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文化发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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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文化作为一种独特而重要的资源(高波、张志鹏，2004)，甚至有人把它看成是“制度之母”（曼格尔，2002），但到目前为止，却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社会科学研究的所有领域基本上都对此做过界定。被誉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E·B·泰勒是第一个在文化定义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人，他将文化定义为“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泰勒，2005）。此后，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管理学家以及经济学家等分别从各自研究的领域对其规定了不同的含义。经济学家基本上比较倾向于把文化定义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创造的不同形态的精神财富及相互关系、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系统”（欧阳强、宋德勇，2005）。关于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自经济学产生以来就有论述，因此本文只是简单概括了文化如何作用于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系统综述国内外学者对文化与金融发展关系的研究。

一、文化与经济发展

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很早就为经济学家所认识。早期古典经济学家如斯密、穆勒以及马歇尔都在各自的著作里阐述了文化如何作用于经济发展。他们通常把文化看成是伦理道德、理想观念、风俗习惯以及等，而这些因素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高波、张志鹏，2004）。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两本著作中充分阐述了他所理解的“经济人”，以及从“经济人”出发所形成的“特定的文化观念成为市场扩展和经济进步必不可少的条件”（高波、张志鹏，2004）。穆勒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位在道德和社会科学研究上，在他看来，各国的经济发展取决于道德的或心理的因素。马歇尔也认识到包括宗教、理想、道德、观念在内的文化因素和经济动机共同决定人们的行为。而且他还意识到了宗教改革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将它与印刷术、发现新大陆三者共同看作是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高波、张志鹏，2004）。后来，韦伯（1995，2002）明确考察了文化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兴起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一种植根于的文化现象，“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他也探讨了儒家伦理与东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阻力之间的生成关系，认为中国的儒家伦理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继韦伯之后，更多的学者强调了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他们或强调文化会促进经济发展，或认为文化是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总之，学者们越来越关注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并把这一领域延伸到金融发展上。

二、文化与金融发展

早期的学者在分析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时研究了宗教对金融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认为，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由于各自的教义不同，从而对金融发展产生了不同作用。基督教早期禁止放贷获息，中世纪时反对高利贷的思想达到顶峰，直到16世纪才渐渐放松禁令；伊斯兰教自始至终严禁高利贷；而佛教不仅允许放贷取利，而且对交易方式和利率作出了明确规定。正因为如此，伊斯兰银行和金融业的发展至今还比较缓慢；历史上，信仰佛教的地区金融发展未受太多约束；基督教对高利贷政策的演变反映了金融发展具有阶段性（魏悦，2004）。

以后的经济学家更侧重于研究文化对经济的作用，有关著作非常多，但基本上没有论及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只是最近几年才有学者开始从文化角度论及金融发展。他们主要阐述了文化如何影响投资者权利的保护，进而影响到各国金融发展的差异；文化如何影响各国的公司治理；文化对个人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社会资本、信任、关系等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以及综合性地研究文化如何作用于金融发展，增进经济绩效。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文化对权利保护、公司治理及经济增长的影响

Stulz和Willamson（2001）以宗教和语言作为文化的替代变量检验了它对金融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文化与投资者权利保护相关，特别是对债权人的保护表现很显著。宗教在解释债权人权利保护的国别差异上要比国际贸易、语言、法律起源这些变量的力度强；信仰天主教的国家对债权人的保护没有其它国家好。不过。文化对股东权利的保护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总体而言，宗教和语言能表明一国如何实施各种权力保护投资者，进而影响金融发展。

Licht、Goldschmidt和Schwartz（2001）认为，法律只能部分地解释全球的公司治理制度差异，公司治理会受到文化的影响。他们根据Stulz和Hofstede的分类法把所研究的样本国家划分为英语国家、西欧、东欧、远东、拉丁美洲、非洲六种文化区域和不列颠人、日耳曼人、北欧人、更发达的拉丁美洲、不太发达的拉丁美洲、亚洲以及亚洲东部国家七类文化区域，并根据LLSV所创造的衡量投资者权利保护的反董事权利指数和债权人权利指数，考察了文化分类与投资者权利保护之间的关系，发现普通法国家的反董事权利指数要高于大陆法国家的各个指数，而按文化区域分类的国家在对债权人的保护上没有什么区别。

Kanatas和Stefanadis（2005）更是明确研究了文化、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文化既是经济繁荣和经济增长的引擎，又是金融市场发展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通过构建模型实证检验证实了：（1）社会越道德，即腐败越少，产权越强大，经济增长率越高，同时，受教育的人也更多；（2）越强调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越高，金融发展水平也越高；（3）实行新教的国家更容易建立强产权的法律体系，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相应要高一些，金融体系也更发达一些；（4）产权保护不强、腐败水平比较高的国家相比于那些强产权和腐败水平低的国家更容易实行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与此同时，越强的国家越不会选择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

（二）社会资本、信任和关系对金融发展的影响

GuisoLuigi、SapienzaPaola和ZingalesLuigi（2004）以意大利为例分析了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他们认为，在社会资本较高的地区，个人（家庭）更愿意投资股票，更多地使用支票，而以现金方式进行投资的数量非常少，因而这会影响金融发展的程度，尤其是股票市场的发展。

Karlan（2001）研究了社会资本对秘鲁的集团银行业的影响。他发现，社会资本越高的地方，贷款偿还率和储蓄率越高，储蓄所产生的收益也越高。而且社会资本能够区分是因为道德风险还是因为个人所面临的真实不良冲击而造成的违约。同时，他还发现，文化异质性和地理扩散性可以解释借贷行为，一般地，那些拥有相似的文化，住得也比较近的群体之间所发生的借贷的效率要更高一些。

Calderón、Chong和Galindo(2001)利用48个国家1980-1994年间的数据考察了信任和金融结构、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即使在考虑了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宏观经济稳定，特别是法律法规后，信任也都与金融深化、金融效率以及股票市场相关。信任水平越高，金融深化程度越高，股票市场和信贷市场越发达，利差和管理费用越小，金融效率越高。而且在法律法规不完善的情况下，信任还可以替代正式制度发挥其作用。

Allen、QianJun和QianMeijun（2002）以中国作为研究对象，利用有关数据把中国的企业划分为正式部门（国有企业和公开上市的企业）和非正式部门（所有其它企业），他们发现，非正式部门的法律机制和金融机制都没有正式部门的好，但前者要比后者增长得快一些，在他们看来，这是因为在非正式部门中存在着非正式的融资通道和治理机制，如声誉和关系等，在支撑该部门经济的高速增长。

Garretsen、Lensink和Setrken（2004）研究了社会规范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发现，社会规范会对股票市场资本化产生重要影响，不过对银行的信贷供给影响不明显。总之，他们认为，社会规范总体上能够解释金融发展，间接影响经济增长。

三、文化与金融发展的国内研究概述

国内研究文化与经济发展的文献比较多，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二是论述儒家文化对整个东亚经济的影响。但从文化的视角研究金融发展的文献还比较少。目前，金融理论界对于文化的研究滞后于中国金融改革的发展步伐。

尽管如此，国内学者还是从四个方面研究了文化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一是儒家文化如何影响金融发展；二是社会资本与中国金融发展的关系；三是文化对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四是金融文化对中国金融发展的影响。

朱正元((2001)研究了儒家文化与中国中央银行制度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金融发展缓慢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特别是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经济主体的金融意识淡薄，给中央银行的制度变迁带来了巨大阻力。具体而言，一是金融意识淡薄导致中央银行的宏观货币政策传导缺乏微观基础；二是金融意识淡薄阻碍了金融企业形成自负盈亏的风险分担机制，使得中央银行实际上成为企业、商业银行以及居民存款各种风险的最后承担人；三是金融意识淡薄使金融制度变迁的市场需求不足，而必须由政府强制供给，由此形成了高度集权的中央银行制度。

张俊生、曾亚敏（2005）和卢燕平（2005）利用GuisoLuigi、SapienzaPaola和ZingalesLuigi（2004）所选择的无偿献血率代表社会资本，实证检验了社会资本与中国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在我国的金融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社会资本与中国各地区的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即使在控制了如法律执行质量、教育水平、人均收入等变量后，结果仍然比较显著。

国内有学者从文化的角度探讨了东亚金融危机。顾肃（1999）指出，国际金融投机只是东亚金融危机的表面原因，真正的根源在于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东亚文化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特殊政治经济一体化的体制”。陈立旭（2005）也认为亚洲金融风暴应该使人们认识到文化的作用，重新思考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的关系。

此外，国内不少人着重研究了金融文化对金融发展的影响，认为，金融文化的进步与繁荣，是金融业不断发展和成功的重要因素（邱正文，1996）。郭宏之（2000）认为，金融文化研究的目的在于把握文化建设对金融业发展的积极影响。他从文化的视角分析了金融，又从金融的角度重新认识了文化。从文化的角度看，金融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活动；而从金融的视角看，文化建设会推动金融发展。因而文化与金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范恒森（2000）明确界定了金融文化，认为，金融文化是指“人们在金融实践中形成的，并对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金融组织的经营管理活动等产生持久影响力的思想文化”。光（2002）考察了债信文化与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在他看来，金融体系和金融交易的本质是信用，“金融的发展与信用的发达和债信文化的繁荣是相表里的……而且，发达的债信文化是金融体系健全和有效的本源”。王新（2004）认为，文化与金融相结合形成了金融文化，它可分为货币文化、信用文化、票据文化以及金融企业文化。陈志武（2006）探讨了金融技术、经济增长和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文化，特别是家庭和社会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社会的金融技术发展；中国传统社会因金融市场不发达，即为克服金融的不发展而内生出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中国传统文化。因而，在他看来，包含金融技术在内的金融发展影响到各国的文化内容。秦池江（2006）指出，现代金融和现代金融文化孰为因，孰为果，就如鸡和蛋一样无法说清。总之，发展现代金融的同时必须也发展现代金融文化，只有借助于金融文化，才能更好地培育出现代金融。

四、评论与启示

从上面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无论是国内学者还是国外学者对文化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他们所研究的作用于金融发展的文化多是社会资本、信任、宗教，甚至包括语言。其次，由于文化很难量化，而且有些数据的获取比较困难，因而关于文化对金融发展的实证研究并不多。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以某一特定国家，如意大利，为样本来检验社会资本对某些国家金融发展的影响，因此，推广性不强。国内的实证研究也局限于利用国外文献所定义的指标，如无偿献血率，来检验中国各地区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事实上，中国各地区的无偿献血率差别很大。因而，利用这一指标来反映中国各地区的社会资本水平并不是十分准确的。最后，在文化与金融发展的研究上，难以确定究竟是文化影响了金融发展，还是金融发展引导了文化，抑或二者相互作用。

文化在中国金融发展中已经且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事实上，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对中国金融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整个社会变迁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精神财富都在某种程度上推动着中国金融发展。但是当前中国金融发展中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如腐败，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缺乏对文化的重视。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毫无疑问它也会影响到金融的发展。可以说，中国目前并不缺乏先进的正式制度，尤其不缺乏各种各样的法律制度，但是银行信贷仍然是企业主要的融资方式，资本市场发展不活跃，特别是经常发生金融大案要案，探寻其背后的原因不能不说有文化的因素在起作用，尤其是文化的内核之一信用在发挥重要作用。

金融基于信用而生，信用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灵魂。但是中国目前的金融发展忽视了诚信原则。事实上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是特别强调信用的作用的，因而，当前中国金融发展所缺失的信用在某种程度上既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流失，又反映了当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缺陷。因此，要进一步推动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和发展，务必要先将信用和市场文化建立起来。

参考文献：

陈立旭.2005.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再审视［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5）.

陈志武.2006.金融技术、经济增长与文化［J］.国际融资（2）.

范恒森.2002.金融制度学探索［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79.

高波,张志鹏.2004.文化与经济发展：一个文献评述［J］.江海学刊（1）.

郭宏之.2000.文化金融［J］.南京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3）.

顾肃.1999.对东亚金融危机的文化反思［J］.中国社会科学（3）.

卢燕平.2005.社会资本与金融发展的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8）.

曼格尔.2002.非洲需要一个文化调整计划吗［M］//亨廷顿,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M］.北京:新华出版社:119.

篇2

在集群与联盟、网络与竞合视角下重点分析了三地大学城如何通过集群与联盟的耦合推动产业创新升级、提升区域产业经济的核心竞争力。研究认为大学城与区域经济联动， 是推动区域产业创新体系建设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载体。

 

新增长理论揭示了人力资本特别是专业化人力资本对一国或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而作为专业化人力资本生产和供给主要部门的高等教育，对知识的积累、技术的进步和专业化人力资本的培养和提高作用甚大。因此，发展高等教育是明智之举。

 

但经济社会的存在决定了高等教育的内容和发展方向，高等教育不可能离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因为不论是人才培养还是科研创新，归根到底，都要通过融入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来实现其最大功能和核心价值。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强调了专业化分工的知识积累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促进作用。教育的专业结构如果与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相互适应，则人力资本积累的“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就会相互强化，这不仅有利于“边干边学”的人力资本积累，而且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如果二者不能相互适应，则教育投入的一部分会成为人力资本的专业转换成本，从而产生资源浪费。

 

大学城的评价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问题。因为大学自身定位不同，那么他们的发展重点必然不同，必然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不一样，对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效果也是不一样的。一个大学的校园扩建和多个大学的综合建成的大学城他们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是不一样。

 

发挥集聚功能，汇集高素质人才，吸引优势高校入城发展。大学城不仅仅是本地高校的集聚地，更应吸纳国内甚至国外名校的加盟。发挥大学城的辐射功能，满足地方加快培养高素质人才、发展高等教育的愿望和要求。

 

大学城除了常规性的高等学历教育外，还可利用园区内师资和教育场所的共享优势，举办各种形式的非学历教育，特别是大学后续教育;也可借助城内的办学条件和潜在的培训市场，吸纳各类与地方经济密切相关的国际技术、技能认证机构到城区内设立或联合开设分支机构。

 

各类培训机构在城区及附近地区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讲座和学术交流，将加速中心城市继续教育、终身教育体系的形成和完善。为中心城市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升产业层次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

 

大学城建设过程中产生的联动效应和城区的开放性特点，使得城市文明程度得以提升，促进了区域文化事业的发展。新建的大学城一般是通过科学的规划，可以在大学城内修建不同风格的建筑，这比在老校区上建设要容易得多。新建校园的人文景观使校园文化与城市文化在园区内整合、升华，一方面可以陶冶在园区内就学的学生，培养其人文精神、塑造其健全的人格;另一方面成为所在城市的文化中心，吸引更多的市民和周边地区的人群来参观，如果做得足够出色的话，可以集教育，旅游于一体。

 

现如今对于大学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目前理论界还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和阐述，由于阐述的角度不同其概念和内涵也有所不同。

 

北京大学吴志攀教授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区域化趋势[1]，沿海地区展开教育资源竞争，以带动人才战略、技术升级和产业换代及文化发展。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背景下，教育被列入第三产业，高等教育的发展有可能也有必要与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研究北京地区高教发展的有利与不利条件以及高教向边缘发展，向沿海发展，向企业教育和民办教育发展的趋势。

 

高等教育发展正面临着新一轮资源配置，高等教育走廊和远距离校区就是资源重新配置的表现。可以看出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以及与交通及通讯事业发展的相关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

 

宋宏教授则认为大学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是教育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高等教育学等多门学科所一直关注的学术命题[2]，也是当下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型跃升为大众化之际有关大学改革的实践命题。我国的大学与区域经济发展共生系统的建构需要从再造共生单元、创新共生模式、完善共生界面三个环节着力尤其需要以具有系统性的战略思路和方案加以推动。

 

刘志民教授提出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是：互动程度不高，表现在高等教育投入不足、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以及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乏力等方面[3]。

 

作为社会管理者，政府应发挥其宏观调控职能，为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互动提供环境保障;高等院校应主动出击，发挥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互动的主导作用;企业应积极配合，促使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良性互动机制的形成。

 

篇3

1、经济新常态与社区文化

1.1经济新常态

2008年以前，我国经济的增长一直保持着较为高速的增长，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也保持着较为领先的位置。但从08年开始，这一连续领先的状态被打断，各国的经济发展也一再陷入低迷状态，而我国也逐渐开始认识到不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战略，提出经济增长的结构性转变，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化为创新驱动，经济增长速度由两位数的高速度增长变为7%～8%单位数的中高速增长，要求经济结构升级，把第三产业等消费性、服务型的产业当作经济发展的主体。以上种种的转变都是我国对于经济发展的一种价值选择与判断，从我国对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何种作用的转变来看，在经济发展上选择这样一种新常态的路径也是大势所趋的。

1.2社区文化

社区文化是社会的地域特点、人口特性以及居民长期共同的经济社会生活的反映。 它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方式，大体上的理解方式就是在广义上包含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而在狭义上多是指一些文化现象。当前我国经济进入转型时期，现在所提倡的使经济发展由旧常态向新常态的转变以及十八届五中全会所提出的十三五规划，其目的最终都是希望经济能够得到更好更健康的发展，最终惠及人民，改善民生。而社区是社情民意、社会基层中各种矛盾和问题反映比较集中的地方，是城市发展的微观状态。我们在走经济新常态的道路中，不可避免的便是让文化紧随而上，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同样打出“新”的旗帜。社区包含着不同层次的内容，因此所体现出来的社区文化也是不一样的，主要有市、区、街道三个层次，本文中所研究的社区文化发展方向单指街道层面的社区文化。

2、经济新常态下社区文化发展方向的选择

2.1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文化产业作为一个非传统产业，它的发展自身就存在着许多的不足，而社区文化更是文化产业链中的弱势群体。我们一直在强调把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对于文化产业也是如此。在社区文化建设过程中我们不能故步自封、因循守旧，要做到博采众家之长，吸收省内外、国内外符合我国国情的，先进的发展理念与发展模式。利用与当今时展潮流相适应的文化传播载体――网络，使之对社区文化的建设与传播发挥辅的作用。当今时代是互联网的时代，互联网+的模式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都以互联网+为驱动，最终惠及民生，改善民生。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三个热词――经济新常态、创新驱动发展、供给侧改革，无一不给我们的社区文化发提供新的路径，让我们乘着时代的潮流与时俱进，走出一条现代化的社区文化发展道路。

2.2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方向

城乡二元化的体制一直影响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然而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物质方面同时也体现在文化方面。社区有城镇社区与农村社区之分，而近年来的城镇化建设使大量人口由农村迁移到城市，他们在城市的社区中生存，带去的不仅是人力资源还有乡村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给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而通讯事业的进步给文化的传播带来了便利的条件，因此乡村居民在日常生活过程中能够充分的接受城市社区文化这种集教育、科技、娱乐为一体的社区文化发张方式；随着近年来的“民工潮”“打工热”的盛行，游走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打工者们，他们参与了现代化的建设与发展，吸收了城市的先进文化，他们的流动使这种文化传入乡村，成为现代文明传播的载体，给新农村的建设添砖加瓦。与此同时，他们也把乡村所具有的睦邻友好、一家有事三家帮、庭院文化等生活方式带到城市社区，对于城市社区中闭户不见、互相都是陌生人的状态也有所改善。要想建设城乡一体化的文化发展方向就要坚持文化发展的先进性与创新性，这不仅符合我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也符合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要求。在文化发展上走出一条特色化，符合本地区民情，充分利用地缘优势，加大城乡之间的互动，协调发展，在文化方面相互促进相互吸收，这就一定要求了两方的工作人员的沟通与交流。利用乡土气息、民俗文化、自然风光去吸引人群，这样的发展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并且繁荣发展了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2.3文化享受均等化的发展方向

社区文化是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下的一部分，而在社区文化建设中能够让居民均等的享受到文化发展的成果，是建设社区文化的一大重点。文化享受的均等化不是指绝对的平均与强制性的施加到每个人的头上，而是在文化产品多样化并能够充分达到均等分配的前提下，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以个人的文化需求为基准，以此来进行的文化产品的分配。而我国现阶段在社区文化均等化方面做得远远不够。在社区中忽视文化发展，图书馆，艺术馆很少几乎没有并且典藏量不能达到要求，文化表达方式单一这在根本上就没有满足实现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前提。社区的文化服务本就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的限制，因此乡镇居民进入到城镇工作，生活后，由于户口的限制在原本居住的地方所享受到的社区文化并不能够跟随他们一起来到城市，而在城市中由于经济等条件方面的差异也不能够充分享受到社区文化的成果。我国提出经济新常态的发展思路，最终也就是希望由经济发展最终带动其他方面发展，并通过其他方面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经济方面的发展，从事实现成果由全人民共享。所以在发展社区文化中一定要注重均等发展，实行普惠政策，优化公共服务的投入，可以与民营企业联合解决资金的投入问题，促进社区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最终实现社区文化享受均等化。

【参考文献】：

[1]曹爱军 杨平.公共文化服务的理论与实践[J]，北京： 科学出版社，2011

[2]刘宝顺. 我国城乡社区文化建设综述研究[J]. 管理学刊. 2010，（6）

篇4

江苏地处改革开放前沿，拥有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多元同存的经济文化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社会经济文化整体发展水平走在全国前列。根据国家统计局制定的小康评价指标体系测算，江苏省在1998年已基本完成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转变，进入全面建设宽裕型小康社会的新阶段。2001年，江苏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12922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小康标准值高2.18倍；人均GDP已突破1400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375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785元，小康实现程度均为100%[2]。在这种发展态势下，2003年江苏省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了在本世纪头20年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两个率先”[3]奋斗目标。

江苏省省长李学勇曾深刻分析道[4]：“江苏是经济大省，但自然资源少，人口密度大，环境容量小，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这一特殊省情决定了我们必须扬科教人才之长，避资源禀赋之短，坚定不移地走创新驱动之路”。同时，“江苏省研发机构众多，人才资源总量较大，创新意识较强，科教优势突出，为走创新驱动之路提供了强大动力。”为此，科教兴省、创新驱动成为了江苏省又快又好推进“两个率先”的战略决策。

2005年江苏省政府做出了“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率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决定：“教育事业在全省‘两个率先’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当前，我省现代化建设已进入重要的战略机遇期。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我省要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最大的优势是教育优势，最重要的资源是人力资源。进一步增强我省的综合竞争力，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加快‘两个率先’步伐，最关键的是推进教育事业优先发展、率先发展、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决定》强调指出，教育事业的发展要“以深化教育改革、扩大教育开放为主要动力”，并且提出了“推进中外合作办学，把扩大教育对外开放作为增强高校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扩大教育对外交流，……建立一批对外交流的国内培训基地、国外办学基地和教师培训基地”；“开拓国际教育服务市场，面向世界推介江苏教育品牌”等重大举措。

从政府的战略部署来看，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国际合作交流已经成为江苏教育发展的战略选择。江苏省教育厅沈健厅长更明确指出：“将教育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国际合作交流作为江苏省教育发展的四大战略之一，积极推进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主动融入世界。”[5]自此，江苏教育国际化事业全面展开。

其实，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江苏省已经开启了教育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国际合作交流之路。1986年9月南京大学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合作创办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开创了国内首例中外合作办学的先例，江苏因此而成为率先开展并积极推进中外合作办学的省份。自2003年以来，江苏又在全国率先建立海外教师培训基地，成为全国首创之举。特别是2007年在加拿大多伦多设立的苏安中心（2009年起更名为苏安学院）更是江苏省教育厅倾力打造的北美教育交流与培训平台，每年交流、培训加上办学等业务规模超过千人。在高质量、高效益完成教师海外培训工作的同时，苏安学院不断拓宽与海外教育机构的合作与新业务，全面推动江苏教育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成为向世界推介江苏教育、树立江苏教育品牌的重要平台。

江苏省教育厅沈健厅长在2008江苏中小学校长国际论坛上指出[6]：“江苏能不能通过国际化融入全球化、加快推进现代化，让国际化与新型工业化、城市现代化互动并进，归根结底是能不能发挥我省在教育、科技、人才方面的优势和潜力，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省教育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国际合作交流能否有效推进。”换言之，教育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国际合作交流已成为江苏未来发展的关键要素。

2008年江苏省政府又出台了《江苏省关于扎实推进中外合作办学工作的意见》，进一步强调“国际合作教育是世界教育发展的客观趋势；中外合作办学是江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江苏教育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由之路。各地、各校要从‘以国际化推进现代化’和‘全面达小康、建设新江苏’的高度，提高对中外合作办学的认识。”因此，江苏省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教育对外开放，各级各类学校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逐渐形成了江苏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国际交流合作格局，主要表现在[7]四个方面：一是江苏省各级各类中外合作办学成绩显著。2006年，全国第一所本科层次独立设置的中外合作高校——西交利物浦大学在苏州正式成立并招生；全省高中阶段共有中外合作办学项目30个，有1750对中外中小学结成友好学校。二是国际交流平台不断拓展。目前江苏省已在英国曼彻斯特、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加拿大多伦多和美国堪萨斯设立了四个海外教育交流与培训中心。三是师资国际培训得到加强。江苏省是全国率先组织教师赴境外培训的省份之一。自2003年起，江苏省教育厅实施大规模的教师海外培训计划，每年选派1000名教师出国（境）培训，从2008年起，每年培训规模扩大到2000名。四是积极从国外引进急需的师资来江苏任教，全省具有聘请外教资格的学校达400余所，每年聘请外专外教1600人左右，聘请外教学校数和聘请的外教数均位居全国前列。

《江苏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更是特别指出：“教育国际化是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是建设教育强省、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培养国际化人才的必然选择。”《纲要》还提出了教育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国际合作交流的具体指标，如在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方面，“到2020年，高水平大学本科生中具有海外学习经历的学生比例达5%以上、其他院校达3%以上”；在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方面，“到2020年，职业院校20%以上的专业课要与国际通用职业资格证书对接”；在增强教育国际影响力方面，“到2020年，在苏学习的留学生达5万人左右，其中高水平大学研究生中留学生比例达5%以上”；在教师国际化能力方面，“要扩大海外教师培训规模。着力建好教师海外培训基地，充分发挥基地在加强海外教师培训、扩大教育国际交流、强化汉语国际教育、展示江苏教育成就等方面的作用。”■

（本文原题《中国教育国际化的新征程：苏安学院跨境办学的案例分析》，有删节）

【参考文献】

[1]教育部.08年17.98万人出国留学16.16万人自费出国留学[J/OL].http：///20090326/n263029186.shtml.2009.3.26.

[2]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室.江苏省吹响“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号角[J/OL].http：//第16期（总第31期），2004.9.9.

[3]郑晋鸣.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又好又快推进“两个率先”——访江苏省省长李学勇[N].光明日报， 2011-3-25，（4）

[4]同上。

[5]沈健.教育国际化视野下的学校领导力建设[J]. 江苏教育研究，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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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原国务院参事郎志正先生发表了重要讲话，进一步对“五位一体”当中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发展方向进行了阐释。以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为指导，引出2013年中国进出口首破4万亿美元、中美投资协定、世贸区、孔子学院、等经济文化现象，共同探讨了2014年中国经济文化发展新方向。

研讨会期间， 各驻华使馆对十三中全会关于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双方合作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其中埃及驻华大使提议：”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与埃及就信息咨询、培训、展览交易会以及政策研究等方面合作协议的签署应被提上日程。并对进一步发展扩大未来中小企业的合作前景提出“就中小企业发展增强两国信息沟通、经验分享；鼓励中国中小企业对埃及的海外投资；为两国贸易投资营造最佳发展环境；支持南南合作的经济政策”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