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3-07 14:5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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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的自然科学传统深远流长。从19世纪后半期,在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生理学和化学的的影响下,心理学蓬勃发展,最后终于以冯特(Wundt,1832—1920)在莱比锡大学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标志心理学正式独立,到现在世界各地心理学越来越普及,并与其他学科相结合,派生出很多新学科,心理学一直在自然科学理论及研究方法的陪伴与影响下发展。
一、自然科学与心理学的成长相伴
(一)物理及数量方法对心理学的促进
古希腊时期哲学和自然科学混为一体,其中的心理学思想已经受到其他自然科学思想的影响。其实早在公元前四百多年到公元前三百多年期间,以德谟克利特为代表的原子论者即已奠定了以物质现象解释心理活动的基础。15世纪后一段时期科学研究风行一时,伽利略(Galilei,1564—1642)、开普勒(Kepler,1571—1630)、牛顿(Newton,1642—1727)等人在机械运动研究方面成绩卓越,特别是牛顿力学理论得到普遍承认。笛卡尔(Descartes,1596—1650)的反射论中机械力学观点更是彻底,他将人的身体看作一件自动机器,脑是控制中枢,肌肉是引擎,各种器官是活门和机件,生命现象归结于机械运动,机体活动不是精神支配的结果而是对刺激的回应。19世纪生理学家韦伯(Weber,1795—1878)发现了“恰可辨认的差异”,用系统的实验方法研究各种形式下的感觉阈,寻找心理量(感觉)与物理量(刺激)的关系,并用数量关系把它表示出来,创造了心理学史上第一个定量法则韦伯定律。物理学家费希纳(Fecher,1801—1887)在韦伯的工作基础上,进一步论述身心之间,或外界刺激与心理现象之间的数量关系,提出在心理学界人人皆知的韦伯—费希纳定律,创造了心理物理学。
(二)生物学、生理学及化学对心理学的影响
心理活动是脑的高级机能,是生物体的生命现象,故心理学的发展进步必然与生物学、生理学的发展进步相联系。达尔文(Darwin,1809—1882)的科学进化论影响深远,对心理学的影响也甚为广泛。19世纪,心理学的基础学科—生理解剖学发展迅速。以贝尔(Bell,1774—1842)为代表的对神经冲动和传导的研究,和弗卢郎(Flourens,1794—1867)关于脑生理的研究,为理解人的感受和运动过程打下了重要基础。19世纪后期,生理学家发现了神经冲动的电性质,并测出了神经冲动的传导速度,使心理学家认识到心理过程是可以进行实验和测量的。颅相说及后来的大脑机能统一说,与布罗卡言语中枢、感觉和运动中枢的发现一起,使心理是脑的机能成为共识。
(三)计算机科学等现代科学技术及原理对心理学的促进
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尤其是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成就对认知心理学的产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信息论是一门用概率论和数理统计方法研究信息量度量和信息分析、信息编码、信息处理、信息传递及信息变换规律的科学。认知心理学者借用信息论中信息输入、过滤、衰减、存储等过程模式。自动调节控制系统中反馈系统促进达成有效的控制的思想被心理学家所接受。而从系统理论来看,人处于物理,生物、社会三大系统的交叉处,具有开放性、动态性和主动性,决定了人心理活动的系统性和复杂性。
二、自然科学对现代心理学的促进及展望
我们看到心理学几乎是从萌芽时期起,一路走来,离不开自然科学的一路相伴,自然科学的进步总是对心理学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总的来说,自然科学对心理学做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贡献:
(一)促进心理学的独立
一般把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建立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作为心理学独立的标志,把在这之后的心理学称为现代心理学。心理学在独立之前主要作为灵魂学说依附于哲学,受一些其他自然科学思想的影响,心理学逐渐摆脱泛灵论和宗教神学的束缚,有了实证研究思想,为心理学走上自然科学的道路埋下种子。冯特正是从物理、化学、生物中得到启示,把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运用于心理学,建立了标志心理学独立的实验室。
(二)促进心理学研究方法的改进、研究工具的改良
心理学领域的众多理论进步,都离不开研究方法的改进,研究工具的改良。而无论是历史上有名的斯金纳箱,还是当今的眼动仪、生物反馈系统等,包括心理学研究中最常见心理量表,都不开自然科学的支撑。从物理及数量方法被带到心理学中,到现在以计算机科学技术、生物反馈技术等为支撑的各种越来越先进的研究工具,自然科学以其巨大的发展成就为心理学独立和发展在研究方法、研究工具方面提供了技术支持。
(三)自然科学拓展心理学研究领域,并推动心理学研究不断深化
随着社会发展,心理学已与其他一些自然学科形成一种相互促进的局面。计算机信息、电子、分子生物技术、物理技术的革命性进步,导致心理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促进心理结构的研究逐步深入,如阈下启动效应、知觉的选择模型等,使我们对心理现象实质的认识取得巨大进展。我们看到,自然科学不仅仅给心理学带来了具体的科学知识,更是改善了心理学研究的思维模式,提供了先进的实验条件、手段和工具,为心理学研究的突破提供了可能性。心理的自然属性决定了心理学与自然科学的必然联系,利用自然科学中对心理学有益的先进思想和方法,能够提高心理学研究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1 前言
韩国队在短道速滑中采用直道加速技术赢得比赛,德国男子手球队利用“太空旋转环”的作用提高运动员协调能力和平衡能力,这些科学训练的创新案例无一不告诉人们,创新是时代的重要特征。
创新是训练前进的动力,科学训练需要创新。长期以来,我们对科学化训练的认识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认为只要进行科学测试,然后根据测试结果提供的分析数据进行训练就是科学化的训练。而笔者认为,科学训练的本质是正确认识专项训练的客观规律并由此产生决策思想、行为准则和方法学理论。科学训练的基础就是动态把握和理解项目的本质特征,并从根本上对传统的训练理念和训练手段进行改造和创新。科学训练不等于科研测试,科研测试是科学训练的手段和方法,科学的思想是进行科学训练的灵魂,科学训练的思想是全方位的、系统的、多层次的。
2 现代体育科学训练的发展趋势
2.1项目认识立体化
不管什么项目,都有其各自的项目特征,而项目特征是运动项目区别其他运动项目性质的某一个或两个显著标志。以不同的标准确定项目的性质、特征,对同一个项目可以确定一个以上的特征。所以在研究和探索各个项目的性质、特征时,应以最能准确地表示该项目性质、特征的标准,对提高项目运动员成绩起主要影响和作用的因素为主要依据;并且熟知各项目特征的主观规定性和客观约束性,如竞赛规则的变化、竞技能力构成要素的主导性、能量代谢系统的约束性、技术动作肌肉做功的形式和输出功率的效益性、集体项目的战术组合等,只有对项目的认识全面系统科学,才有利于项目的发展。
2.2科技攻关一体化
攻关项目,攻关难点要以科学技术作为后备力量。科技为项目攻关服务,为项目提供准确、科学的量化指标,为训练管理提供可行的科学依据。
2.3攻关数据信息化
数据信息化,用量化指标反映客观事实。如,对孟关良与杨文军两人项目中位置谁前谁后有不同的争议,通过对两人专项肌肉做功的肌电分析,从测功仪测试结果可以看出:孟关良对全身肌肉的调动能力较强,用力特征上属于均衡型。在划桨时可以调动多群及同一功能群中的多块肌肉参与工作,而且左右侧肌肉能够协调配合。杨文军的突出特点是单块肌肉用力特征显著,拉浆主要依赖三角肌后部,躯干回旋主要依赖腹外斜肌,其他肌肉虽然亦能协调配合,但做功比率远远小于上述特征肌肉。王兵的肌肉用力特征与孟关良相近,但肌肉协调用力能力弱于孟关良。只有通过这些科学的手段发现运动员各自的特点,为项目的训练科学化提供有力的科学保障,才能扬长避短,发挥和挖掘出他们最大的潜力。
2.4训练控制工程化
先进的科技手段是提高科学训练水平的保障。作为科研人员,必须具备扎实的基本功,全面了解负荷的本质和规律,注重训练手段的生理生化效应研究;掌握阶段训练规律,综合开发科研指标的价值,创新与设计训练过程的科研模型。但是科学训练不仅仅是科研人员的专利,科学训练是一项系统工程。现代运动训练需要从单一指导型向多元指导型转变,教练员的科学态度与科学素养决定科学训练的高度,即指标化——信息化——数字化,训练科研一体化趋势是提高科学训练水平的根本出发点。
2.5参赛过程程序化
训练能力向竞赛能力转化的科学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点:以我为主,注重过程;程序化参赛的实践。比如,根据比赛日程的安排,给运动员制定出相应比赛过程。要求运动员按其程序完成精细的计划,要求运动员严格按照所制定的程序完成各项任务。如运动员什么时间起床,什么时间吃东西(吃什么),什么时间上厕所,什么时间做准备活动,等等,都有严格的要求和程序化。只有这样,运动员才不会出现要上场比赛了才忙着上厕所的情况,或由于准备活动过早或过迟,不能发挥出最佳水平。
2.6训练攻关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0-0160-02
依据的观点,生产力“包括科学的力量,又包括生产年过程中社会力量的结合,最后还包括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及死的生产力上的技巧”,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与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的文化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辩证统一的。科学技术决定社会经济基础,进而决定上层建筑的文化的发展。相反,文化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文化通过影响经济基础,影响生产力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对科学技术的巨大推动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如今全球化影响下的科学技术与民族文化软实力日益彰显其重要性,也突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推动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在中华民族中逐步形成起来的具有稳定的特征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1]11。数千年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伴随和维系着中华民族的发展,不断通过自我更新、自我完善及时吸收来自各方各家的时代精神要义,长期领先于世界。
中华民族传统的社会生产经济形态是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农业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基本的衣食之源,创造了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最基础最深厚的经济基础便是农业。与此同时,周边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相冲突与融合。“中国传统文化有各种表现形态,居中心地位的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以儒家伦理中心主义为出发点的信念。”[2]337这样,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不重视研究自然科学知识而注重人伦关系、道德原则,但是从另一个侧面,中国传统文化把自然界作为一个客观认识对象,同具有人伦情感的整体进行体验,从而“一天人”、“合知行”、“同真善”。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天人合一”与“以人为本”,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源远流长,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体现。由于在新石器时代人们比较自由并没有屈从于独立王权,这是“天人合一”包含着“人对自然规律的能动的适应、遵循,也意味着人对主宰、命定的被动的顺从与崇拜”[1]71。在封建时代“天人合一”思想得到了以儒学文化为主流的时代的成熟发展。汉代时儒家讲的“天人合一”建立在人的外在行动自由的宇宙模式中,这里的“天”即“理”,是精神、心性,这种“天人合一”是现实的行动世界。东汉王朝的经典《白虎通》中便反映了这种思想:“天子至尊”,精神与天地相通”,与董仲舒所说的:“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而魏晋人追求的“天人合一”是一种心灵的世界,是对整个世界做出的心灵上的情感肯定,是一种主观意识的反映,将伦理作为本体,与宇宙自然相和而合一。“天人合一”的观点虽说是一种人与宇宙的关系,但中心却是“人”是把人放在宇宙的中心,考虑人与世界的关系。《中庸》中说:“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3]70圣人不只是符合“天道”之求,更应力行实现“天道”,应“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体现宇宙大化的流行,体现人在宇宙生活不是消极而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便是实现理想的“大同世界”,为实现这一理想,人们便要求自己,并从中得到做人的乐趣。而“天地造化之功”中体现的便是实现理想应有的创造力,表现为人的精神境界。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整体相关”观念,整体思想由来甚远,可追溯到原始社会,尤其在《易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全书的编排上,整体的观察世界为后世留下了深刻影响。另外,在八卦中,分别代表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的八种自然事物。《易经》从整体中把它们列为宇宙的组成部分。“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1]93作者从所闻所见所感出发整体上进行思辨感知,形成了一种观察与思考问题的重要方法。
变化运动的规律性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黄帝内经》中清晰描述了人体全身结构和经络的运行情况,“从饮食、起居、劳逸、寒温、七情、四时气候、昼夜明晦、日月星辰、地理环境、水土风雨等各个方面,确立了疾病的诊治方法,并详细地谈论了病因、病机、精气、藏象及全身经络的运行情况”[4]1。反映了我国古代哲学与医学的结合,是古代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一部深奥的精辟反映。更为值得一提的是《黄帝内经》中揭示了“宇宙及天体运行规律与人类社会活动及生理活动规律的密切关系”,这不仅适用于今天,值得今天中外人士探索学习,而且已经被称为“人类的一门新兴的现代科学”。事实上,我国古代认为气分阴阳,以及所说的“道”,也揭示了自然界变化发展的规律。直到汉代的王充,唐刘禹锡,乃至北宋张载,明清的王夫之等众多唯物主义哲学家都主张这种学说,可以说,中国古代人文、农学、医学、物理学、化学等,都建立在这种朴素辩证法、运动变化规律的指导下。用整体的统一的运动变化规律看待自然,把自然看成是不断变化发展按照规律运行的统一整体。
近代西方科学作为后发之势领先世界,但西方传统文化造成的人与自然的对立,心性与知性的背离,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融入西方文化,解决西方难题的重要结合点,也是中国自身经济发展下人性道德背离以及科技发展中需要追随的文化精神。“天人合一”、“天人关系”正是从唯物唯心方面强调了人与自然协调统一的重要性。从先秦的“性天同德”到宋明的“性天一理”,充分显示古代思想家对人与自然主客体之间,以及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之间辩证的思考,促使人类道德不断追求自我完善,现代科技使工业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的物化现象日益严重。“‘个人’、‘阶级’、‘家庭’曾经是指还没与已确立的生活条件一体化的那些领域和力量――紧张和矛盾的领域。随着工业社会日益发展的一体化,这些范畴正在丧失它们的批判性含义,而趋于变成描述性、欺骗性或操作性的术语”[5]5。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已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所有成员避免不了的选择。“在相对的需要、欲求和愿望不再由统治和匮乏中的既得利益者来组织(这种组织使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破坏性斗争形式永恒化)的条件下,‘生存的和平化’意味着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斗争的发展”[5]15不仅是个人、社会,“从思想领域看,实证主义、分析哲学的流行也标志着单向度思考方式、单向哲学的胜利”[5]206。在马尔库塞看来,由于人们批判的、否定的、超越性和创造性内心向度的丧失,要从单向度的整体跳出解放出来是十分黯淡的前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科学逐步走向整体化和复杂化。如李约瑟分析“机械论产生于西方人所特有的几何形抽象思维,而整体性则根源于中国人所特有的代数性抽象思维”,“中国的伟大贡献或许可以通过恢复基于一切人类经验形式的人道主义社会准则,而从这种死亡的躯体之上解救我们”。
科学史家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与此相应,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2]338。也许中国“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契合了当代科技发展的大趋势,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维,用整体的联系的眼光看宇宙、看世界万物,避免和弥补了现代科学技术一些形而上学的不足。一种先进的文化观念,必将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使现代科学技术获得长足发展。
哲学家怀特海曾说“在创造的过程中,蕴含了两类终极存在,即这些永恒的形式具有双重性的存在:一个在潜能的欲望,一个在现实的事实中,而且现实的事实也具有双重的存在方式,一种是存在于现在中的过去,一种是存在于现在中的当下性。现在的当下含了指向尚未实现的未来的欲望。思想者如何对待这四种经验方式,决定了哲学的面貌及思想对生活实践的影响。”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自然观的存在方式是对“一种潜在的欲望”的限制,重视“存在于现在中的过去”,用联系的发展的眼光对“尚未实现的未来的欲望”采取长远的观点。西方文化传统则不同,对“潜能的欲望”采取放任自由发展的态度,更多的考虑“存在于现在的当下性”,忽视“对未实现的未来的欲望”。
马克思说过“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杠杆。”[6]47反过来,精神的文化对科技发展的前导不容小觑。在今天世界众多著名科学家也重新回过头来,对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宝贵价值重新肯定,中国传统文化成果在一些学科已初见成果,必然在21世纪推动科学发展,从而实现东方文化理念的价值转移,使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借鉴作用日益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田广林.中国传统文化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3]邵士梅.大学・中庸[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
1 景观地理学的源流
本世纪初景观地理学在德国的兴起,标志着用发生学的观点和综合分析的方法划分地表类型并研究其发展演变的近代地理学的诞生。景观一词源于德语Landschaft,具有地表可见景象的综合和某个限定性区域的双重含义[6]。施吕特尔(O.Schluter1872-1952)是德国景观学派的创始人,他是从自然与人文现象的综合外貌角度来理解景观,倡导景观研究作为地理学的中心问题,探索由原始景观变成人类文化景观的过程。帕萨格(S.Passarge)创造了景观地理学一词,于1913年建立了一套地理学性质的景观学体系,强调对分类要素的描述和解释。他在小区域的详细考察方面及在全球范围内对景观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其代表作有:《景观学基础》和《比较景观学》,他还提出了城市景观、空间景观等概念,力求完善景观形态与分类的解释。由于中欧地区有限的生态地理空间和较长的开发历史,使得景观外貌呈现出高度的人文化,同时由于德国地理学研究有着很深的地质地貌学渊源,因而德国的景观地理学以重视人文景观及具有强烈的地理、地貌学色彩为其特色,制图分析是其主要研究方法[7~9]。1939年特罗尔(G.Troll)在利用航空像片判读进行东非土地利用研究时,提出了“将地理学的区域空间分析与生态学的结构功能研究相结合“的景观生态学新方向,这一思想对欧美各国的景观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美国的景观地理学深受德国的影响,索尔(C.O.Sauer)也是从地貌入手转入文化地理研究,他于20年代中期发表的著作“景观形态学“,把景观看作地表的基本单元,认为景观是由自然与文化要素两部分叠加而成。以他为代表的伯克利(Berkeley)学派研究了大量景观变迁的实例,揭示了人在改变地球面貌中的作用,促进了景观学派的发展。
按照A.F.伊萨钦科的观点(1959),景观学说与自然地理分异理论和综合自然区划一起构成了俄国与苏联景观地理学的三大理论成就[2]。与德国和美国的地理学家不一样,原苏联的地理学家多偏重于自然景观的研究,认为自然景观即自然综合体是自然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景观的类型方向和区域方向并存。这当然是与原苏联的国土辽阔、开发程度较低有关。贝尔格(L.S.Berg)发表了“苏联景观地带“提出了关于自然区以下尺度土地单元的等级与类型划分的景观学说,主要依据植物群落和地形单元的组合。1942年苏卡切夫(V.N.Sukachev)提出了与生态系统相近似的生物地理群落概念,并将其作为景观的最小单元,重点研究群落各组成成分之间的物质循环与能量交换。60年代,苏联开始了景观结构与功能的定位实验研究,着重于水热平衡、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的监测和实验,波雷诺夫(B.B.Poleinov)建立了景观地球化学的研究方向,卡列斯尼克(S.V.Kalesnik)提出景观学定义和景观分类、类型和结构等概念。A.A.克劳克利斯的“实验景观学“和B.Б.索恰瓦的“地理学系统学说导论“作为其理论总结,反映了苏联地理景观研究的实验思想、系统思想和生态学方向的新趋势[2]。
德国和苏联在景观地理学方面的理论成就,特别是关于自然区划和土地单元的等级、类型划分的理论与方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激发了欧美各国广泛的应用研究,包括景观及其以下尺度的土地资源分类、评价和区划规划、景观制图、景观设计和综合管理。其中荷兰、捷克斯洛伐克、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国的工作形成了很有特色的理论和方法体系,特别是引进生态学的思想和方法,广泛应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手段为景观学的新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概言之,1950年以前的景观学主要是地理学性质,植被、土地利用与环境的关系只是作为自然综合体中不同要素的相互关系。其后的景观学经过三十多年的应用与发展,生态系统概念的影响日渐深入,生物(包括人类)与环境的关系问题成为景观结构的中心,研究从分析走向预测。80年代以来,景观学再次成为地理科学中的瞩目问题,在景观的形态与发生、景观的稳定与演化、景观的分析与综合、景观与环境、景观的价值与应用等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并产生了若干新的分支,如景观生态学、景观地球化学、人文景观学等。
2 景观地理学的推陈出新
景观学本来是从综合自然地理学中脱胎而来,在苏联经多方面发展,景观地理学形成了第一个高峰,但是后来一些学者的经院式研究使其逐步进入了死胡同。80年代以后北美景观生态学的兴起,为景观学带来了新的理论突破,加之在广泛应用中的技术发展,形成了景观学的第二个高峰。目前新一代的景观科学可以景观生态学为代表,在理论层面上包括原有的景观地理学和景观地球化学等,在应用层面上包括景观建筑规划学,景观生态建设(建设地理学与建设生态学)等和众多的交叉分支学科。除了研究范围的扩大与原有研究内容的深化,景观科学的推陈出新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一代景观科学突破了原先只是从类型和区域角度对自然综合体进行研究,发展到从过程与类型(或区域)两方面对自然-人文综合体进行有强烈应用色彩的研究。除空间结构与地域分异以外,地理过程与生态过程也成为研究的重心[10]。
2)从单纯的地理过程研究发展到人地相互作用过程的研究。人地关系中地域关系的优化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基础,而以可持续空间格局的研究为热点。在景观和区域尺度上对人地关系的调整和构建可称之为景观生态建设,这应成为建设地理学的研究重点[11]。
3)学科的交叉融合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景观科学,并形成了若干新的学科框架体系。如理论地理学与宏观生态学的交叉形成了景观生态学;而在应用层面上,可以说建设地理学与生态工程学的交叉形成了景观生态建设这一新的研究范畴。国际景观生态学会的新会章中对于景观生态学作出了如下的新定义(IALE mission statement, 1998):“景观生态学是对于不同尺度上景观空间变化的研究,它包括景观异质性的生物、地理和社会的原因与系列,无疑它是一门连接自然科学和相关人类科学的交叉学科。“可见景观研究还涉及自然与人文科学的交叉,如景观生态美学、生态经济学与环境伦理学等。
关于景观生态建设可定义为一定区域、跨生态系统、适于特定景观类型的生态建设措施,以景观单元的空间结构调整或重新构建为基本手段,改善受胁迫或受损失的生态系统的功能,提高景观系统的总体(生物)生产力。其主要内容包括:景观空间结构的调整,优化组合原有景观组分或引入新的成分;控制人类活动的方式与程度,补偿与恢复景观的生态功能;按生态学规律进行可更新自然资源的开发与生产活动;建设与自然系统和谐协调、适于人类生存的可持续景观模式等[11]。 3 景观生态学的理论贡献
景观生态学在当代景观科学中的“一枝独秀“,是因为其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进步,为一种正在形成中的“尺度-等级系统“新模式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12]。从科研认识论的角度对于景观生态学的核心概念和一般原理可作如下归纳[13]:
3.1 景观系统的整体性和景观要素的异质性
景观是由景观要素(elements)有机联系组成的复杂系统,含有等级结构,具有独立的功能特性和明显的视觉特征,是具有明确边界、可辨识的地理实体。一个健康的景观系统具有功能上的整体性和连续性,只有从系统的整体性出发来研究景观的结构、功能和变化才能得出正确的科学结论。景观系统同其它非线性系统一样,是一个开放的、远离平衡态系统,具有自组织性、自相似性、随机性和有序性等特征。异质性本是系统或系统属性的变异程度,而对空间异质性的研究成为景观生态学别具特色的显著特征,它包括空间组成、空间构型和空间相关等内容。异质性同抗干扰能力、恢复能力、系统稳定性和生物多样性有密切关系,景观异质性程度高有利于物种共生而不利于稀有内部种的生存。景观格局是景观异质性的具体表现,可运用负熵和信息论方法进行测度。景观异质性也可理解为景观要素分布的不确定性,其出现频率通常可用正态分布曲线描述[10]。
3.2 景观研究的尺度性
尺度是研究客体或过程的空间维和时间维,可用分辨率与范围来描述,它标志着对所研究对象细节了解的水平。在景观学研究中,空间尺度是指所研究景观单元的面积大小或最小信息单元的空间分辨率水平,而时间尺度是其动态变化的时间间隔。景观生态学的研究基本上对应于中尺度范围,即从几平方公里到几百平方公里、从几年到几百年[14]。
格局与过程的时空尺度化是景观生态学的研究热点,尺度分析和尺度效应受到格外重视和发展[15]。尺度分析一般是将小尺度上的斑块格局经过重新组合而在较大尺度上形成空间格局的过程,与之相伴的是斑块形状趋向规则化以及景观类型的减少。尺度效应表现为:最小斑块面积和随尺度增大而增大,其类型则有所转换,景观多样性减小。通过建立景观模型和应用GIS技术,可以根据研究目的选择最佳尺度,并对不同尺度的研究成果进行转换。由于景观尺度上进行控制性实验代价高昂,因此尺度的转换技术愈显重要。尺度外推涉及到如何穿越不同尺度约束体系的限制,至今仍是一难点。
时空尺度的对应性、协调性和规律性是一重要特征,通常研究地区越大、相关的时间尺度越长,生态平衡即自然界在动荡中表现出的与尺度有关的协调性。生态系统在小尺度上常表现出非平衡特征,而大尺度上仍可体现出与平衡模型相似的结果,景观系统常常可以克服其中局部生物反馈的不稳定性。
尺度性与持续性有着重要联系,细尺度生态过程可能会导致个别生态系统出现激烈波动,而粗尺度的自然调节过程可提供较大的稳定性。在较高尺度上,作为非线性耗散系统演化中一种普遍现象的混沌可提高景观生态系统的持续性而避免碎裂种群(Metapopulation)灭绝。大尺度空间过程包括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变化、生境破碎化、引入种的散布、区域性气候波动和流域水文变化等。在更大尺度的区域中,景观是互不重复、对比性强、粗粒格局的基本结构单元。景观和区域都在“人类尺度“上即在人类可辨识的尺度上来分析景观结构,把生态功能置于人类可感受的范围内进行表述,这尤其有利于了解景观建设和管理对生态过程的影响。在时间尺度上,人类世代即几十年的尺度是景观生态学关注的焦点。
3.3 景观结构的镶嵌性(Mosaic)
景观空间异质性通常表现为梯度与镶嵌,后者的特征是对象被聚集形成清楚的边界,连续空间发生中断和突变。土地镶嵌性是景观的基本特征之一,forman提出的斑块-廊道-基质模型即是对此的一种理论表述[16]。
景观斑块是地理、气候和生物、人文因子影响所成的空间集合体,具有特定的结构形态,表现为物质、能量或信息的输入与输出单位。斑块的大小、形状不同,有规则、不规则之分;廊道曲直、宽度不同,连接度也有高有低;而基质更显多样,从连续到孔隙状,从聚集态到分散态,构成了镶嵌变化、丰富多采的景观格局。空间格局是景观功能流的主要决定因素,而这些景观形态结构又是昨天的流所产生。结构和功能,格局与过程之间的联系和反馈是景观生态学的基本命题。
景观镶嵌的测定包括多样性、边缘、中心斑块和斑块总体格局测定等方面,包括多样度、优势度、相对均匀度、边缘数、分维数、斑块隔离度、易达性、斑块分散度、蔓延度等指标。此外,网络理论、中心位置理论、渗流理论(随机空间模型)等也被用于景观空间结构的研究。
3.4 生态流的空间聚集与扩散
生物物种与营养物质和其它物质、能量在景观组分间的流动被称为生态流(eco-flow),它们是景观中生态过程的具体体现。受景观格局的影响,这些流分别表现为聚集与扩散,以水平流为主,它需要通过克服空间阻力来实现对景观的覆盖与控制。物质运动过程同时总是伴随着一系列能量转化过程,斑块间的物质流可视为在不同能级上的有序运动,斑块的能级特征由其空间位置、物质的组成、生物因素以及其它环境因素所决定。
景观空间要素间物种的扩散与聚集,矿质养分的再分配速率通常与干扰强度成正比,穿越边缘的能量与生物流随异质性的增大而增强。无任何干扰时,景观水平结构趋势于均质化,而垂直结构的分异更加明显。
生态流的传输机制有风、水、飞行动物、地面动物和人,其驱动力可分为扩散、传输和运动,后二者是景观尺度上的主要作用力。扩散形成最少的聚集格局,传输居中,而运动可在景观中形成最明显的聚集格局。
景观的边缘效应对生态流有重要影响,它可起到半透膜的作用,对通过的生态流进行过滤。此外,在相邻景观要素处于不同发育期时,可随时间转换而分别起到源和汇的作用。
3.5 景观演化的不可逆性与人类主导性
景观变化的动力机制有自然干扰与人类活动影响两个方面。由于当今世界上人类活动影响的普遍性与深刻性,对于作为人类生存环境的各类景观而言,人类活动对于景观演化无疑起着主导作用,通过对变化方向和速率的调控可实现景观的定向演变和可持续发展[17]。
景观稳定性取决于景观空间结构对于外部干扰的阻抗及恢复能力,其中景观系统所能承受人类活动作用的阈值可称为景观生态系统承载力。其限制变化为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反作用,如景观空间结构的拥挤程度、景观中主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可更新自然资源的利用强度、环境质量以及人类身心健康的适应与感受性等。
景观系统的演化方式有正、负反馈两种。负反馈有利于系统的自适应和自组织,保持系统的稳定,是自然景观演化的主要方式;而不稳定则与正反馈相联系。从自然景观向人工景观的转化多为正反馈,如围湖造田、毁林开荒和城市扩张等。耗散结构理论揭示,非平衡不可逆性是组织之源、有序之源,通过涨落达到有序。景观系统的演化亦符合这一规律,人类活动打破了自然景观中原有的生态平衡,放大了干扰,改变了景观演化的方向并创造出新的生态平衡,重新实现景观的有序化。
3.6 景观价值的多重性
景观作为一个由不同土地单元镶嵌组成,具有明显视觉特征的地理实体,兼具经济、生态和美学价值,这种多重性价值判断是景观规划和管理的基础。景观的经济价值主要体现在生物生产力和土地资源开发等方面,其生态价值主要体现为生物多样性与环境功能等方面,这些均已研究清楚。而景观美学价值却是一个范围广泛、内涵丰富,比较难以确定的命题。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审美观也在变化,人工景观的创造是工业社会强大生产力的体现,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伴生;然而久居高楼如林、车声嘈杂、空气污染的城市之后,人们又企盼着亲近自然和返回自然,返朴归真成为时尚。
关于景观美学值量的量度可从人类行为过程模式和信息处理理论等方面进行分析,不同民族和文化传统对此有深刻影响。如中国的园林景观和欧洲相比特色较鲜明,它注重野趣生机、自然韵味,情景交融、意境含蓄,以小见大、时空变换,增加景观容量与环境氛围。
价值优化是管理和发展的基础,景观规划和设计应以创建宜人景观为中心。景观的宜人性可理解为比较适于人类生存、体现生态文明的人居环境,包括景观通达性、建筑经济性、生态稳定性、环境清洁度、空间拥挤度、景观优美度等内容,当前许多地方对于居民小区绿、静、美、安的要求即是这方面的通俗表达。景观特别重视景观要素的空间关系,如形状和大小、密度和容量、连接和隔断、区位和层序……,如同它们所含有的物质和自然资源质量一样重要。如城市景观规划应注意合理安排城市空间格局,相对集中开敞空间(open space),建筑空间要疏密相间;在人工环境中努力显现自然;增加景观的视觉多样性;保护环境敏感区和推进绿色空间体系建设。 4 景观规划建筑学的实际应用与发展
景观规划建筑学(Landscape Architecture)是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而产生的一门工程应用性学科,它是景观科学与建筑学的交叉,城市规划、风景园林设计与景观生态学的交叉。这门学科在美国已有百余年的历史,F.L.Qlmsted于1863年就提出了Landscape Architecture的概念,并首先在纽约中央公园的设计和建造中提出了一系列建设城市公园绿地系统的思想,?quot;创造性地利用景观,使城市环境变得自然而适于居住“,使自然与城市生活相融合,将生态思想与景观设计相结合,美国许多大学开设“景观规划建筑“课程远早于景观生态学,但是80年代以后北美景观生态学的兴盛无疑为景观建筑与景观规划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阶段有3本有影响的书,即I.Mcharg 1969年出版的“设计结合自然“(Design With Nature), C.A.Smyser1982年出版的《自然的设计》(Nature“s Design)和H.Hough1984年出版的《城市形态与自然过程》(City from and Nature Process),他们在应用中丰富和发展了景观生态学的思想,并将景观规划建筑学纳入到现代景观科学的范畴。
关于“景观建筑“(Landscape Architecture)通常定义为集中活动区建筑物与周围环境的整体配置与构建,可分为小区(Site)、城市(Urban)和区域(Region)等不同尺度的景观设计和规划,包括土地发展规划、生态规划、景观设计和人文因素等不同侧重点。近来关于人居环境的研究渐成热点,其内容包括自然环境、人口(居民)、社会结构、建筑与城市以及交通、通讯网络等。景观规划建筑学在人居环境研究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城市属于一种人工创造的、以建筑物为基质的特殊人类文明景观,具有高密度(空间拥挤)、高流量(能流、物流、信息流大)的特点,景观建筑规划追求的目标是把自然引入城市和使建筑体现文化。这门应用学科的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符合人类走向绿色文明的浪潮,同时也推动了景观科学的革新和发展。
根据麻省理工大学的研究结论,管理科学的发展是具有生命周期的特征的:第一,管理理论的提出是一项新的学术发现;第二,科学管理理论逐渐演变为管理技能或技巧,并且被各种刊物发表;第三,为了提高企业的效率或者降低企业的成本或者解决管理的问题,管理的科学性出现,并被当作一项有效的新方法而被广泛提倡;第四,在实践当中,人们发现管理技术的应用并没有达到当时宣称的效果,人们开始质疑科学管理发挥持续效用的困难性。管理理论存在一个较长的潜伏期,且管理理论的传播呈现一个波浪式的烟花过程。通过对“自我管理团队”这一管理的研究发现,学术界关于“自我管理团队”的研究具有暂时性的特点,但是将“自我管理团队”运用于实践的企业的数目却是相对稳定的,学术界与理论界并不存在完全的协同进化关系。同时,他通过在两个国家进行对比研究发现,两个国家的研究结果是存在差异的,而造成这种差异的可能是这两个国家政治、经济或者文化等的差异。
管理理论的传播过程可以归纳如下:首先,企业在社会-心理因素和技术-经济因素的影响下,需要发展与掌握先进的管理技巧与技能;其次,当其产生这个需求之后,管理权威、咨询公司、大众传媒以及商业学校这些管理理论的制造者立刻会根据具体的需求,将一些流行的管理技能和技巧通过一定的传播工具告知给企业;再其次,企业会根据其具体的情况进行一系列的区别、选择、采用或者拒绝,同时在应用过程中产生对更为新颖的管理技能或技巧的新的需求;最后,企业新的需求会导致新的管理技能的供给,管理理论的发展就在这样需求-供给的循环中形成了。Brickley(1997)指出,管理理论的生命周期曲线呈钟形,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生命周期越来越短且峰值也越来越高。Carson(2000)通过对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相关论文数量进行统计,发现管理理论出现的年代与其生命周期紧密相关,而且越晚出现的管理理论的存在流行时间越短。任何管理理论的实践应用必定会走向结束,而其走向结束的原因主要包括:自然结束,即企业不愿继续采用;非自然结束,企业还在继续采用,但是大量的新管理理论已充斥市场。随着时代的发展,管理理论所包含的元素越来越复杂,也更加难以理解了,基于此企业对它们的钟爱也相对下降,它们的生命周期也逐渐缩短。基于管理的复杂性,它的执行需要管理者的身体力行,但是管理者在某一职位上待的时间是非常短的,而且他们也往往倾向于将管理的执行交给下属来完成,所以科学管理理论的失败是不言而喻的。
Abrahamson(1996)曾指出,管理理论演变的需求是由外来力量带来的,导致管理理论需求的因素主要可以分为两个类别。(1)由于同类企业都采用了某一流行管理理论,从而导致企业也开始模仿,由于咨询公司夸大了企业存在的问题,从而导致企业为保险起见而采用管理实践,由于企业之前采取的管理时尚未取得成功,从而导致企业转向新的管理实践,由于政府部门的管理制度的强行要求,从而导致企业不得不采用管理理论等等,这些因素即社会——心理因素,他们往往不能改善企业的经营绩效。(2)由于经济萧条、季节性需求变化等企业外部的经济周期的波动,由于企业技术落后、员工的素质低下、原材料供应不足等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不善,从而导致企业的绩效不佳,为了能够提高企业的绩效,企业开始寄希望于管理理论实践,这些因素即技术——经济因素,他们往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企业的绩效。
二、科学管理的运用
一项科学管理理论在企业中的实施过程主要包括六个步骤:第一,企业里有少部分人在详细研究之后发现该管理理论对企业的积极作用,并且开始向其他公司人员介绍;第二,随着人们的推荐,企业里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该管理理论;第三,企业里将该理论在小范围内进行实施;第四,随着管理高层、重要客户等企业内外力量的推动,该管理理论被企业完全接受;第五,随着该管理理论的实施,其对企业的积极作用不断凸显;第六,随着该管理理论在企业里的全面应用,它已经与企业日常的运作密不可分了。由此可知,企业对管理理论的接受与实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将那些从崇尚一种管理实践改为崇尚另一种管理实践的企业形象地比喻为“开碰碰车”。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企业可以通过以下的六个原则来避免管理给企业带来的困惑:正视自己以及自身存在的缺点、揭示企业存在的问题,即要注重务实;要认识到即使在工作中会犯错误也要好过于无所作为,即要采取行动;要认识到真实言论与行为的重要性,即要坦诚对话;要明确企业的价值、目标及使命,使得在激励员工时言之有物;要追求实现两全的机遇,而拒绝两难困局的思维方式;要确定企业的发展方向、培养企业内部的信任感等,注重领导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