交互式的，它具有非线性、自组织、自适应的动力系统特征。就概念网络来说，概念的形成依赖于网络系统的输入与输出，依赖于概念结点的分布式交互作用。这样，概念与概念之间不仅有着类属关系，而且具有包含关系、占有关系、位置关系、时间关系、因果关系、相近关系等，其动力机制类似于人类神经网络的激活与抑制关系，并具有网络系统的一般特征。因此，当我们用网络来表征概念时，它本身已经蕴含了概念变化的机制。

那么，概念的网络化表征以及与之相近的“框架”、“程式”、“脚本”等表征形式的形成，是否意味着传统有关概念的“定义”表征被完全取代了呢？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中有一种忽视或完全否定概念的“定义”表征倾向。那种试图取消定义的必要而充分条件的观点，似乎成为一种时髦。但我认为这是一种十分偏颇的观点，有矫枉过正之嫌。因为，就其本质来说，概念无非是根据某种共同的属性和特征将部分对象归入某个范畴当中，并用符号形式或名称来指称它们。而要概括对象的属性和特征自然离不开思维的抽象；虽然思维的抽象也不能保证所概括对象之间在属性和特征方面的完全一致性，但至少可以做到大致上相同或相近，这正是概念定义和概念原型得以形成的前提。从联结主义的角度看，局部化（localized）联结图式表明，每一单元都代表某种对象或属性，例如单词识别系统中，每一单元代表了可能在场的特征、字母或单词的一种假定，单元的激活程度表示的是对于相应项目是部分输入的信任程度。离开了局部化的联结图式，那种不依赖于任何加工单元的系统联结很容易被看作是神秘的黑箱状态。事实上，基于联结主义的概念表征和基于规则和形式主义的概念表征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相容的 {16}。

三、从科学理论“整体论”到科学革命的“树干转换”

科学中的网络观最初是与一种科学理论的整体论相联系的。这个整体论即所谓“迪昂—奎因论题（duhem-quine thesis）”。在法国著名物理学家、科学史家皮埃尔·迪昂的论述中，物理学理论始终占据着中心的位置。他的核心观点是，物理学理论是一个整体，其理论中的单个命题或假设不能单独地交付实验检验。他说：“物理科学是一个整体，必须看做一个整体；它是一个有机体，其中单独一个部分不能发挥作用”{17}，“物理理论乃是一个由逻辑上有联系的命题组成的体系，而不是一系列不连贯的力学模型或代数模型。这个体系的目的不是要对实验定律提供一种解释，而是要对它作出描写和自然分类，因而它是整个被接受下来的”{18}。虽然在迪昂的“整体论”中，我们没有看到有关概念与理论的明晰区分，也没有关于概念网络的直接表述，但是他的论述由理论的整体性进入到意义的整体性层面，进而引导人们把理论作为一个整体的意义世界加以理解，并将这个意义世界与经验世界作整体性的对应，而意义世界本身则可以构成一个相互融贯的命题系统或概念系统。这便是不少学者认为迪昂的整体论已经具有了意义或概念网络观的端倪的原因 {19}。

与迪昂的整体论相近，美国著名逻辑学家奎因在《从逻辑的观点看》一书中虽然也承认，“从整体上看，科学既依赖于语言，又依赖于经验”，但他否认在任何场合都可以做出这种区分，也否认任何陈述可以孤立地由某些特定范围内的经验事实来检验。因为，“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陈述不是个别地而是仅仅作为一个整体来面对感觉经验的法庭的”{20}。我们所谓的知识或信念的整体，从地理和历史的最偶然的事件到原子物理学甚至纯数学和逻辑的最深刻的规律，是一个人工的织造物。它只是沿着边缘同经验紧密接触。或者换个比喻说，整个科学是一个力场，它的边界条件就是经验 {21}。“我曾极力主张可以通过对整个系统的各个可供选择的部分作任何可供选择的修改来适应一个顽强的经验……人们觉得这些陈述较之物理学、逻辑学或本体论的高度理论性的陈述具有更明确的经验所指。后一类陈述可以被看作在整个网络内部比较中心的位置。”{22} 相比较而言，奎因的整体论由迪昂的物理学扩展到所有的自然科学学科，甚至包括人文科学在内。他对作为整体的意义理论的阐述，使他的整体论成为“语义学的整体论”{23}。

另一方面，维特根斯坦“家族相似”说对科学史中的历史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学派发挥着影响作用。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指出，对于常规科学来说，其内部所产生的各种问题和技巧类似于维特根斯坦的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不是通过规则和假定而是通过相似和模拟科学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联系起来。换句话说，“各种承诺——概念的、理论的、工具的和方法论的——所形成的牢固网络的存在，是把常规科学与解谜联系起来的隐喻的主要源泉”{24}。可以说，“科学革命就是科学家据以观察世界的概念网络的变更”{25}。美国科学哲学家达德利·夏佩尔用“推理链”或“理由链”的术语直接触及到科学理论中的概念变化问题。他指出：“意义本身并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精确的东西。我们用以理解我们周围世界的概念具有开放性。意义的固定性是科学的障碍，而开放性则是科学动态发展的关键。”{26}从这种开放性的、变动不居的视点，夏佩尔发现科学史上的一些重要概念，其前后变化之间都有一条清晰可鉴的“推理链”。例如，电子这一概念不过是这一术语诸种用法的家族，这些用法是通过推理链联结成“世系—血统（或表亲）”关系的 {27}。

显然，科学哲学家们在谈到科学概念网状化时必然要涉及科学概念变化问题。近二十多年来，许多学者把目光转移到概念变化（亦称“概念转变”）的研究上来 {28}。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库恩在后期思想中认为，范式之间并不是不能跨越的；跨越的前提是所谓类术语或概念的分类系统的转变，即所谓“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认知心理学家m. t. h. chi（1992）提出一种“本体网络论”来解释概念结构与变化。chi等从本体论（ontology）的角度来分析概念结构，指出所有的实体（entity）可分为三个类别：物质（matter）、过程（process）和心智状态（mental state）。分类在本体上的不同是基于下层的概念是否来自相同的属类别归属。（如图2所示）在这里，所有的概念都有它所归属的类别，类别之间是不相容的；概念改变就是改变概念所归属的本体论类别，即跨越本体类别间的概念改变 {29}。当代著名认知科学家萨伽德在《概念革命》一书中探讨了历史上七大科学革命中表现出的实质性的概念变化 {30}。他认为，概念变化涉及实质上概念系统的改变与部分关系的改变。其中最根本的变化类型是主干转换（tree switching）。

我们看到，科学概念变化研究不论是认识论的还是本体论的，都触及到这样的问题：即同样是科学概念，何以相互间有着巨大的差异？为什么一种概念能够向另一种概念转变或跨越？其变化的依据和动力机制是什么？等等。许多学者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学者邱美虹指出，chi的本体概念论比较清晰地揭示出概念变化的具体脉络，且能很好地说明概念变化的动力机制，而萨伽德的概念变化说基本上都还停留在现象的描述阶段。例如，萨伽德的概念变化只是停留于同一本体范畴中，其树干转换虽然有某些经验事实依据，但始终无法上升到本体类别的高度。其“特创论”到“进化论”的树干转换显然不如从本体概念的角度，将这种转换看作是从“物质”（实体）的概念本体树（特创论）向“过程”的本体概念树（进化论）的转换，更有说服力 {31}。

笔者认为，对于概念变化问题的研究应当从人类客观知识的高度，把人类科学看作是一个网络化的概念体系，即将本体论概念类型的划分与跨文化认知和心理类型联系起来，特别是与东西方不同的自然观及认识论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本体论概念类型的划分才不会只是在相对狭窄的“概念域”内进行，也才能实现最大限度的跨越本体的“树干”或“树与树”之间的类的转变。

注释：

① ［加］保罗·萨伽德：《病因何在》，刘学礼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185页。

②④⑤ ［英］威廉·涅尔、玛莎·涅尔：《逻辑学的发展》，张家龙、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4、266-267、343页。

③ ［苏］阿·谢·阿赫曼诺夫：《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说》，马兵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169-170页。

⑥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2页。

⑦ ［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郭英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1-92页。

⑧ 以上几段引文均见［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8页。

⑨ 此观点参见《逻辑哲学论》一书中文版郭英写的“译者后记”。

⑩ 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7-218页。

篇3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左璜（1980—），女，湖南涟源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网络化学习哲学、课程与教学基本理论研究。

互联网的诞生，开创了网络的新纪元，也开启了网络化学习的新天地。伴随着教育技术的文化变迁，网络化学习历经了从电子化学习（e-Learning/Education）、网络电子化学习（Networked e-Learning/Education）到网络化学习（Networked Learning）的流变。已有的网络化学习概念始终无法逃离认识论话语体系和摆脱科学与人文的二元论魔咒，亟待更新与发展。与此同时，借助“网络系统”这一技术媒介，潜藏在社会深处的“网络”关系实质开始显露，实体观念世界逐渐瓦解而重构为无数节点编织而成的网络关系本体世界。于是，引领文化前进的教育世界也开始震荡，阶层式的组织管理结构、线性的教学关系、权威式的教育话语系统……都在崩裂、溃散，而蕴涵着有无相生之道的新型“网络化学习”就在这种秩序与混沌的边缘中开始成形、生长。它承载着促进网络社会发展的文化需要，肩负着知识社会追求与实现民主化的时代使命，内涵在不断拓展。网络化学习自身的发展内在地要求我们去重构其概念，从而深化其发展。

一、网络化学习概念的历史嬗变及其批判

“网络化学习”的诞生与网络技术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追随着技术及其文化发展的步伐，与教育教学理论和组织机构文化活动相交融，网络化学习演绎出从学习钟情技术到拥抱技术，再到与技术融合的精彩历程。它始终以实现理想的教育为价值追求，然而却因与生俱来的技术化基因而囿于主体与客体、人与物二分的思维模式，导致已有网络化学习概念始终束缚在认识论话语体系之中，难以有更大的发展。

（一）网络化学习概念的变迁

1. 电子化学习（e-Learning/Education）：学习钟情于技术

随着因特网（Internet）的诞生，基于网络的学习方式（Internet/Web-Based Learning）迅速形成与发展，并同之前发展较为成熟的计算机辅助学习/教学（Computer-Assisted Learning/Instruction）以及远程教育（Distance Learning）结合，共同哺育起了电子化学习（e-Learning/Education）。

关于e-Learning的定义，众说纷纭，难成定论。归纳起来，大致存在两类观点：第一类观点主要从教育的立场出发，将“e-Learning”视为一种有别于传统学习的新兴学习方式。如2000年度的《美国教育部教育技术白皮书》中将“e-Learning”定义为一种受教育的方式，包括新的沟通机制和人与人之间的交互作用。[1]第二类主要观点是从技术的立场出发，将“e-Learning”看作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比较典型的代表是：2005年，英国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给“e-Learning”的定义是：“在各种学习包括弹性学习和远程学习中运用技术，以及将信息通信技术（ICT）作为个体与群组之间交流与传播的工具，从而支持学生和促进学习管理。”[2]不管出于哪种立场，也不管将“e“看作是因特网还是电子化或数字化的符号代码，“e-Learning”所表征的只是技术与学习的初遇阶段，技术以高速、及时、方便交流等魅力点吸引着学习，以至于学习常常忘却自我的本真，努力去趋同技术，故有学者将此命名为“教育技术化“阶段。

可以说，当学习与网络技术初相遇时，网络化学习寄身于“电子化学习（e-Learning/Education）”这一隐喻上。它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以Web1.0网络技术为平台，以集中式网络为组织结构。受技术工具论的影响，技术始终徘徊于学习世界的门外，且因技术的辉煌而导致的技术决定论立场，使得学习开始极力倾情于技术。于是，教育人士纷纷投身于学习技术的开发与设计之中，而所执的知识观、学习观与教育观却未见有本质上的变革，主要采用的学习方式依然是内容驱动的（Content-Driven）。在这样一种学习方式的支配下，学习资源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一系列知识和这些知识的潜在价值之间的媒介物。特朗坦（Trentin， G.）将此种方式描述为教育媒介中心式（如图1所示）。

图1 教育媒介中心式的电子化学习[3]

2.网络电子化学习（Networked e-Learning/Education）：技术拥抱学习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参与、展示和互动”为主要特征的第二代网络——“Web 2.0”诞生了。可以说，此前的Web 1.0仅仅是一个式媒介，而Web 2.0则是因特网技术应用以来的一次社会性变革。[4]此时，以扩充和传播信息为主、被动接受知识观占主导地位的电子化学习（e-Learning/Education）逐步转化为以信息的交流和互动为主、共同创建知识观占主导地位的网络电子化学习（Networked e-Learning/Education）。2002年，英国经济社会研究委员会（Economic &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ESRC）了一份高等教育的网络化学习宣言，其中将“Networked e-Learning”定义为借助信息通信技术，学习者可以与他人（包括其他学习者、教师、指导者、图书管理员以及技术助理等人）进行沟通，并共享丰富的信息资源这样一种学习情境和背景。在网络化学习中，学习者本人也是学习资源和各种信息的开发者。[5]可以看到，网络电子化学习（Networked e-Learning/Education）比电子化学习更强调互动，因而将“网络”这一根本性的社会性特征表现出来了。这一时期的网络化学习逐步迈向了“技术教育化”的阶段。

网络电子化学习（Networked e-Learning/Education）以Web2.0网络技术为平台，以非集中式网络为组织结构，支持和开发的学习方式已经开始转向用户驱动式（User-Driven）。在这种学习方式中，学习资源所扮演的角色则从媒介物演化为学习者个性化学习环境的组成部分，而学习者本人为自己创造合适的学习环境中主体角色得以凸显。特伦坦将这样一种网络化学习描述为学习者中心式（如图2所示）。

图2 学习者中心式的网络化电子学习[6]

可见，在学习寄情于技术后，技术很快便捕捉到了学习，尤其是社会性学习的特性，并迅速作出回应，以至于这一时期的网络化学习努力开发与拓展适合于社会性学习的技术与平台。与此同时，认知建构主义理论、情境学习理论等的提出，也促使了网络化学习开始将目光转向学习主体和主体间，发展起以协作、互动、自主为基本特征的新一代网络化学习形态。

3.网络化学习（Networked Learning）：学习与技术融合

如果说Web 1.0是以门户网站为中心，Web 2.0是以个人为中心的话，那么Web 3.0则是以服务为旨归的第三代网络系统。Web 3.0不仅是服务导向的架构，更是智能化的。有专家宣称，Web 3.0将实现和拓展“语义网”的概念。[7]这就意味着，未来的计算机软件将能进行逻辑推理，真正实现智能人的身份。模块式网络应用以及不断发展的计算机图解计算能力将成为网络继续进化的核心技术动力。[8]基于这样的技术理念，比蒂（Beaty， L.）等人认为，之前强调网络关系性的Networked e-Learning是时候将“e”去掉了，因为“联通性”作为网络化学习特殊而重要的教育学特质是更为重要的。[9]字母“e”的舍去并非是要取消电子信息技术对教育的作用，而是希望能将大家偏向技术的注意力拉回教育学领域。正如比蒂等人所表明的，“网络化学习的概念更新不仅仅是因为以联通性和知识共建为基础的教育学，也是表达了一种寻找支持和提升网络质量机会的向往，当然也考虑到了关系性对话与批判性反思的重要性”。[10]

随着网络技术理念的发展，原初仅限于技术层面的网络化学习不断超越自身，牵动了内在于社会世界中的“网络”关系本质，从而催生了更深层面的网络化学习（Networked Learning）。它促使技术与学习（文化）走向相互融合创生的新阶段。技术与学者不再分离或对立，也不只是辩证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共谋关系。这个意义上的网络化学习以分布式网络为系统结构，强调知识的共建与共享，倡导网络协作式学习（Network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特伦坦对这样的网络化学习中所蕴含的新型师生关系进行了描述（如图3所示）。

图3 网络协作式的网络化学习[11]

事实上，这种以Web3.0技术为基础的网络化学习所持的学习本质观也在网络化。西蒙斯（Siemens， G.）曾指出，网络化学习中的“学习是建立网络的过程”。[12]与此同时，随着教育文化自身的不断发展，超越制度化的学校教育、“探索能够增加每个人的机遇的各种教育网络（Educational Webs）”[13]成为必然诉求。如果说，学校化教育是前工业主义和工业主义发展的时代产物，那么信息主义（后工业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会是什么呢？新网络时代的文化与人整合存在的方式又将是什么呢？面对这些问题，已有的网络化学习概念显然有些难以驾驭，需要我们予以重构。

（二）网络化学习概念的批判

回望网络化学习的进化之路，网络技术在催促学习自身发生变革的同时，也不断更新自我以适应和紧跟学习文化的步伐。然而，深层审视，发现已有的网络化学习概念均未能摆脱认识论的桎梏，更没有逃离文化与技术的二元论魔咒。

1. 囿于认识论话语体系中

我们看到，不管是视网络化学习为一种有别于传统学习方式的新学习方式，抑或是一种智能化的学习工具，也不管是将它看作新的学习资源环境，还是教学关系世界的延展，终究都未能逃离认识论的话语体系。首先，作为“一种全新的学习方式”，[14]网络化学习本质上是一种采用新的技术工具、利用新的学习条件、改善教学关系，从而促进学习的另类途径而已。因而，无论网络（媒体）怎样变幻，它始终承载的是认识的对象，不管学习课件（网站）开发得多么方便、易操作，它仍旧是认识的工具，而这一切又都倚赖于认识主体的活动——学生的学习活动。如此看来，网络化学习本质上就是一种认识手段，一种智能的认识工具。其次，随着因特网的不断发展，已有的学习时空被虚拟世界所超越，从而使网络化学习发展为一种全新的学习资源环境。当它被视为学习资源环境时，它超越了仅作为学习方式或手段、工具或方法的层面，吸纳了信息技术、媒介素养等丰富的学习内容，拓展了已有的学习目标。即便如此，网络化学习依然是为学生的学习活动服务，最终指向于帮助学生达成学习目标，实现学习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已有的网络化学习本质上并没有完全脱离认识论话语体系，只不过是从过去作为具体的认识方式转变成了为认识活动服务的资源环境。

2. 陷入技术文化二元困境中

不可否认，在当今时代，技术就像是一个神话，它帮助人们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梦想，以至于整个教育世界都开始震荡！过去建立在单向度线性思维基础上的教育模式，在技术发展的推动下开始崩塌，进而发展起了以网络技术为基础的非线性学习方式，即网络化学习。再次回望网络化学习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人们对它的认识被牢牢锁定在笛卡尔的魔咒之中，始终都无法逃离技术（科学）与学习（文化）的二元对立。首先，从以门户网站为中心的Web1.0到以个人为中心的Web2.0，再到以服务为目标的Web3.0，伴随着宽带有线接入技术到无线接入技术的发展，P2P、网格计算技术的出现，以及物联网的兴起，等等，网络化学习也在不断地进化。显然，技术在促进甚至决定着网络化学习的发展。于是，虚拟大学的兴起使得某些激进决定论者提出，未来的本土大学将由在线的网络化学习完全取代，保守一点的决定论者则提出，大学要想成功地将技术应用于教与学的话，那当前的实践还需要作更多的调整。[15]这样的技术价值观使得网络化学习的发展关注的焦点着力在学习技术（教育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上，却缺乏对学习目标、内容与方式的深刻反思，以至于在现实中常常出现“技术是很现代化的、学习则是十分传统的”这样的尴尬局面。其次，随着技术决定论其局限性的暴露，人们开始反思并调整对技术与学习关系的认识，转而将重心移至“学习”文化上。基于这样的认识，网络化学习就被定义为运用技术来支持与促进学生学习的活动。这一观念继续深化便易堕入技术“工具理性”的陷阱中。霍克海默（Horkheimer， M.）曾经指出，如果理性本身开始工具化，它便具有一种实质性，变得盲目，成为恋物和有魔力的实体，而不是理智性的经验。[16]在这种技术价值观的指引下，网络技术会被简化为一种实体工具。于是，网络化学习又开始回归学习活动本身，倡导走向学习技术化。然而，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技术与网络正在重塑人的大脑，也在深刻地改变着社会。海德格尔（Heidegger， M.）也曾指出，某个特定时代，人与其说是利用技术，不如说是为技术所用。因而人本身成了技术体系的职员、附属、辅助，甚至是它的手段。[17]因此，对实体技术观或技术决定论的批判又滑向了其对立面，强调学习对技术的支配和绝对支配权。一言以蔽之，已有的网络化学习发展陷入在技术与学习（文化）这一钟摆运动之间，或致力于网络化学习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上，或聚焦于网络化学习观念的更新与方式的变革上。

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网络化学习在不断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却又始终对源生的网络化学习眷恋不已，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悖论。对此，威斯勒（Wissler， C.）曾指出，“文化是由人类的反思性思维发展出来的积累性结构。”[18]基于这样的认识，作为一种特殊文化，“网络化学习”自身的发展与繁荣迫切需要我们予以反思，首要的是对其进行概念的重构。

二、网络化学习概念的词源考辨及其重构

随着技术与学习的不断融合，网络化学习不断超越作为手段的技术本身而发展为整合人、技术与文化的重要媒介。同时，随着网络与人们生活关系的日趋紧密，网络化学习已显示出逐步逃逸认识论话语体系而转向关注人们学习生命存在的本体论视域。一种本体论转向昭然可见。事实上，在网络化学习的深处还隐藏着一个基本的存在问题，那就是“只有在网络化学习中才存在的那个存在者的存在方式是什么？”尽管网络化学习的具体表征多种多样，英文表述包括“e-Learning”、“Networked e-Learning”、“Web-Based Learning”等，中文术语包括“电子化学习”、“数字化学习”、“虚拟学习”、“网络学习”等，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表述，归根结底，它们都源自两个基本概念：网络（Network）和学习（Learning）。因此，对“网络”和“学习”的理解与阐释不同，使得“网络化学习”的涵义也会有所不同，进而“网络化学习”的所指亦随之变得愈来愈丰富。

（一）“网络”的词源考辨

当前，只要一提到网络，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互联网（Internet）和万维网（WWW）。诚然，这些技术型网络是我们当前所熟悉并应用着的主要网络形态，但它们绝不是全部。“网络”概念的范畴并不限于互联网或万维网，它的含义更广、更深。

1. 词源考察

从词源学上讲，中文的“网络”一词来自于古汉语中的“网”，“网”、“络”同义，后复合成一个词。《说文解字》中分别将“ ”解释为“庖犧氏所结绳以田以渔也。……凡网之属皆从网。”[19]而释“ ”为“絮也。今人联络之言，盖本于此。……一曰麻未沤也。”[20]《现代汉语词典》把“网络”一词释为“①网状的东西；②指由许多互相交错的分支组成的系统……③由若干元件、器件或设施等组成的具有一定功能的系统。”[21]显然，这样的释义过于简单，也难以全面反映当代科技的成果，完全忽略“网络”概念演绎变化的历史。

而在英语中，“网络”有多个对应的词，按照通用义的外延大小依次为Net、Web、Internet和Network。其中，按照《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的解释，Net作名词时表示网及各种网状物；作形容词表示净得的，纯的；而作动词时则指净赚或捕获等意。[22]显然，它离常用的网络概念涵义甚远。而Web本意指蛛网，后引申为网状物及错综复杂的事物或网络等，近年来用于指网页这一新事物。[23]可以看出，只能作为名词的Web要与目前所讨论的“网络”一词等同，也是很牵强的。至于专指互联网的Internet，仅仅能指代技术层面的网络的一种特殊类型。而“Network”的含义较之前三者都要更为宽广。它有三层意思，其一是作为名词，不仅指大家一般所认为的互联网，还指网状物以及非正式联通起来的人群或组；其二是作为及物动词，主要指的是连入网络或以网络的形式覆盖或联播；其三是作为不及物动词，表示的是正在网络化的过程。[24]进一步考察会发现，“Network”是一个组合词，由“Net”和“Work”组合而成，前者可指称一种新型网状结构，为我们描绘出一幅静态的社会文化图景，后者则指“活动”或“起作用”，是内含人类感性的物质活动与理性的认识活动的“实践”，它为我们揭示出动态的富有生命力的社会文化景象，二者相互交织形成了当前社会性世界的根本特性。由此可见，“网络（Network）”一词已然超越实体性名词的范畴而发展成为了系统性、文化性的概念。

2. 概念辨析

根据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大致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理解已有的“网络”概念：技术层次、社会文化层次和哲学层次。技术层次的“网络”（Network， Web， Internet）包括各种网状系统，例如交通网、通信网、传播网，等等。广义的“网络”主要包括计算机网络、卫星通信网络和电信通信网络；而狭义的“网络”则特指计算机网络。当前，狭义的“网络”更直接的就是指国际互联网（Internet）。

社会文化层面的“网络”，主要指的是以Cyber-Space、Cyber-Culture等为代表的社会关系与文化形式。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互联网或各种网络系统不仅仅是一种技术集合体，更包含着一整套新型的技术制度、文化形式以及价值观念，乃至改变了整个社会结构形态。因而，网络不仅仅是连接了技术，延伸了空间与时间，更重要的是连接了人类、社会与组织。它是人类社会结构分化与整合至现代的产物，它变革了已有的社会结构和系统。它是人们互相交流、经营生意和分享见解的地方，而绝非独立于人而存在的神秘的实体。[25]在社会文化层面的“网络”完全超越了技术层面的“网络”，进而全面变革时间、空间与社会结构，跨入社会互动和社会组织的纯文化模式之中。[26]

第三个层面则是哲学层次意义上的“网络”。事实上，已有不少学者开始立足于从哲学的高度来考察“网络”，如迈克尔·海姆（Michael， H.）探讨了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马克·波斯特（Poster， M.）所研究的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之信息方式，等等。这是“网络”在哲学层次上的第一层含义。此外，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开始了“非实体主义”转向，从柏格森（Bergson， H.）的创造进化论、怀特海（Whitehead， A. N.）的过程哲学与有机体论到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此在，再到哈贝马斯（Habermas， J.）的交往行为理论，无不把矛头指向传统形而上学的实体主义，批判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非实体主义”将传统形而上学中附属于实体的关系、环境、场所颠倒为先于实体的存在，因而，关系成为了普遍存在的基础，而“网络”正是复杂关系的终极表征。相对而言，在中国哲学史上，“关系（‘连’）或许比实体更为基本。”[27]尤其在中国的古代哲学中，《周易》、道家和大乘佛学都蕴含着一种非实体主义精神，《易经》八卦完全可视为一个网络巨系统。总的来说，中西方哲学的发展都指向于回归关系，回归物质、信息、技术与人类的普遍联系，这就是“网络”在哲学层面的第二层含义。

当上升到形而上的层面来理解“网络”的本质时，拉图尔（Latour， B.）的事物为本哲学（Object-Oriented Philosophy）揭示了作为本体存在的“网络”。在拉图尔看来，事物的本质是一种内涵历史性与发展性的“关系质”，它用“行动者”概念来指称。所有的“行动者”都凝结在不断抗争、磋商、妥协以及温情关爱等形成的网络之中。一旦网络具有了实存性，它便拥有了时空。从空间维度来看，网络建构在自然与社会的混合本体论之上，它是异质关系的实在，是功能性的聚合体。从时间维度来看，网络则总是处于变形、转译与转换之中。通过转译，行动者与行动者联系并链接起来以形成更强大的网络。换言之，只有在关系中才能获得对网络的认识。事实上，当网络动起来时，就要求我们采用动态的视角去追踪行动者，因此，与其说网络“是某种需要被解释的东西”，“不如说它是帮助我们开展描述工作的一种工具。”[28]可以说，“网络”在哲学第三层面上的含义就是融本体、认识和方法为一体的整体主义“网络”概念。

（二）“学习”的词源考辨

尽管学习一词随着知识型社会的产生，在教育领域甚至社会领域中使用频率越来越高，但要给学习下一个统一而明确的定义却是相当困难，因为不同的哲学观、认识论取向乃至价值观念都会形成不同的学习观。可以说，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个体或群体那里，学习的定义都是不同的。

1. 词源考察

从词源学角度来考察，英语中的学习指涉Learn和Study这两个词。Learn （学）与Teach两词同源，派生自中古英语lernen，源自盎格鲁—撒克逊语的Leornian，词干lar，词根为Lore。Lore的原意为Learning或Teaching，现在则指所教内容，特别是指传统事实与信念。可见，Learn是与教学内容相联的。[29]另外，日耳曼语系中表示教学的词语，如德语的Lehren、荷兰语的Leeren和瑞典语的L？觟ra等，均与Learn的词源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学（Learn）与教（Teach）在词源上有密切联系。而Study，则源于古法语Estudie衍生的中古英语Studie。古法语的Estudie源于拉丁文名词Studium及其动词Studēre，其动词意义为渴望、学习，有尽心尽力地去学习和实践的意思，其名词的意义是知识的应用（Application to Learning）。因此今天，Study主要指涉一种具体的学习探究（Learning）活动，比如学习某个科目，某个具体的学习科目，在某个学科中进行一项研究等。[30]

在汉语中，“学习”包含着“学”、“习”与“学习”三个概念。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中将“学”释为“ ，觉悟也。兑命曰，学学半。其此之谓乎。按兑命上学字谓教，言教人乃益己之学半。教人谓之学者，学所以自觉，下之效也。教人所以觉人，上之施也。故古统谓之学也。”[31]由此可见，从词源上说，“学”与“教”同为“斅”。而“习”为“ ”，“数飞也。从羽。引申之义为习熟。”[32]与学之连用，应始出于《论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如此一来，词源的考察结果显示，“学”与“教”本是同源。

2. 概念辨析

随着学习文化的积累与发展，学习一词有着不同层面的指称。泛义上，学习指有机体即动物与人类的学习活动。广义上的学习则指人类的学习活动。狭义上，学习指在校学生不同阶段的学习，分为幼儿园学习、小学学习、中学学习、大学学习、研究生学习等。更为具观的层面上，学习则特指以某一特定内容为对象的学习活动。同时，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对学习展开研究，其所获得的学习本质理解又是丰富多彩的。一般来说，大致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理解“学习”的概念：个人认知的微观层次、社会文化的中观层次、生命存在的形而上层次。

首先，个人认知层次的“学习”主要交由心理学学科来展开研究。在这一微观层次，人们对学习本质的认识出现了“经验获得—行为变化说”、“信息加工说”、“功能说”、“认识说”、“活动说”、“求知说”、“效应说”和“内化说”等。[33]基本上，它沿着从外到内，从简单到复杂，从“行为主义”到“认知主义”再到“建构主义”的路线逐渐推进对“学习”本质的认识。当然，随着心理层面再往上推，生物学也能对学习展开研究。尤其是近年来，随着脑科学的飞速发展，揭开“人脑”之谜为学习的生理机制研究带来了新的曙光。

其次，社会文化层次的“学习”本质主要是在人类学以及文化学等学科视角上来进行考察。已有的人类学研究表明，“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没有一种特殊的‘学习’，只有根据文化背景的差异而不断变化的参与性实践活动；或者，换一种说法，即日常生活中的参与是在实践中改变理解的过程，即学习”。[34]这样一种对学习的认识是建立在如下基本假设之上的，“学习是在社会世界中的存在方式，而不是打算认识它的方式。学习者，如同观察者一样更为普遍地既投入到他们的学习与境中，也投入到这些与境得以产生的更广阔的社会世界中”。[35]总的来说，“学习的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 of Learning），信奉“学习即社会参与”（Learning as Social Participation）的隐喻，认为学习就是主动参与社会群体的实践，并建构与实践共同体有关的身份（Identities）的历程。

最后，在哲学视域中，学习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得以彰显。“‘学习’的本质是人们在实践中自觉地不断地通过多种途径、手段、方法获取知识并内化为自身素质和能力的人的自我改造、发展、提高和完善的过程，是使人成为主体并不断增强主体性的过程。”[36]与人的主体性及其主体意识相联系，哲学意义上的“学习是人类自身再生产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人类个体和人类整体的自我意识与自我超越”。[37]当上升到形而上的层次来理解“学习”的本质时，拉图尔指出，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视野中，“任何变化，包括通过关系互动后出现的新观念、创新、行为变化、改革等等，并以盘根错节的各种网络得以表征，都是学习”。[38]因此，在本体意义上，学习不单单是个人的认知心理过程，也不是简单的社会成就，而是一种网络效应，是自然与社会要素网络化的结果。具体而言，哲学层面上的“学习”也包含着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形式，“学习”主要是围绕着“知识”而产生的各种力量关系编织的网络，是未来人与世界优化生命的基本形式，这是本体意义上的“学习”；第二，学习网络得以建构必须借助各行动者的转译，而这些转译的过程也是一种学习，它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学习”；第三，具体到围绕某一个体的知识创造、传播与消费过程来说，学习还是一种方法，它要求在行动者之间的合作与活动基础上来展开。

（三）“网络化学习”概念重构

基于上述对“网络”、“学习”两个基本概念的考察与分析，“网络化学习”所形成的丰富而立体式的内涵就开始若隐若现了。当然，“网络化学习”并非是“网络”与“学习”的简单相加或并列。必须说明的是，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化”加在名词或形容词之后构成动词，常用来表示促使某对象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39]“网络化”除了包含着已有“网络”的含义之外，更为强调和突出“网络”的动态性、过程性与方法性。鉴于这样的认识，从上述的“网络”概念三层次以及“学习”概念三层次出发，“网络化学习”至少也包含着三个基本层次的含义。

首先，技术层面的“网络化学习”指的是通过“网络”展开的学习。在此，网络就是作为一种技术工具，用以促进学习，进而形成一种新兴的学习方式。由于“学习”又包含着至少三个层面的内涵，这一层面的“网络化学习”也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具体而言，在个体认知的层面，技术（包括网络）常常被视为一种认知工具，例如乔纳森（Jonassen， D. H.）在其编纂的《教育通信与技术研究手册》（Handbook of Research for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一书中，专章论述了计算机作为认知工具的理论与实践。[40]当然，将技术（网络）视为认知工具的还大有人在。一方面，它十分强调在学习过程中为学习者提供各种学习工具，“因而在学习系统的设计中，也更为注重网络作为认知工具的设计”。[41]另一方面，它深入学习个体的认知加工过程来研究技术所造成的影响，计算机、网络被视为学习者的思维工具从而促进其学习活动。在社会生活层面，网络技术就是一种促进学习者个体与个体、学习个体与群体以及学习群体与群体之间互动、交往与沟通的工具。基于此，目前的网络技术正努力朝着“促进个体社会往”的方向发展，由此也导致了传统的师生关系、生生关系的彻底颠覆，如贝蒂（Beaty， L.）与霍华德（Howard， J.）所指出的，网络化学习所带来的变革中，“最核心的莫过于师生关系本质及其角色与职责的变革”。[42]尤其是，虚拟社区的蓬勃发展，更体现了网络化在社会层面对学习的影响和作用。在形而上层面，技术（网络）则深入人们的观念之中，表征为工具理性的渗透与侵蚀，它能影响着学习者的行为方式、内容选择和价值定位，等等。在此，技术（网络）是价值中立的，而人则成为了主宰技术的主人，殊不知这也为技术反戈、控制人埋下了祸根。

篇4

1网络管理系统的意义

计算机网络在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相应地,网络故障所带来的损失也是十分惨重的。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LAN每停顿一小时,在“Fortune1000”之列的公司的损失将超过30,000美元。1990年1月,AT&T的长途电话网崩溃了9个小时,造成的收入损失达六千万至七千万美元。为了保障网络系统的正常运转,有效发挥网络的作用,提高生产效率和服务质量,网管系统近年来已经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和学术研究的重点。任何一个网络系统,在投入运行之后,由于设备停运、通信链路中断、人为误操作或者遭受攻击等各种原因,难免会出现一些故障而使网络发生中断,无法提供正常的服务。为了把网络故障带来的损失降低到最小,必须以某种办法对网络的运行状况进行监视,及时发现所发生的错误,并尽快定位、排除它。而网络规模的扩大及其构成的口益复杂,使得单纯依赖人工管理的办法不再适用。所以,网管系统的使用是网络正常运营的必然要求。

人工管理网络系统受到时间和地理位置的限制,而网管系统可持续不断地对网络系统进行监视,自动的信息收集和整理,比人工方法更全面,效率更高,使网络管理员可以在更高的层次上对网络状况进行分析,及时地了解并处理网络故障,提高网络管理的效率,也使大规模或者跨地域的网络管理成为可能。而且,自动化程度高的网管系统,管理员可越少,这样便降低了成本。此外,网管系统可以集成众多专家的经验,对各方面的网络问题进行分析给出易于理解的报告。因此,网管系统是以较少的费用即可获得较好的结果的管理活动,同时,好的网管系统也便于使用,大大降低了对网络管理人员的要求。

随着服务意识的加强,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商之间签订服务水平协议(ServiceLevelAgreement)的情况越来越普遍,无论使用户还是服务提供商,都需要通过适当的工具来监视网络运营参数及其使用情况,前者可以藉此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公平付费,后者则借以对网络资源作及时的调度和调整,为用户提供最佳服务而获得更好的效益。网络管理系统无疑是寻找两者最佳平衡点的最佳手段。另外,网管系统通过分析所收集的多种参数信息,可以很方便地展示网络运行和使用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为未来网络的规划和升级提供决策参考,以设计出更为合理的网络体系架构。

2网管系统的基本概念

计算机网络是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发展和结合的产物,它是由一组计算机和其它终端设备通过通讯子网互相连接,实现相互的通讯和资源共享的系统。主要包括网络工作站、网络服务器、局域网交换设备、网络互连设备、传输设备、网络外部设备和网络软件等几个部分。网管系统是指初始化并监视一个活动的计算机网络,收集网络系统中的信息,然后作适当地处理,以便诊断问题,控制或者更好地调整网络的一系列操作。其目的是为了提高网络效率,使之发挥最大效用。

篇5

由系统管理员管理的结构化计算机环境和只有一台或几台孤立计算机组成的计算机环境的主要区别是服务。这种只有几台孤立计算机的典型环境是家庭和那些很小的非技术性的办公室，而典型的结构化计算机环境则是由技术人员操作大量的计算机，通过共享方便的通信、优化的资源等服务来互相联结在一起。当一台家用电脑通过互联网或通过ISP 连接到因特网上， 他就是使用了ISP 或其他人提供的服务才进入网络的。

提供一个服务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把硬件和软件累加在一起，它包括了服务的可靠性、服务的标准化、以及对服务的监控、维护、技术支持等。只有在这几个方面都符合要求的服务才是真正的服务。

1 服务的基本问题。

创建一个稳定、可靠的服务是一个系统管理员的重要工作。在进行这项工作时系统管理员必须考虑许多基本要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设计和开发的各个阶段都要考虑到用户的需求。要和用户进行交流， 去发现用户对服务的要求和预期，然后把其它的要求如管理要求等列一个清单，这样的清单只能让系统管理员团队的人看到。

服务应该建立在服务器级的机器上而且机器应该放在合适的环境中，作为服务器的机器应当具备适当的可靠性。服务和服务所依赖的机器应该受到监控，一旦发生故障就发出警报或产生故障记录清单。

作为服务一部分的机器和软件应当依赖那些建立在相同或更高标准上的主机和软件，一个服务的可靠性和它所依赖的服务链中最薄弱环节的可靠性是相当的。一个服务不应该无故的去依赖那些不是服务一部分的主机。一旦服务建好并完成了测试， 就要逐渐转到用户的角度来进行进一步的测试和调试。

1.1 用户的要求。

建立一个新服务应该从用户的要求开始，用户才是你建立服务的根本原因。如果建立的服务不合乎用户的需要，那就是在浪费精力。

搜集用户的需求应该包括下面这些内容：他们想怎样使用这些新服务、需要哪些功能、喜欢哪些功能、这些服务对他们有多重要，以及对于这些服务他们需要什么级别的可用性和技术支持。如果可能的话，让用户试用一下服务的试用版本。不要让用户使用那些很麻烦或是不成功的系统和项目。尽量计算出使用这个服务的用户群有多大以及他们需要和希望获得什么样的性能，这样才能正确的计算。

1.2 操作上的要求。

对于系统管理员来说， 新服务的有些要求不是用户直接可见的。比如系统管理员要考虑到新服务的管理界面、是否可以与已有的服务协同操作，以及新服务是否能与核心服务如认证服务和目录服务等集成到一起。

从用户期望的可靠性水平以及系统管理员们对系统将来要求的可靠性的预期，系统管理员们就能建立一个用户期望的功能列表，其内容包括群集、从属设备、备份服务器或具有高可用性的硬件和操作系统。

1.3 开放的体系结构。

有时销售商使用私有协议就是为了和别的销售商达成明确的许可协议，但是会在一个销售商使用的新版本和另一个销售商使用的兼容版本之间存在明显的延迟，两个销售商所用的版本之间也会有中断，而且没有提供两个产品之间的接口。这种情况对于那些依靠它们的接口同时使用两种产品的人来说，简直是一场恶梦。

一个好的解决方法就是选择基于开放标准的协议，让双方都能选择自己的软件。这就把用户端应用程序的选择同服务器平台的选择过程分离了，用户自由的选择最符合自己需要、偏好甚至是平台的软件，系统管理员们也可以独立地选择基于他们的可靠性、规模可设定性和可管理性需要的服务器解决方案。系统管理员们可以在一些相互竞争的服务器产品中进行选择，而不必被囿于那些适合某些用户端应用程序的服务器软件和平台。

在许多情况下， 如果软件销售商支持多硬件平台，系统管理员们甚至可以独立地选择服务器硬件和软件。

我们把这叫做用户选择和服务器选择分离的能力。开放协议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场所，并激起销售商之间的竞争，这最终会使我们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