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老人托管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社区老人托管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一、希望政府有关部门明确认识托管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适应市场的发展，要进行规范化建设，而不是予以遏制和取缔。

二、进行规范化建设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资质管理

1.应建立健全政府监督、管理机制，让托管班经营合法化、规范化

对于小学生的课后托管问题，各地的情况不同，有些地方实现了政府服务，如2015年 4 月，太原市政府下达了 2015年重大民生项目计划，在全市推广小学生放学后免费托管服务，费用全部由财政资金支付。我省目前大部分地区的托管班市场还处于质量良莠不齐、缺乏监管的无序状态。由于其监管涉及工商教育、消防、卫生、交通、物价、税务等多个部门，监管责任不明确，所以监管手段还处在瓶颈阶段。因此，政府应及时给予重视与关注，积极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建立监督与管理机制，制定详细的条例准则，将托管班在市场准入的资质标准、收费标准、场地环境的安全标准、采购食品及操作环境的卫生标准、从业人员的资质条件、消防设施标准和教学管理条例等一系列审批程序纳入合法化、规范化的渠道。如可以设置一级、二级、三级资质。同时应不定期对托管班市场进行整顿检查与督导，使托管班的管理和运行有法可依，有据可行才能保证其健康、有序地良性发展。

2.政府应放宽政策，鼓励和允许学校以适当收费方式提供小学生托管服务

从服务的专业水平看，学校始终是提供小学生托管服务的最优主体。但教育部门认为，学校收取托管费合情合理但不合法，要求学校以免费的义务服务方式开展校内托管也不切实际，因此，政府可以给予学校适当的财政支持，让家长自愿提出托管请求，同时加强对收费标准、教学实施过程的监管和指导。

3.应积极动员条件成熟的社区自行开办小学生托管

在美国，课后托育机构主要是由公立学校与民间组织提供，其中社区在承担各项责任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西方一些国家的社区功能很完善，承担和补充了许多的社会功能和政府职能。我省的社区功能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今后可以充分利用其集聚便利、人和人之间熟悉和信任度高的特点，将社区内的退休教师、厨师、医务人员、大学生等人力资源充分利用起来，开办社区内部规范化和专业化的托管中心。如此一来，能极大的方便社区居民。

（二）应加强对托管教育教学质量的督导与管理

提高孩子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形成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是很多家长选择托管的原因。现在独生子女的家庭教育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很多孩子吃饭习惯不好，边吃边玩，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追着喂。放学后不能专心写作业，玩手机、看电视，托管的集体生活很好的解决了这些问题。但是托管还应该多关注孩子的学习方法、积极组织同年级的孩子形成学习小组，组织作业比赛，学习竞赛等活动，发挥集体生活的优势，提高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增强荣誉意识，增强自信心。做好学校教育的补充与延续。

（三）加强对托管从业人员资格的监督与管理

作好托管从业人员的管理工作是保证托管教育质量的关键。托管的从业人员分为三类，即管理者、课业辅导教师、生活教师。

首先对注册从事托管教育的法人应该从德行方面进行考察，至少应该是没有犯罪和违法历史的正常公民，这一点是区别于其他行业的，很难想象一个道德和品行败坏的人能教育好我们的下一代。另外对注册法人应该有一定的学历要求，可以设置比如不能低于专科学历，对于不能达到要求学历的从业法人，规定其必须聘请具有相关学历的人员负责管理。

对于课业辅导教师的要求也有两点：一是应设置不低于专科学历；二是应具有教师资格证书。教师与学生的比例应不高于1：10。对于从事此项工作的教师应纳入当地教师的管理系统，可以参加评职称。当地的教师招聘对于有托管教育经验的教师应该在面视环节适当加分，或者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

对于托管中的生活教师应该是经过体检，取得健康证明书之后才能上岗。

（四）应加强对托管教学生活环境卫生状况的监督与管理

篇2

大多数家庭，父母都是工薪族。孩子翘首以盼的暑期，却是父母煎熬的开始。朝九晚五、早送晚接的生活节奏必定被彻底打乱。

5月转眼过了一半，到下月底，我6岁的女儿就要从幼儿园毕业，迎来人生中第一个暑假。假期来得太快，如何在2个月的时间里，妥当安置这枚熊孩子，也成了我的心头大事。

作为一个准小学生家长，以后每年的寒假、暑假，都要面对这个问题。所以，我特别想向“过来人”的家长朋友们取取经：家有小学生的你，暑期是如何安置熊孩子的？

下面几种方案，你用过吗？

送老家

朋友夫妻两人都是上班族，很难在暑期照顾孩子。他们选择和孩子暂时分别，将孩子送回老家。

他们表示，虽然省了心，工作的业余时间全解放出来了，但心里到底不踏实。

一是对孩子的安全不能完全放心；二是担心老人宠溺孩子，惯得孩子无法无天；三是担心孩子缺乏管束，沉迷于电视、电子产品，吃垃圾零食，沾染坏习惯。

交给老人

很羡慕这些朋友，他家里有无私奉献、不计得失的老人，愿意在暑期照看孩子。

爷爷奶奶带着去逛逛超市，安排孩子在家里写写作业。但孩子很难有一起玩耍的同伴，这在独生子女家庭中尤其常见。

也有家长是给孩子报了很多暑期课外班，老人负责接送孩子去各个课外班上课。

带娃去上班

一些企业鼓励家长带孩子上班。这样的企业真的很开明。但带娃上班的家长表示，把孩子带去上班就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一边忙工作，一边还要盯着自己的孩子。

上托管班

如果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暑期托管班，那对家长来说真是天大的好事。

但有家长反映，一些托管班内容枯燥，孩子们缺少机会去户外活动。

但也不乏一些办得有声有色的托管班，可以让孩子既能和同伴在一起，又能体会到丰富的活动。

对不少孩子而言，托管班是不错的选择，总比一个人宅在家里好。

旅行

幸福的小丸子，每年假期都会旅行。这对家长的时间是很大的考验。但旅行的时间最多只能安排一周到两周，那暑期剩下的大把时间，要如何度过呢？

夏令营

现在，夏令营的概念很热门，越来越多的家庭希望孩子可以在营地里度过假期。

然而，近两个月的暑假，孩子需要报三四期的夏令营，才能将整个暑期填满。

营地虽好，但对普通家庭而言，三四期下来，真心消费不起。

或许，还有更好的方法？

社区互助

海淀一位妈妈，在孩子幼儿园毕业后，也面临同样的暑期难题。

她把这些刚刚从幼儿园毕业的孩子们集合起来，每天由一位家长值班，看管所有的小朋友。她们还请来了体育教练，每天给孩子安排不同的活动。

就这样，这个社区互助式的暑期托管让这些孩子们度过了小学前一个充实的暑假。

定制一个家门口的夏令营

去年，朝阳区的几位家长们商量着，给孩子们攒了一个日间夏令营。他们联系了场地，给孩子请来了老师，设定好日程表。几位孩子跟着老师们参与了丰富的项目。

篇3

(一)“罗山模式”

罗山市民会馆是国内最早尝试政府委托、社团托管社区服务中心的结果。浦东新区成立以来，一直寻求“在社区建设中引入市场机制，营造一个突破部门分割的体制、从社区需要出发的新的综合性社区发展设施”，1996年罗山市民会馆应运而生。罗山会馆采用了由社会发展局(及罗山街道)出土地和房屋，并承担改建的土建费用，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运用社会捐款投资会馆的主要设施，青年会承担会馆管理的共建方式。会馆占地面积4000平方米，建筑面积2260平方米，包括“999市民求助中心”、罗山敬老院和市民休闲中心等三大主要服务设施。自成立到2000年11月，参加活动或享受服务的市民已达71.4万人次。罗山模式的特点是“政府主导、各方协作、社团管理、市民参与”。会馆在政府所提供的场所、资金以及指导下开展服务，与社会发展局、街道、基金会等多方协作。市民参与会馆活动、享受会馆服务，并通过参志愿者活动、派代表进入管理委员会等方式参与会馆的制度建设。管理上则形成了管委会(由参与会馆共建的各方派代表成立)管大的决策、青年会管项目和财务监督、馆长(青年会委派会内骨干出任)负责日常事务的一套较为完整的运营管理模式。并且于2000年，依托罗山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创建了一个与母体有联系的、独立的新社会组织———罗山会馆。

(二)“华爱模式”

但是，“罗山模式”没有就此止步。2002年12月，青年会以“民办非企业”形式，在浦东注册成立了上海华爱社区服务管理中心，并在罗山市民会馆的基础上，将活动范围扩展到全市多个区县，先后管理了浦东新区潍坊科普中心、黄浦区人民广场街道公益组织服务总社、人民广场老年活动中心、卢湾区打浦桥街道家庭儿童服务指导中心、打浦桥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淮海社区活动中心、上海市青少年科技探索馆及天目西社区公共体育中心等十余个各具特色的社区中心。如果说“罗山模式”是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托管式服务的起点，那么“华爱模式”在以下两个方面向前推进:一是以购买服务为基础的政社合作的进一步深化;二是以社团托管为基础的社区托管服务的规模化和专业化。

1．购买服务基础上的政社合作推进

第一，免费托管的“罗山模式”。“罗山模式”起步于社会组织对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近乎无偿的托管服务。1996年，罗山市民会馆开张，政府以固定资产(馆舍及装修费用)投入和添置设备的形式占了大头，青年会投入47万元现金作为开办费用。根据双方协议，政府以“零租金”将馆舍提供给青年会使用，会馆运营后的所有费用包括人员工资、福利等由青年会承担。1998年，罗山敬老院交由青年会管理，街道也仅对该公房免租，没有给予日常营运补贴，甚至青年会自1998年垫支的50万元开支至今，会馆财政支出的担子全压在了青年会身上。1996年，青年会投入启动资金40万元，1997年投入18万元，1998年投入10万元。1999年，在财政收支基本持平的基础上，青年会又支出10万元发展新项目。一个社区公共设施只是生产社区公共服务的一份资产，要产出公共服务，只有资产不行，而运用资产、获得服务过程中，无论服务效果如何都需要花费。这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评估小组将罗山市民会馆经营过的公共服务项目进行分类，逐一认定其公共性和经济性，制定出社区服务中心项目成本类型与盈亏测算一览表的缘起，以期在服务收费与政府补贴之间达到平衡。第二，有偿付费的“华爱模式”。后来华爱托管的社区服务中心，超越了这种无偿托管模式，向政府有偿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方向转变。2005年12月，黄浦区打浦桥街道办事处将打浦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委托给华爱管理。其中，物业管理通过外包方式由专业公司负责;社区文化服务则由华爱负责，包括对一幢社区中心大楼的管理以及相关活动的开展等。打浦桥街道除了前期投入设施建设费以外，全额支付华爱在打浦桥社区文化中心的人员工资、办公日常开销、活动经费等，每年购买服务费用达200多万元。华爱则根据不同的对象，分别提供无偿服务、低偿服务和市场化服务。中心现在365天不关门，每天开班数和团队活动数均在15个以上，每年服务的市民达60余万人次，服务对象涵盖各年龄段人群。2008年，石门二路街道将位于康定东路85号(原为张爱玲故居)的3050平方米的大楼改造为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并委托华爱管理，第一年就支付管理费约160万元，主要用于人员、物业管理、活动开展，以及水、电、煤、房租等费用。从罗山会馆的无偿托管，到打浦桥和石门二路社区文化中心动辄上百万元的年度购买费用，说明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劳动付出、托管服务过程发生的正常费用的认可及相应的支付，标志着在购买服务基础上政社合作关系的进一步深化。这背后则是政府购买服务生态的改变、社会组织地位的提升，以及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社会化的推进(如上海黄浦区包括打浦桥在内的10家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已基本实现社会化和专业化的管理运作)。

2．社会组织社区托管服务:规模化和专业化

目前，华爱托管经营15个社区服务中心，2005—2015年，华爱共服务1475万人次，年均达134万人次。截至2016年12月，该年度服务人次已达230多万，服务项目达30多项，同时华爱旗下有全职职工160余人，会员2117人，志愿者4000名。由此可见，华爱走上了专业化服务的道路。第一，服务领域的专业化。华爱托管的社区中心中，有2家是针对所有居民的综合性社区服务中心，4家针对所有居民的社区文化服务中心，4家针对老人的养老院/日托，以及4家针对儿童、青年的科技、教育培训需求的服务中心，从而形成了教育、体育、科普、养老、文化等专业服务领域。第二，华爱的专业化服务体现在“六个一”特色上，即拥有一条明确的服务理念、一套完整的项目管理评估系统、一个专业的培训机制、一直成熟的工作团队、一群有效的志愿队伍、一个广阔的交流平台。尤其是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社区服务模式，该模式以居民需求为导向，运用专业化的运作方法，制定流畅的制度保障，打破地域概念，鼓励居民参与，志愿服务蔚然成风，并有完整的调查评估程序。“政府主导、各方协作、社团管理、市民参与”的“罗山模式”已经更新为“政府采购，委托管理，市民参与，运作精细，职能规范，科学评估”的华爱新模式。第三，服务平台化和中介化的细化定位。在托管众多社区公共设施的基础上，华爱将自己的服务目标进一步定位为:其一是培训和建立社区服务管理专业队伍与志愿人员队伍;其二是组织非营利机构学习交流，共同提高运作能力;其三是为社区提供社区设施管理的咨询服务;其四是评估社区管理设施的使用情况。这一定位显示，华爱正在从单纯的设施托管性组织朝着平台性和中介性组织方向发展，以期为同类组织的发展，专业人才的培养，以及社区设施托管活动的开展服务。

篇4

（一）加快合作组织功能完善，实现合作组织从“单一功能”到“复合功能”的跃升

随着农村经济改革深入发展，过去单一技术型、服务型合作组织已经不适应农村产业化调整、集约化经营的需要，而建设覆盖全程、综合配套、便捷高效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才是当前发展现代农业的迫切要求。2012年底，德州市成立了农村专业技术协会联合会，将全市3000多个农技协组织联合起来，鼓励会员采用“协会+专业合作社+产业园区+农户（基地）”模式，建立以科技为支撑，包括“农业生产技术攻关与技术指导、农业科技示范、农产品物流、营销、农民培训、农村组织制度创新”为一体的综合服务体系。德州农技协适应了市场需要，逐渐从推广技术为主向生产、加工、流通三位一体的技术经济实体型方向转型，从普及实用技术为主向产品联合营销转型，从一般科技型群众团体向实体化、企业化、法人化、行业化方向转型。据统计，目前这种较高级的农技协已占到全市总数的15%。

（二）推动龙头企业角色转化，变产品收购商为解决方案提供商

企业与农民互惠互利是产业联结的基础，妥善调整企业与农民的利益关系则是农业产业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庆云县中澳集团通过建立种养基地和产业供应链，加快居住区、养殖区为一体的中澳新村社区建设，带动周边10万农户实现了就地创业致富，并在国内首创了“公司+专业合作社+金融+标准化农场+农户”的订单养殖模式，探索出一条“利益为纽带、契约化合作、标准化生产、集约化经营”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彻底解决农民闯市场最常遇到的无门路、缺资金、缺技术、缺销路等难题。“中澳模式”成功之处在于，企业摒弃了当前急功近利的做法，不再是简单地从农户手中收购农产品，而是立足长远，通过制定“两高定价、三赊销、五统一”的契约化合作机制，实现农企双赢。所谓“两高定价、三赊销”，即公司高价赊销鸭苗、饲料、药品，高价收购农户的商品鸭，与农户签订订单合同，实行保护价收购，无论产品走俏还是滞销，保证收购价格不变，现款结算，化解了农民的市场风险，双方形成了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联合体，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五统一”，即公司对养鸭户实行统一供雏、统一供料、统一供药、统一防疫、统一回收宰杀的服务，克服了制约畜牧业发展标准化程度低的问题，所有养殖农场都配有专职技术员，公司技术部实行统一垂直管理。通过纵延横伸、左右配套，“中澳模式”带动了物流、包装、饲料、鸭笼制作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还建起了一所塑造新型农民、传播文明和谐的田间大学。在学习过程中，鸭农的整体素质都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正在逐渐成长。

（三）搭建公共服务平台，创新土地流转模式

搞好土地流转工作是“两区同建”的前提和基础。德州市平原县积极探索促进土地合法、有序流转工作，创新发展土地流转、土地信用和土地托管等多种服务模式。王凤楼镇在山东省率先成立第一家以土地为资本，以存贷、托管、代耕种土地和发展二、三产业为核心的“土地银行”――凤凰土地信用合作社，实现了存地农民、合作社和贷地方的三方共赢，将众多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向城镇“突围”，加快了城镇化进程。为方便群众及时了解土地流转信息，平原县农业局开办了专门网站――平原县农经信息统筹平台，下设土地流转信息专门网页，土地位置、合作类型、数量、出租价格、出租年限、合同文本等丰富的信息资源，方便寻租户和发包户跨村、跨乡甚至跨县、跨省进行土地流转交易。益民土地托管合作社针对农户购置的大型农机具利用率低，土地规模种植，良种、科技推广难度大等问题，对农村现有资源进行了整合，在各村设服务站，搜集劳力、机器信息，采用租赁式、菜单式、入股式三种服务模式，提供播种、收割、病虫害等服务。据调查，目前合作社有社员15人，拥有10个服务站，托管农民已达1200多户，托管面积15000余亩，实现流转土地1000多亩。土地托管合作社的建立是通过合作组织向农户提供农业生产服务的有益尝试。

（四）构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创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

德州正在积极探索建立县（市、区）、乡镇（街道）和社区（村）三级居家养老服务网络，重点为社区内的失能、高龄、“空巢”老人提供生活照料、医疗健康、专业护理、精神慰藉、心理疏导、法律服务、紧急救护等服务。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运作上，德城区98个社区已全部推行了“4+X”（医疗、理发、洗衣、陪护4个主要项目，X为任意自选项目）服务模式，与1000名老年人签订协议，并配发“爱心通”，建立电子档案，促成与社区“爱心志愿者”的帮扶对子。与此同时，该区在有条件的农村社区全部建立互助式敬老院（幸福院或老年公寓），探索“互助养老”，采取低龄老人与高龄老人互助的模式进行帮扶。

二、启示与推广

（一）农村服务业持续发展需要规模效益和集聚效益

我国农村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表明，在农村分散发展服务业成本高、效益低、风险大、升级难，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分散工业化道路已经走不通，必须与城镇化结合，着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和产业基地。新型城镇化建设通过加快土地流转和土地综合整治，利用节余的土地为建设产业园区、发展接替产业留足空间，有效破解了当前我国农村服务业发展中有效载体不足的难题，发挥出集聚效益，为促进三次产业深度融合创造了条件；通过“合村并居”，化散居为集中居住，加快了农村人口集中，实现了规模效益，为发展农业生产、普及基本公共服务、发展市场化的便民服务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使农村社区服务和管理从分散走向集约。

（二）实现农村服务体系从外源型资源推动转向内生式能力构建

我国农村服务业发展一直习惯于政府主导下的资源推动，更多地强调外源式发展，而农民和各类专业组织的自我发展的能力没有得到有效提升。因此，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应加快农村服务业从外源型资源推动转向内生式的能力构建。一是通过培育农民主体意识、培植社会资本，夯实农村自我服务能力构建的基础；二是加大对种养（植）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的扶持力度，培养他们在资源获取、问题解决、服务提供和方案规划等方面的能力。

（三）完善的土地流转服务是推动城镇化顺利进行的关键和保障

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来说，包括土地拆迁、征地、土地交易在内的土地流转交易成本较高，是影响区域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因素。新型城镇化的顺利实施，离不开配套、完善的土地流转服务支撑。实践证明，凡是土地流转服务完善的地方，社会摩擦事件较少发生，土地流转交易费用相对低廉，政府、集体、农户等利益相关方各得其所。德州的“土地银行”、土地流转信息平台，在实现土地流转的多方共赢、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等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未来，伴随着《不动产登记条例》的落实与农地登记、确权工作的开展，农地流转有望进一步提速。因此，各地在创新土地流转服务时，应发挥充分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引入合作组织和龙头企业，积极创新土地流转服务模式，不断完善土地流转服务平台，提高土地流转的效率，保障城镇化进程的顺利推进。

篇5

“站好啦！等同学齐了，再一块走。”11月10日下午放学时，长沙市芙蓉区东郡小学校门外，一位三十多岁的妇女手中高举写有托管所名字的木牌，高声呼喊着。记者看到，校门口，和她这样高声呼喊的托管所人员有10来个。抬眼望去，只见学校正对面十多层高的住宅楼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托管机构广告牌，托管班的名字也别出心裁：“向日葵托管中心”、“惟楚托管托教中心”……上面清晰地写着托管的具体内容和联系电话。

东郡小学校门口的现象并不是个案。记者在长沙市区多所小学尤其是一些规模大的学校门口看到，每天下午4点不到，一些举着颜色不同、大小各异的“托管中心”牌子的工作人员，都会准时出现。没有放学的时候，她们向接孩子的家长散发招收午托、晚托、全托学生的宣传单子。当放学的学生走出校门的时候，她们就会将牌子举得老高，让那些已经“入托”的孩子在牌子下集合，等所有托管的学生到齐以后，再排队回到托管的地方。每个牌子下，少则几个学生，多则二三十人。如果要接的学生分布在几所学校，“举牌人”会到先放学的学校接学生，再带着这些学生到附近放学稍晚的学校去接其他学生，然后一起回托管中心。

那么，这些托管机构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在东郡小区内调查时，记者发现一家处于一楼的托管中心。走进一看，一个约80多平米的普通套房内，客厅摆着两排桌子和20多张塑料凳子，室内有黑板，有空调。两个卧室分别放着两张高低床。客厅内，20来个孩子正趴在桌子上写作业，一男一女两位员工正躬身辅导。

“请问你有什么事?”眼前这位说话的男士姓朱，是这家托管班的负责人，见到记者后显得很警惕。记者以家长名义询问费用，这位负责人答道，周一到周五全托1500，而白托只要600元。听完这名男子的报价，记者暗暗一惊：价格还着实不菲。他告诉记者，这个托管中心是去年下学期开办的。“我以前在这边的湖湘货运市场做点小生意，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家长对托管的需求很迫切。我就投了4万来块钱，租用了这套房子办托管。”在朱先生看来，从事“托管”服务比做生意强得多。自己既当老板又当员工很自由，他还请了一个刚从师范大学毕业的年轻妹子打下手，月薪2000。“除了开销，每个月的收益还是比较可观的。

“放学之后学生无人看管，这个难题其实由来以久。学校受到各种制约，办托管班不是很现实。从这个方面讲，社会上各类托管中心的兴起，有着积极的意义。以我们学校为例，对面小区大大小小的托管中心就有好几十家。”在东郡小学校门口，记者采访了一名老师，她告诉记者，每到开学那段时期，就是这些托管中心招生的黄金时段，校门口站满了举着宣传牌的招生人员，吆喝声此起彼伏。“我们学校不去干预，也无法干预，我们能做的就是不准他们进校宣传。因为牵涉到收费问题，严禁教师们参与招生。所以，托管中心一般都是直接和家长联系，互相签定托管协议。”

东郡小学对面住宅小区托管中心林立，是长沙市学生托管服务行业的一个缩影。当天下午，记者又来到湖南师大附小，校门口已聚集不少接孩子的家长。“学校周围的小区里，零零散散分布着20多家学生托管中心。”学校附近开零食杂货铺的钟老板告诉记者，小区托管中心多，有时也有抢生意的闹剧发生。

明查暗访：“生意兴隆”背后的隐忧

社会力量兴办的托管中心在一些有名气有规模的小学周围“遍地开花”，已成为一种独特现象。学生托管，已然成为一个新生的服务行业。许多家长表示，长沙近年来托管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主要源于暴利。“你不要瞧不起用一套房子就开业的托管中心，赢利可能比有的公司还多呢！如果招到20名学生，他们一个月可以赚到上万元。”一位与该行业“经常打交道”的小学老师给记者算了一笔明细账：如果是全托，一名学生每月在1500元～2000元，如果招生20名，以低线1500元计算，每月的收入为30000元。支出房租每月1500元左右，负责生活的阿姨月工资在1200元，两个负责接送和辅导学生的老师每月最多每人2000元，20名学生生活费（周六周日学生回家），每人每天按10元计算，每个月生活费一共5000元左右。每年以9个月计算，一年的利润在15万元以上。

如此丰厚利润，难怪托管中心会如此火爆。但是记者在深入采访中发现，火爆的背后有隐忧。

记者深入长沙市10余家托管中心探访时发现，没有一家能提供营业执照。记者通过工商部门了解到，托管机构有的挂靠在咨询公司，有的则挂靠在家教中心，有的就是个体营业。“既然不具有法人资格，最坏的事情就是托管班可能‘人去屋空’，到时丢了孩子不说，还找不到任何负责人。但就是有这种担忧，我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不放在这托管，孩子在外面游荡也不是法子啊!”这是记者在三角塘小学对面的新苗托管中心采访时，一位接孩子回家的王女士坦露的心声。

把孩子送给托管机构，大多数家长是心存顾虑的，别说学习效果难以保证（有的托管班为了蒙骗家长，写出作业答案叫学生照抄），万一孩子出现三长两短，也是十分麻烦的。没有证照，没有担保，只有口头协议，如果真发生什么纠纷，学生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家长与托管方发生的纠纷时常见诸报端。

记者以家长的名义探访育英小学、育才小学、燕山小学、枫树山小学、师大附小等学校周边多家托管机构时，发现没有一家能出示合格证照，更让人担心的是，很多家庭作坊式的托管班安全隐患重重：没有必要的消防设施，很多设在楼上的托管机构的通道狭小，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孩子们的安全很难得到有效保障。

还有一个问题，这些托管班大多办在居民小区里，室内的环境卫生，厨房、食品卫生安全也无法得到切实保障。有的是一个老太太带三五个学生，再请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小保姆。有的是“一人包办”：一些待业妇女，在自己家里办一个托管小班，组织孩子做作业，午休就在自家客房，小孩挤在同一间房。她一人既当辅导员，又当炊事员。采访中，家住砂子塘小学附近的刘先生就告诉记者，由于家里没有老人照顾小孩，刘先生只好选择把今年读一年级的小孩交给托管中心。他走访了学校周边十来家托管中心，好容易才相中一家还算满意的，但是他对孩子的吃饭问题一直不放心。“至少有三四回，孩子吃了托管中心的饭菜后拉肚子，但是找负责人理论，得到的答复是孩子自己不注意饮食卫生，乱吃了东西，搞得我没点脾气。”刘先生的语气中充满了无奈。

“其实，托管无疑会缩短父母和孩子相处的时间，这对一个孩子的成长很不利，家长不能把孩子单单放到托管中心就了事。”湖南师范大学学工处教师、社会学博士鲁良指出，把孩子交给托管所会减少孩子对家庭、父母的归属感，即便是在条件较好的托管所，父母也要多和孩子进行交流。

“托管机构的服务内容牵涉到教育、家政、辅导、卫生等各方面，教育、工商、卫生哪个部门出来管好像都不合适。它的特殊性，让其成为了管理上的一个盲区。”长沙市许多小学校长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因为没有哪个部门具体管理，现行的托管行业越来越变味，民办托管管理孩子，最主要的方式便是辅导作业，而组织学生开展益智类活动的托管机构少之又少。在多个托管所，记者问起孩子的感受时，他们第一句话就是“上学要做作业，在托管所又要做作业，烦死了”。可见，孩子内心深处是排斥现在的托管模式的，久而久之，他们会产生厌学情绪。

百姓呼声：不让托管变“脱管”

“客观来说，民间资本介入各类托管中心，缓解了家长无暇看管孩子的矛盾，托管机构的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促使这些社会力量兴办的托管机构走向规范化、有序化，如何深层次地提质，让老百姓真正放心。”曾深入关注过民间托管行业的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肖律师表示，从托管机构不断发生的民事纠纷以及学生意外伤害等案例来看，现在的托管机构大有“脱管”的趋势。“我们曾经受理过这些案件，也与教育、工商、卫生、消防和民政等部门都有交流，但是这些部门都明确告知，学生托管机构不属于他们监管的范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学生托管机构的监管仍然是缺位的。”肖律师如是说。

监管意味着责任，如果出了事，就要担责。缺位的症结也许就在这里。但是，解决这个问题又迫在眉睫，这是广大家长的呼声。

雨花区教育局副局长王青春建议，能否把托管的工作交给社会机构，由学校提供场地，同时，建立严格的监督机制，教育、工商、卫生部门携手督察，一旦发现违规即可投诉，按照相关的规则处罚。采访中，有学生家长也积极通过“为先在线”网站建言献策：有关部门应尽快出台相关的管理办法，对托管机构登记注册，加强管理，使其规范化。此外，要把好安全关，比如通风不好、安全通道狭窄等安全隐患问题，以及卫生设施和条件的监管、从业人员的健康证办理等，都要予以关注，并有专人负责。同时，也有学生家长提议能否依托当地居委会，而不是当地民舍，这样孩子的安全更有保障。

面对各种质疑，许多民间托管所举办者显得很无奈。

“我以前也是一名教师，后来因为各种原因‘下了海’。但是对教育的情结却一直未变，所以当我了解到托管行业大有可为的时候，我就选择了开办托管中心。”眼前这位年轻的谢先生，是位于长沙市新民路新民小学附近一家托管中心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他特别注重规范化办学。“所以我的中心请了三位专职的辅导教师，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生，而且在硬件设施上舍得花钱。我一直想把自己的托管中心办成一流的托管学校，于是我跑到教育部门、工商部门、卫生部门以及社区，想办一个营业执照，大大方方地把业务做大做强。但是这些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均表示，他们没有权利办证，这样的背景下，我只能靠自己的自觉与家长的契约精神办好托管班。如果有政府部门的挂牌，我就可以放开手脚把托管这项社会教育做出示范效益来。毕竟，短期效益不是我追求的目标。”谢先生颇显无奈地表示，不是他们怕花钱不办证、不接受相关部门监督，而是实在不好找管理托管中心的“婆家”。

一方面是民间托管机构被动接受或者主动接受各方监督与管理的需要，一方面是如何有效开辟“第二阵地”为孩子们搭建更令人放心的公益性托管平台，我们欣喜地看到，一些地方已经在为破解这一难题而行动。

在长沙，许多社区为解决孩子托管难的问题，利用社区资源开辟了“四点半学校”、绿色网吧、16点驿站等公益性托管中心，让孩子们放学之后有了更好的去处。“社区举办的‘四点半学校’，不仅仅是给孩子们放学之后搭个‘避风港’，更应该成为孩子们愿来、乐意来的‘幸福乐园’。”德政园社区居委会主任黄继文告诉记者，社区花大力气引进了体育教师、声乐教师，还请来了画家、作家，建起了乒乓球室、舞蹈排练室、练耳室、书法表演室等10余间各类活动室。“那投入不是一笔小数目，说实话，我们社区是一个大社区，还有点资金，能应付得来，不然的话，完善‘四点半学校’功能也只能是一个空想。”黄继文坦言，正是因为“四点半学校”改变了托管模式，牵住了孩子们的眼球，入“校”学生由最初的三五人，发展到现在每天60多人。

东郡社区党总支书记谢美玲介绍说，芙蓉区所有的社区办公大楼内目前也都建起了“16点驿站”，“驿站”内建有图书室、健身房、棋艺室、绘画室等各类活动室，还有专门的社区义工辅导照看，家长们都觉得这是一件大好事。“唯一的遗憾，就是场地太小，我们每天能接纳的孩子也只有50来人，还有许多孩子进不来。”

“据我了解，雨花区过半数社区都建立了‘绿色网吧’，孩子们放学之后由老师带队来到社区网吧，健康上网，文明上网，绿色上网，可玩游戏，可看电影，可聊QQ，可网上交流学习体会，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忘的下午时光。”三湘社区党总支副书记石希对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