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幼儿托管服务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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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校外托管班是面向中小学、幼儿园学前班儿童及其家长，提供接送学生上下学、照顾学生中晚餐和午休，并进行作业辅导、照料、陪伴儿童游戏的一种服务机构，主要服务对象是由于工作繁忙而无暇照顾孩子的家庭，这种机构在大中城市尤为普遍。

一、校外托管班的现状

以本文的调查对象――襄阳市高新区四所中小学为例，笔者抽取小学学段1-6年级共计15个自然班、初中学段共计11个自然班作为调查对象，经过对调查数据整理发现，其中小学低年级学段（1-2年级）总体托管率为12.3%，小学中年级学段（3-4年级）总体托管率为17.9%，高年级（5-6年级）总体托管率为34.7%，初中学段七年级托管率为24.2%，八年级18.5%，九年级10.4%，在义务教育学段，接受校外托管班服务的学生比例随学段增加而呈现先快速增加再整体回落的趋势。同时在调查中也发现接受托管的家长的职业和知识文化水平差异较大，呈两极分化状态，主要是外来务工人员和企事业单位的中高层职员，外来务工人员的知识文化水平大部分为初中水平，而企事业单位的中高层职员的知识文化水平大部分为本科及以上水平。

为上述调查对象提供托管服务的机构共计45个，在这些托管机构中学业辅导老师共计94人，大部分为在校大学生，少部分为专职学业辅导老师；生活管理服务老师共计74人。机构之间差异非常大，最大的机构有28名学业辅导老师，5名生活管理服务老师，最小的机构只有1名学业辅导老师与1名生活管理服务老师。同时托管机构对小学生与初中生的服务功能差别明显，小学学段主要接受中晚间托管服务，以生活管理为主，初中学段主要接受晚间托管服务，以学业辅导为主。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规模的扩张，内地城市大量接受沿海城市的产业转移，对于外来务工人员以及产业中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需求越来越大，反映在义务教育学段，这两类人群的子女接受托管服务的比例较高，同时校外托管班还存在着无序化的灰色成长状态，其机构性质、服务水平参差不齐，在客观上满足了社会需求的同时，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急需社会各级给予高度重视。

二、托管班存在的问题

随着城市化进程、工作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社会流动需求和家长需求，校外托管班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但是目前社会对托管班的性质以及运作界定模糊，使得托管班处于“灰色地带”，也存在着无证经营、监管机构缺失、服务质量良莠不齐等诸多问题，笔者通过对调查对象的分析，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大部分校外托管班监管机构缺失、无证经营

在笔者调查的45个托管机构中，有37家托管机构属于无证经营，另外8家注册为文化补习学校或者艺术教育学校，无证经营率为80%以上。就校外托管班的服务内容而言，小学学段以生活管理为主，课业辅导为辅，其专业性并不强，而初中学段则与之相反。生活管理与课业辅导相互交融的服务内容使得社会对托管机构的性质界定模糊，校外托管机构注册为教育机构的审批通过率极低，又达不到商业机构的审批标准，托管机构长期在教育机构与商业机构之间徘徊不定，使得行政管理监督存在困难，虽然个别省份出台了相关的管理条例，但大多数地区并没有这方面的管理规定，而且我国也没有全国性的相关法律法规，教育部门、工商部门等都无法对其进行监管，托管班目前处于行政监管的空白地带。

（二）校外托管班安全与卫生堪忧

在笔者调查的45个校外托管班中，大部分托管班既没有相应的证件，如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等，也没有必要的安全设施。有的托管班还存在随意改造房屋、私拉乱接电线等情况，空间小、学生多、安全隐患多。对于饮食，大部分校外托管班提供的饮食是托管人员自己做的，而托管人员又不是专业的厨师，没有健康证，食品来源更是无法审核，卫生问题堪忧。既无许可，又无标准，一旦发现食品或是人身安全事故，如何追责也是家长们担心的问题。

（三）校外托管班服务水平层次不齐

在笔者调查的45所校外托管机构中，只有8所注册为文化补习学校或者艺术教育学校的机构拥有相对相对稳定的分科教学的专职教师，不仅可以对学生进行课业辅导，还可以进行专项培优和转差，服务质量和社会反映都比较好，其余的37家校外托管机构的教师还是以在校大学生兼职为主，工作时间不稳定，随意性大，有些机构还存在学业辅导老师和生活管理老师一人身兼多职的情况，使得托管服务质量较低，但是这些校外托管机构由于收费相对较低，也拥有相当一部分的市场。

三、解决托管班问题的主要对策

（一）加强政府监管，引导规范经营

目前校外托管班最大的问题是性质界定模糊，在教育机构与商业机构之间徘徊不定，因此，政府应及时给予重视与关注，对其性质进行明确的界定，根据其服务性质和内容，设立相应的注册登记标准，鼓励其合理选择，以教育服务为主的注册为教育机构，以生活管理为主的注册为商业机构，并协调相关部门引导其规范经营，促进校外托管班健康、良性发展，更好地服务家长与儿童。

（二）加强从业人员管理，提高服务水平

政府部门应当建立相应的行业标准，实行相应的职业准入制度，规范行业入口；校外托管班自身也应当建立托管班内部管理制度，加强对从业人员的管理，同时为托管班从业人员提供各类培训机会，使其能够不断提高自身水平，更好地提供托管服务水平。

（三）整合社区资源，主动服务家长

就本文的调查结果显示，外来务工人员与企事业单位的中高层职员是接受托管服务的家长群体，同时由于忙于生计或工作，与其所处的社区交流有限，也难以得到有针对性的社区公共服务，因此，有关部门如学校或社区，应当积极主动地挖掘整合该社区优秀的人力、物力资源，如退休老教师、厨师以及医护人员、社区场地等，开办社区专业化的综合性的托管服务中心，并与家长签署相关协议，为家长提供科学、安全健康的托管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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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到来

在伦敦少儿基金会，总有一种“不止步”的情绪推动着该组织不断进步：这种“不止步”不仅在于该组织力图改进，力图进一步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还在于它力图形成更大的影响力、帮助更多儿童。

而在很大程度上，这归功于其领导――首席行政执行官琼・奥沙利文。在她来到基金会以后，机构规模扩大了两倍，

琼・奥沙利文于1996年加入伦敦少儿基金会并在2004年晋升为首席行政官。她拥有“小学及幼儿教育研究”硕士学位以及伦敦南岸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曾经从事过社会工作和儿童早期教育。在奥沙利文的领导下，伦敦少儿基金会的活动范围有所扩大，形式更加多样化，并且创建了一种独特的收费模式，使得更多低收入家庭的儿童能够享受良好的托管服务。此外，该组织还注重与孩子的父母建立并增进互动：鼓励家长积极参与，提升家长的技能，通过组织郊游和其他多种活动，搭建托儿所与家庭之间的桥梁。

最重要的是，在奥沙利文的领导下，该组织成功地从历史悠久的慈善机构转变为持续发散魅力的创新型社会企业。

奥沙利文试图将伦敦少儿基金会的模式推广出去。她认为，总部设在威斯敏斯特区的伦敦少儿基金会不仅能为伦敦地区六个月至五岁以下的儿童提供服务，还能为全国各地该年龄段的儿童提供服务。对于这种定价合理的优质幼托服务的需求是巨大的，而伦敦少儿基金会是全面、细致、有效地满足这一需求的行业典范。

玩转特许经营

作为一家企业，伦敦少儿基金会大约87%的资金来源于家长支付的托管费和地方政府的拨款，此外还有外界提供的赞助、咨询服务费和捐款。捐款主要用于补贴贫困家庭，使本来上不起幼儿园的贫困家庭的儿童也能走进幼儿园。从依靠拨款转向自主经营，这是伦敦少儿基金会转型成为一家欣欣向荣的社会企业的关键所在。

自2005年以来，伦敦少儿基金会的规模扩大了两倍，在伦敦5个市镇的社区和儿童中心设立了22家托儿所，拥有320多名员工，每年使1700多名儿童的生活得到改观，企业的年营业额也达到了830万英镑。但他们并不止步于现有成绩，立志为更多儿童造福。伦敦少儿基金会目前正在寻求以特许经营的方式在未来5年吸引25个特许经营者加盟，为另外5个伦敦市镇的2500名儿童造福；接下来，再在更广的全国范围内推广铺开。英国拥有1.6万多家托儿所，大多数都是独家供应商。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这些托儿所往往乐意接纳伦敦少儿基金会提供的专营权。伦敦少儿基金会认为，与企业有机增长和收购方式相比，特许经营有助于企业为更多儿童提供高品质的托管服务。

伦敦少儿基金会模式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培训与研究。该组织拥有一个专门的研究、学习与发展中心，为工作人员和见习生谋求职业发展提供支持。该中心不仅为早教从业者提供广泛的认证课程，还为当地儿童的家长和弱势青年提供创新课程，帮助他们为就业做好准备。

最后，伦敦少儿基金会还寻求通过各种附加服务和项目对社会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包括旨在帮助青年提升自信心和技能、进而获得就业的指导与实习计划。此外，还举办各种以社区儿童为主角的联谊活动，以歌曲、美食和娱乐的手段使社区更加紧密和团结。伦敦少儿基金会还与其他社会企业和幼托服务供应商一同从事项目研究并开展活动，分享最佳实践经验，进而实现不断创新。除此之外，伦敦少儿基金会还参与了罗马尼亚的一个青年指导计划和乌干达的一个托儿所项目，力争使全世界的儿童生活得更好。

公平的托管服务

纳迪娅・侯赛尼是一位单身母亲，她从当地就业中心了解到伦敦少儿基金会，仅用正常市场价的一半就让她的两岁女儿杰斯曼走进了伦敦少儿基金会的托儿所。对她而言，在未遇到伦敦少儿基金会之前，她的劳动所得要么被用来支付房租，要么被用来支付育儿费，两者不可能兼得。

奥沙利文将伦敦少儿基金会的收费模式称为“罗宾汉”模式，也就是让相对富裕和开明的家长支付全额费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差额补贴”了当地不太富裕的家长，从而让更多市民受益。

伦敦少儿基金会的影响不仅局限于被照管的儿童――它既有利于儿童，又有利于家长；既有利于家庭，又有利于社区。其中一点表现在，有好几位家长已经改行，在完成了伦敦少儿基金会的培训以后，转而为伦敦少儿基金会工作。在伦敦少儿基金会旗下的托儿所中，有近2/3的员工是当地人。2010年针对伦敦少儿基金会进行的一项社会投资回报评估研究表明，该组织通过向儿童、家长和当地社区提供服务，不仅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附加值，也对工作人员和见习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除此之外，作为一家提供托儿所和教育服务的机构，伦敦少儿基金会每三年要接受一次英国教育检查团的检查。最近的检查结果非常不错：伦敦少儿基金会是威斯敏斯特区第一个达到“优秀”级别的机构，旗下接近90%的托儿所被评为“良好”或“优秀”。

正因为勇于挑战极限、追求卓越和不断创新，伦敦少儿基金会才能取得今天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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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17（2013）09-0007-04

【作者简介】李妹绮（1985-），女，四川达州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2011级硕士研究生。

美国“2l世纪学校”项目（School 0f the 2l stCentury）是由耶鲁大学教授爱德华・齐格勒（EdwardF。Zigler）倡导，以小学校园为基地（school-based），以促进儿童的最优化成长与发展为目标，向学前儿童及其家长、家庭等提供综合的支持系统。该项目从1988年发展至今，已在全美20个州拥有1300多所成员学校，历史悠久、影响深远。

一、美国“21世纪学校”项目的缘起

（一）社会和家庭结构变化的诉求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的家庭结构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独自抚养幼儿的未婚妈妈开始出现；因各种原因导致家庭破裂带来的，由父亲或母亲一方教养儿童的现象增多；工薪家庭中年轻父母双方同时上班，年幼孩子无人照料的情况普遍存在……有数据显示，孩子年龄在6岁以下的母亲中有65%在上班，而孩子年龄在6岁-12岁之间的母亲中有78%都在上班，那些孩子年龄在1岁以下的母亲中，59%的在上班或者在找工作。在学龄前儿童中，据保守估计有700万的儿童在其父母上班时独自在家。口恫时，美国经济的持续不景气导致稳定的工作愈发难寻.失业人员持续增多，年轻的父母一方面要面对经济窘迫所带来的挑战，另一方面又无法逃避教养孩子所形成的压力。

（二）早期保教服务供给不足的需要

在全美范围内，家长能负担得起而又优质的托儿服务资源匮乏，有些州甚至无法保证最基本的托儿服务与儿童校外安全。1971年，旨在强化联邦政府儿童托管与保育责任的儿童全面发展提案（Comprehensive Child Development Act）在白宫会议上遭到否决。同时，美国的传统小学一般只在学前班（kindergarten）招收5周岁的儿童，5周岁以下幼儿的保育和教育与其无关。正是由于美国社会无法提供低价而且优质的儿童保育资源，而联邦及州政府又未将儿童保育全面纳入公共责任，对此齐格勒寄希望于让小学延伸其服务职能来解决美国早期保教服务资源不足的问题。齐格勒提出基于小学的综合模式――“21世纪学校”项目模式，试图将早期保育教育服务纳入小学的职能框架。

二、美国“21世纪学校”项目的实践

自1988年第一所“21世纪学校”诞生以来，现在已有近20个州的1300多所学校实施了“21世纪学校”项目。其中，康涅狄格州与肯塔基州已经在全州范围内推动了基于该模式的项目或计划，而且伴随着大众日益增长的对儿童早期发展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州开始准备启动该项目的试点工作。

（一）项目服务的原则

“21世纪学校”项目秉承的信念是：所有需要优质儿童保育和教育服务的家庭都能够且应当获得必要的服务。为实现这个目标，该项目的服务遵循以下原则。

1.家庭支持、参与原则

研究表明，家长的参与对于儿童的优化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家长的积极参与已成为学校变革项目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21世纪学校”项目承诺与家长建立良好关系.努力创设引人注目的学校环境，并邀请家长参与项目的计划，提供各种机会满足家庭的需要。

2.项目普及原则

“21世纪学校”项目认为，所有的家庭都应有机会享受有质量、能负担得起的儿童保育与教育服务。该项目采取按收入高低滑动折算（富人多付钱）（sliding scale fees）的方式来收费，以增加中、低收入家庭获得服务的机会。符合一定条件的家庭可以直接获得来自州或地方政府的专项补贴。在一些社区，当地企业还通过捐赠基金来帮助那些既无法获得公共补贴又无法支付最低服务费用的家庭。

3.儿童全面发展原则

“21世纪学校”项目倡导儿童的全面发展，包括身体、社会、情感与智力的发展。例如，早期保育和教育的子项目主要强调幼儿的游戏和社会互动；低年级学龄儿童的托管子项目中，除了监督儿童完成作业以外，还提供体育锻炼、消遣娱乐以及其他非学术性活动。

4.质量确保原则

“21世纪学校”项目力图通过提供高质量的项目与服务来满足儿童与家庭的需要。该项目主要通过员工资质、师幼比、团体规模、员工流失率以及其他相关标准来确保质量的维持与提升。

5.培训与晋升原则

项目工作人员的素质决定了服务的水平，并直接影响儿童与家庭需要得到满足的程度。因此，“21世纪学校”项目努力通过专业培训或技术支持来帮助项目人员以及合作机构的职员，以提升他们的工作技能与服务水平。同时，该项目还通过改善工作条件、增加晋升机会、提高薪酬待遇等方式，稳定工作人员队伍，控制人员的流失率。

6.自由选择原则

并非每个家庭都需要来自“21世纪学校”项目的服务，因此，该项目是非强制性的。家长与儿童在选择项目服务上有充分的自由，他们可以选择参加全部或部分子项目的服务，也可以完全不选择。

（二）项目服务的内容

作为一种综合服务模式，“21世纪学校”项目包括多个子项目，提供面向家长、幼儿、保育机构工作人员等的多重服务内容。

1.提供家长参与机会，增进家庭保教信息来源

鉴于家长在儿童发展中的重要地位，“21世纪学校”项目向一切适龄儿童的家长开放。该项目还特别致力于拓展服务范围，将低年级学龄儿童的父母也纳入支持对象中，定期与父母见面并讨论广泛的孩童教养问题。“21世纪学校”项目向家庭宣传当地的儿童保育机会以及高质量保育的标准。他们还向家庭提供卫生保健以及与增进家庭及儿童幸福有关的社区服务信息。项目的推进方式是多元的，有的项目把清单式的当地资源打印成书面材料，有的项目则是让工作人员通过热线回答父母的问题，多数项目则利用发放传单或者小册子的形式来为家长免费提供当地服务资源的相关信息。

2.整合当地社区资源，提供早期保教服务

“21世纪学校”项目设在小学校园或小学的合作基地内，为包括O岁～5岁的幼儿提供发展适宜性的保育和教育服务。这些早期教育经验为孩子进入学前班学习和儿童未来在学校学习中取得成功做了准备，还为学校与家庭合作关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与社区健康服务机构合作的基础上，“21世纪学校”提供了一系列与幼儿健康问题相关的服务与教育，主要包括卫生、营养以及减肥等内容。如在阿肯色州，该项目提供的内容就包括：身体健康服务、发育筛查、心理健康评估、营养信息、减肥活动以及牙科治疗等。

3.构建服务机构工作网络，提供交流和培训机会

尽管各学区已经开始承担一些儿童保育的职责，但由私人机构提供儿童托管与教育的服务仍广泛存在。研究表明，儿童托管服务提供者的知识和技能是影响其服务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21世纪学校”项目通过建立服务机构网络来加强当地儿童保育服务提供者之间的联系。该网络通过提供培训机会、技术支持小组以及内部通讯来帮助社区中的儿童保育服务提供者，尤其关注小学周边区域的家庭日托服务提供者。

（三）项目实施的程序

“21世纪学校”项目的总部设在耶鲁大学的社会政策与儿童发展研究中心，目前的负责人是马蒂亚・冯・史蒂文森（Matia Finn-Stevenson）教授。他所带领的研究和工作团队是“21世纪项目”的全国性资源中心。此外，在一些项目规模较大的州都设有该项目的主基地（host sites）或者全国示范基地（national demonstrating sites）。“21世纪项目”实施的程序主要包括：需求评估、生成支持、资金筹集、行动计划、团队协作、持续评价等。

1.需求评估

项目实施过程的第一步是进行需求评估。需求评估的意图在于充分了解社区的现实需要和现有资源。申请该项目的小学通常要利用问卷、焦点小组（focusgroups）以及访谈的综合方法来收集社区的信息，并获取能表征当地儿童及家庭需要的数据。由项目中心工作人员提供需求评估的工具模板，鼓励学校收集难以接近群体的意见，帮助学校用可理解和有说服力的方式展示评估结果。

2.生成支持

小学的领导和学区的成员必须具有对项目重要性的信念。项目中心会委派工作人员前往这些学区，商讨项目带给该学校以及更广泛的社区的潜在影响。“2l世纪学校”工作人员会和当地的董事会成员沟通，阐释项目的具体服务内容，预期可能产生的效果，分析具体项目实施的经验和教训。

3.资金筹集

新的项目需要资金来进行场地设施建设、维持人员培训以及其他项目的启动。新申请“21世纪学校”项目的成员学校需要有稳定、持续的资金链条来保证项目的维持与发展。项目中心人员通常拥有丰富的筹款经验，无论是对于新建的还是成熟的学校，他们都能在寻求资金帮扶上给予卓有成效的支持。

4.行动计划

“21世纪学校”项目中心会要求成员学校拟定一份3年～5年的行动计划，详细说明实施该项目的各子项目的目标和举措。计划还包括学校用来达到项目相关目标的具体策略和途径，同时包括实施的进程以及评价的方式。项目中心会通过帮助学校选择适宜的目标以及可行的策略来完善其行动计划。耶鲁大学推荐学校采用渐进式的发展战略，运用社区需求评估的结果来分析决定先进行哪一个子项目。

5。团队协作

团队协作是“21世纪学校”项目取得成功的关键。团队协作能帮助项目在小学的顺利进行，比如为幼儿及其家长提供更好的服务、避免服务内容的重叠、保障资金的持续、使服务更加综合化等。项目中心负责帮助小学寻找潜在的合伙人，向重要的利益方（stakeholders）宣传“21世纪学校”项目，并利用各种资源帮助成员学校形成公共关系网络，推动各子项目服务的有效开展。

6.持续评价

“21世纪学校”项目开始运行后，家长、小学领导、项目工作人员、立法者以及资助者都希望知道项目是否达成了目标。项目中心研究人员帮助成员学校修订评价工具、完善评价技术，这样学校就能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持续地提取相关数据以跟踪项目的发展。项目中心还提供不同的评价模式指导，比如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等，其目的都在于推动成员学校持续地提升项目服务质量和运行效果。

（四）项目影响的评价

对实施“21世纪学校”项目的小学进行的跟踪研究表明，由该模式提供的综合服务已经对儿童、家长和学校产生了强烈的积极影响。

1.对儿童的影响

参与“21世纪学校”项目服务三年以上的儿童比未接受服务的儿童，在数学和阅读方面有更好的成绩表现；3岁开始参与项目服务的儿童能更好地进行入学前班的学业准备，并在学前班筛选测试中取得了良好的表现。根据对教师的调查，“21世纪学校”成员学校中的学前项目有助于在教育过程的识别并解决儿童的特殊学习需要，学龄儿童的托管服务使儿童可以获得持续的成人监督和优质的家庭外教育，这也有助于儿童健康的成长与发展。

2.对家长的影响

与普通小学相比，实施“21世纪学校”项目的小学的家长会给予学校在学业关注、关心与敏感、学校与社区联系、协同决策等方面更高的评价。接受“21世纪学校”项目服务的家长声称，依据亲职压力指数测试，他们的压力显著降低，他们在儿童保育上花费更少，耽误的工作日也更少。根据对教师的调查表明，该项目还帮助家长与学校更早地建立了更为积极的关系。

3.对学校的影响

针对“21世纪学校”小学校长的访谈显示：家长的参与以及对学校的评价均明显提高；学校公共设施与环境的破坏大幅度下降；一二年级的教学实践发生了显著变化，更多地反映出发展适宜性实践（developmentally appropriate practice）；学校由于服务范围扩大而形成了积极的公共关系网络。“21世纪学校”的小学教师则认为学校在很多领域都获得了明显的改善，如领导、成就与动机、家长和教师参与决策、学校与社区的联系等。

三、美国“21世纪学校”项目的特色

美国政府、民间团体以及各类基金会针对提升儿童保育教育质量，进行了一系列的项目尝试，影响较大的如开端计划、家访计划、儿童早期干预项目等，但“21世纪学校”项目独具一格、影响深远，具有普及化、一体化、综合化、个性化的服务特色。

（一）普及化

美国类似的其他项目服务往往只针对特定的目标群体，如开端计划只提供给低收入家庭的幼儿，早期干预项目也只针对10%的有特殊需要的儿童，而“21世纪学校”项目则向所有的幼儿及家庭开放。首先，该项目是公益性质的，项目中心不但提供小学相关的可获得的资金信息，同时也通过各种渠道直接帮助各小学筹集部分资金。其次，实施该项目的小学采取按收入高低滑动折算（富人多付钱）（sliding scalefees）的方式收取服务费用，这样低收入的家庭仅仅需要支付最低程度的费用即可享受“21世纪学校”项目的服务。最后，如果低收入家庭急需服务但却无法负担最低程度的费用，项目中心则会帮助他们申请公共补助资金或私人捐助。

（二）一体化

“21世纪学校”项目遵循“三位一体”的实践理念，即以小学作为基地，家长支付费用，社区提供资源，充分利用学校、家庭以及社区三者的合力，来实现其共同的目标――增进早期儿童的最优化发展。该项目在有些社区被称为家庭资源中心（FamilyResource Center），努力把传统的小学转变成一所全年无休的综合服务中心，为儿童提供一天24小时高质量、可获得的服务。该项目的实施促使小学、家长和社区紧密合作，扩大了小学的职能，增加了家长的选择，促进了社区保教资源利用，真正实现了“三位一体化”的发展。

（三）综合化

篇4

[中图分类号]G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11)06-0043-04

建立并发展以社区为基础的整合性早教服务机构已成为全球性的发展趋势。上海市在国内率先整合多方力量，初步形成以社区为依托，以学前教育机构为中心，向家庭辐射的早期教育公共服务机制与网络。作为一项公共事务，上海市早期教育服务具有依托行政机构自上而下管理的特点，推广和执行力度较强。但因为是初创的事业，也面临积极性不够、资金缺乏、服务能力有限等困境。本研究试图从0-3岁婴幼儿家庭对早期教育服务的需求与期望出发，由下而上地考察上海市的早教服务，以期为完善早教服务提供有益参考。

一、调查方法及对象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法收集数据，采用SPSS11.5统计软件处理数据。调查工具为自编问卷。调查对象为上海市徐汇、浦东、青浦等共8个区县的0～3岁婴幼儿家庭。共回收有效问卷574份，以父辈家长填写为主(占62.9％)。被调查家庭婴幼儿男女比率分别为47.9％和52.1％，其中独生子女占86.2％，非独生子女占13.8％。

二、调查结果

1　婴幼儿家庭有早教需求，但真正接受早教机构服务的还不多

调查表明，目前上海市婴幼儿家长普遍意识到了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对此有一定需求，比如96.2％的家长表示愿意参加各类早教活动，75.4％的家长希望能够就近参与早教活动，11％的家长表示会积极寻找优秀的早教机构。然而，调查发现，需求和实际存在一定差距，被调查的家庭真正接受早教机构服务的并不多：目前0-3岁婴幼儿大多散养在家中，77％的婴幼儿完全在家接受照料，仅12.2％的会在双休日参加亲子教育课程，3％的进入半日制托班，7.8％的进入全日制托班。

2　婴幼儿家长缺乏早教知识，家庭内开展早期教育活动存在困难

调查显示，54.5％的家长表示“不知道如何在家庭内开展早教”，对婴幼儿的发展特点“不了解”“不清楚”的超过半数(53.1％)，有的家长表示“以前说孩子不好教，现在是根本不会教”。郊区婴幼儿家庭更缺乏早教知识和经验，63％的家长表示“不知道如何在家庭内开展早教”，41.5％的家长“对孩子的某些行为感到困惑，无法理解和有效引导”，另有30％的家长表示，“对照同龄孩子的发展水平。为自己孩子的发展感到焦虑”。2010年上海市妇联儿童部和上海市亲子教育研究中心公布的《亲子教育研究报告》提到，上海约80％的父母并不清楚该如何获取科学的育儿知识。

调查表明，家庭内开展早教也存在不少困难。11.1％的家长表示“工作太忙，育儿心有余而力不足”；37.3％的家长表示“让祖辈带养，安心放手”；20.6％的家长表示“有空就参与育儿”；仅28.9％的家长表示“回家后，就陪伴孩子”。虽然近八成的被调查家长表示“早教主导人是父辈家长”，但真正完全承担起早教责任的父辈家长并不多，隔代教养现象十分普遍。原因有二，一是父辈家长工作较忙，时间有限；二是很多父辈家长对承担教育责任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将此责任交付给他人。16.6％的家长认为早教的关键是“早教老师”，16.1％的认为是“专家”，17.8％的认为是“孩子本人的配合”，仅49.5％的认为早教的关键是“父辈家长(主要照料人)”。

3　社区早教资源不够丰富，可利用率和普及程度不高

调查表明，上海市社区早教资源不够丰富。所在社区附近“有托幼机构”的有54.2％，“有早教服务机构或指导中心”的有41.6％。由于公办早教机构容纳度与服务能力有限、民办早教机构费用昂贵等原因，不少家庭附近虽有早教机构，却没有享受早教服务。可以说，上海市0-3岁婴幼儿家庭可用的、合适的早教资源还是比较匮乏的。进一步访谈得知，有限的社区早教资源的可利用率和普及程度也不高，仅有55.1％的家长曾带孩子参加过社区／街道早教中心的活动，其他参加过的早教活动要么是附近民办早教机构组织的，要么是附近幼儿园组织的。另有25.4％的家长表示没有参加过任何机构组织的早教活动。

目前早教市场的高收费也是导致早教服务难以普及的原因之一。调查发现，目前很多家长对早教服务中的托管服务、亲子活动／课程以及以儿童学习／游戏为主的课程等趋之若鹜，但八成家长表示能接受的早教费用低于60元／小时，这与目前上海市社区早教机构50-100元／小时、民办早教机构100-150元／小时的收费标准存在明显差距。许多普通收入家庭只能对早教机构望而却步。

4　家庭、社区中缺乏适合婴幼儿活动的专门场所

家庭与社区是0-3岁婴幼儿的主要活动场所。然而，上海市家庭中适合婴幼儿活动的环境与资源有限，社区中适合0-3岁婴幼儿活动的专门场所或公共设施(除了早教机构)也几乎没有。

调查表明，有43.6％的家长表示允许婴幼儿任意探索家庭的环境，21.8％的家长为婴幼儿开辟了游戏活动区域，仅6.1％的家长为婴幼儿提供了独立的儿童房间／游戏室，尚有28.4％的家长表示家里没有婴幼儿专用的活动空间。因为家庭居住空间有限，上海市区的婴幼儿比郊区的婴幼儿更缺乏专门的活动场所。

社区缺乏供婴幼儿嬉戏的场所是被调查家长最头疼的问题(占46.2％)，仅41.8％的家长表示社区附近有儿童游乐设施或场所，如滑梯、广场等，但现有的游乐设施基本不符合0-3岁婴幼儿的生理特点。访谈得知，目前上海市0-3岁婴幼儿家庭经常去活动的地方主要是社区中心绿地(占49％，但各类宠物的活动使绿地存在安全隐患)、社区健身区(占45.6％，但成人健身器材对婴幼儿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公园(占39.7％)和儿童游乐场所(占38.7％，但现有的游乐设备基本不适合3岁以下婴幼儿使用)。

三、讨论与分析

1　现有的早教资源难以满足民众对早教服务的迫切需求

根据近年来的人口统计及预测，2007～2017年，上海市每年有近50万0-3岁婴幼儿。截至2007年。上海市18个区县建立了社区早教指导服务中心，下设412个早教指导站(点)，并依靠托幼园所建立了面向社区、服务家庭的早教服务平

台。从0～3岁婴幼儿数量与早教机构数量的配比情况看，上海市0-3岁婴幼儿家庭可以利用的早教资源还是相当缺乏的。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完全依托幼儿园开展早期教育指导工作可能面临无法落实的困境。一是由于近年来生育高峰的到来、非户籍人口的不断增加、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均等原因，入园难、入托难已是全国性的社会问题。幼儿园首先要解决的是3～6岁儿童入园问题，因此，无法保证18个月～3岁的婴幼儿入托。换句话说，对在园幼儿趋于饱和、资源紧缺的幼儿园来说，开展3岁以下婴幼儿的早期教育服务会显得有心无何彩平：从家庭需求看上海市0～3岁早教服务力。2010年10月，上海市人大没有通过上海市妇联史秋琴代表提出的“关于幼儿园招生向下延伸至18个月的建议”，原因就是持续多年的高出生率导致现有的托幼机构远远满足不了众多家庭的入托需求。

2　父辈家长职责不明，改变家长观念成当务之急

调查显示，祖辈家长是上海市0-3岁婴幼儿教养的主力军。目前，上海的许多社区已形成了一个个颇具规模的“祖父母一孩子圈”：祖辈家长带着孙辈玩耍，难得见到年轻父母的身影。有调查表明，超过一半的父母(占54.6％)每天与孩子相处的时间不足3小时，而子女渴求父母多陪伴玩耍的比率高达85.9％。

在西方发达国家，学前教育阶段父母是主要责任人，早教服务机构起辅助父母教育子女的作用。而在我国，家长更注重早教机构对孩子的影响。早期教育应提前到3岁之前的观念普及之后，不少家长只是期待能够选择到合适的早教机构来托管孩子，或者期待在早教机构实现对孩子开展早期教育的目的。大部分家长有意无意地把早期教育的责任人认定为早教机构及教师。

因此，当务之急是要改变家长(尤其是父辈家长)的早教观念，帮助家长从根本上认识到自身应承担的早教职责。

3　依托社区提供0～3岁婴幼儿早教服务是发展趋势

西方发达国家的早教机构基本上都是以社区为依托，面向儿童、家庭提供各种服务的。具体来说，就是充分利用社区的各种教育、文化、娱乐设施以及人文景观和自然环境，组织社区工作人员和幼儿家长共同开展教育活动。如美国的早教班通常是由社区举办的，参加人员可能就是十来个邻居。而且，美国的社区、公共绿地、商场等大多有免费儿童乐园、沙坑之类的供儿童玩耍的场所。在英国，很多社区专门建立了“社区玩具图书馆”，以0～5岁儿童为服务对象，并把家长也纳入教育指导范围。在日本，社区的幼儿教育设施很丰富，有专门为儿童设立的儿童馆、儿童咨询所、保健所与保健中心等。

近年来，我国的社会结构和组织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传统的大家庭转变为核心家庭，原来与工作单位挂钩得到的一些福利和服务已经消失，社区的概念则被日益强化，社区的服务功能逐渐扩大，社区资源的利用也受到居民关注。家庭与社区的关系日益密切。调查表明，大部分家长愿意就近选择早教指导服务(占75.4％)，超过六成的家长首先选择“社区儿童活动中心”。从中可以看出，在我国开展以社区为依托的早教服务是可行的，也是一种趋势。

四、关于建立并发展以社区为基础的整合性早教服务网络的几点思考

建立以社区为基础的整合性早教服务网络，是希望以此促进儿童的发展，满足家庭的需求，促进社会的进步，最终实现多方受益的社区公共福利服务目标。目前上海市0～3岁婴幼儿早教服务机构在功能定位上与“以社区为基础”尚有差距，早教服务现状与客观需求也有一定落差。有鉴于此，笔者提出几点关于建立并发展以社区为基础的整合性早教服务网络的思考。

1　政府要重视早期教育服务，将早教服务工作纳入政府的工作职责范围

目前，我国尚缺乏以社区为依托的促进儿童早期发展的专项政策，托幼机构、街道、社区等服务于家庭和儿童的职能部门只了解与自己有关的政策，难以打破壁垒建立以社区为依托、家庭为基础、儿童为中心的儿童早期综合服务模式。

因此，政府非常有必要制定关于社区早教服务的相关政策，比如出台一些经费支持亲职福利和配套服务的政策，从而减轻家庭育儿压力，促进早教事业发展。政府应将0～3岁婴幼儿早教服务纳入自己的工作职责范围；将早教服务列为社区服务内容，给予人力、物力支持；将早教服务(包括服务内容、服务场地等)纳入文明社区创建的考核指标，以促使早教服务落到实处；要求社区免费开放已有早教资源，扩大受惠面。

政府还应协调教育等行政部门研究和制定0～3岁婴幼儿早教服务质量标准，建立早教服务工作评估督导制度，如制定早教指导覆盖率、家长满意度、社区早教服务质量评价指标等，以规范早教服务市场，保障婴幼儿家庭的切身利益，促进早教事业健康有序发展。

2　社区要整合多方资源。因地制宜地为0-3岁婴幼儿家庭提供不同层次、不同内容的早教服务

目前，上海市各区县的早教服务是由教育局、妇联、卫生局和人口计生委四个部门联合开展的，虽然各区县的合作模式不尽相同，但最终落脚点主要还是社区。因此，社区早教资源的可利用率和早教服务内容的丰富性是婴幼儿家庭更为关注的问题。

社区可以整合多方资源，充分利用现有早教资源(如社区早教服务中心、幼教机构)和已有社区公共服务资源(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社区家庭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等)，在所提供的为民服务项目中增设早教服务内容。相较于社会上的其他公共机构或服务场所，社区早教中心或幼儿园的软硬件最适合0-3岁婴幼儿。社区幼儿园、早教服务中心若能适时对外开放，对婴幼儿家庭来说将是非常有力的支持，也能强有力地改变目前早教指导流于形式的局面。另外，社区可充分利用公共资源。开展不同层次不同内容的早教服务，如提供早教活动场地和活动设施；开展育儿沙龙活动，鼓励婴幼儿家长相互交流经验；邀请托幼机构专业工作者定期开展早教指导活动，等等。

篇5

父亲是台湾人，自己出身在巴西，长大后回到北京大学念本科，硕士是在美国杜克大学念的法学，毕业后去了华尔街一家律师事务所，做了一年多的资本市场工作，拥有多元身份的Sam一口标准的内地口音，脑子里装的是西式思维，骨子里却流露出台湾人的旧式情怀。

“中国人的成长轨迹在漫长的一段r间里基本都是既定的，幼儿教育是最能改变一个人的地方。”Sam说。如果进展顺利的话，他希望在未来3～5年内能影响中国几万甚至几十万家庭的事业、生活、孩子的教育，还有一代人的成长。

2017年2月，由Sam创办的乐陪教育首个教室在北京朝阳优唐对面的写字楼里正式开业，目前刚有15名儿童入园，但是，开业当月即已达到收支平衡，次月开始盈利。

规模化的悖论

2012年，Sam离开华尔街律所，希望回到中国来创业，因缘巧合，他听了一场台湾教育专家邱曼轩老师的讲座，之后便和邱老师合作，开始投身于幼儿教育。

在最初的创业过程中，他逐渐深刻感受到中西方幼儿教育的差异，他很奇怪，国内的各大幼儿教育机构到现在还在拼引进的品牌有多强大，老师的实力怎么样，可他认为，幼儿教育已经发展得非常完整了，从早期杜威的民主与教育，到维果茨基的支架式教学理论，一直到现在的大脑神经学，好多证据表明育儿是可以非常科学的。

一个爸爸认为孩子被打，心灵会受伤，“家长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道理不成立。”Sam仍以哈佛大学儿童研究所的研究为例，通常人的大脑会受到三种不同刺激，正面刺激、负面刺激以及有毒性刺激。如果做对了给奖励，孩子会持续做；如果去挑战孩子行为，会导致孩子大脑链接越来越多，链接多智商自然高。而有毒性刺激，比如打孩子，会直接导致链接切断，所以智商低。所以美国在研究社会竞争力与大脑链接是怎样关联的。

围绕幼儿教育，中国已经发展出来一个庞大的市场，预计到2020年，整体市场规模将接近5000亿元，其中包括公立幼儿园，私立品牌以及各种兴趣或特长班，林林总总，五花八门，而主流的教育模式也有不下十种。虽然规模庞大，但是Sam并不认为这个市场的生态已经成熟。

国内幼儿教师体系大多出自中专或大专师范学校，但是，一岁孩子要能发100个音，两岁能说7个字的逻辑句子等这些专业知识，一线的老师并不十分清楚，而这在世卫组织其实是有规范的。

2013年，Sam再次找到邱曼轩老师，邱老师不仅积累了一套儿童体适能测评体系，而且其主要工作就是做老师培训的。由于双方理念一致，而且都有一份坚定做事业的心，很快达成了合作协议。

当时的想法是做一个高端的定制化儿童教育机构，凭借其核心能力，他们可以做到任何一个孩子进来，在一边玩游戏的过程中，就能一边测试孩子身体适应游戏，运动及周围环境的综合能力，并为其制定一个适合其年龄阶段及个性的高度定制化课程。这样做了一两年，慢慢地别人收不了的孩子，到他们这儿都能收――结果收了许多自闭症或多动症的儿童，学校也越走越偏向于特殊教育。

特教是仅限于针对需要特殊教育的儿童，市场越走越窄众，而且老师培训的成本非常高。另外，受限于传统模式，很难避免由于成本压力不得不过度商业化，不断开分支机构，批量销售课程，最后变得像健身房一样，反而偏离了最初坚持的教育的本质。

一方面很难规模化，一方面又不得不规模化，这让Sam他们陷入了一种两难。而此时，中国的幼儿教育市场正在经历一次历史性的变化。

挑战别人没做过的

在北京生活多年，80后的Sam发现这两年周围同龄的朋友有的已经有二孩了，而且很多人开始自己带孩子。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父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而且孩子们需要接受与爷爷辈灌输给他们的不一样的教育。另外随着北京房价飞涨，祖孙三代同住一个屋檐下的成本已经高到普通人承受不了。这就意味着80后90后的父母需要承担得更多，很多女性为了孩子不得不辞去工作。祖辈们正在退出一个典型中国家庭的下一代教育中，而年轻的父母们显然还没找到更合适的方式可以兼顾孩子、家庭和事业。

这让Sam很自然就想到了以前在纽约上班的时候，办公楼里有日托的服务模式。Sam称之为一站式的育儿服务。父母上班时把孩子带到设立在同一个楼里的专业日托所，下班后接孩子一起回家，上班闲暇之时，还可以去看看孩子玩得怎么样？如此，孩子们既能被照顾，又能接受专业的课程教育，增加了父母的亲子时间，也省去了家庭雇请保姆接送孩子的费用。

2016年10月，Sam一个人跑到国贸去打听房租价格，结果得知每天一平米20多元，这个价让他只能租个厕所，“没有一个幼儿机构能承担得起。”

恰在此时，他结识了梦想家的几位创始人，他们在北京多个商业区已经开放了16个联合办公空间。这种联合办公空间为了吸引创业公司入驻，有诸多优惠政策，而且支付手段更轻便。

传统的社区店租金通常是押二付六，即一次两个月押金，付半年租金，有的甚至要求一年一付，这样下来没有150万元投入什么也做不了。但如果跟联合空间合作，则可以根据不同的模式和空间大小，成本只需六七万元元到15万元，35万元或55万元不等。另外，传统的开店周期传统至少40～60天，有的甚至更长，而在联合办公空间，10天可以开一间店，大大缩短开店周期。

不仅投入成本低，运营成本的弹性也大。Sam发现，联合空间里面350个工位，大概有20～30 个孩子，在0～6岁的阶段。未来只要第一步把空间打造出来，把消费习惯建立起来，最好的模式，可以看需求做定制空间和教师的配比。

选择联合办公空间，可以打破很多传统的做法，让幼儿教育也可以做到很“轻”，从而降低风险，并极大减少试错成本。这些让Sam开始思考如何真正地改变传统的社区租房、装修、招生、售课的育儿教育模式。

首先，根据场地和需求的不同，他设计了三种不同的教师模型――最小规模的是亲子角，面积在40平米以下，只提供基础的托管服务，配备一个老师，成本控制在六七万元左右；轻型版的面积在40～60平米，最多容纳15名儿童，除了托管，还提供课程教育，至少配2个老师一个阿姨，成本投入不超过20万元；最后一种是未来乐陪的旗舰店，面积更大，可以提供更全面的服务，包括有独立配餐间，可以提供更多特色课程等，这类成本会因情况不同更高。

其次，针对传统社区幼儿机构费用高昂的特点，Sam设计了一些更轻盈的支付方式，不仅不强制交钱，选择也更多样化，按照托育时长和模式区分了不同的价位，其中有首单99元一次的，也有888元可以来8次的，或1688元16次，进一步减少了家长的压力。

经过近半年的准备，Sam逐渐关停了原有业务，并组建了新的创始人团队，今年2月，新创立的放闶赘鼋淌铱业，从开业第二月起即已开始盈利。目前，第二家店也在筹备当中，预计到5月底会开到5 家店，6～12个月之内开一个旗舰店。

比情商和智商更重要的是好好玩

Sam说，当前国内幼儿教育的本质被误判了。许多孩子除了上幼儿园以外，业余还要上6～8个兴趣班，孩子和家长都不堪重负，但其实很多课日常就可以解决了。“我们不能改变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事情，可中国的孩子需要与父母在一起的童年，事业、生活及孩子的教育，是一个人幸福最基础的因素，不需要放弃。”

孩子的成长是大家的事情，Sam希望树立中国第一个品牌，就是一讲到乐陪，“让大家会想到我们是家庭的第一个老师，而且是专业的老师。”

社区幼儿园不改变任何东西，乐陪也不去跟传统幼儿园抢生意，而是提供生活的补充和专业化教育。传统的做法有一个观点，是好的师生比就是好的教育，每4或5个孩子一个老师，很多家长就会觉得这是好的，但Sam认为不一定。因为即使连现在最盛行的蒙特梭利教育模式也没有说过一个教师30个孩子必须要配备几个老师，反而强调一个老师应该作为一个教师的引导者。

仅是引导也还不够，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教学设计的孙湘，是P.I.E空间的创始人，也是乐陪的联合创始人，她更多强调的是孩子体势能的发展。也就是说，除了IQ（智商），EQ（情商），因为人的动物本质，人还需要有一个好身体，即PQ（身体运动能力）。

她自己创立的P.I.E空间就是在致力于通过对大数据的收集和研究，来开发一套针对孩子的PQ能力测试系统。比如她的最新研究发现，朝阳区3岁半男孩通常能连续跳70个蹦床，这样的孩子前庭发展较好，不容易碰头和跌倒，相应对空间认识能力较强，数理逻辑能力也会较强。如果朝阳区同样年龄段的孩子蹦床数远低于这个数字，乐陪的老师就会建议家长，每天多陪孩子玩足球、篮球或大运动的东西，或者每天在家翻10个跟头。

每个进入乐陪的孩子，都会先要求做20分钟测评，也就是先玩20分钟。老师会给出一个各项身体能力的测评表，每天上课期间，老师也会详细记录孩子的各种变化，只要在乐陪待过的孩子不管时间多长，都会得到一份成长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