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价值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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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C4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7）01-0017-07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一个传统性消解、现代性生成的过程，其间伴随着新旧交替、传统与现代并存、中西文化交融和各种价值观碰撞，进而产生出新价值观的过程。在这一价值背景下，有可能会导致价值生态失衡，引发信仰危机和价值理想失落，进而造成社会道德的紊乱与失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有鲜明的社会价值导向，以此引领和保证全体人民有共同的道德遵循，整个社会有稳定的内在秩序。”因此，需要通过社会道德治理将社会的正价值取向融入其中，以便营造出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和谐善治的社会氛围。

一、当代中国社会道德治理的价值困境

党的十报告明确要求“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和平、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而良好的社会心态需要有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念来支撑。当代中国社会道德治理就是将社会主流价值观念渗透到社会治理实践活动中去，以实现治理过程的价值取向正确和对社会上各种价值观的引导，从而塑造出积极的社会价值观念形态，促进风清气正的和谐社会的形成。但是，伴随着全球化浪潮和中国现代化的深入发展，社会价值的多元化、价值理性的边缘化、精神世界的对象化等转型时期的价值现象，共同勾勒出当代中国社会道德治理的价值困境。

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是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显著特征。当代中国不再是单一价值观统摄一切的社会，多元价值观共同作用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是经济全球化和国内外深度交流的客观结果，在当代中国就主要存在着社会主义价值观、儒家传统价值观、西方价值观等类型。这些价值观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既相互冲突，又相互包含和促进。然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会对核心价值观形成挑战，使人们容易陷入价值选择的迷茫和混乱当中。近年来，西方价值观及其生活方式以互联网、新兴自媒体等途径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冲击着我国的传统价值观和主流价值观。与此同时，随着传统价值系统的消解，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价值系统尚未获得广泛的认同，造成了转型时期的价值乱象、道德虚无和理想信仰的缺失。如何保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取向的主流地位就成为社会道德治理的应有之意。

价值理性的边缘化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比较突出的价值现象。市场价值观念的泛滥，会造成以工具理性为内核，以利益为驱动的社会道德评价体系成为经济社会中比较强势的价值取向，其缺点是忽略了社会行为的道德良心和人们的公共善良意愿，专注于功能效用。工具理性契合了“经济人”的行榉绞剑逐渐突破了与价值理性的伦理和谐，将价值理性边缘化，导致道德实利化、庸俗化、虚无化，严重阻滞了社会公共道德和市场伦理机制的健康发展，消解了人们的公共善良意志。市场经济把个人从传统道德规范下的“道德人”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强化了个体的主体地位，有利于主体意识的觉醒。但是，当这种主体意识和主体地位与市场经济的逐利性和个人的经济冲动结合起来，视个人利益为首要价值目标时，就很容易脱离“社会性”的约束，滋生出自我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产生对社会和国家冷漠的观念。这反而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

精神世界的对象化是当代中国社会物质主义盛行的根源。由于市场经济的两面性，即“市场经济把人从过去的人身依附状态中解放出来，这是生产力的极大解放：但这种独立性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因而容易诱发人对物的崇拜，导致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市场经济遵循的‘价值规律’，保证了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平等地位：但容易导致人的社会生活的‘市场化’，从而使人在物的交易中也成为‘物’”。因而，市场经济的发展会刺激工具理性的膨胀和科技主义的泛滥，一方面解放了个人自由，凸显了人独立发展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人的工具化、物化，人们的行为和精神执着于外在物而非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物化主要表现为物质本位的价值取向，具体表现为人们的行为在日常生活领域里的休闲娱乐的感性化和非理性化使得寻求感官刺激的社会丑恶现象频发：在消费生活领域的炫耀性消费、挥霍性消费、攀比性消费和品牌崇拜等造成拜金主义现象时常引起社会热议。此外，在工具理性膨胀、价值理性边缘化的价值背景下，人们在追求效率和重视功用的过程中，其精神世界也逐步异化，躲避崇高、极端自私、社会凝聚力弱化等精神危机现象频现。人们不断地将自己的精神本性对象化到物质世界中，导致人们被现实生活所绑架，从而在自我本性的追问中迷失，产生对自身存在意义的焦虑。

当代中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当下中国社会尚难以从“对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相对独立性”阶段超脱出来。在社会价值的多元化取向、价值理性的边缘化、精神世界的对象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人们的道德观念和价值理性弱化，人为物所奴役、对物质利益崇拜等价值观因素将在较长时期内在人们的价值观世界里占据着一定地位。社会道德治理旨在帮助人们找回与生命品质相符的核心价值，以提升人们的精神质量、满足人的价值需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任务。要破除价值困境，社会道德治理需从社会的公共生活和经济生活入手，促使人性最充分地展开，引导人们从“工具人”“经济人”向“公共人”“和谐人”转化，树立起正确的价值取向。

二、当代中国社会道德治理的正确价值取向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善的社会的当代形态。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当代中国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观。社会道德治理要围绕着核心价值观来塑造善的社会氛围和实现“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发展”的道德治理目的，在社会道德治理的过程中必须明确中国特色的价值形态。当代中国正经历由传统社会式的家国同构的一元社会结构，转型为现代社会式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民主政治为纽带、公民社会为基础的三元社会结构，价值取向多元化成为必然。公共道德、市场伦理、社会权力道德在各自社会领域就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

（一）社会公共道德的价值取向

社会公德治理是道德治理的基础工程，它关系到公民素质和社会文明水平的高低。公德是培养高尚道德情操的起点，民众的公德面貌反映了整个国家的道德文明程度。社会公德是人人必须遵守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它是“千百年来人们就知道的，千百年来在一切处世格言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社会公德作为公共行为准则，是衡量人在公共领域善恶的基本标尺。只有人人遵守公德，才能形成正常定的公共生活秩序。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公德的基本内容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形成、丰富和发展的。

社会公德内容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建国初期，“五爱”即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国民公德，一直是社会公德的基本内容。这与计划经济时代百废待兴的基本国情是相适应的。基于国家视角提供社会公德规范，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公德风貌，具有强烈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社会主义信念深入人心。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社会伦理转型，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道德体系成为当务之急，社会公德的价值视角也就逐步从阶级国家向公民社会转型。至此“五爱”转型成为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新的社会公德内容从社会生活层面出发，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明确将社会公德内容概括为：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新的社会公德内容鼓励人们成为一个好公民，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具有鲜明的和谐价值取向。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公共生活领域不断扩大，社会公德内容的不断调整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将成为常态。社会公德的价值取向也会顺应时代潮流及时更新，为人们提供公共的价值需求。

（二）市场经济伦理的价值取向

我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最明显的表征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本质决定了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实现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我国社会制度的内在要求，这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不同于西方或原始的市场经济价值取向，而是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导向。

原始的市场经济价值观包括自由竞争、平等互利、公平信用、诚实守法等价值取向。这些价值取向在求利动机前提下带有明显的工具性和技术性，被窄化为中性意义上的价值取向。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的社会性质取决于与它所结合的具体社会制度。市场经济主体以获取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具有利己性、谋利性的一面；另外，市场经济主体谋利必须为他人而生产，又具有利他性、服务性的一面。因此，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包含了个人利益与社会服务两个方面。这样中性的市场经济价值观及其二重性，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融合提供了可能。但是，市场经济价值观仅局限于市场领域的工具理性层面，具有促进道德进步和阻滞人的价值发展的两种可能性。尤其是当市场经济价值观蔓延到市场以外的其他社会生活领域时，更容易诱发消极价值观，突出地表现为极端利己主义、消费主义和拜物教等不良价值取向，给道德治理带来了巨大难题。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市场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观是对市场经济价值观的扬弃，更加彰显人自身价值的全面提升。

人民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是集体主义原则在市场经济领域的反映，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的核心价值取向。它把个人正当利益与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结合起来“合理的个人利益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原则是人民功利主义的核心内容”，抑制了市场经济价值取向中的极端利己观念和逐利行为，发扬了服务社会、利于人民的价值取向。这样既肯定了个人合理利益的客观性、正当性，又以人民的最大幸福作为个人行为的最高价值准绳，克服了狭隘的个人功利主义，实现了个人正当利益与人民利益至上性的完美统一，避免了西方“经济人”和传统“道德人”的伦理困境，使经济人道德化、道德人经济化，促成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和谐统一，为人们得以自由全面地发展提供了价值路径。

“三个有利于”是人民功利主义的具体价值标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三个有利于”是检验一切经济行为的价值标准。不同于传统道义论只重动机而轻效果，也不同于西方功利主义只重效果而轻动机的评价标准“三个有利于”是在综合考虑动机与效果的前提下，突出了效果的重要意义。为人民谋发展，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是“三个有利于”的人民功利主义取向的深刻内涵。总之，只要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都是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取向的。

（三）社会权力道德的价值取向

“公民社会权力是指在社会关系中，民间组织和各种诸个人集合以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力。”与国家权力的政府主体不同，社会权力的主体是各种民间组织以及各种个人集合体，其既具有公共性也含有私有的成分。社会权力有组织与群体、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正义性的组织型社会权力是为了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而根据共同的价值理念所形成的社会正能量。群体型社会权力是为了某一共同目的而临时聚众形成的群体性力量，其价值取向具有不确定性。非正义性的组织型社会权力是为了贪婪的私欲或错误的正义观念而形成的社会恶势力，如恐怖势力、黑社会势力等，具有相当大的危险性。社会权力的双重属性，需要我们客观辩证地对待，不能因噎废食。加强对正义性、组织型社会权力的培养，对群体性社会权力的规范，对非正义性社会权力的遏止，才是现代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事实上，由于特殊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社会权力在我国的存在与发展并不乐观。古代中国，君主专制、王权至上、人民无权，国家权力绝对支配着社会权力，社会权力附庸于国家。近代中国，国家权力欠缺合法性基础并一直受到外部挑战，无暇或无能顾及社会权力的兴起，使其成为国家权力的对抗性力量。现代中国建立在人民广泛同意的正当性基础上，人民掌握国家权力，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人民成为国家组建的各种组织中的一员，沦为“单位人”，社会权力完全被国家权力所涵盖，基本上只是国家权力的社会延伸。因此，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权力从未起到保护公民权利、监督国家权力的积极作用，与国家权力的关系长期处于附庸或对立的状态，未能形成良性互动的共治局面。

由于社会权力本身的双重性和受历史传统的惯性影响，改革开放后，我国对社会权力的接纳也经历了一个从控制到引导再到全面认可的过程。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提出“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随着市场经济、民主法治、文化多元的和谐社会的逐步形成，社会权力的发展迎来了春天。在全面推M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当下，民间组织作为社会权力的主体得以成为治理结构中的中间环节，成为国家与公民沟通的纽带，为国家、社会、公民的合作共治提供了条件。

当代中国民间组织参与到道德治理的过程之中，需要树立正确的社会权力道德的价值取向，才能够发挥强大的道德整合功能。“民间组织道德整合所体现出的公共精神和志愿精神对其他社会成员来说具有强烈的道德示范作用”，而且“推进人道与公正、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政府善治、增强社会核心竞争力是民间组织开展志愿服务的伦理价值诉求”，必须重视民间组织的道德治理价值。经过多年的发展，民间组织已步入正轨，救助弱势群体、保护生态环境、培育公民道德、推动民主政治发展、创造社会资本等，各个方面的积极作用全面推进。由此可以看出，民间组织在行使社会权力的过程当中始终坚持着正当性、合法性、公益性的价值取向。

社会权力道德的正当性价值取向就是要求社会权力必须维护和实现公民权利，推进人民的善治理想。善治是民主政治的发展目标，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建立国家与社会、公民的新型合作关系，使国家权力社会化，实现还政于民的治理过程。公民自愿合作、认同政府权威是善治的现实基础。“善治有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有效、参与、稳定、廉洁、公正等十个基本要素。”民间组织既监督国家权力的有效实施，又推动政府治理转型，参与民主政治进程，为民请愿，催化政府形成和实现善治的各项要素，维护公民权利，制约权力扩张，扩大公民参与和培育公民美德，把正义性的价值取向贯穿至社会权力运行活动的全过程之中。

社会权力道德的合法性价值取向意味着民间组织的活动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推动良法的制定。良法是经过正当程序形成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法规。民间组织往往能够代表一定范围内的群众意志，为了在法律制定和政治决策中体现群众意见，社会权力的积极参与可以保证社会公意的进入从而做出良好的决策。在中国当下，法律法规是民主产生并旨在保护公民权利的，体现了人民意志，社会权力必须严格遵守和执行。因此，社会权力的目的、手段、程序等都必须合法，这是社会权力应有的德性内涵。

社会权力道德的公益性价值取向要求民间组织必须有利于公共利益，保护公共利益不受权力威胁、不被私利侵吞。民间组织具有相对独立自治的特性，但并不是在价值取向上可以毫无规制。尤其是正义性的组织型社会权力应该以倡导和实现人道与公正、提升公民素养、增强社会竞争力为基本价值取向，从而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构建和谐的伦理秩序。在社会公益领域，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时而出现失灵的尴尬，政府以强制求公益而缺乏自觉自愿性、市场以私益激励产生客观公益而易被私利异化，都有造成公益的低质低效的风险。相反，秉持公益价值取向的民间组织具有去私存公、取私为公的公益特性，能够高扬自主自助的志愿精神，提高社会公益的服务效率和质量。民间组织运转的基础应是共同的价值观和理想信念，而不是权力或私利的驱动。在公益实践中，民间组织通过践行公益价值观，不断创造出社会信任、公民合作、优良的社会关系等社会道德资源，提高了公民的公共参与意识和社会诚信水平，增强了社会自治的核心能力。

三、社会道德治理的价值实施路径

党的十提出和强调“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共识”，“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的战略任务。这就为社会道德治理的价值目标指明了方向。社会道德治理通过调节道德评价、整顿价值规范、治理道德失范等途径以实现善治的和谐社会。但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全面推进，利益格局多元化、价值取向多样化“西潮”冲击、价值中立主义、道德虚无主义等都挑战着社会道德治理的价值实施。社会道德治理必须营造善良社会环境、引导市场伦理、发挥社会权力德性，才是引导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的有效途径。

（一）营造善良社会环境，引领社会公德发展

“如同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社会领域、生态领域需要良好的治理一样，一个社会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道德人心领域也需要良好的治理，这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当代中国社会道德治理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核心价值取向，引领着社会道德的发展，促进善良的社会环境的形成。但是，由于受传统落后思想的束缚、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以及道德治理乏力等诸多不利因素影响，我国的社会道德治理仍要面临着许多问题，如道德信念淡化、社会诚信丧失、道德冷漠、人们内心秩序紊乱等等。因此，需要多措并举地营造出善良的社会环境，引领社会公德良性发展。

古代中国的社会道德治理主要以舆论、内省和习惯等为评价方式，通过树立各种名教观念，借助各种赏罚利诱手段，从而实现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统治。这种社会道德治理方式造就出了臣民意识，对中国影响深远，使得臣民意识至今仍根深蒂固地存于“庶人”的头脑之中，制约着社会主义道德主体的健康发展。即便是当代中国的社会道德治理也存在脱离实际的现象，如惯于自上而下的舆论宣传和空洞说教、注重推崇理想道德、强调义务本位等，大大削弱了社会道德治理的实效。因此，应该扬弃传统社会道德治理观念，在尊重个人的基本权利基础上，把整体本位道德原则与个体取向道德原则相融合，探索出适应现代中国社会的新型道德治理路径。

我们要融合传统道德与现代道德的发展，多维度地治理社会道德问题，关注道德主体间的利益均衡，建立健全规避道德风险尤其是道德突出问题领域的法律法规，以形成道德体系的法律支持；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明确善恶观念的道德正反教育，做到知行合一；改良传统的风俗习惯，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营造出公序良俗环境；充分发挥政府的道德职能，构建道德秩序，缓解道德危机，推进道德变革，健全道德赏罚奖惩机制。总之，社会道德治理要引导全体社会成员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确立客观公正的道德评价标准。

（二）规范市场伦理机制，践行人民功利主义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最根本上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变化。这种变化相应地伴随着社会利益结构多元化，个人利益得到前所未有的承认和一定程度上的鼓励，进而触动了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由此，在经济伦理领域出现了“爬坡论”“滑坡论”“道德代价论”等争论。不可否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引起了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出现了诸如更加重视个人而忽视他人、利益超越道德成为人的行为动机、传统美德淡化、有偿服务代替无私奉献、实现经济利益成为幸福和成功的重要尺度等现象。由于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伦理道德体系尚未完全建立，人们的道德判断往往依据传统的价值标准，从而出现普遍的道德忧虑。经济发展不是道德退步的原因，也不是应付出的道德代价。利益结构的调整引发了新旧道德的冲突，表现为经济道德的危机。道德变迁是由旧有价值观念向新塑价值观念转型的过程，要分清新旧道德两种不同的道德危机。只要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道德观念就是合理的新道德。加速旧道德的转型，消除新道德危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道德体系是市场道德治理的基本价值目标。

市场道德规范与其他社会道德规范的价值取向是不同的，它们不能相互评判或侵入他方领域，否则就会出现严重的道德失范现象。交换化、金钱化的泛市场行为进入社会生活就会导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极端扭曲的价值取向出现。党的十报告指出要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就是针对泛市场行为的道德治理。积极引导市场伦理机制建设，纠正不端道德行为，倡导践行人民功利主义是集体主义价值原则在市场经济领域的客观反映。

市场伦理机制建设必须按照利群、互利、利他的人民功利主义的市场道德原则进行。利群原则就是指经济发展要有利于全体人民，维护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这就要求经济发展做到效益结合速度、效率兼顾公平、局部和目前服从整体与长远，所有经济决策和市场规范行为都要基于此才具有伦理合法性。互利是对市场伦理运行机制的要求，通过正当手段使个人利益与他人或社会利益得到共同增进，在必要时放弃个人利益以图社会利益的发展。互利是低层次的集体主义，不同于大公无私的高层次集体主义，互利是兼顾集体与个人利益。利他是对市场交往伦理机制的规范，表现为无私奉献和先公后私两个层次。为了最大限度地增进全体成员利益而做出必要的牺牲，是人民功利主义利他精神的价值体现。将人民功利主义的价值原则契合到市场伦理机制的建设当中，是治理经济道德危机的根本之策。

（三）合理发展民间组织，发挥道德治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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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10C-0167-02

体育舞蹈与其说是一种体育运动，不如说是一种休闲方式，通过体育舞蹈的训练和展示，能够给参与者带来健康的美丽，既能达到锻炼身体的良好目的，同时也能够有效地塑造参与者良好的体型，养成一种快乐积极的生活方式。体育舞蹈在我国流行的时间不长，但其存在的价值却已然被日益放大，并逐步成为一种健康流行的休闲养生运动。

一、体育舞蹈的社会价值

（一）体育舞蹈能够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

体育舞蹈是一种健康的舞蹈，是一种快乐的体育运动，它将体育锻炼和舞蹈充分结合在一起，寓训练于乐趣，能够有效地减少参与者对体育运动的繁重性、重复性的心理负担，使得训练者以一种快乐的心态参与到体育舞蹈的学习和训练中。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体育舞蹈的价值所在。在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不断转型的今天，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生活水平高了，挣的钱多了，人们的亚健康状态却日益严重。这种以乐趣为基准，以锻炼为目的的体育舞蹈，成为当下人们的喜好，也逐步成为了一种流行的生活方式。此外，体育舞蹈本身还是一种团队型的体育项目，在体育舞蹈的训练过程中，参与者还可以结交到朋友和知己，一起分享信息，交流知识，探讨文化，扩大交友圈，让生活快乐充实起来，让生活充满健康和趣味。

（二）体育舞蹈能够充分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

体育舞蹈本身属于一种休闲性的运动，它不像跑步、球类那样激烈，但它同样可以达到良好的强身健体的目的。参与者在训练体育舞蹈的过程中，基本无需考虑身体因素，也无需考量体育舞蹈的运动量对自身的影响。因为体育舞蹈的节奏是变化的，是可以选择的，任何参与者都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需求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体育舞蹈项目，这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参与群体，也降低了参与门槛。在体育舞蹈的训练过程中，参与者可以很好地锻炼身体，锻炼肢体，还能够有效缓解某些疾病的发作，养成一种快乐的心态，来面对复杂多变的生活。同时在体育舞蹈的训练过程中，由于该项目本质上属于运动项目，所以还可以有效地矫正人体的某种不良习惯，使人们养成健康的正确的走路姿态、身体姿势。此外，体育舞蹈还属于舞蹈的范畴，在体育舞蹈的训练中，还能够训练人们肢体动作的协调性和平衡性，有效达到舒筋活络的目的。

（三）体育舞蹈扩展了人们体育运动的空间

现代人忙碌的节奏、激烈的竞争态势等都使得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专业的健身房，甚至去大型的操场参与体育运动。但体育舞蹈本身属于一种随时可以训练的项目，人们可以在办公室的休息场所，可以在家里的客厅参与体育舞蹈。与广场舞相比，体育舞蹈有着科学的依据，在训练的过程中，能够充分依据人体的生理机能和相关规律，使得人们在参与体育舞蹈的过程中，以科学正确的方式来参与体育训练。此外，体育舞蹈动作以人体肌肉活动特有的运动形式产生负荷，刺激内脏器官，改善人体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的机能状态，增强人体肌肉力量和关节灵活性。可见，体育舞蹈本身属于一种健康科学的体育项目，能够有效地优化人体的生理机能，这也是体育舞蹈日益得到推广的重要基础。

（四）体育舞蹈还兼具艺术性和美感

在人们的传统印象中，体育锻炼、体育训练往往与大汗淋漓的场面，与身体机能扭伤等联系在一起，一些年轻的女士往往抗拒参与体育训练。但体育舞蹈则不同，体育舞蹈将体育训练、趣味性、美感度、艺术性有机融合在一起，体育舞蹈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运动，更是一项舞蹈。体育舞蹈在训练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美妙的音乐，舒缓的节奏，统一的着装，不仅仅需要个体动作的优美和熟练，还需要整体动作的整齐划一，这些都让体育舞蹈充满了动态的美感。个人进行体育舞蹈的训练，本身就属于一项艺术品，更何况团队运动，若干名动作熟练的体育舞蹈人员在广场上，跟随音乐，尽情地展示自己的动作和形态，能够使得观众获得完美的心理感受和心理体验，同时也能够愉悦参与者的心态，使他们更加愿意参与到体育舞蹈的训练和学习中来。可见，体育舞蹈既是一种充满美感的运动项目，同时也能够让参与者在训练中达到良好的自我满足和自我愉悦，使他们永葆激情，永葆活力。

二、体育舞蹈社会化推广的主要措施

（一）提升体育舞蹈的社会地位，将其纳入教学规划

体育舞蹈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为了有效地扩大参与体育舞蹈的人群，为了提升人们对体育舞蹈的认识，关键在于提升体育舞蹈的社会地位。体育舞蹈的社会地位直接决定了体育舞蹈的分量和认可程度，因此有必要将体育舞蹈纳入教学体系，并将其列入教学项目确定下来。在当前高校体育教学的过程中，虽然体育项目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和创新，但占较多分量的仍为传统体育项目，如球类运动、田径类项目等。一些时尚性的体育运动往往以选修课的形式存在，学校不重视，教师不重视，学生更不重视。将体育舞蹈列入教学计划，将体育舞蹈以课程形式予以确定下来，能够引导人们关注体育舞蹈。体育舞蹈是一项轻松愉悦的体育项目，将体育舞蹈确立为一门课程，还有助于学生养成终身体育的良好思想，促使学生在校期间，在工作间隙，随时进行体育训练。高校体育部门应该将体育舞蹈以必修课或选修课的形式确立下来，在高校中形成良好的体育舞蹈学习氛围，同时高校还应该着重提升和培养体育教师对体育舞蹈的重视程度，努力提升体育教师的专业素养，只有体育教师热爱体育舞蹈，才能在实践中逐步深化体育舞蹈的教学工作，才能综合性地提升体育舞蹈的教学地位，才能有效地培养学生对体育舞蹈的热爱。

（二）加强舆论引导，逐步提升社会对体育舞蹈的认可程度

体育舞蹈虽然具有较大的社会价值，但由于体育舞蹈在我国的发展薄弱，仍然有不少人将其与广场舞杂糅在一起，认为体育舞蹈应该属于老年人的舞蹈，不适合年轻人的品位。甚至不少人认为参与体育舞蹈的学习或者训练，会降低自身的身价。显然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但这些错误的观点仍大行其道。鉴于此，为有效地推广体育舞蹈，为有效地提升人们对体育舞蹈的认可程度，应该加强宣传力度，有效减少人们对体育舞蹈的误解。首先，社会媒体应该充当强有力的舆论引导者，通过专题报道、大篇幅报道来呼吁社会大众积极参与到体育舞蹈的训练和学习中来。其次，体育舞蹈的获益者应该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以自己为宣传排头兵，通过口口相传，通过口碑效应来提升社会对体育舞蹈的认可程度。此外，社会体育部门还应该运用行政职权，通过组织体育舞蹈比赛，通过为体育舞蹈提供场所、资金、技术的扶持来提升体育舞蹈的社会地位。最后，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门的企业，应该积极投身到体育舞蹈的推广和扶持工作中来，通过投入资金来赞助体育舞蹈比赛，通过奖励体育舞蹈明星来引发社会对体育舞蹈的重视和认可。因此，在体育舞蹈的推广宣传中，需要社会大众的参与，需要广泛的社会支持，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提升体育舞蹈的社会价值，才能让社会大众都参与到这项健康、快乐的体育训练中来。

（三）加强体育舞蹈组织教学的创新

体育舞蹈的社会价值是重大的，在体育舞蹈的开展过程中，首先应该强化体育舞蹈的教学组织形式创新和改革。在很多高校中，体育舞蹈的组织方式往往是通过选修课的形式存在，由于广大学生对体育舞蹈存在误解和误读，这使得他们在选择课程时，往往不会轻易选择体育舞蹈课程，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学生对体育舞蹈的参与性。鉴于此，在高校体育舞蹈的教学工作中，应该着力提升体育舞蹈的教学地位，将体育舞蹈作为必修课，这样一方面可以有效地减少学校在其他体育项目中的投入力度，同时还可以有效地将舞蹈课程等融合起来，实现教学资源的优化和整合。同时体育舞蹈作为一项新兴的运动，如果想要快速地提升体育舞蹈的教学地位，吸引广大学生积极参与体育舞蹈的学习和训练，还应该以俱乐部的形式来组织教学，通过俱乐部的形式可以将体育舞蹈独立出来。学校体育部门应该积极学习校外健身机构的俱乐部组织模式，探索符合学生实际情况，符合学生实际能力的俱乐部教学模式。通过会员制，一对一的辅导来吸引学生参与体育舞蹈的学习和训练。此外，体育舞蹈更应该形成一种社会化的风气，政府体育部门应该在政策上鼓励社会化俱乐部的存在和发展，以俱乐部的形式来对社会群体进行体育舞蹈的教学工作，此举既可以提升体育舞蹈的社会地位，也能够让人们充分感知到体育舞蹈的时尚与健身作用。

（四）着力培养和塑造专业技能高的社会指导员

在体育舞蹈的社会推广过程中，社会指导员的作用是立竿见影的，通过社会指导员可以实现以点带面的作用。通过社会指导员，可以实现“一对一”，甚至是“一对多”的辅导，进而确保人们充分掌握体育舞蹈的技能，实现体育舞蹈的大力推广。高等体育院校作为体育舞蹈指导员的训练基地，应该加强指导员的技能培养和知识传授能力的培养，可以说体育舞蹈社会指导员既是体育舞蹈的专业学习者，也是一个社交高手。因此，高等体育院校在培养体育舞蹈社会指导员的过程中，应该注重培养其综合素养，既要加强体育舞蹈技能的考核与筛选把关，同时还应该加强其思想道德水平和素质、社交能力等综合能力的考核。

体育舞蹈是一项兼具艺术、训练的健康的休闲运动方式，既能够帮助人们养成科学的生活方式，同时还能够有效训练人们的身体机能和心理状态。在体育舞蹈的社会推广中，应该鼓励和引导社会大众积极参与，多措并举推动体育舞蹈的广泛传播和扩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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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利双收的泊来概念

所谓的公益创业就是社会组织（企业、非盈利组织等）在经营过程中，兼顾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用商业方法解决社会问题的创新创业过程。

公益创业源于欧美发达国家，早在19世纪80年代，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家就已经开始了创业培训，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近年来，随着国内公益事业的大步前进，不少公益人士开始创新和开拓新型公益运作，很多企业和年轻人借鉴国外的公益创业模式，在中国本土进行复制。

随着公民道德建设口号的提出，已经有越来越多从温饱中走出来的人期望参与公益慈善，去实现个人、组织的社会责任，去满足在其他领域得不到的心灵慰藉。公益，正在逐渐成为一种时尚。另外一方面，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冷漠，急需通过公益来树立健全的人格，这不仅与社会提倡的建立和谐社会相吻合，而且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需要。

《经济》记者近年来关注大学生创新创业热点，并发现，如今大学生创业成功率大约只占2%-3%，其主要原因在于创办的小企业面临剧烈竞争，想要在大浪淘沙的市场环境中站稳脚，十分困难。“相反，公益创业既能创造社会价值，提供公共产品，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开传统市场中的企业竞争。”业内专家程宇表示。

公益业创新模式对于积极参与公益事业的企业来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好机会。程宇告诉记者，过去的社会公益慈善企业并不少，但面临模式单一、社会效益体现不明显的瓶颈问题。一方面企业本身不了解公益事务的运作，另一方面政府的基金会效率不够，资金透明度不高，两项矛盾阻碍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发展。

然而目前企业选择投资公益创业项目，其一方面可以以身作则，辅助后起的创业者学习如何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也可在公益创业中结识更多新鲜的社会资源，为企业进一步发展提供良好借鉴。

无独有偶，天津光厦慈善基金会会长武成也表示，公益创业或能破解公益组织发展中的瓶颈问题。“公益组织一味强调无偿性，导致造血功能不强，且缺乏运作经费可持续发展。但以公益创新模式的社会公益创业，通过商业运作带来一定的盈利，来维持必要的经营开支，可让公益组织或机构不断发展、壮大。”

另外，公益创新模式又为有梦想的创业者增加了一份创业可能。据记者了解，在国外，公益创业的全职就业率已经占到了社会的7%-8%，而目前中国只有0.1%。虽然占比少，但也同样显现了公益创业未来在中国可发展的空间。

“未来10年乃至20年，中国社会最需要的是公益创业家。公益创业对刚创业的企业和年轻人不仅是全新的选择，更代表公益事业新的发展前景。”滴水恩公益创业发展中心主任刘玄奇曾经公开表示。

政府扶持、人才培养有待提高

王凯是一位视障者，他创办的某科技公司致力于“让手机说话”，解决盲人无法通过触屏打电话的问题。但王凯曾向记者坦言，2015年，去除所有的日常开支，公司一年盈利还不到1万元。“面对一年数百万元的支出，怎么去盘活资金迎接明年的挑战对我来说是特别大的压力。”王凯说，“但我多支撑一年，就能够解决3-5万盲人的问题。如果我多支撑5年，说不定就能够再多解决100万盲人的同类问题。”

的确，据记者了解，目前我国的公益创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其发展面临着一些巨大的挑战。一是公益创业初期的正当性问题。在原有思维的影响下，公益创业发展难免要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质疑，面临社会成员的心理认同和价值认同危机，这种正当性困境对公益创业的发展带来了难以避免的阻碍。并且，我国部分公益创业组织微小，创业主体弱势，市场运作效率低。据《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影响力投资发展报告》显示，在接受调查的公益创业组织中，43%的项目虽然已经启动，但尚未注册法人，启动资金规模也都10万元以下。二是公益创业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政策和法规支持，但目前公益创业在法律方面的构架并不乐观，国家法律和政策对公益组织设立相当严格，但却没有一部独立的法律法规来支持公益创业的发展。

那么，“公益创业作为新生事物，能够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还需公众、社会、政府三方的协同。”武成认为。

另外，湖南大学中国公益创业研究院中心主任汪忠曾表示，中国目前正处在公益创业的“黄金期”，既有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需求，又有充足的社会资金和创业市场，可以说前景光明。但同时，公益创业也面临专业人才匮乏的窘境。

的确，记者在翻看近几年关于公益创业发展的报告，也发现了此问题。例如，2010年12月，南都公益基金会的《中国公益人才发展及需求调研报告》指出，目前中国公益慈善组织普遍反映专业人才匮乏，从业人员缺乏公益领域的能力、经验和专业知识，同时也缺乏吸引优秀专业人才的机制，因而严重制约了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2014年中国公益人才发展现状及需求调研报告》显示，50%的公益组织的专职人员在3人以下，其中还有10%并没有专职人员……

公益创业要精准到位

毋庸置疑，最好的公益创业方式就是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行，创建出符合现代化商业运行规律的企业，从而将公益变为一种能自我驱动、可持续的机制。那么如何促进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驾齐驱？

程宇认为，公益创业是时代的召唤，其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三者协调发展。“就像一把椅子，要所有腿同时着地才能平衡稳固，能量才能够爆发出来。”

他建议，首先民政部门和相关企业可以设立大学生公益创投基金，为优质的公益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优先采用他们的公共服务产品，使得服务更有针对性和贴近性。

其次，对属于公益创业的社团和营利组织，政府相关登记部门和金融财税部门应在手续、贷款及税收等方面予以扶持和鼓励。

篇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结合起来，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

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分配制度原理

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经济运行中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并存，与之相适应收入分配采取按劳分配为主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多种分配制度。

(1)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是由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多样性决定的：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和公有制经济的相互结合，决定了在公有制经济中只能采取按劳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另一方面’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并存，共同参与创造财富，要求按生产要素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就是指各种要素都应根据其在再生产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的大小来参与收益分配，获得相应的报酬。基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只有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收入分配制度，才是现阶段唯一公平的分配方式，这种分配方式在形式上是平等的，因而也是公平的。在公有制经济中，由于国家和集体是除了劳动以外的一切生产要素唯一的所有者，因此全体社会成员只能是劳动者而不能是其他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实行按劳分配，即按付出劳动量的多少来决定应该获得的收入的数量。但是这种分配方式也存在不平等的一面，由于人的天赋、能力、所承担的责任和风险、担任的工作的难易程度都是不一样的，对社会、生产做出的贡献也是不一样的，如果采用同一种分配方式同等的对待必然产生新的不平等。

(2)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是由各种生产要素在财富的创造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决定的。马克思曾经在《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等文献中多次指出劳动并非一切财富的唯一源泉。现实的常识告诉我们仅仅有劳动者而没有资本、土地等其他生产要素的参与，是不可能创造价值和财富的，在生产过程中三者缺一不可。对此马克思曾经论述到：“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原材料。”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知识、技术、信息和管理才能等过去不被重视的要素在现代的生产和经营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他们也要求参与分配。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由于“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所以应该允许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参与分配，这样有利于生产要素向更有效的领域流动，有利于技术进步的加快，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二、社会主义经济中劳动价值的认识

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人力资本创造的价值也越来越多，现代生产中体力劳动所占比重不断降低、劳动复杂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不少学者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产生了怀疑。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该如何看待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不重视脑力劳动，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劳动指的就是体力劳动。因而在知识经济到来的时候他们提出：商品中所含的体力劳动的成分越来越少了，因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不再适用了，商品价值应该从由劳动和劳动时间决定变为由“知识含量”决定、由知识来计量。事实上，马克思从来就没有忽略过脑力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清楚地论述到：“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总和”，也就是说，无论是生产何种商品，都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生产的，只不过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所占的比例不同罢了。由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体力劳动居于主体地位的时代．

三、当今科学技术工作和经营管理工作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

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效率的提高，这不仅仅是生产工人的劳动支出的增加，更多的是包括了科技工作者和经营管理者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所付出的大量的复杂的脑力劳动。由于企业经营者的经营管理才能是企业能否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能否大大加强的重要因素。这就要求我们对科学技术工作者企业经营者的经营管理劳动做出全面的评价，提出相应的激励措施。科技工作者作为生产性劳动者，他们自身的劳动创造价值。新晨

篇5

家庭基本支出是指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出于生存的必需支出主要有吃、穿、用、住、行等，其所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便是家庭基本支出比例。从家庭可支配收入中扣除家庭基本支出后的剩余部分是家庭消费剩余，是可用于投资的资金。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家庭消费剩余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有限，家庭的消费剩余一般不用于进行投资，只能通过储蓄对经济社会发展起间接作用。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家庭消费剩余可直接用于投资，对经济社会发展效应很明显，尤其是消费剩余作为民间投资的资金来源，对于民间投资的发展起着基础性作用，对经济社会发展有很大影响。

家庭投资的多寡取决于基本支出占总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减少基本支出部分，就可以增大投资所占份额。我国由于基本支出中某些项目开支过大，致使家庭收入中进入投资领域的份额很小，虽然基本支出类资金中有很大一部分虽以储蓄的形式存在，但它并不能算作投资资金，因为这部分收入已经预算到基本支出项目上了。

当前，在我国有相当一部分家庭，由于基本支出比例过高，基本没有什么消费剩余，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房价虚高。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也无论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其房价均异常走高，房价与收入之比已经超过10倍，有些城市甚至超过15倍，而国际上公认的比较合理的比例是3-6倍。造成房价虚高的主要原因，一是土地价格高。据测算，城市土地费用约占总房价的30%。当前土地价格还在不断上涨，从而使得房价进一步上涨，反过来，房价上涨又使地价上扬，但这种价格上涨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反应，也不是合理市场竞争的真正反映。二个利润率不合理。目前商品房利润率已超过20%，且继续呈上扬趋势。这个利润率不但远远高于我国一般工商业4-6%的利润率，且远远高于国际同业10%的利润率水平。三是财产税赋制度极不合理。目前国内所购的住宅，要把50年(商业用房)至70年(民用住宅)的财产税一次性缴齐。这样的收费办法与逐年缴付的办法在价格上相比，结果差别极大。如果采用逐年缴付的办法，初始房价将会下将30%左右。四是房地产市场不规范，造就了很多“炒房团”，人为地抬高了价格。一些经济学家甚至将这个原因列为房价飙升的首要原因。炒房者把大量资金投入房地产市场，使楼市的需求被虚假放大，造成了楼市旺盛的假象。一方面，很多老百姓买不起房，另一方面又有很多住房空置，但房价却仍在上涨，这正是不规范的房地产市场的表现。

二是子女费用高扬。据中国社会院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显示，子女教育费用在家庭总消费中超过了房价，排在第一位。高扬的子女教育费用对于普通工薪家庭来说，无疑又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如今，无论是初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亦无论是义务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其费用都涨得让人无力应对，教育改革成了收费改革。而教育在我国的需求弹性太小，甚至没有弹性，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在人们的心目中，“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再穷也不能穷教育”的意识根深蒂固，这就意味着子女教育已成为家庭的必须支出项目。许多家庭因为子女教育而返贫、举债，甚至卖血的事例也不鲜见。据甘肃省农业部门2004年的抽样调查显示，在甘肃省新返贫的农民中，出于教育因素而返贫的的数量占返贫总数的50%。教育已成为甘肃农民返贫的第一因素。[i]

三是医疗费用攀升。据卫生部卫生统计中心的资料，近年来，医疗费用，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大大超过了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医疗费用逐步成为生活费用中的大项支出。对于一个不很富裕的家庭成员来说，如果得了相对比较大的病，也许就成了其家庭痛苦的开始，一个很有希望的家庭很可能因此而陷入困境，从此一撅不振。2003年我国城乡居民患病率为14.3%，比1993年增加了0.3%；就诊率却从1993年的17%下降到13.4%，住院率与十年前的3.6%持平。虽然患病的人多了，但看病的人却少了。据统计，近十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患病因经济困难未者的比例接近四成。 二、家庭基本支出比例过高对的

家庭基本支出比例过高的现实，有其正面效应，比如可以增加政府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政府的控制力。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无论是住房，还是医疗，其价格上涨，都相应地刺激了供给，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是从其负面效应来看，其危害性更大，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对民间投资和就业不利。一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繁荣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间投资（不是所谓的股市投机）的程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间投资无论是绝对投资额还是在总投资中的所占比重，都有了较大增长，民间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在不断扩大。近10年来，我国民间投资的年均增长比国有单位投资高出了近10个百分点，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民间投资对全社会投资增量的贡献率，由1998年的26.91％上升到2002年的72.60％，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部分[ii]。可以说，民间投资在发展经济、优化经济结构、吸纳就业、繁荣市场和扩大出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的推动力量。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直接投资的比例将进一步减少，民间投资将会进一步增加。然而近年来，我国民间投资增长放缓，很多行业中的民间投资启动乏力。这其中，有制度、体制、政策等各方面的原因，但这些原因对于民间投资来说，都是外因。这些外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但真正决定民间投资的却是内因，是民间资本本身，民间投资之源。而作为民间投资之源的家庭消费剩余由于基本支出比例过大，家庭在基本支出后所剩无几，对于大部分靠自我筹资的民间投资来说，无疑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从根源上讲，提高民间投资的最根本的途径之一就是确定适度的基本支出比例。如果在一定的收入水平上有合理而适度的基本支出，那么其剩余就是民间资本的重要来源，没有这个来源，任何良好的制度都是空谈。而就是这有限的家庭消费剩余，也没有真正投向实业。

根据对我国中等收入者家庭的调查，其家庭基本支出后的剩余在一定程度上进入投资领域。但其大部分投向是领域而不是实业。在当前金融业不完善，股市与业绩相脱离的情况下，把资金投向股市，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其结果只是利益的再分配而已，并不能使资本真正增殖，且没有创造就业岗位。其原因，一是资本量太少，那些投资需求比较大的行业往往由于资金需求量大而不能进入，而那些入行门槛低的行业，很多都已经由于投资过多，过度竞争，利润微薄，从而使很多小额资金只能投向金融市场；二是制度机制的限制和投融资体系不完善所造成。对于城市中的低收入家庭和大部分家庭，家庭消费剩余几乎没有，谈不上投资与致富。

对于我们这个人口大国，就业难是当前社会最突出的之一。在当前情况下，城镇下岗职工需要就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需要就业，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也需要就业，待就业的人数每年要新增上千万。增加就业岗位的唯一办法就是增大投资，尤其是增加民间投资，投资是创造就业的发动机。数量庞大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其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对于实施减员增效的国有、集体大中型企业来说，不太可能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而他们自身也不太可能自我投资，自我实现就业。所以，这一部分人员的就业必然会依赖民营企业来解决，尤其是要依赖于一些民营的劳动密集性企业来解决。同时，随着民间投资在地理位置上的扩散，也有利于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建设，而这也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和必由之路。可见，民间投资对于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性，也使得作为民间投资之源的家庭消费剩余显示出其重要性。

二是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形成和社会稳定不利，也不利于社会公平。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其分配格局应该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或者说“纺缍形”、“枣核形”，也就是说中等收人者的比重在社会中应占大部分。而目前我国的收人分配格局呈“金字塔”形：上头小，中间少，底部大，而且这个“金字塔”的顶部应当说是很尖的，底部是很宽的，即很富的人很少，很穷的人却很多，处于中间阶层的人也不多。这种分配格局应该说是比较危险的。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一般在60%以上[iii]。要实现这种目标，就要使家庭的收入来源多元化，不仅要有工资收入，也得有投资性收入。但是家庭基本支出太大使得家庭消费剩余不足以进行投资来获得收益，从而不利于这种社会分配格局的形成。

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而目前社会贫富差距不仅大而且有继续增大的趋势，如果不加以调解和控制，最终会对社会稳定造成极大威胁。但是，共同致富不能靠“劫富济贫”来实现，而应该让人民在保持基本生活水平的前提下，有一定的消费剩余用来投资和创业，让人民自我致富。民富则国强，强国的人民大部分都是富人，不是大富也是小富。可是目前，我国很多家庭在基本支出比例如此之高，使得在人民中只有极少数人具有投资能力，大多数人只能去竞争有限的就业岗位，这样一来，很容易导致贫富差距继续拉大，造成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恶性循环。人生本来应追求幸福，可是在实际生活中在天价的住房、高昂的子女教育费用和日日见涨的医疗费用面前，只能在焦虑与煎熬中度过。为了住房，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不断的积蓄，为了子女，只能放弃自己；不经意的一场病，也会让很多家庭一撅不振，从此与致富、幸福无缘而与贫困和不幸相伴。如此下去，贫富差距不可能有缩小之日，社会主义的公平性也不会在现实中得以体现。

三是对消费需求形成不利。消费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国的就业水平，主要表现为收入的函数。当前我国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家庭收入增速不如物价上涨快，尤其是耐用消费品价格的极度上涨超出了一般家庭的支付能力。虽然家庭储蓄存款年年创新高，政府也采取了很多手段刺激消费，但收效甚小。消费需求不足制约着经济的进一步协调发展。增加消费需求的着眼点只能是增加收入。然而过高的基本支出比例，使得家庭消费主要集中在住房、子女消费等少数几个大项上，从而造成消费结构不合理，对于其它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减少，造成很多产品滞销，生产能力不能完全释放，间接制约了家庭收入的增长；过高的基本支出比例使得家庭基本消费后所剩无几，不足以用来投资，从而减少家庭收入渠道，降低家庭收入。我国这么大的市场，需求却不足，是很严重的问题。扩大需求，把眼睛盯在老百姓的钱袋上，千方百计地要把十几万亿的民间储蓄挤出来，压出来，引诱出来。但是没有稳定的收入或预期的收益，储蓄是不能用作消费的。储蓄在当前情况下对老百姓是最真实的保险，是对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的最实际的保险。扩大需求的根本出路在于投资，在于给民间投资以营养，在于降低比例过高的基本支出，从而解决制约民间投资发展的基础性因素，释放民间投资蕴藏的更大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