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问题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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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3）008-159-02

1 区域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之间的关系

区域经济的发展和交通运输之间是较为复杂的关系。目前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存在不同结论，但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观点，这三种观点也成为了当前制定区域交通运输发展政策和规划的基本指导思想。第一种观点主要认为交通运输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引致需求，交通运输的发展就是要满足区域经济活动引发的交通运输需求；第二种观点则认为交通运输的发展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强调并突出交通运输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第三种观点则综合了前两种观点的结论，认为交通运输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原因，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果，两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虽然上述两种观点都部分地反映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和交通运输之间的相互关系。但笔者更同意第三种观点，认为区域经济与交通运输两者间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

1.1 两者可以相互促进

区域经济的发展促进交通运输水平的提高。完善的区域经济发展环境可以吸引更多的投资，形成工业聚集效应。随着该区域供给水平的不断增长以及扩大辐射范围所带来的需求量的不断增加，反过来又对城市交通运输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使城市交通运输自身加快发展和完善。运输发展满足了产品输出以实现比较利益的要求，而追求规模经济和聚集效益将推动更为发达的城市交通运输提供支撑。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也能够为城市交通运输的良性发展提供资金保障，从而使得城市交通实现可持续发展。

1.2 两者可以相互制约

区域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不仅具有相互促进的关系，而且也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如果区域经济发展落后，无法为交通运输提供有利的发展条件及雄厚的资金支持，那么就会阻碍交通运输的发展。而交通运输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反过来又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

区域经济发展的滞后影响交通运输的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的滞后最明显的结果就是影响当地的消费和需求，同时也会使政府的财政收入相应减少。落后的经济不能为当地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因而也制约了交通的发展。而且政府也没有认识到道路建设的重要性，往往在城市整体规划中缺乏科学性、合理性，交通基础设施也不完备，不能给交通建设提供有效的支持。

2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运输经济问题

2.1 区域经济发展与道路运输发展不相协调

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同是社会经济系统中两个密切相关的子系统。完善的交通运输系统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提供重要支撑，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又是决定交通运输设施的数量和质量的重要因素。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区域经济发展与道路运输发展不相协调，主要表现为交通规划水平不高，应变能力和整体协调性也相应缺失，不能使交通道路的建设与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的规划相协调，导致当地城市不能更好地全面的发展；交通堵塞的情况也愈发严峻，究其原因就是，道路交通设施建设的速度远远落后，跟不上需求。交通堵塞必然影响到客货运输、商业洽谈等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同时经济水平相对落后地区的道路建设规划的延后，严重阻隔了这些区域和外部地区的联系，不能使外界了解当地的有利资源状况，就更不谈不上资源的开发了，相应地，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也就更加延缓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加重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2.2 经济社会发展对于运输建设缺乏资金支持

（1）在国家全面发展的新时期，由于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各种经济活动的增加导致原材料、产品、人员的流动增长和位移的增加，从而使交通运输的需求也呈现出急速增长的态势。虽然如此，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致使我国当前对交通运输方面的资金投入量相对于其他方面较为有限。

（2）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导致我国各地区的交通运输设施建设情况参差不齐，造成各地区间存在很大差距。尽管国家和各地方政府都在经济规划中加大了对交通运输设施的投入，但是政府总体上对交通建设还是缺乏资金支持，从而导致交通运输建设不能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2.3 落后的交通基础设施导致运输成本过高

在区域经济落后的地区，交通基础设施也比较落后，以城市为中心的地区和周边地区难以形成产业高度集聚，物质高度集聚，资金高度集聚，技术高度集聚，人才高度集聚的经济优势，因此缺乏完整的交通运输网络，使得地区间的运输难度增大，运输成本提高。另外，影响运输成本高低的因素较多，其中运输工具的成本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之一，若运输工具的效率较低，也会造成运输成本的增加。

3 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运输经济问题的措施

3.1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与道路运输发展相协调

交通运输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是指：交通运输与经济两个系统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适应、协同发展的状态和过程。交通运输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或系统组成要素之间在发展演化过程中彼此和谐一致的程度称为交通运输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

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相互作用，形成协同发展的内在机制。首先交通运输能力的提高，不但可以强化区域经济系统内外的经济联系，加大和提升系统开放的程度和效率，而且随着区域交通运输系统结构的改善和功能的增强，区域经济系统内的分工协作愈加明显和集中，主导产业得到加强，反过来区域交通条件的改善，可以增大区域经济的聚集效应，增强地区规模经济效益，加强区域经济子系统间既有的联系，促使区域主导产业前向、后向扩散范围和程度扩大。同样地，区域经济水平的增强，可以促进区域交通运输的发展，因为经济水平的增强意味着经济活动的加强，这又导致对交通运输需求的增长，并且区域经济实力的增强，会加大对区域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投入，会进一步构建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相互作用的多环正反馈系统。

3.2 增加地区对交通运输建设的资金支持力度

区域经济发展阻碍交通建设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对交通运输建设的资金支持力度不够，只有提高政府对交通运输建设的资金支持，扩大交通网络，大力拓展城市内部交通及周边地区的交通建设，缓解城市交通压力，提高周边地区与中心城市的人员、商品、信息的流动，才能实现交通运输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

3.3 加快建设交通运输设施，推进交通运输整体发展

（1）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和畅通的运输网络，可以缩短运输相对距离，压缩企业的运输成本，特别对以交通运输作为大量成本发生点的企业，压缩这方面成本的要求就更迫切了。

（2）在规划方面要注重协调性、综合性，使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社会其他系统的发展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共同为区域经济的增长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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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文献综述

我国逐步形成了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以香港、广州和深圳等为核心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和以北京、天津为核心的京津冀经济区，这三大经济区已然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增长极，而京津冀地区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一体化的程度都要明显落后于其他两个经济区。因此，无论从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还是生态安全的角度，都存在着加快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推进一体化的客观需求。

1 一体化的发展战略及意义

郭岩峰和王晓利（2011）认为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但仍然存在着合作机制不完善、发展定位存在较大趋同性、三地产业存在较大相似性以及三地发展落差较大等诸多问题，提出了建立完善一套有效的协商合作机制，合理定位三地在一体化格局中的位置，根据各地的比较优势来进行合理分工以及建立区域合理的经济补偿机制的对策。崔冬初和宋之杰（2012）认为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仅能够促进三地更好地发展，而且能为周边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发展带来持续的影响，并提出了要建立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逐步完善基础条件，促进区域错位发展，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以及发展区域循环经济的政策措施。刘新建（2010）认为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我国三大经济发展引擎已经到了成型的关键时期，它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阶段的产物，认为应当慎重的看待天津作为北方经济中心的定性，还认为要努力实现区域多层次、多方面的均衡发展。唐茂华（2005）认为实现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就是要充分发挥北京和天津的双核心作用，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要素自由流动，城市形成网络的发展格局。吕中行和谢俊英（2007）认为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速度落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其原因在于该区域内经济联系较弱有直接关系，而不管从国家战略的需要还是从社会稳定、生态安全以及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来看，加强京津冀经济的发展已成为必然。

2 合作途径及合作机制

张淑莲（2011）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协作的过程中的行为进行了分析，认为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必须走合作博弈的道路，因此要树立互利共赢的利益观，建立区域协调合作组织以及建立利益的平衡机制。梁晓林和谢俊英（2009）对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演变、现状以及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缓慢，因此需要重点解决明确京津冀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方向，在共同利益明显的领域首先建立统一的市场环境和机制以及建立区域合作项目实施保障机制和相应制度三个方面的问题。刘晓春（2010）对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缺少强有力的区域协调管理机制和统一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以及区域内部产业发展差距过大是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所以要在区域主导产业和基础产业发展、区域统一大市场建设、区域主要城市之间的错位发展以及区域城市的网络化发展等方面注意加强协调与交流。孙久文和邓慧慧等（2008）从实证的角度对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现状和进程进行了分析，认为要实现更高层次的一体化政策一体化是关键。

3 一体化的进程及可行性

张建峰（2008）认为京津冀区域中较低的城市化水平已经影响到了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所以应当大力推进京津冀区域中的城市化水平。孙久文和丁鸿君（2012）选取京津冀区域内的主要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以及特征，认为一体化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其区域产业分工、合作水平得到了提高，市场整合的程度不断提升。巍然和李国梁（2006）论证了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可行性，认为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广泛和深厚的合作基础，但也存在着政府职能需要转变、规划不尽合理、产业需要优化升级、环境保护还需进一步加大力度的问题。崔和瑞（2006）从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入手，充分地论证了京津冀地区将成为我国新的增长极的可能性。

4 结语

对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国内有了相当丰富的文献，主要体现在一体化的发展战略及意义，合作途径及机制和一体化的进程及可行性等方面，就研究水平而言，要低于长三角以及珠三角地区，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可能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一体化的推进程度有关。

【参考文献】

[1]郭岩峰，王晓利.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思考[J].特区经济，2011，（11）：66-67.

[2]崔冬初，宋之杰.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经济纵横，2012，（5）：75-78.

[3]刘新建.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几个概念与原则[J].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127-131.

[4]唐茂华.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构想与前景展望[J].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2005，（5）：48-52.

[5]吕中行，谢俊英. 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前景与战略构想[J].经济与管理，2007，（8）：77-80.

[6]张淑莲.基于合作博弈的京津冀区域经济协作研究[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30-34.

[7]梁晓林，谢俊英.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演变、现状及发展对策[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9，（6）：66-74.

[8]刘晓春.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3）：102-104.

[9]孙久文，邓慧慧等.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其合作途径探讨[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8，（2）：55-60.

[10]张建峰.城市化与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研究[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9）：28-30.

[11]孙久文，丁鸿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2，（7）：52-58.

[12]巍然，李国梁.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可行性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06，（12）：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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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来，国内外区域经济史研究异军突起，日益受到史学界的关注。特别是区域经济个案研究成果颇丰，但对于区域经济史理论规范的探索，还显得比较薄弱。本文拟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对区域经济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发表一些看法，以求教学术界。

一、研究内容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坚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宋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论

任何的都涉及方法论，可惜在区域史的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三、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区域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涉及到区域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应具有区域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特征，即把区域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共时态”与历史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历时态”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应是机械地拼凑，必须根据学科的根本属性有所侧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特征。区域经济史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历史学，着眼于从历史看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与单纯的地方经济史研究不同。地方经济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而区域经济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特色，而是经济发展的普遍性。因为即使在前近代时期，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织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画地为牢”，就地方谈地方经济，视野集中于一处，围绕该区域的内部发展进行研究，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类似于科学，只是寻找一个实验室（区域），据此去研究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具体到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较成功的典范，如张熙惟的《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作者在对唐宋间山东经济发展概述及水平评估基础上，指出学界提出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经济全面超过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观点，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注：参见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页。）。这种通过区域“小经济”窥视社会“大经济”的研究方法，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所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单元小到何种程度，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在空间上永远存在中心地和外围区的差异。他的“区域——中心”研究理论，宣称通过对具体区域的分析研究，可以推翻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观点，在史学界一度引起巨大反响。当然，一个区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区域反复运用，进而推广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认真推敲。

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未形成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一致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首先，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内史学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内，不少人习惯于把马克思从西欧经济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种歪曲历史和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的主观主义倾向，曾使区域经济史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得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无法弥补。以宋代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就有许多学者按照马克思描述的西欧社会演变历程，坚持“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理论框架，并殚精竭虑地阐述我国古代经济“典型”如何在宋生“变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研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场手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几乎出现于中国每一王朝的商业繁荣时期。

其次，学科渗透的困境。不同学科理论的引进往往会带来一场变革，但是由于理论来源复杂多样，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部分理论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与传统理论不能相互衔接等。因为在相关学科尚没有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对问题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阐释语言，都往往难以提供很好的可对话的渠道。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历史学家则沉迷于对史料考证的精雕细啄。目前，离跨学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远。

再次，学科发展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研究得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得少；乡村经济研究得多，城镇经济研究得少；自然经济研究得多，交换经济研究得少；生产领域研究得多，流通领域研究得少；发达地区、汉族经济研究得多，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经济研究得少等等，学科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对区域经济作出科学的理论归纳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区域经济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应承担一般历史学所具有的为后人提供资政经验的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描述，而应着重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总结历史上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者而言，有意义的论题不是历史上经济区域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经济区域实际社会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如朱瑞熙、徐建华的《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对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个地理区的开发水平作了具体分析与比较，并客观地指出：“与全国发达经济区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开发程度还不可过高估计，但毕竟为十三世纪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注：朱瑞熙、徐建华：1995年，《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第181-197页。）类似的着眼点，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四、现实意义

作为学趋向的一种重大变化，区域史的兴起决不是学者在史学探寻之路上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学绝路上的刻意追求。区域经济史源于的需求，源于史学本身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史的，虽然纯粹是一个历史课题，但在当前却富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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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千帆竞发，百舸争流之势；但受区位地缘、历史基础和社会人文诸多因素影响，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差距拉大亦是不争的事实。

对我国区域经济总态势可概括为：三大阶梯、四大板块、三驾马车、三类病灶。和我国地形西高东低相反，从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阶段看是东高、西低、中部居中；在东部沿海地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是鹤立鸡群的三大经济高地，是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前行的“三驾马车”，据2003年工业增加贡献率分析，粤、苏、浙、鲁、沪5省(市)占64％。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亦存在一些病灶。西部地区重点表现在“欠发达”上；东北三省突出表现在体制和结构的双重矛盾；东部沿海地区在经济总量快速扩张的同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相对不足，资源和环境难负其重，双重约束已显端倪；中部地区则兼有上述杂症。需要说明的是，三类病灶在不同地区重点有所不同，但不排除其它病灶，如广东、福建属发达省份，但粤北、闽西、闽北一些地区至今还处于相当欠发达的状态。

从区域经济现状与问题出发，经过怎样的路径，才能实现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实现各地区间的共同繁荣。国内外经验表明，这既需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又需要宏观调控与政策扶持。为有效运用两种手段，需要有一个科学的空间组织架构。

首先是大范围的“区域政策覆盖区”，现在是4大板块，即西部12省(市、自治区)、东北3省、中部6省和关内沿海10省(市)。

其次是，“区域政策点击区”，上述政策覆盖区，广义地说，亦是按发展阶段和存在问题相同或类似的原则划分，但面积大，小则近百万平方公里，大则数百万平方公里。了提高区域政策的针对性和力度，有必要在发展不同阶将一些问题突出的地区单独划出。例如资源型城市，特别是矿竭城衰的城市；产业严重衰退、就业问题非常突出的某些老工业基地；再如入口严重超载的生态保护区和生态脆弱区等等。以上两类区域，都有相应配套的区域政策，是直接为区域政策服务的。例如针对四大板块的宏观区域政策是：坚持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

另一类区域体系是为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为区域(城市)合作服务的。它按照自愿参与原则，通过政府推动、市场运作、要素整合、集成优势，实现合作各方互利共赢。根据合作的地域范围和性质，大体有如下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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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国民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来越凸显，最为明显的就是东部沿海的发达与中西部地区的落后。当前为了改善中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问题，国家政策越来越倾向于中西部地区，使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区域经济发展失衡问题还没有消失，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造成区域经济失衡的原因是多样的，如历史因素、自然因素等，这不利于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因此探讨区域经济发展失衡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的现状入手，分析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一、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可以说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使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从一个农业大国转变为现代化大国。但在全国经济形势大好的情况下，区域经济的差异越来越明显，出现区域经济发展失衡问题，这又会制约整体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失衡与市场经济有关，市场存在偶然性，可能会出现市场失灵的现象，导致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别。东西部之间的经济失衡现象严重，主要表现在人均生产总值和工业化水平、城市发展差距等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均生产总值差距拉大，虽然东部人口密度高，西部人口密度小，但西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从工业化水平来看，西部地区还存在工业化初期，东部地区进入工业化中期。从城市差距看，东部城市化进程快，西部城市化进程慢。

其实我国政府早就意识到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为了组织差距拉大，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改变了我国经济的整体格局，改善了西部投资环境，但差距还是存在。

1. 东部经济发展现状

东部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主要包括东部沿海地带。随着东部经济的快速发展，结构问题凸显出来，这不利于区域经济发展，因此必须优化产业机构，不仅发展工农业，第三产业也在加速推动东部经济发展的步伐。一直以来，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成上升趋势，但在2008年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东部经济发展减缓，后来虽然经济整体还在增速，但发展速度放缓。

2. 西部经济发展现状

西部大开发战略给西部地区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再加上东部沿海城市的技术、资金支持，西部区域状况有了很大改善，推动了西部区域经济的发展，逐渐缩短了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经济差距。与东部相比，西部具有明显的资源优势如水资源、矿产资源、旅游资源等，西部地区蕴含着巨大的市场潜力。现阶段西部地区的基础建设已初具规模，这为西部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但由于西部人才的匮乏，观念的落后，产业机构的不合理，导致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异还很大，这必会影响到西部经济发展。

3. 中部经济发展现状

中部经济发展水平低于东部，国家意识到中部地区发展面临的困境，开始调整中部发展现状。中部地区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国际化水平也比较滞后，与东部相比差别较大。中部地区企业现状不乐观，活力不足，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同时中部产业结构属于密集型的，使得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不充分，不能有效的利用各种资源，导致了城市化与就业增长之间的矛盾。中部地区是连接我国最为发达和最不发达地区的桥梁，但没体现出自身优势，因为中部地区独特的枢纽地位，国家给予了政策支持，这对中部地区的发展必会起到推动作用。

二、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的原因

影响国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的因素是多样的，既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如历史原因，自然原因等。

1. 历史问题

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历史的影响。东部沿海城市由于地理优势很早就占据了贸易中心地位，承担着贸易港口的重任，所以沿海城市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东部沿海具有先进的贸易设施，改革开放后这为沿海城市吸引外资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由于外资引入的加大，很多人认为是政策的倾斜促进了东部地区的发展。其实东部沿海只是借助现有的贸易设施，人们更便于从事贸易行业，由此东部沿海成了贸易中心，带动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东部地区产业发展较早，当时有四个经济特区，选经济特区并不只是从经济方面考虑的，而是从全局出发的，国家希望通过这些经济特区的发展，带动周边其他地区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

2. 自然因素

区域经济的发展与自然条件有着密切关系，因为自然条件会对劳动生产率带来影响，条件较好的地区劳动生产率会高，条件差的地区劳动生产率水平会较低，进而劳动生产率又影响区域经济发展，造成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目前，自然条件对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然条件会影响产业结构。自然条件会决定第一产业的分布，而农业又会影响第三产业的分布。二是区域资源不同，经济地域空间结构也会有所不同，这又会影响到区域经济的发展，三是自然条件会影响区域教育，教育水平又与人力资源密切相关，并体现出区域经济的发展中。

3. 地理优势

改革开放后，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沿海地区更具有发展优势。20世纪80年代我国政府设立了经济特区，主要目的是要吸引外资，为了吸引更多的外资，完善了基础设施。东部沿海城市作为经济特区有自身的地域优势，沿海更接近外界，有较好的基础设施，有可以直接用的贸易设施。因为中西部地区没有完善的贸易基础设施，所以外国投资者直接选择在沿海地区开拓市场，以便更好地利用这些设施。经济特区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投资者，所以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而产业发展离不开原材料的供给，对企业来说，把企业建在沿海地区能提高供给的效率。所以，东部地区的地理优势明显高于内陆地区。

4. 产业结构不平衡

产业结构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重大，一方面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符合，促进经济的发展，如果产业机构不合理将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就会对产业结构提出要求，优化产业结构。过去我们忽视了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是受资本、劳动力、科技的影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合理的产业结构会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推动经济的发展，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将会影响经济发展。

5. 政策扶持

改革开放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政府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干预减少，主要起指导与监督作用。改革开放为我国经济注入了新的力量，政府鼓励不同区域利用自身优势发展贸易。国家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是立足在全国产业发展的基础上的，产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国家经济一体化。我国经济由原来的中央集权转化为市场调节，这更有利于区域间的贸易往来，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自由竞争。沿海地区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成为连接国外市场与内陆地区的纽带，政府也希望通过沿海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再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从而推动全国经济的发展，但在实现整体经济发展之前，经济政策的倾斜会带来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三、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1.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受基础设施的影响较大，中西部地区贸易基础设施落后，造成该地区经济发展缓慢。所以要推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就要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而基础设施建设中又应当首要解决交通问题，需要加大对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的投入。中部是联系东部与西部的枢纽，交通位置非常重要。同时还要加强通讯基础设施建设，与东部相比，中西部地区通讯设施落后，这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因此要加大投入，完善相应的设施，使之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

2. 加大教育投入力度

当前，人才因素是非常重要的，东部沿海地区聚集了大量的人才，有力的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而中西部地区人才匮乏，这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我国是人口大国，但人口整体素质偏低，尤其是内陆地区人口受教育程度低，还有一些人认为没有必要接受更多的教育，结果导致很多学生辍学。与中部相比，中西部地区教育设施落后，师资力量有限，这必会影响到人才培养。而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高素质人才，落后的教育会制约经济的发展步伐，所以中西部地区应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改变陈旧的教育观念，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培养大量的高素质人才，为中西部的发展贡献力量。

3. 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当前，经济体制已不能满足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需要，所以要适当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应加大改革力度，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的作用。为了推动经济的全面发展，公有制、非公有制经济都要积极的发挥作用。产业结构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中西部要调整产业结构，解决产业结构不平衡问题，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在全球化背景下，要发展与新型工业化相符合的产业，发展资本与技术密集的新兴产业，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领域，大力吸收外商直接投资。

4. 加大经济政策扶持

经济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政策的倾斜会给区域带来发展机遇。政府部门要从宏观的角度调节收入分配，吸取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结合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及人口数量等来确定政策扶持力度。近年来，国家意识到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大了对西部地区的政策扶持，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缩小了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经济差距。但中西部内部的各个地区也存在差异，要区别对待中西部地区里的不同地区，用特殊经济政策扶持经济最不发达地区，最终推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5. 加强区域政府协作

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需要地方政府的合作，主要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协作，不同区域间政府的协作等。国外发达国家如美国规定地方政府要援助经济开发区的项目，并要求地方政府承担管理者的职能，这样能促进援助资金的高效利用。我国政府也要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加强协作，推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6. 继续推进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凭借独特的地理优势，成为国家对外贸易中心。为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应加大内陆对外开放的力度，建设国际陆港，打开中西部地区通向世界的大门，这也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崛起的保障。国际陆港是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我国内陆中心城市为了发展对外经济开始建设国际陆港，这缺乏科学的规划，带来资源浪费的后果，因此应科学规划陆港建设，使之满足贸易发展的需要，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做贡献。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带来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是多样的，因此分析原因提出相应的对策是消除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关键。当然要改变区域经济发展失衡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随着对中西部地区扶持力度的加大，中西部地区的经济面貌得到了改变，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必会逐步得到解决。（作者单位：厦门大学）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