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商品理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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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劳动力商品学说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马克思关于劳动力商品特殊性的论断为剩余价值理论和劳动价值论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全面认识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问题，对于完整和准确的理解的经济理论，正确认识和科学管理、使用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

马克思关于劳动力商品特殊性的论述

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对劳动力商品特殊性是这样理解的，劳动力作为特殊商品，有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它的使用能够创造出价值，并且能够创造出比它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我们认为，这种理解和表述存在两个非常明显的问题：

不准确、不科学

凡是商品都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作为商品的价值，都是人类一般劳动的凝结，都是人类抽象劳动的体现。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在量上进行比较，使商品交换成为可能。而每一种具体商品的使用价值都是不同的，他们能够满足人们的不同需要，正因为如此，才使商品的交换成为必要。否则，作为交换的劳动产品――商品也就不存在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种商品都有其特殊的使用价值，如衣服的使用价值不同于大米，大米的使用价值不同于劳动力。衣服可以穿但是不能用于满足人们充饥的需要；大米可以充饥但是不能用于满足人们保暖或美观的需要；劳动力可以进行劳动、能够创造价值，但是既不能用于吃也不能用于穿。由此可见，特殊的使用价值是商品的共同属性，劳动力商品和其他商品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什么不同。那么，劳动力的特殊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谈到货币怎样转化为资本时写道：“要从商品的使用上取得价值，我们的货币所有者必须幸运地在流通领域内即在市场上发现这样一种商品（即劳动力商品，引者注），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特殊属性，因此，它的实际使用本身就是劳动的物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在此，马克思并没有将劳动力这个特殊商品的特殊性简单地归结为其特殊的使用价值，而是把它的特殊性正确地表述为“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特殊属性”。对于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马克思是这样论述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这个商品独特的使用价值，即它是价值的源泉，并且是大于它自身的价值的源泉”。“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它能提供劳动，从而能创造价值”。这里，马克思为什么用“独特的使用价值”，而不用“特殊的使用价值”呢？“独特”一词才真正把劳动力这个特殊商品同其它商品从本质上区别开来了，劳动力之所以成为特殊商品，最重要的原因和理由就是它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相对于其它普通商品的使用价值而言），这种独特的使用价值，在使用过程中有着特殊的属性（相对于其它商品的使用价值在使用过程中的属性而言），其他商品的使用过程是人们对商品的消费过程，而劳动力商品的使用过程是一个创造价值的过程，劳动力在使用过程中能够创造出价值，并且能够创造出大于它自身价值的价值。

以上分析告诉我们，将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归结为劳动力商品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是不准确的、不科学的。这种归结和表述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其使用价值在使用过程当中的属性这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等同起来，既引起了逻辑上的混乱，又增加了人们正确理解劳动力商品特殊性的困难。

对劳动力商品特殊性的全面理解

仅仅将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理解为劳动力商品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在使用过程中具有特殊的属性都是不全面的这种理解，并没有充分揭示劳动力商品同其他商品的不同特点。实际上，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还从其他角度进行了研究。

劳动力商品价值具有特殊的结构 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有一个最低限度或者说最小限度，而其他商品则没有这个限度。“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或最小限度，是指劳动力的承担者即人每天得不到就不能更新它的生命过程的那个商品量的价值，也就是维持身体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一般地说，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在大多数情况下应该高于这个最低限度。

劳动力商品价值量具有特殊的构成 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构成不仅包括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且还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由于一个国家的气候和其他自然特点不同，食物、衣服、取暖、居住等等自然需要也就不同。另一方面，作为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决于自由工人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从而他有那些习惯和生活要求”。

劳动力商品价值具有特殊的交换形式 普通商品的交换必然会发生所有权的转移，而劳动力商品的交换，并不发生所有权的转移。劳动力所有者必须始终把劳动力只出卖一定的时间，如果他把劳动力一下子全部卖光，“他就出卖了自己，就从自由人变成奴隶，从商品所有者变成商品”，“他必须始终让购买者只是在一定期限内暂时支配他的劳动力，使用他的劳动力，就是说，他在让渡自己的劳动力时不放弃自己对它的所有权”。

劳动力商品能否顺利交换有其特殊的意义 “劳动力不卖出去，对工人就毫无用处，不仅如此，工人就会感到一种残酷的自然必然性：他的劳动能力的生产曾经需要一定量的生存资料，它的再生产又不断的需要一定量的生存资料”。其他商品卖不出去，可以暂时从流通领域中退出，作为商品库存，它的价值仍然存在。劳动力卖不出去，工人处于失业状态，不仅它的价值等于零，而且对于他的所有者来说，就会面临一种残酷的生存压迫。

劳动力商品特殊性理论对我们的启示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也是商品，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加强对劳动力商品的研究，科学管理和使用劳动力，对于合理配置资源、提高经济效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认为在对劳动力商品特殊性的认识上，以下几个问题应该引起重视。

必须进一步提高对解决就业问题重要意义的认识

即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从劳动力所有者的角度来看，失业也是工人的沉重灾难。虽然将劳动力出卖出去，实现就业，工人就会遭到资本家的剥削；但是，既使如此，就业也比失业强得多，受剥削也比不受剥削强得多。因为不受剥削、不将劳动力出卖出去，“工人就会感到一种残酷的自然必然性”。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失业则是对资源的巨大浪费，同其他商品不同，人的劳动能力不仅不宜储存，而且不使用还可能会萎缩、消失。人在劳动过程中，必须使自己身上的自然力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它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一个人长期处于失业状态，它自身沉睡着的潜力就可能萎缩、消失，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巨大的浪费。

我国解决就业问题同发达国家相比具有更多的困难，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均占有的经济资源数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资源相对贫乏。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又面临着巨大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压力，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实现充分就业的意义和困难都是非常巨大的。因此，在解决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上我们必须采用适合我国国情的特殊的对策和方法。我们认为，国家应将充分就业作为宏观经济的主要目标，最近一个时期，我国理论界和政府决策部门，有一种过分关注GDP增长速度的倾向，好象只要保持一个高的GDP增长率，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诚然，高的经济增长率有助于充分就业的实现，但是，高的GDP增长率并不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充分条件。如果能够充分吸纳劳动力的经济部门大量萎缩，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不能增加就业，而且还可能使失业问题更加严重。近年来，我国经济在保持高速增长的前提下，失业问题显得越来越明显，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是资本密集型产业高速发展推动的，这种增长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十分有限。当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效率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一味地强调效率而忽视就业问题，正确的思路应该是实现两者的平衡和统一。从某种意义上看，充分就业和经济效率并不矛盾，失业是资源的巨大浪费，是效率的巨大损失，只有建立在充分就业基础上的效率，才是真正的效率，才是帕累托最优状态的效率。为了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效率的统一，我们认为，国家在制定产业政策时，不仅应该大力鼓励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而且也应该大力鼓励能够大量吸纳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一个企业既使效率不是很高，只要能够大量的吸纳劳动力，我们就应该承认他的巨大贡献和存在价值，就应该给予有力的政策支持和保护。

必须进一步增加国家对劳动力培养、教育和训练的投入

从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中，我们可以看出劳动力商品具有极大的外部效应和极高的培养效率。劳动力的使用和消费过程是一个创造价值的过程，劳动力在使用中所创造的价值的高低同劳动力的培养和训练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对劳动力培养和训练得越好，劳动力创造价值的能力就越大。从劳动力本身价值的构成来看，劳动力在使用过程中所创造的价值并不是全部归劳动力的所有者所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劳动力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占有，构成了资本的利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除了一部分被劳动力雇佣者占有以外，大部分形成国家收入变为社会财富。从这个角度来看，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越大，他对社会的贡献就越大，劳动力商品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效应。不仅如此，对劳动力的培养效率也是很高的。国外的一些经济学家经过研究后发现，对劳动力的培养多花1美元，就可以提高产出5―8美元，这种回报率，是其他任何投资都不可比拟的。

我国是一个刚刚解决温饱问题的发展中大国，国家很穷，需要办的事情又很多，必须科学合理地安排有限的财力，但是，无论财力怎样有限，都不能够成为忽视对劳动力培养和教育投入的理由。近年来教育产业化的呼声很高，特别是对高等教育产业化几乎无人提出异议，有人认为，高等教育的收益归学生所有，所以高等教育的成本也应该由受教育者承担。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高等教育是培养高素质的劳动力，劳动力的素质越高，它所创造的价值就越大，对社会贡献就越大，外部性就越强。从这个角度来看，高等教育的最大受益者是社会而不是个人。不仅如此，如果我们让学生来承担高等教育的成本，必然会使那些具有良好潜质的人因贫困而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将会造成对潜在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我们建议，在教育产业化易被误解的情况下，最好不再提倡这个口号，国家应该采取明确的政策和措施，保证教育的经费投入，真正将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口号落到实处。

必须进一步加强对劳动力的法律保护

劳动力商品价值具有特殊的交换形式，劳动力商品与其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同其他普通商品不一样。劳动力商品在出售过程中不发生所有权的转移，商品的所有者出卖的只是自己的劳动能力，而不是自已本身。劳动力商品所有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契约关系，他们的人格应该是平等的，劳动力使用者对劳动者的管理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和一般的道德原则。虽然劳动力的交换过程是自愿的，但是事实上劳动力出售者和劳动力购买者的地位是不平等的，由于劳动力出卖者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其他的选择，使得他们与购买者相比处于弱势的地位，这更需要国家从法律上加强对劳动力所有者的保护，切实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现在看来，世界各国都日益重视对劳动力的法律保护问题，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更没有理由不重视这一问题。

篇2

对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人们一直存在着种种误解。其中之一就是以为它是揭示商品交换比例法则的理论。但当我们重温了马克思建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过程之后，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一、从商品交换等式看劳动价值论的主题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我们知道，它是建立在“1夸特小麦二a担铁”这个商品交换等式基础之上的。马克思认为，这个等式之所以是等式，就因为在这两种商品里面，“有一种等量的共同的东西。因而这二者都等于第三种东西，后者本身既不是第一种物，也不是第二种物。这样，二者中的每一个只要是交换价值，就必定能化为这第三种东西。”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认为“这种共同东西不可能是商品的几何的、物理的、化学的或其他的天然属性”，而是劳动产品这个属性，是消除了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后的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即价值。问题就在于这个商品交换等式中，更确切地说，是在于等式的“a"中。因为a决定了等式右边铁的量是不用确定的，或者说是可由市场确定的。它可以是1，也可以是2,3,4以及任何一个量，只要这个量是市场决定的，而不是人为确定的即可。所以，当市场上(平均来说)是1夸特小麦与1担铁相交换，它们二者是相等的价值;当市场上(平均来说)是1夸特小麦与2担铁相交换，它们二者还是相等的价值。因此，无论1夸特小麦与多少担铁交换，只要是市场决定的，它们都是等量的价值。所以，在马克思看来，1夸特小麦到底是与多少担铁相交换这个问题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不管二者的交换比例怎样，总是可以用一个等式来表示”。所以，对于商品交换，马克思在乎的是“等式”本身，更确切地说，是在乎等式中“共同的东西”是什么，而那些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主题是揭示商品交换比例法则的学者在乎的却是其中的“a”应该等于多少。二者的区别就在于:如果在乎的是等式，那么要揭示的就是等式两边的物所具有的共同的某种属性是什么，如在等式，"1吨铁二1吨棉花”中，使等式成立的共同的属性就是重量，而在“1吨铁二1千克棉花”中，其共同的属性可能就是体积;而如果在乎的是等式两边的物各自的量的比例，就必须先确定要比较的共同的属性是什么，如只有在已确定要比较的属性是重量的条件下，与1吨铁对应的棉花的量也应该是1吨，然后才可以确定棉花的量是1吨;如已确定要比较的是体积，那么与1吨铁对应的棉花的量就应该是1千克。在这两种情况下，与1吨铁对应的棉花的量，是确定的，而不会像马克思在分析商品交换等式时那样，可以不管与1夸特小麦相对应的铁的量到底是多少，因为如换作别的量，等式就不能成立。而对那种持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主题是揭示商品交换比例法则的理论的观点的人而言，共同的属性是什么是无关紧要，要紧的是揭示1夸特小麦为什么(平均来说)是与a担铁相交换，而不是与a十1,a一1以及其它数量的铁相交换。因此，的值必须是确定的，而不能用字母代替。因为只有确定了“a"的具体值，比如a=1，才会有为什么1夸特小麦只能与1担铁相交换，而不能与其他数量的铁相交换，此时劳动价值论才有可能是揭示商品交换比例的法则的理论。可事实并非如此，a到底为多少，马克思并不在意，是处于可以“不管”的地位的。由此可见，那种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主题是说明商品交换比例决定的法则”的观点是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的。如果马克思的本意真是要说明商品交换比例决定的法则，那么，他在这个交换等式中要着重解释的是为何1夸特小麦是与a担铁(而且这里的a必须是具体的数字，而不能用字母代替)，而不是与别的量的铁相交换，至于等式中“等量的共同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倒还是次要的问题，甚至可以完全不管。可马克思并没有这样做，他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a上，而是放在“等量的共同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上。所以，整部《资本论》也并不没有把注意力放在X量商品A到底应该或能交换到多少量的商品B上，而是放在创造价值的劳动与不创造价值的资本、土地及其人格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显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重点不是说明商品交换比例如何决定，而是要说明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而不是由资本、土地创造的。在此基础上，剩余价值论要揭示的就是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通过剥削无偿占有了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如果劳动价值论的主题是揭示商品交换比例的法则的理论，那么剩余价值理论根本就建立不起来。

二、从价值的特点看劳动价值论的主题

既然无论1夸特小麦与多少担铁交换，只要是市场决定的，它们都是等量的价值。那么，反过来，从价值相等这一条件出发，我们也根本无法预测到底1夸特小麦能交换多少担铁。因为无论1夸特小麦交换多少担铁，它们的价值量都是相等的。在此，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价值这种商品所具有的属性，与物体具有的其他的天然属性如体积·长度等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拿体积来说，如果甲的体积是乙的2倍，那么1甲只能等于2乙，用等式表示就是“1甲二2乙”，如果把乙前面的2换成3或别的数字，要么等式不能成立，要么相等的是其他属性，L匕如长度，而不可能依然还是相等的，而且相等的属性依然还是体积。当然，在甲和乙的长度和体积之比均为2:1的情况下，等式“1甲二2乙”中“等量的共同的东西”并不是唯一的，它既可以是长度，也可以是体积。但单就长度或体积而言，甲和乙要能相等，其前面对应的数字肯定是唯一的，如就“1甲二3乙”这个等式来看，其中“等量的共同的东西”肯定就不会是长度。而价值却不同，只要是市场决定的(平均)交换比例，无论是1夸特小麦与1担铁交换，还是与2担铁交换，其中“等量的共同的东西”都是价值。之所以会有这种差别，就在于价值这种商品所具有的属性，不像长度、体积等属性是物体固有的一种天然属性，因而是客观的、确定的，价值是以物的形式反映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具有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其主观性表现在小麦的生产者可以自己消费因而使他的小麦不具有价值，也可以交换出去因而使其具有价值;其不确定性表现在1夸特小麦可能可以换回1担铁，也可能换回2担铁，甚至还有可能根本换不到铁。价值的这种特点告诉我们，价值与长度、体积这种天然属性是不同的，它并没有一个确定的量，它倒是比较像漂亮、刻苦、勇敢这些属性。以勇敢为例，尽管我们根本不知道张三和李四所具有的勇敢这种属性的具体的量是多少，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根据一遇危险张三总是冲在李四的前面这一点，得出张三比李四勇敢这个结论;价值也一样，尽管我们根本不知道汽车和自行车的价值到底是多少，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根据前者的价格总是高于后者这一点，得出汽车的价值比自行车的大这个结论。

价值这种属性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劳动价值论只能说明什么创造价值，什么不创造价值，它不能说明某个商品的价值量到底是多少，两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应该是怎样的，也不能说明这个人的劳动创造了多少价值，那个人的劳动创造了多少价值，以及这二人各自创造的价值的比例是多少，这些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只能由市场决定的，而不可能由劳动价值论或者西方经济学中的其他理论决定。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马克思认为“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在此，“社会过程”显然是指市场的商品交换过程。因此，我们可以推断，用复杂劳动生产的X量商品A，能交换多少量的用简单劳动生产的商品B，不是由前者劳动的复杂程度是后者的几倍在生产时就可以确定的，而是在有了X量商品A可以交换Y量的商品B这个现实交换之后，我们才能确定前者劳动的复杂程度是后者的几倍。因为从理论上看，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在质上就不一样，根本不可能有量的比例，因此，我们根本不可能从生产小麦的劳动的复杂程度是生产铁的劳动的几倍，推断出同一时间内生产的小麦和铁将会以什么比例进行交换。这再一次说明了劳动价值论实际是说明劳动创造价值，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不创造价值的理论，而不是揭示商品交换比例的法则的理论。事实上，商品的(平均)交换比例是多种因素通过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本不可能是由劳动及其复杂程度单独决定的。比如，在劳动产品没有用的情况下，不管你为生产它花费了多少劳动，劳动的复杂程度有多高，它都没有价值。不仅如此，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如果物没有用，那末其中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不能算作劳动，因此不形成价值。”由此可见，对于商品交换而言，有用性是比劳动更本源的东西，所以与其说是劳动决定商品交换比例，倒不如说是有用性决定了商品交换比例。

三、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角度看劳动价值论的主题

当我们说劳动价值论不是揭示商品交换比例的法则，它不能确定某种商品的价值量到底为多少时，肯定也有学者会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有确定商品价值的量的内容的，这主要表现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范畴上。马克思认为，“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它是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这段论述很容易让我们将其误解为“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而劳动时间，是可以实地衡量的，所以商品的价值也应该是可以衡量的。可惜这是一种误解。因为价值是抽象劳动，而抽象劳动和现实劳动即具体劳动，尽管都有“劳动”二字，却有着天壤之别，尤其是在可衡量性上。具体劳动的劳动时间，显然是可以计量的，因为具体劳动是看得见摸律着的，是持续性的行为;但抽象劳动的劳动时间，光是抽象劳动就让人难以捉摸，而其劳动时间，则更让人无法把握。我们可以确定一个劳动者一天的具体劳动的劳动时间不会超过24小时，但是对于抽象劳动的劳动时间，我们却无从确定。小麦的生产者尚且可知他为生产小麦花费了多少时间，但他不可能知道他生产小麦的抽象劳动是指什么，更不可能知道在抽象劳动的意义上，他劳动了多少时间。事实上，他在生产小麦时，根本不可能知道小麦的产量将会是多少，也不知道小麦的价格将会是多少，甚至都不知道他所生产的小麦是否能交换出去，有多少小麦会烂在仓库里。因为对于商品的交换比例或价格而言，在交换发生之前，就如同彩票在开奖之前一样是不可能知道其结果会是什么(当然，我们并不否定正确预测到商品交换比例或价格的大致范围这种可能性)，只有在交换发生后，才能如彩票开奖后一样知道其结果是什么。因此，价格不是由理论家在书房里通过对一系列参数进行某种运算后得出的，而只能是由市场交换决定的。所以，抽象劳动的劳动时间，也不可能在市场之外得到。

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其概念上看，如果不是太计较于什么算是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提否可以平均这些问题，它倒是可以计量的，但计量的出来的纪果是否真能说明商品的价值量呢?对此，我们可以作进一步的分析。但首先，我们要确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定义中跳“某种使用价值”到底是什么意思?它是指某种商品，比如寸麦，还是指一定量的某种商品，如1千克小麦。如是前者，借如我们知道整个社会的小麦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4万小时，而铁是1万小时，此时二者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比是4;1，又因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所以小麦的价值量就是铁的4倍，所以就有等式“1小麦二4铁”，但这个等式显然与前面的“1夸特小麦=a担铁”这个等式相矛盾，因为前者没有单位，后者有单位，二者显然不是一回事，而既然后者中“等量的共同的东西”是价值，那么前者中“等量的共同的东西”的肯定不是价值，而且现实中也不存在这种不带单位的商品交换。因此，这种理解方式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使可以计量，计量的也不是商品的价值。如果是后者，根据克思的“在考察使用价值时，总是以它们有一定的量为前提的”“这个表述推断也应该是后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1万吨小麦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1万小时，其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无非是告诉我们，整个社会生产小麦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是1吨小麦/小时，因此，这里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反映的“价值”的实质是“劳动生产率”，更确切地说是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率，此时，“价值”就成了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代名词。在这种条件下，价值与劳动生产率必然是成正比的，但这与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相矛盾。总之，无论作何种理解，如果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实际计量，它所反映的内容就不再是价值。

如此一来，如何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范畴就成了一个谜。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马克思尽管认为“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含有等量劳动或能在同样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来的商品，具有同样的价值量。一种商品的价值同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的比例，就是生产前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同生产后者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但他并没有再回到“1夸特小麦=a担铁”这个等式，通过对两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实地调查，确定其中的a到底应该是多少，然后比较市场上这两种商品的实际(平均的)交换比例是多少，是与a相等的，还是不相等的，从而说明商品的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这个论断到底是科学的还是不科学的，是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还是经不起实践的检验。我们知道，他并没有这样去做，而且至今也没有哪个学者去这样做过。因此，无论是“1夸特小麦二a担铁”这个等式，还是“20码麻布=1件上衣”，"20码麻布二2镑”，它们都不是来自于马克思对这些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实地调查比较的结果，而是或者来自于假设，或者直接来自于市场。就如同我们前面提及的汽车的价值比自行车的大，并不是在通过比较二者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后得出的，而只是根据前者的市场价格总是高于后者这一事实得出的。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主题是揭示商品交换比例法则的理论，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承认劳动价值论还不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的理论。

四、从价值规律的实际意义看劳动价值论的主题

之所以会有很多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揭示商品交换比例法则的理论，很大程度上受了价值规律内容的影响。从大家公认的商品交换的法则即所谓的价值规律的内容来看，它包括了商品的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和商品交换必须以价值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这两部分内容。且不管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不可以实际计量的问题，著作中涉及的所有的商品，其价值无一是通过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的，因此，对于商品的价值量的确定而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都是处于“虚置”状态的，并没有实际用处。就拿劳动力商品来说，劳动力的价值并不是直接由“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劳动力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平均工人通常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而生活资料的价值，马克思也没有回到商品的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这个定理，通过市场调查确定平均工人通常必需的生活资料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多少，进而确定劳动力的价值应该是多少，而是要么直接将工人的工资当作劳动力的价值，要么是将生活资料的价格或平均价格之和当成劳动力的价值，一句话，商品的价值量到底是不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并不影响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的确定。实际上，劳动力的价值就是劳动者的工资，现实中劳动者的工资是多少，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就被认为是多少。当然，马克思也谈及过资本家为了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有时也会采用将工人的工资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之下的办法。但他所作的“工资低于劳动力价值”这平结论，并不是通过调查确定了劳动力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后得出来的，而是从工资过低这个现实中得出的，但严格来说，即使工资再低，如果不能确定与之相比的平均工人通常必需的生活资料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到底是多少，也不能武断地认为此时工资就一定低于劳动力价值。因为要对两个数值作比较，首先得确定要比较的两个数值到底是多少了之后才能进行，只知道其中一个，而根本不知道另一个为多少，仅根据前一个数值比较小就认为它小于后者，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不过，这种不科学的态度倒是能说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范畴是没有什么实际意只的，因而即使没有这个范畴也不影响劳动力的工资只是劳动力的价值，而不是劳动者劳动创造的全部的价值这一命题，这一点同样也可以从以下事实中得到应证，即尽管我们至今都没有实地调查计算过哪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这并没有妨碍我们将两商品的价值进行比较，以及将其价值与价格进行比较。

而就等价交换而言，则更是处于“虚置”状态，因为我们根本看不到有不等价交换的存在，正如马克思所说:“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根本就不存在不等价交换。而本来可以理解为是不等价交换的劳动力与资本的交换在马克思看来依然是等价交换，因为如果认为这是不等价交换就会让人误以为资本家是通过不等价交换即“贱买贵卖”、“低进高出”来发财致富的，而不是通过剥削工人、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来发财致富的，还有可能让人误以为剩余价值是在流通领域产生的。因此，只要是市场中的商品交换，就一定是等价交换。由于根本不存在对应的不等价交换，等价交换就没有实际意义，因为既然只要是商品交换，就一定是等价交换，此时再说它是等价交换的就没有什么意义，就如当世界上只剩下男人根本没有女人时，再说男人是男人就没有什么意义一样。当然，之所以不存在不等价交换，根本原因就在于本文一开始就分析了的商品交换等式中的“a"，马克思是根本不管的，因此a是由市场自身决定的，所以没有一个另外的标准来衡量由市场产生的商品交换比例到底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是等价的还是不等价的。而在分析劳动力与资本的交换时，马克思秉承了他在分析“1夸特小麦=a担铁”这个商品交换等式时的方法，即他并没有从劳动力商品到底应该交换多少量的货币才会使等式成立这个角度进行分析，而是从劳动力与货币交换时相等的“共同的东西”是什么这个角度来进行分析，指出是劳动力的价值，而不是劳动的价值，或工人在劳动时间内创造的价值。总之，由于作为商品交换比例法则的价值规律的两个内容在经济学中处于“虚置”状态，因而揭示商品交换比例法则不可能是作为经济学基石的劳动价值论的主题，否则，整个经济学就成了空中楼阁。

五、从((资本论》的主要任务看劳动价值论的主题

篇3

马克思在论述劳动两重性决定商品两因素时，提出了劳动生产力与商品价值量关系的论点。在这个问题的论述过程中，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基本思路、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基本逻辑得到充分的体现，给研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供了极好的素材。在实践中，劳动生产力始终是企业和社会关注的问题，如果能证明提高劳动生产力不仅可以增加社会财富总量，而且可以增加社会价值总量，这能对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意义提供新的理论依据，克服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不足。

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有这样几层意思。第一，指出了商品价值量与劳动量的关系。价值是劳动，价值量是劳动量；劳动量的天然尺度是劳动时间；不是个别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劳动有简单和复杂之分。复杂劳动必须折算成简单劳动，构成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第二，指出了劳动生产力与商品价值量的关系。“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每一变动而变动。”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商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相反地，劳动生产力越低，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多，该物品的的价值就越大。可见，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第三，指出了这种关系存在的原因。“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它事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因此，有用劳动成为较富或较贫的产品源泉与有用劳动的生产力的提高或降低成正比。相反地，生产力的变化本身丝毫也不会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

在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研究。其一为：劳动决定价值和劳动生产力与商品价值量关系的关系；其二为：劳动生产力的变化只影响有用劳动而丝毫也不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

从劳动决定价值和劳动生产力与商品价值量关系的关系来看，存在着自相矛盾。这矛盾首先是劳动决定价值和劳动量决定价值量的矛盾。马克思在研究价值的时候认为它是由抽象人类劳动决定的。这种抽象人类劳动，“它们的一切可以感觉到的属性都消失了。”“它们剩下的只是同一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消耗的单纯凝结”。但是，在分析价值量的时候却引进了“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认为它是决定价值量的因素之一。同时马克思又认为“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每一变动而变动”，而“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如果把不同的人的天然特性和他们的生产技能上的区别撇开不谈，那么劳动生产力主要应当取决于：(1)劳动的自然条件，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矿山的丰富程度等等；(2)劳动的社会力量的日益改进，这种改进是由以下各种因素引起的，即大规模的生产，资本的集中，劳动的联合，分工，机器，生产方法的改良，化学及其他自然因素的应用，靠利用交通和运输工具而达到的时间和空间的缩短，以及其他发明，科学就是靠这些发明驱使自然力为劳动服务，并且劳动的社会性质或协作性质也是由于这些发明得以发展起来。”这些观点，显然是有悖于劳动价值论，否定了劳动是决定价值的惟一因素，同时也否定了“生产力的变化本身丝毫也不会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的观点。其原因是马克思论述中出现了矛盾。马克思在论述价值时只承认劳动因素，认为价值是劳动决定的，而在论述价值量时引进了非劳动因素。马克思研究价值的质时，竭力排除了非劳动因素，把劳动作为决定价值的惟一因素，这是可能的。因为这是研究商品经济中最简单的细胞——商品中的一个最基本因素，马克思运用了高度抽象的方法，把其他的因素排除掉了，使价值成为纯之又纯的高度抽象的东西。在研究价值的量时，尽管马克思仍然借助了抽象法，但他无法回避价值量是一个有差别的东西。而造成价值量差别的因素不仅是劳动，而且包含着非劳动因素。仅仅用劳动因素无法说明有差别的价值量，所以非劳动因素在这里就必须引进而无法回避。其次，这矛盾又表现为劳动决定价值和劳动生产力与商品价值量关系的矛盾。根据上述分析，决定商品价值量的不仅是劳动因素，而且包含着非劳动的因素，因此劳动生产力与商品价值量不会是一种简单的反比关系。必须从劳动的因素和非劳动的因素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呈现出比较复杂的比例关系。

从劳动生产力的变化只影响有用劳动而丝毫也不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来看，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劳动生产力与使用价值有关，而与价值无关的问题。

上述观点是有问题的。第一，按照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我们从总量角度来看，劳动生产力(率)与价值量无关，因为不管劳动生产力如何变化，在既定时间内形成的价值总量是不发生变化的。但从个量的角度来看，劳动生产力的变化会使单位商品内包含的价值量发生变化，即劳动生产力与商品价值量的形成直接相关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以偏概全。决不能说劳动生产力仅仅与使用价值相关，而与价值形成无关。第二，即使从总量角度来看，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劳动生产力提高了，而价值总量没有增加，似乎也是不合常理的。原因何在?其实马克思的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理论已解决了这问题。马克思认为：“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倍的简单劳动。……一个商品可能是复杂的劳动的产品，但是它的价值使它与简单劳动的产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因此，随着劳动生产力提高，劳动的复杂程度也提高，价值总量应该增加。否则，劳动生产力提高后，只是增加社会财富，而没有增加社会价值总量，似乎无法理解，也没有意义，更有悖于马克思的原意。第三，我们还必须看到，这个总量的角度，是一个高度抽象的角度，排除了不同企业，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个量”差别，实际上就形成了很难把握的一种高度抽象[31。而我们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直接面对，易于把握的是“个量”，更关心的是“个量”的变化，这一变化与劳动生产力密切相关，并且正是这种相关的变化，促使了企业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了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从总量的角度来看，其实际意义远没有从个量的角度来得大。第四，马克思的总量理论和总量分析方法已触及到了价值的本质，即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这个关系应通过两个基本因素即劳动因素和非劳动因素表现出来。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出发，否定非劳动因素在价值决定中的作用，采用了高度抽象和总量分析方法，从各种因素中抽象出劳动因素；从各种形式的劳动中抽象出一般人类劳动；从各种个别劳动中抽象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各种私人劳动中抽象出社会劳动，使劳动成为难以理解的东西。之所以难以理解，是因为马克思把各种决定价值的因素归结为劳动，并以劳动量的变化来反映各种因素错综复杂的变化，实在勉为其难。在论述劳动生产力与商品价值量关系时，马克思又提出总量理论和总量分析方法，体现了他思维的特点，同时，也体现了他劳动价值论走向价值本质论的一种趋势。

综上所述，马克思认为劳动生产力的变化只影响有用劳动而丝毫也不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的观点值得商榷。劳动生产力的变化不仅影响有用劳动而且也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这是符合实际的结论。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思维进程出现了较大的矛盾，第一，在研究价值的质时，把劳动作为决定价值的惟一因素，而在论述价值的量时引进了非劳动因素；第二，在论述劳动生产力与商品价值量关系时，忽略了劳动复杂程度的因素，得出劳动生产力的变化只影响有用劳动而丝毫也不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的结论。

出现上述矛盾的原因是：第一，劳动价值论的局限性和马克思的过于坚持；第二，马克思已经提出价值本质论而没有贯彻到底。

篇4

林先生认为：“马克思没有划分抽象劳动的不同形态”（《交换》第33页）。于是，《交换》将抽象劳动的形态划分为“三层抽象”。第一层抽象，“舍去劳动的种的差异，都看作同等的劳动来评定它的量”；第二层抽象，“把复杂劳动和熟练劳动折合为倍加的简单劳动和非熟练劳动”；第三层抽象，“把使用先进生产手段的劳动折合为倍加的使用落后物质条件的劳动”。（《交换》第31页，第32页）

林先生划分抽象劳动的不同形态，是为了从理论上解决马克思“没有解决的不同质的劳动怎么能够实现直接交换的问题”（《交换》第27页）。林先生认为，必须扬弃马克思设想的带有空想色彩的“劳动证书”式的交换方式，“去寻求实现等量劳动交换的非直接的，即通过市场的途径”。（《交换》第21页）

虽然林先生没有指明，但我认为，林先生所说的马克思没有解决的不同质的“劳动交换”不是指“商品交换”，而是指“劳动力交换”。因为《交换》并没有对的商品交换原理提出异议，林先生涉及的不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的交换方式，而是“生产者的劳动”的交换方式，是劳动力的交换方式。

商品交换与劳动力交换的关系是和商品价值与劳动力价值的关系相对应的。价值范畴是商品价值范畴，不是劳动力价值范畴；如果商品价值的涵义和劳动力价值的涵义有所不同的话，那么，在弄清楚商品价值与劳动力价值的关系之前，林先生关于更新商品价值涵义来解决劳动力交换问题的想法就显得不太合理了。如果用将劳动概念划分为“三层抽象”的方法更新的“价值范畴”来解决劳动力的交换问题的话，那么与传统的价值范畴兼容的商品交换原理就会受到损坏。

我把《交换》中的“劳动交换”理解成“商品交换”或“劳动力交换”，并用“商品价值”和“劳动力价值”来分别对应；这是否有悖林先生的原意？换句话说，有没有直接与“劳动交换”对应的“劳动价值”呢？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言中写到：“有价值的，不是劳动。劳动当作由造价值的活动，不能有什么特殊的价值，正和重不能有什么特殊的重量，热不能有什么特殊的温度，电不能有什么特殊的电流强度一样”。可见，与“劳动交换”相对应的“劳动价值”是不存在的。“劳动交换”可指“商品交换”，亦可指“劳动力交换”；但是，如果同时泛指这两种交换，就会在研究中造成一定的混乱。

其实，只要弄清楚商品与劳动力的区别和商品交换与劳动力交换的区别以及商品价值与劳动力价值的区别，就有可能对价值范畴进行更为深刻的认识，从理论上解决林先生想要解决的劳动力的交换问题。

《资本论》认为，劳动力是有别于一般商品的特殊商品，这种特殊商品的特殊性有两条；首先，劳动力商品能够生产出大于自身价值的价值，而一般商品只能够生产出等于自身价值的价值；这就是说，劳动力商品是“可变资本”，而一般商品是“不变资本”。其次，劳动力商品是一种只具有使用价值的价值，而一般商品则是既有使用价值又有交换价值的价值；这就是说，劳动力商带是一种不参加商品交换的商品。《资本论》确立的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是劳动力商品与一般商品在商品生产过程中的根本区别。这种商品与劳动力商品的根本区别，决定了商品交多与劳动力交换的区别和商品价值与劳动力价值的区别，也决定了传统的价值范畴在社会发展史中的局限性。

马克思写道：“劳动力的价值，实际就是维持一个有劳动力的人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资本论》第1卷第161页）我们知道，汽车的价值并不等于它的生活资料——汽油的价值。那么为什么劳动力的价值却等于其生活资料的价值呢？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的生产方式中，一般商品可以以任何一件商品为等价形态，劳动力只能以其生活资料为特殊的“等价形态”；一般商品可以以任何一件商品为交换形态，劳动力只能以其生活资料为交换形态。这就是说，除了换取生活资料外，劳动力是一种不参加商品交换的“商品”。

商品价值的尺度是商品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由于社会必要劳动是社会劳动充分交换的结果，所以，如果劳动力是不参加商品交换的“商品”。那么劳动力也就不能在商品交换的运动过程中感受社会必要劳动的变化。因此，作为劳动力的特殊的“等价形态”的生活资料就会由于不适应商品价值尺度的变化而成为劳动力的不等价形态。劳动力和这种不等价形态的“等价”关系最初是由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劳资雇佣关系决定的，这种本应通过但又不能通过商品交换亲解除的关系，使那时的劳动力价值呈现出一般商品价值不具备的二重性，即相对于生产力的劳动力价值和相对于生产关系的“劳动力价值”。前者是由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后者是由生活资料再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前者是生产劳动力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后者是维持劳动力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前者是凝结在劳动力中的抽象的人类社会劳动，是劳动力价值，是劳动力交换的尺度；后者是资本维持与劳动力的雇佣关系的手段，是劳动力报酬，是劳动力买卖的尺度。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是消除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和劳动力价值的二重性的前提。劳动力价值取代劳动力报酬和劳动力交换取代劳动力买卖，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向传统的价值范畴提出自挑战。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它的对象和它的手段”。“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本身”。（《资本论》第1卷第172页、第171页）可见，劳动过程分为“劳动本身”、“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这三个要素。劳动手段只在劳动过程中与劳动本身发生关系，但劳动手段不是劳动本身。的传统观念将劳动过程中的劳动手段排除在劳动本身之外，传统的价值范畴所确认的抽象劳动，是不包括劳动手段在内的纯粹的劳动力的活动；也就是说，劳动本身相当于劳动力本身。劳动的抽象相当于劳动力的抽象。

以劳动力抽象为劳动抽象的价值范畴是不变与可变资本理论的基础。在社会分工尚未充分发达和科学技术还比较落后的历史条件下，作为劳动手段的劳动工具和劳动方法十分简陋，劳动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劳动力的活动过程。劳动者主要是靠自己的技能，而不是靠掌握的工具来进行“手工劳动”。“手工劳动”的分工特点是“重人不重物”，劳动者可以选择不同劳动工具来进行劳动。劳动者与劳动手段的关系是一种相互“独立”的关系。劳动手段只是劳动力这个创造价值的“可变资本”和劳动对象的“中介”，只参与劳动、不属于劳动的劳动手段是只能“转移”价值、不能创造价值的“不变资本”。

到了十九世纪中期，劳动手段的能动性大大加强了；过去那种以劳动力为主以劳动手段为辅的“手工劳动”逐渐被以劳动手段为主以劳动力为辅的“机器劳动”所代替。“手艺人”越来越少，“操作工”越来越多。配套机器把劳动过程变为简单和重复的操作，使劳动力沦为劳动手段的附属品。“机器劳动”的分工特点是“重物不重人”，劳动工具使用毫无劳动技能的童工和女工，剥夺了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的作用，使劳动力与劳动手段的关系处于激烈冲突的“对立”之中；劳动者破坏劳动工具的卢达运动就是这种“对立”关系的表现。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劳动力与劳动手段的关系逐渐达到了“统一”。在现代社会生产方式中，专门的人才必需掌握专门的工具才能进行“专业劳动”。“专业劳动”的分工特点是“重物又重人”，劳动力与劳动工具和劳动方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孤立的劳动力或孤立的劳动手段都是无法进行马克思所说的那种作为“劳动本身”的“有目的的活动”的。

篇5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以纺纱为例分析剩余价值生产，假设生产20磅棉纱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价值为24先令，劳动力日价值为3先令，这一日劳动力在使用中创造6先令新价值。按照马克思的分析，生产资料的24先令价值转移给产品，劳动力的3先令价值却不转移，而由工人先劳动一段时间把它再生产出来，然后延长劳动时间，生产3先令剩余价值:投入劳动过程的商品的价值总和是27先令。棉纱的价值是30先令。......27先令转化为30先令，带来了3先令的剩余价值。疑问在于，投入劳动过程的劳动力的3先令价值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没有转移，而要由工人劳动把它再生产出来。

国内有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对这个问题作了解释:劳动力的价值已经支付给工人，被工人用于维持生活和赡养家属，不可能转移到新产品上去。转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的价值，在生产过程中不是转移到新产品上去，因为资本家所支付的劳动力的价值，被工人用于购买生活资料在生产过程以外消费掉了。这部分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中由工人再生产出来。产因为购买劳动力的资本价值进入劳动者手中即转化为他的收入，已被劳动者用于购买生活资料而消费掉，要由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再生产出新价值来补偿这部分资本。按照这种逻辑推论，生产资料的价值也已经支付给它的卖者，同样会转化为它的卖者的收入，其中至少有一部分被用于生活消费，为什么又能够转移给产品呢?如果这些解释能够成立，那么由马克思阐明的劳动价值论原理就需要重新研究，其中一些基本结论要么被颠覆，要么得把适应范围限定在劳动力商品之外。实际上，这些解释混淆了劳动力价值、工资、生活资料价值的关系。

根据马克思阐明的劳动价值论原理，任何商品都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其中使用价值是商品满足人类需要的性能，价值则是生产这种商品所消耗的人类劳动或抽象劳动。一个商品的价值只能存在于它的使用价值之中，而不是存在于它的使用价值之外。例如，棉纱的价值存在于棉纱之中，而不是存在于棉纱之外。在交换中，棉纱的价值表现为货币，但是货币作为存在于棉纱之外的交换媒介，只是棉纱价值的等价物，而不是棉纱价值本身。这一道理对劳动力作为商品应当是适用的。尽管劳动力是一种特殊商品，但是这种特殊性不在于它的价值与其他商品的价值有什么本质区别，而主要在于它的使用价值是商品价值的源泉。如果认为劳动力的价值被工人用于维持生活和赡养家属，其使用价值却被资本家用来生产剩余价值，那就把劳动力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从时空上完全分开，不符合劳动价值论关于各种商品价值都存在于它的使用价值之中的一般原理。

因为各种商品都有价值，所以当两种商品交换时，就有两部分价值对流和换位。先以物物交换为例，假设甲和乙两人分别拥有商品A和B并进行交换，商品A的价值从甲流向乙，商品B的价值从乙流向甲;交换后，甲和乙分别拥有商品B和A，商品及其价值发生换位。当以货币为媒介交换时，在买卖双方就有商品价值和货币价值的对流。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买者和卖者手中保留着的是相同的价值，只是形式不同;双方在交易前和交易后拥有和他们让渡的价值相同的价值，不过一个以商品形式存在，一个以货币形式存在。叫段设丙用货币M(比如贵金属货币)向甲购买商品A，货币M的价值从丙流向甲，商品A的价值从甲流向丙;甲用卖A得到的货币M向乙购买B，其价值流向乙，商品B的价值从乙流向甲。如果货币是纸币，仅为价值符号，那么它就充当了A和B价值对流的媒介。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交换中同样会发生这样的价值对流和换位。

假设厂商甲用货币资本(可变资本向工人购买劳动力，有劳动力价值从工人流向厂商甲，成为生产资本价值的组成部分;货币资本价值从厂商甲流向工人，形成工资;工人用工资向厂商乙购买消费品，工资价值从工人流向厂商乙，消费品价值从厂商乙流向工人。劳动力价值和工资是两部分价值，它们之问具有并存等价关系，而不是直接同一关系。劳动者通过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再购买消费品来维持生活。工资并不是劳动力价值本身，而是它的等价物。如果劳动力买方支付实物工资(生活资粉，那么劳动力与生活资料作为两种商品的并存等价关系、价值对流换位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物物交换;现实中一般支付货币工资，劳动力价值与货币工资之问也具有并存等价关系，不能把货币工资价值和劳动力价值看成同一部分价值。

从马克思的一系列论述来看，劳动力价值和货币工资价值的确是两部分等额价值，并在交换中发生对流。例如，马克思在分析两大部类之问的交换时，曾假定第I部类和第II部类以及工人之问有价值5 000镑的商品，其中I(v+m)=2000镑，II C=2 000镑，工人的劳动力价值为1000镑。5000镑商品量的流通是用1500镑货币来完成的;就是说，1.第I部类付给工人1000镑，购买同等价值额的劳动力;2.工人用这1 000镑向第II部类购买生活资料类似的论述还有不少。

为了进一步说明劳动力价值转移问题，假设甲、乙两家公司和工人之问发生交换:甲公司在一定时期预付1亿元货币资本，其中8 000万元向乙公司购买生产资料，2 000万元向工人购买劳动力，下面分两步来考察。先看甲、乙两家公司之问的交换。甲公司向乙公司支付8 000万元货币，得到具有等额价值的生产资料。乙公司出卖生产资料形成8000万元货币收入，通常会以某种形式分配和消费掉。假设乙公司用8000万元中的6000万元购买维持再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2000万元购买新的劳动力(支付工资)。这样，交换前属于甲公司的8000万元货币在买卖中支付给乙公司，此后又被乙公司消费掉了。其中用于乙公司支付工资的2000万元被用于购买生活资料，在物质生产领域之外消费了，这并不影响甲所购得的8000万元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给该公司的新产品。

再看甲公司和工人之问的交换。甲公司向工人支付2000万元货币工资，得到具有等额价值的劳动力。在这种交换中，劳动力价值和货币工资价值数量相等，存在形式不同。工人得到2000万元货币工资，用来购买生活资料，虽然它在物质生产领域之外消费了，但却维持了劳动力的再生产，因此这2000万元价值也不会消失，而是构成新生劳动力的价值。由于货币工资价值和劳动力价值是具有并存等价关系的两部分价值，所以一方面工人用货币工资购买生活资料来维持生活，另一方面工人劳动力的2000万元价值成为甲公司的生产资本价值的组成部分。无论工人怎样消费工资或生活资料，都不构成否定其劳动力价值转移给新产品的理由。

如果肯定剩余价值生产中存在劳动力价值转移，那么在马克思分析的纺纱实例中，20磅棉纱的价值就不是30先令，而是33先令，即等于在生产中消耗的生产资料价值、劳动力价值和工人劳动创造的全部新价值之和。

二、劳动力价值能否归结为使用劳动力创造的一部分新价值?

马克思认为:工人在劳动过程的一段时间内，只是生产自己劳动力的价值，就是说，只是生产他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实际上把劳动力价值归结为使用劳动力所创造的一部分新价值。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意味着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理论不遵循劳动价值论，或者说后者对前者不适用。这当然不符合实际，也不符合马克思关于劳动价值论和劳动力商品理论的基本观点。

众所周知，马克思运用劳动价值论分析劳动力价值，明确指出: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独特物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一观点揭示了劳动力和其他商品价值决定的共性。马克思正确认识到活的个人的存在是劳动力生产的前提，但是通过假设个人已经存在，撇开了个人被养育的过程，从而把劳动力价值归结为维持个人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劳动力只是作为活的个人的能力而存在。因此，劳动力的生产要以活的个人的存在为前提。假设个人已经存在，劳动力的生产就是这个个人本身的再生产或维持。活的个人要维持自己本身的再生产，需要有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因此，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可以归结为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或者说，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占有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181这一归结令人费解。劳动力和生活资料是两类不同的商品，虽然生活资料被劳动者消费之后，它的价值可以转化为劳动力价值的组成部分，但生活资料和劳动力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商品，二者的价值有不同的载体。例如，面包和劳动力是两种不同的商品，当面包被劳动者用于生产自身劳动力并消费之后，前者的价值转化为后者价值的组成部分，不能说面包就是劳动力，当然也不能说面包的价值就是劳动力的价值。如果把二者混为一体，进而认为生产面包就是生产劳动力，那是不符合实际的。对同一个人来说，生产他的劳动力和使用他的劳动力、他自身劳动力价值和使用他的劳动力所创造的新价值，具有明显区别。

首先，劳动力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总是只有先生产出来，然后才能使用;生产劳动力和使用劳动力是在不同的时空范围内发生的两个过程。从社会范围来看，生产劳动力主要发生在生活领域和教育培训以及其他社会服务场所，表现为养育和维持劳动者，特别是现代社会生产复杂劳动力要对劳动者进行各种学历教育和专业技能培训，这个过程要消耗生活资料和教育工作者的劳动以及其他社会服务;使用劳动力主要发生在生产领域或工作场所，表现为劳动者就业和工作，生产某种商品或提供某种服务。例如，一个人在北京读大学，这是生产或培养他的劳动力的一个阶段，相关费用计入他的劳动力价值;他大学毕业后到河北就业，从事某种商品生产，这是他使用自己劳动力的过程。在北京读大学培养劳动力和在河北就业使用劳动力分明是两个不同的过程，不能把前者视为后者的一个阶段。

其次，生产劳动力是一种行为主体的活动，使用劳动力是另一种行为主体的活动，在这两个过程中消耗的劳动时间来源于不同的行为主体。假设有张三和李四两位劳动者，其中张三从事教育培训工作，李四从事普通商品生产工作。李四在开始工作之前，先接受张三组织实施的教育培训。在这里，张三为培养李四的劳动力，耗费了自己的劳动时间，因此，生产或培养劳动力的主体是张三，而李四是作为客体接受教育培训。此外，生产劳动力还需要社会为李四提供生活资料，这要问接消耗他人的劳动。虽然李四为接受教育培训和取得生活资料，通常要由本人或他的家庭支付相应的费用，但是生产李四的劳动力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来源于张三和其他有关劳动者。当李四开始工作之后，在生产或工作中使用自己的劳动力，向社会提供劳动时间，这时的行为主体是李四。生产劳动力的劳动时间和使用劳动力的劳动时间分别来源于不同的行为主体，不能把前者归结为后者的一部分。

再次，生产劳动力所消耗的劳动时间凝结在一种客体(劳动力)中，使用劳动力所提供的劳动时间凝结在另一种客体中，这两部分劳动时间凝结于不同的客体。仍以上面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张三的教育培训劳动凝结在李四的劳动力之中，形成李四的劳动力价值的一部分。李四在以后的工作中生产某种商品比如电脑，他的劳动时间凝结在电脑之中，形成电脑价值的一部分。在计算生产电脑的社会必要劳动时，不能漏掉所消耗的劳动力中包含的物化劳动。显然，劳动力和电脑是两种不同的商品，李四生产电脑完全不同于生产出他的劳动力，不能用李四生产电脑的一部分劳动时间来取代培养他的劳动力的劳动时间。

最后，凝结在劳动力中的过去劳动决定其价值，使用劳动力所提供的活劳动则来源于它的使用价值，二者体现劳动力商品的不同属性。马克思曾十分明确地指出:包含在劳动力中的过去劳动和劳动力所能提供的活劳动，劳动力一天的维持费和劳动力一天的耗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量。前者决定它的交换价值，后者构成它的使用价值。因此，不能把包含在劳动力中的过去劳动归结为劳动力所提供的一部分活劳动。

三、劳动力在交换后能否由卖方用来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价值?

按照商品交换原则，一个人把自己劳动力的使用权让渡给企业或买方并得到相应的工资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就必须为企业劳动，而不可能再用已经卖出的劳动力来为自己劳动或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他用工资换取生活资料来维持生活，而不是在为买方劳动的过程中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企业购买劳动力所支付的工资由劳动力转移给产品的价值得到补偿，而不是在劳动中再生产出来。

劳动力交换会发生产权转移。对此，马克思讲得很清楚:事实上，劳动力的卖者，和任何别的商品的卖者一样，实现劳动力的交换价值而让渡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他不交出后者，就不能取得前者。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劳动本身不归它的卖者所有，正如已经卖出的油的使用价值不归油商所有一样。在劳动力出卖之前，它属于工人所有;当它出卖之后从生理上看也许仍然存在于工人体内，但已经成为买方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不能再由工人用来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价值，即不能用来为自己劳动。这表现为工人在生产中只能按买方的要求劳动，产品及其价值归买方所有。如果说劳动力交换不发生所有权转移，工人只是在一定时间内转让劳动力使用权，那么这种已经转让使用权的劳动力也不能由工人用来生产自己所需的生活资料价值。

工人作为劳动力的卖者当然有自己的权利:他在出卖劳动力时可以讨价还价，即在签订劳动合同或达成协议之前提出缩短劳动时间和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要求买方按期支付工资，并严格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劳动，不允许随意延长劳动时间，等等。但是他没有权利使用已经出卖的劳动力来为自己劳动。这里的关键是要理解劳动力作为商品有特定的时间计量单位，以小时为单位计量劳动力是比较准确的;如果以天或日作为劳动力计量单位时，要注意区分自然日和劳动日时间长度。劳动者每天总是要用一定时间来消费和休息，因此一日劳动力的实际数量总是小于24小时。马克思在分析剩余价值生产时以天或日计量劳动力，设想资本家支付工人一天劳动力价值后就购买了24小时劳动力，而工人则认为自己不可能连续工作24小时，双方通过斗争来确定工作日长度，把剩余价值生产建立在延长劳动时间的非等价交换前提下。实际上，在劳动力商品化前提下生产剩余价值，应当排除非等价交换情况，尽管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存在。现代西方国家的企业普遍实行小时工资制，实际上就是按小时购买劳动力。一旦确定每小时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来生产剩余价值而又不增加工资就成为违反交换原则和法律的事情。

既然劳动力商品是用时间单位来计量，那么确定其数量，也就是规定工作日长度。劳动力买卖双方围绕缩短或延长工作时间，提高或降低工资等问题进行谈判协商，实际上就是在劳动力商品数量和价格问题上讨价还价。如果工资一定，缩短或延长工作时间，就意味着单位货币所购买的劳动力数量减少或增多;如果工作时间一定，提高或降低工资，则意味着单位量劳动力所换取的货币增多或减少。这两种情况或它们组合而成的其他情况，都有劳动力单价的变化。其结果通常是买卖双方以合同形式规定工作时间长度和工资数量，这也就是规定劳动力价格。例如，某人和一家企业经过协商，最终签定合同，规定他每劳动8小时，由企业付给100元工资，这表明8小时劳动力的价值为100元，因而每小时劳动力的价值为12.5元，工人得到100元工资，就必须为企业劳动8小时，支出等价劳动力。如果工人用8小时中的一部分时间如4小时来为自己劳动，或者实际上只为企业劳动4小时，那就意味着企业用100元货币只购买了价值50元的4小时劳动力(因为8小时劳动力价值100元，所以4小时劳动力价值50元)，这是不等价交换;相反，如果企业迫使工人劳动10小时，仍然只付给100元工资，那么工人实际支出了10小时劳动力，其价值应该是125元，比企业所付100元多出25元，这是另一种不等价交换。两种情况都是商品交换原则和劳动合同所不允许的。

从现实情况来看，工人靠出卖劳动力所得到的工资换取生活资料来维持生活，而不是在为企业劳动的过程中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企业购买劳动力所支付的工资由劳动力转移给产品的价值得到补偿，而不是在劳动中再生产出来。

马克思本来运用劳动价值论科学地说明了劳动力价值决定问题，但是又把它归结为或等同于使用劳动力形成的一部分新价值，因而忽略或否定了劳动力自身价值转移，以为劳动力出卖之后还可以由卖方用来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价值，这实际上未能贯彻和体现他的劳动力商品理论。

四、怎样把劳动价值论和劳动力商品论彻底贯彻到剩余价值理论之中?

劳动价值论、劳动力商品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之问具有内在联系，把三者结合起来分析，就能看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存在上述问题。

按照劳动价值论，任何商品都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劳动力商品也不例外。按照劳动力商品理论，工人的劳动力是作为商品出卖给资本家，这种商品化的劳动力具有自身价值和使用价值，而且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它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既然如此，那么劳动力价值在剩余价值生产中就不应当消失，而应当转移给产品。如果一定要把劳动力价值归结为使用劳动力所创造的一部分新价值，并认为这是劳动力价值的特殊性，那就意味着劳动价值论不适用于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因而劳动价值论就失去了普遍意义。

在笔者看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成为商品的理论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具有原创性;马克思关于劳动力价值同其他商品价值一样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观点也是正确的;但是，马克思在分析剩余价值生产时，把劳动力价值归结为使用劳动力所形成的一部分新价值，不符合劳动力商品论和劳动价值论。

考虑两个经济主体甲和乙，他们之间进行合作，由甲作为投资者出资本，乙作为劳动者出劳动力。甲每天先预付工资，乙劳动生产出大于工资额的价值，除了补偿预付工资外，还给甲提供一定量剩余价值。第一天，甲付给乙3单位工资，乙劳动创造6单位新价值，其中3单位补偿预付工资，另外3单位是剩余价值;第二天，甲把前一天乙劳动创造的6单位新价值中的3单位作为工资又付给工人，再次得到工人劳动创造的6单位新价值。从表面上看，这里好象也有劳动力交换，但是劳动力本身没有价值，或者虽然假设它有价值，却不向产品转移，而由一部分新价值来取代，实际上否定劳动力价值存在。劳动力要作为商品参加交换，那就不能没有价值，也不能以假设的不向产品转移的价值为交换依据。劳动力是否可以凭它在使用中创造的新价值来参加交换呢?当然不行。第一，凡是参加交换的商品的价值必须在他进入流通之前就已存在，而新价值不仅在劳动力进入流通之前不存在，而且在它进入流通之后尚未开始消费或使用时也还没有形成;第二，新价值来自劳动力的使用过程即劳动，但如果劳动力真正作为商品被出卖，那它的使用价值就归买方所有，其使用或消费所形成的新价值也属于买方所有，不能作为卖方参加交换的依据。如果一定要说劳动力的使用所形成的新价值是乙方参加交换的依据，那么新价值与工资价值在数量上无非有三种关系:一是新价值等于工资价值，这时没有剩余价值;二是新价值小于工资价值，这时不仅没有剩余价值，而且会出现亏损，是一种不等价交换;三是新价值大于工资价值，虽然存在剩余价值，但是属于另一种不等价交换。设想乙方以他创造的一部分新价值为依据参加交换，不符合劳动价值论关于等价交换的一般原理。

现在假设乙先用甲提供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乙每天劳动形成6单位新价值，其中3单位留给自己，另外3单位交给甲。无论这种分割怎样进行，乙毕竟有一部分时间为自己劳动，能够分享自己创造的一部分新价值。从商品交换一般原则来看，这里并没有发生劳动力买卖。乙获得自己创造的一部分新价值，另一部分则交给甲。这在实质上与封建社会的农民把租用别人的土地所生产的粮食的一部分留给自己，另一部分交给地主并没有什么两样。设想某个生产者向资本家租用生产资料，他每天自己劳动生产6单位新价值，其中3单位作为租金交给资本家，另外3单位归自己所有。这位生产者的劳动力没有作为商品卖给资本家，但其新价值分割同马克思所讲的剩余价值生产是相似的。这里实际上不存在劳动力商品化。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如果否定劳动力价值的存在和转移，或者把劳动力价值归结为使用劳动力所形成的一部分新价值，就意味着否定劳动力成为商品这一前提。如果一定要把上述两种情况解释为劳动力商品化的特殊性，那就会同劳动价值论发生矛盾。只有肯定劳动力价值转移，才能把劳动价值论和劳动力商品论彻底贯彻到剩余价值理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