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知识产权的法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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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97.1 文献标识码：A

1电商平台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提出的背景

1.1我国法治实践的需要

2011年4月21日，为进一步净化电子商务市场环境，加大对电子商务领域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的打击力度，国家发出《关于进一步推进电子商务领域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行动的通知》。同年7月8日，商务部发出《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电子商务领域打击侵权假冒专项行动总结工作的通知》，特别指出打击电子商务领域知识产权侵权的重要工作刻不容缓。2015年1月商务部电子商务司测算，2014年电子商务交易额（包括B2B和网络零售）将达到约13万亿元，同比增长25%。

1.2各国关于保护电子商务知识产权的实践

1.2.1美国

美国电子商务的应用领域和规模都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是电子商务的起源地，更是电子商务的发达地区。目前在全球电子商务交易额中，大约有50%发生在美国。在全球商务网站中，美国占有90%以上。这与美国良好的网络状况、大量的高学历网民、完善的法律体系、健全的电子支付手段、成熟的社会信用体制等一系列情况是分不开的。在电子商务立法方面，有美国的《统一电子交易法》（1999年）、《国际与国内商务电子签章法》（2000年）。

近30年来，美国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主要沿着三种轨迹不断伸延。一是根据国家利益和美国企业的竞争需要，对专利法、版权法、商标法等传统知识产权立法不断地修改与完善，扩大保护范围，加强保护力度。近年来，随着生物、信息及网络技术的发展，一些新兴技术形式不断纳入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例如将网络营销模式等理念列入专利保护范围，在功能基因方面，美国专利申请已达4000多项，知识产权优势明显；二是国家加强调整知识产权利益关系、在鼓励转化创新方面强化立法；三是在国际贸易中，一方面通过其综合贸易法案的“特殊301条款”对竞争对手予以打压，另一方面又积极推动WTO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的达成，从而形成了一套有利于美国的新的国际贸易规则。

1.2.2韩国

韩国于1999年通过实施了《电子商业基本法》，该法旨在通过澄清以电子讯息（electronic message）方式进行交易的法律效力以保证交易的安全和可靠，确保公平交易，该法在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立法规制。首先，重新定义了电子商业、网上商店等概念；其次，对“网上经营者”的资格认定较为严格。再次，在电子商业促进方案的制定和实施中，特别指出了知识产权的保护措施。

2中国电商平台知识产权侵权问题的现实分析

2.1网络售假特征

网络假货的品种多、数量大。作为一种开放的网络销售平台，淘宝网无疑是目前国内运营最为成熟的C2C 电子商务平台。淘宝2010年网购数据显示，2010年淘宝网注册用户达到3.7亿，在线商品数达到8亿。同时，以淘宝商城为代表的B2C业务交易额在2010年翻了4倍，未来几年也仍将保持这一增长速度。庞大的市场潜力和便利的购物环境造就了淘宝网的线上销售奇迹，同时也催生了网络假货的迅猛发展。

网络假货发展势头强、速度快。根据艾瑞咨询2014年度互联网经济核心数据报告，2014年中国电子商务市场交易规模12.3万亿元，同比增长21.3%；其中，B2B电子商务市场占比超七成，网络购物占比超两成，网络购物占比有明显提升；中小企业B2B电商市场营收增长超三成；网络购物年度线上渗透率首次突破10%；移动购物市场规模增速超200%。

网络假货以仿品为主，隐蔽性强。近年来，由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以及电子商务公司对网络交易环境肃清的决心不断增强，与时俱进的网络售假者们也都摒弃了销售伪劣商品的低层次经营模式，转向模仿和抄袭国际知名品牌。这些产品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不具备专业鉴别知识的消费者很难在短时间内轻易地从商品包装和外观上将其识别出来。

2.2消费者维权的现实局限

从交易行为的性质来看，知假买假是基于自愿原则的理。在此条件下，消费者通常掌握有关假货的充分信息，交易双方基于自由、自愿的基础达成交易共识，是彼此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达成的博弈均衡。

从交易商品的属性来看，网络假货能够满足消费者特定的消费需求。尽管在品质、包装和功效等方面与正品有所差别，但假货能满足消费者在收入有限条件下，不能消费真货的一种特殊的心理缺失感。

3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保护对策的建议

（1）加强立法实践工作，从法律上规制电子商务中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加强宏观立法工作，积极完善立法。积极推动相关立法工作，及时修改商标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专门法律及其实施条例，建立健全互联网知识产权制度和法律。

明确定义电子商务、网上商店、经营者等概念。对于这几项重要概念的定义，是保护电子商务中的知识产权和追究在侵害知识产权行为的重要前提。因为如果不明确定义网上商店、电子商务等重要概念，将会导致责任不清、难以追责的问题。

明确电子商务平台的责任和义务，确保电子商务的健康和稳定。电子商务平台的责任和义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除了买方和卖方以外的重要一方。电子商务平台提供了有效的购物渠道和购物服务，如果监管不力，在保护电子商务中的知识产权方面则混乱不堪。因此，很有必要在立法上明确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的责任和义务，如定期检查违规网络店铺、设计一套严格的网络店铺申请流程等等，确保电子商务品牌健康和产品质量。

（2）加强政府监管职能，打击侵害电子商务中的知识产权行为。 第一，中央统一领导，地方具体监管。在中央核心政策方面，应当坚持激励创造、依法保护、科学管理的方针，既要突出重点，着力解决当前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突出问题，集中力量搞好打击侵权假冒专项行动；又要着眼长远，加强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积极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法治环境。在地方具体监管方面，强调各地要加强对电子商务平台的督导；启动对涉嫌销售侵权和假冒伪劣商品案件网店的整改工作；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通过多种方式及时曝光电子商务领域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违规企业和典型案件。第二，完善网购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体系，建立有效的网购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模式。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体系中，应当加强政府采购过程中的知识产权审核管理，坚持防止侵权假冒商品进入政府采购渠道。加大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平台建设力度，完善知识产权举报投诉受理机制，建立举报投诉奖励制度。建立健全知识产权预警应急机制，提高企业预防和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能力。第三，加强电子商务中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完善司法政策和行使司法职能。一方面，司法部门应当加强知识产权司法政策调控，规范知识产权审判裁量权行使。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各类知识产权的不同特点和保护需求，明确分门别类、区别对待和宽严适度的宏观司法政策；另一方面，司法部门应当积极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司法改革，知识产权审判体制和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人民法院不断强化知识产权司法改革意识，继续抓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关于人民法院工作的贯彻落实。

（3）加强电子商务平台监管，保护知识产权不受侵犯。电商平台配合相关部门完善网购平台监管，加强商品认证能力。围绕交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所建立的规则一定是一个综合的制度，不仅涉及知识产权法各个领域，也会涉及很多诸如店铺名等法律上未定性的问题，更要有一套高效的投诉受理机制。多数电商平台在接受和处理来自用户的投诉方面已经有了相对完善的模式，但是网上商品认证监管处于真空。应该将传统市场内的商品认证、抽检监管等手段延伸到网络平台上，加强商品认证能力。

（4）树立消费者维护知识产权意识，提高网络商店职业道德。第一，改变网购消费习惯。帮助消费者要积极了解电商知识产权，明确电子商务中所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的重要性，明晰相关法律法规，认真履行相关义务。第二，提高网络商店职业道德。电子商务的另一方网络商店在积极守法的前提下，仍需提高自身职业道德，切实履行义务，在销售商品过程中，积极履行维护品牌商合法权益，在网购中保护知识产权。

4结语

电子商务中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是在飞速发展的经济时代中产生的。然而，一个新生事物的发展总是伴随着问题的产生。电子商务中，由于巨大的利益诱惑和网络平台的方便，一些网络商店的商人不顾法律的威慑和道德的谴责，铤而走险出卖假货、出售盗版商品、假借他人专利进行交易等等的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因此，加强电子商务中知识产权保护法律问题研究对丰富我国关于电子商务和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研究，构建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张龙哺. 基于知识产权视角的电子商务[J].知识产权（CSSCI），2008（09）.

[2] 董华波. 电子商务，假货一度占七成[N]. 晶报，2009（02）B21财经版.

[3] 中国电子商务中心.网络假货难以根除的四大原因[Z].亿邦动力网，2010-03

-10， ebrun. com.

[4] 艾瑞咨询最新统计数据.阿里巴巴研究中心，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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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国加入WTO 后，就面临着外国企业对我国挑起的知识产权战役：如六公司（时代华纳、日立、IBM、松下、三菱与东芝公司）对中国企业的DVD 案①、温州打火机案②以及思科诉华为案③等。而且，外国企业还在我国大量申请高科技含量的专利④，以期从一开始就把发明专利作为占领中国市场的工具，进行“圈地”，封堵我国在这些领域的自主创新之路，以对我国企业的技术开发形成壁垒。因此，如何完善我国知识产权及相关法律在实现利益平衡方面的立法制度与技术，就成为当务之急。

二、实现对知识产权保护与限制的利益平衡的制度基础

1、法理基础

知识产权具有私权与公权的双重属性。知识产权这一私权不是一种绝对的权利，而是一种相对的权利。这种相对性表现在对知识产权本身的限制上。亦即知识产权同其它权利一样，是法律设定的在一定边界范围内的自由。通过权利限制，平衡知识产权人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关系，实现知识资源的分配正义，从而使知识产权的私权性具有公权化的趋向。

2、法经济学基础

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看，整个法律制度事实是在发挥着分配稀缺资源的作用。正如波斯纳强调的“正义的第二种含义———也许是最普遍的含义———是效率”。对效率的追求关键在于正确解决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通过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对知识资源及社会利益进行权威的、公正的分配。一方面，强调知识产权法的效率价值，鼓励创新，授予发明创新人以专有权;另一方面，兼顾社会的整体利益，通过改进资源的配置，如强制许可制度等，使社会财富实现最大化，从而促进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和消费者福利，以最终实现公平和正义。

三、实现知识产权利益平衡的内容

一般认为，知识产权的利益平衡包括知识产权法上权利与义务的总体平衡、知识产权人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知识产权权利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平衡，以及效率与公正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一是知识产权的垄断性与权利限制的国内法上的平衡。知识产权法同时承担着两项职能：一是保护权利的垄断与专有性，二是对权利的限制。前者包括如：著作权法律制度中的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制度，专利法律制度中的权利穷竭与强制许可制度，商标法律制度中的申请在先原则与使用在先原则。后者则包括反垄断法等相应的法律法规从外部限制知识产权所有人的权利。通过内部与外部的限制，各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在知识产权的垄断性与权利限制之间进行了多方位的协调与平衡。

二是知识产权的垄断性与权利限制在国际层面上的平衡。从本文开始的几个案例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标准推行至发展中国家，要求后者对知识产权也实行强保护主义，以“上屋抽梯”的方式实现对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侵略。因此，如何对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进行合理而必要的限制，实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平衡，就成为国际社会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这方面，以WTO 协定和TRIPS 协定为主的国际公约、国际协定为我们提供了较完善的制度基础。《TRIPS 协定》的有关条款中提出了对著作权、商标权、工业品外观设计权和发明专利权给予一定限制的前提条件。《巴黎公约》规定，各成员国有权颁发强制许可证，以防止出现专利人不积极或不充分实施专利的情况。《伯尔尼公约》特别照顾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使发展中国家在不过分增加经济负担的情况下获得对外国作品的合法使用。可见，国际知识产权界已经明确承认知识产权作为私权保护的受限制性，在国际层面上实现知识产权的垄断性与受限制之间的平衡。

四、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在实现垄断性与权利限制的利益平衡方面的缺陷

在国内法层面上，首先体现在知识产权法律的履行及实践中，还是过多地强调权利人的权利而导致权利的滥用。如内部限制方面的强制许可制度，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如获得强制许可的程序、对强制许可所涉及的知识产品的信息保护程序及商业利益的负面影响等因素，现实中强制许可的案例并不是很多。在外部限制方面虽然有反垄断法的规制，但是那些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实力企业还是经常利用其自身所拥有的专有权排斥、限制对技术信息的传播，其主要表现形式有拒绝许可、搭售、价格歧视甚至采取协议垄断的方式。举世瞩目的微软垄断案就是典型的例证。⑤

至于在国际层面上，将对知识产权的高标准保护适用于所有国家，要求对本国和外国知识产权提供同等保护，而不顾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以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实质上的不平等。发展中国家在为达到国际保护标准时需要支付大量的社会成本。世界银行的迈克.芬格和马里兰大学的菲力普.舒勒估计，一般情况下一个发展中国家必须花1.5 亿美元才能执行WTO 众多协议中的三项———知识产权、关税评估与技术标准。而对许多穷国来说，这笔开销超过了它们整个年度的发展预算。本文前述的案例也说明了在国际层面上的知识产权保护已出现利益失衡，造成事实上的不平等。

五、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及有关的立法建议

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是改革开放后才起步的，包括了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律，以及相应的一批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此外，我国还是《世界知识产权公约》（TRIPS）、《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985年）、《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1989 年）、《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1992 年） 及《世界版权公约》（1992年）等的成员。在司法保护方面，我国各地法院都相继成立了知识产权审判庭，配备了相对素质较高的专业法官，保证了知识产权案件的办案质量。此外，在行政方面也通过建立、健全商标、专利与著作权的行政管理机构，加强了行政执法。在知识产权制度的具体内容方面，我国通过设置权利范围、权利期限、以及合理使用、法定许可、强制许可等法律制度对知识产权人的权利加以限制，以防因权利的无限扩张而影响到他人或团体的利益。

然而，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我国司法及行政部门对权利限制的法律规定利用不够。我国专利法第四十八到五十条规定了专利强制许可的条件，但是自1985 年以来，尚无实施一例专利强制许可案件。著作权方面亦然。从美国教育测试服务中心诉新东方侵犯著作权和商标权的案件审判中可以看出，我们对这一制度并未加以充分利用。二是缺乏一套对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进行限制、实现利益平衡的完整有效的法律机制。我国既无反垄断法可以援引，又无根据TRIPS 协定第7、8 条出台相应的反知识产权权利滥用的办法与措施对我国企业加以保护。结果从本文开头的几个案例看，我国企业只能支付巨额的使用费，或被禁止使用相关的专利技术。这一问题若不解决，我国企业与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受到严重制约。 针对上述现状与弊端，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利益平衡机制：

一是基于本国的国情，在WTO 与TRIPS 的框架内，制定和修订知识产权自身体系内的相关规定与制度，从而能从体系内部实现权利平衡。一方面，在知识产权保护与本国利益发生冲突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会选择削弱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来维护本国的利益。即使是经常

以301 条款的大棒威胁发展中国家的美国，也在9.11 事件后，以国内发现碳疽热的紧急状态为名，要求德国拜尔公司取消Capro 抗生素在美国的专利权，通过购买普通复制品的方式，迫使拜尔公司低价向美国销售1 亿粒药片。因此，我国对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水平不宜过高，

在法律、法规的制定上只要达到国际公约规定的最低标准就可以了。通过合理使用与强制许可等主要限制方式，防止知识产权人通过滥用权利或实施垄断、限制贸易与投资。

另一方面，对具有民族特色的、可以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权利应给予特别重点保护。这不仅是“十一五纲要”的要求，也有其它国家的经验可以借鉴。例如，印度注意充分挖掘其民族文化资源，对著作权给予强有力的保护。香港对其本港商标权的强有力保护甚至超过了英国本土所能给予的。当然在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实行重点保护时，也要注意防止权利的滥用与垄断，以免造成利益失衡。

二是通过制定《反垄断法》及通过严格有关司法实践和行政执法的方式，实现对知识产权权利的限制与利益平衡。我国目前尚无一部专门的反垄断法典，现行的反垄断规范分散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合同法以及专利法的有关条款中。所以笔者认为在反垄断法尚不能出台前，应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限制、禁止权利滥用的规定，保护公共利益不受侵害。同时，应加快对反垄断法的立法工作。明确将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纳入立法宗旨，既要把行使知识产权的正当行为作为反垄断法的例外，以鼓励自主创新，又要对与知识产权有关的非法垄断加以必要的规制。

六、结论

知识产权的垄断性与权利限制一起，两者对立统一，共同构建了知识产权制度的大厦。这座大厦旨在调整及调和种种相互冲突的利益，在个人权利和社会福利之间创设一种适当的平衡，即以公平理念重新缔造利益平衡机制，不仅要保障私人财产权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更要保障不同国家之间尤其是保障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利益平衡，从而实现促进技术创新和社会发展的双重目标。作为知识产权弱国的我国，更需关注如何实现上述双重目标的问题，充分利用主权立法，解决我国企业在知识产权大战中的法律问题，在不违背知识产权公约的前提下有力制止发达国家的滥用知识产权垄断权的行为。

注释:

①由于六公司联盟拥有生产DVD 的核心技术， 就通过专利迫使我国DVD 生产商每生产一台DVD 就要向其支付4.5 美元的专利许可费， 从而对我国的DVD 生产造成极大的打击。

②欧盟企业以我国企业“未获打火机保险锁许可”为名限制我国温州打火机在欧洲市场上的销售， 导致我国需付出更高的商业成本， 影响了国际竞争力。

③思科的“私有协议”实质上是企业标准， 但该标准已经成为行业和国际标准， 根据国际惯例， 它们必须被公开， 而思科却拒绝第三方使用， 违反了TRIPs 协定。此案最终以和解告终。

④主要集中在光学、无线电传播、移动通讯、电视系统、传输设备、遗传工程、计算机、西药等高新技术领域。

⑤该案中， 微软利用其在视窗软件上的绝对优势， 在与全球经销商签订排他性协议发放软件著作权许可证时， 硬性规定实施权的取得是以被许可人向许可人或其指定的第三人购买实施著作权所必要的原料、零件及物品。

注释:

[1]冯晓青.知识产权法利益平衡原理论纲[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4(5).

[2]吴汉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M].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

[3]冯洁涵.全球公共健康危机、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与WTO 多哈宣言[J].法学评论， 2003(2).

[4]郭秀君.浅析WTO 发展的新趋势[J].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学报， 2003(1).

[5]张凤翔.评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新发展[J].法治论丛， 2002(6).

[6][美]E.博登海默， 邓正来译.法理学: 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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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新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确立了因法律行为引起的不动产物权变动，要以登记作为必备要件。也就是说，因法律行为所引起的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消灭、设立负担，除了作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基础行为——债权行为成立且有效，尚须到不动产登记机关践行登记程序，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方才发生。由此可见，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登记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鉴于我国不动产登记的传统和现状，人们对不动产登记的性质和功用在认识上发生一定的偏差，在登记的理论和实践层面存在着一些分歧。辨清不动产登记的法律性质，正确认识不动产登记的功用，对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完善，对不动产登记的统一立法，尤其对广泛存在着的不动产登记的实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不动产登记是民事行为抑或行政行为

鉴于我国不动产登记的现状，不动产登记由各类不动产的专门行政管理机关进行，比如土地物权变动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登记，房产物权变动由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登记，林木物权变动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登记等。由各类不动产的行政主管机关对所管理的不动产进行登记，如若不申请登记，这些不动产或不动产权利不能发生变动。这种登记的现状往往给人造成错觉，主体之间就不动产或不动产权利发生变动，尚须相应行政主管机关的登记认可，行政机关的登记行为被看作是一种行政管理行为，这种观点成为目前学界和实务界的通说。[1]某些行政法学者甚至认为，主管机关的审查登记行为是一种带有行政职权性质的许可行为。[2]在学界与实务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认识，是由我国目前有关不动产登记立法的现状所决定的。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都是从对不动产进行行政管理的角度进行立法，不动产登记自然被纳入到行政管理的范畴。

主体之间就不动产权利变动达成协议，以使不动产权利发生变动，实现财货流转和交易目的。不动产权利具体包括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等是物权，物权具有支配性和排它性，让任何第三人知晓该不动产上的权利状况，有利于该不动产权利的行使和不动产效用的发挥，有利于该不动产的顺畅流转，以建立稳定有序的财产流转秩序，这种主体之间就不动产或不动产权利发生变动的情况就必须借助一定的可足够为众人所知的公示手段彰显出来。在诸如法国、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被实践证明了的最有效的公示手段即为不动产登记，即由一个有足够公信权威的机构将不动产权利变动情况通过设置专门的薄册的方式公之示众，人人皆可以查询，以知悉不动产上的权属状况。我国不动产权利变动情况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不动产权利变动情况相通，运作原理相同，所以将不动产权利变动登记看作是主体之间不动产物权变动情况的公示，是促进不动产的利用和实现财产稳定有序流转的必备手段。登记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不动产物权权利状况的公示，登记所产生的法律效果只关乎不动产权利归属和变动状况，登记服务于不动产的高效利用和有序流转，不动产登记行为应是民法上发生民法效果的行为，所以应属民事行为。

从上述论证可以看出，不动产登记的民事行为属性，是由不动产登记的功能所决定的。《物权法》通过之后，确立不动产登记的公示功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不动产登记作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手段，主要功能即将不动产权属状况公之示众，以利不动产的利用和流转，任何欲在该不动产上设定权利之第三人即可根据公示出来的权属状况做出正确有效的交易决策，而要改变过去那种认为不动产登记是不动产行政管理机关对不动产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传统看法。主体之间就不动产权利变动达到协议之后，只要该协议合法、有效，并按《物权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提供了登记所需的材料，不动产登记机关在审查以后对符合条件的不动产物权变动就必须予以登记，以完成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程序，而不能借对不动产进行行政管理为由对符合条件的不动产物权变动不予登记，这一点在《物权法》中也得到确认。

二、不动产登记是事实行为还是法律行为

对不动产登记的事实行为属性或是法律行为属性的探讨，是建立在对第一个问题论证的基础之上，即是以不动产登记行为属民事行为为探讨的前提。事实行为和法律行为同属法律事实的范畴，都是引起民法效果的原因。但是，事实行为和法律行为引起民法上效果的作用机理不同。法律行为，是以意思表示为要素，因意思表示而发生一定私法效果的法律事实。[3]主体欲要发生的民法上的效果，即民事权利和义务的产生、变更、消灭，受制于主体的意愿，只要该意愿合法、有效，意愿所达成的民法上的效果就会相应地发生，所以因法律行为所引起的民法上效果的发生要贯彻意思自治原则。事实行为则不同，事实行为无需考虑行为人内心意思，事实上有此行为，即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行为人有无取得此种法律效果的意思，在所不问。[4]由此可见，事实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果是由法律预先规定好了的，与行为人内心意思无关，不受行为人内心意思的影响。不动产登记是事实行为还是法律行为，就要看不动产登记所要发生的法律效果——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设定负担、消灭，是否取决于不动产登记申请人的效果意思，若是则为法律行为，若否则为事实行为。

不动产登记是法律行为抑或事实行为，必须在物权变动的不同立法模式下考虑。综观他国民法理论和实践，因法律行为引起物权变动，主要有两种立法模式，一是形式主义，二是意思主义。所谓形式主义，是指物权变动的完成除当事人的意思合致外，尚须登记、交付形式的做成为必要的立法主义。[5]根据物权变动是基于当事人的债权意思还是物权意思的不同，又可将形式主义分为债权形式主义和物权形式主义。债权形式主义要求物权的变动须当事人的债权意思合致，并且要履行登记、交付程序，如瑞士。物权形式主义要求物权的变动须当事人的物权意思合致，债权意思合致只是物权变动的原因，并不决定物权变动效果的发生。物权变动效果取决于物权意思合致，另外尚须践行登记、交付程序，如德国。在形式主义立法模式下，就不动产物权变动而言，不动产登记是必备要件。意思主义，是指物权变动仅以当事人的意思合致为已足，不以任何形式的作成为必要的立法主义。[6]意思主义中的意思仅指债权意思，也就是说，物权变动效果的发生，仅以当事人债权意思合致为已足，登记、交付的形式要件不是物权变动的必备要件，但为了保护物权变动中的第三人，让第三人知悉该物权变动的具体情况，意思主义规定登记、交付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如法国和日本。不动产登记在不同的物权变动立法模式下显现出不同的功用，是源于不同立法模式不动产登记性质的不同。

（一）物权形式主义立法模式下不动产登记的法律行为属性

已如上述，物权形式主义立法模式下，物权变动取决于物权行为，债权行为只是物权变动的原因，不决定物权变动效果的发生。但是物权行为究为何物，登记是否就是一种物权行为，则众说纷纭。“传统见解认为，物权的意思表示（包括物权的合意）本身即为物权行为（单独行为及物权契约），登记或交付则为其生效要件。”[7] 按照法律行为的一般理论，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是意思表示，法律行为包括效果意思和意思的表达方式，如口头形式、书面形式、行为等。如若将物权意思本身等同为物权行为，单纯的物权意思表示（物权行为）则不能引起物权变动实际效果的发生。某种物权的实际取得或丧失，端赖于另外的实际履行行为，即动产的交付和不动产的登记。如此一来，单有物权行为不能发生实际的物权变动，而这又与物权行为概念本身相矛盾。为了克服这种矛盾，有关物权行为的传统见解在维持物权意思即为物权行为的基础之上，把实际的履行行为——交付和登记看作是物权行为的生效要件，但此种嫁接让人不免产生牵强附会之感。台湾著名学者姚瑞光先生在洞悉物权意思即为物权行为的矛盾后指出：“物权行为者，由物权的意思表示与登记或交付相结合而成之要式行为也。……物权的意思表示，与登记或交付相结合，始能成立所谓物权行为。惟有完成此项方式后之物权行为，始能发生物权得丧变更之效力，始能不残留所谓履行问题，亦即物权行为一经成立，即生效力，不可认为物权行为因意思表示而成立，登记或交付不过其生效要件而已。”[8]姚先生认为，物权行为是物权意思和实行履行行为——交付、登记的结合，交付、登记也是物权行为的内容，虽然此种观点克服了物权意思本身即为物权行为的自相矛盾之处，但是关于物权意思和交付、登记之间的关系仍不甚明了，交付、登记的法律属性仍不明确。

要探究物权行为的本质，弄清楚物权行为和物权意思之间的关系以及交付、登记的法律属性，必须从物权行为产生的源头上分析。物权行为理论的创造者德国法儒萨维尼在《当代罗马法制度》一文中写道：“私法契约是最复杂最常见的……在所有的法律制度中都可以产生契约，而且它们是最重要的法的形式，首先是在债法中，它们是债产生的最基本的源泉。这些契约人们称之为债务契约。此外在物权法中它们也同样广泛地存在着。交付是一种真正的契约，因为它具备契约概念的全部特征：它包括双方当事人对占有物和所有权转移的意思表示……仅将意思表示本身作为一个完整的交付是不足够的，因此还必须加上物的实际占有取得作为它的外在行为，但这些都不能否认它的本质是契约……。”[9]法儒萨维尼这段精僻的论述清晰地告诉我们：交付本身即为一法律行为，买卖中的交付，核心要素是当事人转移动产所有权的意思，但该意思不是法律行为，其必须依附在交付这一有形的外观之上，物权行为即为交付。

随着交易规模的扩大和交易种类的多样化，不动产交易在法理上和交易实践上逐渐呈现出与动产交付不同的交易状态，即被后来各国所广泛确立的不动产交易要以登记作为表标方式。以萨维尼抽象出“交付也是一种真正的契约”同样的论证出发，由于不动产登记成为不动产交易的常态表征，如理相同，不动产登记也是一种真正的契约，是一种能独立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行为。以萨维尼物权行为理论为立法基础所采取的物权形式主义立法模式下，就不动产物权变动而言，不动产登记即为一种能独立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行为的观点明晰可见。

（二）债权形式主义和意思主义立法模式下不动产登记的事实行为属性

债权形式主义、意思主义立法模式与物权形式主义立法模式，虽然都有债权行为的存在，但债权行为在实际的物权变动中所起的功用不同。意思主义立法模式下，单有债权行为即可引起物权变动，连债权行为的实际履行——交付、登记等都没有必要。债权形式主义立法模式下，债权行为是引起物权变动的决定因素，但只有当债权行为的实际履行——交付、登记完成后，方才发生物权变动。在这两种模式下，债权行为对物权变动起着决定作用，债权行为无效、被撤销，物权变动就无法发生。物权形式主义立法模式下，已如上文所述，债权行为只是物权变动的原因，实际的物权变动取决于物权行为，即使债权行为无效或被撤销，只要物权行为有效，物权变动就能实际发生。

物权形式主义立法模式下，交付、登记是真正的契约，不动产登记作为法律行为的一种，遵从法律行为成立要件、生效要件等的判断规则，适用法律行为一般原理。债权形式主义立法模式下，依债权行为达到物权变动的最终目的，端赖于当事人债的实际履行。债的履行完成，即动产完成交付和不动产完成登记可发生多重法律效果：一是当事人之间的债因当事人的实际履行而消失，二是当事人之间所欲达到的目的，就物权变动而言，物权变动的发生即可确定地实现，三是动产交付、不动产登记作为当事人之间物权变动的外观，对不知交易实情的第三人来说，具有公示权利变动的效果。因此，债权形式主义立法模式下，交付、登记是债的履行行为，该履行行为产生既定的法律效果，是物权变动的必备要件，因而应属于事实行为。

意思主义立法模式下，就物权变动的法律要件来说，交付、登记并非必需。但从交易习惯和日常生活经验来看，不完成交付和登记，买方不取得对物的实际占有，物的使用价值无法实现。从另一个角度看，物权是支配权，具有排它性，物权的行使和变动不仅关涉物权人本人的利益，还关涉到该物之上其他权利人、欲取得该物之交易相对人等的利益，关涉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交付和登记扮演着十分重要的公示功能，并且此种公示功能在复杂的物权变动中尤为重要。基于此，意思主义立法模式虽不强求不动产物权变动必须办理不动产登记，但规定未经登记的不动产物权变动不能对抗第三人，这就使得取得不动产物权之当事人如若未办理登记，其所取得的不动产物权随时有被他人取得的风险，正是此种风险的反激励作用，当事人因顾及风险，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不得不办理登记，这一点从王茵博士的论文中可以清晰地得到印证，意思主义立法模式的典型——法国，于“1855年法就大多数所有权及其他不动产物权的设定、移转，规定以誊记为第三人对抗要件，显著地扩大了誊记范围，几乎所有的物权变动都要公示。”[10] 由此可见，意思主义立法模式下，交付、登记作为物权变动对抗第三人的公示要件，法律效果确定，因而也属于事实行为。

结 论

在我国《物权法》制定过程中，就采取何种物权变动立法模式，是否采用物权行为理论等问题，众说纷纭。就已实施的《物权法》相关条文内容来看，“不动产物权变动非经登记不发生效力”是一般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的，非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地役权的设立非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并且立法上未采用“物权行为”概念。由此可见，我国就不动产物权变动，立法上采取了以债权形式主义为主，兼采意思主义的立法模式。结合上文的论证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国，就不动产登记而言，一般情况下，不动产登记是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不动产登记的法律效力，法有明确规定，与当事人的意志无关。特定情况下，不动产登记起着“对抗善意第三人”的公示作用，其法律效力也为法所明文规定。由此可见，在我国，不动产登记的行为属性应为事实行为。（原载《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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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7.

注释:

[1]田士永.物权行为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94；王利明.物权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50.

[2]应松年.行政法学新论[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246；行政许可制度存在的问题及立法构想[C].中国政法大学科研处优秀论文选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230.

[3]王泽鉴.民法总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250.

[4]赵勇峰，马瑞娟.对民事法律事实体系的再思考[J].学术交流，2005，（10）。

[5]肖厚国.物权变动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60.29.

[6]肖厚国.物权变动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60.29.

[7]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7.

篇4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0）32-0077-01

1 知识产权出资的依据

1）关于以知识产权出资相关的法律依据，体现在以下的法律法规中。《公司法》规定，出资人可以用知识产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作为出资的知识产权必须是即可以依法转让的，并且可以用货币估价的，只有同时符合以上两个条件才可以作为股东出资的财产。另外，《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独资企业法实施细则》也都对出资者可以用工业产权、专有技术等作价出资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合伙企业法》规定，合伙人可以用知识产权出资，同样作为知识产权出资的，同样也需要全体合伙人或者评估机构对出资的知识产权评估作价。

2）从上述法律法规关于知识产权出资规定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其一，法律法规对于知识产权出资表述不尽一致，除了《公司法》《合伙企业法》表述为出资人可以以“知识产权”出资外，其他的法律法规将知识产权出资表述限制在“工业产权”和“非专利技术”或“专有技术”范围内。笔者认为，应参照《公司法》和《合伙企业法》中关于知识产权出资的规定，将现行法律法规中关于用“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专有技术”出资的表述，统一表述为“知识产权出资”。 当然，并非所有的知识产权都能作为财产出资，只有依法转让且能评估作价的知识产权才能作为出资财产。其二，我国立法在规范知识产权具体出资方式上仍十分薄弱。首先，对知识产权如何出资、不同出资方式的特定条件和程序，没有较为系统的规定。其次，《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中均没有权利人用商标、专利技术、作品等出资的字眼。国家科委、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关于高新技术成果出资入股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出资入股条件、程序方面的规定，仅限于“高新技术成果”的出资，并未对“非高新技术成果”出资作出相应的规定，对实践中越来越多的知识产权出资法律实践指导意义十分有限。

2 知识产权出资方式法律的完善

目前，我国关于知识产权出资方式法律仍需完善。实践中，实现知识产权出资的方式有两种，一是知识产权所有人直接将知识产权转化为生产资本；二是将自己的知识产权转让或许可他人实施。

1）使用许可方式出资与《公司法》的冲突。知识产权权利具有多重性的特点，若采用使用许可的方式出资，用作出资的知识产权不发生全部权利的转移，被出资的公司对该知识产权仅享有一定期限和一定范围的使用权。那么，就会与公司法相关规定发生3个方面的冲突：第一，如果用商标权、专利权、计算机软件等知识产权出资的，其有效期如果短于公司的营业期限，则实质上相当于该知识产权出资人变相抽回了其出资，违反了《公司法》中股东不得抽逃出资的规定。同样也违背了公司资本维持原则。而资本维持原则要求公司在成立后要保持实有资本额的相对稳定。第二，因知识产权的价值具有不稳定性，一旦用作出资的知识产权价值低于入股时的评估价值，则亦与公司资本维持原则相悖。第三，与公司承担债务责任的要求相冲突。因为《公司法》规定，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出资人以使用许可的方式出资，则接受出资的公司对该知识产权不能享有最终处分权，那么当公司发生债务纠纷时，债权人可否对该知识产权主张权利呢。作为债务人的公司如何“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呢。

2）对于上述冲突，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两种办法来解决。其一，用作出资的知识产权，若有效期短于公司营业期的情况，可通过知识产权出资合同的约定加以规制。若以商标使用许可方式出资，则应当在商标出资合同中约定，商标权人即出资人有依法办理该商标续展注册的义务。如以专利技术出资，专利有效期短于公司经营期，则均应当由该专利出资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专利出资人有后续改进技术成果的反馈义务，并就反馈后续改进技术的具体步骤以及不能反馈后续改进技术时的补救做出明确约定。如以商标权转让出资的，则被出资的公司成为商标权人，公司只要依法办理该商标续展注册，就不会出现商标的有效期短于公司经营期的情况；再一方面，以计算机软件、作品向公司出资的，由于我国法律对作品著作权的保护期较长，所以较少出现知识产权有效期短于公司经营期进而与资本维持原则冲突的情况。若确实出现这种情况，则可参照专利出资情况由出资双方事先约定补救措施的办法。最后，若以专有技术作价出资不存在其有效期短于公司经营期进而与资本维持原则冲突的情况，因为专有技术没有法定有效期。其二，公司存续期间，如果知识产权出资不实，则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即出资人不按照章程规定缴纳所认缴的出资，除补足差额外还应当向已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公司存续期间，用作出资的知识产权价值低于原出资价格情况，不应由该知识产权出资人承担资本填补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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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11-0032-02

一、国外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相关法律

（一）美国相关法律

美国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制度历史悠久，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美国统一商法典》（下文简称UCC）第九编“担保交易”不再沿用英国动产担保制度中区分众多担保形式的做法，而是统一使用担保权（security interest）概念，且较为全面的规定了其范围、设立、行使与效力等方面的法律关系。其适用于任何形式的基于合同在动产上创设担保权的交易（另有规定除外），可见适用范围之广泛。该编也适用于一般无形财产上设立担保权的交易。一般无形财产是指除应收账款、单据、信用证、金钱等明确列举的种类之外的任何动产。尽管知识产权并未明确规定在UCC第九编109条适用范围中，但在正式评注中被明确列举为一般无形财产的类型。因此，UCC第九编适用于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此外，为了鼓励引导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改善其融资环境，美国出台《中小企业投资法》《机会均等法》等多部法律，为企业创新提供了项目支持与税收优惠，有效地提高了中小企业的竞争地位。

美国的立法具有显著特点：首先，虽然知识产权质押具有法律依据，但可以质押的知识产权种类并未限制，保留较强的灵活性，这不仅使得多种质押方式合法并存，而且有利于法律适应实践中未来可能出现的变化；其次，法律规定的出质人权利较大，这既符合出质人融资的需要，也有助于出质物价值的充分发挥；再次，由于UCC第九编统一使用担保权概念，其中规定的浮动担保（floating charge）同样适用于知识产权质押，即可以质押未来创造的知识产权，这符合知识产权尤其是专利权不断更新升级的特点，有利于质押的知识产权价值稳定。

同时，研究发现，美国的立法也存在不足：由于美国法律包括联邦法与州法，在知识产权领域占据主导的是联邦法，质押融资领域占据主导的则是州法，因而出现法律适用不确定、存在法律风险的问题。

（二）日本相关法律

日本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相关立法达到比较完善的程度，尤其在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方面较为出色。1995年日本知识产权研究所指出“知识产权是种可用于融资的有潜力的新型资产”，自此之后，知识产权的担保价值得到了广泛的重视与认可。日本多部法律都有关于质押的明确规定，其中规定的可以质押的知识产权种类十分广泛，且不同种类知识产权可以单独或组合进行质押融资。

针对知识产权价值的确定，日本经济产业省知识产权政策室制定了先后制定了《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资产管理实践指南》《知识产权评估方法》以及《知识产权信息公开指南》，除评估知识产权自身价值外，还涉及所在企业信息、市场价值预估与分析等内容，形成较为全面的评估体系，使评估结果的科学性和可信度大大增强。此外，日本针对中小企业的法律有30多部，有力的减少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度。

二、我国相关法律

我国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制度的立法较晚，1995年颁布的《担保法》使知识产权质押有了法律依据。 在其颁布后，为规范知识产权质押的操作，国家版权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国家工商局先后制定了《著作权质押合同办法》、《专利质押合同登记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商标专用权质押登记程序》，但三者都较为抽象笼统，细节规定不够明确。

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进一步明确了可以质押的知识产权种类，并一改《担保法》完全列举的列举方式。《物权法》颁布后，由于《物权法》对《担保法》中知识产权质押相关内容进行了部分修改，且实践中也出现较多变化，有关部门先后相应制定了《注册商标专用权质权登记程序规定》、《专利权质押登记办法》以及《著作权质权登记办法》。三者规定的登记机构、登记文件与登记程序都有所不同。例如，商标专用权质权登记时明确规定需提交价值评估报告或双方达成共识的书面报告；著作权质权登记时则在三种情况下要求提供评估报告；而专利权质押登记时仅要求经评估的专利权出具评估报告。

在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方面：1996年，中国专利局（现为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下发了《关于加强专利资产评估管理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2006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国家财政部制定了《关于加强知识产权资产评估管理管理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次年，其与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共同颁布《关于知识产权资产评估促进工程的工作方案》。这三部文件体现出国家对知识产权价值评估逐步引起重视，并意识到其为知识产权资本化的关键环节。

在08年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之后，全国各地区也先后出台了许多各有侧重的地方性法规。

三、对我国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立法制度的建议

（一）拓宽知识产权质押的客体范围，鼓励多种担保方式的开展

首先，我国《物权法》对知识产权质押客体范围与方式的规定过于抽象，不利于实际操作，易出现诸如专利许可权等权利能否进行质押的界定问题。而实践中为规避法律风险，大多仅允许专利证书作为质押物，导致质押标的与方式的单一性，建议予以明确。此外，日本可以质押的知识产权种类包含植物新品种、商品包装形态与半导体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新兴知识产权，足见其质押客体范围之广泛，而我国法律保护的知识产权种类较少，因此可质押的客体范围也相对有限，但不妨在现有法律基础上适当拓宽，以便更好的适应实践中知识产权质押的现状及未来情况。

其次，通过许可、转让等方式利用知识产权有益于其价值的发挥，对质权人的优先受偿权也是利大于弊，因此应当拓宽出质人权利。至于出质人权利拓宽后可能对质权人造成的不利影响，可通过《物权法》第216条等进行救济。

再次，美国知识产权质押具有多种质押方式合法并存、出质人权利广泛的特点，且允许出质人在出质后将许可收益作为质物，这为美国知识产权许可收益权质押提供了法律保障，具有借鉴意义；2015年，我国提出“探索专利许可收益权质押融资模式”的创新做法，对我国法律中知识产权质押客体范围的明确，出质人权利要求的拓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完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实际操作规范

我国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实际操作规范是由国家工商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版权局分开制定，存在不统一和不规范的问题。其主要有两项弊端：从未来发展角度考虑，其使得将不同类型知识产权进行组合质押的企业登记成本提高、登记效率降低；从交易安全角度来说，其不便于对企业知识产权质押情况的查询。此外，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知识产权资产管理以及相关中介机构等都是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过程中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知识产权评估是知识产权质押的前提与保证，在知识产权资本化的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规范科学的评估是降低其风险的首要方法。而我国的相关规定仍较为抽象，因此明确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细节规定刻不容缓。

（三）健全中小企业相关法律

据统计，我国目前约有7000万个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9%，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中小企业本身规模有限、经营风险大、不动产等资产少等原因，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在传统融资方法下往往存在融资难问题；科技型中小企业价值最高的资产当属知识产权，而目前我国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门槛也较高，且更注重考虑企业实力与不动产价值，而非单纯考量知识产权价值也无法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因此，应当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一定程度的优待，通过税收优惠、服务支持等方式鼓励创新，并引导其积极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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