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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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市场监管体系

建设市场监管体系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的迫切需要。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是有限的，政府的权力是有边界的，为了更好地发挥好政府的职能作用，必须妥善处理好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等之间关系。为此，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重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政府的职能定位，这就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但是现实情况是一些地方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凸现了政府在履职中还存在着市场调节越位、市场监管缺位、社会管理错位、公共服务不到位的问题。因此，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迫在眉睫，加强市场监管、建设市场监管体系是政府履职的需要，是推进依法行政的需要，更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的必然要求。

市场监管体系是由监管立法、执法监管、监督问责等构成的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

第一，建设市场监管体系，完善监管立法是基础。

首先制定《商事登记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的发展和制度的完善，急需制定一部完善企业登记制度的法律，以统一其标准和条件。市场监管要按国民待遇平等的原则，对本国的、外国的，或者是自然人、法人对于在中国境内开设、开办企业的条件是一样的，并不会因国家因素之不同、或者所属所有制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对企业开办方有不同的条件和要求。目前我国有部分经济的单行法，但没有制定商法典，两者是相互配合作用的。统一施行的《商事登记法》可以有效地调度登记机关的行政权，使商事主体设立、变更、注销，这一系列的行为都规范化，有效引导投资，促进经济的发展。

其次，完善《市场监督管理法》。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剧，必然会导致国内市场的经济形态和经济结构，以及竞争方式的深刻改变。这将对掌管市场监管事宜的工商管理行政机构带来新挑战。所以这要求制定一部相当于工商行政管理的、对工商行政的职能加以规范化的法律，同时有助于解决经济执法中手段不完善的问题，保证日常市场经济贸易的公平、公证和竞争的正当化。同时，还要利于保证我国在参与全球贸易时的正当利益，因此《市场监督管理法》还应该向着国际化公平贸易方向完善。

第二，建设市场监管体系，强化执法监管是核心。

目前思路和过渡选择。行政执法方式运用在市场监管可以发挥监管优势，但现行的按照具体的项目进行的专项管理割裂了市场经济事项中的内在联系，影响了行政执法的效果和优势，市场监管的效率也因此降低。在现有的状况下，根据不同市场交换对象的性质差异来划分市场，把市场划分为不同类型的各个部分，并且由行政执法的各个部门对对应的市场进行综合市场监管。这样的形式可以使行政的职能得到更完善的发挥，市场经济也能得到更为专门的监管。

近年来，我国一些城市在城市管理这一方面加以综合执法试点，设立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构，集中行使城市管理各个方面的处罚权。行政执法体制以改革、创新为目标的，一定要把综合行政执法施行到底。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与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相统一、适应、可行的行政管理执法体制，是为了整顿化、规范化市场秩序的配套措施。综合执法要求遵守“两个相对分开”原则，也就是制定政策与监管、技术检验与监管的分割。成立后的综合执法机构，具有对应的综合行政处罚权，有效管理城市秩序，有助于执法效率的提升，保证执法的公平性。

远期目标。长远期望是要达到建立一个高水平的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并作用于市场监管上。对于国内这样完整、统一、庞大的市场的市场监管也要求是统一的，首先是达成集中市场监管，在目前是已经从市场经济体制上得到了基本的解决。但是。要达到统一的市场监管目标，就要从高处着眼，以整个市场的市场监管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和立足点，摒弃执法部门的利益和职能并重的现状执法方式，进行执法部门的重新组合，以提高对市场监管的质量、权威、效率和力度。这样市场监管的发展目标模式有三种，都是可行的有效途径。一是工商行政管理模式；二是公平交易委员会模式；三是市场监管委员会模式。

第三，建设市场监管体系，加强监督问责是保障。为了保证监管执法权力的正确行使，防止其产生执法偏差甚至腐败现象，必须加强对监管执法行为的监督制约。重点是，第一，要加强法律监督。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要通过执法检查、听取专项工作报告、质询等多种形式及时发现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监管执法中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并督促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纠正，充分发挥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律监督作用。第二，要加强舆论监督。新闻媒体要发挥其独特优势和作用，坚持客观公正报道，及时对违法或者不当的执法监管行为进行曝光。要探索开展舆论监督的立法，推进舆论监督的法治进程，为其放开手脚开展监督提供有力法律保障。第三，要加强行政监察。当前市场经济中的种种“乱象”，原因十分复杂，究其主要原因，重要的一条同执法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乱作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因此，为了恢复和维系市场经济正常秩序，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监察机关必须对不作为或者乱作为的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问责，追究直接责任人、分管负责人，直至主要负责人的违法违纪责任，督促和约束执法监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严格依法行使职权、履行职责。

二、提高市场监管的队伍素质

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并且积极参与国际贸易，所以市场监管的队伍素质首先要具有经济头脑，其次要具备国际眼光，二者缺一不可。再者，既然是管理队伍，必须具备服务意识和法律素养，在监管过程中增强服务意识，转变执法观念，营造和谐的执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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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中，专项整治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果，但也暴露了执法、司法工作中的不少问题，具体表现为“四多四少”：即对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案件，实际发生多，查处少；行政处理多，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少；查处一般犯罪分子多，追究幕后操纵主犯和查办职务犯罪少；判缓刑多，判实刑少。近年来，尽管经济违法犯罪案件发案数逐年增长，行政执法机关查处的案件也在增加，但移送司法机关启动刑事诉讼程序的很少，可见当前市场监管案件移送中尚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为：

一是行政执法机关中以罚代刑现象较为严重。经济犯罪与普通刑事犯罪相比有其特殊性，一般是先由行政执法机关查处再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立案多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政机关移送多少。实践中，有些行政执法机关因受部门利益驱使等种种原因，把一些应向司法机关移送的涉嫌构成犯罪的案件不移送或者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搞以罚代刑，导致公安机关“无米下锅”。

二是公安机关在立案环节上把关不严。虽然行政执法机关已经把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公安机关，但是一些公安机关在某些巨大的阻力面前，不排除其会在主观上拖延立案的时间甚至根本不予立案的问题。其次，即使立了案，当案件告破，某些公安机关仍可能会采取“以罚代刑”的处置决定，通过对犯罪人的罚款来代替或者减轻其应受的刑事处理，在刑事诉讼的前置环节上阻却了对犯罪行为的追诉。

三是案件移送程序不够完善。虽然早在2001年7月国务院就出台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但在具体操作中，仍存在一些漏洞。如行政执法机关在执法中认为当事人涉嫌刑事犯罪，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公安机关审查后认为不构成犯罪，退回给行政执法机关没有相关的手续凭据。事后一旦发生问题，容易造成公安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互相推卸责任。

四是检察机关的监督难以有效开展。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检察机关对涉嫌犯罪案件是否进入刑事程序负有监督职责，即行政执法机关对涉嫌犯罪的案件不移送公案机关、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的，检察机关有依法监督的责任。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对行政机关执法机关查处、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情况不了解，知情渠道不畅通，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机关涉罪案件移送和公安机关立案往往难以开展有效的监督。

二、当前市场监管案件移送现状的成因分析

如前所述，市场监管案件移送存在的诸多问题造成了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相脱节。笔者结合工作实践，将从五个方面分析其成因。

（一）从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方面分析。首先从法律素质方面。对各类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的认定与处罚，不但需要通晓本部门专业知识，而且需要有刑法学理论作为基础。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知识的专门化，人们往往是顾及一方面而不及其余。这致使行政执法人员经常注重于行政处罚案件的查处，而意识不到案件当事人已涉嫌构成犯罪。其次从道德素质方面。某些执法人员或循私舞弊故意不移送应该移送的涉罪案件，或嫌麻烦不去积极为之，导致应该移送的案件没有移送或者没有予以侦查立案。

（二）从行政相对人的救济权分析。市场监管案件是行政机关依职权而采取的具体行政行为，市场监管案件的双方当事人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在市场监管案件中，行政相对人行使救济权的方式通常是其申请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由于不移送刑事案件的结果是将刑事责任降格为行政责任，明显对行政权相对人有利，行政相对人不可能不服行政处罚而启动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进行救济，致使行政处罚的结果事实上是终局性的结果，其他机关甚至无从知道案件的发生。

（三）从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制度衔接方面分析。市场监管有关的规范性文件对案件移送的标准规定不具体、统一，加上移送程序衔接不力，事实上给上述现象的存在留下了制度上的漏洞和可乘之机。

（四）从市场监管移送案件中的执法人员违法犯罪被打击程度和数量分析。由于行政处罚是行政机关依职权采取的具体行政行为，处罚结果仅对特定对象产生法律效力，而且以罚代刑往往涉及权钱交易，暗箱操作，一般公众无从了解，没有渠道实施有效的监督、举报。加上检察机关的监督无法直接介入的具体运作模式，打击力度不够，导致应该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没有移送，移送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没有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现象日趋严重。

（五）从行政执法管辖的复杂性、发展性分析，面对市场经济活动中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尤其是一些新类型的违法犯罪活动，客观上增加了行政执法的工作难度，致使较难把握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之间的合理界限，这也是导致市场监管案件移送出现问题的客观原因之一。

三、解决市场监管案件移送问题的对策

早在2001年4月，国务院就了《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要求“加强行政执法和刑事执法的衔接，建立信息共享、查处及时的打击经济犯罪的协作机制，对构成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同年7月，国务院又实施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确立了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相衔接工作机制的基本框架。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又牵头起草了《关于加强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工作联系的意见》，提出加强部门协作，对解决市场监管案件移送中存在的问题具有指导性和实践性意义。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还需完善以下工作，从而切实解决当前市场监管案件移送中存在的问题，在行政处罚与刑事追究之间搭建一条“绿色通道”，促进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的有效衔接。

1、建立信息交互机制。在查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案件中，行政执法机关对是否涉嫌犯罪、是否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把握不准的，可以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咨询。对于重大、复杂的涉嫌犯罪案件线索，可召开联席会议，沟通情况，统一认识，协调解决疑难问题。对查处的经济违法违章案件，行政执法机关应定期向检察、公安机关进行通报。如南京市下关检察院与工商分局就于2003年签订了“重大案件互相通报制度”，在充分发挥各自职能作用的基础上，做到信息共享、密切合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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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针对执法权力和执法队伍底数不清的问题，要建立行政执法权力和执法队伍基准库，锁定好改革对象

由于我国行政法律体系相对复杂，法律法规层级跨度大，特别是在部门主导立法的情况下，不同部门法之间交叉、冲突多。当前，无论是行政处罚等权力，还是各级行政执法队伍，底数不清、改革对象游移不定是共性问题。以江苏省为例，据不完全统计，行政执法权力分散在省市县3个层级、40多个领域，由2800多支队伍在行使。仅以江苏省交通领域执法队伍为例，交通运输部门承担的行政处罚共280项（省级行使35项、属地行使245项），行政强制共13项（省级行使12项、属地1项），涉及到3部法律、7部国务院行政法规、6部地方性法规和27部规章。全省交通运输领域共有执法队伍513支，其中省级3支，市平均有7支，县（市、区）平均有4支。因此，深入了解摸清执法权力的静态现状和执法队伍的动态运行，彻底弄清执法权力分布领域、行使频率和执法队伍纵向、横向配置等情况，是筹划和推进改革的前提关键。建议应做好三个方面工作：一是清权确权。可结合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建设，认真梳理行政处罚等执法权力事项。原则上省级保留行使的执法权力有三类：法律法规规章明确规定由省级行使；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开发与利用等领域的重大事项；跨区域、跨流域的执法事项。其他法规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行使的行政执法权，建议按照方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及提高管理效率、便于各方监督的原则，全部作为属地管理权力事项交由市县行使。二是建基准库。制定行政执法权力事项清单编制规范和行政执法权力事项编码规则，统一省市县三级执法权力的名称、编码和法定依据。建立全省各层级执法权力事项基准库，将所有的行政处罚权、行政强制权以及省市县各级行政执法队伍载入数据库，彻底改变执法权力和执法队伍基础数据不完整、管理标准不一致的现状，并力争实现模块化组合、动态化管理、形象化展示等功能。三是数据分析。要对行政执法权力和执法队伍的数量、变化趋势、数据间内在联系等方面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掌握政府执法事项和队伍的基本特点和分布规律，特别是设立执法队伍行使处罚权的情况和具备一定集中条件和可能的具体行政执法权，为研究调整执法队伍整合归并提供了大数据支持。

二、针对执法多头多层和推诿扯皮的问题，要循序渐进、分类整合，稳妥推进执法队伍整合归并

行政执法领域存在的多头多层重复执法等问题，是与我国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相伴相生的。横向上一个领域有一个主管部门，一提到加强执法首先是要建机构、拉队伍、加编制，立一部法律、设一支队伍、建一套系统的情况比较突出；纵向上行政体制上下高度对应、从中央到地方部门层层对接，执法管辖主要按照涉案款项、企业规模等数值进行划分，容易出现“有利益的执法抢着干、没好处的执法都推诿”等现象。以江苏省为例，从各层级看，省级有36支执法队伍，市平均有35支，县（市）平均有30支，区平均有19支。从部门看，一个部门存在多支执法队伍、相互之间难以整合的现象也较为普遍。执法队伍林立导致了层级之间执法权责交叉，执法领域和执法职责的划分越来越细，同一违法行为多头执法、重复处罚现象较为普遍。为此，建议按照减少层次、整合队伍、提高效率的原则，采取先清后改、分步整合、稳妥推进的方式，大幅减少市县两级政府执法队伍种类。先要区分适宜机关直接执法的事项和适宜设立队伍执法的事项，前者直接改由主管机关直接执法，撤消执法队伍建制。对于适宜队伍执法的事项，再分三类推进执法队伍整合。首先是部门内部综合。建议首先选择农业、交通、环境资源、城建城管、文化旅游等执法队伍较多的领域，开展部门内部综合执法。在这些领域，横向整合执法队伍，将一个部门设有的业务相近的多支执法队伍归并为一支，整合部门执法资源，综合设置队伍。纵向下移执法重心，减少执法层级，调整优化省市县执法职责配置，原则上实行市县属地管理。省级一般不设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执法队伍，厘清市区执法职责，市或区选择一级承担执法职责并设立执法队伍。统筹县（市、区）和乡镇（街道）的执法职责，乡镇（街道）一般侧重承担隐患排查、信息报告和执法协助等职责。其次是跨部门跨行业综合。在实现部门内部分散执法到综合执法转变的同时，有条件的领域推动跨部门跨行业综合，在具体综合哪些部门的哪些执法权方面也坚持实事求是，尽量选择执法频次多、与企业生产群众生活密切度高、执法专业程度相对较低的马路街面执法事项予以综合。通过2-3年，分门别类地对建制区域内的执法队伍进行“合并同类项”综合，最终在1个城市或县域内围绕市场监管、农林水利、城市建设、交通运输、环境保护、社会事业等执法量大、执法即时性要求高的领域，因地制宜地设立5―7支队伍执法，其他领域一律不再设立队伍。最后是开发区和经济发达镇“一支队伍管执法”。对于发展程度较高、有一定人口规模的开发区和经济发达镇，大力推广“一支队伍管执法”。以江苏省昆山市张浦镇为例，该镇借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之机，设立综合行政执法局集中行使市容环境卫生、安全生产、质监、社会保障、文化、公共卫生等23个领域518项行政处罚，以镇人民政府名义对外执法。苏州工业园区和部分开发区也在探索设立了综合执法局，统一行使市容市政、建设规划、国土资源、安全生产等领域的执法职责，归并了执法队伍。

三、针对审批、监管和执法职责模糊、边界不清，要再造流程、共享信息、加强衔接，共同履行好政府管理职责

推进综合执法、建立综合执法机构是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把原由一个政府部门对一个领域行使的全部管理职责，相对分开为审批、监管和执法，这同时对厘清审批、监管、执法三者职责界限提出了新的要求。在综合执法改革实践中，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容易模糊监管、执法的边界，出现三大问题：一是将执法等同于监管。综合执法是将监管最有力的手段――行政处罚权从原有管理结构中予以剥离并重新组合，一些部门会有意无意地混淆了这一本质问题，在转移行政处罚权时随之转移监管职责，把部分或者全部行政管理嫁接到了综合行政执法机构。有的部门甚至认为执法权转移后，原部门已缺乏有力抓手，也不必再履行监管职能。二是以综合执法“包打天下”。一些部门和基层政府对综合行政执法的概念和边界认识比较模糊，认为行政执法工作是最末端、最有效的，通过处罚能解决大部分管理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弱化了事前事中管理的作用，没有从矛盾的形成期或者初期采取引导和管控手段，而是期望通过执法手段最终解决。三是审批―监管―执法衔接不畅。审批、监管、执法职责分开配置后，各自为政、各干各的，三方面的信息不共享、不联通，形成“信息孤岛”，缺乏部门联动。为此，建议应在探索建立“集中高效审批―强化监管服务―综合行政执法”的基层政府治理架构下统筹推进综合执法改革，有条件的地区还可同步推进综合执法改革和集中审批改革，联动实施大部门制改革，形成配套呼应，集成放大改革效应。在具体操作上应抓住三个关键环节，努力避免综合执法机构成为职责单纯叠加的“物理整合”，力争做到行政权力结构优化重组的“化学融合”。首先，权力结构和机构职能再造。围绕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再造现有行政权力结构，重塑政府组织机构形态，将政府部门的政策制定、行政审批等管理职能，与行政处罚、强制及相应的执法检查职责相对分开，把分散的执法权从原有机构职能中剥离出来，划归综合执法机构统一履行，原有机构把更多的精力、人员和资源投入到管政策管规划管标准等事务。积极探索理顺综合执法机构与政府职能部门的职责关系，合理划分综合执法机构与政府职能部门的职责权限，厘清政府管理职能与行政执法职能的关系。原来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履行其法定职责，不能因行政执法权划转而不落实主体责任，应加强源头监管和协调指导，依法履行政策制定、审查审批、批后监管、协调指导等职责，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其次，管理信息公示共享。透明开放、数据共享是职能部门与综合行政执法机构之间衔接配合、协调联动和监督制约的基础和前提。利用电子政务网上平台，建立执法机构与职能部门的信息通道和共享平台，两者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不再是信息孤岛。综合执法机构完善执法信息共享机制，有效整合执法信息资源，积极推进跨地区、跨部门执法信息共享、互联互通，实现执法信息网上录入、执法程序网上流转、执法活动网上监督、执法培训网上进行，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最大限度地用好用活执法资源，着力形成管理合力。再次，审批与执法双向联动。建立行政审批与执法监管信息共享和双向推送机制通道，实现审批部门与综合执法机构之间的审批监管信息实时交互、无缝对接，每条审批或执法信息的推送都要做到“往来有痕迹、责任可追溯”。审批部门将审批信息通过信息库及时告知执法监管机构，以利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执法监管机构将监管中实施行政处罚、信用惩戒等情况，通过信息库及时反馈审批管理部门，审批管理部门根据执法监管信息建立警示名单。同时按照有权必有责的要求明确执法责任，严格确定不同部门及机构、岗位执法人员的执法责任，建立实行依据监管和服务责任清单追责制度。

四、针对传统执法方式粗放低效的问题，要创新执法机制，实现精准执法、社会共治

传统的执法监管模式有2大问题比较突出：一是行政执法单纯依靠人力投入为主，地毯式检查、拉网式排查等执法做法屡见不鲜；二是执法人员的监管领域、对象相对固定，容易产生权力寻租、执法不严等问题。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商事制度改革持续推进的大背景下，我国市场主体数量不断增加，全国现在每天新增市场主体超过1万家，而且活跃度明显增加，企业新业态和经营新形式越来越多样化。依靠传统执法方式显然难以为继，更不可能管出秩序管出活力，迫切需要转变执法理念、创新执法机制、改进执法方式，不能再“单打一”、要多打“组合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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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儿庄为枣庄市所辖区，位于山东省最南部，素有“山东南大门”之称。全区共有国家A级以上景区8家，其中5A级景区1家，4A级景区2家。省级旅游度假区1家。由于旅游起步较晚，缺乏经验，旅游市场的发展就是在“摸着石头过河”，2010年台儿庄古城景区投入运营后，来台游客量年均递增100万人次，2016年游客接待量801万人次。随着旅游市场迅速扩大，“黑车、黑社、黑导、黄牛倒票”等各类问题、矛盾频频发生，旅游投诉量也呈激增趋势。近年来，台儿庄坚持问题导向，不断创新监管机制，深入推进旅游服务业综合执法体制改革，旅游市场进入规范化运营，为实施古城引领城市转型战略提供了有力保障，促进了旅游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旅游市场监管“台儿庄模式”受到国家旅游局充分肯定， 2016年入选国家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荣获美丽中国・全域旅游示范城市称号。

二、主要做法

（一）整合部门职能和机构，实现一个部门一支队伍执法。为强化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的综合协调职能，理顺旅游发展体制。2010年，整合旅游部门和服务业办公室，组建旅游和服务业发展局，升格为政府组成部门。2012年，根据部分科室、事业单位执法职能、队伍，进行部门内部执法资源整合，成立统一的旅游市场综合执法机构――旅游监察大队，负责开展旅游市场监管、投诉处理、旅游综合执法，实现“一个部门一支队伍执法”，将执法区域划为台儿庄古城景区、大战纪念馆、台儿庄古城客服中心、大桥停车场、运河湿地等五大片区，进行网格化管理，实现全区旅游监管常态化、规范化，为规范旅游产业发展，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优化服务环境，提供了有力保障。2015年，设立古城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负责规划、指导、协调管理度假区工作，构建了以古城为龙头的文化旅游产业管理体制。

（二）搭建综合执法平台，实现跨部门联合执法。为着力解决执法力量分散薄弱、多头重复交叉执法等问题，成立了由区长任组长，分管副区长任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旅游和服务业发展局局长和旅游监察大队大队长任办公室副主任的旅游监管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包括全区与旅游市场秩序相关的成员单位35个。严格按照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的要求，从与旅游市场监管关系密切的交通、城管、市场监管、物价、药监等7个部门抽调具有执法资格人员，组成区旅游联合执法办公室，与旅游监察大队联合办公，搭建综合执法平台，实现“多个部门一个平台管执法”，办公地点设在游客服务中心，重点时段集中开展联合执法。这种有分有合、统一调度的执法方式有效化解了新建联合执法机构人员、编制、办公场所上的难题，也较好解决了旅游执法“难调度、调度难”问题。

（三）建立权责清单，明晰部门职责边界。按照“清单之外无权力”、“职权法定”的原则，2014年以来，对全区行政审批事项、行政权力事项、政府部门责任事项和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项目，实行清单化管理，并通过区政府网站向社会公示，明确了旅服、公安、市场监管、交通运输、文化、税务、物价等与旅游市场秩序相关部门的行政权力和职责责任，对部门间的职责交叉事项进一步梳理，理顺了相互关系，细化了监管责任，避免了推诿扯皮，防止了由于监管不到位或缺位出现的监管真空，为旅游市场监管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合法性提供了有力保障，使旅游市场执法部门全面履职“有法”，严格尽责“有据”，增强了公众对权力运行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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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逢年过节时,经济条件较好的村则采用村老年协会出资一点,企业或个体老板赞助一点,村民自愿凑合一点款、物的办法,请外来的藏族歌手来乡镇演出。(四)乡村网吧、书刊、音像市场严重匮乏且混乱目前S县的书店集中在县城,乡镇至今没有专门的规范化书店。虽然全县有72个村级农家书屋,但与农牧民生产、生活相关的农牧业科技书籍却非常有限,根本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一些乡镇地摊、游商销售的书刊、音像制品大部分是非法盗版,如近年来,文化市场行政执法部门共收缴、销毁非法音像制品约0.08万张(盘)。这些不健康、盗版的文化制品严重侵害了农牧民的利益,破坏了乡村书刊、音像市场经营秩序。同时有些乡镇不时有无证小网吧、电子阅览室和电子游戏机的出现,这些经营户由于无证经营,因此在硬件上不达标,管理上不规范,并且还出现暗中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网吧的现象,在安全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隐患。(五)乡村娱乐市场枯燥、萧条民族地区乡村固定的文化市场经营场所极少,常见的经营形式主要是流动摊贩利用集市摆点音像制品、图书杂志且盗版制品占一定比例。同时也因地广人稀和经济落后等,大部分乡镇甚至没有一家文化经营户。有些乡村由于文化生活枯燥无味,形式单一,根本就没有可娱乐的地方去,因此农牧民就只有在家看电视、聊天、喝酒、打牌等。

    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市场执法管理现状

    乡村文化执法机构力量薄弱、身份尴尬民族地区文化稽查力量比较薄弱,尽管各级党委、政府越来越重视文化市场发展,但文化市场行政力量仍然薄弱,执法人员身份尴尬,主要表现在队伍编制性质混杂,目前没有专门管理乡村文化市场的文化稽查专职工作人员和专门的文化稽查办公室,S县17个乡镇中只有4个镇配备了专职工作人员5名,而在职的也只有2人,更重要的是乡村文化站工作人员性质均为乡镇事业,不具备行政执法的主体资格,其执法职权来自县文化行政部门的委托,属委托执法,而目前5名乡镇工作人员无一人持有文化市场执法证件。乡村文化执法机构薄弱的力量、尴尬的身份对乡村文化市场行政执法的力度和效果大打折扣,影响了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市场监管工作的更好开展。乡村文化执法机构办公经费严重短缺2008年以来,为加强文化市场监管力度,B州新闻出版局每年划拨给S县文化执法经费2万元,用于县文化市场日常监督检查。而该县幅员近8000平方公里,17个乡镇,捉襟见肘的办公经费显然不能满足乡村文化市场执法之需,严重影响了乡村文化市场的治理整顿及大案要案查处等专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同时也因办公经费严重不足,就连县文化监管执法队伍至今都还未配备文化稽查专用车辆,未统一着装,没有配备或配全摄像机、照相机等必需的办案取证工具等,乡镇文化站就可想而知了。(三)乡镇文化站监管缺位由于乡镇文化站仍属事业性质,无执法权,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只能向上级相关部门反映,而当上级执法部门到乡镇进行检查时又不要求文化站配合,从而导致一方面乡镇文化站对违法经营者缺乏威慑力和权威性,如有些乡镇网吧经营者根本就不把文化站放在眼里,当一阵风式的综合执法(县文化、公安、工商、城管组成)检查后,他们会毫无顾忌的在文化站眼皮下违法经营,接纳未成年人。另一方面乡镇文化站也缺乏监管的主动性,甚至文化站工作人员分不清自己的职责是什么,应该做什么,如乡镇文化站几乎对网吧不管不问,从而导致监管缺位。(四)现行乡村文化执法监管方式弊多利少民族地区现行乡村文化市场执法监管方式大部分为县级包揽,这种方式笔者认为弊多利少。首先,这种管理方式没有发挥乡镇一级属地管理和前沿阵地的作用;其次,县级包揽造成了日常监督管理工作鞭长莫及,难以“到位”,有远水解不了近渴之感;最后,由于县与乡镇在工作上的“脱节”,使乡镇对农村文化市场的监督管理工作处于无人问津的地步。据调查,现S县农村文化市场监管工作可简要概括为两个字即等和靠。所谓等,就是等县级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机构的巡查;等当地有人举报以后有关职能部门的督查;等专项整治行动时的联合检查。所谓靠,就是靠派出所偶尔进行巡查;靠举报时偶尔的督查;靠专项整治行动时偶尔的配合检查。由于缺乏对经营业主的宣传教育,日常又很少进行监督检查,因此,农村文化市场基本上是处于放任自流的管理难、执法难、取缔难的局面。而导致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是未赋予乡村文化执法监管机构属地管理的职责。(五)乡村文化行政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有待提高民族地区受历史、文化、地理、体制等因素的影响,乡村文化行政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还不尽如人意,不能完全适应当前文化市场监管工作的需要。目前乡村文化行政执法人员中真正从政法、信息网络、行政管理等相关专业科班出身的几乎没有,绝大部分则是“半路出家”从事文化市场监管工作的,无论在知识结构、文化水平还是业务能力等方面都参差不齐。民族地区乡村文化行政执法人员的素质结构现状直接影响到了执法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市场监管模式的设想

    强化对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市场监管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财富。[2]近年来,“在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必须充分认识存在的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困难和特殊问题。文化基础设施条件相对落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比较薄弱,文化机构不够健全,人才相对缺乏,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不强,文化遗产损毁、流失、失传等现象比较突出,境外敌对势力加紧进行文化渗透等。”[2]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的有效途径,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实现农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3]为此,各级党委、政府应首先从思想上进一步强化对民族乡村文化市场的繁荣发展与监管重要性的认识,将乡村文化市场管理作为文化工作的重中之重列入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同时将乡村文化市场监管纳入当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核。其次,在借鉴成功经验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结合民族乡村特有的民族文化及牧民定居工程等优势,各级党委、政府应将乡村文化建设和监管纳入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并据此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民族乡村文化市场监管实施意见,同时将执行情况作为各级政府综合治理重要考核目标和干部晋升考核指标。(二)建立科学、合理的民族乡村文化管理体系民族乡村文化市场点多面广,情况较非民族乡村复杂,如果仍然采取县级包揽的形式实施管理,将很难取得良好的监管成效,同时也难达到繁荣民族乡村文化市场的目标。为此,建立科学、合理的市场监管体系则成为当务之急。云南省玉溪市提出的“将管理重心下移,建设城乡一体化管理网络,确立‘县为主体、乡为重点、村为延伸,文化主管、部门共管、社会监管’的管理体制。”[4]值得借鉴加强执法队伍和市场经营人员的素质建设人才是第一资源,基于目前民族地区文化执法力量薄弱且高素质人才难引进、难留住的现实,一方面应通过多渠道、多方式充实县级文化市场行政执法队伍并充分发挥乡镇文化站监管作用。另一方面,应严格按照文化部《关于开展全国文化市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年活动的通知》要求①,扩大培训范围和强化培训内容,建立县、乡一体化培训网络。民族地区各级党委、政府应加大文化执法队伍培训学习经费的投入,让县、乡文化执法人员都有学习培训机会。在学习内容上,首先应进行执法资格培训,这是执法前提;其次再进行经常性的执法、办公系统、案卷规范、信息上报等业务素质培训,从而努力提高其执法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最后,培养“服务”理念,繁荣乡村文化市场,需要执法者转变“吆三喝四”的惟上式粗暴管理方式,变“监管者”为“服务者”,变“重管理”为“重服务”,营造和谐、文明的文化市场执法氛围,树立良好的执法形象。通过内容丰富、方式多样的全面培养,“达到《文化市场行政执法管理办法》关于文化执法人员的标准”②,真正“建设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通、纪律严明、作风正派、形象良好的专业执法队伍”[5]。在加大文化执法队伍执法素质培训的同时,不能忽略对乡村文化市场从业人员自觉守法经营的宣传和培训。民族地区文化经营从业者普遍文化素养较低,县、乡两级文化部门可积极配合,除了通过媒体、发放宣传册等方式传播守法经营的法律、法规及国家政策外,更切实的办法是应每年组织从业人员系统学习,真正从思想上强化其法律意识和自律意识。只有得到了他们的认同、理解,配合,民族乡村文化市场的监管才能文明、和谐,民族文化市场也才能更加的繁荣。完善文化市场监管机制完善的市场监管机制是确保执法效果的保障,为此应在完善规制、明确职责、强化社会监督等方面建立长效机制。1.完善规制制度是用来规范、约束和调节人们的社会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重要规则,加强制度建设是做好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工作的重要保障。[6]民族地区在不违背国家强制性规范的情况下,从有利于民族文化繁荣的角度制定诸如执法责任制、稽查工作制、过错追究制、执法考评制等综合执法制度,同时积极完善业务工作、人员管理等办事行为规范。通过完善规制,不仅约束了乡村文化市场的执法者,避免了“以权代法”、“以情代法”等不良行为,同时也约束了从营者,根本上杜绝他们“找关系”、“走后门”,以此推进民族乡村文化市场执法监管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有序化。2.健全乡镇管理机制,明确乡镇管理责任,发挥乡镇文化站作用自2004年实行文化市场行政管理体制调整以后,各级政府均撤消了社会文化管理委员会,在省、市(州)、县级设立了文化市场“扫黄打非”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并由各级党委副书记任组长,宣传部长、政府分管文卫的副职任副组长。而乡镇由于撤消了社会文化管理委员会领导小组以后,乡级党委、政府就未再建立文化市场管理工作领导机制,也就出现了乡镇没有明确的领导,没有明确的组织机制和明确的编制人员的情况,从而导致乡村文化市场监管工作“缺位”的现象。为此,笔者认为在各乡镇应成立由乡镇党委和政府分管领导、文化站站长、文化专员等组成的乡村文化市场监管领导小组,同时积极与派出所、工商所等部门加强联系,将乡村文化市场纳入乡镇社会综合治理的范畴,使执法“手臂”向下延伸,切实让乡镇文化站成为民族乡村文化市场管理的前沿阵地。3.健全社会监督机制针对民族乡村文化执法力量严重薄弱的状况、可充分利用群众力量,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云南玉溪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他们针对农村文化市场构建了“多一双眼睛看市场,两条腿协调并进管市场”的工作格局即在44个社区组建了文化市场“五老义务监督员队伍”,在农村,义务监督员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工作中一支不可缺少的重要补充力量,与此同时,引导组建好行业协会,充分发挥行业协会自我管理和监督作用,从而确保了农村文化市场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