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效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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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突发事件是武警部队所担负的中心任务之一,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武警部队所担负的处突任务越来越重。由于突发事件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影响,处置突发事件往往要求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取得胜利,很少有人会考虑它的“效益”问题。笔者认为,在国家建设节约型社会、军队建设节约型后勤的新形势下,我们有必要研究在保证圆满完成处突任务基础之上的处突效益问题。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处突效益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

一、处突收益分析

1.处突战斗资源与处突战斗要素

处突战斗资源,是指武警部队在处置突发事件过程中所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能够形成部队战斗力的可用资源的统称。

处突战斗要素,是指处突战斗资源的各个具体组成要素。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财力是基础,人力和物力都必须通过财力的投入才能得到,但它不直接形成战斗力,决定部队战斗力的直接因素,就是人力和物力。鉴于此,本文中所说的处突战斗要素专指人力和物力。

2.处突收益函数

处突收益(R)是指武警部队在投入一定人力、物力之后,圆满完成 处突任务所能获得的收益。我们可以将处突收益函数表达为:

R=f(L,G)(1)

上式,R为处突收益;L为人力投入量;G为物力投入量。该函数表示不同的人力和物力组合所能带来的处突收益的大小。

但是,在实际处突过程中,投入人力、物力的规模、比例并不由武警部队决定,而是由突发事件本身决定。部队处突战斗要素的部署是根据突发事件所发生的时间、地点、规模、类型等因素而做出的。也就是说,处突收益的大小并不决定于武警部队,而是取决于突发事件本身,取决于突发事件的性质,取决于突发事件可能带来的经济损失、政治影响、社会影响等或直接或间接、或有形或无形的“处突可能损失”(PL)。这种“处突可能损失”与处突收益之间存在一种对等关系,如果圆满完成了处突任务,就能避免这种“可能损失”而获得处突收益;如果处置失败,“处突可能损失”就会成为“现实损失”。“处突可能损失”的大小决定了“处突收益”的大小。即:

R=PL (2)

3.处突可能损失函数

“处突可能损失”(PL)是指如果某突发事件不能得到顺利处置而带来的经济损失、政治影响、社会影响等或直接或间接、或有形或无形的损失。其大小取决于突发事件本身,取决于突发事件所发生的时间、地点、主体、原因、类型和方式六种可变因素,也就是5W1H(when、where、who(包括人和自然)、why、what、how),这六种可变因素共同决定了突发事件的性质,任何一种(或多种)因素发生变化,突发事件的性质都会相应发生变化。突发事件的性质不同,“处突可能损失”的大小也不一样。我们可以将处突可能损失函数表达为:

PL=f(X1,X2,X3,X4 X5,X6) (3)

上式,PL为“处突可能损失”;X1～X6分别表示突发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主体、原因、类型和方式六种可变因素。该函数表示在六种可变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该起突发事件所确定的“处突可能损失”的大小。

由(1)、(2)、(3)得:

R=f(L,G)= PL=f(X1,X2,X3,X4 X5,X6) (4)

(4)表示处突收益的大小直接取决于处突过程中投入的人力和物力组合,间接取决于突发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主体、原因、类型和方式六种可变因素。突发事件一旦发生,处突收益即为定值(即使处置过程中事态会发生变化,首长的每一次决策也是依据既定事态做出的)。

4.处突等产量线

根据以上分析,处突收益的问题其实就是在既定处突收益条件下的人力、物力组合方案问题。我们可以应用“处突等产量线”来对它进行分析。

(1)等产量线

在经济学理论中,“等产量线”是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生产同一产量的两种生产要素投入量的所有不同组合的轨迹。如图1所示。图中,横轴和纵轴分别表示劳动的投入量L和资本的投入量K,曲线Q是等产量线,曲线上的点表示为了实现产量Q而投入的劳动和资本的所有不同组合的轨迹。图中A、B两点代表了不同的要素组合,但它们都能实现既定的产量Q。

(2)处突等产量线

我们用“处突等产量线”来表示在装备、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实现既定处突收益所需要投入的两种战斗要素的所有不同组合方案的轨迹,如图2所示。图中,横轴和纵轴分别表示人力的投入量L和物力投入量G,曲线R是处突等产量线,曲线上的点表示为了实现既定处突收益而投入的所有人力和物力的所有不同组合方案的轨迹。例如,M(5,25)方案表示投入了5单位的人力和25单位的物力,N(15,10)方案表示投入了15单位的人力和10单位的物力,M方案更注重物力投入,N方案更注重人力投入,但两个方案都能实现既定的处突收益。

二、处突成本分析

1.处突成本

处突成本是指武警部队在处置突发事件过程中所耗用的战斗要素的货币支付。处突成本是由许多因素共同决定的。其中主要因素有:参战人员生活保障支出、处突物资保障支出,处突当地物价水平,指挥员才能等。我们可以将“处突”成本函数表达为:

C=f(A1,A2,…,An)(1)

式中,C为处突成本;Ai (i=1,2,…,n)为第i种决定处突成本的可变因素(包括参战人员生活保障支出、处突物资保障支出,处突当地物价水平,指挥员才能等)。该函数表示在投入n种战斗要素处置一次突发事件过程中所耗费的处突成本的大小。

由于直接投入的人力和物力是构成处突成本的最主要因素,所以,我们假定其他因素既定,仅仅分析人力投入量和物力投入量对处突成本的影响。于是,(1)式可写为:

C=f(L,G)(2)

式中,C为处突成本;L为人力投入量;G为物力投入量。该函数表示不同的人力和物力组合所需耗费的处突成本的大小。

2.处突等成本线

(1)等成本线

在经济学理论中,“等成本线”是在既定的成本和既定的生产要素价格条件下生产者可以购买到的两种生产要素的各种不同数量组合的轨迹。如图3所示。图中,横轴上的A点表示既定的全部成本都购买劳动时的数量,纵轴上的B点表示既定的全部成本都购买资本时的数量,连接这两点的线段AB就是等成本线。它表示既定的全部成本所能购买到的既定价格的劳动和资本的各种组合。

(2)处突等成本线

“处突等成本线”是在既定的处突成本和既定的战斗要素价格条件下武警部队可以调用的两种战斗要素的各种不同组合方案的轨迹。如图4所示。图中,横轴上的M点表示既定的全部处突成本都调用人力时的数量,纵轴上的N点表示既定的全部处突成本都调用物力时的数量,连接这两点的线段MN就是处突等成本线。它表示既定的全部处突成本所能调用的既定价格的人力和物力的各种组合方案。处突等成本线以内的任意一点P,表示既定的全部处突成本都用来调用该点的人力和物力的组合后还有剩余。处突等成本线以外的任意一点Q,表示既定的全部处突成本不够支付调用该点的人力和物力组合的需要。

三、处突效益分析

根据(4)式,突发事件一旦发生,其处突收益即为定值,这样看来,处突效益问题其实就是在人力、物力价格既定基础上,关于既定处突收益条件下的处突成本最小化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图1来进行分析。

在图5中,有一条处突等产量线R和三条处突等成本线AB、A1B1和A2B2。唯一的处突等产量线表示完成一次处突任务所要达到的既定处突收益。三条处突等成本线具有相同的斜率(表示单位人力和单位物力的价格既定),但代表了三个不同的处突成本,其大小关系为:A2B2>AB>A1B1。唯一的处突等产量线R只与处突等成本线AB相切于E点,这就是人力与物力的最优组合点。它表示:在既定处突收益的条件下,武警部队应该选择E点的战斗要素组合(OL1,OG1),才能实现最小的处突成本。处突等成本线A1B1虽然代表的处突成本较低,但它与既定的处突等产量线R既无交点又无切点,它无法实现处突等产量线R所代表的处突收益,也就是无法完成处突任务。

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处突等成本线A2B2。它与既定的处突等产量线R交于a、b两点,能顺利实现处突等产量线R所代表的处突收益,也就是能圆满地完成处突任务,这也是目前我们部队普遍采用的人力、物力组合方案。但它所代表的处突成本过高,通过沿着处突等产量线R由a点向E点或者由b点向E点移动,都可以实现在获得相同的处突收益的条件下使处突成本下降。所以,只有在切点E,才是实现既定处突收益的最小处突成本战斗要素组合。

四、结语

当前,武警部队执行处突任务时,更多地考虑了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很少考虑经济效益,每次执行任务都选择了A2B2处突等成本线,投入了过多的战斗要素,造成了战斗资源的浪费。作者撰写本文,旨在说明:武警处突的人力、物力投入方面还存在进一步调整的空间。在既定处突收益的条件下,应该选择最佳的战斗要素组合,以实现最小的处突成本,保证最高的处突效益。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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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燃油税改革的发展过程

所谓燃油税是指把传统的养路费、公路客运附加费、公路运输管理费、航道养护费以及地方用于公路、水路、城市道路维护和建设方面的部分行政性收费通过赋税的形式体现在油品销售价格中的税种，是国际上通行的通过经济杠杆促进节油的政策。纵观中国燃油税改革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其中的大事件如图1所示。其中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是2008年12月5日由中国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和税务总局联合公告，就《成品油价税费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改革方案在不提高现行成品油价格的前提下，将汽油消费税单位税额由每升0.2元提高到1元，柴油由每升0.1元提高到0.8元，其他成品油单位税额相应提高，该事件表明了中国燃油税改革真正开始向实处落实。

二、燃油税改革的经济学分析

根据经济学基本原理，征收燃油税势必会涉及到税负在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分摊问题，税负的分摊受双方的价格需求弹性影响，并且与价格需求弹性呈反比变化。很显然，能源商品的需求弹性是较低的，尤其在短期内，价格对这种商品的需求量影响就更小了，即消费者在此次的燃油税税负分摊中将要负担较大的份额。具体的税负分摊问题如图2所示。

在图2中，假设政府就燃油征收一定量的税T，则供给曲线由S0向S1左移，左移的垂直距离刚好等于T；市场活动量则由Q1下降为Q2。在这种情形下，消费者消费燃油时支付P1的价格，而卖者得到P2的价格，P0则是没有税收的价格。从图2中可知，在这种情形下，不论燃油税T是向生产厂商（包括经销商）征收还是向消费者征收，最终结果是消费者负担（P1-P0）*Q1的税收，生产者承担（P0-P2）*Q1的税负。可见，由于供求弹性的不同，消费者燃油税税负分摊中将要负担较大的份额，从而使需求者使用油料的成本大幅上升，加剧其负担。

我们对于燃油税的经济效益分析不能够单纯从油价的变化上予以分析，而应当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比较。因为在燃油税征收之前还需要征收养路费等费用，而且这些费用是单独列出的，不能够自油价上予以反映的。开征前消费者的支出=养路费+油费；开征后消费者的支出=油价（包含燃油税）。具体分析如图3所示。

图3中C1线代表开征燃油税之前的消费者用油支出线，C2代表开征燃油税之后的消费者用油支出线。从图3可以知，C1和C2有一个交点P，此处表明征税前后的消费者的支出相等；在P点的左侧征税后消费者的支出相对较低，在P点的右侧征税前消费者的支出相对较低。这样在现实中，燃油税的征收必然会影响消费者消费决策。消费者往往会将其消费行为与油价成本挂钩，减少不必要的燃油支出，努力实现个人收益的最大化。所以征收燃油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减小燃油的消耗，减轻道路的拥挤，减少空气污染。

三、结论

综上可知，燃油税的征收有如下的好处：一是燃油税的征收体现了公平税负的原则，促使消费者对于拥有量进行优化选择，从而有利于节约能源，避免交通拥挤的状况。二是可以抑制公路中不合理收费的现象。燃油税由国家出台专门法律，税务部门专门征收，减少现行的公路收费由多部门收取的多种弊端。三是有利于保障石油进口和国家能源安全。开征燃油税可以减少石油的消费，有利于引导国民的节能。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此次征收燃油税是个明智之举。

参考文献：

1、熊鹰.关于征收燃油税的若干问题[J].河北交通科技,2006(1).

2、方正言.燃油税改革再次吹响“集结号[J]”.中国科技投资,2008(11).

3、孙雷,岳平虏.燃油税出台风声再起[J].运输经理世界,2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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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民办高校普遍注重内涵发展，开始由规模效益型向质量效益型转轨，资金投入也由偏重基本建设和招生宣传向更加重视教育科研转变。然而，截至目前，经济学教学中仍存在教学内容设计不尽合理、教学方法过于传统和单一等弊病。为此，本文就教学计划的制订、对教师素质的要求、教学方法三个层面，探讨民办高校经济学教学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科学制订教学计划

教学计划决定着教学的目标、任务和要求，它是配置师资力量及教学资源的基本依据。民办高校经济学教学在研制教学计划时，需注意以下问题。

（一）明确目的性

民办高校经济学教育的总要求是培养高素质的实用型人才，包括应用型本科人才和高职人才。因此，在制订教学计划时必须体现能力和素质相统一。民办高校实施经济学教学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要理清实用型人才能力和素质的基本内涵及内在结构。实用型人才能力绝不能单以拥有知识量的多寡论，更在于做人、做事、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其内在结构大致包含三个层次：首先是宏观能力，即对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洞察能力；其次是中观能力，即技能思维、问题思维能力；再次是微观能力，即发现、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实用型人才素质当然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素质，而是指高素质劳动者特有的素质，其内在结构包含了知识、胸怀、方法、习惯等方面。民办高校在制订经济学教学计划时，一定要根据实用型人才能力和素质的内在结构，合理设置教学内容。

（二）加强系统性

民办高校现阶段的经济学教学，已经开始注意从现实社会的需要出发，让学生学习基础理论、新颖理念、实用知识、普适经验、实际本领。但是在强调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同时，仍应掌握系统性的理论知识。忽略理论知识的系统性，必将导致经济学教学在基本理论知识完整性、准确性方面的缺失，也就谈不上掌握应有的学科知识。试想，一个大学生如果对经济学的专业知识缺乏系统的掌握，又怎能全面而深刻地认识到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如果他掌握的经济学理论知识趋于零碎化，他在未来的工作实践中靠什么避免主观性和片面性？故此，民办高校在制订经济学教学计划时必须加强系统性。列入教学计划中的各单元、各模块之间，要有内在逻辑上的完整性；同一单元、模块中的各个专题，都应注意内在的联系；专题的设计以及教学方法的选择，都要有机地协调起来。这就要求民办高校经济学教师必须在教学中思考、关注并体现经济学理论知识的系统性。

（三）突出调研性

实地调研性教学是新时期经济学教学的特色和优势所在。在制订经济学教学计划时，应适当淡化讲授式教学，扩大热点问题研究、社会调研的比重，将课堂教学和问题研究、实地调研有机结合起来，努力实现三个板块并重而以实地调研性教学为主的目标要求。为了提高实地调研在整个经济学教学中的比重，教师应在教学方式上力求创新，实现教学方法的多样化。在深化研讨式教学、搞好案例式教学的基础上，大力推行现场式教学，拓展模拟式教学，完善课题研究式教学。还要坚持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问题为媒介的原则，尽可能让学生自主选择教学专题和研究课题，以便充分发挥其主动性。

二、教师既要甘当“杂家”又要成为专家

民办高校经济学教师既要甘当“杂家”，善于整合、优化教学内容，又要努力成为专家，精心研究课程设计。

（一）整合优化教学内容

就整体而言，民办高校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较强，而数学基础多半比较薄弱，这就导致他们普遍热衷于对经济问题做定性分析，而对定量分析的方法和步骤不甚明了；在思维方式上，他们偏重于感性认识，对于经济学中的案例往往比较感兴趣，而对逻辑推理、数学证明、图表和公式等内容，则不大容易接受。这样的知识结构和思维特点，造成他们在理论学习上有一定难度。为使学生更容易接受经济学理论知识，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必须充分考虑到学生实际，注意整合优化教学内容――既要侧重于经济学知识的实际应用，通过生动的案例来讲授经济学原理，又要能够将多方面知识融会贯通，从而化深奥为浅显，化抽象、枯燥为具体、生动。

（二）精心研究专题设计

经济学是有着较强的完整性、逻辑性、系统性和连贯性的专业基础课，而在倡导研究性教学、对话教学、案例教学和现场教学的新形势下，经济学基础知识的完整性、系统性等容易被忽略，由此造成培养目标和课程性质本身的矛盾。一方面，教师要让学生学以致用，以其感性认识为起点，逐步提高他们的专业素质和理论修养；另一方面又必须强化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分析现实问题和经济现象，进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就要求经济学教师在甘当“杂家”的同时努力成为专家，精心研究专题课的设计。教师对专题课的设计，直接关系到教学的实际效果，在研发时理应遵循以下原则：首先是时效性原则，就是说专题课的内容一定要新，要关乎国家最新的经济政策和方针，既能激发兴趣又有现实意义。其次是互动性原则，是指专题的设计要能够引起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互动。

三、积极推进案例教学

近几年新出现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教学基本类型有：立体全景式案例教学、角色呈现案例教学和现场式案例教学。

（一）立体全景式案例教学

所谓“立体全景式”是指：从案例参与者来看，既包括学校内部相关者，如经济学教研室、主讲教师等，也包括校外相关人员，如专家学者、案例单位的主要领导；从案例调研过程来讲，调研耗时长，而且深入广泛，可形成大量文字、图片及录像资料；从案例讨论过程看，案例介绍往往图文并茂，讨论气氛也通常热烈，尤其是课堂教学的全过程都有案例中主要当事人的参与。这样的案例教学组织起来难度较大，可设法鼓动案例单位出资提供适量教学经费，作为案例教学对其宣传的合理回报。

（二）角色呈现案例教学

“角色呈现”包括角色扮演和角色评价。角色扮演是指学生扮演案例中相应的角色，在教学过程中模拟处理案例中的相关事务；角色评价是指教师和非角色学生共同对角色扮演情况给以评价，并由教师在讨论点评阶段对学生进行打分考核。实施这样的案例教学要有总体安排，须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有所侧重，不能一概而定。最好是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案例库，为开展角色呈现案例教学打下一定基础。

（三）现场式案例教学

现场式案例教学是指确定题目和选定调研地点之后，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带领下赶到案例现场实地观摩体验，听取案例单位负责人的相关介绍，然后就地展开讨论，并邀请案例单位负责人一起参与讨论，最后由教师总结点评。现场式案例教学的组织工作很复杂，但其教学效果很好。因此，民办高校教师要尽力而为，在充分发挥教学中主导作用的同时，更应努力提升社会资源整合能力。

参考文献

[1]刘记红.高职经济学课程教学的改革.职业教育研究[J].2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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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5727（2011）06-0093-02

语言经济学是一门跨语言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学科的新兴边缘学科。随着教育改革的推进，语言经济学理论受到越来越多教育研究者的推崇，被广泛 应用于教学研究领域。语言具有经济价值，语言学习是一种经济投资，能够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学习者关注的是语言学习的投入多寡和学成后预期收益的大小。这 与当前教学领域推崇的有效教学的内涵不谋而合。因此，把语言经济学与有效教学结合起来，指导当前商务英语翻译教学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语言经济学内涵解读

语言经济学概念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雅各布·马沙克（jacob marshak）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提出的。他主张语言作为人类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具有与其他资源一样的经济特性，即价值、效用、成本、收益 及其相互关系。后来的研究者通过定性定量分析得出，学习语言是一种智力投资，学习者可以直接利用获得的语言知识和技能从事与语言相关的工作，也可以把语言 作为学习其他知识和技能的工具，服务于社会，从而取得经济收益。学习语言是一种经济投资，具有投资费用和投资预期效益。投资费用（成本）表现为学习语言所 花费的时间、精力和实物支出，而效益则是指通过学习后学习者对语言的掌握程度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效益和效用，经济效益大小取决于它在职业活动中和在市场上的 使用密度，而使用密度取决于社会的需求度，语言运用能力的高低，也影响和制约着语言学习者的经济效益。同时，他还认为语言是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投资并能促 进社会经济发展，研究者是将语言学习的整个过程从投入到产出都置于一个理想状态，即学习者也即培养的人才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语言经济投资的产出有内部产出和外部产出，内部产出的关键因素是教学质量包括教师、学生、教材和教法，外部产出的多寡受社会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市场需求 起着决定性作用。

语言经济学映射下的有效教学

纵观中外学者对有效教学的阐释，有效教学的“效”，可以概括为课堂教学有效果，有效益，有效率。“有效果”是指教师遵循教学活动的客观规律， 通过教学活动取得某种结果，达到某种目的，满足某种需求，它所关注的是给学生带来的进步和发展。“有效益”即有效教学不仅要求教学有效果，还要求教学效果 与预设教学目标相吻合，满足社会和个人的教育需求并且带来一定的社会效益。“有效率”是指通过教师的教学活动，帮助学生以尽可能少的时间、精力、物力投入 取得学习收益的最大化。

语言经济学映射下有效教学的焦点是教学投入和产出的关系，注重教学效果的提升，追求一定的投入获得尽可能多或大的产出。高职教师首先要认清高 职生的认知特点、已有的知识水平及社会市场对人才的需求，确立高职培养目标，向社会输送急需的人才，帮助学生尽快融入职场，调整教学模式、改革教学方法， 着力教学内涵建设，提高人才培养的规格和质量，努力改善我国外语教学中普遍存在的“费时低效”状况。

商务英语翻译教学现状分析

国际商务活动日趋频繁，使商务英语在我国的语言经济价值日渐凸显。为此，各高职高专院校纷纷开设商务英语专业，而商务英语翻译则是本专业的必 修课。它融合了基础商务知识和英语语言技能训练，旨在培养学生综合运用英语、商务、专业知识及翻译技巧，实现在国际商务环境下有效传递商务信息的目的。

然而，由于受传统教学理念的影响以及教学条件的制约，目前商务英语翻译教学存在诸多问题。例如，沿袭本科翻译教学模式，过于强调翻译技巧和翻 译理论学习的系统性，忽略翻译实践练习。翻译素材多以文学性文本翻译为主，缺乏真实性翻译材料，无具体职业指向性。翻译练习远离学生的实际生活。由于缺乏 应用文本，如广告、产品介绍、商务信函等的翻译实践，学生翻译能力低下。因此，翻译教学难以实现预期目标，学习者的劳动付出和收效之间的比例失衡，向社会 输出的“产品”不符合社会市场的需要，语言的使用价值降低，学生难于找到合适的就业岗位，商务英语学习也就不能取得一定的收益。要解决高职商务英语专业发 展的尴尬局面，教师必须思索商务英语翻译课的投入产出的效益问题，通过分析市场需求，调整人才培养策略，从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及教学模式着手，最大限度地 实现有效教学，培养出市场需求的翻译人才，提高商务英语翻译课教学的经济效益。

提升商务英语翻译课程有效性的4a教学模式

针对当前高职商务英语翻译教学的困境，通过对高职毕业生的职业岗位所需要的翻译能力结构进行科学分析定位，在有效教学理念的引领下，结合多年 的高职商务英语翻译教学经验，笔者探索出实现翻译课堂有效教学的4a，即引（alluring），议 （analyzing），做（acting），评（assessing）的教学模式。

引即以未来岗位中的真实任务引发学生的好奇心，引出课堂教学目标，并通过创设真实的或类似于真实的工作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进 入课堂。传统的翻译教学模式主要建立在以行为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示范（刺激）模仿（反应）重复（强化）的教学导向上，通常是教师按部就班地讲解某一翻译 理论或翻译技巧，学生亦步亦趋地模仿运用，反复操练，然后，由教师对学生的练习结果进行评价，通过不断重复和机械性地训练达到“刺激反应强化”的效 果，从而使学生的翻译水平得到提高。这种“以教师为中心、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授课方法过于呆板，不利于师生之间的双向交流，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亦严重 不足，容易导致低效或无效教学。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有效教学，必须突破传统翻译课堂教学模式，利用图片、录像、背景材料等创设情境，以各种各样的未来职业 岗位中的真实任务驱动课堂。这些任务不同于一般的语言练习，强调的是以意义交际为基础，以完成目标为导向，帮助学生主动学习和运用语言。教师以任务为主线 来组织教学，自始至终引导学生通过完成具体任务驱动学生实践翻译活动，使学生获得和积累相应翻译知识和技巧，锻炼翻译能力。例如：在讲解商标翻译章节时， 首先呈现给学生的是一些耳熟能详、色彩缤纷的商标，或插入真实的大公司的商标样本，例如海尔、雅戈尔、欧莱雅、王野电动车等。在内容上贴近现实生活，学生 会觉得他们是在与现实世界进行交流与接触，感到课程学习的实用性，激发课堂参与的积极性。

议即学生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主动学习所需要的理论知识以及通过小组讨论和师生讨论掌握特定任务所需的一些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从而促进学生 对理论知识的深入学习。通过对所呈现翻译任务的剖析，教师提示任务中所涉及文体的特定翻译技巧、所涉及的某些关键词的翻译等，引领学生从翻译技巧、词汇选 用、相关商务知识以及文化背景等方面为译准备。教师的提示方式根据教学实际可以是直接、明确的，也可以是间接、含蓄的。例如：“公司介绍”翻译时，呈 现工作任务“海尔集团是中国的电子信息百强企业之首。旗下拥有240多家法人单位，在首席执行官张瑞敏确立的名牌战略指导下，先后实施名牌战略、多元化战 略和国际化战略……”之后，教师引领学生从以下几方面做准备：了解海尔集团的背景、企业信息；分析上述公司简介在词汇、句型、语篇等方面的语言特点；查阅 有关语言辞典、翻译工具书以及网络资源，解决翻译难点（句中加波浪线部分的翻译）。通过对工作任务的分析讨论，为确立译文奠定基础，同时引导学生树立正确 严谨的翻译观。

  做此部分是课堂教学的重要部分，可以小组形式展开来进行翻译活动，每小组4～5人为佳。分组时教师要考虑到翻译课程的特殊性及学生的知识水平，组员应该 是按照英语水平和掌握商务知识的好、中、差，以合理的比例组合在一起，以利于小组在开展翻译活动时可以取长补短、互帮互学、共同进步。另外，教师还应该明 确每个学生在课堂上的权利和义务，清楚每个组员的角色，如组长、汇报员、资料员和记录员等，教师对全过程实施监督，避免只有组长和记录员在忙碌的现象，确 保无“闲置”的组员。教师对学生参与课堂讨论的活跃程度和发言深度给予量化，计入学生的平时成绩，促进学生的参与热情。所有成员都能积极参与到完成任务的 活动中，就相关翻译内容畅所欲言，表达观点，所有成员的观点都能被倾听，同时还可以了解到其他同学的思维方式和翻译方法，看到自己的差距，明确学习方向， 就真正实现了“做中学、学中做”的有效教学目的。小组讨论完成后，每个小组的“汇报员”向全班学生呈现本组的最佳译文，这样，全班学生既可以接触到不同的 译文来进行比较评析，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实践应用，又可以锻炼语言表达能力，满足表现欲，从而增强小组集体荣誉感，更有利于活跃课堂气氛，提高教学效 果。

评对学生完成的典型翻译任务的评价方式以学生自评为主，学生互评为辅，教师在评价过程中起引导调控作用。教师评价内容包括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观 察，根据学生自我评价和小组评价情况，给出总结性评价。传统的翻译教学强调以内容和结果为中心，课堂上教师对学生译文进行讲评，多半是对译文加以指正或修 改，最后拿出“完善”译文。教师对学生的译文过多指责，势必影响学生对翻译学习的积极性，甚至会挫伤学生对翻译的兴趣，有时还会使学生产生畏难情绪；并且 由于教师过多注重对译文的评议，往往会过多地采取经验主义的东西,这种做法不利于激发学生丰富的想象力，更不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有效翻译教学的评 价环节是教师在学生完成翻译习作后指导他们开展自我以及小组成员相互间的评价和修改，让每个学生对自己和别人的观点进行思考并做出反应，教师适时做出评价 和引导；或是就学生译文中的问题向学生提问。例如：为什么这样译，有没有想到过其他译法，这种译法有无逻辑矛盾，是否与文章其他部分相连贯，等等。让学生 对自我的思维过程和产出的译文进行分析、归纳，教师因势利导，指出其中蕴含的翻译知识和翻译技巧，帮助学生把感性认识提升至理性认识。例如：只见交易会上 人山人海，人声鼎沸，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译文：the commodity fair is filled with seas of people and a wide range variety of commodities satisfying various demands.结合学生译作，教师指出鉴于英汉表达习惯的不同，为了译文通顺，可采用“省译法”，省略用来渲染气氛而语义重复的“人声鼎沸”和“琳琅满 目”。通过师生间充分交流、讨论、争辩、合作以及教师有针对性的指导来提高翻译评价的质量，使学生在课堂讨论和交流中完成对所学翻译知识的意义建构。

语言经济学映射下的商务英语翻译的有效教学受语言经济学规律的影响，认为教学是一种经济投资，关注的是教学的投入与产出的均衡发展，兼顾市场 经济的功利性，从社会和市场对翻译人才的需求出发，构建以培养翻译能力为核心、以任务为驱动的商务英语翻译教学。4a 教学模式的运用有利于改革高职院校先理论后实践、理论服务翻译实践的传统教学框架，而坚持以工作任务为主线，在翻译实践中总结深化翻译理论与技巧。以学生 为中心的小组讨论活动的展开，锻炼了学生主动学习、合作探究解决问题的能力，充分体现了在“译”中学习技能、在“译”中体验规则、在“译”中积累经验、最 后在“译”中形成能力的教学理念。互动综合性评价的焦点在于学生完成工作任务的过程中的表现，体现了翻译有效教学重过程、轻结果的教学思路，锻炼了学生评 析译文的能力和实际翻译水平。

参考文献：

[1]何文贤.语言的经济属性与esp教学模式实践探索[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2）.

[2]刘卫东.非外语专业翻译教学模式的探究[j].教学研究，2007，（6）.

[3]曹思思,谢媛媛.论小组合作学习形式下的高职商务英语翻译教学[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11）.

[4]牟惠康.以有效教学理念推进高职院校教学设计研究[j].职业技术教育，2010，（5）.

篇5

1问题的提出

对我国的非正规金融产生与兴起的原因，已有的文献大都从以下两个方向展开：一条思路是沿着麦金农的非正规金融源于金融抑制的观点进行拓展，如史晋川(1997)、张军(1998)等的研究；另一条思路是沿着Stiglitz和Weiss(1981)的信贷配给均衡的框架进行研究，如林毅夫(2003)、林毅夫(2005)等认为，信贷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是非正规金融产生和广泛的根本原因，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应当说，这两种观点都可以用来解释我国的非正规金融的起源问题，但他们都无法解释非正规金融为什么会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后逐步壮大兴起。首先，金融抑制并非产生于改革之后，相反，改革前我国的金融抑制尤为突出；其次，不完全信息是银行信贷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不会因改革而有所改变；最后，在我国这样一个具有“二重结构”的国家里，中央政府的强大控制力也不会因改革而失效，但非正规金融为什么会屡禁不止。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都没有很好的解释我国非正规金融的产生问题。

根据诺斯和托马斯的双层制度安排假说，制度安排可分为基础性制度安排和次级制度安排。前者一般由政府充当制度供给主体，通过引入法律、法规、政令等手段加以实施。基础性制度安排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和滞后性。

后者是个人或个人团体在获利机会诱导下自发倡导实施的，多表现为私人间的契约安排，具有非正式的特征。在渐进改革进程中。次级制度安排大体上是对现存基础性制度安排的弥补和修正，在某些范畴甚至是一定程度的背离，从而导致对基础性制度安排进行根本性的修改。次级制度安排之所以存在，根本原因在于基础性制度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作者认为，非正规金融是我国经济制度转轨过程，因正规金融制度供给滞后于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对制度服务的需求，由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在正规金融制度边际进行非正式制度创新的结果。因此只有从我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入手，才能找到非正规金融产生的原因，正确把握非正规金融的发展趋势。

2非正规金融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2．1制度环境变迁：非正规金融的产生的制度需求因素

分析制度环境是指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本规则。从逻辑上讲，如果法律上或政治上的某些变化可能会使制度环境发生变迁，并导致利用现存的外部利润机会获利成为可能，那么与制度环境相关的制度安排就会处于非均衡状态，不得不做出一些调整或在其边界进行制度创新。

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制度选择从功能上使得金融实际上成了政府财政的一部分。社会资金大都通过财政手段进行分配，银行的作用只是充当政府的“出纳”，金融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在此阶段，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被普遍禁止；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的货币化水平低，人们在解决其基本生活需要后几乎没有多少货币剩余。因此，虽然我国存在深度的金融抑制，但在这种制度环境下，金融制度的供给与制度需求是相适应的，整个金融制度处于均衡状态，非正规金融根本没有任何的生存空间。

1979年以后，我国开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这次改革的后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所有制结构和经济资源分配方式的不协调。我国的私营企业不断的发展壮大，对经济资源的需求不断扩大，但在金融资源分配方面，为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仍是我国正规金融机构的首要任务，对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无暇顾及，个私企业从正规金融部门融资变得十分困难。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当正规金融的进人变得更昂贵时，中小企业必然会寻找新的金融服务机会、形成相应的规则和约束并使之合理化，即从非正规金融部门筹集资金。

其次，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控制程度也有所改变。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政府利用其在政治、经济资源上的绝对的控制权，对经济活动进行严格的管制。与此相适应的是政府在制度的供给方面长期居于垄断地位，未得到政府允许的任何制度创新都是非法的，以此将其他个人或团体排除在制度创新的空间之外。改革开放以后，政府逐渐放松了对经济活动的管制，将一部分经济资源的控制权从政府手中转移到私人部门，为权利主体的多元化创造了条件。

最后，经济运行的货币化程度日益提高。改革开放后，收入的货币化分配逐渐取代了传统经济制度下的实物分配，我国居民在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之后，积累了大量的剩余货币。为使其货币资产保值增值，社会居民或组织在运用其货币资产时要兼顾安全性、流动性与收益性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非正规金融正好可以满足这种要求，因此，数量巨大的民间资本所有者受利益驱动而成为非正规金融的供给者或中介人，将小规模的短期储蓄集中起来，为各种类型的非公有制企业提供资金供给，促进货币或资本向投资转化，对正规金融产生“挤出”效应。

2．2正规金融制度变迁：非正规金融产生的制度供给因素分析

虽然在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环境变迁中成长起来的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对金融制度服务产生强烈的需求，但在我国，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只是正规金融制度的接受者。我国的正规金融制度变迁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即它是由政府通过法令等手段进行的，政府在制度选择与制度变革中处于主动地位，是正规金融制度的决定者。由于制度供求主体的地位不同，两者的制度效益分析的出发点也不尽相同，对于作为制度接受者的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来说，只要现有的制度安排使得其净效益不是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中最大的一个，就会使其产生对新的制度服务的需求和新的制度安排的需求以及新制度的潜在供给，即原有的制度安排因供给不能满足需求而处于非均衡状态。作为制度供给者的政府，其制度变迁的供给虽然也是建立在制度成本和效益分析的基础之上，但所依据的不是制度的个别净效益，而是制度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效益。由于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中存在个人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差异，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因制度变迁的供给不足而导致的制度非均衡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这一点在我国的正规金融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改革开放后，国民收入的大部分以各种金融资产的形式，经过银行完成由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原有的“大财政、小银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家利用财政手段支持国有经济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这使得国家在金融制度安排和变迁过程中必然要加强对正规金融机构的控制，通过国有金融系统对金融活动垄断，从居民储蓄中获得大量的资金剩余，为公有制经济发展筹集所需资金，对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采取制度性歧视政策，尽量少地满足其融资需求。由此可见，政府作为金融制度的供给者，由于受到自身偏好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进行金融制度安排时并不一定以国民财富最大化为目标，必然会导致制度供给结构扭曲。即使政府能够克服以上影响，但由于其有界理性、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以及设计、建立金融制度安排所需信息的复杂性，它仍然不能校正制度安排的供给不足。此外，由于政府缺乏管理市场经济的经验，对变革的金融制度供给采取“摸着石头过河”方式逐步进行的，对正规金融制度的强制性变迁存在着认识和组织、发明或引进、菜单选择、启动时间等四重时滞，因此这种强制性的金融制度变迁并不能完全反映市场的需求。

在金融制度变迁中，即使政府放松对正规金融机构的控制，金融行业的经营特点也会造成金融服务的供给不足。首先，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正规金融机构逐步成为自负盈亏的经营实体，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兼顾成为其经营目标。商业银行按照商业化、市场化原则对贷款行为进行规范，信贷标准日趋严格。而民营中小企业由于信息不透明，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比大企业要高得多。正规金融部门对中小企业群体自然会抑制其贷款冲动。另外，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具有“时间急、频率高、额度小”的特点，正规金融部门贷款手续繁杂，不能及时满足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同时“频率高、额度小”的资金需求也提高了银行提供单位贷款的交易成本。

由于政府对正规金融机构的控制以及正规金融机构的经营特点，使得我国的银行信贷分配存在严重的不平等现象。据资料显示，在我国整非国有经济部门从国家银行系统中获得的贷款不足银行贷款的20％，有组织的银行系统中80％多的信贷都被分配给了国有经济部门。而在直接投融资中，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被定位于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在股票发行中，有限的额度基本都被分配给国有企业，迄今为止，股票市场中，上市的民营企业不足10％，通过发行股票筹资的比重则更低。

3结语

总之，在我国经济制度发生巨大变革的社会背景下，制度环境的变迁不仅生产出对非正规金融有着强烈需求的中小企业，也生产出拥有大量货币剩余的私人部门和允许多样化权利主体进行制度创新的基本的制度安排。由于正规金融制度的供给不足，金融制度供求失衡意味着现存制度下的巨大利益空间，因而孕育着巨大的制度变迁收益。为了争取现有制度安排下不能获得的外部利润，他们必然会在现有制度的边际进行金融制度创新，导致我国非正规金融最终得以产生，发展和壮大。由此可见，我国的非正规金融具有内生性，因此对非正规金融不能采取简单的取缔态度，必须通过立法途径引导非正规金融合法化，正规化，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联系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世界性金融危机冲击的现实，政府更应当充分发挥非正规金融的优势，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参考文献：

[1]杜朝运，许文彬．制度变迁背景下非正规金融成因及出路初探[J]．福建论坛，19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