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会治理体系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城市社会治理体系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随后，冯仑带着国内立体城市的计划，陆续进入成都、西安、温州3地，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口号提出已有近5年时间，但立体城依旧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它比起东京和纽约寸土寸金、结构密实的超高容积高楼大厦，以及香港比比皆是的“牙签楼“，至今仍没有具体产品面市。

篇2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prospect of constructing and improving a public safety assessment system under the concept of smart city. The level of traditional safe city construction can be improved and the traditional city public safe system can realize the entity， modeling and computable relay on the internet of things， cloud computing， and big-data technologies. In this way， city safety system， which is sensible and automatically measured， is constructed.

city public safety； public safety assessment； smart city； big data

当前，智慧城市的建设已经从理论层面落实到中国很多城市的实际建设层面。中兴通讯作了不少实践，并有一些自己的提炼思考。在智慧城市中，城市公共安全的建设作为基础性需求，不容忽视。为有效预防、减少和降低城市公共安全风险，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必要规范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工作。

本文从智慧城市建设的实际出发，探讨基于智慧城市建设理念的城市公共安全建设与评估体系，为具体智慧城市系统建设提供借鉴。

1 智慧城市建设理念

智慧城市理念论述众多：从城市管理者角度来看，智慧城市意味着一种发展城市的新思维、新策略，是新型城镇化的必然需要，是一种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下，实现城市全面数字化后可视、可测量的智能化城市管理和运营模式，可以推动城市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的跨越式提升。从信息化专家的角度来看，智慧城市是城市信息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一种形态，是城市的信息化经历数字化、智能化后的必然结果。从市民角度来看，智慧城市意味着生活品质、民生服务、居住环境等得到极大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入渗透到市民的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智能、便捷与舒适成为城市生活的典型特征。

智慧城市是借助信息技术，把已有的各种生产要素优化组合，以更加精细和动态的方式管理生产和生活，形成技术集成、综合应用、高端发展的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城市。基于此，我们认为智慧城市具有信息（Information）、智能（Intelligence）、创新（Innovation）、市民与城市互动（Interaction）的“4I”特征。

城市作为人类社会高度发展的组织形态，作为众多个人构成的集体活动实体，实际上在城市整体需求上也体现出了与个人需求相对应的层次需求模型。马斯洛理论把人的需求分成生理需求（Physiological Needs）、安全需求（Safety Needs）、爱和归属感（Love and Belonging，亦称为社交需求）、尊重（Esteem）和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5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由此，安全需求不论对个人还是一个城市都是仅次于“活着”或者“存在”的基础性需求。

一个城市的安全需求是众多个人安全需求的集合，是一种公共安全的需求。城市安全关系到城市中的每个人。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安全是一个基本模块。进行安全城市建设，必须坚持安全建设与评估两条腿走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1-15]。

2 智慧化的安全城市系统

构建

在智慧化的城市公共安全建设中，物联网是城市公共安全基础信息采集、汇集的基础架构，大数据分析则是对海量基础数据进行模型分析的基本技术支撑，而云计算架构则为高强度的、成本可接受的柔性计算能力获取提供了基础保障。这些新技术的成熟应用是使整体城市公共安全体系构建成为可能的关键。

2.1 城市公共安全建设现状

近些年，城市公共安全的信息化建设主要落地到平安城市建设方面。构建平安城市业已成为政府建设共识。但当前平安城市的建设尚存在如下具体问题：

（1）信息系统缺乏整合

相关信息主要为公安等具体部门服务，缺乏从城市层面的共享与整合，其他城市管理部门建立了大量“烟囱式”的监控系统，缺乏标准互不相通；部门间的信息没有实现共享，“信息孤岛”现象非常普遍。基本上各方各自建设，各自享受自己的建设成果；各城市的电子防控系统多呈现分而治之状态，一个平安城市系统中有几种甚至十几种安防平台，且大多数之间没有实现互联。

（2）信息系统与城市中其他系统联动较少

缺乏业务的有机整合，视频监控系统自成一体，覆盖面小，应用面窄，缺乏与应急联动、警务指挥、城市管理等业务的高效整合，视频监控信息与警用地理信息系统（PGIS）及其他公安信息没有进行关联。

（3）各城市普遍存在“重建设、轻应用”的现象

智慧城市建设过程，对与智慧城市建设相配套的运作管理机制、服务模式、政策措施，要进行妥善的分析和梳理。建设与管理并重才是实现智慧城市最终目标的重要保障。信息化部署完成了，它只是个系统，是工具。此后，需要相应的城市管理人员和市民一起使用这套系统，并从中汲取“智慧”的价值，这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智慧城市。

2.2 智慧理念下城市公共安全实践

当前，依托智慧城市理念和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技术，从技术角度看，城市公共安全建设可有如下升级方向：

（1）大联网平台建设

随着GB/T28181-2011《安全防范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于2012年6月1日正式生效，大联网平台建设已经成为未来几年平安城市建设的首要任务。城市公共安全建设的视频监控联网管理平台，必须开放系统能力，能够与主流监控厂商前端设备进行信息对接及互操作，可进行不同平台和设备之间的业务组合和调用，实现不同平台信息的往来交互。

（2）信息全网可调用

通过视频监控系统大联网平台建设的逐步深化，使得区域内经过授权的监控平台的操作台，均能够在区域范围内自由调动信息。同时，以上的互联和共享将完全在权限可控的状态下进行，以最大限度保证海量数据的有序使用。

（3）业务流程实战整合

发展应用型的城市公共安全建设专业化系统。城市公共安全系统的核心在于系统与警务的日常工作紧密结合，这样视频信息才能成为真正的“大数据”。和警方已经建设或者正在建设众多数字化的业务信息系统有效关联，使得平台系统更加贴近公安部门的实际业务应用，做到“三实”，即实际、实战、实效，从而贴近公安实战，促进信息共享，提高工作效率。

（4）高清设备的大量使用

公安对于城市公共安全系统建设从追求数量转变为追求质量的阶段。更高的清晰度成为提升视频监控质量的首要诉求。高清摄像机和高清编码器等被平安城市建设大量引入，同时移动高清摄像机也被各方案补充引入。

（5）视频智能分析深度应用

海量的视频文件、日志信息的挖掘、分析，可以有效提升治安监控系统的工作效率。通过对视频内容进行视频诊断、视频浓缩、视频检索、视频压缩等先进视频处理技术等，使视频资源从粗放无序的数据真正转化为精细可用的信息，并最终实现高效应用。

（6）云计算的大量使用

高清视频的广泛使用及城市级视频网络的完善将会产生大量视频数据，只有云计算的强大架构扩展能力，高可用性将使海量视频数据的有效处理成为可能。这对于对城市安全管理意义重大。

基于以上对城市公共安全系统建设的理解，中兴通讯提出了自己的平安城市解决方案，总体架构如图1所示。

3 安全城市的评估和实践

从实践中看，无论在之前的平安城市建设还是最新智慧城市架构下的智慧公安系统建设，不少地方都已经构建城市公共安全类相关系统，在不少城市也已经初步形成较完整的体系。但在这些系统建设中，是否有从城市公共安全评估的角度出发，更严谨地在事前基于评估数据更合理规划整体方案，在系统建成后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评估城市安全水平的提升或变化，从而适度调整相关系统侧重或在后续建设中更加科学地、有针对性地对重点地区、重点问题进行安全系统规划和实施，这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实际情况中这方面通常被忽略。很多系统的规划设计，往往是侧重在“设计”系统本身，说明系统本身要解决的问题。而对系统所要解决的真正问题缺乏量化。相当于说，事先缺乏定量评估问题，事后缺乏定量评估成效。很多系统上马了，只能笼统地说“有了提升”，最多总体而言某个指标提升或下降了之类。而这些和城市公共安全评估应达到的“以评估指导规划，以评估调整布设，以评估安排升级”的要求有很大差距。

3.1 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识别方法

影响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进展的主要因素包括：评估时间、力度、展开幅度和深度，所有这些因素都应和城市实际安全状况和城市特性的不同点相符合。对不同的城市而言，应该选择适合本城市特性和发展水平的风险评估方法。这样的评估过程与正在进行的平安城市或智慧城市安全建设是一个并行关系，相互吸收经验，相互促进。

根据对各要素的指标量化及计算方法的不同，城市公共安全风险分析可分为定性分析、半定量分析和定量分析，或这些分析方法的组合。

3.1.1 城市公共安全的定性分析方法

定性分析方法是一种被广泛应用的风险分析方法，在城市公共安全分析中也同样如此。定性分析方法对风险产生的可能性和后果可用如“低、中、高”这样定性表达程度的表示方式。

但在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的实际定性分析过程中，有时仅仅使用“低、中、高”这样的程度表达并不能显著分辨不同风险值间的差别，因此，在实践中，有时会考虑给这些主观判断的值设定一个数据化的结果，比如，设“高”为“3”，“中”为“2”，“低”为“1”。该“3”、“2”、“1”，并非一个客观的实验值，相反只是一个相对值。对本意仅用来确定等级的对应等级数据进行过度解读，可能会导致错误的决策。

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的定性分析常用于：在开始细致风险分析前的最初风险鉴别，以找出可能需要更细致分析的风险；或者相关风险可能不值得花更多资源去进行更充分分析；或者实际具备的数据不足以进行更细致定量分析的场合。

城市公共安全的定性分析是基础性的分析方法。即使在可采用更进一步评估方法的场合，定性分析依然是非常重要的选择。

3.1.2 城市公共安全的半定量分析

半定量分析是在定性分析基础上的提升，同时也是对花费更大的完全定量分析的妥协。在半定量分析中，定性分析的某些定性分析数据可能已是确定数字，但每个子项所确定的数字并不一定与具有非常精确的对应关系。

在应用半定量分析时需要小心，因为半定量分析可能不能正确地区分各种不同风险，尤其是当分析结果或可能性处于极端状态的时候。因此，在实际分析时可将“可能性”分解成两个要素“暴露频率”和“概率”。所谓暴露频率是风险来源存在的程度，而概率是当相应风险源存在时产生后果的可能性。在上述两者间关系不是完全独立时需要审慎对待分析结果，因为相互干涉后的分析结果可能产生偏差。这是半定量分析需要注意避免的问题。

3.1.3 城市公共安全的定量分析

城市公共安全的定量风险分析主要关注两个基本数据：风险事件发生概率和风险对应可能损失的资产。这两者相乘的结果称为年度预期损失（ALE）或年度成本估算（EAC）。理论上可依据ALE计算威胁事件的风险等级并有针对性地做出相应的决策。

ALE的具体计算方法是首先评估城市单项资产的价值V；然后根据客观数据计算威胁的频率P；最后计算威胁影响系数μ：

ALE=V×P×μ

显然的，城市公共安全整体ALE值应该是各单项ALE的总和。

但上述方法存在数据可靠性问题。定量分析依赖准确数据，而准确数据整体上依赖于人类的科学发展水平。对于某些安全威胁，人们确认已可掌握相应数据信息，但对于另一些威胁来说，可能还无法掌握实际数据。这是定量分析当前的局限性。

在定量分析实际应用中，对于这样定量化的困难，可尝试使用客观概率和主观概率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客观概率用于有人们已经掌握客观数据的情形；主观概率则针对尚无法掌握直接根据数据的情况，此时将利用包括经验数据、主观判断等进行替代。举例来说，在社会稳定度评估中，对于攻击行为的威胁可考虑如动机、手段和机会等要素。

总体而言，完全定量分析方法的使用是有相当难度的。但从城市公共安全精细化、智能化及未来发展来说，定量分析毕竟是城市公共安全最希望采用的方法。

3.2 “全生命周期”公共安全评估实践

我们认为，一个真正的智慧城市公共安全系统在城市公共安全评估价值这方面应具备“全生命周期性”。所谓“全生命周期性”，是指应在智慧城市公共安全系统建设的规划设计、实施部署、使用运维、系统升级4个阶段全面引入城市公共安全评估方法，通过评估数据的变化指导上述4个过程形成闭环，不断提升整体城市安全系统的水平及有效性。

具体来说，在系统规划设计阶段，首先要做的是基于现有信息系统形成的各类数据，有针对性地对待建系统所要解决的公共安全问题现状进行评估，形成各类辅助决策分析结果，指导规划设计体现出应有的重点问题的侧重性、区域的差异性等。

针对平安城市的高清智能卡口布设问题：

（1）规划阶段进行风险识别和定量分析

利用比如历史报警数据、案事件区域数据、车流量数据、人口分布数据等计算出整体区域风险度分布图。将该数据所体现的区域差异性和整体卡口布设其他因素进行叠加，最终确定实际卡口布设位置、区域密度方案。

（2）在实施部署阶段多次联调测试及系统试运行

获取相关测试数据，进而评估系统整体有效性，发现系统不足，及时调整、改进系统本身及相关部署。

（3）运维阶段进行长效的公共安全评估

系统将在这个阶段持续给出城市公共安全状况评估，这不仅是给决策者对城市整体安全管理所用，也是给系统运营维护方面甚至于系统自身进行系统参数调整的必要依据。如果说决策人根据相关评估进行决策和调整是传统安全系统应做到的，那么系统自身根据自身产生的安全评估在事先系统设计模式下进行相关参数调整才是真正“智慧”城市公共安全系统的智慧体现。

毫无疑问，如果安全评估体系长效机制建立起来的话，系统升级参考相关评估进行就是非常自然的事了。系统的自我调节总是有效有限的，社会状况的变化、科技水平的提升则是永远的，所以，在反应现实公共安全状况的评估持续给出情况下，规划新的系统升级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系统升级某种意义上又回到了“规划设计”阶段，在持续评估的机制下，整个城市的公共安全体系将形成这样一个全生命周期、不断螺旋式提升的正向轨道。辅助这个全生命周期循环的形成，也正是智慧城市公共安全评估最大价值所在。

4 结束语

当前中国智慧城市建设方兴未艾。智慧城市建设投资巨大、影响深远，而城市公共安全是城市基础性需求之一，因此非常有必要在智慧城市的规划阶段就将城市公共安全评估体系纳入其中。传统上城市公共安全定量评估分析的方法，可以应用最新的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技术，从而降低评估的成本。这正是我们在后续智慧城市建设中需要不断探索、落实的事情。

参考文献

[1] GB/T 20000.4-2003. 标准化工作指南第4部分：标准中涉及安全的内容 [S]. 2003.

[2] ISO Guide 73：2009. Risk management - Vocabulary [S]. ISO， 2009.

[3] ISO 31000：2009. Risk management -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S]. ISO， 2009.

[4] AS/NZS 4360：2004. Risk management [S]. AS/NZS， 2004.

[5] 刘茂， 王振. 城市公共安全学――原理与分析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6] 张继权. 城市公共安全学――应急与疏散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7] 深圳市政府. 深圳市公共安全白皮书 [R]. 深圳市政府， 2013.

[8] 宋明哲. 现代风险管理 [M]. 北京：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3.

[9] 刘波等. 灾害管理学 [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8.

[10] 薛澜等. 危机管理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11] 公安部加强和改进公安工作调研小组. 第20次全国公安会议专题研究报告 [R]. 公安部， 2003.

[12] 马鑫， 黄全义， 疏学明. 物联网在公共安全领域中的应用研究 [J].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 2010，19（3）：12-16.

篇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蕴涵着以人为本，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寻求共识的基本理念，将对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事实上，这也是对其本身的建设实践提出了体现时代精神的新要求。青少年由于在社会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及自身的特点，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重点对象。

一、养成教育是促成青少年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效模式

认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个体的需要是价值存在的前提。价值观便是价值观念，是主体以自身的需要为尺度，对外在于自身的事物或现象所蕴涵意义的认识和评价，往往表现为信念、信仰、理想、追求等形态。这可以说，价值是人们的利益与需要的反映，也决定着人们的思想取向与行为选择。作为统治与指导地位的核心价值观要真正深人个人，它必须以个人的需要和认同为前提条件。党在十七大提出了“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人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自觉追求。那么，促成人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自觉，也需要以他们的特点和需要为出发点，真正落实以人为本。

作为未来社会的主体，青少年的价值观状况不仅关系自身的发展而且关系着社会的发展前景。对当代青少年社会心理特征的认识，“个性时代”不失为一个简洁和具有特色的概括。而此个性时代同时是一个不成熟的过渡发展时代，因此也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可塑性的时代，是一个价值观教育的关键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前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的主导价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引导青少年的价值取向是实现社会的发展和青少年健康发展和谐统一的必然要求。基于青少年个性的社会心理特点，促成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核心的价值体系并自觉接受，养成教育不失为好的选择。因为养成教育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体现的精神，也符合青少年的社会心理特点。

所谓青少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养成教育，笔者认为是指社会、学校、家庭根据青少年的身心特点、道德成长规律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通过对他们的道德行为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复训练，使之形成相对稳定的行为习惯，从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神内化为个体的道德心理结构，凝聚其品质的教育体系。养成教育十分强调青少年的个性特点，并以此作为教育的起点和突破点，贴近青少年的个性时代特征。同时，养成教育的目标是崇高的，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真正内化为青少年的道德品质，以形成青少年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习惯为外在表现形式。

习惯是自然、简单的，而最简单的东西，往往是最基本且最重要的东西。从个人层面看，习惯是后天习得的自动化了的动作、反映倾向和行为方式，它是条件反射在个体身上的积淀。从社会群体层面看，习惯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中形成的共同的相对稳定行为方式和反映倾向。因此，我们可以说，当青少年以及以后成人的行为习惯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现的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确实为青少年接受和践行时，体现人本的要求的养成教育便促成了青少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自觉。

二、养成教育体现了青少年的个性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和谐统一

篇4

[中图分类号] F320 [文献标识码] B

一、问题的提出

在旧生代农民工落叶归根、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背景下，在代际更替中成为农民工群体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的主导力量。相比父辈，生长在城市、远离农村和农业、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处于迥异时代背景的新生代农民工在价值取向、社会心态、个人诉求、行为逻辑、参照目标、身份认同、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体现出显著不同的特征，因此对农村和土地的眷恋有所消减，而对进入城市社会有着较强的期盼和憧憬。

然而根源于户籍制度的城乡二元体制使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经济上、甚至在身份上融入城市，但是却面临着就业歧视、社会网络狭窄、人力资本匮乏、心理认同度低等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存在经济上融入，社会和心理上嵌入的非实质性融入现象，传统的由户籍制度导致的二元结构正在城市内部演变成为新的二元结构，即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半城市化状态，处于城市与农村的双重边缘，是一群没有认同或认同内卷化了的、悬空的一代，这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成为真正市民、与城市融入的梦想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诸多尴尬与无奈。

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的城镇化已经取代物的城镇化成为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核心，在城镇化过程中需要注入人文关怀、需要融入人性理念，让新型城镇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彰显人性的光辉。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不解决，不仅会使新型城镇化进程和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受到影响，而且也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然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是一个复杂的课题，不仅要跨越城乡二元制的藩篱即取得城市户籍，还要能够形成城市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拥有一定的融入城市所必需的心理资本，获得本地市民的情感接纳和社会资本，并且拥有在城市安居兴业所必需的人力资本。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十三五规划纲要中也提出“加快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实施居住证制度、健全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机制，加快新型城镇化步伐”。无论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还是十三五规划纲要，都从政策、制度或机制上给予外来人口更多的、更公平的享受市民待遇的机会。因此，在这一趋势下如何使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彰显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人文关怀和人性理念，是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鉴于新型城镇化所提倡的人性关怀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独特性，基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和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制度和机制保障，研究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的成因并寻找解决半城市化问题的合理路径，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持续改进我国城镇化质量、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意义重大。因此，本研究在对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利用SPSS22.0统计分析软件，以对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成因进行的问卷调查得到的抽样数据为基础，选取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为自变量，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为因变量，通过单因素卡方检验及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验证新生代农民工的半城市化状态与心理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的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基于三种资本协同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模型，并以城市融入模型为基础，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的社会复合治理解决思路与对策。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基于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模式以及户籍制度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的影响，在城镇化、半城市化、城市融入以及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方面的研究形成了中外分化格局。

第一，西方学者在早期人口迁移理论的基础上，以流动人口和移民为研究对象，关注城镇化以及流动人口和移民的城市融入状况。

西方早期的人口迁移理论，利用归纳方法对人口迁移状况进行解释，力图发现人口迁移内在的规律和特征。其中建立在一定假设基础上的推拉理论、预期收入理论、劳动力转移理论等都从工业化、城市化视角研究农业转移人口问题，成为现代人口迁移研究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西方学者深入探讨了城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及其后果，提出了由城镇化所导致的“城乡发展失衡”、“过度城市化”等今天依然困扰世界城市发展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的人口迁移与城镇化问题研究逐渐从宏观视角转向对于转移人口个体及家庭迁移动因或迁移行为等微观层面的研究。

西方学者的半城市化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对于半城市化现象的论述，后来演变成为从特征、过程的角度定义半城市化，并对半城市化问题发展机制、发展现状以及产生的后果进行深入探讨。由于不存在城乡二元体制，西方学者对于流动人口半城市化的解决机制研究主要聚焦于心理层面，如社会熔炉理论、社会同化理论提出的流动人口通过接受当地主流文化、建立社会网络并实现心理认同的同化过程。

西方学者的研究虽然在与中国迥然不同的国情和制度背景之下展开，但为中国错综复杂的城镇化问题提供了深入研究的良好平台，为中国农村人口市民化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第二，国内学者以普通意义上的农民工群体流动为研究起点，进而考虑新生代农民工独特性以及其在农业转移人口中的主体作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化及半城市化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20世纪80年代开始，来自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地理学等学科的诸多学者，基于各自学科视角对农民工群体的流动问题展开研究。研究内容从早期关注的流向、规模、人口学特征等人口流动的静态特征，逐步演变为流动过程、工作和生活状态、行为方式、社会融合等社会经济动态特征，以及人口流动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经济社会影响等。

以王春光（2001）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与城市融入问题为标志，学界开启对农民工代际特征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热烈讨论。在王春光城市融入与半城市化研究的基础上，学界在三个方面就新生代农民工的半城市化及城市融入问题进行广泛探讨。第一，对农民工半城市化状态进行验证和分析。通过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社会认同、群体特征、权益保障、心理状态、就业状况、城市融入等方面，指出虽然在消费方式、生活方式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基本市民化，但非正规就业和发展能力的弱化、居住边缘化和生活“孤岛化”以及社会认同的“内卷化”都使其处于城乡两栖的半城市化状态，影响中国的城镇化进程。第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现象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居于主流的观点是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户籍制度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的“制度决定论”。还有学者提出，新生代农民工自身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匮乏也是导致其半城市化的原因。第三，农民工的半城市化状态已经呈现出结构化、长期甚至是永久化的特征，因此学界展开了对农民工半城市化的演进趋势及成本测算的相关研究。

经过修正的西方人口迁移和城镇化的相关理论等被广泛运用于我国城镇化研究。然而，由于我国与西方城镇化在宏观场景、推动力量、历史历程、政策安排与现实后果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因而在借鉴和运用西方相关理论时，应该结合我国实践并结合时代特征。与此同时，伴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中国的城镇化研究水平也日益提高。在研究技术上，早期以规范研究为主，发展到目前占主流的各类实证研究，学者们大量使用的实证方法如Logit模型、OLS回归分析、Profit模型等分析方法，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

怎样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从半城市化到完全市民化？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又如何避免半城市化所导致的城市贫民窟现象？以上问题的解决对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意义重大。然而，纵观国内外对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的相关研究，居于主流地位的“制度决定论”已经无法很好解决当前新型城镇化提出的“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的户籍制度改革趋势下新生代农民工仍旧处于半城市化状态以及无法融入城市等问题，因此，亟需从新生代农民工软实力――心理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视角打破以往研究中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各种因素各自为政的桎梏，通过三种资本的协同作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半城市化问题提出解决思路。

三、基于心理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协同的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实证研究

通过对国外劳动力迁移、城市化进程和半城市化现象进行简单的梳理和分析，以及对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和城市融入问题进行回顾，本研究归纳出了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的表现特征、成因及演变趋势，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及面临的问题。经过文献梳理和归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为：人口学因素、心理资本因素、社会资本因素、人力资本因素、制度因素。

以1980年后出生、16周岁以上农村户籍外来务工人员的市民化倾向及其影响因素为研究对象，进行了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的大型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132份，问卷Cronbach'salpha系数=0.8647，表明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实证分两部分。首先，在问卷调查获得统计数据的基础上，本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利用SPSS22.0统计软件，采用单因素卡方检验对第二部分提出的理论框架，即各个影响因素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的关系进行单因素验证。实证结果表明，所有因素的显著性值都小于5%，可以认为这些因素单独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相关。其次，运用SPSS22.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进行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倾向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对于单因素卡方检验结果显示显著相关的因素，可以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在其它因素影响下每一因素对于市民化意愿的影响以及各因素的相对影响程度。由于因变量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有市民化倾向=1，没有市民化倾向=0）为虚拟变量，且为只有两种结果的定性变量，故可以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在模型设计中，可以假设P为有市民化倾向的概率，而1-P为没有市民化倾向的概率，对P进行logit转换，记为logitP，以logitP为因变量建立的线性回归方程为：

Log itP = a+b1x1+b2x2+…+bnxn （1）

由（1）可以导出：P= （2）

（2）式为logistic回归模型。在式中，a为常数项或称为回归截距，bi为第i个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系数，xm为作为第i个影响因素的自变量。

本研究在选入变量α=0.05的水平上，运用SPSS22.0统计软件对被调查的1132个样本的截面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处理。在对数据进行处理的过程中，采用自变量组分步强制纳入法，分别就人口学因素、心理资本因素、社会资本因素、人力资本因素、制度因素五组自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的影响作用进行分析。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心理资本因素、社会资本因素和人力资本因素均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显著;虽然制度因素的影响更加显著，但国家一系列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政策措施出台后，制度因素的影响将产生变化;人口学因素对市民化意愿的影响不确定。

四、基于心理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协同的社会复合治理的解决思路与对策

张红芳，吴威（2009）认为，心理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具有协同关系，三者的协同是开发个人潜能、形成组织竞争优势的关键。林竹（2011）认为，通过心理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协同可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张洪霞（2013）也认为，通过三者的协同可以解决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本研究认为在国家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制度和机制保障的情况下，通过心理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三者的协同可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解决其半城市化问题。

所谓社会复合治理主要指社会治理结构从政府作为单一主体排斥其他主体参与，向多种社会主体协同以促进治理绩效优化和提升社会整体治理能力转变过程中的一种新型治理形态。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模式，复合治理的治理主体强调多元参与主体的“复合型”协同参与，更加注重社会组织参与主体在治理机制中的平等地位;治理过程强调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双向互动”，即通过政府部门的主动作为和其他各主体的全面参与，实现“双方”的优势互补，建立良好的互动伙伴关系;治理结构强调多元参与主体间的横向互动，与传统科层组织形成网格状治理结构，各个参与主体成为连接多渠道治理路径的结点，其网络触角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社会需求反应更为及时灵敏。因而，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的解决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应该引入复合治理的理念，引导第三方组织和企业与政府进行“复合型”协同型参与，构建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三维结构下的多元主体复合治理模式，有利于打破单一主体的政府治理模式，提高问题的解决效率。所谓社会复合主体是指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创新行动过程中，多个不同社会主体共同参与、主动关联所构成的多层架构、网状联结、功能融合、优势互补的新型主体网络。据此加以引申和延展，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解决的复合主体则是指以政府为主导，形成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三位一体”的复合主体，旨在打破不同主体间的“部门分体制”，塑造一种互相嵌入、功能互补的互通互联协同治理模式。其核心思想体现在：一是注重“政府―企业―社会”三维合作的组织模式，也注重不同主体的主动性和专业性，促进各主体的优势复合发挥。二是复合治理主体构建了主体间相互融通，共同分享，优势互补的互动平台，打破了治理全过程不同环节、领域的部门割裂、主体分立。三是实现主体间互联互通的内部化，对于有效整合多主体间的社会资源，加强融通协同，提高治理效率具有实然性。因此，如何在实践中构建政府与企业主体、政府与第三方组织及企业主体与第三方组织之间“双向互动”的良关系，形成优势互补和犄角支撑的耦合型治理格局，是深化和创新半城市化问题解决路径的一种新探索。在这一社会复合治理结构的支撑下，运用政策、法律、社会、经济等多种手段，通过全方位培训增加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从而增强对城市居民身份的自我认同以增加其心理资本，增加其职业交流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以业缘为基础的社会资本;通过各主体努力增加其与城市居民的沟通、交流渠道以增加其社会资本，从而使其拥有心理归属感，并拥有更多信息渠道从而增加其人力资本;通过网络组织进行的包括心理援助和心理咨询在内的心理培训，加强对其挫折心理的疏导，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资本，促进其主动融入城市以提高社会资本，激发其自身强烈的成就动机以提高人力资本。

[参 考 文 献]

[1]张兆曙.城市议题与社会复合主体的联合治理――对杭州3种城市治理实践的组织分析[J].管理世界，2010（2）

[2]曹堂哲.公共行政执行协同机制――概念、模型和理论视角[J].中国行政管理，2010（1）

[3]何继新，陈真真.公共物品供给复合主体“复合型”协同机制研究――基于“价值链”理论视角[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

[4]汪锦军.构建公共服务的协同机制：一个界定性框架[J].中国行政管理，2012（1）

[5]张洪霞.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内生机制创新研究――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的协同作用[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3（7）

[6]陈藻.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研究――基于成都市的调查分析[D].西南财经大学，2013（4）

篇5

摘 要：大学英语课程教学的多元评价模式是采用多种方式方法评价学生的学习状态、学习成效以及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所采用的教学方法、取得的教学成效的，它是一种以现代质量管理理论、建构主义和多元智能理论为理论基础，以教师和学生的发展为根本目标，以教学过程为主线，既充分考虑到高考社会化趋势下提高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质量的现实需要，又综合参考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等各项指标的科学性、实用性的评价模式。

关键词 ：多元评价模式；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质量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248-02

基金项目：内蒙古自制区社科规划项目“高考社会化趋势下高效英语专业教学问题及对策研究”（2014B130）

随着高中全面素质教育改革的正式“起飞”，高考选拔制度改革从考试内容到选拔模式变得更加灵活，更加务实，更加符合高校培养人才的需要。在新的教育考试模式下，教育评价的人本回归和多元评价模式的运用必将促使学生的自主意识和个性发挥得到充分尊重，并得到更多的发展通路，而多元评价模式也是高考社会化趋势下提高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质量的有效方式。

一、高考社会化趋势下提高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质量多元评价模式的内容

1.形成性评价理论。形成性评价理论（assessment for learning）是与终结性评价理论(assessment of learning)相对应的理论，强调的是学习过程，是为了促进学习而进行的评价；终结性评价是指对学生学习成绩的评价，注重学习所取得的结果。形成性评价理论由美国学者Carol Boston在《形成性评价的概念》一文中提出的，强调教师对学生学习的观察，学生个体在学习过程中参与程度的差别，教师对学生的学业成绩的分析等，这种评价模式可以促进教师与学生课上与课下的交流，有利于教师全面了解学生的英语知识技能，引导不同层次的学生全面发展。在高考社会化趋势下，对于学生英语水平的要求，更加注重学生英语整体能力的要求，高考英语分数在比例上提高了听力和口语所占的比重。注重形成性评价在大学英语教学评价体系中的作用，发挥信息技术在记录、分析、处理数据方面的优势，合理地设计评价工具与评价方法，实现评价重心由终结性评价向形成性评价的转移，有利于学生英语水平整体能力的提高。

2.建构主义评价理论。建构主义评价理论强调学习是知识建构的过程，因此在学习过程中教师应该注重对学习者如何进行知识建构的技能指导，而学习者所获得的学习效果直接由学习者在知识建构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程度决定。利用建构主义评价模式来评价大学英语教学，是将评价结果与评价教学过程结合起来，侧重于针对教师在指导学生学习的过程的评价与努力开发学习资源的评价，能够达到评价的深度和广度。在传统的教学中，教师只要求学生提供正确的问题答案，而对于学生如何获得这些答案却漠不关心，使学生的学习容易形成思维定式；在面对具体问题上，不能鼓励学生自主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使学生难以形成处理问题的应变能力。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评价，可以避免学生只重问题的答案、忽视探索问题的过程，培养学生注重科学探究的过程、养成科学探究的习惯和严谨的科学态度与精神。建构主义评价体系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开发学生英语学习的各种潜能，促使教师、学生注重探索问题的过程而不是简单地只注重问题的答案是否正确。

二、运用多元评价模式提高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质量应注意的问题

1.运用多元评价模式，首先应该保持教学评价的常态化与正规化。多元评价模式是一个比较综合复杂的评价方式，它对促进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质量也非“一蹴而就”的，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因为提高大学英语课堂教学质量需要教师的教学水平、自身素质、教学能力不断得到提高。因此，保持评估的常态化既是多元评价模式实施过程中的现实需要，也是提高教学质量过程中从积累到“质变”的现实需要。保障教学评价的常态化与正规化需要建立公开透明的评价制度，探索科学的评价方法。要想做到评价管理的公开、公正，每一段时期的评价必须妥善设计，并且坚持始终。合理设计评价的调查问卷仅仅是这个过程的一个环节，调查问卷应该包括教师之间的评价、学生对教师的评价以及其他层次的评价。如何要从众多的评价结果中获得有代表性的数据，保证将测试的偏见降到最低，建立数据收集程序也很重要。除了注重评价问卷的设计，评价问卷的发放和回收也同样重要。在进行评价问卷调查后，要想了解客观、公正的调查结果，调查问卷应由被调查者自愿提交到公开的投递箱内，再进行整理评价的数据，这样才能保证评价结果的信度。

2.运用多元评价模式对大学生英语课程教学质量进行评价既要评价教师的教学水平、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也要评价教师的教学实践活动。在教学过程中以“评教”和“评学”为双内核，符合以学生为本，兼顾教师发展的教育理念。对于学生学业水平的考核应包括学生的语言素质、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学业成绩，同时还要考核学生的创新能力以及探索知识与实践应用的能力。对于大学英语教师的评价应包括教师的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师素质、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等。

3.运用多元评价模式需要设立教学评价委员会。教学评价委员会是评价工作的权威机构，负责制定评价体系、审核评价数据、公布评价结果、解释评价依据。其成员应该由教学水平、教学能力能够得到广泛认可的教师担任，这样既可以对大学英语教师队伍起到规范管理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对教师的教学能力、教学方法起到指导提高的作用，带动教师队伍整体教学水平的提高。教学评价委员会应该制定广泛认同的评价体系和以质量为本的评价标准。多元评价模式可以说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授课教师和广大学生的积极参与，教学管理流程的顺利进行也需要教师、学生等各方人员的积极配合。为此，大学英语教学质量评估体系的成员组建、体系制定、评价实践等环节都必须得到大学英语教师的广泛认可，才能从根本上促进大学英语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同时也应得到学生的广泛认可，才能从原动力上激发学生对知识的渴望和学习的表现欲。

4.运用多元评价模式需要处理好考试与评价的关系。对于大学英语课程教学的多元评价既需要通过考试检测学生英语能力，包括日常的课堂提问、随堂考试、大规模的英语竞赛和标准的英语能力测试等，更需要对课程内容、教学设计、学生基础、接受能力及学习兴趣等全面的评价，也就是说考试只能为综合评价提供“参考数据”，而不能替代评价，这样的评价才是公平的和令人信服的。

5.运用多元评价模式需要始终遵守全面客观的原则。利用多元评价体系评价大学英语教学质量的目的是提高教师的英语教学水平以及学生在英语学习方面听、说、读、写的综合能力。在整个评价的过程中需要评价者合理地使用评价结果，全面客观地反馈评价的各方面信息，通过课程评价体系信息真实地反映出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效果，以及学生的英语基础和学生英语水平提高程度。

三、运用多元评价模式的意义

多元评价模式是把教师教学的实际效果与学生对于所学知识的接收效果有机结合起来，真正体现“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主动适应高考社会化新时代的要求，有利于充分发挥教学评价对大学英语教学行为的指导作用和对学生学习状态的掌握，有利于对教师教学过程和教学效果的监控，有利于促进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和学生的健康均衡发展，对全面提高大学英语教学质量，推动新一轮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实践意义。大学英语课堂教学质量的评价对学生英语能力的培养和英语教师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此，评价内容必须是多维性的，需要评价各方充分理解课程评价的理念，有效地开展评价工作。在多方配合下，及时全面地掌握评价信息，再采用知识评价、能力评价、学业内容、非学业内容等数据，形成立体式“影像”呈现为、评价结果。实践证明，多元评价模式切实能够提高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刘丽梅.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课堂教学评价体系新论[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1，(10)：79.

〔2〕张林英.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形成机理、有效教学评价及质量管理体系构建研究[D].南京理工大学，2008.

〔3〕王志丽，李利红.多元智能理论视角下的课堂教学评价革新[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1，(5):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