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核心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传统文化的核心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前言：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成为了国家发展的灵魂，可以引领社会的发展，凝聚社会之间的共识，决定我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与轨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建立在理论指导的基础上，根植于我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因此，在倡导与弘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就要不断的汲取营养，提高影响力与创造力。

一、传统文化是实现民族振兴的重要力量

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说，其发展的价值目标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与民族上的振兴，而中华传统文化则是实现这样价值目标的重要力量源泉。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不仅提供了思想以及文化上的资源，同时也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已经形成了民族精神以及民族所共同坚守的理性信念。对于民族与国家来说，只有达成了相应的认识才能形成有效的合理，从而实现万众一心，促进我国的发展，实现民族振兴的伟大目标。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就要将56个民族集中在一起，这样才能演变成为我国的民族精神，共同坚守理想与信念。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所凝聚成的民族精神以及理想信念可以促进我国实现持续的发展，就今天来说，依然是实现伟大的“中国梦”的力量源泉。

（一）促进了国家的统一与民族之间的团结

对于国家的统一与民族之间的团结来说，是保证社会和谐以及国家富强的基础，而中华传统文化则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就我国民族来说，分裂的情况时有发生，但是国家的分裂是短暂的，民族上的团结与统一则是长期的。在我国古代出现了如同汉代、唐朝以及明清等人口多、地域辽阔的帝国，在全球的许多地方中还是相对较少的[1]。从实际上来说，世界上的各个地区中，大部分的时间依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中，但是都不能不把原因归结到文化上。在文化上的影响下，可以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将人们凝聚在一起。在孔子所著的《春秋》中，维护周天子的巩固地位，反对混战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孟子则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思想，主张“定于一”。尤其是对于“独尊儒术”来说，对达到思想上的统一，促进国家大一统则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这样也就使得儒家文化逐渐演变成为了我国文化中的主体。孔子的这一思想刚好满足了当时的国情以及民意，所以得到了人们的认同，尤其是得到了少数民族政权上的认同。中华民族也正是保持了长久的统一才能创造出优秀的中华文明。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已经被人们所接受与认同，人们也自觉的借助这种思想来抵制分裂，从而维护好了整个社会的发展[2]。

（二）铸就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

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来说，是在特殊的地理以及历史文化背景下所发展起来的，其形成经历了较长的过程，通过与不同文化之间的竞争与磨合，达到了系统化与规范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蕴含着这一情感与智慧，极大的促进了民族的发展，根植与中华儿女的思想与意识等方面，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与价值观，所以也就使得其具备了极强的民族性。也正是在这一文化的影响下，使得我国的经济实力、科学技术以及社会治理模式等方面一直处于世界上的领先模式，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中华文化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是其他民族文化所不能比拟的。中华民族也正是借助这一优势奠定了在世界民族中的地位。就现代来说，中华文化再次彰显了它的优势，并促使了广大中华儿女认识到了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3]。

二、为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智力上的支持

对于中华传统文化来说，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经历了百年耻辱后，中华民族奋发图强，励志将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以及和谐的现代化国家，而这也是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最高利益所在，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环节。中华传统文化虽然没有促进工业革命的首先发展，但是却对工业文明的发展有着较强的适应性，可以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实现现代化[4]。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华传统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同挑战的影响下，其适应能力得到了提高。就今天来说，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存在着许多的真理，尤其是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来说，其中所包含的现代元素不仅可以适应好现代文明，同时还可以反思好西方价值观主导的现代化进程汇总所存在着的弊端，并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文化。

（一）传统文化可以满足现代化的挑战

首先，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极强的适应性。在西方所主导的现代化中，主要是从西方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可以看做是外来的全新事物。面对社会的不断转型，一些传统社会开始陷入到了长期的混战中，因此，在面对这种挑战的影响下，使得中华传统文化彰显出了极强的适应性。其次，中华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促进现代化的精神动力。在面对各种挑战时，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使得海外华人在欧美以及东南亚等地区中都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成就，甚至还主导了当地的经济活动。通过研究可以看出，中华文化中存在着大量的可以促进社会变革的现代化因素[5]。

（二）可以为反思西方主导的现代化提供思想资源

在进行西方现代化反思的过程中，一些学者开始将目光放在了东方，并发现了中华文化在反思西方现代化的弊病中有价值的东西。且对于西方所主导的现代化来说，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也给世界的发展产生出了相应的影响。但是对于中华文化来说，这种价值观恰恰可以转变成为对现代化危机进行反思的重要思想。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中，包含了众多的和谐因素，也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就要求人们之间要与相互尊重。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人普遍比较热爱和平，其中所蕴含着大量的和谐因素，所以也就可以有效的构建出一个和谐的世界[6]。

三、为人们提供了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

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说，可以为社会的发展提供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其中有许多的标准就是从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演变出来的。中华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快速发展的基因，并根植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中，深入的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中华传统文化理论体系是源远流长的，通过对天、地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进行思考，中华传统文化已经逐渐演变成为了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这样也就可以有效地评判好人们行为的非曲直，及时纠正好不良的行为，实现稳定与持久的发展。

（一）规范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中华文化中，注重血缘与亲情上的关系，因此，也就比较注重祖先与子嗣方面，通过对已逝的亲人进行追忆与几年，可以实现亲族上的联络，增强血缘上与文化上的认同。其次，在中华文化中还要求要做到以礼待人，尊重好他人，遵守礼仪。对于这些规范来说，可以实现协调人际关系的目标[7]。

（二）形成良好的统治秩序

想要形成良好的社会关系，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不仅要具备忠君与以德治国的思想，同时还要具备反对杀戮的思想。在孔子的理念之中，一直认为要实现“为政以德”，也就是说，要坚持运用好道德的力量来提高人们的信服程度，只有认识到道德的重要性，才能真正实现长治久安。就“仁”这一思想来说，其实是一种极高的境界，要求人要具备“仁爱”之心，统治者则要具备“仁政”[8]。

四、传统文化与理论上的结合

想要培养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要坚持以为指导。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为中国化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且对于文化的自我更新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逐渐演变成为了自己的体系。尤其是在近代中，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使得自我更新的历程不断被打破，为了满足时展的需求，就要及时吸进先进的文化与思想，以此来促进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9]。一般来说，内因直接决定着外因，文化自身所具有的成分决定了可以快速吸收什么东西。因此，在文化的更新中，原有的部分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在传入到中国后，以极快的速度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与接受，并取得了一系列的建设成就。正因为中华传统文化与理论之间具有了想通性，所以也就使得在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占据了指导的位置，在与我国传统文化结合后，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10]。

结语：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是从中华传统文化出发的，并且不断的吸取营养，这是由中华传统文化自身特点所决定的。中华传统文化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系统，凝聚了整个民族的精神力量。在长期的发展中，中华传统文化可以经受住时间与实践的考验，具备了顽强的生命力，所以就要不断吸取其中的精华，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与影响力。

参考文献：

[1] 杨雨晗.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联系[J].教育教学论坛，2013，（52）：142-142

[2] 欧阳军喜.崔春雪.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J].山东社会科学，2013，（03）：11-15

[3] 黄钊.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亲密关系[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5，（31）：1-5

[4] 祁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研究[J].学理论，2015，（07）：189-190

[5] 肖季文.欧凯.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J].文史杂志，2012，（03）：4-6

[6] 刁生虎.王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述评[J].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2015，（28）：88-93

[7] 刘晓欣.高翔.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耦合关系研究的综述[J].中国民族博览，2015，（18）：13-14

篇2

[中图分类号]G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2）03—0056—05

今天，在全球化历史语境中，我们寻求文化多样化发展、谋求不同文化之间、和谐共处的同时，也应注意到一个社会的和谐进步与稳定发展，除需建立多元化的文化对话机制之外，还需建构一种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这种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对外可以确立中国自身的文化品格，构成与异域文化进行对话、交流、互动的基础，进而改变单一的意识形态话语机制，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搭建更为宽阔的交流平台；对内可以实现不同利益群体间的相互认同，消解利益分配中可能形成的价值观分化与对立，从而确立一种全社会普遍信守的文化理念，以实现对中国文化精神的集体认同，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筑坚实的文化根基。

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文化整个价值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具主导作用的价值取向，它集中体现着人们关于个人、家庭、国家乃至人类社会的终极理想，左右着人们在政治、社会、伦理、审美、历史领域对于是非、善恶、美丑、正邪的基本判断。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人们在长期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一种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它主导着人们普遍的文化认同倾向，所以，文化的价值观并非只是经典文献中的理论学说，而是绵延在普通百姓世俗生活中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它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恒久的历史传承性。

（一）和谐，是中国古人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意识到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一种理想状态。是万物生生不息、繁荣发展的内在依据。中国文化中，以“和”为本的宇宙观，以“和”为善的伦理观，以“和”为美的艺术观，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中华文化的和谐理念滥觞于尧舜时代。《尚书》就有“协和万邦”、“燮和天下”的记述，《周易》中也贯穿着“天下和平”的政治理念。先哲的目光遍及万邦，所向天下，反映着中国上古时期人们对普天之下芸芸众生“协和”、“和平”生活的美好憧憬，对国家社稷安定繁荣的无限期望和对万邦归顺、诸侯称臣的和谐天下的向往。时至春秋初期，管仲明确提出“和合故能谐”的和谐观念。他认为只有协调、合作才能达到和顺、和睦、和谐，反之则会失度、失衡、失败。作为农业文明时代的思想家，管仲特别强调“四者俱犯，则阴阳不和，风雨不时”，灾害横生。管仲在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的认识与把握的基础上，提出他的“察和之道”。他把君臣之间、上下之间，百姓之间的和睦相处看作是国家政令通畅、政治昌明的文化标志。在法律制度并没有建立的古代社会，《管子》中提出的和谐之道不仅具有引导国家政治的社会意义，而且这种推及家庭伦理倡导父母、夫妇“不失其常”、“中和慎敬”和谐思想，在客观上也为中华民族的和谐文化价值观的实现敷设一条从个人到家庭，直至社会的基本架构。

在《管子》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自然观，人际之间和睦相处的伦理观，社会和谐发展的历史观之后，道家哲学以“道生万物”为核心理念，对中国和谐文化的价值体系进行了丰富和延展。老子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在阴阳两极对立基础上提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等一系列具辩证思想的基本命题，扩充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观，将和谐从一般社会层面提升至哲学高度，赋予和谐理念更为普遍、深邃的哲学内涵。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谐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儒家的思想体系中，无论是讲人类社会，还是讲客观世界，都是建构在“中”“和”的基础之上。在儒家的自然哲学中，“中”是“天下之大本”，“和”为“天下之达道”，只有“中”“和”一致，才能实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和谐天下（《礼记·中庸》）。在思维方式上，孔子一贯秉承“执两用中”之道，反对偏执、极端的思维方法，倡导在相互对立的两极状态中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中间状态，以达到和谐完美的境界。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观并非以取消事物个性差异为前提的。实际上，孔子所谓的“和而不同”强调的正是在保持自我个性精神基础上的和谐与统一。《国语》中记载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强调的也是不同事物之间只有在保持多样化前提下，才能生存发展。如果完全趋同，和谐就失去了相互协调、共存的基础。

中国古代哲人还特别善于把精深玄奥的哲学理念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物来进行生动的阐释。如《左传》所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这看似讲的是最寻常不过的饮食烹饪，实际上是以烹饪为例，强调众多差异性事物的中和汇聚是和合的基本要义，进而明确了事物之间各自的差异性、个性是和谐共生、相互发展的基础。所以，和谐并非要取消原有事物的自身品格，而是在相互认同基础上中和、融会。东汉史学家苟悦《申鉴》也认为君子应当“食和羹以平其气，听和声以平其志，纳和言以平其政，履和行以平其德”。“和”在此讲的并不是二者相加之和，而是和谐、和顺、和美、和睦之和。这表明中国的和谐观念是古代哲人有感于对现实生活的切身体验而作出的理性升华，是东方民族在社会生活中群体智慧的结晶。同时亦表明，中华民族的“和谐”观并非局限在国家政治、艺术美学与伦理道德等形而上的观念层面，也体现在普通百姓的世俗生活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价值观本身便是多种观念形态的多元统一，是中华民族理性思维与生活智慧的集中体现，它反映了中华民族对和谐社会的真诚憧憬和不懈追求，成为中华民族思想宝库中的一笔精神财富，具有承传与弘扬的历史意义与恒久价值。

通观中国古代美学史，我们会发现其中蕴涵着一种一以贯之的审美理想，即以“和”为美。以“和”为美不仅涉及艺术的表现形态与艺术风格，还关涉文艺与自然、社会、政治、伦理等相互联系的重要问题。在《中国美学史》中，李泽厚、刘纲纪曾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基本特征概括为高度强调“美与善”“情与理”、“人与自然”的统一，可以说揭示出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精神主旨。但是，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强调的所谓“统一”，并非仅指对应物间的交融、汇合，而是始终强调在对立两极中持不偏不倚的中间取向。由此探寻下去，我们还会发现，以“和”为美的美学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也翕然相通。《周易》日：“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上经），其“大和”意指和谐的最高境界，正是古人对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的由衷憧憬。荀子曾说：“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西汉哲学家董仲舒亦云：“和者，天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物之所生也。”（循天之道第七十七）他们都把自然万物的生衰兴灭视为“和”的最终结果，认为“和”是整个宇宙发展的根本规律。在古代思想家心目中，“和”已成为一种具普遍意义的本体论命题，是万物生生不息、繁荣发展的内在依据。

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大自然及人类社会按其本性来说就是和谐的，而最高意义上的美就在这种和谐之中”。在此基础上，古人还推导出一套立身行事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提倡以中庸之道为核心内容的人生哲学，从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赋予“和”以主体的人格意义。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卷七·子路第十三）。“和”即成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内在尺度。《论语·述而》中记载“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和”又指通过音乐而达到的人际之间亲善友爱的人伦关系。孙家正曾以北京故宫的核心建筑为例，说明它们集中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和谐为核心的价值观。太和殿：天地祥瑞，喻人与自然和谐；中和殿：中庸平和，喻人世和谐；保和殿：心态和顺，身体安适，喻人的身心和谐。这三个大殿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和谐为本的价值观。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和”为本的宇宙观，以“和”为善的伦理观，以及以“和”为美的艺术观，在文化精神上一脉相承，在思想方法上相互一致。和谐是以中国哲学观念为支柱、以普遍的社会心理认同为根基的核心价值观。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观为儒家首倡。后来人们把“仁爱”的思想观念提升为世俗社会应当共守的一种人伦秩序。使“仁爱”思想从经典文献的字里行间走向民间世俗生活，“仁爱”的价值观即变成一种躬身践行的生活方式，与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现实活动。

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来源于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传统，来源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社会实践活动。同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又对人们未来的社会实践具有引领与导向作用。所以，对于文化核心价值观的研究、承传，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实践，不能脱离人们具体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千百年来，仁者所以为人所仰慕，仁学所以被人所敬奉，首先在于仁学就本质而言是一种“爱人之学”。据考：“仁”是人字的复体，与任、妊同源。古时怀孕称“仁”。“仁”即引申为育人、养人、助人、爱人之意。阮元说：“仁之意，人之也”，就是说仁的本意即以人的方式待人。

“仁”的概念早在商周时代即已出现，《尚书》便有“克宽克仁，彰信兆民”的记载，说的是统治者如果能宽能仁，便能够昭信于万民；周代的政治哲学普遍认为“仁”与“和”是相辅相成。《礼记》指出“发号出令而民说，谓之和。上下相亲，谓之仁”，“义与信，和与仁，霸王之器也。”（经解第二十六）那时的人们把和、仁、信、义、德、贤看作是社会道德规范在生活不同层面的具体映现。事实上，中国古代倡导的社会和谐、人际和谐总是以“仁”为基础。所谓“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礼记·中庸》），就是说为政、修身、修道均要以“仁”为根为本。然而，作为“天下之表”的“仁”与“天下之制”的“义”，以及柔如杞柳的人性，在诸侯纷争的岁月里怎么能够抵得住“争夺相杀”的刀枪剑戟，怎么能挡得住“驰骋疆场”的金戈铁马？所谓“终身之仁”和“数世之仁”（《礼记·表记第三十二》）只能是身处战乱中的人对伦理化良辰美景的无限憧憬。就连孔子也不得不惊呼“君子之所谓仁者，其难乎！”，孟子亦慨叹“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正因如此，“仁爱”的理想境界才令人们备加珍惜，分外向往，“仁爱”也就成为人类对现实世界进行文化救赎与道德重构的理想之途。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观为孔子首倡。孔子认为“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他在《礼记》别阐述“爱人之仁”的重要地位与核心价值。他认为“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成其身”。这种“仁者爱人”的思想一直为后人所敬重与承传。孟子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这样就把“仁者爱人”的观念提升为世俗社会中应当人人共守的伦理秩序和价值准则，使“仁爱”思想从经典文献的字里行间走向民间的现实生活，把“仁爱”的价值观变成了一种躬身践行的行为模式，能够与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现实活动。此后，荀子也提出了“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的观点。在他看来，历史上的兵戈相见是由于“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所以，兵戈之战，常是“禁暴除害”之战。汉代董仲舒在承袭《礼记》中“仁以爱之，义以正之”（《礼记·乐记第十九》）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卷第八·仁义法第二十九）的思想，揭示出爱人与律己的内外关系，并把仁爱思想与主体的自我道德修养相互联结，升华出“仁者爱人，义者尊老”（卷第十三·五行相胜第五十八）的社会伦理观念。

统而观之，中国古代历史中，墨家提倡的“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的社会历史观，董仲舒强调的“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的“圣人之善”（卷第十·深察名号第三十五）；唐代韩愈提倡的“博爱之谓仁”，柳宗元推崇的“柔仁博爱之道”，宋代欧阳修标举的“大仁博爱”，苏轼盛誉的“博爱临民”，苏辙赞许的“温良博爱”，朱熹呼吁的“以博爱为仁”，包括近代维新派政治家谭嗣同提出的“仁以通为第一义”的思想，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绵延千古的“仁爱”思想体系。尽管诸位论述的意旨并非完全一致，但就其思想价值取向而言，都表现出对“仁爱”思想的承传与信守，进而可能成为一种推进社会和谐发展、延展中国文化版图的精神力量。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除了体现在社会政治、历史哲学、艺术美学、伦理道德等方方面面，最终也呈现在世俗生活之中，即与人伦纲常及基本的生活规范与文化习俗密切相关。不论是儒家的“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还是道家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都从不同角度对仁爱思想进行生动表述。固然，“仁”在传统文化中包涵多重涵义，但“仁”最核心的价值意义乃在于“爱人”。

事实上，作为一种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孟子提倡的“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不仅在于省刑罚，薄税敛，还在于力主以德服人。“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极大的热忱描述了五帝时代帝喾高辛的“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的盛景；帝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的佳境；禹“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的政德；周初文王“笃仁，敬老，慈少”的仁政。被司马迁称誉的“盛景”、“佳境”、“政德”，其实都是“仁政”的代称，“仁爱”之治是他们共同的政治美德。这种“仁政”的治国思想与西方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所崇尚的治国观念截然不同。显然，在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作为一种被普遍认同的文化价值观，“仁爱”精神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世俗生活的现实要求以及对未来前景的美好憧憬，并体现在哲学、社会、政治、伦理、审美等不同精神领域中。它既是中国文化代代相传的历史基因，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重要资源，成为推进中华文化不断发展的无形力量。

（三）在中国经典文献中。“自然”并非仅指客观自然界本身，而是指天地万物自在的生命状态和变化规律，是与“天地之道”、“天下之道”相对应的事物自身的内在属性。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体现的道法自然、崇尚自然、皈依自然的思想。不仅指人类对自然界的敬奉，更重要的还在于对自然规律的遵守与对自然状态的顺应。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自然”与中国古代哲学中“天”的观念具内在逻辑联系。在中国古代，天意是超越任何法度之上的最高道德范畴，天是世界的最高主宰：“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而“天”又与“人”相通、相合，正所谓“天人合一”。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强调的自然，不仅指客观自然界本身，还包括“天地万物”运动的必然规律，是与“天地之道”相互联系的客观法则。中国古代道家代表人物老子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要遵循天地运行的自然法则，并把对事物自身规律的把握程度作为衡量社会发展是否合理的标准。西汉董仲舒还提出“为仁者自然为美”观点，把仁爱视为美的自然呈现。基于对“道法自然”价值体系的尊崇，魏晋时期的思想家也提倡“崇尚自然”的哲学观念，珍重生命的个性价值。明代思想家李贽挣脱传统观念的桎梏，提出“以自然之为美”的观点，强调艺术创作要“发于情性，由乎自然”，使“性格清彻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他的美学主张对明清美学和明清小说创作的发展产生积极而深刻的影响，同时也是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延展与演变。

由此可见，崇尚和顺、自然之美，注重文艺作品表现的和谐、兼容、相济、自然而然，无疑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思想，也是文化价值观在审美领域的集中体现。中国古代的艺术美学蔑视雕琢、造做、堆砌的艺术，崇尚自然、流畅、完美的艺术。“自然”是艺术的最高境界。道法自然，皈依自然，崇尚自然既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思想，也是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根本。

所以，在中国经典文献中，“自然”指的是天地万物自在的生命状态和变化规律，是与“天地之道”、“天下之道”相对应的一种事物的客观属性。所以，我们在追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时，应特别注意道法自然、崇尚自然、皈依自然的思想不仅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敬奉，更重要的还在于对自然规律的顺应。“自然之道”是顺应客观规律的自然宇宙观和文化价值观。

篇3

通识教育是当前高校实施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方式，在物质主义、 功利色彩浓郁的社会大环境中，高职院校通识教育应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有益成分，引导学生回归对健全人格的有效探索。在对健全人格的探寻中，我国传统文化与通识教育有着共同的人本追求；在实践中高职院校通识教育应以传统文化为核心，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培养审美情趣，塑造健全的人格。为此，笔者在日常教学中进行了必要的探索实践。

一、高职院校开展通识教育势在必行

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的高职教育，如今已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高职院校基于“教、学、做”一体，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曾经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然而，随着社会多元化发展，高职院校片面强调专业教育使人才培养出现了“工具化”“技能化”的功利主义倾向，高职学生大国工匠精神缺乏、人文素养低下、自身可持续发展严重受限已成不争的事实，社会进步及学生自身全面发展对高职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将学生培养为能独立思考且对不同的学科有所认识，能将不同的知识融会贯通的具有健全人格的完整之人。

源于西方的通识教育，其中文意思应是“通古今之变、识天人之际”。它是一种全面、均衡、通达的教育理念，这种理念正好迎合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新需求，无形中成为高职院校矫正“工作机器人”培养模式缺陷的有效途径。广东省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武汉职业技术学院等高职院校在其教育体系中融入通识教育已初显成效，国内多数高职院校竞相引入通识教育理念、构建特色通识教育体系，通识教育目前正成为挽救高职院校过分功利化倾向的有效良方。因此在高职院校开展通识教育势在必行。

二、传统文化在高职院校通识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及作用

（一）高职通识教育中传统文化的引入

高职通识教育是以人为本的“全人发展”教育理念，它的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培养具有完善人格和自我发展潜力的社会职业人。融入通识教育理念的新型高职教育培养的人，既要会做人，能做事，善于独立思考，又要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及贯通不同学科的知识迁移潜能。高职院校要实现“全人发展”理念，矫正“专业化机器人”的功利化人才培养缺陷，必须全方位提升高职学生人文素养。在高职人文素质类课程中，传统文化注重道德情操的自我提升和超越，注重伦理精神和艺术精神的养成，对实现学生价值观及完善人格重塑作用首屈一指，在中国社会立身做事时时处处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从这个意义上讲，必须在高职通识教育中引入中国传统文化。

（二）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特点和优势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及祖先在世代生活的土地上创造并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文化综合体，它表现为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遗产及广博深邃的精神财富。注重伦理性、生命力顽强、民族地域性鲜明、博大精深的特征使其独具特色，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屹立千年而生生不息。

中国传统文化包罗万象、博大精深，传统文化课程依托天人合一、以人为本、敬畏自然等中国古代哲学观念，引导学生自主提升自身道德情操，养成良好的伦理精神和艺术素养，学会与他人、与环境和谐相处；引导学生研习诸子百家修身之道，培养积极进取的人生观，树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感，确立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价值理念，使学生领悟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道德观念，主动探寻自己的文化之根，成为理想远大、道德修养兼备的儒雅之人。学习传统文化，躬身力行为人处世之道，引导学生树立“做事先做人”的处世准则，为学生未来步入职场及终生职业生涯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就课程性质本身而言，传统文化属于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本课程通过全方位教学活动的开展，旨在促进消除文理学科的隔阂，拓展完善高职大学生的知识结构，丰富学生文化知识从而促进其人文素质的提升，实现高职院校科学素质与人文素养兼备的人才培养战略目标。在整个教学活动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习得显然是其关键性环节，高职大学生只有潜心理解并领悟传统文化知识精髓，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将其内化于心外显于行。因此，建立灵活有效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体系，是高职院校开展人文素质教育最关键、最重要的教学保障。

就课程定位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本位的文化，“伦理”即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关系时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它包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处理中的行为规范，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主旨在于唤醒高职学生 “做人重于做事”的自觉意识，是培养学生人文素质、升华其人文精神的基础性课程。在整个高职通识课程体系中，能够发挥高职院校通识教育“重塑学生个人价值观，重构其健全人格”核心作用的课程，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优势得天独厚，它理应成为高职院校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作用

在高职院校全方位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可以普及学生传统文化常识，提高思想道德水准，重塑学生儒雅气质。在对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中，学生的认知能力、思辨能力、审美能力会得到潜移默化的提升；在对丰富传统文化知识的研习中，学生的感情、意志、品行也会产生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助推学生综合素质水平的实质性提高。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流价值观，将帮助高职学生重塑完善自我，重构积极进取的人生观、价值观。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先民勤劳与智慧的结晶，时至今日，对社会进步及个人发展仍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高职学生接受传统文化教育，以批判继承的方式，汲取传统文化精髓为己所用，丰富精神自我，升华自身言行，以传统文化的视角解决现实问题，以理性务实态度传承文化，对开启高职生职场生涯及自身可持续发展必⒉生深远的科学指导性意义。

三、中传统文化教育融入高职通识教育的实践探索

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融入高职通识教育，应采用整体规划逐渐融入的模式，高职院校要依据学校性质、生源状况及人才培养方案等因素，采取富有自身特色的切实可行的方案，激发学生了解优秀传统文化知识、探寻文化之根的动机，鼓励学生学习传承传统文化的激情，采取丰富灵活的多种途径，实现两者的有机融合，在日常教学中笔者进行了如下探索实践：

（一）构建显型教学与隐型教学结合的传统文化教学新模式

“显型教学”即日常课堂教学。“隐型教学”指在教师指导下学生自觉自主学习传统文化的多元理论及实践学习形式。以隐型教学补充并促进完善显型教学。隐型教学理念促使学生搜寻并反思生活中的传统文化现象，显型课堂教学则以学生阐释传统文化现象为开端展开教学活动，在师生互动中营造拓展性传统文化学习氛围，用现代视角学习传承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教学突破“故纸”堆，鼓励学生表达文化自我。构建“教师擅启发，学生爱（传统）文化，学院育全才”的复合型传统文化教学新模式。

（二）开展传统文化课题研究

笔者参加了“以传统文化教育促高职学生人文素质提高”的课题研究。立项阶段，我们通过调查问卷等途径充分调研学生对传统文化经典知识的认知程度和诵读情况，深入专业系部调查研究各专业的培养目标、学生就业方向以及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具体要求，以此为据确定传统文化教育研究的基本内容；课题实践阶段，组建学生国学社团开展了蒙学诵读、校园辩论赛、戏剧表演等活动，通过系部选拔开展了院级“国学知识竞赛”“经典诗文诵读”等活动，系列性实践活动的开展点燃了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激情，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题结题阶段，文化化人的效果初步显现，学生行为规范意识逐步树立，学生日常管理压力减轻，用人单位对学院实习学生及毕业生的人文素质评价有所改观。

（三）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

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伦理本位优势，营造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特色校园人文环境，能够对高职大学生的身心成长产生潜移默化的化育作用，教师学生可以共享和谐优雅的教学学习环境。首先需加强校园基础设施的配置，增加学院图书馆的馆藏容量，应侧重于人文社科及传统文化类书籍的收藏，重视并凸显校园人文景点、文化长廊建设。其次要健全校园文化管理机制，贯彻落实学院“尚德、守则、强能、笃行”的校风，培养具有大国工匠精神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实现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

（三）继承传统礼仪文化，塑造良好个人形象

礼仪是在人际交往中，以一定的约定俗成的程序方式来表现的律己敬人的过程，它是个人内在修养和素质的外在表现。通过中国传统礼仪文化基本常识的讲授，使学生了解不同情境的礼仪规范，掌握传统礼仪在生活及职场中的现代表现形式，创新性规范自己的衣食住行及接人待物方面的行为规范，在言行举止中展现人格魅力，塑造新时代高职大学生的良好个人形象，为就业及自我发展创造机遇。

四、结语

高职院校开展通识教育需走具有中国特色的路子，在通识教育体系中将传统文化课程作为核心课程，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学生人文素养，健全学生人格，为学生终身自我发展服务，为高职通识教育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日常教学中我们认真研究，下足工夫，就一定能闯出一条符合国情的、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高职院校通识教育之路。

参考文献

[1] 李曼丽，汪永铨.关于“通识教育”概念内涵的讨论[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9（1）：96.

[2] 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2000-1-17.

篇4

1.1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

从国家的角度来讲，任何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都必须要扎根于本国传统文化中，只有这样可以始终保持生命力和影响力。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有深刻文化基础的，并且也具有必然的现实基础，而这个深刻的文化基础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它是鼓舞民族精神的重要动力，并且也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形态和行为，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现阶段我国文化体系的主体，就离不开传统文化做基础[1]。

1.2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源泉

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具有传承性的特点，正是基于这种传承性特点才决定了传统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源泉的地位。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它所提及到的方方面面都不同程度的反应力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例如十所概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悠久的历史发展中有明显体现，这就不难看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传统文化之间是具有传承性关系的，两者是密不可分，相互融合的，当代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就必须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2传统文化视角下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对策

价值观的形成并不是一朝一夕实现的，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同样对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塑造来说，也需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

2.1重视德化教育

大学作为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和全面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教育手段和教育方法是否得当会对学生的价值观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在当前市场化经济繁荣发展的今天，很多大学对于人才的培养过于注重实用性，把培育的重点放在了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传播上，而忽视了学生意识层面的塑造和完善，这就需要高校在把握传统文化内涵的前提下，切实加强道德教化功能，进一步增加大学课堂传统人文主义教育的比重，把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引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中，丰富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2]。

2.2重视课堂教学的渗透作用

大学阶段的学生思想意识上具有较为独立的思维方式和处事原则，在对新的文化意识进行接受需要有一个反复的过程。首先，合理选择教育内容，我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包含多个层次和内容，是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形态，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就要选取精华，以那些具有积极、乐观、向上的文化精髓为主，实现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完美融合；其次，合理安排教学课程。要改变传统的轻视传统文化教育的现状，增加和传统文化相关的新课程，并增加教学时数，形成一个新的课程体系，在各个课程的安排上科学合理。同时也可以定期的举办关于传统文化的专题讲座和学术报告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3从实践中强化意识教育

篇5

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什么是先秦儒学？以及其本质何在？

本文认为，只有完整而准确地回答了这一问题，才有可能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客观而公正的评判，才有可能做到讲好一部儒学；同时，也才有可能谈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否则，其结果不是五花八门，不着边际，便是语焉不详，不知所云。既不能使人信服，又无法说服自己。北宋大思想家王安石有云：“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他所说的，恐怕就是这样一种情形；而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孟子亦云：“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1]——而他所讲的，大概也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今天看来，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总体上，已似乎可以被归结为一个“道”字。而且在本文看来，这个“道”大概可以说就是以老子为代表的原始道家之所谓“道德”的“道”，亦可以说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之所谓“中庸之道”的“道”。而曾在1980年代的中国哲学思想世界异常活跃、名噪一时的“泰山北斗式”的人物李泽厚先生，则更独出心裁、别具匠心地习惯于将其具体定义为“度”，并且认为，这个“度”就是“掌握分寸，恰到好处”、就是“中庸”、就是“过犹不及”、就是“中国的辩证法”，“是难以言说却可掌握的实用真理”；而所谓“中庸之道”，在他看来，就是所谓“度的艺术”[2]——这一说法，从表面上看来，盖本无可厚非；但究其实，本文则认为，却无疑于李氏本人所曾讲到的“制造概念，提供视角，以省察现象”[3]——这是因为，在本文看来，就先秦儒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或本质而言，一个“道”字便已是足够的了，似“不必舍此而别求所谓新说也”；与此同时，这里之所谓“道”与李氏之所谓“度”，又是貌合而神离，在根本上，又并不是同一个东西。例如，在李泽厚先生看来，这个“度”，“就是技术或艺术（ART），即技进乎道”。一方面，它“关乎人类存在的本体性质，非常明显而确定”；而在另一方面，它又“随着人类的生存、存在而不断调整、变化、扩大、更改”，“是活生生的永远动态的存在”[4]。由此可见，这一认识本身，便是自相矛盾；或者说是含混不清的——既“非常明显”而又不明显，既不变而又可变，既“确定”而又不确定。然而，若从一般逻辑学的角度上看，这又如何可能呢？那么，此何物也？

而本文之所谓“道”与李氏之所谓“度”在本质上的关键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与李氏之所谓“技术或艺术（ART）”之间既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又不完全等同于其所谓“技术或艺术（ART）”本身。于是乎，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说这个“道”是“形而上”的（metaphysical）、不变的话，那么其中所谓“技术或艺术”大概便可以说是“形而下”的，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着的一个变量——对此，端不可整齐划一，一概而论；当然，亦不可望文生义，指鹿为马。

孔子尝有言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5]由此可见，其中，所谓“道”、“德”、“仁”、“艺”，似乎便应当说是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四个相对独立的思想理念——其中，所谓“艺”，本文认为，大概便可以说是李氏之所谓“技术或艺术”；而其中所谓“道”，在本文看来，却又并非李氏之所谓的那个“度”或者其它别的什么神秘主义的东西——这个“道”，在金岳霖先生看来，它乃是“不道之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才是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6]——这一认识，今天看来，应当说是极为深刻的。

但问题却依然是：“道”是什么——这一问题，常令古圣先贤们浩叹不已。为此，我们恐怕也还得从先秦儒学那里具体说起。

然而，关于先秦儒学及其核心或者本质问题，目前思想学术界的看法和认识似乎却并不统一——其中，有的认为有一个，而有的则认为是两个（但常识却告诉我们，所谓核心或者本质，一般地说，它是唯一的，不可能存在着两个；当然，更不可能是两个以上）；具体地说，有的认为是“仁”、有的认为是“礼”、有的认为是“仁礼”、有的认为是“时与仁义”，还有的则认为是“中和”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形形、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无所适从。然则《礼记》中不曰“中正无邪，礼之质也”[7]乎？不曰“行修言道，礼之质也”[8]乎？《汉书》中不曰“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9]乎？

对此，本文则明确认为，所谓先秦儒学，从总的理念上说，就是“礼学”；但若就其核心或者本质而言，一言以蔽之，不过就是先秦儒家的“中庸之道”而已。其中，“中”可以说是“礼”的本质，而“礼”则可以说便是“中”的标准和化身。那么，“道”者何谓也？曰：“中即道也”[10]，“道无不中”[11]。如果我们用北宋初年思想家石介的话说，就是“道乎所道也……道于仁义而仁义隆，道于礼乐而礼乐备，道之谓也。”[12]也就是说，所谓“仁义礼乐”者，究其实，不过乃是“道之具也”，是“道乎所道”的具体能指及对象之所在；而所谓“道”、“中”或者说“中道”者，则却乃是“仁义礼乐”的所指、本质与核心，或于其上，或处其中，或在其外——其中，如果说前者是能指、是存在和肉体的话，那么后者则便是所指、是灵魂与精神。若离开了前者，则后者便恍兮惚兮、无所附丽，难以被全面认知、正确解读和准确把握；与此同时，若离开了后者，则前者无疑亦将成为陈旧腐朽、了无生气的东西——这是因为，“中”虽可谓之曰“道”，但“仁义礼乐”，则亦同样不是其他别的什么特殊的东西，而是“道乎所道”之所在；或者我们可以更具体而形象地说，它们乃是所谓“道之器也”或“道之具也”。

《周易系辞上》中有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如果说这里的“道”就是上面的“中”而这里的“器”就是上面的“具”的话，那么在这里，我们大概就可以说，“形而上者谓之中”，“形而下者谓之具”；换句话说，“中”是“形而上者”，而“仁义礼乐”则是“形而下者”。“道”不离“器”正如“中”不离“具”，因而“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便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紧密联系、融于一体。“中”就是“道”，合而言之，即为“中道”；同时，“器”则就是“具”，合而言之，即为“器具”。“形而上者”谓之“中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具”。如果说前者是方式或方法，那么后者则便是概念或理念；如果说前者是思想、理论和世界观，那么后者则便是方法、实践和方法论。

然而，所谓“道”，在先秦儒家看来，又无疑乃是其中至为重要的东西。难怪乎，孔子本人对此要极而言之曰：“朝闻道，夕死可也。”[13]其实，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世界观与方法论是统一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换句话说，“有道斯有器”；反之亦然。由此而构成为先秦儒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与核心。

注 释：

[1]《孟子尽心下》。

[2]参见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8、151、187页，三联书店，2003年版。

[3]同上书，156页。另据笔者考察，这一想法本系“舶来之物”，并非为李氏所首出。

[4]同上书，8-10页。

[5]《论语述而》。

[6]金岳霖《论道》16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7]《礼记乐记》。

[8]《礼记曲礼上》。

[9]《汉书董仲舒传》。

[10]《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中庸章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