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价值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公共管理价值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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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公共管理；政府；行政价值观

行政价值观的内涵即为行政主体对于其所追求的某种行政思想、观念，以及行为方式的理解。在行政价值观念当中涵括了大量对于具体行政事务的思想解读，因此行政价值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具体的行政行为也具备着一定的指引价值。因此行政价值观也是公共行政的重要基础之一，将会直接影响到政府的结构与功能。随着当前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稳步推进，对于行政价值观念也便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公共行政理论发展也为行政价值观念的建构与提供带来了可能。因而，便需要能够由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考虑，来全面审视当前我国的行政价值观建构问题。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概述

在新公共管理理论当中具体就涵括了三方面的内容，即：1）公共服务主体多样化，政府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对于主要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采取的是“多中心公共治理模式”；2）执行机构更加自主化，政府行政单位在具体的行政执行过程中具备有极大的自主性特征，可基于政策与项目整体框架的执行基础上采取合同管理、绩效管理、公共管理等方式，来自主进行对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设计工作；3）地方政府分权化，也就是重点突出地方政府在提供以地方公共产品，推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之中所起到的基础性作用价值。在公共管理所包括的主要内容如下图1所示。

二、行政价值观分析

行政价值观即为行政主体就针对某一行政思想、观念及行为方式的理解与追求。其中还涵括了拥有相应行政价值观的人员对于具体行政事务的理解，因此其也便具备了一定的解释性特点；并且行政价值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具体的行政行为也具备着一定的指引意义，具有着特定的方向性特点。也正是基于行政价值观本身所存在着的这双重特性，导致行政价值观念本身便存在着对于具体行政价值进行解释与方向指引的作用。总的来说，行政价值观念将会对政府功能与结构产生直接性的影响，即存在着怎样的行政价值观念便也就会有与之相对应的政府体系与公共行政体系。鉴于此，对于当前我国的行政管理人员而言便应当积极转变传统的陈旧行政价值观，积极树立起新的价值观念，并以此来更好的投身于新公共管理事业当中，使公共管理工作能够在新的历史时期找到新的发展路径。

三、基于新公共管理视野下的行政价值观

（一）由集权转向为民主合作

新公共管理所倡导的民主并非是原本管理行政当中的民主，而是促使私人部门与非政府组织来引入公共服务，并参与到提供公共产品当中，广泛听取社会公众的建议，切实促进民主走入到公共领域当中。民主行政不但是对社会公平与公共利益的有效维护，其更加重要的是还应注重在执行具体行政操作时民主性，突出对组织健全的制度化公民社会的培养。

（二）由守旧转向为创新发展

行政管理的命脉即为效率，在此之中效率也涵括了效益、经济与时间三方面的要素，此三者间互为联系，密不可分。传统行政常常是过于关注于对社会公平与公正的问题，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效率问题；亦或是单纯性的追求效率而牺牲掉了其中的某一项要素，最终所造成的后果便是行政成本居高不下，行政效率停滞不前。新公共管理的出现便促使关于行政效率的研究步入了新的阶段，其更加注重由客观实际情况出发，应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来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积极的调动起来，转变行政方式、增强行政能力、创造机遇条件，最终实现创新式发展。

（三）由政府中心主义转向竞争服务

新公共管理理念会促使政府职能发生更加明显的转变，政府将更加倾向于为社会公众提供纯粹性的公共产品服务，并由非政府组织亦或是私人来共同参与为社会公众提供混合公共产品，此两者的积极协同有助于更好的服务于社会，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公共服务主体多样化，摒弃了传统的政府中心主义，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处于完全相同的起来，来展开竞争服务。对此，政府的公共管理行政人员必须要能够具备良好的竞争服务意识，加强对这一方面意识素养的培养。

（四）由形式主义转向为高效质量化

新公共管理促使市场观念与公共观念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促成了在行政理念上的发展与创新；在衡量公共行政基本关系之时，产生了其自身特殊的有关国家、社会、市场、人民、行政等多方面的关系理念，实现了对于行政价值观念的发展；在行政执行过程中应用市场经济行为中所较常采用的绩效管理，在突出行政责任的同时，要确保行政管理的高效化，并最终促成行政组织文化的创新。

四、结语

总而言之，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的统治型行政方式已经愈发式弱，公共管理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与发展，具备了更加多元、丰富的公共特性，同时其也表现的愈发明显。在此阶段当中，基于新公共管理视野下的行政价值观主要表现出了以下四方面的发展演变趋势，即：由集权转向为民主合作、由守旧转向为创新发展、由政府中心主义转向竞争服务、由形式主义转向为高效质量化。

参考文献：

[1]黄建红.行政价值观转型与政府职能重塑[J].行政论坛,2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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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通过一定的外部形象表现出内在的价值要求。公共管理形式上的价值可以通过人员的外在形象以及建筑物的特征等表现出来。政府建筑物的外部特征对公共管理艺术价值的体现有重要的影响，政府机关建筑物的独特风格可以更好的体现其内在的艺术形象。管理人员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以及办事效率等方面都可以较好的体现出公共管理艺术价值的存在，从而给人们一种良好的印象。

（二）公共管理艺术价值在行为上的表现

公共管理者行为的艺术价值可以在日常的工作中得到较好的体现，公共管理者在日常的行为中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基本出发点，从而体现出管理者履行职责所蕴含的艺术美学价值，这就需要管理者在行政行为的过程中要以文明的素养要求自己，以传统的美德灌输自己，从而体现行为上的艺术价值。

（三）公共管理艺术价值在精神上的体现

精神上的艺术价值是管理者公共管理的最高追求，同时也是艺术价值在公共管理当中的核心体现。如果失去内在的精神美，日常的公共管理就失去了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公共管理的艺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道德美。公共管理的道德价值对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行政人员在日常的管理过程中要以高尚的道德情操规范自己的执法行为，体现艺术价值的魅力。第二，价值美。价值美要求管理者要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不断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行政职责的艺术价值。第三，精神美。管理者要充分体现人文关怀的艺术魅力，体现公共管理者的仁厚心态和助人为乐的精神风貌。

二、提高艺术价值在管理中的有效方法

（一）改革创新提高管理机构的艺术形象

只有通过对公共管理现状进行切合实际的改革，满足社会各方面发展需要，才能不断改变管理者传统的外在形象，并通过结构的变革，改变传统的机构运行方式，提高政府机构的办事效率，从而体现政府机构亲民、爱民和灵活化的办事风格。通过设立“政府超市”“服务答应”等服务形式加强对群众的服务力度。通过不断提高政府服务的质量，体现管理机构的艺术价值。此外，管理者要在衣着、言谈举止等方面能够较好的体现公共管理艺术价值，提高管理服务者的形象。通过变革和创新的方式对政府形象进行改进，这也是提高公共管理艺术价值的重要环节，让人民群众能够从日常服务中感受到管理的艺术价值之美。

（二）美德的提升推动公共管理艺术价值的体现

公共管理的艺术之美代表的是政府的美德，而政府管理者的言行举止都会对社会产生重要的示范作用，政府管理者美德的提升应建立在高尚道德的基础之上，不能只重视经济的发展，而忽视几千年来传统美德的发展。政府管理者不仅要较好地履行自己的公共职责，还要有建设美德之邦的责任感，从而带动整个社会风气的提升。

（三）改变行为方式，提高艺术价值

公共管理者的行为方式因其所在环境的不同而带有权威性和政策导向性，对社会风气的形成就有强烈的推动作用。其行为的外在表现不仅代表自身的行为状态，更代表政府的外部形象，因此管理者行为水准和思维方式的提高对整个社会精神风貌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效果。要使管理者的行为方式能够较好的体现其内在的艺术价值，就应实现其行为方式向文明的方向转变，从而促进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

（四）提升管理者的艺术能力和艺术修养

管理者的艺术能力和艺术修养在一定范围内是指公共管理的艺术能力和艺术修养。公共管理者在日常处理问题中，处置问题的艺术能力和艺术效果直接关系到所在环境的公共艺术价值，自身的言谈举止在一定程度上也关系到政府的形象，在公务办理过程中所表现的对待事情的责任感以及内在的奉献精神也是公共管理艺术价值的重要体现。公共管理者只有具备高尚的道德修养，才能在实践中充分体现其自身价值。所以，加强管理者的艺术修养、提高其处置公共事务的能力是实现公共价值的有效途径，需要管理者把公共管理工作作为一项艺术的具体实践来看待，从而真正做到个人公共管理水平的提高。公共管理者还需要不断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职业精神，将自身的理想和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相结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真正做到艺术价值和艺术美的完美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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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的内容有新发明和新创造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的相关过程，也就是新的技术成果一般是从开发研究与市场的推广全部过程技术创新过程中总结为管理的问题:其主要体现在要素的组合方法创新和要素的创新，以及相关要素产品的创新从而构建创新性的公共管理要素的创新是企业在实际运用过程中针对现有的资源要素合理地进行分配，主要内容有人员、材料和设备等要素的组合方法的创新包含生产的工艺和生产过程中的组合、产品的创新是对产品结构品种和效用等方面的创新过程，三方面共同协调推进公共管理的构建，实现公共管理的价值

1.2制度的创新

制度创新是指建立或使用新制度组织结构和运行的规范的安排，例如:国家现行的经济体制，企业组织的形态和运行机制，制度的创新过程也是管理的实现过程在现有的国有化经济战略性的重组环节中，以及企业所建立的制度进程中，都在进行组织化的革命，并且开始步入攻坚阶段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实现不仅仅是从生产资源方面开始，还是对人们的拥有的使自己或者是他人的损益权利并且企业是市场主体，在经营机制中的创新主要是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负盈亏和自我约束的经营，这也是市场经济管理价值的构建

1.3组织的创新

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需要根据形势变化而进行组织创新其次，从生产函数的企业观念转变，组织创新不单单是技术创新需要从技术创新转移到组织本身上，并且正确的看待组织创新，在将组织的自身为组织创新中心时，需要对管理人员修正的组织机构奖励办法、沟通能力、技术转变和工作环境入手，改变管理人员行为这两种观念均是传统组织理论组织的创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应该从创新角度对组织进行改革，在组织进行创新时需要及时掌握适度原则，但是组织活动不能过于频繁，这样会使组织经常处于不利的动态状态，会影响组织目标的实现和功能的发挥

2公共管理的价值表现

2.1法律性

在进行公共管理之前需要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主要包括:管理主体的行为规范和管理客体的规范性公共管理的价值的表现还体现在法律法规内容的整体性上，对公共管理的各个方面进行明确、可操作的规定，使管理机构规范自己行为

2.2行政特性

通过行政命令的运用公共管理机构进行公共政策与管理权限的控制，依据行政方式进行指挥、组织、监督与调控，并且对公共事业的相关活动进行直接的控制与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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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FGT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蒂布（Tiebout）“以足投票”模型论证了当居民可以无成本地自由迁徙时，分权能够使得公共品的配置尽可能地满足居民偏好，从而增进居民福利。[2]但一个广为认可的事实是，“以足投票”并不是一个万能的机制，现实中居民并不能自由选择辖区，迁徙往往具有成本。因此，另一个偏好表达机制———“用手投票”也许就更为重要。在这一机制下，辖区居民对辖区政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自身的偏好会有一个评价，评价的高低进一步影响居民的投票参与行为。但是，由于FGT的分析框架严重依赖于“仁慈政府”的假设，直到分权理论开始重视其制度环境以及分权实践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开之后，这一问题才开始受到重视。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该领域的某些关键人物一如既往地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奥茨（Oates）提出要拓展财政分权的分析视野，他认为，“传统的研究注重对资源配置效率与收入再分配的追求，然而，一个治理体系的选择还应当有其他的价值诉求：政治参与水平、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以及公民精神的培育……政府的纵向结构对这些方面可能具有重要的意义”。[3]

如今，在PEA的文献中，通过对现实中不同选举环境（直接选举、代议制等）的刻画，研究者已经贡献了多个有关分权体制下投票行为的理论模型，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认知。投票只有在已经建立了选举民主制度的国家才能存在，当财政分权实践引入到那些转型国家以及尚未建立选举民主制度的国家时，并不存在投票机制供辖区居民影响辖区政府的财政决策。这种大环境的改变使得研究者转向了一个更一般性的议题———公共参与(PublicParticipation)，研究者需要探究当没有投票机制时，辖区居民如何参与和影响辖区政府的财政决策以及更广泛性的公共事务。这一问题的受重视，得益于对不同制度背景下财政分权实践的案例观察和事实总结，起初正是基于一些案例的发现，才加速了研究者对财政分权与公共参与关系的探究。这方面，霍莫斯（Hommes）在对拉美国家的经验观察中发现分权可以使居民更大程度地参与地方政府决策。[4]贝尔（Beall）以及腾德勒（Tendler）的案例研究中也发现了分权促进公共参与的证据。[5][6]

在由IMF、WorldBank等国际机构组织的最新一些研究项目中，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公共参与问题仍然大量借助于案例观察，尽管数据采集方面已经能够满足研究者采用计量工具展开跨国样本的研究计划，但发生于不同制度背景下的财政分权使得公共参与方式与质量上往往呈现出多样性，在这方面，案例研究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它往往能够发掘出更深刻的含义与价值。比如说，在这些案例观察和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居民参与辖区公共事务往往伴随着居民之间的互动，比如成立自组织以增强集体行动的力量或者成立互组织合作提供某些公共服务以弥补辖区政府的不足，这种发现进一步拓展了财政分权影响公共参与行为的观察视野———居民与政府的互动及居民之间的互动共同构成了财政分权体制下公共参与的行动基础。这种理路的演进产生了一个重要的产品，即研究者将财政分权与社会资本联系，试图借助这个概念构建起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做出这种尝试的是德•梅勒（DeMello），他在理论上较为系统地阐释了财政分权对几个典型的社会资本（公共信任、公民合作、结社行为）的影响机制，然后运用23个市场经济国家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WorldValueSurveys），希望通过计量工具确立起财政分权与社会资本的因果关系。[7]他与丁瑟（Dincer）进一步研究了分权治理体系对人际信任的影响，前者综合使用了80个国家以及巴西与印度尼西亚两个案例国家的数据，而后者采集的是美国的州级数据，基于严谨的计量工具，两项研究均证实了财政分权能够促进人际信任。[8][9]

由于社会资本概念本身的多维性，依据现有的证据，我们难以就财政分权对社会资本的影响给出定论，但社会资本分析框架的引入有着非常重要的含义。首先，从大的视角而言，它标志着财政分权的价值延伸到了社会目标，再次扩展了人们对财政分权价值的认识。其次，它的政策意蕴则显得更为明显。这可以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其一，通过经验研究判断现有分权体制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可以为优化现有体制提供新的视角与经验支持；其二，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它有助于弥补某些正式制度欠缺或正式制度能力（InstitutionalCapacity）尚弱的分权实践，从而推动正式制度的型构，形成分权的良性循环。比如，在那些尚未建立正式民主制度的国家，倘若分权能够通过增强居民的合作以及成立自组织的方式将分散的居民聚合起来，增强居民（尤其是弱势群体）参与并监督辖区公共事务能力的话，那么这个过程本身就推动了民主进程，而且此时的社会资本就成了公共政策生成过程的一个重要变量，借助于这个桥梁，公共参与的方式与质量都可望得到提升。

二、政府责任的议题

讨论和研究财政分权与公共参与的关系，其更深入的诉求在于辖区政府能够回应居民的偏好与声音，从而更加具有责任性。但是，经验证据显示，公共参与并不总能改善地方政府的责任性，[10]分权能否促进政府责任性的经验证据也显得含混不清。[11]事实上，在已实施分权的国家中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次国家级政府在何种程度上是“负责任的”。因此，相对于公共参与，政府责任是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从理论上而言，政府责任问题的受重视在于认识到传统分权理论中“仁慈政府”假设的不合理性，因为这一假设使得政府不负责任问题根本就无法定义，这也就无怪乎FGT的文献对政府责任议题没有多少贡献了。一旦认为政府官员存在私利以及政治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就不能轻松地期待公共决策的结果与居民的偏好一致，这种不一致自然可能就导致了居民对辖区政府负责任形象的否定。

不过，在现实中，造成地方政府不负责任的结果存在相当复杂的因素，斯莫克（Smoke）对此给予了一个详细的分析，比如，一个较为重要的因素是，在一些处于分权进程中的国家，由于地方政府自尚未完全确立，地方政府的决策有可能被中央政府撤销，即使此项决策本来是向辖区居民负责的。[10]当然，上述情况多少是有些特殊的，我们所关注的是，在一般性情况下，分权体制如何才能实现辖区政府的责任性？对这个问题的探究，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政府责任是一个结果指标，而且是站在公众视角评判的，它是在居民与辖区政府展开多环节的互动后居民所给予的评价。

因此，实现政府责任意味着居民要有充分的能动空间，居民要能够在公共决策的事前、事中和事后都能够与辖区政府展开有效的互动，能够参与、监督并公开评价辖区政府的公共决策，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和影响力。但在现实中，由于公共参与方式与质量上的差异，加之公共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客观上也就不一定能够保证会产生参与者所认同的责任性结果。尽管难以达到最优的结果，但实践中仍然可以采取措施帮助居民充分地参与辖区事务从而产生政府负责任的效果。在这些措施中，政府本身的制度建设显得尤为关键。[12]

但是，由于各国本身的制度背景不一样，需要建设的具体制度可能也就有所不同，如此一来，分权体制下实现政府责任似乎成为了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研究者目前所能做的是不断地观察和总结相关的成功经验。拉里总结了增进地方官员向居民负责任的机制包括：地方上通过投票程序选举官员；积极和竞争性的政党；确保地方官员代表多元社会经济群体的规定；促进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方式；包括参与预算决策、自由的地方媒体、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培养居民对税收交换公共服务的自觉意识；公开公共服务质量和数量的信息。[13]这些机制显然是零散的，在未来或许可以总结出更多的成功做法，具体到特定国家，适用什么样的机制显然要取决于该国的条件和分权本身的进程。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零散的机制中找到一般性的价值，诸如高质量的公共参与、有效的监督以及信息公开等。

这种总结为那些处于分权进程中的国家如何改善地方政府的责任性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以及方向性指引，尤其是那些被认为实施分权反而容易滋生腐败、寻租、政府俘获等问题，从而侵蚀政府责任性的转型国家和贫穷国家，分权体制更应该注重于增强地方政府责任性机制的建设。[11]事实上，在最新的一项研究中，雷斯曼与马克沃基于发展中国家的样本发现，财政分权能否抑制腐败取决于舆论的自由度，于是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成功的财政分权方案需要以自由的新闻舆论作为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14]虽然我们极为强调辅制度建设对改善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责任性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考虑“自利政府”以及政治决策过程的分权体制就一定导致地方政府走向了不负责任的不归之路。在PEA的文献中，研究者发现分权体制自身能够产生一些增进地方政府责任性的内在机制。

贝斯里与凯斯提出的“标尺竞争”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内在机制，它表明，相邻辖区政府之间的相对表现为辖区居民评判政府的“好”与“坏”提供了一种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辖区政府的“坏”行为；[15]辖区政府间的“税收竞争”机制一定程度上也能限制地方政府的寻租行为。[16]不过，我们也无法回避理论上的见解多有假设条件，理论模型往往并不能将所有的条件都同时现实化，在上述两个机制的模型化过程中，研究者虽然放弃了“自利政府”的假定，但仍然依赖于对政治制度环境的设定，因此上述机制的经验证据也就免不了存在模糊性。当然，这反过来又推动研究者去创建新的理论框架，税收竞争理论的最新进展就表明，税收竞争的福利效应与政治制度有很大关系。[17]

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使得财政分权语境下的政府责任问题显得日趋复杂和重要。当理论模型尚不能提供有益的见解时，经验观察所积累的事实和证据有助于提炼共识，这也许正是研究者总结那些零散的增进地方政府责任机制的意义所在。在一个更宏大的视野中，实现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责任应当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发挥财政分权本身所产生的责任性机制，也要引入和构建辅制度，同时也要注意财政分权内部架构的完善，比如保证地方政府有足够的财政资源能够对地方需要做出回应。[12]

三、政府治理的议题

在近期的财政分权文献中，另一个广泛讨论的议题就是政府治理，在实践中，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将分权视为是改善政府治理的一项工具。政府治理所涵盖的内容与公共参与以及政府责任议题有所重叠，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地方治理的关键在于建立一个可以做出回应、可靠并对居民负责的体系。[13]但在经验研究和政策讨论中，政府治理的确涉及较广，甚至不能将它严格地限定在PEA的视野。它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是财政分权体制如何实现一个高质量的政府或者说是一个“好”的政府（GoodGov-ernment）。与研究财政分权体制对居民行为的微观影响不同，政府治理更侧重从宏观层面上探讨财政分权所产生的效果。由于“好”政府在概念上的模糊性，经验研究中对政府治理的测量出现了一系列的指标，比如腐败、责任性、法律秩序、司法独立、政府透明度、政府效能、政府债务负担、宏观经济稳定、商业开业成本、政治自由、政治稳定、人类发展指数、收入分配等。政府治理测量指标的多样化显示了财政分权体制潜在的影响较多，仿佛它就是一个“万花筒”，但财政分权对某些指标所衡量的政府治理的影响并不那么显而易见，指标的多维性也很难用一个统一的理论模型将财政分权与政府治理加以模型化表达。因此，在财政分权的政府治理议题中几乎没有正式的理论分析框架，这与公共参与以及政府责任议题有着很大的差别，后两者的近期文献中贡献了诸多的理论模型，但政府治理的研究基本上是经验性与政策实践性的。既然如此，我们所关注政府治理的第一个命题就是财政分权有没有实现了善治（GoodGovernance）？

回答这一问题显然是不容易的，因为财政分权与政府治理均所具有的多维性使得我们无法给出一个确定性的结论。但大量的经验研究至少可以让我们获得这样一个较为安全的结论，即跨国样本的证据在整体上显示了财政分权具有改善政府治理的功效，但这可能还取决于分权体制自身的结构安排（比如地方政府的筹资体系），而基于特定样本的案例研究则进一步揭示了分权能否改善政府治理还取决于制度环境。这种结论促使我们需要深入到第二个更为重要的命题：什么决定了财政分权能否实现善治？汉克拉在对这个领域的文献进行评论的基础上，为实现善治的财政分权体制总结出了9条启示，并将这9条启示归类为3组：（1）保证分权是名副其实并能够生效的。地方政府应当被授予了明确和重要的支出责任；地方政府应当享有充分的支出自由度以及行政能力以便实现支出责任；地方政府应当具有征税权或者能够接受稳定的无条件转移支付。（2）保证地方政府机构具有代表性和有效性。地方政府机构应该是民主选举的；地方政府的政治机构应当被设计得具有提供公共品的激励。（3）保护国家目标的优先性以及维护国家统一。中央政府应当使用转移支付保证地区平衡；中央政府应当使用特定性与配套性的转移支付实现国家核心目标以及提供具有外溢性的公共品；应当设计能够最大化国家统一以及少数民族利益的地方政治制度；中央政府应当保护宏观经济稳定。[18]

很明显，这9条启示与研究者对实现政府责任性的措施总结在很多方面是类似的，既认识到了分权体制自身内部结构的重要性，也极为重视分权体制的外部制度环境，尤其注重到了国家统一的重要性，这后一点对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极为重要。在分权体制以及其他一系列制度尚未稳固时，急速的分权改革方案有可能会产生离心的倾向，这是改革者需要警惕的。对国家统一重要性的强调，也是公共参与和政府责任议题中所不够重视的，文献中对这两项议题的讨论多限定在地方政府层面，而对政治稳定性则没有多少顾及。当然，这也告诉人们在试图发掘和利用财政分权更丰富的含义和价值时，分权体制运行的复杂性也在大大增强，涉及到的内容也就越多，要取得成功的财政分权改革将会成为一项浩大的工程。

四、总结性评价

财政分权实践在全球范围的蔓延，使它成为当今改革运动中的一项时尚。在这场全球化改革运动中，财政分权领域的研究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机遇与挑战。观察家和研究者已经无法单纯地局限于传统分权理论的窠臼来解释和评判各种制度背景下的分权实践。借助于公共管理与治理的分析框架，研究者得以从一个更加接近现实的角度来研究财政分权所产生的各种影响。本文对近期文献别受关注的三大议题———公共参与、政府责任与政府治理进行了探讨，简略地勾勒了它们的文献发展理路。显然，这些议题已经成为普遍性的问题，无论是联邦制国家还是单一制国家，抑或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评价一项财政分权改革与这三大议题密切相关。正如文章在分析中所展示的，公共参与、政府责任与政府治理之间往往是相互作用并有所重叠的。将它们分别予以讨论，是为了帮助我们清晰地观察文献中是如何发展出这些重要的议题、如何评判财政分权改革的成败，以及如何为那些尚处于进程中的财政分权体制进一步的改革提供一般性的价值启示。不仅如此，这些议题的受重视也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财政分权自身的理解，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扩展了财政分权的价值诉求。这些议题促使研究者和政策实践者认识到财政分权不仅仅显示了传统理论所示的经济层面价值，它还具有潜在的政治层面以及社会层面的价值，这对那些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而言更是一个巨大的期待。不过，我们必须再次强调，当一国在试图追求财政分权的多重价值时，本身要有足够的制度能力让财政分权体制行使在正确的轨道上。伴随着这种价值扩展，财政分权领域的研究也就不仅仅是经济学家的领地。在最近的一段时间，政治学家、公共行政、公共管理乃至社会学领域的研究者都参与到财政分权的研究，虽然各领域的研究方法有所差异，但共同的研究主题和使命使得不同专业背景的研究者得以展开良好的互动与合作，彰显了该领域的跨学科研究色彩。跨学科研究显然是对财政分权全球化实践背景的一个回应，在我们所述及的三个议题中，文献中发现和强调的一个共同命题就是制度环境的重要性。研究者业已发现和认同，财政分权体制的构建绝不仅仅是中央政府将支出责任或征税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包括政治、法律以及社会制度在内的国家制度能力的建设与创建往往决定了财政分权改革的成败。当涉及到这些制度及其政府机构改革时，仅凭经济学家之力并不能充分解读和分析财政分权背后所发生的故事，更多的价值诉求需要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士共同投入到该领域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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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公共管理主要是指不以盈利为最终目的的相关政府和公共组织，比如：学校机构，其是一种追求增进效益与公共利益公平分配的调控活动。近年来，随着时代不断的发展和进步，新公共管理将原来的效率优先转变成绩效优先，将经济学理论和私营模式作为基础，关注管理者的管理结果和管理责任，从而实现政府政策实施价值取向的“3E”目标。而信息化对社会生活、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人的思维方式有着广泛的影响，使社会基础也在发生变化，那么对新公共管理有所影响也是必然的。

1信息化对新公共管理价值取向产生的积极影响

1.1效率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随着经济信息化的发展，新公共管理在效率方面的价值取向逐渐从原来的效率优先转变成绩效优先。政府和企业不以追求用最少的资源消耗来提供最多的社会服务和公共产品为导向，而是以更多的关注社会大众的满意程度和需求为导向。所以，新公共管理在效率方面的价值取向不是重复传统的管理模式，而是在信息时代寻求新的发展。另一方面，新公共管理主要就是通过引入私营企业的信息化管理手段和管理经验，来实现效率的优化。政府改革的主要方向就是向私营企业学习和借鉴，在管理方面引入质量管理、预测系统、分析技术及绩效评估等。费耶认为效率取向就是以效率为驱动的管理模式，鼓励公共部门引进和尝试私营企业的管理手段和技术，认为不管是私营企业还是公共部门都应该将效率作为管理的核心。

1.2公共方面的影响

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人们对公共物品的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越来越明显，政府能力的单薄无法有效地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所以需要借助广泛的社会的力量，才能进行进一步的完善。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新公共管理的公共价值取向。因为公众是信息化的中心，所以政府中的各种信息也主要是为公众提供服务的，需要公众全面、清晰的了解，电子政府的建立就是要通过网络的优势来提高信息的流通速度，为公众提供更加优质的信息服务，实现政府部门在“行政”和“政治”方面的二元互动，使公共价值取向能够得到强化，真正有效的落实公共价值。一方面，信息化社会具有管理经验、筛选和加工信息资源、专业技能等方面的优势，能够影响政务官或代议机构的决策，这是“行政”和“政治”二者之间互动的重要表现。另一方面，从主体角色变化方面来看，大众传媒的广泛渗透和信息技术水平的提升为议员进入行政部门创设了良好的机遇。总之，随着信息化的发展，未来公共行政的政治色彩不仅不会消退，而是更加的浓厚，和文职人员之间也不会明显的分化而是会彼此逐渐的渗透和融合。总的来说，应关注高级文职人员的敏感性、公众向应力、政治责任心等方面的发展，不断强化新公共管理在各方面的价值取向。

2信息化对新公共管理价值取向产生的负面影响

2.1新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发生偏离

信息化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公共管理技术决定论，使新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偏离。过于关注技术和科技的重要作用，很容易形成技术决定论。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发展，不仅给新公共管理带来了管理思想、管理技术、管理手段等方面的变革，同时也要在具体的实践研究中坚决抵制技术决定论的产生。这是发挥信息化影响时需要重点警惕的。

2.2影响社会发展的独立性

信息化时代国家和市民社会逐渐发展融合，在给人们的发展带来正面影响的同时，也产生着一定的负面影响。从信息化发展角度分析，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方面，强调个性化和个人主义，让公众涌现出更多的活力，提高公共管理广泛的参与度，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信息化能够强化政府介入文化、经济等发展领域的能力。虽然信息化可以帮助政府强化行政权力，提升其职能行使的效率和专业性，但同时也会强化政府介入社会的能力，从而影响社会发展的独立性，限制了公众的自由和隐私，不利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2.3社会价值观的取向受到挑战

信息化的发展使社会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对新公共管理维持价值的取向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信息化的渗透，导致意识形态的异质化和同质化现象并存，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新公共管理工作的难度。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逐渐代替了原有的意识形态的功能，而且使传统的舆论宣传、新闻媒体等渠道失去了主导地位，要想在社会和公共管理中确定意识、公共以及责任等价值取向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3结语

信息化的发展和公共管理的不断变革，为政府带来了双重的发展压力。因此，政府要正确认识新公共管理在各方面的价值取向，以及新公共管理与信息化二者之间的一致性，在推动社会经济稳步增长的同时，并关注人的持续健康发展。政府还要不断推动信息化的发展进程，消除各方面的负面影响，充分发挥知识经济的长期增长优势，为我国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