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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历程范文

发布时间:2023-10-07 15:40:38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历程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欧盟作为当今世界上成立最早、成效最卓著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其50多年的发展历程和其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世界展示了一个具有欧洲特色的经济合作模式,在区域经济合作迅速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地区从欧洲模式中寻找经济合作的经验和灵感,通过分析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和特点来分析欧洲模式,以期对现实有所指导意义。 一、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欧洲经济一体化以“舒曼计划”为起点,启动了从煤、钢、原子能领域到共同农业政策领域,乃至货币联盟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机构也经理了从欧洲煤钢共同体到欧洲共同体,乃至欧洲联盟的一个过程。站在历史的角度,这一发展进程明显的分为四个阶段。

1.共同体建立到1968年关税同盟的建成以及1969年共同农业政策的实施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第一个阶段。1958年,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六国在意大利的罗马签订《罗马条约》,决定将他们之间的合作扩大到原子能和其他经济领域,决定成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这样欧洲经济一体化就由一个领域扩展到多个领域,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机构也出现三个共同体共存的现象。特别是《罗马条约》规定了下一步一体化的新目标:建立关税同盟和实施共同农业政策,从而经济一体化进程有约可依,按照条约规定的日程进行。到1968年,关税同盟提前一年半实现,共同农业政策也开始进入实施阶段。

2.自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到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第二个阶段。进入70年代,由于国际形势的恶化,欧洲经济一体化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共同农业政策执行难以为继。第四次中东战争、阿拉伯石油国石油禁运带来的能源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使得欧共体国家纷纷采取自保的政策,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欧洲市场分割严重。在七十年代,欧共体国家提出的稳定货币汇率的经济货币联盟计划也最终流产。只是到了70年代中后期国际形势相对缓和时,欧共体才建立起稳定货币汇率的欧洲货币体系。

3.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前期,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和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发动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第三个阶段。进入八十年代后,欧共体国家迎来了一个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加上世界经济区域化浪潮的推动,欧洲在次走在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前列。1987年签署生效的《单一欧洲法令》规划了欧共体到1993年实现成员国之间在商品、劳务、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通为特征的欧洲统一大市场。与此同时,为统一大市场的正常运作做准备,在欧共体执行委员会主席德洛尔的主导下,开始了实现欧洲单一货币的准备工作。可以说,在这个阶段欧共体变成了一个具有经济联盟性质的共同市场。

4.以90年代初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和统一的欧洲货币—欧元的启动为标志,欧洲经济一体化走进其发展的第四阶段。冷战的骤然结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欧洲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特别是剧变后的中东欧开始了一个申请加入欧盟的“回归欧洲”的过程和统一后德国在欧洲地位的变化。最终欧共体国家选择了更深层次的一体化。1991年12月的《马约》是一体化进一步深化的表现,它确立了欧洲一体化的三根支柱,并以第一根支柱——经济与货币联盟作为其发展的重心。此后经过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条约》、2001年的《尼斯条约》和2011年的《欧盟宪法条约》,欧洲经济合作向一个完全经济体化的经济联盟更加接近。

二、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特点 尽管在欧洲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一体化或者迅速发展、或者徘徊不前、或者硕果累累、或者成就难觅,但是最终欧洲一体化还是得以顺利的进行,体现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独特的进程特点。

1.一体化过程的渐进性。无论是合作的范围、领域,还是组织协调机构的建立、运行机制的完善以及一体化程度的发展本身,都体现了一个渐进性的发展历程。而且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6国煤钢领域的一体化发展到现在27国开始走向经济和货币联盟,每前进一步都是欧盟成员国反复协商、谨慎考虑后的结果。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对给成员国一定的准备和过渡时间。

2.一体化过程的协调性和妥协性。欧盟是各国联合起来组成一体化 集团,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在一体化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分歧和矛盾,甚至是激烈的争执乃至对抗,但欧盟各国最终都能认识到一体化集团是他们获得发展的最快、最好的经济组织形式。成员国为了实现共同利益通过互相协商和互相配合,通过实施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原则来消除矛盾。这些原则包括:民主平等原则、共同受益原则、核心欧洲原则以及灵活性原则。

3.组织运作机制的超国家性和均衡性。为保证一体化顺利进行,欧盟设立了具有一定的超国家性质的组织协调机制。这些机构的设置和权力的分配上不但强调每个成员国参与,而且强调各机构在其管辖范围内超越各成员国政府的权力,以及各机构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而凸现出欧盟独特的组织运作机制。

篇2

圈里圈外,若即若离

京津冀地区的合作发展,历经了相当长的时间。在宋迎昌的印象里,关于京津冀合作发展的呼声从未停止,甚至至今仍悬而不决。

1981年,就有一些官员和学者相继呼吁建立环京津经济协作区。1982年,北京市进行第一次城市规划时,京津冀地区的合作发展问题便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86年,京津冀建立了第一个自发合作机制——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席会,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会议形成相关协议的约束性并不强,因此当时京津冀地区的合作发展更多地限于探讨层面。“那时候,专家学者主要在规划层面探讨如何实现京津冀一体化发展问题,后来政府层面开始不定期召开会议。随着接触频率的增多,目前论坛这种形式已经成为彼此沟通的良好渠道,它吸引着众多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企业家等前来积极献策。但是,从其发展进程来看,这种合作的深度和广度都还不够,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力也不足,可以说在这个阶段京津冀地区合作发展并没有得到有效开展。”宋迎昌进一步解释说,“形成这种趋势的根源在于探讨的多,实际操作的少。特别是和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相比,政府间的合作以及政府、企业间的合作均相对较少,这种状况造成的后果是京津冀区域发展的明显滞后。”

这种不即不离、若即若离的胶着状态,也使得京津冀地区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拉大。在此背景下,2004年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编制正式启动。这个微小的变化,在宋迎昌看来却是京津冀区域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拐点。“此后在长达7年的漫长等待中,京津冀逐渐立足区域长期协调发展,研究各方利益的共同点,探寻可行的合作路径,并最终达成共识。2011年,突出北京核心地位的首都经济圈的概念开始出现。不久后,河北省提出环首都绿色经济圈的概念。从这些变化中,不仅可以看到北京对周边地区的辐射效应日益凸显,更重要的是河北将4市14县纳入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内,以构筑首都新型城市群。它的重要意义在于首都经济圈概念是以北京为核心向外拓展延伸,而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则从形成了对首都经济圈的对接。”宋迎昌表达道。

区域合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近年来,“经济圈”、“经济带”、“都市圈”等话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热议,也引发了人们的诸多思考。区域合作既不能“一圈了之”,也不能盲目地一窝蜂似的去跟这个“圈”那个“带”,而是要从维系经济圈的根本前提入手。

宋迎昌认为,环首都绿色经济圈能否收到成效,关键在于经济的一体化。换句话说,就是在产业互补性的前提下,通过一系列相关园区的发展来打造环首都绿色经济圈。

要实现环首都绿色经济圈的经济一体化,宋迎昌指出必须要解决两大现实问题。从首都经济圈增强辐射力讲,北京应该在已初具规模的“两城两带、六高四新”的创新和产业发展空间格局下,突出产业分工和布局的协调性、衔接性,通过产业链的延伸,加大对环首都绿色经济圈的辐射程度,使其能够真正生根发芽。事实上,在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金融街、CBD等成为高端制造业、服务业高地的情况下,河北周边的环首都市区(县)是完全可以借助联盟、授权、特许等形式,将自身与北京相关产业纳入其中。尽管如此,目前的情况却令宋迎昌感到担忧。他坦言说:“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相比,受行政干预影响,政府对资源控制能力过强,使国有经济在首都经济圈中所占比重过高,其产生的直接后果是京津冀之间因缺少互动性竞争而导致产业链分割、断裂现象明显。可见,核心城市要实现对周边城市的辐射,首先必须要清除行政干预这个最大障碍。”

从环首都绿色经济圈的对接看,二者目前的最大问题是环首都绿色经济圈仍处于“对而不接、近而不通、通而不畅”的状态。宋迎昌说:“虽然河北算得上是国家资源性产业较为集中的地方,但是很大一部分产业仍是低端产业,短期内河北又无法培育出与首都经济相挂钩的产业,北京与河北在产业关联上脱钩的‘两张皮’现状只能使他们在洽谈层面打得火热,但实质性进展缓慢。”

走向经济一体化,绝不是一纸合作协议、将行政区划打破那么简单,而是让互动关系成为应有之义。宋迎昌表示,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可以利用地缘优势,围绕北京的人口外溢效应,通过人员流动实现要素、资金、投资、技术等层面的沟通。这样,未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才能水到渠成。

重新定位,春暖花自开

昏日。人海。尘雾。城市的快速膨胀,让北京不仅遭受着城市病带来的阵痛,还面临着资源环境承载力逼近极限的困扰。在这种情况下,环首都绿色经济圈的规划也变得更为迫切。此时,再谈环首都绿色经济圈的经济一体化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区域发展的问题,同时它还承载着疏解首都城市功能的需求,因此需要在更多、更大的层面上构想环首都绿色经济圈未来的发展。

篇3

中原城市群是指以郑州为中心,以洛阳为副中心,开封、新乡、焦作、许昌、平顶山、漯河、济源等地区性城市为节点构成的紧密联系圈。发展城市群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增强辐射带动作用,同时促进城市群内部各城市自身的发展。中原城市群是我国中部地区城镇最为密集的地区,城市布局呈集聚型,构成中原城市群发展的最基本的空间优势。当然中原城市群发展的背景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看:

1、 历史文化背景

1.1、河南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充分说明了河南的历史文化在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1.2、河南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河南是龙的故乡,仓颉造字在河南,甲骨文出土在河南,制定规范书写“小篆”的李斯是河南上蔡人,著名的活字印刷术也发明于河南,河南是中华姓氏的摇篮,此外,河南自古以来是农业、商业、科技、思想文化、医学等起源、发展和弘扬地。

1.3、河南历史文化悠久,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拥有数量众多的历史文化名城。这里城市起源早、曾经发展辉煌,拥有城市发展的根基和经验,因此中原城市群的发展也是具有历史和经验双方面的可行性。

2、经济社会背景

2.1、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现状

河南拥有16.7万平方千米土地,全省常住人口为94023567人,居全国第三位(根据《河南省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2010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2942.68亿元,农业、工业、第三产业发展迅速。河南的经济总量不断扩大,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经济社会同步发展的态势初步形成。

2.2、中原城市群的经济发展优势

通过资料分析发现,中原城市群以40.2%的人口创造了全省一半以上的GDP,各项经济指标均优于其他区域。中原城市群凭借区位优势和要素集聚效应,不仅发展速度高于其他经济区,而且在产业升级、城市化等方面,具有继续领跑全省的实力和潜力。

3、区位背景

3.1、区域位置优势

中原城市群位于河南的北部,地处全国的经济地理中心是承东启西,连南贯北的中枢地区,也是全国现代陆路交通和通信枢纽之一[1]。区域内部基本形成了以郑州为中心、一个半小时通达的交通网络,具备了一体化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3.2、交通设施优势

交通便利,铁路、高速公路均呈网络状,郑州、洛阳机场是省内最重要的民用机场,其中郑州新郑机场是全国五大航空门站之一。因此,中原城市群铁路、公路、民航的交通运输体系已基本形成,综合运输网络初具规模,这为区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交通基础设施。

3.3、资源和产业基础优势

资源丰富,区域内矿产资源丰富,煤炭、铁矿石、铝土矿、钼矿等储量居全省前列,初步形成了以煤炭、电力、冶金、化工、机械、建材、食品、轻纺等产业为支撑的工业格局和较为健全的商贸、金融、会展、物流、信息等第三产业体系,产业的互补性和集群效益逐渐显现。

3.4、科研技术优势

全省90%以上的高等院校和一些具有国内一流水平的科研院所聚集此地,拥有显著的科研技术力量支撑,保证中原城市群发展和创新过程将会有借高校、科研院的人才和科研之势的坚实基础。

4、理论背景

4.1、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

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国际经济关系中最引人注目的趋势之一,但国内外对经济一体化尚无统一定义。有人将区域经济一体化定义为:地缘相邻或相近的国家或地区集团,为了获得最大利益,组合成为更大规模的经济集团或共同体,其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断的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城市群形成的过程,也就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也需要城市群来作为依托。

4.2、 城市引力场理论

刘易斯.芒福德对城市引力场的定义是城市作为一个封闭型容器的本质功能是将各种社会成分集中起来,并为它们提供一个封闭的场所使之能最大限度地相互作用。城市群的发展过程可以理解为一个中心城市作为一个引力场,逐步的对周围的城市“磁化”,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增强辐射带动作用,同时促进城市群内部各城市自身的发展的一个过程。

4.3、城市群理论

1961年,曾任牛津大学地理学学院主任的地理学家戈特曼在《城市群:美国城市化的东北部海岸》中第一次正面提出了“城市群”的概念。这是对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的正式命名[2]。在中国,自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首次提出了“城市群”的概念后,一些有条件的区域和省市开始规划和实施城市群的发展。地处中部的河南省在该理论的指导下于2003年7月提出了“中原城市群”的战略构想。旨在通过该战略打造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形成以郑州为中心、产业集聚、城镇密集的大“十”字形基本构架,确立中原城市群核心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空间轮廓,进而拉动河南全省经济快速发展。

4.4、城市群的发展模式

从国内外各大城市群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主要有两大发展模式:一是核心城市带动的城市群发展模式;一是多中心齐头并进的城市群发展模式。

根据河南省经济空间结构现状,总体上应该采取不平衡发展模式,即核心城市带动的城市群发展模式,经济空间结构调控模式总体上为中心一模式。在中心区,培育以郑州市为中心,包括开封、洛阳、焦作、新乡、许昌、平顶山、漯河在内的中原城市群,使其对内发展成为全省具有强凝聚力和辐射力的经济增长极,同时对外发展成为河南省对外联系的平台,参与国内外竞争,成为河南省乃至中部地区承接发达国家及中国东部地区产业转移、西部资源输出的枢纽和核心区域之一。

参考文献:

篇4

环渤海地区旅游资源是以北京为首位城市,天津为次首位城市,青岛、大连、秦皇岛为此区域中心,丹东、营口等城市为补充的双核多中心多极网状拓扑结构。

1、环渤海区域旅游竞合模式的SWOT分析

1.1优势分析

(1)旅游资源优势。

环渤海地区优越的地理环境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孕育了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在旅游资源开发上各地各具特色,互补性很强。

(2)经济优势。

环渤海地区是我国乃至世界上城市群、工业群、港口群最为密集的经济区域之一。外商投资较为密集,且分布着众多国家级的开发区和保税区,同时,东北亚区域合作开发开放的势头较猛。因此,该地区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有其内在的必然性。

(3)区位及交通优势。

环渤海地区位于我国华北、东北、西北三大区域的结合部,内涵京津,外邻日韩,怀抱渤海,处在“东来西往,南联北开”的重要位置。

1.2劣势分析

(1)区域内城市旅游业发展不均衡。

环渤海区域内的城市旅游业发展首位度很大,北京作为这一地区的首位城市,旅游业发展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区域内旅游业发展极不均衡。

(2)市场通道不够顺畅。

环渤海地区市场观念相对落后,合作意识比较淡薄,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现象阻碍了经济资源自由流动和跨地区合作。

(3)区域旅游产品单一,结构不合理。

环渤海地区凭借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多年来形成了传统的华东观光线路和旅游产品,占该地区旅游市场的主要份额,但对“回游客”市场吸引力不足,单一的观光旅游产品的简单组合将限制区域旅游合作的深化发展。

1.3机遇

(1)国家的政策扶持。“十一五”计划纲要中明确指出:“进一步发挥环渤海、长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珠江三角洲等经济区域在全国经济增长中的带动作用”。标志着整个环渤海区域经济联合将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也为环渤海区域旅游合作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2)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伴随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作为经济前沿地带的环渤海地区面临破壁互融、互动沟通的又一轮新发展,推进环渤海区域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3)奥运经济的推动。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将为北京和区内其它城市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契机。奥运经济将推动环渤海地区旅游、会展、物流、建筑、商贸、城市规划和建设等各领域的全面合作与发展。

1.4威胁

(1)行政体制的束缚。在高度集中的旧旅游管理体制下和以地方利益为前提的政策导向使雷同的旅游项目在区域内盲目重复建设,造成旅游资源和建设资金的极度浪费。

(2)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挑战。从长三角的旅游合作发展历程来看,从2003年开始,进入了区域旅游合作的融合阶段。而环渤海地区虽然从1985年召开的渤海湾经济圈协作研讨会就开始了旅游合作,但现阶段旅游合作仍处在一种较浅的层面,大范围的区域合作还没有形成,更多的是次区域合作。

2、环渤海区域旅游建立竞合模式与机制的建议

2.1强化合作意识,摆脱体制约束。

转变观念是区域旅游合作面临的最大问题。为加快区域旅游一体化的进程,形成多方位、深层次、多形式的旅游合作,政府在其中必须发挥相应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引入全区域旅游效益最大化的概念,打破现有的以行政区域为主导模式的区域旅游功能的分工和分割,促进旅游要素的无障碍流动,在规划协调、环境保护、交通配套、政策扶持等方面营造有利于合作和发展的软环境,消除障碍因素,促进经济要素自由流动,形成区域自由、开放、统一的大市场。

2.2加强优势互补,形成“规模效应”。

旅游资源的地域分异性导致了不同旅游地的差异性,而旅游者的流动正是在这种区域内差异的驱动下产生的。合作开发旅游产品不等于简单的产品组合,关键是要根据不同的消费需求,开发多层次、全方位的旅游产品,力求创新,培育新型的消费热点,保持组合产品的持久生命力。

2.3坚持以市场为主导,支持旅游企业跨市联合。

在区域旅游竞合过程中,应吸引国内民间资本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流向旅游开发领域;将现有旅游开发实体改制为股份制公司,积极创造条件上市,实现快速融资,发挥行业龙头作用;加大整合实力较弱的各地中小型旅行社的力度,按照股份制和连锁经营的方式组建大型旅游服务公司,形成有一定规模与数量,具备较强竞争力的旅游服务集团。

杨新春

参考文献

[1]潘文达.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初探[J].学习与探索,2005(3).

[2]陈建华.奥运概念与环渤海经济的崛起[J].特区经济,2005(1).

篇5

在世界经济尤其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区域货币合作已成为国际金融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尝试性实践,其中欧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进程最引人注目。与区域货币合作直接相关的理论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简称OCA理论)。本文介绍了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对迄今为止几个影响较大的区域货币合作案例进行剖析,通过对欧、美、非三种货币合作的比较后,认为区域货币合作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重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

一、区域货币合作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1.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最优货币区(OCA)是这样一种区域,在此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

1961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RobertMundell)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他著名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一文,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问题,他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研究汇率和货币区,开创了观察汇率问题和货币区的全新视野,触发了有关“最优货币区(OCA)”理论的大量文献。蒙代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所以有人将他的OCA理论称为要素流动论。

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之后,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密切关注,也引起了更多经济学家对有关最优货币区判断标准的讨论,促进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学者们对最优货币理论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最优货币区的构成条件上,这些讨论从不同的侧面发展了最优货币区理论。

1963年,罗纳德·麦金农(R.I.McKinnon)提出了把“经济开放度”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又一评价标准,即一国生产或消费中贸易品占社会总产品的比率。1969年,彼得·凯南(P.B.Kenen)在《最佳货币区:一个折衷的观念》提出,经济高度多样化的国家是货币区的更为理想的参与者。詹姆斯·英格拉姆(J·C·Ingram,1969)指出,为了达到货币区的最优化,有必要考察经济社会的金融特征,并提出以“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优货币区标准的观点。哈伯勒(C·Haberler,1970)和弗莱明(J·M·Fleming,1971)分别提出把“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即通货膨胀率接近的国家更适于达成货币一体化。1976年,爱德华·托维尔(E·Tower)、托马斯·维利特(T·Willet)和弗莱明强调把“货币区成员国之间的政策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但是,以上这些研究也不可避免带有一些局限性。首先,这些标准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其次,有些标准难以量化,缺乏实际上的可操作性。第三,这些理论在强调组成货币区的正面效应时忽视了一国加入货币区的成本问题。加入货币区在给一国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成本;特别是,货币是一国经济的象征,加入某一货币区即意味着该国对其的放弃。因此,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对一个考虑加入货币联盟的国家而言,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2.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展。传统的对最优货币区的研究视角是短期的、静态的,侧重于现实约束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滨田宏一(Hamada,1985)研究了一些国家加入货币区的福利含义。而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理论加入了私人部门的自由选择权和自由放任思潮。克鲁格曼和奥博斯菲尔德(Krugman&Obstfeld,1998)也对该理论的研究做了总结,并提出了通过GG一LL模型判断加入货币联盟的时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实世界一体化和区域化发展趋势的增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逐步从相对孤立的宏观经济稳定转移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发展上,汇率制度本身越来越成为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工具。新的研究不仅放宽了对于价格和市场竞争性的假设,综合了各种关于最优现实标准的探讨,而且提供了从动态视角阐释”最优”的研究思路。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对称性的动态联系,成为主导最优货币区成本一收益判断的主要因素,对于区域货币合作前景的判断,从关注成本——收益的现实约束状态,放到关注区域货币一体化发展和实质经济一体化发展,以及同区域内部对称性增强之间的动态前景上,研究的视野更加宽广。

二、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实践

1.欧洲货币一体化。早在20世纪50年代起,欧洲联盟(欧洲共同体的前身)就开始了进行货币一体化的尝试,一直到2002年1月1日起欧元正式流通,成为欧元区各国惟一的法定货币。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现是世界货币史上的一个创举。正如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杜伊森贝赫所说,欧元是欧洲人民联合的象征。

随着欧元区资本市场不断一体化发展,欧元区国家投资者,尤其是政府部门更愿意在欧元区而非国内市场借债,单一货币欧元为在国际市场融资带来的优势,同时投资银行费率的降低和投资者倾向于通过国际市场进行投资组合分散风险也带动欧元区的债券发行的增长。以欧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已经远远超过以美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成为全球最大的发行比重。伴随着欧元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巨大的具备较强流动性的金融市场的形成,欧元拥有了挑战美元作为最大储备货币的潜力。由于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将外汇储备多元化时越来越青睐于欧元。2006年末,美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降至约64.7%,而与此同时,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从1999年17.9%升至2006年底的25.8%。随着近年来欧元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屡创新高,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也会不断提高。

2.拉美国家美元化。拉美国家货币美元化的内涵,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就是通常所说的“货币替代”现象。“货币替代”是指一国居民因对本币的币值稳定失去信心,或本币资产收益率相对较低时发生的大规模货币兑换,从而外币在价值储藏、交易媒介和计价标准等货币职能方面全部或部分地替代本币。在经济易发生动荡的拉美国家,为寻求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实施美元化政策,使美元具有和本国货币同等的法定货币资格,由此形成了特有的美元区域化现象。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政策制定者早就提议在西半球建立美元集团,NAFTA的贸易伙伴们在许多贸易中已经大量使用了美元。根据统计,已经有包括阿根廷、秘鲁、乌拉圭、厄瓜多尔、墨西哥、多美尼加等多个国家已成为高度或中度美元化国家。

地区经济一体化是拉美经济“美元化”的重要动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拉美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不断加强区域内联系与合作,以增强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美洲自由贸易区等经济协作体的建立,就是这种合作的体现。地区经济一体化,特别是贸易一体化推动了货币一体化。当贸易关系加强时,同主要的经济伙伴分享一种共同货币自然会带来利益,因为利用汇率差别转移资本的成本会变得更高。2005年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加强了拉美同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市场的贸易联系,并加速了这个地区的“美元化”。

3.非洲区域货币合作。非洲的货币合作最早起源于殖民地时期,法属殖民地和英属殖民地的各类国家群体联合进行了共同的货币制度安排。当时实行的货币制度安排主要采取两种方式:英属殖民地国家的货币钉住英镑,并由英镑支持,当地政府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殖民行政当局凭借在英国政府储备投资的利息而获得领地特权收入;而法属殖民地的法郎也是钉住宗主国法国的法郎,且殖民地的货币发行最终是由法国财政部的可兑换性保证和对政府借贷融资幅度的限制来支持的。

非洲法郎区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货币、经济和文化区域,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融合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真正的地区性货币体系。非洲法郎区货币合作的模式是在原法属殖民地的法郎联盟逐渐扩展基础上组成了非洲法郎货币联盟。该种模式的特征是:从技术层面上讲,法郎区是一个具有内外联系的货币体系。从政治(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层面上讲,法郎区则是各成员国政府所支持的合法组织(张延良、木泽姆,2002),它以一种国家责任的方式实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是不发达金融合作体系的典范。

三、区域货币合作给我们的启示

从区域货币合作理论和以上实践的历史(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回顾,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欧洲、非洲单一货币的实践使区域货币合作由汇率合作上升到了统一货币管理的阶段。区域货币稳定的前提是经济趋同和政策协调,这是货币联盟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欧元对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最大启示。从欧洲货币联盟的运行机制上看,它具有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完全没有的强有力的、超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权(分别由欧洲央行和欧盟委员会承担),这是以欧元为中心的统一汇率制度运行的基本保证。亚洲货币合作必须借鉴其经验,建立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能牺牲各个国家局部利益从而确保全局利益的超国家机构,制定、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区域结构政策,协调、监督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2.欧元的出现,纠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过分强调全球性货币合作而忽略了区域性货币安排的弊端,它启示我们,全球范围的货币合作可能从区域货币合作和货币一体化迈开实质性步伐,从而为全球货币的统一奠定基础。区域货币合作可以有效地抑制投机资金的冲击。欧元的产生突破了以往国际货币合作仅限于汇率合作的传统观念和做法,使创新后的货币体制更富有效率。而从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践看,法、德两大主要国家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必须有几个主要国家的支持,这对当前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亚洲货币合作来说是一个有益的启示。亚洲在推进货币合作进程中,应该加强该地区两个经济强国——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合作,发挥主要国家的作用。

3.美元化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它预示着国际货币体系将成为以美元、欧元等少数货币的新格局,以致汇率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元与欧元之间。其次,它导致了货币这一传统的国家要素从国家中分离出来。再次,它暗含着经济全球化的归宿终将为两极化或三极化而非多极化。

4.非洲区域货币汇率合作给我们的启示是:一项国际经济、金融制度安排,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个政治(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问题。一项制度协议即使在经济上合乎逻辑且能够带来共同利益,成员国的政治(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实力和意愿也会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它是否能够正常而有效地运行。换言之,如果缺乏政治(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意愿并相互协调与配合,在现实中就很可能会出现囚徒困境,即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博弈最终将导致非最优甚至是糟糕的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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