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困境篇1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文化传播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所谓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的，基于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及其他现代信息技术或通信技术的具有高度互动性的媒介形态，包括网络媒体，手机媒体和这两者融合形成的移动互联网，以及其他数字媒体形式［1］。新媒体时代背景下，信息传播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广、用户参与度更高，打破了传统媒体时间空间上的局限，人们能够获取更加丰富、多元的信息。在新媒体迅速发展的当下，如何利用新媒体优势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带来良性传播，推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新媒体为文化传播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1.1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比较

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的内容生产大多是非制度化的，新媒体的用户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对信息进行加工和生产，打破了传统媒体的行业壁垒，使得专业与业余的界限不断淡化。传统媒体主要以权威化、封闭式生产为主，信息以“完成时态”呈现给受众，而由新媒体用户参与的生产则是开放式、进行时的生产，大多数内容都能够得到及时的审视与检验。其次，传播主体发生了变化，传统媒体的传播主体大多以专业媒体工作者为主，新媒体的传播主体是用户，无论是媒体人还是其他职业的个体都可以在传播平台上讯息。第三，新媒体平台突破了时空的限制。传统媒体的讯息需要固定流程和设施，而基于互联网的新媒体讯息可以随时随地，受众能够更加快捷、便利地接受讯息。

1.2媒体迭代给文化传播带来的机遇

传统媒体的集中式生产模式从单一角度对信息进行评判，新媒体所常用的分布式生产则由不同个体从各个角度对统一事件作出阐述，有效弥补了传统媒体的局限。尽管是分布式生产，但是自媒体的内容生产，往往与媒体生产有伴随关系，能够形成一种“正反馈”效应，如果媒体的内容得到很多自媒体节点的呼应，那么自媒体可以成为媒体的“扩音器”［2］。分布式生产带来另一结果就是信息的碎片化，包括事实性信息传播的碎片化和意见性传播的碎片化。前者是指信息来源的多元化、观察视角的分散化、信息文本的领尚型和信息要素的不完整性；后者则侧重于社会化媒体平台上的意见形成，是各种碎片意见碰撞、冲突的过程［3］，二者都来源于受众的多元性，这些碎片化的信息反映出不同地域、社会不同领域与不同阶层的认知与态度。

1.3媒体迭代给文化传播带来的挑战

实时化内容生产是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重要特征之一，但其也带来了真相挖掘的渐进性与把关弱化，“后真相”问题不断凸显。其问题来源首先是被社交平台赋予了传播权利的普通民众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他们大多从个人直觉和情感需要出发，难以从事实和价值判断的角度进行信息筛选；其次，在社交化的网络中，能引起广泛关注的话题往往与情绪有关，情绪在传播的过程中被不断放大。同时，内容碎片化的传播，使受众难以一次性获取完整的信息，从而造成理解和认知的偏差。在新媒体的交流中，用户容易受到简单化二元对立思维的主导，表现为对一些事物和人物的判断，仅仅是基于简单的价值判断框架。由于新媒体平台上信息数量巨大，人们难以对繁杂的信息进行仔细辨别和判断，容易倾向于选择与自己意见相合的信息，厌恶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信息，将复杂的事件简化为强与弱、善与恶的简单对立。

2新媒体时代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困境与出路研究的理论框架

从体育文化传播方式的变革来看，经历了纸质媒体、广播电视媒体到新媒体的转变，传播手段和传播技术的不断改进，为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播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从传播学角度来看，新闻传播的基本要素包括信息源、传播者、讯息、传播媒介、受众以及反馈，整个传播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包括信息的生产阶段、传播阶段和接收阶段（如下图），由信息源提供以文字、图片、视频为主要形式的信息内容，媒体进行加工整合后通过不同的媒介传递给受众，受众针对不同的信息给予不同的反馈，进而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如果想要弘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应当对传播过程的各个环节进行把控，审核信息源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加强对新媒体平台的监督、对媒体工作者进行监督，在此过程中媒体工作者也应当不断加强自身的专业素养，提高工作能力。除此以外，权威媒体应当发挥引导作用，宣扬优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为受众营造良好的氛围。

3基于框架的优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困境的个案考察

3.1马保国事件始末

2020年5月，“马保国被KO”引发热议，在关联的比武视频中，号称混元形意太极拳掌门的马保国10秒内被拳击爱好者击败倒地不起，传统武术与拳击的“比武”再次成为一场闹剧。2020年11月，视频网站哔哩哔哩上突然出现大量以马保国闪电五连鞭为素材的恶搞视频。11月15日，马保国回应自己遭遇恶搞剪辑，声称自己已经回归平静生活，远离武林；但是仅仅时隔一日，马保国又宣布自己将回归武林。11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称，“马保国闹剧该立刻收场了”，一天之内哔哩哔哩网站下架所有与马保国相关的视频，抖音、微博等平台也很难再搜到他的相关词条，这一场审丑的狂欢终于落下帷幕。据B站统计，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共有746位UP主了939条视频，马保国相关视频的总播放量至少为3.61亿次，视频分类横跨50大分区［4］。“马保国回应被恶搞”也登上了微博热搜，阅读超过九千万，讨论1.4万。

3.2信息源头真实性难以确定

在新媒体时代，各类信息鱼龙混杂，信息真实性的考察难度不断加大，大量媒体选择跟风转载而不是对信息源头进行确认和校正，许多信息源头也正是看中这一点对新媒体加以利用，为自己造势。在这场闹剧中，马保国本人正是初始信息源头，许多鬼畜恶搞视频都是来源于他本人的视频。马保国一直自诩为“马家功夫”的守护者，同时还打出了“浑元形意太极”的招牌，中国的内家三拳形意、太极、八卦，马保国一人就占了两席，但实际上在许多马保国传授弟子马家功夫的视频中，他对弟子的教导都没有任何证据，不符合传统武术中的概念［5］。由此可见，这场恶搞的闹剧从信息的源头就已经与事实产生了巨大的偏差，之后的一系列事件发酵更加难以给受众带来正面影响。同时由于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作为信息消费者的用户可以不经过专业媒体工作者，作为信息源自行信息。然而用户参与的新闻生产大多是非制度性的，他们传达的信息往往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或是容易受到网络情境的影响，缺乏媒体的专业性，因此在信息时就可能已经有失偏颇。

3.3传播者的传播动机以经济利益为主

传播效果很大程度上由传播动机决定，在新媒体平台上，传统武术的相关信息传播动机主要分为追求社会认同感和经济利益［6］。前者主要是武术爱好者在各类自媒体平台上传统武术相关的小视频或是文章，以此对自身的传统武术知识和技艺进行分享，在传统武术这一领域内寻找归属感，也能在得到他人认可后获取优越感；后者则活跃在各个平台，他们希望用足够有话题点的事件吸引受众，获得流量。在很多平台中，流量即财富，不管是通过带货获取经济利益还是通过播放量来获得收入，都需要有足够吸引眼球的话题。在马保国的视频突然在鬼畜区爆火之后，其他各个平台也迅速出现了很多二次创作视频或是相关点评分析文章，无论是哪一种几乎都是以吸引流量为目的，最终目的还是转化为经济效益。正是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中，受众难以认识到事件原本的模样，只能接收大量片段或是片面的信息，因此出现了一些认为传统武术不过如此的声音，这些都成为了弘扬传统武术文化路上的绊脚石。

3.4传播内容较为浅显单一

在新媒体传播平台上，由于信息庞杂，受众趋向于选择自己感兴趣或是视觉冲击度更高的内容，相较于枯燥的文字说明，武术套路表演具有较高的视觉吸引力，矫健的身姿、行云流水的招式给这些视频带来更高的点击量。除去套路表演以外，各类比武视频也具有极高的热度，无论是马保国、闫芳这样的伪大师，还是其他有真才实学的大师，比武视频都是民族传统体育类视频中的热门。但是这些内容往往只能暂时吸引受众的视线，对于让受众深入了解民族传统武术还远远不够。同时，很多新媒体平台上的民族传统体育讯息鱼龙混杂，很多讯息出自非专业人士之手，这些用户传播的讯息也难以确保准确真实，再加上各种“大师”层出不穷，受众很容易受到错误的引导，遑论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3.5传播机制对受众的负面影响

在新媒体时代的传播机制中，弥散式传播是一种重要的传播方式。这种传播机制类似于病毒的传播，情绪、态度与具体的行动几者混合在一起，通过网络的各种渠道扩散，更容易形成广泛的关注与模仿效应。与情绪相关的话题往往更容易引起广泛关注，话题中的情绪也在传播中被不断放大、传染［7］。正如马保国事件中，人们或许对他到底会什么武术兴致寥寥，甚至很多人对传统武术都知之甚少，但是当提到“闪电五连鞭”和“耗子尾汁”的时候却充满兴趣。实时传播是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最大区别之一，时间距离的消失，有助于缩短人们的心理距离。弹幕和评论则营造了一种伪实时传播，受众容易被二元对立的思维主导，表现为对事物或人物的判断是基于简单的价值判断框架，喜欢用标签和符号简化事物，难以进行理性的判断和思考。以比武事件为例，在看多了太极雷雷和马保国这样的伪大师之后，人们逐渐不再解释伪大师和真正的传统武术之间的区别，而是以一种娱乐的心态看待比武，最终将比武贴上“伪”“糟粕”的标签，形成固定成见，从而对中国传统武术产生消极的认知。

4新媒体时代优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良性传播的出路与对策

网络新闻的传播需要建立完善把关机制。早在1950年，怀特就已经将“把关人”的概念引入新闻研究领域，并提出了新闻筛选过程中的“把关”模式。传统把关人理论强调了专业媒体的作用，但是在网络媒体传播的复杂环境下，把关的主体变得多元。

4.1信息生产和阶段的把关

在这个环节，起到把关作用的往往还是专业媒体。在信息生产阶段，专业媒体主要通过对信息源内容的选择进行监督。在信息的环节中，专业媒体可以通过选择信息的方式来把关。媒体将其认为重要的信息放在上层，使之更容易被人们注意、接受。通过版面安排来表达对信息价值的判断，是与传统报纸做法相类似，新传播平台还可以采用弹窗或者是热门新闻排行榜，使信息具有更高的吸引力［8］。新媒体时代，信息用户也大量参与信息的生产，新媒体平台也需要对已生产完成的信息内容进行审核，判断其是否适合在公共平台上。在遇到不符合主流价值观，或是故意歪曲事实、捏造情节等内容的时候，平台管理者应当直接禁止该类内容或上传。

4.2信息扩散阶段的把关

信息扩散环节的把关，对于信息的流向和流量都有重要作用。在当下的传播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是通过新闻分发平台来实现，平台的运营者对于新闻的扩散具有把关的义务。由于许多传播者以获得流量和博取关注度为主要传播目的，在传播信息时只顾选择能够吸引受众视线的信息，并不在乎传播的信息内容是否属实、是否积极。在适当时候可以采取封杀包含某些关键词等内容，以减少搜索量和阅览量，或者封杀某些传播节点，如关闭一些账号或是限制其功能。并将大数据技术引入网络新闻监管工作中，对新媒体环境中的大量信息进行筛查，汇总不实、不当新闻信息的识别特征，实现对网络新闻高效化、智能化的监管［9］。对于用户来说，信息扩散与信息的消费合二为一，因此网民的分享行为，也变成了一种筛选机制。用户在发现不恰当、不符合实际或是故意诋毁民族传统体育的信息应当及时举报，但是目前很多用户缺乏这样的把关意识，因此未来的媒介素养教育，需要培养用户的把关意识和把关能力。面对新媒体环境下多元主体及虚拟环境给网络新闻监管带来的难度，政府可以建立网络新闻动态监督体系，强化对网络新闻和新媒体平台的监管力度，督促平台积极处理各类不符实际的信息。

4.3明确意见领袖的社会责任

网络信息传播需要“疏堵结合”，面对网络中不实或片面新闻内容对受众判断的干扰影响，需要通过发挥权威新闻媒体公信力，从多渠道进行有效引导，帮助受众了解新闻真相和全貌，从而理性地发出声音、表达态度，降低负面舆情和网络暴力的发生率［10］。新媒体时代视频、图文信息将发挥更多的作用，在短视频平台，有关传统武术的官方账号应当结合当下信息传播的特点，在各大平台短小精悍的文章、视频，对民族传统体育进行正向的宣传。在类似微博、公众号这类以图文并茂、视频文字相结合为主要传播方式的平台，积极传播有关传统体育的正面报道、科普视频；相关爱好者也可以在个人社交平台上相关信息。

4.4媒体工作者加强专业素养

在复杂的网络环境中，专业媒体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有学者提出，传媒是社会的公器，新闻工作必须服务于公众利益，新闻从业者是社会的观察者、事实的报道者，新闻从业人员是信息流通的“把关人”，新闻从业者应以实证科学的理性标准评判事实的真伪［11］。新媒体环境下的网络新闻传播中，舆情危机一旦暴发，很容易在短时间内造成巨大影响，因此，新闻工作者必须要培养敏锐的舆情危机能力以及舆情引导能力。在舆情暴发早期发现可能的危机隐患，及时通过设置讨论议题、信息与跟踪报道、加强交互，实现对舆情的有效引导，控制舆情危机的危害性。同时理清“流量”和“影响力”之间的关系，立足新闻工作的基本属性，坚持真实性这一最基本的原则，彰显新闻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12］。

4.5推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与新媒体结合

目前公众了解民族传统体育的形式主要是影视文学作品和学校体育教育，主要了解手段包括图书、板报和宣传栏等，因此需要在新媒体平台增加民族传统体育科普内容。运用“互联网+武术科普”的原理，将人与运动健康科普有机融合，建立民族传统体育科普创新模式的协同机制。在微信公号平台上，可以将科普知识用生活化的手段，传递给受众，加强其主动接受相关科普知识的意识；在以短视频为主的平台上，展示各类武术套路，吸引受众目光，与视频文字结合进行科普；利用现有的优秀素材制作出具有微时间、微容量、微制作为特征的，具有丰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涵的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从这些微电影、微视频中传达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精神。

传统文化困境篇2

（1）目前，中西方文化正处于大规模地交汇、碰撞与整合的新的历史时期。西方文化中具有许多宝贵的、为中国所十分稀缺和需要的成果，诸如科学技术、市场理性、法制精神、个性发展、创新智慧等等，我们需要很好地消化吸纳。同时，西方文化有一些糟粕需要防范和清除，诸如极端个人主义、悲观主义、物质消费主义等等。而目前的中国人深受西方不良文化影响，特别是西方的物质消费主义思想。

在中国，到咖啡馆喝咖啡被认为是一种时尚，在西方国家喝咖啡只是家常便饭；“哈韩”现象普遍存在，以致被认为是时尚潮流。这种影响还表现在艺术追求方面，年轻人爱寻求刺激，把一切都看作是游戏。他们喜欢美国大片，导致中国名导演也是迎合西方人的胃口来拍电影，追求宏大场面，而不追求实际内涵。酒吧摇滚乐近年特别流行，歌手边喝酒边唱歌，那些到酒吧喝酒的人，也是不分年龄，一律疯狂。

由此，审美距离和心理距离消蚀，艺术变得越来越粗俗和越来越不可理解，并直接导致了两种倾向：一是媚俗，走的是大众趣味、时尚趣味的彻底庸俗化之路；二是孤芳自赏，走的是一味抽象化之路，使艺术成为一个个很小的圈子内的人才能理解的东西。

当社会快速发展时，很多人表现出心态失衡、浮躁。这种没有含金量、没有内涵的快餐文化，只是满足了人们一时的需要。大家极端地追求物质享受以及快餐文化，缺乏理性的文化支撑。所以，在经济快速发展、工作压力加大的今天，人们越来越体会不到幸福的感觉。有经济学家调查发现，在全世界，东南亚人的幸福感最低。这其中，中国人的幸福指数下降得最快。[1]精神空虚、幸福指数下降，失去了主流价值观，一些人的道德开始滑坡。几乎每天我们都可以从新闻中看到一些人没有正义感，失去了同情心，在罪恶现象的面前一个又一个地扮演着看客的角色。最有害的是，一夜暴富引领着社会价值观。“超女”、恶搞等现象是当代经济大环境下人们价值观畸形嬗变的突出案例。一旦主流和传统道德被边缘化，社会就会陷入价值失调和道德焦虑。

据了解，在美国，很多人一周都要义务工作四个小时，去小学、养老院等地方做义工。在发达国家，道德观念、信用制度、公益事业以及民主法制之间相互补充。如果在是与非的价值判断上没有主流价值的导向，一个社会的道德生态就会陷入一盘散沙、一片沙漠。我们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大可不必将其与主流社会的取向完全对立。我们甚至还可以考虑，人们的基本道德底线教育可以由宗教来承担。

（2）中国目前处于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时期，要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需要侧重于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对西方文化，我们过多地借鉴吸收了其形式方面，模仿味道相当浓厚，但却缺少真正的时代精神体验；而对待民族文化传统，我们往往在一种符号和包装意味上认同传统，而传统文化的真正精神却仍有待发扬光大。

在社会转型和全球化背景下，传统节日文化的复兴与创新是弘扬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契机和有效方式。鉴于目前我国法定节假日体系的实际情况，保护传统节日文化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是给除夕、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主要传统节日增加法定假日。[2]

我国的传统节日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这种传统的节日文化代代相传，在民间有着广泛深刻的影响。这些传统节日，也历来被人们所看重。因为传统节日是聚集民族情感的一个载体。民族感情弥足珍贵，将其弘扬、彰显，对于促进民族认同、增强归属感，是十分有益的。“过传统节日”，过“年味浓”的春节，则是抒发这种情感的一个机会和手段。节日里，人们沐浴在传统节日文化的氛围中，品尝传统美食，回味民族历史，讲述文化传统，使人们的情操得到陶冶，关系更加密切，家庭愈加和睦。

以春节文化来说，其实它含有很丰富的内容，其中春节前的腊月，就有着很多的“说头”：腊八要喝“腊八粥”、腊月二十三过小年、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七写对子、二十八贴窗花、除夕晚上的年夜饭等等。这些“说头”中，有传说、有故事，蕴含体现着一定的文化知识。如习俗文化、礼仪文化、节庆文化、孝文化、餐饮文化、书法、剪纸文化等。这些文化有着丰富的内容，有着很高的品位。目前，春节放假日期一般从初一到初七，也有人提出应从大年三十开始放假，因为大年三十是一年的最后一天，全家团圆是必不可少的。

许多中国传统节日与其本质和内涵渐行渐远，春节成了“送礼节”、清明成了“烧纸节”、端午节成了“粽子节”、中秋节成了“月饼节”了。近年来，在城市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影响下，在洋节日的冲击下，中华民族民间传统节日所赖以生存的文化空间，所展示的文化内涵，以及所具有的文化和社会功能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节日的商业化和同质化倾向严重，传统节日的丰富内涵和社会功能也越发单一了。

不少国人对中华民族民间传统节日及其文化持否定态度，至于民间庆祝传统节日的“八仙过海”、“踩高跷”、“跑旱船”等传统习俗，也一律被归纳到“迷信、落后和愚昧”的范畴；但是，他们却异常热衷于庆祝洋节日，目的是为了感受洋节日的“浪漫、激情和豪放”的气氛。总而言之，在某些人眼中，但凡来自中华民族的民间传统节日、传统习俗及其文化就意味着“迷信、落后和愚昧”。而来自西方的圣诞节，情人节等节日，统统被列为“浪漫、激情和豪放”的化身，属于人类文化进步的代表。这种状况有待国人深思。

中国传统端午节，总被国人当“粽子节”在度过，结果被韩国人抢先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韩国申遗成功实际上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启示：他们对传统的文化活动注入了现代的元素，成功地实现了现代转型，并得到了国际认同，对于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借鉴意义。

（3）不少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衰退问题的严峻性，纷纷发出了提倡民族文化自觉性的呼吁声。但是，没有消除某些国人因崇洋而产生的民族自卑感，进而产生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持着扼杀、自毁、自灭的态度，又将如何发挥并提高保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觉性？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将何去何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会不会必须先“出口”然后才可以转为“内销”？

当下中国文化氛围和品味并不比西方强，某些方面甚至更差。西方有基督教文明，这是西方的传统文化，而且源远流长，同时渗透在很多方面。很多人把宗教等同于迷信，这是对中世纪宗教的传统看法。现在基督教已有了很大变化，美国大多数人把它看作传统文化，宗教色彩已逐渐淡化。

东方文化讲究精神文明，中国精神文明更是源远流长，而现代西方人则偏重追求物质文明。可是，目前中国物质文明发展很快，而对精神文明的重视还赶不上西方及日本和新加坡。西方精神文明早已存在堕落趋势，很多海外有识之士呼吁用东方文明来补救西方文明，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用于西方精神文明的重新构建。当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不加以重视的时候，外国人却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纷纷要求开办孔子学院，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虽然说孔子并不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但也包含了很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

武汉电视塔（曾是江城人民引以为荣的塔）上面曾经出现的洋烟广告让有中华民族意识的中国人看着很不是滋味。这类广告若出现在巴黎埃菲尔铁塔上，必定会引起民众公愤。可以说全世界对香烟广告一般都有限制，何况在民族精神象征之处。不久之后，有关部门来检查，洋烟广告才撤了下来。

由此可见，对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我们不能采取顺其自然、无所作为的态度。

从中国首个文化遗产日的正式启动到《长城保护条例》的实施；从祭孔大会到新儒学，从汉服热到私塾热，孟母堂事件使得学者、教育部门和民间全被卷了进来。回归传统文化已成为人们的一种精神诉求。

（4）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身份标识和文化记忆，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化背景下，独特的、多样性的传统文化是国家立于世界的重心。任何传统艺术形式都会随时代变迁而变化，但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独特的哲学观和审美观，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对现代世界有着积极意义。[3]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表示：如果我们摒弃偏见，静下心来整理自己的文明，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内向的深入挖掘，就会认识到传统文化是我们最大的财富之一，它对提高中国在全球影响力的作用，将不亚于经济和科技。

1）警惕文化糟粕，营造一个清洁的文化氛围。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炒作“名人”隐私、网络、“恶搞文化”等如今已经成为“流行文化”；除此之外，当下戏说历史的电视剧火爆，其实也是在恶搞历史。这些必需引起我们的警惕。这股“恶俗风”是一些精神“毒药”。虽然一个民族需要幽默和笑声，但必须遵守基本的道德规范和文化内涵，现在什么都可以拿来娱乐，什么都可以毫无禁忌地随意歪曲、取笑，很多的“娱乐”都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传统思想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经不复存在。如果中国人最基本的正义感和道德观丢失了，久而久之，我们的精神世界也会被毒害。

2）使全体国人树立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加快文化立法。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必然体现为民族文化。要避免传统文化水土流失的现象，首先应当唤起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自豪感。使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树立文化自豪感，这是一个必须重视的问题。政府、社会、学校、新闻媒体、出版部门、文艺社团都要想方设法。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礼仪、饮食、建筑、服饰等，它们构成了独具魅力的人文风景。国内外大量事实表明：保护和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是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具有了解历史、教育后人、凝聚国民、鼓舞人心、陶冶情操、净化灵魂的功能。二是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江苏、浙江等地于2006年已相继立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3）现代传媒的决定作用与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在德国波恩大学汉学教授顾彬评价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国人对当代文学失望之际，2006年我们又经历了传统文化的回归和持续升温。由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造就的“学术明星”掀起了一轮轮中国古典文学、古代历史和哲学的读书热。他们的讲稿一经出版就销售一空。女学者于丹的《于丹〈论语〉心得》首印60万册，首日销售超过一万本，刷新了易中天《品三国》首印55万册的纪录。

调查发现，之前人们自觉读《论语》《庄子》的人――特别是年轻人非常少，经过于丹的阐释，人们的兴趣提高了。学者从深居书斋到电视明星转变的过程中完成了传授方式的革命，电视讲座因此成为一种新的阅读方式和传播方式，是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结合的胜利。由此引人思考如何振兴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从前总有人空喊要振兴中国传统文化，可是效果不显著。有人甚至由此评价如今的中国人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一代不如一代”。弘扬传统文化，有一个采取何种形式的问题。采取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接受起来就比较容易。且不论于丹等诸位学者的讲演引起了学者褒贬不同的评价，传统文化借助于现代媒体进行传播永远不失为一种最有效的途径。因此现代传媒对于人们的精神文化所起的引导作用可以说是决定性的。

4）正确对待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对文化传统大部分是保留的。日本、新加坡发展了，但它们把传统文化保存得很好，也保存了很多中国文化，因为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已溶合到他们的民族文化中。利用传统文化中的有用的东西来促进现代化，这是很聪明的做法。涤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决不意味着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

北京本是历史名城，但现在已被钢筋水泥淹没了；而巴黎、柏林的老建筑则保存得很好；法国古老的拉丁区至今风貌依旧。而中国摧枯拉朽地拆毁了老建筑，这的确是一个让人感到遗憾的事实。

提倡精神文明重建，发扬中国固有的优良传统，在任何时期，都要吸收西方人文主义的优秀成分，再加上今天新的创造，三点结合起来，以我为主，以今为主，就可以做得更好。由于长期以来对传统文化的偏见，使我们不能正确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

5）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历史上曾有两种片面观点：一种是把传统文化当作现代文化的障碍，恨不得把传统文化彻底消灭；另一种是对传统文化的顶礼膜拜，把传统文化神奇化。

在建设精神文明的过程中，应具有健康、积极的心态，发掘古今中外各种文化的精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我国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大国，经济、文化、科技已有举世瞩目的发展。因此，在文化上应该和在经济、政治、外交上一样，无需顾虑重重，要有勇气实行“拿来主义”，把古代、近代、外国、中国的一切传统文化中的东西，凡对我们有用的都拿来，统统为我所用，加以吐纳、吸收，以重建世界上最优秀的精神文明。

参考文献：

[1] 唐旺盛.幸福指数为什么不能取代狂热的GDP崇拜？[N].中国经济时报，2006-7-15.

传统文化困境篇3

文化传播与媒介发展密切相关。媒介是人类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是人类文化传播的必要手段。当今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构成了全新的文化传播体系，给传统文化传播带来了困境和深远的影响。

新媒体时代传统文化传播的困境

一、“数字鸿沟”的存在使得传统文化传播信息不平衡。“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指的是由于地域、教育、经济和种族差异，不同群体在掌握和运用电脑、网络等数字化技术及分享信息资源方面存在的差异，其实质就是一种因信息落差而引起的知识分隔和贫富分化，亦可称为‘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鸿沟’。”①我国幅员辽阔，国土面积大，人口众多，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依然存在，东中西部差别、地区差别、城乡差别、贫富差距等的存在，造成传统文化传播的信息不平衡。新媒体提供了更大范围和更为便捷的文化传播渠道，但“数字鸿沟”的存在，使得传统文化的传播并不一定比以前更为有效。

二、新媒体时代使得人际传播和文字传播缺失。对于文化传播而言，人际传播和文字传播这些最为传统的传播方式有着更为重要的影响力。新媒体时代，受众更多的是被数字化产品所包围，整天面对的是电脑和手机，通过人际传播和文字传播的机率大大减少。文化传播更多的是思想上的交流、言语上的激励和精神上的慰藉，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情感归属和维系。

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由于历史承袭和渊源等各种原因，有些传统文化并不适宜新媒体传播，依然停留在传统的人际传播和文字传播等传统传播阶段。新媒体的发展由于技术手段的优势促使人们更易接受并选择新媒体，无形当中让部分不适宜新媒体传播的传统文化面临无法传播的境地。

三、新媒体时代信息管制不到位。由于新媒体的发展过于迅速，我们还没有组建起完善的新媒体信息管理体系，加上新媒体的一些技术手段让目前针对新媒体的管理难度加大，使得新媒体时代的信息管制存在漏洞和空间，致使每天大量的信息充斥于新媒体上，甚至很多是虚假信息、负面信息。在信息大爆炸的新媒体时代，人们真假难辨，有时甚至很难在海量的信息中找到有用的、真实的、所需的内容，新媒体这种畅通无阻式的传播势必给传统文化传播带来不利影响。

四、传统文化本身与新媒体的隔阂。我国传统文化有着诸多自身的特点，世代传承延续，源远流长，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世代积淀并为大多数人所认同，涵盖经济政治、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各个层面，有着强大的内部凝聚力，形成了一种文化关系整体。传统文化本身的诸多特点，使得传统文化传播依然躺在历史的沉静中静默，面对新媒体这种发展迅猛、突如其来的传播媒介，要适应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更为重要的是，新媒体是现代技术的产物，对传统文化传播而言，有些方面是不适宜的。传统文化本身与新媒体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隔阂。

五、新媒体的娱乐化、碎片性冲击着传统文化传播。“新媒体产业发展的基本动力就是满足受众群体的娱乐性需求。”②因此传统文化传播通过新媒体传播就不可避免地掺入娱乐性的成分。传统文化的严肃性自然大打折扣，对传统英雄人物的塑造、对传统价值观的确立、对传统文化精髓的宣扬等都将加入娱乐化的成分，出现改编、戏说、重塑，这本身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扭曲。伴随新媒体瞬间性、碎片性的传播方式，对传统文化的简化、解构、快餐性消费，使得传统文化成为简单的文化符号复制，难以达到文化传播的真正效果。

新媒体时代传统文化传播的创新策略

一、加强对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挖掘。“中华文化是历史的沉积，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既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又昭示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它既包括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也包括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传统文化遗产记录着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和审美理念，是文化延续和传承的重要载体。”③面对新媒体的冲击，我们首先要抓紧时间保护和挖掘传统文化，要全面认识祖国的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二、宣扬自由自律和“以人为本、和谐共存”的精神理念，提高受众素质。新媒体时代构筑起全新的语境时空，从根本上打破了人际交往的时空障碍，人与人之间应本着“以人为本、和谐共存”的理念，自觉提升精神文明素质，主动传播正能量，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文化的传承与社会的进步。“在新媒体传播语境下的自由与自律及社会监管具有辩证统一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自由为自律的出场创造了条件，而自律与社会监管恰恰是自由的保障。”④我们应该通过提高受众的素质，提升文化的接受程度，削弱“数字鸿沟”的影响;通过新媒体的新兴媒介手段，为传统文化传播提供更为快捷方便有效的传播方式，使新媒体时代传统文化传播的方式不断调整，以更好地适应传统文化的传播。

三、推陈出新打造适宜新媒体传播的传统文化精品项目，主动占领新媒体空间。时代在发展，新媒体被广大受众所接受，人们的学习、阅读习惯正越来越向新媒体转变。传统文化传播者要主动迎合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要积极主动占据新媒体空间，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学习、借鉴各民族文化中的精华成分，创造出具有特色的传统文化精品项目，推陈出新打造适宜新媒体传播的传统文化精品项目，赢得受众的尊敬、信赖与重视，使传统文化自身在新媒体的空间中有着更大的话语权。

四、加大对新媒体与传统文化结合的开发与应用，构建文化传播产业链。“加大对新媒体技术的开发与应用，进一步激活文化产业创意、设计、生产、发行、消费的整条价值链。”⑤科学合理地配置新媒体资源，使传统文化传播变得更为智能化，给受众带来前所未有的文化体验，通过新媒体的技术手段，服务传统文化传播。同时整合社会资源，使传统文化传播与社会资源紧密结合，积极利用互联网、数字技术、现代软件等高新技术，融合传统文化，推动文化生产方式、传播方式的创新，拓展文化服务功能，延伸文化传播的空间和辐射范围。

五、构建完善合理的传统文化传播渠道。新媒体时代网络、手机等占有较强的优势，但文化传播渠道也不能全依赖新媒体。传统文化的传播要充分发挥传统媒体的优势，做到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传播渠道的有机结合。同时，应以内容传播为基础，为社会大众提供有用的文化和信息，在内容上把好关。

总之，新媒体时代传统文化传播面临着一定的困境，但新媒体对传统文化的传播也是机遇，有着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优势，加强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挖掘，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打造传统文化精品项目，构建文化产业链和完善合理的文化传播渠道，在宣传自由自律和“以人为本、和谐共存”的精神理念下，传播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本文系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媒体时代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策略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014PY44。）（作者单位：重庆大学）

注释：①孙英春：《跨文化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②孔钰钦：《新媒体时代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渠道探索》，《编辑之友》，2013（8）。

传统文化困境篇4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标识，内化、积淀、渗透于每个成员的心灵深处。优秀的传统文化可以使人安生立命，重建社会道德，重塑中华民族的精神意志。当今社会是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浅俗文化、网络文化充斥着大街小巷，而唐诗宋词元曲等传统文化被逼近了角落里，无人问津。如此局面对中国自诩五千年的灿烂文化是一种无言的讽刺。中国语文教育与传统文化的传承密不可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该何去何从，中国大学语文课程该如何肩负起培养大学生挖掘传统文化的重任？

1．大学语文课程的困境

1.1社会功利化，学科定位偏差

当今社会，人们受后消费主义的严重冲击，金钱至上，道德孱弱，实用主义观念大为流行。高校中功利现象屡见不鲜，对于文化的学习过于片面，很多在语文课程学习成绩相对优秀的学生，在毕业之后的就业状况不佳，这使得更多的高校学生对语文课程的学习严重缺乏主观能动性。大学生对人文类学科和基础理论课程缺乏兴趣，而对各种培训各种资格考试趋之若鹜。社会上也普遍存在这样的看法：一个满腹经纶的学者型人才，不若一个不通文法的技术人员有前途。基于社会发展的需求与高校的教育缺乏衔接，使得学生在对语文课程学习后，面临严峻的就业问题。因此，大学生不重视理论知识和文化素养的学习，片面追求实用性的知识。从这一角度而言，在现今的高校中，由于社会功利化的因素，使得高校中学生和教师对语文学科的定位出现偏差，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生对该门课程的学习，同时也阻碍了高校语文课程的健康发展。大学语文课程属于什么性质的学科？目前社会上普遍认同“工具说”和“能力说”。其“工具说”的观念认为，学习语文主要是为了多一种就业实践的工具，使得现今很多高校大学语文课片面追求学科的实用性，将丰满的语文课变成纯文学课，或者应用文课。在实际教学中，开展教学内容上强调能说会道在社交上的重要性，大学语文课俨然成为学生就业实践的一个工具。而“能力说”的观念认为，在高校中对学生开展语文学科的教学，主要目的是为了通过对语文知识的学习，来提升现今高校学生的对文字的表述能力和语言表达的能力，在实际教学中较为注重培养实用性文体写作的能力在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和多元化的潮流下，大学生就业难成为了国家、社会极为关注的重点。一些高校把学生就业率作为教师评优评先晋职称的重要参照，加速了大学语文课程定位的偏差。有些高校院系甚至压缩停开大学语文课程。如此做法，短期内可以赢得较大利益，但长期看来大学生精神世界荒芜，缺乏应有的文化素养和情操品格。基于这样的状况，高校中所开展的语文课程受到不良的影响，这不利于学生对我国博大精深文化的学习和传承。

1.2教材内容单一，缺乏国学精品

大学语文内容本应体现传统文化的内涵，如以“仁义”为核心的道德追求、中庸为贵的和谐精神、“贵义贱利”的价值趋向、“勤俭”“知足”的生活观念，这些正是中华文化的精华所在。但是现行的大学语文教材种类繁多，良荞不齐。基于对大学语文学科的错误定位，近年来很多大学语文教材内容单一，以应用文、现代文、实践实训教学为主，忽视传统文化中的精品美文，硬生生把一本大学语文等同于工具书。语文课程这样教学开展的状况，普遍存在于现今各大高校中，一部分高校中语文学科的教材很难对我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传承，更难以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发扬，这对我国经典文学而言是一种浪费，而对于现阶段高校的学生而言是一种损失，失去了对语文知识深入学习和探讨的机会，基于这样的状况，应引起各大的高校和国家教育部门的关注，在保障提升学生就业率的基础之上，应注重对经典文化的学习和深入的探讨。以魏饴编写的《大学语文新编》为例。全书共十九个单元，除第三单元（爱图文选），第四单元（人本文选），第五单元(修身文选)有少数优秀文学作品外，其余单元都是技能培训内容。具体来看，上篇是对学生阅读能力培养的，介绍了意义世界与阅读学等方面的知识，阅读接受能力的形成与发展，阅读方法。中篇是对学生日常书面表达方面能力培养，介绍了日常书面表达概说和一般方法，行政事务、事务财经、新闻报道等文选。下篇是口头表达能力培养，介绍了口头表达的基本方法、交际口语、辩论口语、职业口语、事务口语等。全书实用性极强，能提升学生今后的工作能力，增大的就业的机会。但是实质上却忽略了大学语文教学的灵魂和根本。对于国学精品内容的缺失，对学生而言未对高层次语文知识进行学习，让学生失去了对语文知识深入学习的机会。

1.3教学方法陈旧，教师专业素养不高

进入大学，摆脱应试教育的桎梏，大学生对大学语文的接受不再是死读硬背，为考试而学习，而是本着兴趣、体会、感悟的心态去接触和重新认识语文。而大学语文教学方法的陈旧，学科观念与学术前沿的滞后，让学生无法认同，望而生厌。不论是人文类中的机构设置或是人文类的学科教学的开展，均在不同程度上展现出教师对人文素养的重视度。在目前众多的高校中，只有极少数的高校注重大学语文课程教育的开展。在理工类的高校中，对语文课程教学开展重视程度相对较低，这样的教学状况充分的反映出重理轻文的思想观念，在这样的状况下，很多语文教师对自身所教授学科的重视程度不够，未能对教学方案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究，使得在实际教学活动开展中，其模式和方法过于陈旧，很难调动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在实际教学中过于注重学生的考试成绩，由于高校中教师和学生存在这样的观点，在教学和学习过程中，努力学习语文知识仅是为了更容易通过各个阶段的测试和考试。此外，教师专业素养程度不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虽然很多高校都开设了大学语文课，不过师资来源不稳定，稂莠不齐。大学语文课程的教授基本上以中文系教师为主，却很少有专业性很强的教师，或者说教师的研究方向与所教学科不一致。比如说语言研究方向的教师和文学研究方向的教师在师资不足的情况下都可以去上大学语文课。非专业的教师授课比较随意，要么只会照本宣科，无法深入认识教材，也无法触及学生的心灵深处。要么只会按照自己的专业特长去授课，于是乎大学语文课上文学欣赏课或者语言文字研究课，谈不上国学教育了。

2.大学语文课程的突围

2.1高度重视，重新定位

通过上文的论述得知，在现今的高校中，对语文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主要表现在对语文学科的定位。为了更好的改善这样的问题，在本节的研究中，提出了相应的优化策略。在改变大学语文教学开展尴尬局面中，一方面需要从语文教改内部进行自我突围，即丰富高校语文教材中的内容，在保障提高学生对实用性语文知识的前提下，应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国学知识融入到高校的语文教材中，使当代学生能更深入的学习我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在掌握实用性文章表述方法的基础上，培养具有高素质的人才；另一方面也期待实现人文精神的社会突围，社会和学校能形成一个理解尊重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良好氛围。内外双重突围，才能从生存理念上矫正全社会对大学语文课程和传统文化教育的错误观念。《大学语文教学大纲》指出大学语文课程在于“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和基础性特点，适应当代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日益交叉渗透的发展趋势……培养具有全面素质的高质量人才。”笔者认为，在大学语文课程定位上，应该强调课程的人文性，而非实用性。在教学内容上应该重视对传统文化教育的理念，认识传统文化的经典作品，保护和发扬传统道德文化精髓，让学生通过语文学习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自觉养成自强不息、深思慎取、和谐包容等优秀品格。在教学理念上，大学语文课程不是就业的指导课，而是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开阔学生的视野，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

2.2坚守阵地，自我突围

大学语文课的教学理念应该是多视角、多维度、广视野、开放性。首先，在教学实践中，教师要精心组织课堂教学，恢复大学语文教学的人文性、经典性、审美性。在这样的教学环境下，丰富学生的文化知识，并通过对古典文学知识的学习，养成学生良好的品格，辅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其次，提高学生对学学语文的主动参与意识，鼓励学生积极走出课堂，在社会生活中学习语文，拓展语文教学的时间和空间。把课堂上教师的显性教育与课外学生的隐性教育结合起来，大学语文教育自然趣味无穷了。最后，应为学生提供更多展示文化素养的平台，进而增强学生对语文知识的实践能力。例如，针对所学习的知识，在校内组织演讲活辩论比赛，或在一定区域内开展大学生联谊辩论比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促进学生对语文知识的学习，以此增强学生对语文课程学习的兴趣。此外，大学语文课应该是一门丰富多彩、思想性艺术性强的课程。首先受到课时与版面的限制，教材的编写应该有所侧重，不可过于自由散漫。在编写体例上可以采用文体模式或者文学史模式，不过都应围绕文学这一主题。其次，在文学内容的选择上应该尊重我国的历史、文化、文明，选择具有美学价值，彰显学科个性，凝聚古人的处世智慧和哲理思辨的经典作品。通过不同体裁的作品给学生以文化滋养和性情陶冶，提升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认同感、自豪感。这样不仅有助于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更有助于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拓展中国文化的传播范围。

2.3拓宽专业视野，培育人文情怀

高校应该意识到大学语文教育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建立专门的大学语文教研室，培养引进专职的大学语文教师，为大学语文教研活动的开展创立良好的环境和有效平台，鼓励大学语文教师推陈出新开展教学改革，在学术交流、课题立项、等方面适度倾斜。教师也应该加强自身专业素养。在课堂教学中主动渗透传统文化教育，让学生切身体会到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潜使学生了解、喜爱和掌握国学知识。大学语文教师还应该具有终身学习的态度，关注掌握语文学科的动态前沿，思想不断更新，充分利用现代的教育技术手段将高雅精深的国学深入浅出地娓娓道来，提高学生的精神文化修养及道德素养。

3.结语

在高校中开展语文课程，一方面是为了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更重要的是培养具有高文化素质的人才。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环境下，文化传播的途径逐渐被拓展。为了更高的展示中国文化的魅力，在高校中注重对语文学科教学活动开展的质量，对学生和文化的传承均具有重要的意义。由此可见，大学语文课作为高校学生公共基础必修课，它肩负着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任。通过本文的论述得知，在现今很多高校中，对各个学科课程的设置存在诸多不足。因此，在未来的工作中，只要我们外部争取政策支持，社会认同，准确定位大学语文的学科属性，内部锐意改革，优化教材和教学方法，改善教学科研环境，大学语文就能冲出困境，实现突围。

【参考文献】

［1］侯曙芳.大学语文的困境与突围[J].铜陵学院学报，2006-04-30.

［2］李慧英.浅论大学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的挖掘与渗透[J].吕梁学院学报，2011-10-15.

传统文化困境篇5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6）06-0071-02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涵义及特点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涵义

中国传统文化是随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的发展过程而逐渐形成的，它与中国的历史变迁紧密相连。在远古时期，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在广阔、富饶的华夏大地上辛勤耕作，并留下了自己活动的印记和智慧的结晶。后来，随着华夏族、汉族活动范围的扩大，各民族间的往来也越来越密切，民族间的碰撞与融合滋生出了新的文化特色。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丰富博大的有机整体，既包括汉民族的文化，也包括各少数民族的文化。综合多家观点，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且得到延续的具有重要价值的稳定的物质和精神现象的有机复合体。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1.注重和谐统一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和”，例如天人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及人与社会的和谐。孔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些都体现出“和”的思想。纵观我国传统文化，“和”的思想主要包括“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价值观；和为贵、厚德载物的处世哲学。

“天人合一”体现了中国人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它将自然界与人纳入一个整体，强调人们要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大自然面前是被动的，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保护自然。虽然自然规律是客观无法改变的，但我们可以改变自然规律发生作用的条件，从而达到一定目的，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充分说明中国人重和谐统一，但却不是一味地追求相同，也不是让你趋炎附势。和谐只是一种稳定、协调、美好的状态，但却不是束缚个性的枷锁。我们可以有独特的个性与思想，而不是违心地跟随大流。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求同存异也是一种重要的方法论。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思维。

“和为贵”是儒家所倡导的道德实践准则，出自于《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对立面，“和为贵”就是运用一定智慧将二者结合起来。厚德载物的处世哲学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主张“贵和尚中”。它们强调和谐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也是重要的处世原则。

2.重视伦理道德

传统中国社会是在以农耕生产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并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重实际而黯玄想”的民族性格以及中国人“安土”“重迁”“乐天”的思想观念，因此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很重，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家庭伦理和宗法制度也根深蒂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和“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是中国古代社会治国齐家平天下必须恪守的准则。

3.强调以人为本

在人类的封建时代，几乎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强调神权，但中国却一直强调无神论、排斥宗教。自西周开始中国就出现了“重民轻神”的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进一步独立发展，个人价值和自我意识得到重视。孔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他这种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精神，得到许多思想家的广泛认同和发展，并采取了无神论的立场。现世人生的意义得到重视，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得到提高，“天地之性人为贵”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

二、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困境

（一）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矛盾冲突

1.传统文化的保守封闭性与现代文化开放性的冲突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主张“墨守成规”“循规蹈矩”，凡是标新立异的都会被认为大逆不道。它们不屑于外来文化，认为我天朝大国文化博大精深，而外来文化都需要向我们学习，这样一种故步自封的想法与现代文化兼容并蓄的开放性特点格格不入。每当现代文化要求突破与创新，传统文化自带的反科学、反进步因素就会以其巨大惯性阻碍实践的发展与进步，成为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绊脚石。

2.根深蒂固的血缘宗法思想与现代化的冲突

现代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法制社会，而起源于夏，形成于商，确定于周的封建宗法制度却以血缘亲疏为纽带，确定尊卑等级关系，以维护宗族的团结与稳定。通过血缘和亲缘的联结，人们在政治、经济上形成某种具有共同利益的集团，这也是宗法社会的基础。这种血缘文化使得人情成为结构本位，以道德的整体教化为手段，重视家长式的权威，通过回报的机制感人，通过领导的主动行动治人。这与现代社会的自由、平等、民主与法制观念不符，极大阻碍了现代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

3.重农抑商的经济发展观与现代化的冲突

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统治与阶级利益，将农业视为本，大力发展农业，将手工业和商业视为末，抑制其发展。到了今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重农抑商”的观念却仍在作祟，小富即安、听天由命的的观念都阻挡着我们现代化的脚步。我国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农耕型社会，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使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枯燥乏味却又安于现状。但在市场经济中如果不主动学习新鲜事物、适应经济制度，那在现代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一定会产生抵触心理。

（二） 现代开放社会给传统文化造成冲击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更加开放，各种文化与价值观涌入中国，给传统文化带来挑战。市场经济要求自由、竞争、平等、创新、拼搏的精神，而传统文化中的平均思想、等级思想、闭锁心理和安贫乐道的心理就会被淘汰。另一方面，大量西方思潮的涌入也给原有的价值观念体系造成冲击。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勤俭朴素、尊老爱幼的道德观念受到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冲击，社会上充斥着金钱至上的观点，人们一切活动的终极目的似乎只是为了钱，奢靡浪费之风盛行，与传统的“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等思想格格不入。这极易导致人们价值观的混乱，形成一种迷茫的社会意识，使得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传播更为困难。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外来文化也融入了中华民族，这些外来文化一方面为中国传统文化输入新的血液，另一方面，它们披着民主、自由的外衣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消解，传递西方价值观，传统文化被逐渐边缘化。

（三） 个体自主性的发展给传统文化带来挑战

在现代社会，人的价值得到越来越高的重视，个性的发展也被越来越多的强调。传统文化要求大家循规蹈矩，对家长和统治阶级绝对服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人们的思想日益活跃，由过去的“依附型”主体变成独立的主体。个人不再是统治阶级的工具。随着自由和民主的发展，个人也拥有自主选择权，有权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思想文化观念并去践行。个体自主性的发展也可能导致个体过于注重自身利益而不顾集体、国家利益，无视传统文化所宣扬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许多人不顾道德规范和法律准则，招摇撞骗、危害社会和谐与稳定。个人主义的横行更是要求绝对自由，导致无限制的民主倾向与反传统。

三、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

（一）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中国传统文化有许多封建糟粕，如封建等级制度、男尊女卑等落后思想。但瑕不掩瑜，中国文化历经五千年而长盛不衰一定是有其可取之处，值得我们去继承与发展。我们要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要考虑到我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有许多优秀文化值得我们继承。例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以“仁”为核心的人际关系准则，尊崇自然的生态伦理观，以义为重的义利观等。正是这些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铸就了中华民族优良的民族性格，使其在历经磨难和低谷时又重新屹立于世界之林并不断走向繁荣昌盛。

（二）借鉴并吸收别国优秀文化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开放的有机整体。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接触外界的途径和渠道越来越多样，各国文化和价值观也大量涌入中国，有些外来文化可能与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相悖，瓦解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于这样一种文化我们确实应加强防范，但不能因此而对外来文化全盘抵制。清政府时期，我国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与世隔绝，未能及时借鉴和学习西方文明中先进的思想成果，因此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当然，我们也应切忌照搬别文化、全盘吸收，也应切忌崇洋，而应相互借鉴，取长补短。

（三）超越和创新中国传统文化

我国传统文化是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并发展的，因此会有一定时代的局限性。我们应根据变化发展的条件看问题，对传统文化进行超越和创新，使它适应实践的发展需要。例如：群众路线的观点是在西周的政德保民的思想，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以及荀子的君舟民水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创新而提出的。群众路线的观点指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辩唯物主义思想等一系列重要理论是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思想基础上继承创新而提出来的，指出不能凭借主观臆断而要根据客观的现实条件出发去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由此可见，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只有根据时代要求，对传统文化加以创新和超越才能与时展的步伐相适应，促进现代化的的发展。

参考文献：

传统文化困境篇6

科学技术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极大的便利，科技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科技产品也成为了传统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对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近年来，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发展，网络电视、微博和微信的广泛应用，对传统媒体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新媒体在应用中非常的方便，而且其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非常的便捷，可以产生极大的互动。在新时期，地方媒体在发展文化类节目中如果获得更好的效果，如果突破困境，不断的完善自己，成为地方媒体研究的重点。

一、地方媒体面临的困境分析

智能手机的应用使得人们在接受各类信息中更加的便利，随着各类新媒体的出现，人们对文化类节目接收的习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不仅仅采用电视的方式来观看节目，而且不再受到电视排播的限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和爱好自主的选择节目。

（一）收视时间减少

如今，人们收看电视的时间在减少，使用网络终端的时间在增加，我国的网民已经达到接近6亿，互联网的普及程度越来越高。

（二）地方媒体受众的年龄偏大

如今，年轻人逐渐远离了电视媒体，他们对网络的依赖程度在上升，很多年轻人一般会运用手机和平板电脑来观看节目，电视已经成为了摆设。

二、新媒体的优势

在地方媒体发展中，可以结合新媒体的优势，促进当地文化类节目的发展。

（一）具有较强的选择主动性

在新时期，人们运用新媒体可以随时选择自己喜欢的节目进行观看，而且可以选择自己的喜欢的电视节目章节，不用再受到电视排播的限制。很多电视节目，人们平时没有时间观看，可以选择在有时间的时候重新观看。

（二）具有较强的互动性

在新时期，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人们更多的使用微信和微博等，这些平台可以实现实时的互动效果，观众可以将自己看的节目分享给朋友，在网络上，即使是陌生人也可以分享收看节目后的心得，并且可以展开讨论，使受众的参与度大大的提升。

（三）具有及时的传播速度

在新时期，新媒体技术对于信息的传播速度非常快，当事件发生后，通过新媒体可以使信息迅速的传播。

（四）储存量大

在新时期，借助新媒体技术可以将大量的信息储存，不管是什么样的信息，都可以在网络上及时的获取，人们即使不出门，也可以获取天下资讯。巴彦淖尔广播电视台开办的河套微传媒微信公众平台短短一年时间，粉丝量就达到22万，传播力度比传统媒体更加迅速快捷、广泛。

三、地方媒体播出传统文化类节目中产生的困境

地方媒体在对传统文化类节目播出中，还是沿用传统的媒介，受众通过电视观看节目，缺乏互动性，只能单向的接收画面和声音，不能将自己的感受及时的表达出来。而且受众要被动的接收电视台的排播，如果错过了节目，就不能重新收看。而且地方媒体对于传统文化类节目的制播时间长，人们的猎奇心态不能得到很好的满足。但是，在地方媒体传统文化类节目的播出中，他们借助传统媒体并不是一无是处，运用纪录片的形式介绍传统文化，使节目更加具有真实性，提高了节目的公信力。

四、新时期地方媒体传统文化类节目的出路

（一）在传统的电视媒体中实施新的策略

在地方媒体播出传统文化类节目中，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电视的播出，可以将电视和网络结合起来，实现电视节目和网络节目的同步播放。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品牌电视节目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但是，如果时间较短，还是不能见成效，而且很多传统文化类的精品节目在网络上播出还要收费，受众的观看率还有待提高。

在地方媒体制播传统文化类节目中，应该明确其核心价值，展现出传统文化的历史悠久，丰富节目的内容，吸引更多的网络受众。例如中央电视台的传统文化类节目《百家讲台》，其获得了好评，这档节目的内容非常的丰富，而且聘请了相当多的专家学者进行讲解，为人们普及了知识，使人们在娱乐中不断的充实自己。

地方媒体在进行传统文化类节目的播出中，应该完善节目的方式，在传统文化类节目中，常常是比较单一的，因此，在这类节目的制作中，可以采用寓教于乐的形式，将一些娱乐化的元素加入到节目中，使人们在轻松的氛围下可以学习到中国的传统文化。

传统媒体应该实现与新媒体的合作，实现全媒体平台的打造。在新时期，新媒体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在市场上的竞争力越来越足，如果地方媒体在进行传统文化类节目的传播中只是采用单一的媒体，那么效果甚微。在传统文化类节目的传播中，应该实现多媒体的融合，通过打造全媒体平台的方式，可以将节目的内容、运营的方式进行改进，实现各类媒体互补的方式。通过电视媒体和搜狐、网易等网络媒体结合，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得以更好的传播。

（二）借助新媒体提升传统媒体的影响力

在地方媒体进行传统文化类节目的播出中，可以借助新媒体扩大宣传的力度，使受众的关注度提高，并且实现受众与节目组之间的互动。可以通过微博、微信等方式，通过留言的方式，受众可以发表感想，并且提出自己的宝贵意见，节目组可以通过对受众留言的分析，不断的改善节目的形式和内容，选择一些受众比较感兴趣的传统文化进行播出，实现节目的创新和转型，使节目的内容更加符合受众的口味，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节目的影响力。

（三）完善自身优势，提高传播速度

新时期，在地方媒体进行传统文化类节目的播出中，可以选择更加便捷的方式。在传统的媒体中，可以采用纪录片的形式，展现地方的传统文化，给人以真实感，采用现场直播的方式，更能带给观众身临其境的感觉。地方媒体在对传统文化类节目的制作中，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其实现了电视节目的直播感，整体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在此基础上，地方媒体还可以借助网络，实现直播的转型，使节目中可以播出一些对于传统文化的新的认识。

（四）精简、节约，提高效率

在地方媒体进行传统文化类节目的制作中，应该对节目制播的流程重新完善，将那些僵化、脱节的流程直接去除，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创新的形式，将那些重叠和无效的岗位去除，确保地方媒体具有科学和规范的业务流程，在此基础上，对相关的组织进行重构。在传统文化类节目制作中，应该节省时间和成本，目前，地方媒体在于传统文化类节目制播的过程中还存在的浪费的问题，在人力和物力的安排上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其主要的原因在于地方媒体不能很好的发挥自身的优势，导致节目的播出方式落后。在流程的再造过程中，应该充分发挥出地方媒体的优势，提高人们在媒体中获取信息的能力，实现高效的信息传播。

结语：

在新时期，新媒体的发展是必然，为了可以使地方媒体的传统文化类节目更好的满足受众的需求，地方媒体不仅仅要借助传统媒体，也要充分的运用新媒体，提高传统文化类节目的可看性。在传统文化类节目的播出中，应该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结合起来，提高受众和电台的互动，这样节目的制作组才能更好的了解受众的需求，在节目的制作中更好的满足受众的心理，提高传统文化类节目的可看性，促进传统文化类节目的发展，使中国的传统文化更好的传播。

参考文献：

传统文化困境篇7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强盛使得当代社会中出现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知缺陷，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同时冲击着高职学生的思想观念， 造成对传统道德意识淡漠的现象严重。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的载体，使年轻一代拥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才能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从而振兴祖国，使国家强盛不衰。这种民族意识与凝聚力需要中华民族文化的熏陶来培养。因此，在高职学生中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已经成为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

1 高职学生民族精神培养面临严峻挑战

1.1 民族意识淡化、缺乏民族认同感

现如今部分高职学生出现价值观念、道德行为的扭曲和变异，他们悲观的看待周围事物，眼中看到的只是中华民族的劣根性，始终认为外国的东西比中国的好。只关心经济、商业和自身的发展， 而对民族、国家和政治则漠不关心，缺少民族自豪感，民族意识淡化。大多数高职院校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还很不够，受到欧美和日韩文化意识的影响，在不同程度上对祖国、对民族的感情淡薄了，这种传统文化缺乏了解的不足必然影响高职学生对未来中国的建设与创造。

1.2 民族信仰危机、价值观混乱、社会责任心不强

在经济全球化、价值取向多元化的时代，部分高职学生经不住欧美和日韩文化的冲击，在自觉和不自觉中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对我国优秀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信仰。不能正确地对待本民族的传统道德文化，对其表现出异常的冷淡甚至反感和排斥。

受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一些高职学生的理想和追求发生动摇，人生观不明确，表现为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缺乏正确的认识，甚至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失去信心，造成理想信念的缺失。这种对于主体意识形态的怀疑态度，导致一些学生价值转向，缺乏对集体和社会的公德心，没有对社会甚至对自身的责任心。

1.3 思想偏激，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过浓

由于传统文化教育的过度颂扬和神化，以及学生自身接受的情况，造成某些高职学生身上表现出文化自闭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表达民族精神的方式不够成熟和理性，这种思想作用于处理民族性与世界性上将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在培养高职学生的民族精神时，注重培育理智、成熟、科学的爱国主义是关键。

2 高职院校学生传统文化教育的探索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民族精神，有利于培养高职学生的理想信念及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高职道德教育的内容、形式较为单一，难以引起学生的共鸣。僵化的材料、死板的方式会在不同程度上使学生学习时产生厌倦、甚至抵触的情绪。

2.1 纠正思想，重塑中华民族精神

我们的民族精神蕴涵于传统文化之中，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淀与升华。将民族魂很好的植根到国民的潜意识中，民族精神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在各国人士热衷学习中国国学的背景下，对高职学生进行民族精神教育，首先要重塑我们的民族精神。一是明确中华民族精神的本质。引导学生深刻地认识和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从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中提炼爱国精神，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二是要重视对高职学生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三是要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

2.2 以修身文化， 注重高职学生的品格道德完善

优秀的传统文化更多的重视人的行为和自我规范。这种态度重视人的道德价值观念，对当代高等教育仍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如崇高境界、修身为本的重德精神，协和各邦的宽容与人道主义精神等。继承和发展这些优秀的道德传统将对高职学生的思想、意识、行为模式产生积极的影响，通过传统文化的熏陶，加强个人品格道德的完善。

2.3 用优秀传统文化端正大学生的价值取向

通过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高职学生的思想观念，摆脱唯利是图、拜金主义和享乐至上等自私自利思想，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鄙视只顾一己利益的行为，倡导谋“天下之大利”，赞扬为社会、为国家、为民族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培养群体思想和行为，在获取个人利益时， 一定要考虑是否符合“取之有道”的原则。

2.4 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

校园文化是学校的灵魂。作为高职院校，在进行校园文化建设中，既注重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又关注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丰富学生的精神生活，努力营造有高职院校特色的校园文化氛围。一是注重校园文化设施的建设。二是创办各种民俗文化的社团。三是开展的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

传统文化困境篇8

中图分类号：G8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0)04-0099-04

西方文化全球化已成为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体育由于其承载了过多的文化内容，也自然成为西方对我国进行文化输出的主要方式之一。文化输出的强弱往往是体现了一个国家的软实力的强弱，能够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特殊战略效果。“美国文化的影响是使得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历史上，中国传统文化曾经作为一种“强势文化”对周边国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由于其带有过多的“防御文化”的特点，使得我国具有普世价值的天人合一、内外兼修、养身、和谐的体育理念，以及以传统武术为代表的传统体育项目没有注重对外输出，从而不被世人所普遍认同、接受。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应采取主动输出的方式来应对西方体育文化的强势输入。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输出，是指中国通过一定的途径及手段，把各民族世代相传，在养身、健身、竞技、休闲等体育社会活动中产生的体育物质文化和体育精神文化向他国输出的过程。文化输出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符号性”输出(如价值观念)；一种是“实体性”输出(女口太极拳项目本身)。2009年8月，国务院《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以及北京奥运会后主席强调“体育强国”的建立，这都标志着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历史机遇已经来临。

1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输出面临的困境

1.1 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缺乏认同

国民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决定了我们的文化输出是否有积极、自信的心态。“传统文化所处的困境，不仅是完全丧失了维持自我认同的功能。更严重的是，在近三百年间，来自内部信心的矛盾”。由于近代以来的落后和求富求强下对传统文化的荡涤，对我国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以及“盛唐”的文化繁荣，我们已经淡漠，似乎传统文化在人们心中早已成为落后标志。由此，对具有普世价值的“和谐”、“康泰”的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思想也伴随着中国传统武术、五禽戏等体育项目的淡出而被逐渐边缘化。

1.2　缺乏主动输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意识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在儒家、道家、佛家文化的共同滋养下逐渐形成的，其核心文化观是强调内敛、休闲、康泰。也正是由于我国在历史上过多地强调了这种传统文化的“防御性”特点，才导致了我们不注重主动地输出具有丰富内涵的传统体育文化，也为一些西方国家对我们“误读”提供了可乘之机。日本的柔道已经早一步跨进入奥运会的大门，这和日本1985年提出的“变成一个文化输出大国”的政策有很大关系。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国际国家论”曾说“日本越要成为国际国家，就越要思考……如何在世界上传播日本文化”在1985年日本提出要从一个经济大国变成文化输出大国，日本是接受中国文明的滋养长大的，而它先中国一步输出文化的结果，就是想使日本进一步变成了东方文化的代表。

1.3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输出渠道不畅

我国文化输出不仅长期存在着“中西贸易逆差”和网络信息资源被美国长期强势“占据”的问题。同时，又由于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文化产品设置的层层贸易壁垒以及西方媒体的取舍标准屏蔽了我国的很多正面信息。在这种文化输出渠道不畅的大环境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对外输出就显得举步维艰。

1.4　体育“真义”的弱化

“体育全球化是西方体育的全球化”，已成为我们无奈的现状。这使得世人认为：世界仅有一个体育运动会，那就是奥林匹克运动会，或者说“西方民族体育运动会”；世界上只有一种体育，那就是竞技体育，或者说“西方体育”。“谈体育必谈竞技体育”的这种观念，随着我国“奥运争光计划”的大力实施而得以强化。以身体活动为主要方式，以主动改造自身为目的的一种“人化”(人的教化)的体育核心概念被严重地弱化了。体育的“人化”功能、“休闲”功能也逐渐被忽视了。

1.5　民族体育文化“高势能”尚未形成

文化输出需要具备一定的“高势能”优势。文化输出的优势，一方面取决于这种文化是否具有时代的先进性，另一方面取决于“拥有这种文化的人类”。对于前者，国内外学者基本达成一个共识，即中国传统文化在后现代社会“人日益沦为经济、速度的奴隶”中具有的独特的“求和谐”、“求自然”时代先进性。对于后者则是我们需要大力建设的。在当前，许多青少年已经热衷于“跆拳道”、“空手道”、“瑜伽术”、“滑板运动”等，而对我国传统体育项目如武术等不感兴趣。对外输出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所必需的体育传统项目、“体育人口”在逐渐萎缩。

2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输出的策略

2.1 立足国内，保持中西文化“并行不悖”

古人云：欲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本；欲求流之远者，必浚其源。首先，只有使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首先在国内有所发展，要立足国内、立足广大民众，特别是让青少年具有文化自觉意识，并让他们喜欢。否则将会陷入“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的尴尬境地。其次，我们要对来势汹汹的西方体育文化有一种“平视”的目光，我们既要看到正是由于自中国近代史开始西方大量的体育文化输入，才使得我国体育的各项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也应看到，西方的文化所带来当代“工具理性的强化、人文理性的弱化，人逐渐异化为物质、速度的奴隶”的弊端。同时，我们也应当确信，能够在两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处于不衰地位的中华传统文化具有极大生命力。并且，我们应该看到，“韩国从2000年开始恢复使用汉字，并在中小学推行1 800个汉字教育；日本也在“脱亚人欧”的喧嚣后让日本学生重新开始学习汉语，每年都有数万日本学生接受汉字水平考试；汉语也成为与英语同样的热门外语”。新一轮的汉语热，说明了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未来的信心。此外，我们还应认识到，文化的“强势”、“弱势”地位仅是一种“势”而已，没有永远处于强势的文化。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为我们具有悠久历史、丰富内涵的传统体育文化感到自卑。并且坚信，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对外输出策略，独具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将与西方体育文化一样，在世界体育文化的发展史上留下清晰的足迹。

2.2　立法保护资源，实现精品体育文化的“活态”传承

对外输出，前提条件之一是要使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国内实现良性发展。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是非常丰富的。一种文化形式的发展速度及发展水平取决于它能利用文化资源的丰富程度，文化资源越多样、越丰富，其发展就越迅速、健康㈣。但在西风盛行的今天，很多民间传统体育文化资源已经到了濒临灭绝的地步。为此，首先，应该把一些好的有价值的传统体育文化及其研究成果以文字和音像资料的形式完整地保存起来。其次，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保护应该像国家保护野生动物一样立法进行分级保护。保护了种类的多样性，还要注意保护资源的“纯度”。学少林功夫就去少林寺，学陈式太极拳就去陈家沟。此外，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保护还可以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道路。少林功夫已经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就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最后，我们应努力实现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活态”传承，而不能仅仅使其成为博物馆里的“固态”物。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项目应走进民间、走进校园。

2.3　借当代“东风”，保护传承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

中国当代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政策的出台，主席“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号召的提出，都为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输出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输出必须走产业化发展的道路，利用产业化提高文化输出“势能”。这就要求把凝聚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精华的中国传统武术、五禽戏等项目进行产业化推出。如将这些项目的发展史、文化内涵、项目特点以“打包”的形式制作成书籍、音像制品、电子刊物，并翻译成多国语言及文字，推向国外文化产品市场。我国政府最新推出的中国原创漫画《三国演义》版权成功输出日本，以及《于丹(论语>心得》一书的海内外热销，都是文化输出的成功例证。

2.4　以“民族特质”为前提打造精品，走奥运、民间并行输出道路

我国具有丰富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资源，但缺乏对一些传统项目的精心打造。如五禽戏、龙舟竞渡、中国式摔跤、拔河等。对那些“僵死的”，失去了时展环境，甚至是我国传统体育文化中“糟粕”的项目如冷兵器时代的“暗器”、“生活工具类器械武术”，以及“一些以巫术为主要内容的气功”等都应毫不留情地予以抛弃。打造传统民族体育项目精品时，要结合时代特点进行创新，但必须保留其“民族特质”。因为，富有民族特色的项目往往在对外文化输出时最具有生命力。我们要吸取武术申奥过程中对武术削足适履的“创新”产物――武术竞技套路得不到奥委会承认的教训。对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输出，既要学习日本柔道、韩国跆拳道通过奥运会发展之路，也要学习西班牙斗牛坚持走民间发展之路。

2.5　以受众的国际文化认同为突破口，以精品传统体育文化代表为先锋

在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对外输出的策略上不能“自说自话，一味输出”。我们要以“寻求受众文化认同为突破口，探寻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共通空间，重视中西方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差异，重视传播艺术等”。代表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统武术当文化输出的先锋。1936年，中国传统武术曾有“轰动德国”、“轰动世界”的奥运之旅；1974年中国武术代表团的美国之行，“得到了以文化自傲的美国民众的接受和认可”；电影《少林寺》、《李小龙传奇》在海内外热播，这些都说明传统武术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对外输出，可以传统武术担当先锋。

2.6　制定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标识系统

建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标识系统，就是要对还存活在我们民间的体育物质文化资源和体育非物质文化资源进行标注、识别。对代表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体育器械、项目特征、表现形式、文化内涵、原创地、主要传承人等进行定义式的清晰描述。“识别”不仅是让该文化被本国民族识别，也要被国际识别。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中有很多项目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阴阳互动”、“五行八卦”、“循环往复”等中国传统哲学理论，这使得在阐释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运动机理、动作规格、演练方法的名词术语带上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色彩，而这些语言模糊、缺乏确切定义，一般很难被其他国家民众理解和接受。需要重点建设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标识系统。

传统文化困境篇9

全球化的今天，地域性传统文化对于保证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活力的重要性日益被世人所认同，各国、各地区都在通过各种手段和措施为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而努力。尽管所选择的路径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成为共识：那就是要将传统文化保护活动的触角，延伸到普通大众和青少年儿童之中，让大众能够经常接触、感知传统文化，培养他们对自身所拥有的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和保护意识，营造一种良好的保护氛围。因此，对于地域性传统文化而言，最大的保护不是将其收藏在博物馆，为世人留下一份可供观赏的标本，而是要培养更广泛、更大众化的欣赏群体。

一、地域性传统文化的动画传播与困境

起源于20世纪西方工业社会的动画影像，通过工业化大生产和多种大众媒介，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其中。作为一种与现代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文化实践活动，动画是艺术，是商业，也是文化和价值的载体。通过对于地域性传统文化资源的深度挖掘与精密加工，动画媒介及其传播方式不仅能够大大拓宽文化的传播空间和渠道，同时，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及其艺术样态上的差异，也孕育出更为多元的美学特质。纵观近20年以来国内外各逞风采的动画作品，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地域性传统文化元素介入到动画的艺术生产中。诸如改编自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的《狮子王》，取材于《圣经・旧约》的《埃及王子》以及由迪斯尼公司根据我国南北朝诗歌《木兰诗》改编而成的“花木兰”，等等，各具特色的地域性传统文化经由动画作品的二度演绎，被转换为易于为现代人接受和喜欢的艺术形式，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将传统文化的种子播种到大众的心田。一些动画作品也因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独特魅力获得商业成功，一个基于以地域性传统文化传播为特色的动画创作热潮似乎已然到来。

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当《花木兰》《功夫熊猫》等动画片以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为最大卖点风靡全球的同时，有学者认为作品所呈现的东方文化元素只不过是个噱头，是东方外衣下的西方文化价值观，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精神和思想内涵的亵渎，而商业化的手段才是吸引大众的根本核心。从认知角度上说，地域性传统文化作为曾经的人类思维、情感与行为的载体，凝聚着人类文化记忆的点点滴滴。地域性传统文化的传承，不仅体现出一个地区的文化特色，同时亦能展示出“我们从哪里来?”与“我们往哪里去?”的深层意义。因此，地域性传统文化保护的实质和终极目的都应归结为“本体真实”的保护。在这个意义上说，原汁原味的“本真性”原则乃是以传统文化传承为特色的动画作品的核心价值。然而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动画媒介作为现代消费文化存在的物质性基础之一，早已形成了巨大的文化产业。尽管在以文化传承为特色的动画作品中，形式各异的传统文化资源构成了创作的重要元素，但是，现代社会市场逻辑的巨大影响力和渗透性，使动画创作本能地受到大众趣味的潜在制约，传统文化的“本真”属性在与动画产业“商品”属性的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显然，在以地域性传统文化传播为目标的动画创作实践中，文化传承“本真性”所体现的精英意识形态与动画传媒相互借重的初衷在这里出现深刻的分裂，以地域性传统文化传承为特色的动画艺术生产受到了“本真性”与“市场化”的双重制约。理清文化传承中“本真性”与“市场化”的关系，是本文探究的重点。

二、地域性传统文化动画传承中的“本真性”与“市场化”

(一)文化资源的“本真性”与动画作品的“本真性”

传统文化困境篇10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经过了历代中国人民的继承和扬弃，其已经融入了我们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我们的思想言行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高校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德育的关系

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深入的学习和理解，很容易受到不良文化的侵蚀。当今部分大学生心灵脆弱、诚信缺失，自私自利的倾向越来越突出，甚至做出了一些违纪违法的事情。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其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内涵既是高校德育的重要内容，也是德育的重要形式，在新时期的高校教育中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提高学生的道德修养。

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德育中面临的困境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O为显著，然而当前高校德育中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也面临着许多困境。

1.思政教师传统文化素养有待提升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具备丰富的学识和高尚的个人品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主要由专职辅导员和教师构成，其专业学识和文化素养在高校德育中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目前国家高度重视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求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鼓励高校辅导员向专业化、职业化方向发展，但实现这个目标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由于高校辅导员缺乏思政专业知识，其德育理论及文化底蕴不足，因而很难有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2.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彰显途径有待拓展

高校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主阵地，大学生的道德状况关系到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而目前学生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缺少了解，导致传统文化教育在外化途径上遇到了阻碍。中华优良传统文化作为高校育人的重要内容，面临着一种尴尬的困境。

三、高校德育中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思考

高校德育工作要发挥民族传统文化对大学生的教育功能，弘扬优秀的民族精神，丰富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内涵，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的传统文化修养

教师自身言传身教是真正实践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最有效的方法。“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这是对教师职业修养最基本的要求。教师只有充分认识到教书育人的职责，重视自身道德素养的提高，内强素质，外树形象，才能在高校德育中真正发挥应有的德育作用。因此，高校要建立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教师自身也必须加强自身的文化修养，以丰富的文化积累、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卓越的人格魅力发挥榜样育人的作用。

2.调整课程设置，加强传统文化与专业课程的融合

课程教学是高校的日常活动，是大学生的基本学习方式。当下高校德育课程设置滞后于时展，德育内容缺乏说服力。针对这一问题，我们一方面要增强教学内容和传统文化的结合，充分挖掘各学科中有关传统文化的德育因素；另一方面可以调整高校课程的设置，开设一些传统文化课程，列入教学大纲，作为学生的必选课程，以丰富高校德育内容。另外，还可以在课外开展中国传统文化讲座，加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以课程为载体，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加强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

3.将优秀传统文化有效融合在大学校园文化环境中

高校要注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融合，结合学校未来的发展战略，凝练出具有时代特征和学校特色的大学精神，从而增强学校的文化底蕴；同时要注意与校园物质环境建设的融合，让学生在校园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氛围。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一所好的学校连墙壁也能说话”。此外，还可以利用校园媒体、网络等工具，对大学生进行道德宣传，使学生将传统文化中的基本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内化为他们的做人准则，从而唤起他们的社会责任感，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

大学生是促进国家发展的中坚力量，而高校则是培养大学生的重要基地，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切实融入高校德育建设，有助于加强大学生道德素质的培养，这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也有着重要意义。

传统文化困境篇11

一、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面临的困境

1．教育手段的局限性

中国当前的教育体制从本质上来看，还是应试教育。对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主要是在学生学习过程中，由教师不断讲解和学生课后自学来不断获取的，但是从课堂上所接受的知识毕竟还是十分有限的。从大学语文的教材可以看出，大多数课文是古代文学名篇，但数量少，有的还是阅读课文，教师一般不会进行详细的讲述，学生掌握自然也就存在一定的难度，并且其在编排上存在着衔接的问题，很多篇目比如《蜀道难》和《将进酒》等名篇在中学阶段已经出现过，大学教材中还会继续出现。很多大学生对古代传统文化的了解仅仅停留在对古代文学名篇篇名的认知之上，在对传统文化教育进行考核之时，很多大学生采取复制粘贴的方式来对待，其缺乏程度令人堪忧。

2．教育定位的不科学性

大学生进入大学以后学校关注的是学生专业课的学习与学生今后的就业情况，并没有重视传统文化方面的教育。这导致很多大学生除了将主要的时间放在专业知识的学习方面，还要抽出时间去考各种证件，比如四六级外语证、计算机等级证书等，这种实际情况导致很多大学生即使想去看传统文化方面的书也没有时间，长此以往，很多大学生不仅是淡忘传统文化知识，甚至会认为传统文化知识在当代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这导致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之间的鸿沟，将传统与现代分割开来。Www.133229.COM

二、 提高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实效性的对策

1．多管齐下抓传统文化教育

首先要加强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方面的教材编写工作，编写适合大学阶段使用的大学传统文化方面的教材。其次，教师要鼓励大学生多读书。教师作为传统文化教育的引路人，需要不失时机地向大学生推荐优秀的传统文化方面的书籍，让大学生自己去选择感兴趣的读，并通过网络、电话和座谈会等多种形式与大学生开展交流，让大学生对古代传统文化感兴趣，并加深了解。最后，对于传统文化的考查，要从实际出发。教学的真正目的是让学生将知识运用到实际之中去，并能为以后的生活提供理性的支持，这就要求教师在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考核之时，注重将传统文化与时下文化连接，让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也能在当出光彩，重振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信心。

2．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紧密结合

一所好大学看的是其文化的底蕴，这一文化底蕴，是在不断地继承与创新之间形成的。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时，其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等还没有定型，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帮助大学生去形成自身的“三观”，而传统文化教育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理念，教育了无数大学生不断去积极进取。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定时代精神的精髓，其形成的过程必然会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但是不同的时代已经给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其所包含的文化范畴方面，其内容则因不同时代的生产关系与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发生着变化，所以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之间不存在一个大的鸿沟，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连接的关键点就在于古为今用，不断去发展创新，在传统文化之中注入新时代的气息。

总之，对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还存在着教育手段的不科学性与教育定位的不明确等不足，面对现实之中存在的困境，应采取多管齐下抓传统教育、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紧密结合等措施，将大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工作当作学校的重要事情来抓。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必须让全体大学生树立传统文化方面的意识，肩负起现代化建设与中华民族振兴的重大使命，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做出更大的贡献。

传统文化困境篇12

    以1644年5月清军占领北京为标志，满族入主中原，自然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不少新特点。但是，由于统治集团迅速汉化，这些特点大体上是形式或局部性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基本制度仍然是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延伸。审视和反思大清帝国鼎盛时期的历史，就是审视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这样的审视，必须以世界历史的发展为参照系。从世界范围看，大清帝国的建立，与英国革命同时；而一代英主康熙皇帝执政（1669－1722）的后期恰好与俄国彼得大帝执政年代（1689－1725）重合。三大文化体系的异同决定了这三大国家此后的命运。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是个庞大的有机体，可以从多方面去解读；加上解读者视角和认识的差异，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乃正常现象。愚见以为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陈寅恪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见解很值得注意。概括起来有这么几个要点： 

    1．中国文化可分为制度层面和非制度层面。“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两教者。” 

    2．以儒学三纲六纪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已经具体化为社会制度。“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 

    3．中国文化即使吸收外来文化也坚持固有框架，在吸收改造外来学说融为一家之说后，即显现排外的本质。“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久长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而卒归于消沉歇绝。”而吸收外来思想经过改造后存活下来的思想，“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 

    4．中国的制度文化已经不可救疗。“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这四点说得非常深刻，值得我们深思。今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区分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的观点。两者有密切关系，但是，有没有固化为制度，大不一样。百年来文化讨论纠缠不清，各不相让，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注意这个区分。例如，私人的各种宗教信仰，人生目标和价值观念，文化艺术爱好，不侵犯他人自由的风俗习惯，乃至政治观念，如此等等，纯属非制度性的个人信念和行为，统一既不可能，干预则属侵犯公民自由。这些与制度文化无关的文化，通常在个人自由选择中自然更替，而且有些非制度文化是永恒的瑰宝（如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只有疯子或愚昧至极的野蛮人才会才会处心积虑去消灭。但涉及制度却无法含糊，如何选择关乎国计民生，辩论和改革无法避免。19、20世纪的文化运动和文化批判此起彼伏，焦点也在制度文化。 

    明末清初以来制度文化落后，没有足够的自我更新能力，从而无法认真吸收人类先进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步履维艰的主要原因。综观世界历史，可以肯定这么两点经验事实： 

    1．现代化的基本框架，如市场经济和公民自由权利及其保障制度（民主政治、法治等等）是普世性的。必须重视各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的差异，但其影响通常只涉及这些普世原则实施的步骤和形式，而不是否定这些原则本身。 

    2．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关键在公民自由及其生长状况。各国的中世纪都是黑暗的，但黑暗中有没有能够让公民自由逐步生长的亮点，对日后历史的发展影响极大。

    所谓社会缺少自我更新能力，指的就是这类生长点很弱乃至缺位。

 （二）经济自由被剥夺的严重后果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主要推动力量是商人及其代表的强大的市场经济。这要有明确的私有产权制度和足够的经济自由。中国的制度文化或社会制度的致命伤，恰恰是私有产权保障不足并缺乏经济自由。 

    传统中国盛行在三纲笼罩下的家族财产所有制，《唐律》明文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大清律》唯一的差别是刑罚改为“杖一百”。 如果说这不利于独立的个人的发展，尚有变通的可能外，更严重的是中国的君权至高无上，不受任何实实在在的约束。因触怒君王而籍没臣民财产的记录史不绝书；各级政府特别是君主可以肆意干预民间的经济活动。要是说前者牵涉面还较小的话，后者对国民的经济自由的束缚则随处可见，影响特别巨大。特别是对社会转型至关重要的工商活动，动辄禁止，处处制肘，救治的难度和代价之巨，均是人类史上所罕见。 

    贸易牟利，实质是谋求更好的生活。贸易的先决条件是个人的自主和自由意志，是不同氏族、民族的各色人等交流和居住的自由。支持还是压制这种本能，对民族和地区的面貌至关重要。不幸，虽然中国历代的商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中国人的这种本能长期受尽压制，有三道枷锁紧紧桎梏着他们的手脚。 

    第一道是思想上的枷锁：从“何必曰利”、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圣贤教导，到“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信条，求利成了小人卑鄙的标记。既然商人是孜孜求利的标本，并把商业看成伤害而不是带动农业发展的驱动力，因而危及社会的稳定，抑商重农顺理成章成为历代皇朝朝野的共识和施政准则。于是，“何必曰利”不但是圣贤的教导，而且是施政的基本原则，谁敢触及，往往要倒大霉。 

    第二道枷锁是动辄禁止海上乃至边境贸易。光是思想无法窒息本能，当思想成了权力的工具，生机就会摧残殆尽。沿海居民冀图从海上贸易中讨生活，无非是谋求提高生活水平。可是，历代中国政府往往不是因势利导这种无法遏制的本性，发展海外贸易，而陈陈相因采用很不合适的基本国策：稍有风吹草动就禁海锁国。远的不说，元明清三代禁止海上和边境贸易的敕令都屡见不鲜。 

    例如，元世祖忽必烈在消灭南宋、统一全国后不久，便于1292年，下令“禁两浙、广东、福建商贾航海者。” 成宗铁木耳继位后，又于1299年“申禁海商”。 1320年，换了皇帝，旋即“罢市舶司，禁贾人下番”！ 

    朱元璋当了皇帝，建立大明帝国，频频颁布“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禁民入海捕鱼”乃至“禁民间用番香、番货”等等荒唐至极的禁令。到嘉靖年代（1522－1566），即西方正在海上锐意进取的时候，竟然蛮横地规定：“查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所载即非番物，俱发戍边卫。” 

    第三道枷锁是官府的管制和垄断。各朝都有不禁海的时候，可是即使不禁海了，也建立起由官府控制甚至垄断海外贸易的制度，加上种种千奇百怪的限制，使民间资本无法顺利发展。尽管此类具体的制度和运作方式各朝有所不同，但控制外贸、扶植官商、遏制私商的基本指导思想却根深蒂固。

    与上述情况相适应，形成两个奇特的外贸制度： 

    1．朝贡贸易。这是唐代以来逐步形成的贸易制度。史家们早就指出，藩属国到中国朝贡，很大程度上是贸易行为。跟随贡使入贡的商人，带着大量货物，寻求贸易机会。可是，这种贸易是很不自由的。首先是不能随时来，除了朝鲜、越南等关系特别密切的国家可以一年一贡外，多数国家只能三年、五年乃至十年朝贡一次。其次，所带货物也不能随意与商人交易。明太祖洪武二年规定：“朝贡附至番货欲与中国贸易者，官抽六分，给价偿之，仍免其税。” 这是有代表性的规定。60％要交给官府收购，贸易场所也有严格限制。尽管有些国家不遵守贡期，甚至岁岁入贡，但已属违规行为。 

    2．官府严格控制下的市舶贸易。唐代在广州设立市舶使，管理海外贸易。后来宋元明三朝，相继在指定的港口设立的市舶司，对外贸实行全面控制，并直接隶属于朝廷。奇特之处在它不但是管理机构，而且直接买卖商品或经营对外贸易。例如，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在杭州、泉州设置了市舶都转运司，其运作方式是：“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凡权势之家，皆不得入番为贾。犯者罪之，仍籍其家产之半。其诸番客旅，就官船买卖者，依例抽之。” 

    大清帝国建立后，指导思想和制度均与前朝一脉相承。 

    顺治十二年（1655）年规定，“海船除给有执照许令出洋外，若官民人等擅造两桅以上大船，将违禁货物出洋贩卖番国，并潜通海賊，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或造成大船，图利卖与番国；或将大船赁与出洋之人，分取番人货物者，皆交刑部分别治罪。” 潜通海賊，劫掠良民，当然应该治理；但连同造大船或将大船租赁和卖与出洋之人或外国人，都要治罪，那就十分离奇了；而所谓贩卖违禁货物的规定则往往很不合理的。 

    康熙七年（1668），玄烨亲政后的第二年，规定：“外国人货物非贡期不准贸易。” 先是以郑成功占据台湾为藉口，严禁海上贸易； 1683年施琅率军收复台湾，1684年开海禁，但是限制还是很多。虽然不再设立市舶司，但官方的控制并为放松，如在广州，外贸一开始就由半官半民的十三行商人垄断经营。稍后，海上贸易有所发展，紧箍咒随即念起来。

    看看1716、1717年间康熙皇帝的一些措施吧：

    1．禁止往南洋、吕宋等处贸易。 

    2．他南巡到苏州，了解到“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其余卖在海外，赍银而归。”仅苏州一个港口每年就有一千多条船出海贸易，几百条船卖给外国人，这样的天大好事，竟被这位皇帝看成“不可不加意防范”的大祸根。于是，下令出海者“每日食米人各一升”，不准多带；“如将船卖与外国者，造船与卖船之人皆立斩。所去之人留在外国，将知情同去之人枷号三月……行文外国，将留下之人令其解回处斩”！而早在1694年，这位皇帝已经下令禁止商人在外国造船了。

    2．“禁止澳门夷商领内地人偷往别国贸易。” 

    此外，海外贸易有严格的地域限制。开禁之初，设立粤海、闽海、浙海、江海四关，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就只剩下广州独口贸易了。与此同时，有很多货物不准出口。武器历来是禁运物资。贩米粮出洋，私贩硝磺，贩卖铁锅、废铁和各种铁器，均属犯法。蚕丝、绸缎也规定一条外国船只能购买多少。 

    乾隆爷当政的1759年，还批准实行两广总督提出的《防范外夷规条》，其中规定：1，除十三行的行商在指定的地区外，不准任何人出租房屋给外国人。2，不准借领外夷资本。3，不准外国人雇请汉人役使或参与商业经营。4，不准“外夷雇人传递信息”！ 本来是正常的贸易活动，却都成了罪行！ 

    更可怕的是将一些同外国人交往行为泛政治化。有时教洋人认识汉字、或介绍国内的一般情况，也成为“泄漏事情”、“私通外国”等可以置之死地的罪名。从明代开始，至鸦片战争后颇长时期，这个局面都没有改变。16世纪末，利瑪窦从澳门到香山，就看到过这样的盖着总督大印的布告：“现在澳门犯罪违法之事所在多有，皆系外国人雇用中国舌人（翻译）所致。此辈舌人教唆洋人，并泄漏我国百姓情况。尤为严重者，现已确悉彼辈竟教唆某些外国教士学习中国语言，研究中国文字。此类教士已要求在省城定居，俾得建立教堂与私宅。兹特公告，此举有害国家，接纳外国人决非求福之道。上项舌人倘不立即停止所述诸端活动，将严行处死不贷。” “百姓情况”竟然成了不得泄漏的国家机密！这些限制的实质是剥夺中国人的经济自由和其他自由。 

    这些状况的形成又是源远流长的天朝文化的必然体现。用乾隆爷的话来说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 这不是乾隆爷的发明，明代已经有此说法：“中国之物自足于用，而外国不可无中国之物”！ 

    如此愚昧和专横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第一．边患频仍。 

    困扰有明一代的倭寇，很大程度上是错误国策的产物。“倭寇”包括其首领，大都是中国人，很大程度上就是禁止海上贸易或准许贸易的年代贪官需索无厌和办事不公制造出来的。 而在清代，好些沿海居民堕落为海盗，或成了外国侵略者的雇佣军（如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就有不少中国雇佣军随行），也与经济自由被剥夺后生计困难有很大关系。

    第二．把中国孤立于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潮之外，同时丧失了既有的优势。 

    直至明末清初，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尽管在18世纪中国的人口增加了一倍，达到三亿人（占当时人类三分之一）的惊人记录，虽有局部性的社会动荡，总的说来，还是比较安定地活下来了。不过，有的学者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后指出，当时中国在经济上亦已落后一大截，以农业来说，“英国13－14世纪的劳动生产率为2369公斤/户，不仅明显高于宋代，而且还高于19世纪中叶的清代；英国传统等级社会解体时期15－16世纪的生产率为5520公斤/户，竟是19世纪清代的2.8倍……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古老的习惯法（customs）对个人权利的某种保护，无疑是劳动生产率得到相对良性发展的原因之一。” 问题出在制度落后造成的劳动者的权利受到侵害。这样的“盛世”蘊含着十分可怕的内在危机：宗法专制统治建构了扼杀自我更新功能的社会机制；而严格限制对外交流进一步助长闭目塞聪、盲目自大，又抑制了推动社会更新的外来驱动力。 

    以郑和下西洋为例，15世纪有这样的对外交流的壮举当然值得中国人引以为傲。但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比较一下，两种制度的差别轩轾立见。 

    哥伦布1492年8月2日扬帆西去，历时33天，至10月12日，终于发现了新大陆，揭开了世界历史新的一页。在他之前，郑和七次下西洋，最远曾到达非洲西部。他初次奉使是在永乐三年(1405)六月十五日，比哥伦布首航整整早了87年；最后一次下西洋是1430年，也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航行早62年。每次航行都长达一年多以上，哥伦布更望尘莫及。 

    再看看船队规模：哥伦布第一次航行仅有三艘轻帆船；其中最大的长度不到17米，宽只有六米。此后，他又三次到达美洲，最大一次由17条船组成的船队，人数约为1200人。最后一次航行是1502年4月3日开航，花了21天到达古巴，船队由四艘轻帆船组成。而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带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长四十四丈（约138米）、广十八丈者（约56米）的宝船六十二艘，加上其它中小船只，共二百余艘。 其他各次情况差不多。其规模之大亦远远超过哥伦布历次远航的船队。 

    那么，为什么郑和的壮举无法继续，也没有创造一个新世界？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非常明确。首先是宣扬国威；没有说出口的是寻找仅做了四年皇帝就被明成祖赶下台的惠帝的下落。完全是“政治挂帅”！不过，这样的政治不容易玩。“支费浩繁，库藏为虚” ，是终止下西洋的直接原因。永乐年间，新建和改建了约二千艘海船。这些船只主要用于下西洋。其中每只宝船造价约需五、六千银两。此外，还要加上各种赏赐品的费用。据说大约花了六百万银两。而直至明中叶时，财政岁支不过三百余万两。如此宣扬国威的收获之一，是朝贡使臣大量涌至。永乐年间，每年来贡的外国使团平均七个。在六下西洋回朝时，竟有十六国遣使臣一千二百人同时来朝！对这些外邦朝贡者，按规矩还要赏赐。明成祖曾说：“朝廷取四夷，当怀之以恩。今后朝贡者，悉以品级赐赍，更加厚不为过也。” 以上还没有计算生还者要赏赐；死去的大约一万人则要抚恤。在不堪重负的情况下，这些壮举只好中止。为了让后人不再作航海梦，给国家财政增加负担，连归入官方档案的最完整的航海资料也被兵部尚书刘大夏下令烧掉了。 

    与此同时，明代的法律规定，擅造二桅以上大船就属违法，“若将大船雇与下海之人，分取番货，及虽不曾造有大船，但纠通下海之人，接置番货，与探听下海之人，番货到来，私买贩卖苏木、胡椒至一千斤以上者，俱发边境充军，番货并入官。” 大清帝国更变本加厉，康熙年间，不但本国造船严加限制，在外国打造船只回国贸易，亦在禁止之列；凡因贸易或其他原因飘洋过海在国外逗留不归者，“不得回籍”（开除国籍）！于是，一度领先世界的造船技术落后了，不但沿海社会经济丧失了发展机会，而且无法建立一支像样的海军。明清之际的英国也是专制王国，但在都铎王朝时期（1485－1603年），他们就实行鼓励造船和买船的国策。当时规定凡建造或购买一艘80吨以上可以远航的大船，便给予20镑的津贴。对远航探险所需费用，女王和大臣更给予慷慨资助并赋予搜捕敌对国家船只的权力，掠夺所得财富，女王和大臣可以分润。 一个海上强国和议会制的民主国家由是慢慢崛起。郑和下西洋400年后，约翰牛持船坚炮利叩关，明成祖下令建造感谢马祖保佑下西洋平安的南京静海寺，竟成了签订屈辱的江宁条约时洋人耀武扬威“拜会”大清帝国大员的场所。而当时打败大清帝国的还不是铁甲战舰，而是二或三桅的木质战船！ 

    在西方，哥伦布一类探险者，旨在掠夺黄金、白银、香料、土地或其他奇珍异宝。国王和政府的支持，目的也非常明确：这是一笔有利可图的投资。哥伦布为了说服投资者——国王，整整费了八年！但他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国王“封他为新发现地方的总督和副王。他将从这些占领地所制造或经营所得黄金、珠宝、香料及其他商品中抽取十分之一归己，并且一概免税。他对一切开往那些占领地的船只有权投资取得八分之一的股份。所有这一切爵位、职位与权利都可以传给他的继承人和后代，世袭罔替。” 对中国人来说，似乎还应补充一句：西班牙国王也没有因为他是意大利热那亚人而加以歧视。马克思说过，200％的利润可以让人甘冒上断头台的风险！这一点也不高尚，但新世界就是这样闯出来的。 

    再看看西欧的其他情况吧。1215年6月15日，即南宋灭亡前64年，英国以国王的名义公布了《自由大宪章》，其中有一条规定：“除战时与余等敌对之国家之人民外，一切商人，倘能遵照旧时之公正习惯，皆可免除苛捐杂税，安全经由水道与旱道，出入英格兰，或在英格兰全境逗留或耽搁以经营商业。” 后来的英国和其他西欧国王竭力推行重商主义，从全世界寻找金银财富，虽然对进口有很多保护措施，出口是非常自由的。如果150多年后诞生的大明帝国也有这样的贸易自由，倭寇赖于产生和发展的基本社会条件不存在了，倭祸不就消弭于无形了吗？通过海上的自由搏击，也许大清帝国建立后，郑和的后继者们仍能建造出继续雄视世界的一流舰队和商船队，中国人相应地具有有同任何国家及其国民自由往来的宽广胸怀和自信，乃至鸦片战争及其后百年苦难或许无由产生！ 

    在这一领域，明清统治者也远远比不上彼得大帝及后来的沙皇。彼得大帝从小与在莫斯科的英国等国的商人来往；在这些商人影响下，他深深懂得：“商业贸易是人的命运的最高主宰者。” 因而竭尽全力鼓励贸易，保护商人利益，改善交通运输条件。同中国皇帝禁止海外贸易的蠢行相反，他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从贷款等方面给予商人优惠条件，鼓励出口，向各国推销俄国产品。众所周知的开疆拓土，寻找出海口，为此甚至不惜一再发动战争，目的之一也是发展对外贸易。

    捆绑思想的锁链

     

    社会变革的先声是思想变革。可是，中国自身没有产生出足以引导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启蒙思潮。究其原因在于没有思想自由和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中世纪的西欧同样没有思想自由；宗教裁判所的罪恶罄竹难书。但不应忘记，他们以修道院及修道院和教会所办学校为骨干的教育体系保留了一些与中国不同的特点，从而可以从中逐步发展出现代教育和现代思想文化；而在中国，这些全都是舶来品。为什么出现这些差别？

    第一．对待外来文化的不同态度。 

    中国人吃大亏的重要原因是固有文化有很强的排他性。中国也吸收外来文化，但是，它有一套自己的框框：已经固化为社会制度的三纲六纪，是绝对不能改变的“道”或“体”。外来文化只能融化在这个大框架下，成为添绿加彩的枝叶。在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是 “严华夷之辨”，只准以华变夷，不准以夷变华；而且“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异族人绝对不可相信！ 

    在这样的思想堡垒阻隔下，17世纪至18世纪初，中国断送了一次吸收西方文化的大好机遇。明末清初，利瑪窦和其他西方传教士——熊三拔、龙华民、艾儒略、汤若望、邓玉函等人，把西方在数学、天文、历算、物理、机械、火炮制造、水利、测量、地理、绘画等领域的成就介绍到中国。与此同时，他们把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情况介绍给西方，并把中国经典和小说、戏曲翻译成西方文字；中医中药和中国园林等艺术，也是通过他们介绍到西方的。以他们为中介，中西文化交流出现前所未有的高峰，而中国主要是受益者。用梁启超的话来说是：当时“中外学者合译或分撰的书籍，不下百数十种。最著名者，如利、徐合译之《几何原本》，字字精美金玉，为千古不朽之作……要而言之，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后此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到利、徐诸人影响不小。” 徐光启在后来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汤若望等人帮助下，主持修改了中国的历法，确立了中国人至今仍受其惠的农历。 

    不过，接踵而至的三大风波则把这个进程打断了：一是从万历十四年（1616）开始南京礼部尚书等掀起的南京教案。二是康熙皇帝亲政前的“熙朝历狱”。三是康熙皇帝亲政后的和罗马教廷之间的礼仪之争。详细的过程不去说它，值得注意的是几个关键问题：

    1．科学技术问题意识形态化。 

    南京教案和熙朝历狱涉及的都是天文历算问题。谁的历法高明、观察天象准确，以事实检验，高下立判。当时也已证明传教士带来的西洋历法和天文学确实比中国传统的大统历和回回历高明。可是，当那些挑起事端的人搬出传统经典，是非立即翻转过来了。 

    例如，万历十四年（1616）五月，以署理南京礼部尚书为首的一批官员联合给皇帝上疏，攻击传教士说：“从来治历必本于言天……《传》曰：日者众阳之宗，人君之表，是故天无二日，亦象天下之奉一君也。惟月配日，列象于后；垣宿经纬，以象百官；九野众星，以象八方民庶。今特为之说曰：日月五星各居一天，是举尧舜以来中国相传纲维统纪之最大者，而欲变乱之……此为归顺王化乎？抑亦暗伤王化乎？”这“是率天下而无君臣”！ 

    徐光启、汤若望他们修成的《崇祯历书》来不及颁布，明朝已经灭亡。1644年清王朝入主北京，汤若望上书摄政王，请求保护天文仪器，建议用西洋新法修改旧历。顺治二年（1645）汤若望出掌钦天监。翌年，他把《崇祯历书》删繁就简，易名《西洋新法历书》呈进；得到批准颁行，称为《时宪历》。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一场诬陷丑剧和杀人惨剧由此开场。 

    丑剧的主角是杨光先。他先后参奏汤若望的罪名有：a，新的历法书正文屡屡注明“依西洋新法”，是“暗窃正朔之权以予西洋”，有损国体！b，新的历法只推算了二百年，实是诅咒大清短命亡国。c，为顺治帝幼子荣亲王所择殡葬时辰不吉，连累其母董鄂妃及顺治帝致死！这些罪名，与明末那些卫道士对传教士的诬陷一脉相承。

    2．断章取义，以愚昧的想像哄骗无知。 

    杨光先歪曲《圣经》的有关记载，加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插图，便大言不惭地说：“西洋人汤若望，本如德亚国谋反正法贼首耶稣遗孽”！反正当时掌握实权的辅政大臣鳌拜等人，不知耶稣是何方神圣，他为什么会被钉上十字架，只能任由杨光先之流信口开河。一位山猫科学院（罗马教廷科学研究院的前身）的院士汤若望于是成了耶稣这个“谋反贼首”的“遗孽”！ 

    为了证明这些传教士都是必须严惩的骗子，楊光先还散发文章嘲笑地球是圆的：“若然則四大部州，万國之山河大地，總是一個大圓球矣……所以球上國土之人之腳心与球下國土之人腳心相對……竟不思在下之國土人之倒懸……有識者以理推之，不覺噴飯滿案矣！夫人頂天立地，未聞有橫立倒立之人也……此可以見大地之非圓也！” 

    3．摸准统治者的心理，设谋陷害。 

    光是牵强附会的意识形态游戏，未必能令比较清醒的最高统治者出手。挑起南京教案的那些卫道士们就给皇帝上奏章说：这些洋人的住所均选择与皇室有关的地方，在城内潜住正阳门内，洪武岗之西；“而城外又有花园一所，正在孝陵卫之前，狡夷伏藏于此，意欲何为？”，加上他们定期集会祷告，“每会少则五十人，多则二百人”，这还不是谋反吗？“伏戎于莽，为患叵测！” 事关一统江山的巩固，这一下可把皇帝打动了。于是，下令把这些洋人一律押送广东，让他们回国，教会财产则一律没收。那些传教士有的回到澳门，有的则改名换姓，在教徒掩护下，在内地躲藏。这是有名的南京教案。后来，同满族打仗，出于购炮、造炮和修历的需要，才逐步把他们召回。 

    在熙朝历狱中，杨光先故技重演，也诬陷传教士“借历法以藏身金门，窥探朝廷秘密”；“又布邪党于济南……开封并京师，共三十堂” ，“阴行邪教”，“传妖书以惑天下之人”；广东的 “香山澳盈万人，踞为巢穴，接渡海上往来。” 谋反似乎确凿无疑了，其实同历来的告密者一样，全都是歪曲事实加上编造！

    3．把私人信仰与国家体制混为一谈。 

    康熙皇帝（1654——1722）无疑是一代英主。他八岁（1661）继位，十四岁（1667）亲政，1722年11月逝世，实际统治中国53年。康熙皇帝对西学大体停留在个人爱好的水平上，吸收的西学主要也是皇帝认为可以为我所用的“技艺”，如天文历算、制炮、地图、钟表和为宫廷服务的绘画、建筑等等，使用的外国人是与这些领域有关的“技艺人”，加上在对外交涉上用得着的翻译，而且要使之变为服服贴贴的臣民。说到底是为巩固原有制度或愉悦君主增添工具，从为考虑据以改造中国本身的文化和体制。于是，对所谓礼仪之争就作出过度反应。 

    利瑪窦他们的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适应本土的原有习惯，穿儒服，尊重中国人尊孔、拜祖等风俗习惯，尽量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与本教教义的结合点，从而为异文化开辟了立足点。但是，当时的天主教没有经过认真的改革，本身带有浓烈的中世纪气息。利瑪窦死后，接替他出任耶稣会中国会长的龙华民反对利瑪窦在中国传教的策略，不准中国教徒尊孔、拜祖，也反对把deus翻译为“天”或“上帝”，从明末起逐步引发所谓礼仪之争。教廷支持他的有关主张。康熙年间，教廷要严格执行禁令，拖延已久的矛盾终于爆发。为了妥善解决这项争议，罗马教廷和大清帝国朝廷双方多次派出代表反复交涉；但教廷丝毫不肯让步，还要教徒宣誓严格执行《禁约》。 

    本来，这只是天主教内部的争论，是百姓的私人信仰问题。拜不拜祖先和孔子，应由中国的天主教徒自行选择。他们要是不愿接受《禁约》，完全可以退出教会。对这一类私人信仰问题，政府没有必要介入。可是，号称开明的康熙皇帝终于露出他的专制本性，认为这些事情关系中国基本体制，绝对不能妥协。于是，他在1717年下令禁教。按照有关谕旨，只准钦天监等技艺之士留在中国，而且要具结永远留在中国，不再回国，否则就驱逐出境。他们自己可以修道，但不准传教。一个翻译西书七千部的计划随之搁浅，关闭了中国接纳西方文化的大门。 后来的皇帝更恪守康熙皇帝的圣谕，把排外的基本原则确立为不可违反的祖制，一个封闭的东方专制王国体制从而牢固建立，后果之严重在一百多年后就充分显露出来了。 

    西方文化可没有这一套。中世纪的修道士们的一个重要工作是翻译，把希腊和阿拉伯的典籍翻译成当时通用的拉丁文。基督教徒主动到东方去寻找这些典籍的手抄本，并在主教们的支持下翻译出来。12世纪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卓有成就；从而为后来的文艺复兴奠立了基础。 

    俄罗斯除了十世纪接受了外来的东正教外，从彼得大帝改革开始，也比同时的康熙皇帝及其儿孙统治下的大清帝国高出一筹，最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显示了与17－18世纪的大清帝国不同的特点： 

    1．善待外国人，大量吸收外国人才。所有派驻西欧各国的使节都有招聘各种人才的任务。招聘国外人才数量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不但招聘技师和技工，发展工业，还敢于任命外国人为军官，组建海军，改造陆军。 

    2．听信外国友人的意见，不但创办各种官办工业，也从税收、贷款和劳动力等方面提供极为优惠的条件，极力鼓励私人办企业。 

    3．他和他的继承者不但创办了许多技术学校，而且创办莫斯科大学、俄罗斯科学院，改变了俄国的教育制度，树立起巍峨的丰碑。 

    4．在政府组织上也努力向西欧学习。特地组织力量研究西欧的政府组织，编译有关资料，据以改组自己的行政机关。后来的叶卡琳娜大帝甚至邀请法国著名思想家狄德罗到俄国主持法典的修改。 

    尽管后来发生了西化派和斯拉夫派的激烈争论，至少在宫廷中却没有“西化”恐惧症，以讲外语和仿效西方生活方式为荣。当然，他们向西方学习也很不彻底，停留在开明专制的水平上，没有像西欧那样完成人的解放和社会管理机构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历史任务，为后来的苦难埋下祸根，但已远远超出17－19世纪的大清帝国，致使戊戌维新时期康、梁仍念念不忘以彼得大帝的改革为楷模。

    第二．比较全面地继承人类文明的成就。 

    知识阶层是社会的精英，他们接受知识的状况，对社会面貌有很大影响。中国的士子学什么？四书五经！西方呢？中世纪的学子都必须首先学好七门课程：1，文法课，实际是学拉丁文。2，修辞学，培养写文章和说理的能力，并学习法律基础知识。3，逻辑，不但要学基本知识，还要经过至少一年的正反面辩论训练。4，音乐。5，算术。6，几何。7，天文。这七门课通常要学四年。这些课程通过后，才能进一步学习哲学，医学，法学，神学等专门课程。

    西方这样的课程系统有好些值得注意之处。

    首先是学好基础知识特别是人文基础知识然后学其他专业知识。这是后来通识教育的滥觞。

    其次，对逻辑、算术、几何、天文的重视，对现代科学的产生十分有利。 

    再次，他们的考试方法是导师面对一个一个学生，能达到相应的水平就可以通过，并相应获得有关的资格。不比中国的科举制度，主考是皇帝派出的官员；能否金榜题名及名次高低最后还要取决于皇帝；规定几年考一次；各省举人还有名额限制。 

    此外，尽管他们的教学内容也有很多荒唐、僵化的东西。但是，有些专业教学也容得下实验和实践，特别是医学。

    回过头来看看中国的传统教育和人才选拔制度吧！ 

    1．耗费中国青少年最宝贵年华的四书五经，虽然可以为传承中国文化奠立基础（如文字训练，学习传统哲理、道德和政治规范和中国历史知识等等），但从世界范围看，已远远无法适应17世纪以降的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样的教育内容设置，没有数学、形式逻辑训练和怀疑、辩论的习惯，成为传统文化向现代学术转型的严重障碍。

    2．考试四书五经的科举制度把中国人的精力消耗殆尽，但培养不出足以安邦治国的适用人才。 

    有识之士早就指出考试的内容完全不切实际。继顾炎武在17世纪猛烈抨击科举制，指出“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 之后，“1745年（乾隆九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奏：科举徒尚空言，不适实用，请予废止，别求遴选真才之道。” 而科举制度的利益指向又十分不利于研究科学。利瑪窦写道：“钻研数学和医学并不受人尊敬，因为它们不像哲学研究（指读四书五经）那样受到荣誉的鼓励，学生们因为希望随之而来的荣誉和报酬而被吸引。这一点从人们学习道德哲学深感兴趣，就可以很容易看到。” 

    再加上意识形态干扰，学术问题政治化，圣贤的经典和皇室成了绝对不准怀疑和触犯的最高权威，“离经叛道”和对皇帝的“大不敬”是随时可以置人死地的最严重的罪名。与此相适应，一批装扮成“卫道士”的鬼蜮频频告密求荣。于是，文字狱史不绝书。康熙皇帝亲政后就有十起文字狱，而在他亲政前还有八起，其子孙则变本加厉。在这样的情况下，思想和学术生机自然摧残殆尽了。

    第三．有没有容许辩论和保护“罪犯”的机制。 

    西方也有过政治和宗教干预教学和学术的严重事例。可是，辩论启迪智慧。他们在逻辑课程中必须经历的最少长达一年的辩论训练，以及经常举行的“研究”、“辩论”和“随意性辩论”活动，有利于理性和创新精神的成长。加上教权、王权和不同教派之间的矛盾，在知识阶层中不断有批判力量涌现，甚至成为声势很大的流派。例如，1277年，巴黎大主教斯特凡·坦比尔宣布有219条异端邪说必须禁止。多米尼克修会便丝毫不加理会。神学院的一位教师还“提出了详尽的、无情的批评。他要求撤销这一荒唐的文件，因为它的禁令可能阻碍科学的进步，并要求允许和它不同的见解。” 此外，教堂和修道院有保护“罪犯”的特权，这也对学术和思想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被誉为“巴黎人的骄傲”和十二世纪“第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的知识分子，第一个教授”的革新派神学家、逻辑学和伦理学家比埃尔·阿贝拉尔（1079－1142）遭遇严重迫害时就曾受到两个修道院的保护。 

    此外，西欧分裂为众多小国，不见容于本国的人们可以轻易逃亡他乡，亦为思想和学术的发展增添了一重保障。 

    但在中国，孔老夫子早就立下规矩：“不可不诛”的五条大恶中，有三条是言论罪：“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 圣人的教导被确立为是非标准，加上大一统的局面，关山飞渡难，除了春秋战国时代小国分立，可以随意择主而仕、朝秦暮楚而不必担心被人视为卖国贼外，思想者的命运注定十分艰难。

    第四．有没有保护知识阶层的组织。 

    在中世纪西方，有保护教师利益的行会，大学享有特权，逐步发展出大学独立、学术自由制度。大学的词源universitas意思就是行会，是学者的行会，正当地谋取自己的利益。大学独立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在巴黎，教皇塞勒斯丁三世于1194年赐予大学社团第一批特权……1215年教皇的使节……授予大学第一部正式法规。1231年……格雷高里九世，通过著名的被称为大学‘大宪章’（magna charta）的教谕(parens scientarium)，给予大学新的法规。”“大学社团组织的权力，依靠三种主要特权：法权自治……罢课和分离独立的权利，独揽大学学位授予的权利。” 这些权利是在反对教会势力和王室势力的反复斗争中得到的。统治者总是力图控制一切社团，大学更不例外；但在冲突中统治者被迫作出让步，从十三世纪起，大学独立逐渐成为现实。 

    古代中国知识阶层也有集会结社，但多半是诗酒自娱的雅集或小团体。除在社会危机特别严重的时期有政治性的结社外，没有出现名正言顺为知识阶层谋取行业性利益的团体。因此，从太学、国子监到县学的官学系统固然一直是统治者的教化工具，即使是民办的书院也没有维护自己的权利和改变教学内容的强烈愿望。以大学独立、学术自由为标志的现代大学自然不可能在此基础上生长出来。 

    回望17世纪以来的中国，最令人震惊的应是皇帝老子及其大臣们的愚昧。而这个状况又是知识阶层群体性愚昧的表现，这是先秦以降精心构建的以盲目民族自大为基础的自我封闭的必然产物。19、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如此艰辛，代价如此巨大，说到底就是冲破这个思想堡垒的艰辛和代价。不过，这个思想堡垒所以如此坚固，其根源又在深具东方社会特性的社会深层结构。

  宗法专制的上层结构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致命缺陷在于长期保留着非常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宗法专制政治体系。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所指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 上述经济自由和思想、学术自由的剥夺，不过是这一上层结构的派生物。就上层结构而言，中西差别十分突出，对各自的发展影响巨大。

    中西权力系统的首要差别在于权力是集中统一的还是多元并立的。 

    在中国，权力集中于宗法专制体系。自从秦始皇统一全国，建立专制的中央集权体制以来，除了分裂时期，中国很少出现足以同皇权抗衡的封建领主。与此同时，从本土的道教到外来的佛教，神权大体上也是政权的依附物。中国没有国教，学界对儒家是不是宗教也有争议，但有一点是无可争议的：中国的政权和教化大权是合一的，君师合一，各级统治者都是师。思想和教育没有受保障的独立地位，只剩下一个合法的职能：做统治者思想统治的工具，把圣贤的教导、传统文化特别是皇帝的“圣谕”灌输给子民，让他们服服贴贴做顺民。明代有“圣谕”六条；康熙皇帝炮制了“圣谕”十六条，雍正皇帝详加解释，目的是要百姓“只遵圣教，摈斥异端，直如盗贼水火。” 宗法专制的大一统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与之相适应，知识阶层也把大一统的观念视若神明。其必然后果是民众的自由空间非常狭窄。 

    而在前现代的西方虽然也有政教合一的黑暗年代，但王权和神权毕竟基本上是两个独立的系统，尽管双方的关系错综复杂，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服从还是对立，双方的矛盾连绵不断；再加上分封制一直存在，国王与受封的领主、贵族以及领主、贵族与其家臣之间，有明确的权利与义务，实际存在着一种互相制约的契约关系。这三个系统的博弈和权力多元的局面，开拓了一个较大的自由空间。

    社会权力单一还是多元必然影响权力的整合方式。 

    一般说来各个氏族或民族早期都有过军事民主。满族入关前，实行八旗的旗主贝勒共治国政制度，以后逐步扩大，形成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体现了有限的原始的民主。但它慢慢成了专制君主的附属物；至雍正皇帝设立军机处后，其权力更日益削弱乃至消亡。 

    与权力单一的专制体系迥异，多元社会下的国王冀图为所欲为极其困难，在各种势力裹胁下，常常被迫听取各方意见，寻求妥协，从而催生出议会制度。在英国，十三世纪的时候现代议会的雏形已经形成：1265年开过一次由各郡、市和自治市各派出两名代表组成的议会，它失败了，但“这个议会由于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而成为近代代议制议会制度的起源。” 三十年后，“爱德华一世于1295年召开的大议会已经被当作第一个英国议会珍藏在历史中。绰号‘模范议会’的这个机构包括了来自较小的贵族、教士和自治城市的代表。” 而在此之前，由于1199年就任的英国国王约翰实行残暴统治，并在与教皇英诺森三世争夺对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任命权中失利，1215年，贵族、教士等联合起来，集结武装向伦敦进发，要求国王给予他们更多权利，迫使国王签署了著名的《自由大宪章》。 英国乃至世界的宪政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在它的63条条文中 ，明确规定：

    1．宗教自由。

    “根据本宪章，英国教会当享有自由，其权力将不受干扰，其自由将不受侵犯。”

    2．城市自治与自由。 

    “伦敦城，无论水上或陆上，应享有其旧有之自由与自由习惯。其他城市、州、市镇、港口，余等亦承认或赐予彼等以保有自由与自由习惯之权。”

    3．保障全国臣民的自由。 

     “余等在上述敕令中所公布之一切习惯与自由，就属于余等之范围而言，应为全国臣民，无论僧俗，一律遵守。”

    3．保障私有财产，不得肆意侵犯。 

    “余等之巡察吏或管家吏，除立即支付价款外，不得自任何人之处擅取谷物或其他动产，但依出售者之意志允予延期付款者不在此限。” 

    “自由人犯轻罪者，应按犯罪之程度科以罚金；犯罪重者应按其犯罪之大小没收其土地，与居室以外之财产；对于商人适用同样规定，但不得没收其货物。凡余等所属之农奴犯罪时，亦应同样科以罚金，但不得没收其农具。” 

    4．居住、迁徙与营业自由。 

    “除战时与余等敌对国家之人民外，一切商人，倘能遵照旧时之公正习惯，皆可免除苛捐杂税，安全经由水道与旱道，出入英格兰，或在英格兰全境逗留或耽搁以经营商业。战时，敌国商人在我国者，在余等或余等之大法官获知我国商人在敌国所受之待遇前，应先行扣留，但不得损害彼等之身体与货物。如我国商人之在敌国者安全无恙，敌国商人在我国者亦将安全无恙。”

    5．法治。 

    《大宪章》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审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余等不得向任何人出售，拒绝，或延搁其应享之权利与公正裁判。”

    此外还规定：“除熟习本国法律而又志愿遵守着外，余等将不任何人为法官、巡查吏、执行吏或管家吏。” 

    论者一再指出，这个宪章惠及的是贵族、教士、商人和其他自由人，农奴等下层民众不在其列。但是，且不说农奴不是毫无关系，重要的是它与东方社会不同的特点，为以后现代社会奠定基础的那些特点。例如，宪政和法治首要的一条是保护公民的权利；同时要限制政府的权力使之既不能侵犯公民的自由，又能有效地处理社会公共事务；为此，必须建立分权制约的政治体系和独立的司法系统。中世纪的西欧，包括英国在内，离这样的要求当然还很远，可是，以《自由大宪章》的签署为标志，基本要素已经具备，历史已经证明，假以时日，不断完善的宪政可以一步一步化为现实。 

    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情况是：到了16世纪，“‘没有一个郡、城、镇，也很少有一个村没有律师。’其中最富的年收入高达两三万镑，其次的也达12000～14000镑。”而“按当时规定，凡土地岁入在10镑以上或动产在300镑以上的人，即可购买绶带，跻身于乡绅行列。” 这对推动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型十分有利。 

    一百多年来，人们一再问：问什么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同时起步，而结果迥异？很重要的一点是日本实行的是封建制度，各藩有力量制约幕府。而在19世纪中国，尽管通过剿灭太平天国，地方督抚的权力有所提升，但中央集权的宗法专制体系基本性质没变；当义和团一类事件发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改变那些愚昧的最高统治当局的胡作非为；更不要说可以锐意改革，开创一个现代化的新局面了。 

    与宗法专制统治相适应，中国没有法治的传统。中华法系源远流长，但它是统治者治民的工具，没有保护民众权利的内容；中国传统法典的主要内容是刑法，它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三纲的法制化；司法也是行政权的附属物，缺少独立的品格。自由只有在社会力量多元化、政治体制分权制约的状况下才能得到有力的保障。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艰辛绝非偶然。 

    中国与俄罗斯倒有很多共同点。在东罗马帝国时期，东正教本来就必须绝对听命于皇帝，“皇帝作为东正教会的最高领导，有权任免教会牧首，有权召集宗教会议和批准宗教会议的决定，有权诠释教义和制定教规，有权管理教会生活等等。” 东罗马帝国灭亡后，沙皇继承了这些特权。彼得大帝更处心积虑消灭东正教的独立性，使之成为政府手中的驯服工具。他于1720年取消了东正教的牧首制，把教会完全置于国家控制之下，而大部分教会人士也心甘情愿做这样的附庸。用18世纪俄国东正教一位总主教的话来说是：“东正教皇帝本身拥有地上的全部权力，在他之上别无他人，只有上帝。” 俄罗斯内外的一些修道院曾经是向俄国输入西方文化的重要据点，在专制淫威下情况也起了变化，“俄罗斯教会不像西方教会，它没有发展任何世俗学问的研究机构。在俄国没有教会学院和教会大学”，“修道院在西方一般是学问中心，在俄国却不是这样，至少在人文科学方面不是这样。” 与此同时，“新的‘官僚政治’开始有它自己的语言，如‘国家的需要’、‘国家的利益’等等，尽管所指的实际上是君主个人的利益。” 而东正教的神父们教导沙皇子民的只有两个字：顺从。可是，一个不受监督和分权制约、听不到反对声音的政权，在表面安谧下危如累卵。这样的政教合一的社会体系给俄罗斯带来的只是专制政权不合时宜的延长，并成为后来苏联崩溃的一个潜在的重要因素。

    

   宗法专制体系中的基层组织

    

    众所周知，自治，包括城市自治和行业自治，是中世纪西欧的普遍现象。

    请让我们先看一个有关城市自治的一个文件：《英王亨利二世给予林肯城之特许状》 ，这个文件有三个要点： 

    1．“受命于天的英格兰国王……谨向林肯城主教暨诸法官、行政官、男爵、其他官吏及该城……人民致意，并使彼等得知予已将林肯城人民在英王爱德华、威廉与亨利时代所享有之自由、习惯与法律赐予彼等。城中人民以及本郡其他商人之商会，亦将充分而自由地保有彼等在前述予之祖先爱德华、威廉与亨利时代所享有之上项权利。” 

    2．“任何人在林肯城内按土地保有权购买土地，保有之达一年零一日，无人反对……则予将准许此人在将来安然保有此项土地，一如其过去，不受任何干扰与迫害。” 

    3．“任何人在林肯城之居住期已达一年零一日，且已照章纳税，任何具有申请权之人亦未提出……不利于彼之异议，则予亦将准许彼等与过去一样，继续以市民身份居住于予之林肯城中。” 

    这三点重申了城市的自由、自治的权利；保障财产权；开通了农奴逃入城市，上升为自由民的通道，在西欧具有普遍性。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根本找不到类似的文件。中国的地方自治是20世纪第一个十年清末新政的产物。而上海商人提出组织自己的商人政府的要求，已经是20世纪20年代。 

    西方中世纪的行会与古代中国的行会一样，有为保护自身利益而限制自由竞争、维持垄断地位的鲜明特征。可是，经过反复博弈，西欧的商人和行会在不少地方也成了参与城市自治的重要支柱。请看另外一个文件：神圣罗马帝国治下的城市《奥格斯堡第二次行会文告》（1368年12月16日）。 这一年刚好是朱元璋做皇帝的第一年，中国的宗法专制统治正进入颠峰时期。以下是它的几个引人注目的内容：

    1．“我们过去曾组织、现在还是要组织议会，使它在将来具有最大的权威和力量。” 

    2．议会如何组成：“在我们城市公社里，所有那些团结手工业者的十八个行会，每个应有一个会长参加议会。其中组织庞大、受到尊重的行会……得有两个代表参加议会……然后这二十九个人从市民中选出最有声望和最贤明的十五人；然后应举行宣誓，并在这一年内和他们（就是和二十九个人）一起参加议会。” 

    3．市长和其他官员的选举：“上述的二十九个会长和代表行会的议员，从自己中间和从市民中间选出两个他们认为是最好的人来担任市长：一个代表市民，一个代表行会……选出四个副市长、两个监印官及六个征税员……我们的议会、议员、市长、副市长和征税员每年应改组。” 

    4．重要问题的提出：“每个参加议会的会长应从自己的行会中提出最有声望的（会员）十二人对议会宣誓。如果需要举行扩大会议，那么，依照需要情况，这十二个人（代表各个行会）应被邀参加，这样就组成了扩大会议。如果会长们和十二个人要从议会争取什么，或者要从议会打听什么，那么，他们在扩大会议开会之前，应集合在市政厅里，先行陈述并加以说明。如果问题是极其重要，和十二个人商谈不能获得解决，那么，各个会长应召集自己行会全体会议，使大家能够了解这一事情。” 

    5．财政收支：“我们规定，各个人的财产（不论男女穷富）一律依照所有人的自报，加以课税”。“应该每年向穷人富人报告：税款的收入怎样用去，城市清偿了什么债务，以及承上帝佑助，什么款项该由城市收进。” 

    面对这个640多年前的西方城市自治的文件，中国人反躬自问，明、清两代固然没有这样的制度，县以上的各级官员都由朝廷或督抚选派，时至今天的中国大陆，恐怕还是很难断言：究竟那个城市真正达到了这样的自治水平？ 

    宋、明以降，中国社会的基层组织有保甲、里甲和乡约等等。保甲、里甲的共同特点是官府控制平民的工具，没有丝毫自治气味，而且还实行残忍的犯罪连坐制度。有争议的是乡约，有人誉之为绅权自治；有人甚至认为比地方自治还高出一筹：“乡约这个东西，可以包含了地方自治，而地方自治不能包含乡约” 。的确，乡约及与之配套的义仓和社学，体现了宗族共同体的互济精神，其道德约束亦有可取之处，可是，它的灵魂是按照三纲和体现理学精神的皇帝“圣谕”的要求严格控制宗族成员。

    这些乡约，往往具体落实在族规、家法中。让看看几个有代表性的家法族规吧！

    有些族规头一条就规定：“圣谕当遵”。 有的则强调：要“急完粮”，“践土食毛，富有纳税之义务。” 

    孔氏族规中规定：“忤逆父母，凌辱尊长及纵容妻妾辱骂祖父母、父母，一经闻四祠，笞责三十。甚，革胙除派。至大反常，处死，不必禀呈，致累官长。大盗，亦家法处死。” 

    影响最大的《朱子家礼》收入司马光撰写的《居家杂仪》，其中规定：“凡为子为妇者，毋得蓄私财。俸禄及田宅所入，尽归之父母舅姑。当用则请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与。”“父母怒不说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其异端，非圣贤之书传，宜禁之”。 

    至于各种族规中压迫、束缚妇女的条文，人们早已耳熟能详，这里不再征引。 

传统文化困境篇13

引言

德夯苗寨位于湖南省西北部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属于典型的苗族居住村。苗寨居住着上百户苗民，他们用苗语在日常生活中交流，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和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浓郁的苗族风情与独特的民族习俗，积累了许多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其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氛围浓厚、项目众多，例如，德夯是天下闻名的苗鼓之乡，曾出过五代苗鼓王，百狮会、赶秋、接龙、椎手等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特色浓郁。

随着德夯苗寨旅游业的发展、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现代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当地民族传统体育的生存和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严峻挑战。文化生态是在社会经济、文化现代化的背景下产生的，它既是一种对社会现代化的深刻反思，也是一种系统、全面的观察自然、科技以及社会的整体方法[1]。从文化生态视角来思考民族传统体育，建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发展观，将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一、德夯苗寨民族传统体育的生态发展困境

（一）经济结构的改变给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带来的隐忧

长期以来，德夯苗寨属于典型的农业经济型社会，人们通过种植水稻、玉米等农作物满足自己日常生活所需，生活圈狭小。在这种特定是空间和时间里，人们相互交流、相互帮助，关系融洽，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民族习俗和共同的。当地“寨老”利用农闲时间和固定的节庆日组织人们开展一些民俗活动，其中包括舞龙舞狮、苗族鼓舞、刀梯绝技、竹竿舞等众多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形式出现多样化。首先，外出做生意、打工的人数不断增加，加剧了德夯苗寨人口的对外流动，对传统体育活动的参与与组织产生负面影响。其次，旅游业的发展占据了许多原生态地理环境，人们自由活动的空间变小。许多百姓放弃了原有的农耕生活，参与到旅游经济建设中来，如开餐饮、旅游商店等。即使有部分人们还保持农业生产和劳作，但在农闲时间也会参与到旅游经济中去。慢慢的，人们没有了农闲时间的概念，居民参与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时间随之减少，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

（二）缺乏有效的民族传统体育管理机制

过去，德夯苗寨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有较为稳定的组织体系。“晒谷场”是当地民族传统体育开展的主要场所，“寨老”是传统体育活动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会在农闲时间和各种节庆日举办一些传统体育活动。改革开放以后，当地传统的社会组织体系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政府相关部门。1986 年，矮寨镇建立了吉首市第一个乡镇文化站，文化站组建了一些民族民间风情艺术表演队，开展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交流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对当地民族传统体育的管理起到推动作用，但远远没有达到科学、体系的管理要求。如今，德夯苗寨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主要是由当地政府引导，村委会和旅游公司组织。然而存在许多弊端，出现政府引导不够，村委会组织松散，旅游公司过多的商业化等问题。

（三）现代文化的交流传播对民族传统体育产生冲击

民族传统体育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不断创造和积淀下来的优秀的民族文化，它与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行为规范、道德观念等因素息息相关，具有浓郁的地域和民族特色。然而，现代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打破了传统文化的固定格局，群众生活方式变得丰富多彩，必然会对传统体育产生冲击和影响[2]。首先，人们的体育价值观念发生了改变，越来越多的居民开始倾向于现代的体育项目，如篮球、羽毛球等，只有部分老年人坚持参与传统体育活动。其次，人们的娱乐方式出现多元化，看电视、上网、打麻将等成了德夯苗寨居民日常娱乐消遣的重要方式。

（四）民族传统体育传承和管理人才匮乏

体育人才作为体育事业发展的人力资源，是体育事业构成的核心要素[3]。德夯苗寨由于地处偏僻，交通环境闭塞，体育人才一直缺乏。据调查，当地政府对民族传统体育人才的培养不够重视，没有专门的传统体育人才培养机制，忽略了对民族传统体育事业所需要的体育实务人才的培养。德夯苗寨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主要依靠当地老一辈的认真解读和全面口述，但随着对外流动人口的增加，传承人才储备变得薄弱。此外，受现代文明的影响，当地居民对传统文化的意识逐渐淡薄，对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认同感、参与意识和责任感减弱，导致民族传统体育传承氛围逐渐消失。

二、德夯苗寨民族传统体育的生态发展思维

（一）充分利用德夯苗寨的自然地理环境发展民族传统体育

德夯苗寨位于湘西自治州首府吉首市，地处德夯风景名胜区的中心位置。苗寨周围山势跌宕，绝壁高耸，溪流纵横，属于典型的卡斯特地貌。境内有“德夯大峡谷”、“天问台”、“流沙瀑布”、“峰”等丰富的自然资源，伴随着矮寨大桥的建成通车，声名大噪，成为继湘西州张家界、凤凰古城之后又一重点开发的旅游胜地[4]，为当地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契机。德夯苗寨应充分利用自然地理环境优势，开发民族传统体育资源，并与旅游相结合，促进当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

（二）营造可持续发展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系统

文化生态系统比自然生态系统更加复杂，其中不仅包含着自然因素，社会、政治、文化等更是影响此生态系统的重要因素[5]。近年来，德夯苗寨旅游经济的发展，基础设施的建设对当地自然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科技的进步对传统的手工艺和体育器材产生冲击，现代文明的传播使人们的信仰发生改变，现代法制逐步代替乡村“礼俗”治理的日常生活规范，部分民族传统体育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持续发展的条件和能力。因此，德夯苗寨民族传统体育要与当地的自然、经济、社会等因素协调发展，努力维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性和完整性，营造可持续发展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系统。

（三）原生态保护与创新性发展相结合

原生态保护与创新性发展相结合是德夯苗寨民族传统体育生态发展的有效途径。一方面，要加强德夯苗寨民族传统体育的原生态保护，特别是某些即将失传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要采取抢救和保护措施。例如，对德夯苗寨民族传统体育进行全面的收集和整理，了解其历史、文化底蕴;组织相关人员和志愿者，向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传承人和有经验者学习;充分发挥矮寨文化站的作用，对某些濒临失传的民族传统体育进行收集、整理、记录并采取抢救措施;请民族传统体育专家对当地民族传统体育的原生态保护、利用进行指导等。另一方面，任何民族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地传习和“冻结”式的保护，民族文化不仅处在一种历时性的“传统”中，而且处在一种共时性的“生境”中[6]。因此，为了适应当地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要求当地民族传统体育不断发展，而创新是发展的动力之源，我们可以依据需要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加以改造，与现代体育相结合，注入新的内容，使其不断完善，做到创新性发展。

（四）合理引导德夯苗寨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化发展

民族传统体育与当地经济发展相结合，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发展特色产业，走文化产业化道路，是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最佳途径。近年来，德夯苗寨旅游业发展迅速，部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逐渐纳入到旅游经济发展中，为当地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德夯苗寨民族传统体育要立足于本地优势，面向旅游市场，充分发挥其自身优势，规模经营，形成经济利益链，这样就会吸引更多的人力、财人、物力、科学技术等资源投入到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当中来。

结语

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产物，是全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具有很强的健身、娱乐、教育等价值。它产生于人们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并具有自身的文化生态系统。然而，随着自然、经济、社会等环境的变化，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经济结构的改变给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带来的隐忧，缺乏有效的民族传统体育管理机制，现代文明对民族传统体育产生冲击，民族传统体育传承和管理人才匮乏等一系列发展困境。结合德夯苗寨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实际，笔者提出，充分利用德夯苗寨的自然地理环境发展民族传统体育，营造可持续发展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系统，原生态保护与创新性发展相结合，合理引导德夯苗寨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化发展等民族传统体育生态发展思路，试图为德夯苗寨民族传统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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