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学位英语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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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等教育学；学科危机；学科制度；再学科化

我国高等教育学是一个年轻的发展中的学科，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问题一直是重要问题之一。当前讨论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和发展问题，高等教育学界有了一种紧迫感和悲壮色彩。2016年8月29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在厦门大学召开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研讨会，讨论关于促进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的《厦门共识》。瞿振元会长用“七分紧迫、三分悲壮；十分期待、十分努力；形成共识、推动发展”24字概括了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形势和任务。自国家学科政策调整，以及有关部门按照一级学科实施学科评估和进行学科资源配置之后，高等教育学的生存和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严峻的现实迫使我们必须思考高等教育学应对挑战和走出困境的对策。

一、正视当前的高等教育学学科危机

在我国，高等教育学主要有两种存在形态，或者是两种形态的统一体。一是作为学科建制的高等教育学，它与国家的学科制度有着重要关联；一是作为知识形态的高等教育学，它与高等教育学术共同体有着紧密关系。当前高等教育学所面临的学科危机，表现为学科政策调整所致危机与高等教育学科自身存在问题的叠加，出现了两种形态高等教育学学科危机的“共振效应”。因而与之前所经历的危机，无论在性质上还是在程度上都有重要的不同。在危机的性质上，表现为学科的建制性危机；在危机的程度上，它是关系到高等教育学生死存亡的危机。

1．当前的高等教育学危机是学科建制上的危机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国家学科制度，主要包括学科分类制度和学科审批制度。首先由国家进行刚性的学科分类，然后颁布具有学科管理功能的学科目录，学科建设和研究生培养必须在学科目录下通过学科审批才能进行。亦即学科的设立需要经过国家批准，纳入学科目录体系，取得学科建制。只有在取得学科建制的前提下，学科建设和发展才能获得国家的资金支持、编制岗位和人员配备。任何学科的学科建设和研究生培养都不可能脱离学科目录和国家授权审批。而美国等西方国家主要实行的是学术共同体学科制度，亦即学科设立、学科建设不需要国家授权审批，而主要由学术共同体自行决定。其学科分类的功能主要在于进行学科统计———将知识生产按照大致的学科类型（并非精准的）进行分门别类的统计，看看这个学科领域的知识生产状况，以及学科知识进展情况。由此可见，我国的国家学科制度无论在学科分类上还是在学科设立上都体现出学科建设管理和研究生教育管理的价值取向，并且具有极强的刚性。与我国的国家学科制度相适应，我国高等教育学对学科制度表现出极强的依赖性。20世纪80年代初，高等教育学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作为二级学科列入学科目录，获得了学科身份和学科建制。但这并非是高等教育学的学科知识体系已经发展和成熟到足以认定为一门学科的程度，而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越来越需要大力发展高等教育，需要大力加强高等教育研究，从而在国家学科制度层面支持的结果。正是因为有了国家学科制度的支持，高等教育学才能在学科建制内发展，特别是弥补作为知识体系高等教育学的缺陷，逐步走向成熟的高等教育学。没有国家学科制度的支持，就没有高等教育学今天。当前高等教育学所面临的危机，固然与作为知识体系的高等教育学发展缓慢，还不具备抵御学科发展风险的能力有关，但来自外部的学科政策和学科制度调整是主要原因。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再次修订学科目录，取消了二级学科建制，明确要求按照一级学科进行学位点建设和研究生培养。学科建设和学科评估也按照一级学科来进行。2016年正式启动的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要求按照一级学科进行学科评估，并且在学科门类下实行一级学科“绑定评估”的原则。这不仅使得作为二级学科的高等教育学丧失了存在意义，而且使得不少学校的教育学一级学科丧失了参加评估的机会，也就丧失了获得学科资源配置的机会。非师范大学的教育学科，特别是作为教育学学科特色的高等教育学面临重大挑战。

2．当前的高等教育学危机是学科的生存性危机

我国高等教育学在近40年的发展过程中先后经历过多次危机，但这些危机是高等教育学发展过程中的危机，是发展性危机。而当前的危机则是关乎高等教育学生死存亡的危机，是生存性危机。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国家颁布的学位授予和研究生培养的学科目录，产生了重要的“溢出效应”。学科目录本来是用来规范“学位授予”和“研究生培养”的，其功能在于按照学科分类进行学位授予（不包括学士学位授予）和研究生培养。但这个学科目录在运行过程中被广泛用来进行学位点授权审批、学科水平评估、学科发展资源配置，甚至用来进行学校类型划分（综合性院校、多科性院校、单科性院校），进而影响大学的院系设置。二是我国现行的学科制度与中国特有的“单位制”文化和体制结合，产生了将学科嵌入“单位制”的学科建设和管理体制，形成了学校内院系设置、学科资源配置、教师人事归属、学科岗位设置、工作绩效考核和评价的基本单元。大学教师的双重归属———在学术上归属于所从事的学科（往往是国际性的），在人事上归属于所服务的大学或者院系———简化为“单位”归属。“单位”成为教师归属感和职业安全感之所系，教师的学术研究活动必须有院系性质的“单位”作为依托。院系既是学术组织又是一级行政机构。学科建设和发展必须建立在实体性的院系组织的基础之上，离开实体性的院系组织，就不可能聚集人才来开展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工作。在学科目录的“溢出效应”和学科建设的“单位制”现实下，国家学科政策调整为按照一级学科进行学科评估和开展学科建设，极大影响了高等教育研究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资源分配。有的高校将原来的高教所升格为教育学院，高等教育学沦为教育学院的一个学科方向，稀释了高等教育学的发展环境和资源；有的高校将高教所归并到发展规划处、教务处、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发展学院等机构，导致高教所丧失了独立机构的地位；有的高校干脆就撤销了高教所。特别是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一些过去以高等教育学为学科特色的高校，由于受到按一级学科评估和学科绑定评估政策的影响，不少都放弃了参加学科评估的机会。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被降格或撤销，或者改变了高教研究机构的性质和职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失去了组织基础。作为学科建制的高等教育学消亡之后，作为知识形态的高等教育学也就失去了发展的基础。所以，当前高等教育学所面临的危机，不是过去曾经经历过的发展性危机，而是关系到高等教育学生死存亡的生存性危机。

二、“再学科化”：高等教育学的成功突围之路

面对高等教育学的生存性危机，高等教育学如何化危为机，实现成功突围，是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必须重视的问题。我认为，致力于高等教育学的再学科化是一种必然选择。

1．必须坚持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化发展方向

在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过程中，曾经产生过“学科论”与“研究领域论”的学术争论，但“研究领域论”一直占据上风，在高等教育学界有着重要影响。“研究领域论”认为，将高等教育学作为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没有什么不好，它可以吸纳其他学科的学者参与高等教育研究，丰富高等教育学学科成果。而且美国作为高等教育研究强国，一直将高等教育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产生了高水平研究成果。有没有高等教育学科，并不影响高等教育研究的开展。对此，我曾专门撰文进行了分析和讨论。［1］我一直主张我国的高等教育学必须走学科化发展道路，“学科化”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安身立命之本。因为在我国的国家学科制度框架下，作为“研究领域”的高等教育研究，是无法纳入国家学科制度体系的，也就无法获得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制度支持和资源投入。美国将高等教育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而能取得领先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是因为美国实行的是学术共同体学科制度，学科的设立和资源配置，由各学术共同体自行决定。我们不能因为美国将高等教育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能取得高水平研究成果而主张在我国要放弃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化发展方向。因此，在我国的国家学科制度下，高等教育学要应对当前的学科危机，绝不能放弃学科化发展思路。放弃学科化努力，无异于断送高等教育学———使我们将近40年的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成果毁于一旦，使高等教育研究机构面临釜底抽薪的困局，使众多的高等教育专业研究人员丢掉饭碗。但是，坚持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化发展思路，不是要用经典学科的标准来指导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把高等教育学建设成为一门经典学科，而是要按照现代学科的特点和要求来建设高等教育学，即建设作为现代学科的高等教育学。现代学科与经典学科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经典学科是由知识演化逻辑主导的学科，学科知识呈现“树形结构”或“阶梯结构”，有严密的学科知识谱系，有清晰的知识演化路径，学科知识之间可以相互追溯；而现代学科则是由社会需求逻辑主导的学科，是由问题导向（解决社会问题和工程实践）所主导的综合性、交叉性、横断性学科。高等教育学在本质上是一门现代学科。

2．致力于学科建制层面的“再学科化”

面对当前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危机，坚持高等教育学学科化发展方向是基础，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在学科建制层面实现“再学科化”。学科建制层面的“再学科化”主要解决如下两个问题。一是要重建作为高等教育学组织依托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如前所述，我国的学科制度与“单位制”的结合，形成了基于“单位制”的学科建设和管理体制。没有高教所等实体性机构和组织作为依托，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就如浮萍般无所维系。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创生和发展，是以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高等教育研究所（室）为先声的，尽管这些高教所（室）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分化为“学科建设型”和“院校研究型”两种类型，但它们的大量涌现，的确为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发展提供了组织支持。当前高校的高教研究机构大量被裁撤或降格，或者被迫做出职能上的转变，已经严重威胁到专业研究人员的生存和学科归宿感。由此，必须重振和恢复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将部分高校高教研究所的基本职能定位于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将另一部分高校高教研究所的基本职能定位于通过开展院校研究来为本校改革发展服务。两种职能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同时并存，在全国形成功能互补和相互支持的高等教育研究组织结构。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导致高教所在学校地位低的原因在于，高教所都致力于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和学科理论问题研究，忽视了对学校改革发展中现实问题的研究。这种观点只是从现象层面找原因，是有失偏颇的。如果没有高等教育学学科作为前提，没有高等教育理论作为指导，我们对高校改革发展中现实问题的研究，就会沦为就事论事的研究，就会因为缺乏专业性而不能有效指导高校的改革发展实践。因此，我们既需要从全国层面来看待高教所的作用，也需要从具体院校高教所的职能定位来看待高教所的作用。不能因为高教所没有直接为本校改革发展服务而裁撤或降格高教所，同时学校领导也要善待和善用高教研究机构。［2］二是要努力争取高等教育学取得一级学科建制。如前所述，在美国的学术共同体学科制度下，学科的划分以及相应的学科层级划分，只是具有学科知识统计的意义，不会影响某门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高等教育学无论是否被列入学科目录，是否获得比较高的学科分类层级，都不影响高等教育研究的开展和高等教育学术的发展。但在我国的国家学科制度下，情况则完全不一样。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创生，得益于198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高等教育学作为“二级学科”列入学科目录之中。而当前高等教育学所面临的生存危机，也在于2011年国家学科目录调整时突出按一级学科进行学位授权点审批和学科建设，使得作为二级学科的高等教育学失去了制度性支持。所以，高等教育学能否取得一级学科建制，对高等教育学的未来发展有着生死攸关的影响。因此，我曾经专门撰文讨论过建设高等教育学一级学科的问题，把建设作为一级学科的高等教育学作为高等教育学“再学科化”的重要目标和内容。［3－4］当前，部分高等教育学者对高等教育学争取一级学科建制信心不足，认为学前教育、研究生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等学科与高等教育学类似，都提出了建设一级学科的诉求，各学科之间相互攀比，不可能在教育学门类下设置这么多的一级学科。我认为，我们不能放弃努力，应该充满信心。高等教育学不同于一般教育学，一般教育学主要是学校教育学，其基本理论和核心知识发源于儿童教育，具有经典学科的性质。而高等教育学则超越了“学校教育”的视界，具有充分的“社会”教育学性质，其基本理论和核心知识发源于大学与社会的关系以及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高等教育学不仅要研究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规律，还要研究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5］因此，我们要在正确认识高等教育学具有不同于一般教育学的学科性质的基础上，充满信心地争取高等教育学的一级学科建制。一是要深化研究我国的学科分类和学科设置，进一步促进和推动我国学科制度的改革。学科分类和学科设置本身就是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内容，无论是本科人才培养的学科专业目录，还是学位授予和研究生培养的学科目录，都是以高等教育研究人员为主体而编制的。在研究和改革我国的学科分类和学科设置过程中，高等教育研究人员是大有作为的。二是就教育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设置而言，需要改变思维定势。目前在教育学门类下设置教育学、心理学、体育学等三个一级学科，并非是科学的、合理的，是有很大的调整和改进空间的。同时，要从促进“现代学科”发展的目的出发来考虑一级学科设置，一级学科的设置是为了促进学科发展，特别是促进现代学科的发展，而不是限制学科发展。要避免手段和目的的倒置，在考虑一级学科的数量时也不能因噎废食。

3．促进知识形态高等教育学的“再学科化”

高等教育学能否建设成为一级学科，既与我国学科制度改革相关，也与知识形态的高等教育学的发展水平相关。毋庸讳言，我国高等教育学还不成熟，还不完善。当前高等教育学的危机，部分也来源于作为知识体系的高等教育学的不成熟和不完善。这就需要强化高等教育学学术共同体意识，共同致力于发展高等教育学的核心知识，促进知识形态高等教育学的“再学科化”。对于高等教育学的“再学科化”，我曾在有关文章中阐明了将不同学科高等教育研究成果进行理论整合，实现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的学科化建构的思路。［6］概言之，就是要将其他学科学者所涉及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通过高等教育学者的努力，纳入高等教育学之中，实现其高等教育学科化。这里我要特别强调高等教育学“再学科化”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问题。作为知识形态的高等教育学，其“再学科化”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超越一般教育学核心知识和理论体系的高等教育学，而不是在一般教育学的理论框架下，或者仿照一般教育学来发展高等教育学的核心知识，用一般教育学的知识标准来衡量高等教育学的核心知识。为此，必须跳出长期影响高等教育学者的一般教育学思维，克服一般教育学独大的思维定势，在将高等教育学定位于一门现代学科的思维基点上，拓展高等教育学的核心知识领域和范围，建构符合高等教育学学科特点的，属于高等教育学自身的学科知识和理论体系。显然，要完成知识形态高等教育学的“再学科化”，需要高等教育学学术共同体的努力，要用我们自己的科学的研究成果来争取一般教育学界的理解、认同和支持，从而为高等教育学获得一级学科建制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这是高等教育学界面临的一个长期而艰巨任务。

作者：张应强 单位：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

参考文献：

［1］张应强．超越“学科论”和“研究领域论”之争———对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方向的思考［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1，（4）：49－61．

［2］张应强，唐萌．高等教育学到底有什么用［J］．中国高教研究，2016，（12）：5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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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教育国际化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阶段，是国际教育实现有效融合的关键手段，在新时展的背景下，我国高校应通过国际化课程的构建，深化对西方教育内涵的理解，进而结合我国基本国情以及教育现状，明确英语教学的目标与定位，以此提升英语教育工作的质量，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工作提供助力，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基础，进而使英语教育成为服务教育国家化的重要手段，全面推进我国科技文化的国际化发展。

一、教育国际化发展概述

教育国际化是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主题，针对教育国际化的议题，我国各大院校曾开展过形式不同的论坛活动。例如，2010年的校长论坛会议:哈尔滨的大学校长论坛、南京的中外高校论坛以及广州的亚洲校长论坛，有包括亚洲30个国家及地区的100名高校校长参加。教育国际化是从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延伸并形成的全新教育模态，能够帮助院校获取更多、更新、更全面的科技成果，使高校教育体系呈现百家争鸣的发展态势，以此为新课程改革政策提供改革方向与理论支持［1］。在教育国际化进程中，我国高校不断通过文献翻译，吸取世界前沿科技，邀请国外学者参与教学改革与理论实践，并委派大量教师与学者到西方院校进修，以此提升师资力量，丰富教育经验。然而在西方，教育国际化则拥有不同的发展内容与实践理论。首先在人才流动层面，高等院校除了加大力度吸引国外知名专家与学者外，把更多精力置于吸引留学生的层面上。相关调查显示，共有400万高校学生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留学。在教育层面上，国外院校更多地注重对课程体制的改革，即对现有教育体系进行改革，构建国际化课程，吸引国际学者、研究者及师资力量，并将其作为关键的教学资源，通过结合院校当前的教学态势，合理配置国际教学资源。因此，国际化课程是教育国际化的发展重点，同时也是我国高校教育的发展与改革重点。

二、国际化课程的发展现状

根据OECD组织的相关定义，高校教育的国际化课程主要指，为国内外学习者设计的课程体系，在课程内容上主要以国际通用语言阐述各国的文化特征、专业内容以及教学内涵，以此发展并提升高等院校的国际发展能力。因此，国际化课程在形式上以英语作为主要教学语言来传授相关学科理论知识，以此吸引大量国外留学生。由于美英国家在语言上存在着显著的优势，所以在国际上具有领先的地位。Wil-davsky认为，外国学生在美国进修的比重较大，并占据院校学生总数的60%以上。如果将我国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在美读博的学生总量相加，其规模将远远超过加州大学的学生总数。此外，美英知名大学，譬如诺丁汉学院与纽约大学在亚洲与中东不断创办分校，并对当地教育事业发挥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总体来讲，西方院校在世界范围内共开设了197所分校，环比增加13%，并在中国上海与北京两地，也设有相关分校。其国际化课程的主要特点是将院校自己的教学课程置于网络层面上，促使世界各国的高等院校可以免费获取教学经验与理论。譬如麻省理工大学在2017年已将学院43个学科4000门课程制作为网络课件，并以互联网平台作为共享媒介，为亚洲、欧洲等高等院校提供教育改革支持。在我国教育国际化方面，留学生规模是衡量高校国际化课程发展的重要标准，假如我国高校既不能留住优秀的学生，又不能引进大量的国际留学生，则将难以实现双一流教育发展的目标。相关调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普通留学生为10万人，硕博留学生为1．5万人。如果根据我国招生总数来分析，国际留学生仅占我国学生总数的2%。而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相关统计报告，2009年世界各国在接受国际留学生总数方面，存在鲜明的差异性。“日本15万、法国30万、德国31万、英国40万、美国63万。”由此可见，我国的教育国际化程度相对不高。所以现阶段，教育部门通过完善外国学生引进体系，提出截至2020年，来华留学生总数要提升到60万以上的目标，以此促使我国逐渐成为拥有大量一流大学的国家。而根据相关数据分析，现阶段来华留学的多为印度、中东、非洲等国的留学生，而来自西方国家或北美国家的留学生相对不足。2012年，在我国相关政府部门的推进下，美国政府与我国正式达成双边协议，预计在未来五年内将10万留学生送到中国学习。在中外合作层面，2010年以前，我国的中外合办院校寥寥无几，然而在“国家教育改革规划纲要”出台以来，我国高等院校不断涌现了与西方院校合作办学的浪潮，2013年，提出申请的五所大学中，就以位于上海的纽约大学较为耀眼。而2014年我国教育部公布的中外合作项目与机构名单中，我国现有762个通过教育部审批的合作机构。在这762所学院与学科中，涉及工商管理、法学、临床医学、国际金融、自动化信息、生物遗传、电子工程、计算机软件等学科的就有400多所。

三、我国教育国际化所面临的问题

(一)国际化师资师资队伍是教育国际化建设中的基础及关键，虽然我国各大高校在国际化进程中，通过吸引西方优秀专家与学者，完善我国高校现有的教育体系，加深国际化程度，然而在师资队伍建设层面依旧存在不足:首先在专业教师队伍方面，由于国际化教育的基础是英语教育，使用英语开展专业课程，便成为国际化课程开设的基础。然而现阶段，我国高校英语教师缺乏充足的专业教学经验，对跨学科理论了解不深刻，无法在有限时间内从事专业教学工作;而对于专业教师来讲，以英语语言作为教学手段，显然更有挑战性，但由于语言基础薄弱，在利用英语教学的过程中往往无法抓住重点，削弱了教学质量。其次，学术交流层面，教育国际化既要求我国高校要以丰富的教学资源吸引国际留学生，更要将我国优秀的人才送到西方高等院校中，以此提升学生的学科水平，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然而我国高校英语教学体系主要以日常英语为主，难以结合学科专业，开展专业化的英语教学工作。在ESP英语教学方面，师资队伍也相对匮乏，无法为我国高校学生在国外进修新专业、新学科奠定基础。

(二)国际化课程国际化课程是我国高校教育国际化工作所面临的主要难题。首先，在课程体系层面，我国现有的专业课程有诸多不合理的内容，存在着较多的中国特有的必修课内容。课程内容老化，脱离社会实际，无法满足学生全面发展的需求。尤其在人文学科的层面上，我国与西方各国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在文化层面上又存在诸多的矛盾，学生难以根据现有的文化体系与意识形态，认识并理解我国的文化机制，进而限制了留学生对我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知识的学习与积累。其次，在课程结构上，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在课程结构上也存在显著的差别。通常来讲，我国高校通常以学科理论为主，并以此规划现有的课程结构;然而西方院校却通常将学生能力培养作为课程编排的重心，设计出能够充分培养学生各项能力的课程体系。因此，我国高校应从教学理念方面调整现有的课程结构，并以内容为主，通过反映国际发展趋势，满足学生的发展需求。

(三)国际化学生“吸引国际化学生”主要指我国高等院校要通过科学合理的激励政策，吸引并鼓励西方留学生到高校进修。然而现阶段，我国高等院校在留学生吸引计划层面上，落实不到位，不能通过有效的制度调整与教学改革，扩大和提升国外留学生来华的规模与质量，尤其对欧美等国家学生来讲，我国悠久的文化资源是其来华的主要动力，然而落后的教学理念与课程结构又是限制来华留学生发展的重要原因。虽然我国教育部通过相应的激励政策与中外合作办学手段，为我国高等院校吸引西方留学生提供了基础，然而在对外宣传、教学资源以及师资团队的建设上，进步缓慢，缺乏长效的竞争优势。根据相关数据，我国部分高等院校已增设了以吸引外国留学生为目标的学位课程，然而课程的质量却远未达到国际化教育的水平，并没有作为高校重要的发展目标来推动与规划，所以对外国留学生的吸引力相对薄弱［2］。

四、我国高校英语教育目标与定位

如果将提升国际化课程看作我国高校发展的办学目标与宗旨，这将对我国英语教学工作产生显著的影响，使英语教学获得新生。因此，高校英语教学工作应定位在教育国际化的层面上，通过调整英语教学的教学评估、教师培训以及课程要求来推动高校教育国际化发展。

(一)加强专业英语教育为应对英语教师难以胜任专业教师为留学生提供理论知识，以及无法以专业英语教育为我国留学生未来的专业进修奠定基础等问题，高校应以行政手段，统筹并规划我国英语教师的课程体系，通过加强专业教育，提高高校国际化发展水平。首先，加强英语教师的专业理论知识，即通过教师培训手段，使教师获取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理论知识，进而通过专研学习，明确不同理论知识在英语语境中的表达规律及阐述方式。其次，鼓励教师进入特定专业领域，通过社会实践工作，巩固现有的理论知识体系。例如，将英语教师送到境外机构，展开专业学习。最后，加强ESP教育工作，英语教师应将ESP教学工作作为自身发展的关键，将学生发展作为推动教育国际化的目标，以此在满足我国留学生境外发展需求的同时，承担起高校开展国际化课程的教学重任，使来华留学生能够更清晰、更具体地了解我国的文化传统与学科体系。

(二)借鉴国外英语教育教育国际化在西方各国发展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德国高校在教育国际化层面，将英语教育作为教学发展的重心。首先在授课语言方面，由于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基础语言是英语，德国高校在课程语言上做出了诸多的规定:“部分课程需要以英语作为支持(人文社科、心理学、艺术史等)，部分课程需要学生了解基本的英语知识”，即在大学课程的语言设置上主要以英语为主，要求学生拥有一定的英语使用能力［3］。而针对英语能力薄弱的学生，高校开设了相应的英语培训课程。而日本在教育国际化层面，则以邀请国际知名学者与专家作为授课教师，以此提升高校的国际化水准。因此，我国高校可借鉴国外教育国际化模式，以英语作为专业课程开设的基础，以国际知名专家作为授课教师，继而推动我国高校教育的快速发展。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高校在生源选择上，必须注重对学生英语能力的考核，否则将难以凸显教育国际化的优势与作用。而在课程设置层面，可借鉴意大利高校的课程模式，根据学生发展特征，构建相关的培训课程，譬如学习技能课程、研究技能课程以及基础学科课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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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6）11-0071-04

学位制度是国家或学位授予单位为实施学位管理体制所制定的有关法规、条例或办法。学位制度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准和科学研究水准。建立学位制度是通过法律形式维系和推动国家教育和科研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现今，在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背景下，探索建立符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特点的学位制度显得尤为重要。

一、国外高职教育学位制度

（一）美国

美国作为发达国家之一，率先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其高等教育由社区学院、学院和大学三级构成，形成了包括博士、硕士、学士和副学士的四级制学位制度。其中，社区学院是美国高等职业教育的主要承载者，也是授予副学士学位的主体。美国初级学院的最早创建者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哈珀（William Rainey Harper），他在1892年建议将四年制的芝加哥大学分为两部分，即“文理学院”（Academy College）和“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后于1896年把这两部分改为初级学院（Junior College）和高级学院（Senior College）。上世纪20年代末，美国在借鉴英国副学士学位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副学士学位制度。在社区学院设置副学士学位，授予完成一、二年学业的学生。社区学院兼有升学与就业的教育职能，学生修完全部学术课程可获得文科副学士或理科副学士，修完职业学位课程则可获得相应的技术学科副学士或应用理科副学士，前者可用于升学以获取高一级的学士学位，后者可为就业做准备。不论哪种副学士学位，都要求学生必须修满60个学分。与社区学院教育职能相对应，副学士课程也分为两类：转学学位课程与职业学位课程。转学学位课程主要包括生物、化学、历史、心理学等人文社科类课程和语言类课程，职业学位课程主要有贸易、工业培训、建筑学、土木工程、铅管工程、家政学、机械绘图、印刷术、测量学等。近年来，社区学院注重学术与职业教育课程相结合，逐渐使副学士学位课程内容文理平衡化。现今，社区学院副学士不仅在美国得到广泛认可，也对澳大利亚、台湾与香港等国家或地区产生了较深影响。

（二）日本

日本高等职业教育的承担者主要有高等专门学校、短期大学、专修学校，分别为合格毕业生授予不同类型的学位与称号。

“专门士”由新型职业技术学校专修学校授予。专修学校具有灵活性、多样性、实用性等特点，设置标准较宽松，学校规模小，能够主动适应多样化的社会需求。根据《关于对专修学校的专门课程修完者授予专门称号的规程》，学生修业年限在2年以上，总授课时数在1 700学时以上，通过相关考试测评合格后，则可以获得“专门士”的称号。2005年，日本文部省又对该法案做了修改，增设了“高度专门士”的称号。高度专门士的授予需要学生修满4年，总授课时数增加到3 400学时以上，课程更为体系化，同样也要通过相关考试考核。在日本，高度专门士已被视为与学士同等的学位，同样可以申请继续进入研究生院学习，从而可节省深造学习的成本。

“准学士”是由高等专门学校授予合格毕业生的学位称号。日本高等专门学校是日本经济长期高度发展的产物。1962年，高等专门学校作为新的教育机构，在全国各地区先后开始设置，不仅重视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更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其目标是培养中坚技术人才与具有实践创造性的技术工作者。专业设置上因学校而异，但各学校都积极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开设必要的专业。根据《学校教育法》，学生在顺利学完5年课程，修满167学分，毕业考核合格则授予“准学士”称号。

“短期大学士”是由短期大学授予合格毕业生的称号。短期大学创建于1950年，以美国社区学院为办学蓝本，几十年来，短期大学迅速发展，课程设置、学期安排、授课方式等灵活多样。短期大学以私立学校为主，2013年，短期大学共有360所，其中私立341所，公立19所。短期大学包括两年制短期大学和三年制短期大学，两年制短期大学修业年限一般不超过4年，三年制短期大学则不超过6年，学校之间互认学分。学生经学校考核委员会考试通过，即可获得短期大学士学位。

（三）英国

面对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与调整，英国社会对就业人员的素质要求不断提高。长期以来，英国注重学术型人才培养，结构过于单一，而经济发展不仅要求高层次人才注重学术与一般知识，对应用型技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面对种种挑战，现行的教育模式难以满足社会需求，2000年2月15日，英国教育与就业部大臣布伦基特提出了基础学位制度。经政府决定，于2001年9月开始实施，在多地进行试点，政府提供足够资金用于试点项目的发展，到2010年，在短短几年里，参与基础学位学习的学生数由4 320名增加到99 475人。基础学位培养模式是一种合作式的培养模式，在宏观层面上，主要表现在高等院校与企业的合作、国家与地方的合作、雇主与各教育机构的合作，在其运行过程中涉及企业、继续教育学院、教育技能部、行业技能委员会、高等教育机构等多种类型的机构。在微观层面上，有教师、学生、课程、教学与评价之间的灵活合作。其学生来源渠道广，就业机会多，体现了开放教育与终身教育的理念。学分可积累与转换，从而可保证学位的前后衔接性。教学形式多样，既有全日制，也有部分时间制。在教学内容上，突出各种技能的训练，重视关键技能的掌握，使学生能够适应迅速变化的社会。基础学位制度的建立是英国教育发展的重大举措，标志着英国对高等职业教育真正意义上的重视，不仅有利于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而且有利于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构建完整的教育体系，加强教育与社会的联系，促进社会发展。

（四）共同特点

综观国外高等教育相对发达国家的学位制度，有以下共同点：一是各国都有健全的相关法律法规。如英国的《基础学位计划》、日本的《学校教育法》都有力地保障了学位体系的高效实施。二是各国都有专门且系统的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如美国的“副学士”学位，英国的基础学位，学位制度体系完善。三是各国高等职业教育学位横向纵向衔接合理。横向上，各院校间学分可相互认证与积累，纵向上，学生毕业后可以转入高一级学校深造，具有升学功能。四是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双向融通，衔接得体。五是注重社会产业结构变化，专业设置多样化，紧跟经济社会发展步伐。

二、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的发展及其现状

后，中西方的学术交流更为频繁，中国开始借鉴与学习西方学位制度。民国时期，教育部颁布《大学令》，对学位名称及授予资格等方面做出明文规定，在中国学位制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统治时期，政府以美国学位制度为蓝本建立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学位制度，自此，中国学位制度基本形成体系。然而，在上世纪60年代的“”期间，社会的动荡与混乱，导致高等院校以及学位制度的发展停滞。直到1981年颁布并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制定了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的学术标准，我国的学位制度体系才最终形成。随后，又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修改，不断完善学位制度法律体系。1991年，开始试点第一个专业学位，从而形成了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并举的学位制度。201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了《硕士、博士专业学位设置与授权审核办法》，鼓励与促进专业学位的发展。学位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

不难发现，在中国学位制度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中，不论是学术学位还是专业学位，都偏向于普通高等教育，而忽视了职业教育领域的学位制度建设。直到2014年，国务院才在《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建立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学位制度。随着高等职业教育的不断发展，现行的学位制度中高职学位体系的“缺位”凸显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高职院校与普通高校相互脱节，学生毕业升学通道不畅通。高职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主力军，却得不到学位制度的青睐。学生从高职院校毕业后，不能获得学位认定，学生仅可通过“专升本”的渠道实现升学。然而，学生在高职教育中接受的是职业技能训练，而本科层次教育注重学术研究。尽管部分学生通过这一渠道实现了升学，从职业技术学习转向学术学习，但潜在地造成了人才培养的浪费。升学渠道狭窄，从微观上说会导致高职院校学生发展受阻，影响学生全面可持续发展，从宏观上说不利于职业教育乃至整个教育体系的发展，从而违背了高等教育大众化与终身教育的理念。

二是落后于国际职业教育学位制度发展，不利于学位体系国际化。与欧美等职业教育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职业教育学位制度起步晚，发展缓慢。目前，美国已有较完善的副学士学位制度，英国有适应本国国情的基础学位制度，日本有针对不同类型职业教育的学位制度，甚至在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也开始借鉴他国经验对职业教育实施副学士制度。这些国家与地区建立的相对完善的学位制度体系，使学生毕业后不仅可以选择就业，还可以选择升学，适应了当今高职学位制度发展的潮流。而我国现有的学位制度层次单一，阻碍了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学位交流，制约了我国高职教育的国际化发展。

三是高职教育地位难以提升。目前，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主要表现为社会对职业教育认识存在偏见，这与职业教育学位制度的不完善有紧密联系。尽管学生从高职院校完成专科学习后，获得了各种职业资格证书，但这仅是对学生技能方面的认可，而在学位上则比普通高等学校学生低一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的缺失与不足导致国家及社会公众对职业教育不重视，职业教育的地位难以提升。

三、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学位制度对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借鉴意义

职业教育学位制度的建立应从体系完善、法律保障、普职融通、国家职业资格和组织承载等方面入手。

（一）构建技术型“四级”学位制度体系

在高职教育体系内，应构建技术型副学士学位、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四级学位制度体系。在现有的学位体系中，仅有科学学位与工程学位两种学位，而缺少与职业教育相对应的技术学位，应对高职院校毕业的合格毕业生授予技术型副学士学位，从而弥补职业教育的学位空白。技术型副学士学位应具有就业、转学、升学三大功能，学生毕业后可以选择直接走向工作岗位，或转入普通高等院校学习，或继续进入高层次职业院校深造。技术型学士学位可由技术类高校授予，培养各行业技术师层次的人才。技术型硕士学位应培养掌握相关技术学科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并能从事相关技术研究工作的学者，成为区别于原有专业学位和科学学位的独立的职业学位。技术型博士学位应培养系统掌握扎实的相关学科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具有独立进行技术原理研究工作能力的学者。

（二）提高高职教育的法律地位

高职教育的发展不可缺少政策支持与制度保障。综观世界职业教育发达国家，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都有着强有力的法律体系的支撑。如日本在《学校教育法》中规定授予学生“准学士”、“短期大学士”等学位，为高职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我国不仅应在《高等教育法》中强调并明确高职教育的法律地位，且应明确高职教育的学位授予权，并在《学位条例》中得以体现，为高职教育的发展提供多方面的制度保障。

（三）加强高职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双向融通与衔接

高职教育学位制度作为我国高职教育发展与学位制度体系完善的突破口，应具有开放性、互通性、多层次的特点。为推进高职教育学位制度的完善，首先，要推进职业教育体系与普通教育体系的双向沟通，在课程、学分等方面加强互认，推进职业资格证书与文凭之间的等值对应。其次，要建立高职教育的技术学位与普通高等教育的学术学位及工程学位之间的衔接机制。由于技术型、学术型与工程型学生的培养目标及专业和课程设置导向上的差异，各类学生的专业学习有所偏重。高职院校的技术型学生侧重于技术知识的学习，工程型学生注重应用科学的学习，而学术型学生则重视基础科学的学习。因此，高职院校的毕业生获得技术型副学士学位后需加试相关课程，从而转入工程类或学术类高校进行专业学习。技术型学士学位的获得者同样可以通过加试相关课程报考工程类或学术类高校硕士研究生。以此类推，技术型硕士学位获得者通过一定途径可报考工程类或学术类高校博士研究生。

（四）衔接国家职业资格制度与高职学位授予

国家职业资格与学位的衔接是当今世界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英国的NQF、澳大利亚的AQF对欧盟的EQF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国家资格框架比单纯的职业资格框架更有利于职业教育的发展。然而，我国目前国家职业资格制度与学位制度却是分离的，两个体系之间缺少必要的关联。包括初级技能、中级技能、高级技能、技师与高级技师五个等级的职业资格证书由人社部门颁发，而教育学位证书由教育部颁发。两者分属两个部门，导致在实践中难以统筹职业资格与学位文凭的关系，阻碍了高职教育的发展。因此，我国亟需借鉴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的经验，完善国家职业资格制度，建立职业资格与学位制度的对应关系，形成完整的国家资格框架。

（五）积极发展技术本科教育

技术本科教育与传统本科教育相区别，是高职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社会培养具有较强技术理论知识、专业知识和应用能力，毕业后能从事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第一线工作的高级技术人才。目前，我国技术本科层次教育办学尚有限，仍需大力发展。基于此，一是要引导部分应用型本科院校向技术型本科发展，在转型过程中要加强“双师型”教师的培养，引导和鼓励企业、行业积极介入。二是要促进达到高职院校升格标准的院校升格到本科层次。德国的应用技术大学、英国的多科技术学院、日本的技术科学大学等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对我国技术本科教育的发展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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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微课在高职院校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现状

近些年来，微课教学方法在众多高校都取得了相应显著的成效。在高职院校的英语教学中绝大多数教师也采用了微课的教学方式开展英语教学，而在当前的应用教学中，微课在高职院校的英语教学应用中仍然存在部分问题。

1.过度重视微课制作形式。当前所使用的微课教学方法是采用制作视频的形式，确定某一个主题，进而围绕所要表达的主题将教学中的知识点相结合，从而将教学中的疑点、难点以及重点问题进行简化的教学方式。微课的应用不等同于传统类型的课堂教学，把知识点分开讲解，微课的教学方式则是把知识点进行重新的规划，确定教学主题，从而确定教学内容。微课教学方式自身具备着体积小、内容少简便讲述的显著特点。绝大多数教师在应用微课教学课程时往往过度重视微课的制作形式，却忽视了教学内容的选择。在制作微课视频时，也经常出现制作形式较为单一，部分教师在制作微课视频时还往往只是注重文字与图片形式，对于视频以及音频应用过少，并且在使用过程中也无法深入体现英语课程的特性，因此不能激发学生的英语学习主动性，对学生的英语学习还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2.微课制作技术存在问题。相对于传统的课堂教学，微课不仅是制作方式，还是知识讲解都是一种新型的突破性教学。但是这种新型的教学方式是以短小精炼的知识点汇总视频作为依托载体的，因此，对于高职院校教师制作微课视频就提出了相对高的要求。但是针对当前高职院校微课教学方法的使用现状来看，绝大多数教师都提出了微课视频制作及录制后期处理过程相对复杂，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教师们的教学积极性，另一方面也自然影响了新型教学方式的教学质量，从而阻碍了微课教学在高职院校英语专业的应用。对于英语教学中的教学部分，教师往往只是通过简单、单调的传输方式进行讲解，比如图片、文字，却没有采用具有趣味性的视频、动画等更具多样性的直观方式来进行体现，从而使得微课的教学效果不尽人意。

二、微课在高职院校英语教学中的应用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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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上海成人高等学历教育以其鲜明的办学特色和办学优势得到了快速发展。以上海师范大学成人高等学历教育为例，2001年的在校生规模仅为4000名左右，2008年便已达到15000多名的在校生规模，增长十分迅速。但从2007年开始，上海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的规模增长开始放缓，在校生规模逐步稳定，招生计划的层次从专科为主向专升本为主转变，取消了脱产学习形式的招生。在这些转变的同时，蕴含的生源危机也开始显现。

1.生源危机

上海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的生源危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数量危机。以上海师范大学成人高等学历教育为例，在分析了近几年的报考数据后我们发现，应届毕业学生一直是报考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的稳定生源，见下表（表1）：

表1 历年报考层次应届生所占比例统计

从表中可见，应届毕业学生不仅占有相当的比例，而且逐年增长，特别是专科层次考生。但这也恰恰蕴含了普通高校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的危机。由于受高考扩招、网络教育以及电视大学等新兴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模式的影响，应届生源数量上的减少不可避免，而且分流形势也将日趋明显。

从专科报考情况来看，应届生源的增长是最为明显的。虽然受高考招生计划数的增加，本市应届生源开始逐步减少，脱产学习形式的取消，也影响了部分应届生源的报考。但外省市应届生生源报考数量有了很大的增加，大多为从外省市招收的自学考试助考班的学员，也有部分为外地来沪工作人员，所以专科的应届生生源增长仍比较明显。可随着上海市教委《关于重申教育部和本市的相关规定强化本市高校办学规范管理的通知》2008年（57）号文件的出台，普通高校取消了招收以外地生源为主的全日制自学考试辅导班。伴随高考的扩招，上海经济的转型，来沪工作人员的学历层次也越来越高，专科层次的应届报考生源必将呈现下降趋势，专科整体的报考生源将呈现下降趋势。

从本科报考情况来看，生源危机已经开始显现。应届生源不仅是比例上的减少，更是数量上的下降。2007年报考上师大高中起点本科的应届生为500名左右，到了2008年仅为150名左右。高中起点本科同高中起点专科一样受普通高校扩招及脱产学习形式取消的影响，但是本科的外地应届生没有同专科那样得到补偿，这是本科应届报考人数比专科下降更为快速的一个主要原因，随着应届生源的下降，本科的整体报考生源将呈现下降趋势。

从专升本报考情况来看，2004～2008年应届生的报考比例基本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范围。但这一情况也将会发生转变，因为在2007年之前上海市成人高考招生是专科录取人数大于本科录取人数，但从2007年开始专科录取人数明显少于专升本录取人数。见下表（表2）：

表2 上海市成人高考招生人数统计表

而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的专科应届毕业生恰恰是报考专升本的主要生源。这样的变化会直接导致：报考专升本成人高考的应届生源直接减少；应届学生报考名校的趋势更加显现；网络学院、电大招生的分流影响将更加突出。而且专升本层次也缺乏外地应届专科学生的报考。因此随着成人高考专科应届毕业生的减少，升本科的整体报考生源会呈现下降趋势。

质量危机。除了生源数量的危机之外，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整体的生源质量危机也开始显现。

录取分数偏低、生源质量整体下降。就读成人高校必须通过成人高考，但是与普通高考相比，成人高考试题水平相对偏低，录取分数也相对较低。特别是近几年由于学校招生计划不断增加，成人高考的录取分数线是一降再降。以专科的文科录取线为例，2003年划线为170分；到2006年降到100。虽然其中也有比较优秀的学员，但就整体而言生源质量明显下降。特别是高中起点专科的考生，很多都没有经过高中阶段的学习，就直接进入专科阶段学习，其学习情况可想而知。

文化基础差异大，生源质量参差不齐。从高中起点专科报考生源来看，有初中毕业的学生，也有专科毕业甚至是本科毕业学生，学生学历基础差别很大。从专科起点升本科报考生源情况来看，有的学生是专科、本科同一专业，有的是跨转业，且没有相应专业的工作经验，致使学员之间专业基础差别很大。另外，成人高考基本没有单科要求，学员除了入学总分之间差别较大之外，单科成绩也有着很大差别。以专升本英语统考成绩为例，上师大2009年录取的专升本新生中，英语最高成绩为148分，最低仅17分。

以上两方面的危机已经清晰的表明，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的生源危机已开始显现。

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高等学历教育不再是“精英”教育，大多数人都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获得高等学历教育的机会，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生源危机的出现，也就无可避免了。但教育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必然要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同时还应该超前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引导社会经济发展。我国已经开始步入知识经济的时代，构建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是当今世界的教育潮流。成人高等学历教育作为终身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生源应定位于在职人员，虽然大多数的在职人员都已经获得了较高的学历文凭，但是对于新知识、实用知识的需求还是十分迫切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应从原来学历补偿教育的定位中摆脱出来，改变原来单一的纯理论教育，更加注重教学内容的实践性、实用性、及时性，兼顾学术性、社会性需求和受教育者的意愿及能力等多方面因素。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应从变革教学管理模式、创新教育技术手段、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实行切实有效的改革。

2.危机应对的主要措施

提高教学管理水平，实行学分制及弹性学制。学习能力、学习基础不一致和学习时间不统一是在职学生学习的主要特点。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天赋、兴趣爱好、知识基础和可用于学习的时间来安排自己的学习。学校应实行学分制管理，建立灵活的教学管理体制，准许学生自主选择课程。选择专业，选择学习年限，选择上课时间和考试时间，实现学习时间、学习期限的弹性化，以满足成人学员的学习特点，满足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学分制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教学管理制度，实施并不困难，但是在具体执行中，还是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主要是认识问题和办学体制问题。在近几年的发展中，由于学生报考数量远大于专业的计划数，所以学校对与满足学员学习需求的观念比较淡薄。但是随着生源数量的减少和招生计划数的增加，满足学员需求，必定要成为学校办学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另外学校普遍认为实行学分制需要投入更多的教学资源，而现阶段学校的教学资源又相对比较紧张，这也成为影响学校不实行学分制的一个方面。其实，学分制的实施不是在于要另外开设大量的选修课程，而是在于是否能够给予学生足够的选课自由度，如果能够使学生在全校层面实行选课，把所有专业都可以作为另一个专业的选修课，那么凭借现有众多的专业，完全可以在不增加教学资源投入的情况下为学生提供数十门、甚至上百门的选修课程。而且，学分制的实行还取决于学校要求学生选课的比例、选课的制度等多个方面，多数学校现有的教学条件完全可以满足学分制的实施。除了认识之外，现有的办学体制也是束缚高校开展学分制的一个主要方面。以上师大为例，学校主要实行的是二级管理体制，生源组织和教学工作都由二级学院开展。各二级学院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不管有无优秀的师资，都尽可能自己包完本单位开设专业的所有课程，基于教学资源统一调配的学分制根本无法开展。由此可见，校实行学分制的关键是要有正确的认识和对现有办学体制的改革。

运用现代化教育技术，增加计算机辅助教学手段，拓展学生课堂。在职学生大多是已经工作的人员，虽然采用学分制教学管理可以满足大部分学生的上课安排，但是部分学生缺课情况仍然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由于学生大多在职，课后学生和学生之间、学生和老师之间交流互动的缺乏，也成为影响学生学习的一个方面。因此，成人高等教育最适合的方式应该是以课堂教学为主，依托计算机网络的现代化远程教育，为学员提供课程点播、教师答疑、在线交流、在线作业、数字图书馆等辅助教学模式，为学员提供全天候的教学服务，满足成人学习特点，切实提高成人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

目前实现计算机辅助教学主要是两方面的问题：

设备的投入和教学课件的制作。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实施，首先要有设备的投入及各类人员的培训，这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其次是高质量教学课件的制作。学校应以优势专业出发，以专业为基础，由专业负责人带队，制作相应的课程课件。当然，这部分的投入，也是一笔不小的投入。所以说资金的投入是影响计算机辅助教学实施的一个方面。

相对固定的教师队伍和辅助人员。除了硬件的投入，计算机辅助教学实施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要有稳定的教师队伍和相应的辅助管理人员。教师能否为学员提供及时、有效的网络交流，为学员的在线作业做及时批改。管理辅助人员能否对系统进行有效管理，并及时处理各类系统问题是计算机辅助教学能否有效运行的关键。但是成人高等教育不论是师资队伍还是管理人员队伍，都存在相应不足。稳定教师队伍，提高管理人员的技术水平是影响计算机辅助教学实施的重要方面。

因此，成人高等教育的计算机辅助教学可以从部分学生人数较多，师资力量比较强的专业先行开展，并依托精品课程建设，加强教师和管理人员的业务培及技能培训，逐步全面实现计算机辅助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