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经济学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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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动漫作为一个文化产业，以其独特的优势，新颖的特点，广大的受众，政府的扶持，迅速在各个市级城市体现价值，各个地方也都把动漫产业作为经济新的增长点，与此同时，各个高校开设动漫专业，大量动漫从业者涌入社会，各种机会，挑战应运而生，动漫市场的虚火与杂化为目前主要表现特征，从业者面临更多困境，从而有些转入相关行业。动漫产业，是指以“创意”为核心，以动画、漫画为表现形式，包含动漫图书、报刊、电影、电视、音像制品、舞台剧和基于现代信息传播技术手段的动漫新品种等动漫直接产品的开发、生产、出版、播出、演出和销售，以及与动漫形象有关的服装、玩具、电子游戏等衍生产品的生产和经营的产业。

二、动漫产业的概念

“动漫”是介于文字和图画之间的一种交叉语言形式，是把高超的绘画技法和先进的数码和图像处理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动漫产业是动画产业与漫画产业的总称。比较规范的说法是“以创意为核心，以动态的动画片和静态的漫画书为表现形式，包含动漫图书、报刊、电影、音像制品、舞台剧和基于现代信息传播技术手段的动漫新品种等动漫直接产品的开发、生产、出版、播出、演出和销售，以及与动漫形象有关的服装、玩具、电子游戏等衍生产品的生产和经营的产生”。

三、我国动漫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一)思想观念滞后

在我国就动漫的直接产品而言，动画片、漫画、卡通杂志以及动漫音像制品等等都主要针对14岁以下的少年儿童的，动漫内容与形式都相对单薄，呈现出极端“低幼化”的特点。把动漫消费者定位于低幼群体是国内动漫界长期固守的观念。这种狭隘的产品定位使动漫市场的开拓大大受限，成人老人以及更细分的动漫产品严重匮乏。(例如，大热的喜洋洋，据说在国外一些国家喜洋洋是禁播的)，动漫直接产品尚且如此，动漫衍生产品更是无从谈起。而事实上，成年人是一个巨大且尚未得到开发的市场，具有极大的潜力，重视成年人市场对动漫产业来说至关重要。

(二)我国动漫产品质量低下

动漫产业要想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必须有大量优秀的动漫产品。近年来，我国的动漫产量大幅度增加。据广电总局统计数据，2008年中国动漫数量就已超越动漫大国日本成为了动漫作品产量世界第一的动漫生产大国。动漫数量增加相伴随的是动漫产品质量低下，很多动漫产品都是垃圾产品，没有创意和思想。可以说中国动漫产业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中国出产的动漫产品，动画形象国语僵硬、缺乏流畅的动态感及动画故事编排的疏漏，也没有充分挖掘民族文化中的优质成分，难以充分的体现中华民族文化与精神。

(三)产业链断裂

动漫市场的正常商业动作是制作人制作、商销售、影视系统播放、企业购买产品形象并开发衍生产品、商家销售产品。动漫产业是一条庞大的产业链，重点在于前期作品的质量，但企业人员的目光不能只专注于动漫影视作品的制作和播出，要兼顾线下衍生产品的开发、营销，才能带活整个产业运作。HelloKitty、蓝精灵、米老鼠等国外的动漫品牌以玩具、文具、展会等形式充斥着国内市场。而我国的动漫企业后期衍生产品开发力量薄弱，品牌意识缺乏，动漫产业尚未进入可持续发展阶段。

(四)缺乏原创作品

中国原创作品缺少品牌，双面导致竞争力弱，难以实现品牌形象授权和衍生市场的开发，不利于与国外动漫作品相抗衡。而事实上，外国有很多作品内容都取材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文化。因此说，中国动漫应该有自己的文化，而不应该成为国外动漫移植的乐园，中国动漫产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制作出有中国烙印的优秀的原创作品。

(五)我国动漫产业的品牌意识薄弱

我国动漫产业缺乏品牌。在我国的动漫中也有闻名中外的动漫形象，例如：孙悟空。但是对于这个动漫形象，我国却没有树立起品牌形象。我国的动漫过多的注重艺术性却忽视了商业性，正是因为商业化观念的淡薄，才使得我国的动漫一直走不出国门，树立不起属于自己的品牌。

(六)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市场混乱，盗版猖獗

目前，我国市场上到处充斥着盗版产品，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已经成为动漫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大问题。动漫企业的生存基础是作品的原创性，版权就是其生命线，动漫产品的知识产权没保护好，势必严重伤害产业的原创能力，最终导致产业的衰退。

(七)市场环境培养意识薄弱

我国动漫产业发展市场环境需要优化。现有的动漫产业链各个环节各自为政，不能形成联盟。产业链竞争机制的有效性、动漫生产要素市场的建设、动漫企业的信息化建设等问题依旧无法解决。

四、我国动漫产业的发展路径

(一)细化消费群体

动漫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既具有文化性同时兼备商业性，从播出机构和受众的角度来看，分级制度无疑可以方便节目的编排和选择，也有利于节目内容的把关。中国动漫市场的受众和消费群体应为包括青少年在内的所有年龄阶层。动漫并非只是幼儿教育宣传片，它应当有相应的成年人市场，通过动漫分级制度，动漫企业可以依照此制度安排恰当的情节和信息在作品中，宣传以及销售动漫产品也更为有的放矢，不仅不会给未成年人负面影响，反而满足了不同年龄层消费者的不同需要，扩展了产品的市场和销路。

(二)动漫产业要立足于我国传统文化

世界上任何一个经济发达国家，都是一个文化强国。而文化强国中，如美国、英国等，没有一个不重视本国文化开发。中国文化资源丰富，动漫产业是融合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完美载体与渠道，充分挖掘文化资源蕴含的巨大经济价值，强化中国动漫产业在世界上的强大影响力，实现动漫产业的经济效用与文化效用的统一。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精髓也是中国漫画打入国际市场的出口之一。

(三)提供资金支持，建立完整产业链

我国动漫产业仍然处在起步阶段，需要政府为动漫产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策和资金支持。政府可以设立“动漫产业创新专项资金”，对符合条件的创新动漫企业提供融资支持；鼓励我国有实力的大型企业通过参股、控股或兼并等方式进入动漫产业，鼓励非公有资本平等地投资和参与各类动漫产品的研究开发和创作生产；优先安排优秀的动漫企业上市融资。让自主创作开发、生产动漫产品的动漫企业享受有关增值税、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建立从原创到衍生品授权开发的完整产业链，从打造成功品牌入手，创造品牌文化，开发相应的衍生产品以及与此相关的娱乐产业，从而形成一个循环的产业系统，实现产业价值增值。将灵活高效的创作生产体系和统一规范的市场体系相结合，促进动漫产品多层次的开发，整合各方资源，形成管理合力。

(四)支持原创作品，增强竞争力

生产出优秀原创作品以增强竞争力的关键是原创作品要有市场，要有利润，要有回报。动漫作品是文化产业的一种表现形式和人类文化的一种传导方式。一部优秀得能打动人心的动漫作品，绝不能是为了娱乐而娱乐，而应该凸显出人文关怀，对人类共同的生存环境和人类共同面对的心灵困厄问题进行有力的探讨和阐释。当动漫所表现的主题与人们的心灵需要相契合，能够很好的满足人们的需要，中国原创的动漫作品才能深入人心，求得发展。发展中国动漫产业，一定要支持原创，注重将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向纵深挖掘与发扬，打造出震撼人心的经典之作。

(五)提高我国动漫的品牌效应

创建动漫品牌，提高品牌效应。首先，龙头企业的带动能力是不容忽视的，我们要建立龙头企业，以大带小，让龙头企业为中小型动漫制作企业树立榜样和典范；其次，我们要充分利用我国的历史文化，透彻理解中国文化的本质，于利用中国符号，积极打造有民族特征的特色动漫产品，让动漫成为宣扬中华文化的载体。

(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监管力度

动漫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需要有相关法律对动漫作品的形象和品牌予以保护，否则产业的发展就无法形成良性循环。在这方面，一是要完善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二是要加强动漫企业和创作者自身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三是国家执法部门应加大执法力度，加大对制假、贩假等盗版行为的打击力度。

(七)打开国际市场，加大宣传力度

我国的动漫产品的发行范围局限于国内，市场空间狭小。我们面临着打入国际动漫市场的艰巨任务。我们应该为这一任务做出努力，例如，中外合作制片就是融入国际市场的捷径，这一方式可以利用国际动漫市场的资源打通国际市场，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在提高影响力和知名度方面，动漫企业应该利用媒体加大对动漫产品的宣传。这样不仅可以提高知名度，而且可以形成品牌效应，增加吸引力。

参考文献

[1]冯俏俏：《我国动漫产业链的薄弱环节及其强化举措》[J].学术交流,2012(7).

[2]徐朝:《中国动漫的发展现状》[J].艺术研究，20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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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A

会议产业的形成是因它传递信息最快、最直接，就是在信息化时代，报纸和网络也无法取代会议的这种功能。所以，西方的经济学家把它称之为“信息冲浪”、“知识会餐”、“财富平台”、“城市经济的拉力器”。

一、会议产业经济学研究概况

（一）理论来源。会议经济学思想理论来源之一是博弈论，实际上绝大多数经济学原理都是以博弈论为背景展开的，其蕴涵着经济学革命的基础和火种。本文主张以积极、开放的心态看待事物，力图从中国会议产业的变化中，发现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产业趋势。

（二）中国会议产业发展状况。中国会议产业未来的走势，宏观上是中国政治经济的大环境和国际环境的“晴雨表”；微观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频繁的对外经济、贸易和文化交往将推动国际会议市场需求的增加。国家财政支出的工作和商务会议将逐渐减少或纳入政府集中采购范畴，取而代之是市场化运作的会议。目前，有关研究会议产业的机构相继成立，相关的产业理论和市场统计数据有助于政府加大对会议产业发展的引导和培育力度，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三）会议的功能。在历史的进程中，会议有诸多功能：第一，会议能够产生重要的精神或决定：历史上人类的许多重要思想观念和那些改变社会历史进程的决定，往往是在某个会议中产生的；第二，会议还具有决策功能，例如选举或者罢免某个职务的官员；第三，会议还有交流的功能，体现在学术会议或者经验交流会中；第四，会议还有协调功能，例如国际会议活动APC会议组织等。

（四）会议产业发展趋势。无论是政府部门召开的行政性会议，还是学术界召开的学术性会议，都是为了实现既定的目标而召开的，这是会议的功能和目的所要求的。对此，可以预测：第一，政府部门通过法律、行政规章和政策等手段对我国会议产业进行宏观规范，有关政府部门共同研究制定会议产业政策，规范市场改善环境、解决会议知识产权保护、无序竞争、损害参会者利益等问题，扶持品牌会议的形成。第二，会议产业协会、学会将会陆续成立，以此解决会议产业中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政府主要通过制定规则来调控市场，而市场的自律则主要依靠行业协会组织来进行。我国将会借鉴那些会议产业发达国家的行业管理经验，在认真分析研究我国会议经济现状的基础上，成立全国性的市场化会议行业组织，充分发挥相关中介机构的行业自律作用，加大协调和服务力度，加强产业内部的交流与合作，协调会议活动。第三，研究制定有利于中国会议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使与会议相关的服务业能进一步提高，办好会议活动的各项服务。从目前市场化运作的会议情况看，要想继续扩大规模，有可能通过短暂的价格战，那些有竞争实力、有专业水准的会议经营机构通过价格优势实施品牌战略，迅速在会议市场中抢占优势地位；同时，市场促使会议经营机构苦练内功，努力提高会议组织、策划、服务的水准和经营管理水平，不断进行会议活动的创新，降低整合会议资源的成本，争创名优品牌，提升会议的国内外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在复杂的市场环境和激烈的竞争中胜出和壮大。

二、研究问题

（一）经济学宏观方面的分析――应用成本与收益模型

1、会议的成本分析

（1）直接成本。会议的直接成本是指为了组织和召开一次会议而花费的支出。国外经济管理学界对于会议成本早就进行过较为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并成为单位成本费用控制的一个重要方面。会议成本有一个普遍适用的计算公式，即：会议成本=2×3×每小时平均工资×开会人数×开会时间。其中，“2”是指因参加会议导致经常性工作中止的损失要加倍计算；“3”是指劳动者的劳动产值比其所得工资额高3倍。直接会议成本=会议成本+场所使用费+服务人员费用+各种器材车辆使用费+其他费用支出。

（2）机会成本。该项目指由于单位组织召开会议及与会者参加会议而丧失的某种可以获取或者创造的经济利益或潜在收益。例如，与会人员由于参加会议而丧失的为企业创造的劳动价值；由于会期过长不能做出正确决策而丧失的机会收益；或者主要领导由于开会浪费时间不能做出更多更好的实际工作，等等。

2、会议的收益分析

（1）据大连市的一项调查表明，大连市各行政、企事业单位商务会议的举办地主要有3个类型：本单位会议室或其他地点；大连市范围内的非本单位酒店、会议中心、度假村等；大连市外的非本单位酒店、会议中心、度假村等。根据调查，商务会议的举办大部分都在本单位之外。许多行政、企事业单位都将其重要的商务会议放在本单位会议室之外，有79.9%的大连市企事业单位选择在大连市范围内、本单位范围以外的地点举办重要会议。业内测算，大连市内现有酒店、会议中心、度假村等场所接待各行政、企事业单位的商务会议总量约在28万次以上，接待参会人次近2，400万人。从我国的主要大城市看，这类会议举办数量也在增多，并对会议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特别是能反映单位政绩形象、涉及职工福利和商务性的会议，各类单位都认为不同于一般政务会议、学术会议和日常行政会议。这样，会议产业就能带动周边经济的发展，其调动作用是不可小觑的。

（2）市场化运作的会议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会议，从事这个行业的机构大致可分为4类：第一类是咨询公司，主要以会议策划见长；第二类是科研机构（特别是社科类的研究院所）和大专院校；第三类是培训中心；第四类是媒体。这些机构在市场调查基础上，根据社会需求策划会议内容、整合会议服务资源，满足参会者的需要，从而达到社会承认。最近几年，市场化运作的会议在整个会议产业中扩张较快，一些国际性会议和商务性会议也在挤入市场化运作市场。由于政府对会议审批的内容和范围减少，市场的放开逐渐加大，越来越多的人发现，成功地组织一次市场化运作的会议可以取得不薄的盈利，而从事这一行业的人更发现，这一行业不仅投资少、见效快，更有非常广阔的前景。于是乎，诸多的经营机构争相涌入会议市场，使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3）参会人员的吃、穿、住、行无疑给召开会议的城市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例如，大连星海会展中心，其集展览、会议、旅游、餐饮等多项功能于一体，大连星海会展中心除为中外宾客提供以展览为主的综合配套服务外，还可为中外办展厂商提供总体设计、特殊装饰、广告制作、礼仪策划等技术和劳务服务。

从纯经济学角度看，收益大于成本的预期是人们行为的基本出发点，因而是人类社会的首要理性原则。人们之所以要投入一定的物质或钱财，是因为希望通过这样的投入能够得到更多的物质和钱财。不想得到收益的投入是不存在的，或者说，不想得到收益的投入也就无所谓投入，根本就不存在所谓成本问题。社会对政府花费了成本，其根本目的也正是在于从政府那里得到比这个成本更高的收益或者说效益。相对于企业效益来说，政府的成本与效益关系复杂得多，政府效益是一个综合指标，比较难于评价，而且政府的产出是正效益还是负效益，有时候难以判定。任何一个政府从其本意来说，它都是希望做能对社会带来益处的事情，不管是现在就带来益处还是今后带来益处。从本质上讲，政府行使职能也是一种经济活动，有收益亦有成本，只有当其收益超过成本时，才是经济合理的。所以，只有会议产业给政府合理纳税，政府为会议产业的发展提供和谐稳定的发展空间时，才是最优状态。

（二）经济学宏观方面的分析――蝴蝶效应。会议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必然会带动周边经济的发展，在其发展的同时，由于“蝴蝶效应”（注：“蝴蝶效应”在社会学界用来说明：一个好的微小的机制，只要正确指引，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将会产生轰动效应，或称为“革命”）。其他未开发会议产业的城市会通过发展产业的城市为核心会议中心，并且充分肯定其经济价值所在，通过正确的引导，对发展会议产业城市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三）经济学微观方面的分析――应用总供给与总需求模型

1、供给方面。现有会议产业社会总供给越来越多，由于会议产业的投资少、见效快，更有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于是诸多城市的经营机构争相挤进会议产业市场，开拓自己的产业先河。

先来看总供给曲线：总供给曲线AS曲线的求取方法。为了简化起见，有些新古典综合派的学者，将达到充分开发会议产业之前的曲线以一条水平线来近似代表它。这样，总供给曲线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水平线，它表示在尚未到达充分开发会议产业产量以前的价格与产量的关系；另一部分是垂直线，它描述达到充分开发会议产业产量以后的价格与产量的关系。由于总供给曲线形如反写的“L”，所以又将它称为反“L”形总供给曲线。它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说与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综合。

2、需求方面。由于会议产业的多元性和形式的多样化，更能促进地区经济产业的发展，所以越来越多的管理者都选择开发会议产业，需求的增加又反过来促进了会议产业的蓬勃发展。

再来看总需求曲线：商品市场均衡条件为：I（r）=S（Y），货币市场均衡条件为：M/P=L（R，Y），将以上两式联立，把Y和r作为未知数，可得出总需求Y和价格P的关系式：Y=F（P），该式即为凯恩斯模型的总需求曲线公式。总需求曲线AD表明，在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的条件下，价格水平与总收入（或总产量）的变动方向相反。总需求曲线是从IS-LM模型推倒出来的，而该模型又是新古典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结合，所以总需求曲线体现了两种理论的综合。

（四）会议产业区域经济学分析

1、会议产业空间结构形成条件。①作为区域核心的现代化都市的形成。②周围区域商品经济的发展。③联系区域内各地域网络系统的形成与发展。④经济腹地及相关产业的影响与作用。⑤适合人类生活、工作、学习的自然环境。

2、会议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条件。①充分利用区域内的资源条件。②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③区域内各经济部门相互协调。④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和多样的社会需求，应变能力强。⑤经济效益高。

3、会议产业的增长极效应分析

（1）原理。增长极，又称增长核或增长极核。增长极是指不断扩大的工业综合体配置在城市区，并在其影响范围内引导经济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其包括存在于经济区域内的一个实体，是自身成长壮大和不断向周围经济空间施加影响的过程。

（2）会议产业作为主导部门的意义。会议产业的成长和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着社会经济、科学技术、优越的自然条件，会议产业可以广泛吸引区内外的投资，通过与其他部门紧密联系，促进各部门的协调发展，使社会的整体经济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3）会议产业带动区域经济增长。①回顾影响，会议产业部门对为自己提供生产资料部门的影响。②前瞻影响，会议产业对新工业，新技术、新原料、新能源的出现具有引导作用，解决生产中的瓶颈问题。③旁侧影响，会议产业对地区经济的普遍影响，如旅游业、餐饮服务业、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有重要影响。

三、总结

总之，我国会议产业的发展，得益于我国社会的稳定和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也受益于经济全球化对国际会议市场大融合的有力推动。同时，还蕴含着我国社会法律环境的规范、科学技术的进步、会议产业理论和市场研究的推动以及经营者和参会者的成长等众多条件的契合。可以说，中国会议产业的成长已经成为独立的产业，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增长潜力。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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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化的目的实际上是使农业和其它产业部门获得同样的利润率，换句话说，农业产业化过程也就是利润率在各部门平均化的过程。利润率的平均化是通过竞争使资本在不同部门的流动来实现的，资本总是从利润率低的部门流向利润率高的部门。农业生产周期长，改进技术难度大，降低生产成本的潜力小，而且受自然风险制约，致使加工流通业的附加值要比农业高。农业的比较效益低，生产要素便会从农业部门流出，农业部门存在着大量的劳动力和土地，但缺乏资金，土地不能移动，流出的只能是劳动力。在农村劳动力外流的情况下，农业会逐步走向规模经营，而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关键是资金的投入和积累，发展农业的资金从何而来?事实表明，除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和补贴外，大多数农业产业化组织的“龙头”会通过非市场安排向农业投资，如：向农户提供种子、饲料、技术和资金等。“龙头”一般属加工流通业，资本为何会从加工流通业流入比较效益低的农业呢?假设农民生产出来的农产品的价值为I(CI+MI+V1)，对农产品进行加工后增加的价值为II(C2+M2+V2)，如果市场价格等于产品价值，则加工后农产品的市场价格P=(C1+C2)+(M1+M2)+(V1+V2)，因为我国农村劳动力丰富，农业相对加工业来讲，资本有机构成更低，C1/M1V2。即在投入等量资本的条件下，农业的利润率要比加工业的利润率高，这也正是加工流通业要介入农业的原因。如果农业和加工业分离，在“小生产，大市场”条件下，农产品价值不能充分实现，农产品的价格为P1=(CI+MI+V1-Vl)，有Vl的价值被流失；如果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产品价值便得以实现，被流失的Vl可以在产业化组织内部分配。并且实际情况是，Vl属V1的一部分，由农业部门创造出来，但农业部门只能获得Vl的小部分，大部分由加工流通业获得。这是因为1.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谈判能力弱；2.信息不对称，农民不能了解有关信息。只要Vl>V2，加工流通业对农业的投入就会加大，随着农业投入增大，资产专用性会增强，农民的谈判地位也随着提高，加上国家对农业的保护政策，这种不均衡的分配机制会逐步走向均衡化。分配不平衡是组织不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从分配不平衡到平衡也是组织从不稳定到稳定、从松散到紧密联系的过程。如果说资本有不断流向农业的冲动和农民想获得平均利润的要求是产业化组织得以创新和发展的原动力，那么，均衡分配机制的形成便是产业化组织走向稳固和紧密联系的内在动力。

二、产业经济学分析

从发达国家产业化组织演变规律来看，农业产业化以垂直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作为自己的发展趋势，这是由产业化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决定的。

农产品的市场结构接近于完全竞争市场类型，即有许多生产无差异产品的农户，他们都是价格的接受者，而把农产品作为生产要素的企业则数量有限，当某一地区只有一家加工企业时，则为买方垄断市场。由此可见，产业化初期，农产品供求双方行为主体处于非对称的市场结构中，这种市场结构对处于完全竞争一方的农户极为不利。下面我们以面临线性要素供给曲线的买方垄断为例来分析。

设反供给曲线形式为：P=A+BQ，A，B为常数，Q为要素供给量，P为要素价格。所以总成本函数C=PQ=AQ+BQ2，增加一单位投入的边际成本MC=dC/dQ=A+2BQ。

在图中，由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位置来确定要素使用量，然后再确定该点的要素价格。当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垄断厂商实现利润最大化，此时要素使用量为Q1，所提供的要素的价格为P1’，P1-Pl’为厂商的单位垄断利润。相对于完全竞争市场而言(均衡要素使用量为Q2，均衡价格为P0)，使用的要素太少了，要素价格太低，要素市场运行效率低下。

因为农户不满垄断厂商制定的垄断价格，他们会千方百计的寻找维护自身利益的途径。解决问题的方法一般有三种：1.农户通过横向联合的形式组成合作社，提高农户的集体谈判能力，改善非对称的市场结构，在这个过程把价格从P1’提到均衡价格水平P0；2.政府通过对农户补贴，从而移动MR曲线的位置来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和质量；3.农户为加工企业所兼并，参加到加工企业的后向一体化中。上述方法解决问题的结果是：1.农户自身组织起来形成横向联合体，此时农产品市场将为双头垄断的情形；2.农户加入到加工企业，与其形成“风险共担，利润均享”的一体化企业。为了说明上述结果，我们假设农户联合形成垄断性组织A，垄断性加工企业B使用A的产品作为要素投入，假设A、B生产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不变边际成本分别为c和k，因为B是在A给定价格的条件下实现利润最大化，所以厂商B的边际成本MCb=Pa+k，而A以中间产品作为B的引致需求来实现利润最大化。厂商B利润最大化的条件为：

MRb=MCb=Pa+k (1)

A的利润函数为：IIa=PaQ-cQ (2)

由(1)、(2)两式可得：Ila=MRb-(c+k)Q (3)

对(3)式微分得A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dIIa/dQ=d(MRb)/dQ-c-k=0,即：MRa=c+k

(4)上述解析式可由图2来说明。

由MRa=c+k决定A提供中间产品的数量Q1，由Pa=MRb-k来决定A提品的价格Pa。垄断组织A获得的利润为(Pa-H)Q1，也就是图中四边形PaCEH的面积；此时厂商B得到的最终产品的价格为P1，利润等于(P1-Pa-k)Ql，即图中四边形P1ABP0的面积。如果实行纵向一体化，一体化企业可以把市场进行的交换内部化，消除双重边际。产量由MRb=c+k决定，此时产量为Q2，价格为P2，利润是四边形P2FGI的面积。我们可以发现，实行一体化后最终产品产量由Q1增至Q2，价格由P1降至P2，而且一体化企业所获得的利润比双边垄断时A与B获得的利润之和还要大。因此，在利润的刺激下，A与B有一体化的倾向。

三、制度经济学分析

科斯在《厂商的性质》一文中指出，市场和企业都是组织资源配置的两种制度安排，市场交易存在广泛的交易成本，包括交易双方提出要求、讨价商谈、接受合同、交货检验等有关活动的成本。企业配置资源交易成本低、效率高，但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组织成本会增加。采取市场还是企业来配置资源就取决于组织费用和所节约的交易费用的比较。该理论从交易费用角度描述了市场经济中产业组织有序发展变化的规律性动因：在市场竞争中，人们为了获得更多利益，不断探索有利于节约交易，组织费用的新的产业组织结构和交易方式，来不断调整企业内、企业间的相互关系。随科斯之后，威廉姆斯探讨了交易成本的决定因素。他认为，交易成本是由交易要素和人的要素所综合决定的。交易要素包括：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潜在竞争对手的数量；而人的要素主要是指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影响农业产业化组织内部交易费用的因素主要有：交易量，物质资本所有者的利益份额和市场的不确定性。其中交易量决定于市场交易的次数和每次交易的数量与价格；物质资本所有者的利益份额则取决于三个因素：1.资产的专用程度，形成组织的成员拥有的资产的专用程度越高，其获得的利润也越多；2.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相对稀缺程度；3.双方在订立契约时拥有日信息量与谈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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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2-0041-05

一、经济转型及其目标

转型经济(Transitional Economics)也叫“转轨经济”或“过渡经济”，主要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社会主义世界计划经济消解、市场经济逐步形成这一过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由于初始条件的不同和转变模式的差异，各国选择了不同的路径。例如，中国和越南等国家采取了渐进式的转型模式，而苏联和东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激进式的转型模式。对这两种模式的研究可以为转型经济学提供基本素材和实证分析的理论依据。

对于转型经济的目标，很多学者有不同的观点。科尔奈强调，转型被赋予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整体转变的观念。他把转型经济的有机构成和发展变化概括为六个方面，即：建立市场化的过程；私营部门的迅速发展；宏观再生产的非均衡性；宪法规定政体与制度的大发展；社会秩序与民主制度的强化；整体福利的提高与不公平现象的严重分化。还有许多其他经济学者对转型经济的目标进行过详细的描述。但综合来看，经济转型过程应实现以下目标：(1)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过程；(2)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过程中同时实现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3)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在于价格改革、所有制改革和改革。具体来说，经济学家特别是西方的转型经济学家认为经济转型要实现一些具体的经济目标转变，这些转变过程涉及经济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主要包括：(1)市场是主要的资源配置方式，通过引入价格机制和形成开放性的竞争市场来实现市场的基础性调节作用；(2)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所有制改革，主要表现为公有制经济的逐步退出以及在竞争领域的收缩和非公有经济的迅速成长；(3)政府从计划经济中的无限政府和市场唯一主体地位逐步退出，转向成熟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服务型政府和有限政府；(4)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体系，有效保护财产权(尤其是私有产权)；(5)维护宏观经济稳定，保证价格体系正常运转，抑止失业和通货膨胀，防范经济危机等。

二、自然垄断产业改革的制度本质

中国的自然垄断产业改革是在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进行的。经济转型作为一种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的过程。制度为“公共物品”，同其他物品一样，存在着种种技术和社会约束条件。制度变迁是更高效益的制度对低效率制度的一个替代过程，伴随着高效益的制度的生产及交易。通过对制度的改良或改革，用高效率的制度替代低效率制度，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和源泉，中国的自然垄断产业改革也同样满足这一规律。

(一)自然垄断产业改革的模式及路径选择

制度变迁的模式和路径往往决定了制度变迁的走向。根据不同的标准，制度变迁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从制度变迁的主体来考察，制度变迁可划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以微观经济行为主体(如农村居民、普通消费者、企业等)为主体，自下而上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一种制度变迁类型。在这种制度变迁过程中，处于基层的行为主体因为发现潜在获利机会而先有制度需求，然后自下而上产生对制度的需求或认可，直至影响决策者安排更好的制度。强制性制度变迁是以政府(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为主体，自上而下推行的制度变迁。政府的制度安排具有强制力，通过政令法规等形式强制实施以保证制度安排的运行，执行成本较小，但转换成本很大。

从制度变迁的速度来考察，制度变迁可划分为渐进式制度变迁和激进式制度变迁。渐进式制度变迁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力求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连续性，改革并不一步到位，而是通过设置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平稳衔接。渐进式制度变迁采取存量改革和增量改革并重的改革战略，在改革初期通常优先增量改革，并采取先易后难的步骤。激进式改革则是在短时期内强制性废除或破坏旧制度、制定并实施新制度，采取果断措施推行制度改革，其特点是改革迅速彻底，注重长期绩效，但往往没有兼顾社会的承受力。

中国的自然垄断产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起有效竞争的局面．这一改革是在经济转型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模式与路径选择具有与整个制度变迁相同的特点。中国的自然垄断产业改革是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诱致性制度变迁为辅。普通消费者都有很强的改革愿望，并且由下向上地传递这种诉求，在某些行业或某些局部区域小部分改革，表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最后上升到政府意志的层面，改革全面推进，从而形成强制性制度变迁。从速度上来看，自然垄断产业改革为渐进式改革，改革由易到难，逐步推进。自然垄断产业领域的改革绩效也呈现出与整个经济转型相类似的结果。

(二)自然垄断产业改革的制度变迁动因分析

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制度变迁的发生是由于来自制度非均衡的获得机会(即潜在收益大于潜在成本)。诺思认为，制度均衡是这样一种状态，“在给定的一般条件下，现存制度安排的任何改变都不能给经济中任何个人或任何个人的团体带来额外的收入”。而制度非均衡是一种常态，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的不一致会促使制度变迁的发生，因此可以从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两个方面来分析。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于1964年将供给与需求分析引入制度变迁的理论解释中。他认为，制度是某些服务的供给者，它们应经济增长的需要而产生。制度之所以可以引入经济学分析，是因为制度能够为经济提供服务，具有经济应用价值。在他看来，对制度向新需求是人们价值提高的结果@。戴维斯・诺思对引起制度安排的需求和供给变动的因素作了分析。在此基础上，美国经济学家拉担指出制度变迁不仅是由于舒尔茨指出的更有效的绩效的制度需求引致，而且还是与社会经济及组织的变迁的知识供给的进步的结果。

从需求方面来说，引起制度非均衡的原因有：制度选择集合的改变、技术的改变、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长期变动以及其他制度安排的变迁。从供给方面来讲，当政府的预期收益大于其强制推行制度变迁的预期成本，政府将采取行动来消除制度非均衡，推行一种新制度安排直至其预期收益等于政府的预期成本。因此，由于制度供需缺口导致的制度非均衡成为制度变迁的动力。

自然垄断产业的改革通常伴随着政府管制的调整过程，作

为一种制度变迁，它也与制度供给、制度需求密切相关。中国自然垄断产业改革的初始目的是改变政企合一的现状，减少政府的干预，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管制了。相反，自然垄断产业的改革对管制质量的要求更高了，管制过程也更为复杂，对管制的需求应当与经济转型的特点相适应。具体来说，管制需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抑制企业制定垄断价格，维护社会分配效率。从理论上讲，在垄断性产业的自然垄断性业务领域，应该由一家或极少数家企业提品或服务，以保证较高的生产效率；即使是垄断性产业的竞争性业务领域(如电力生产、电信增值服务等)，也不同于许多竞争性的制造业(如电视机、电冰箱、电脑等制造业)，企业在一定的垂直供应链环节或特定的地区范围内，具有一定的市场垄断势力。由于这些企业具有垄断势力，如果不存在任何外部约束，它们就成为市场价格的制定者(price maker)，而不是价格接受者(price taker)，就可能会制定出大大高于成本的价格，以取得垄断利润，其结果必然扭曲分配效率，因此需要政府管制。

2　防止破坏性竞争，保证社会生产效率和供应稳定。垄断性产业的显著特点是需要巨额投资，投资回报周期长，资产专用性强，规模经济非常显著。因此，为实现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相、兼容的有效竞争，应适当控制垄断性产业经营企业的数量。如果不存在进入管制，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许多企业就会盲目进入垄断陛产业，造成重复投资和过度竞争。一种可能的结果是，竞争力最强的企业最后将其他企业赶出市场，这些退出市场的企业的投资就不能得到回报，专用性强的资产就会闲置，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另一种可能的结果是，势均力敌的几家企业之间相互争夺市场份额，展开恶性竞争造成两败俱伤，引起了生产的低效率，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状况下更甚。因此，为了防止这些破坏性竞争，政府需要对垄断性产业实行进入管制，通过设置一定的进入壁垒，抑制企业过度进入，以保证社会生产效率。

同时，电信、电力、铁路运输、管道燃气和自来水供应等垄断性产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是社会的生活必需品，也是大多数企业必需的上游要素投入，需要保证生产供应的高度稳定性。这也需要对这些垄断性产业实行政府管制，建立退出机制以设定退出门槛，控制企业在无利可图或由于更好的投资业务的吸引而任意退出市场，避免造成特定垄断性产业的产品或服务生产供应的不稳定性。

3　制约垄断企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垄断性产业并不是静态的，现实的情况是某些业务领域具有自然垄断性，另一些业务领域则是竞争性的。而经营自然垄断性业务的企业可能同时经营竞争性业务，这就为垄断企业采取不正当竞争行为提供了条件。在无政府管制的条件下，具有垄断势力的企业完全有可能在垄断性业务领域制定垄断高价，而在竞争性领域制定低价，通过内部业务间的交叉补贴行为排斥竞争企业。垄断企业也可能以自然垄断业务为核心，通过业务链的扩展，将控制能力向非自然垄断业务延伸，从而垄断了价值链的整个业务环节。在垄断性产业也存在少数垄断企业采取合谋行为，共同获取垄断利润的可能性。因此，为制约垄断企业的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也需要实行政府管制。

4　解决自然垄断产业的外部性问题。自然垄断产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具有外部性。自然垄断产业的外部性是指自然垄断企业的经济行为对外部的影响，导致其成本与后果不完全由企业承担，或者说其行为举动与行为后果具有不一致性。根据对第三方影响是否有益可分为正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ies)与负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ies)。自然垄断产业具有网络经济的特点，如果政府通过管制放松对竞争者接入网络的限制，实现网络间的互联互通，可以获得网络规模经济。网络的边际成本接近零，却因为新用户增加并分担费用而使原有的网络服务消费者支付下降，获得了更广泛的网络便利。换句话说，由于自然垄断产业存在着网络经济正外部性，网络中的用户越多，潜在通话对象就越多，该网络对新进入者的价值就越大，新进入者也增加了网络对原有电话用户的价值(Jeffrey Rohifs，1974；MichadKatsand Carl Sharpiro，1985)。普遍服务(Universal Service)也要求自然垄断型企业向偏远地区提供网络产品和服务。这些正外部性产生了积极影响，使消费者减少了成本，增加了收益。除了正外部性外，自然垄断产业也会产生负外部性。例如，自来水公司供给的自来水未达到卫生标准直接通过管道网络输送给用户消费，就会影响消费者的身体健康；移动通讯装备中基站的辐射对附近居民健康可能产生潜在危害等。这些经济行为都给外部造成了消极影响，需要政府通过收取庇古税、确定产权等措施减少甚至消除负外部性。

现在从供给方面来看改革过程中的管制需求。政府管制是一种“特殊公共产品”，它对不同的利益集团具有不同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其供给主要取决于具有有限理性的政府对管制政策的理解和认知程度。例如对自然垄断产业实行价格管制，是因为政府认识到价格管制能够抑制垄断企业利用其市场势力制定垄断高价，从而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利益；而对自然垄断产业实行进入管制，则能避免重复建设，防止破坏性竞争。政府的认知也经历了一个由浅人深的过程，当政府对管制的认识达到一定的深度，才会以最优的管制模式提供适度的管制供给。管制供给也受到外界事件的影响和冲击，因此需要进行动态调整。例如，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放松管制的趋势，政府管制的完全放松往往在带来产业发展的同时，也隐藏着风险。始于2007年下半年美国的次贷危机，以致到2008年9月份发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正是这种风险的具体体现。因此，金融再管制和自然垄断产业的再管制又一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同时，很多人开始对原有的政府管制模式及制度供给水平进行了反思。中国在自然垄断产业的管制供给上也存在结构性失衡：某些经济管制的供给过量，尤其是存在过度的行政审批等形式的进入壁垒管制，还有某些自然垄断产业禁止民营企业的进入或对民营企业的进入设置歧视性进入管制；而社会性管制如质量管制和环境管制却存在供给不足。

三、自然垄断产业改革中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

路径依赖问题首先由保罗・大卫(Paul A.David)在1985年提出，他以QWERTY键盘为例，说明了技术选择中的路径依赖问题。一些偶然事件可能导致一种技术战胜另一种技术(即技术演进)，而且一旦选择某一技术路线，随后的技术便锁定在一定的开发路径上，即使这一路径未必是最佳路径。马兰・阿瑟(Brian Arthur，1989)创造性地发展了大卫的思想，系统地阐述了技术演进过程中自我强化机制和路径依赖性质的观点。他指出，新技术的采用往往具有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诺思

在阿瑟的研究的基础上，首次将路径依赖的概念引入到对制度的分析，从而建立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诺恩认为，决定制度变迁的路径有两种力量，一种是报酬递增，另一种是由显著的交易费用所确定的不完全市场。他认为，制度变迁如同技术演进一样，也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即“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弄得不好，它还会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下。一旦进入了锁定状态，要脱身而出就会变得十分困难，往往需要借助外部效应引入外生变量，才能实现对原有方向的扭转。

中国的自然垄断产业是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在其发展初期，这种体制对于自然垄断产业积累资本重点发展关乎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项目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显现，自然垄断产业逐渐进入低效率“锁定”状态，容易进入路径依赖，亟待新制度(外生变量)的引入，因此对改革的呼声很高。可以结合以下图l中的博弈模型加以说明。

博弈矩阵中的支付代表各垄断企业的平均收益，假设改革前的初始经济条件为(a)，实施改革后达到状态(b)。其中，U3，

图(a)为“囚徒困境”博弈，其中R为支配战略。所以，改革前的垄断企业随机组合实施此博弈时，均衡条件是所有企业都采取R战略，这是一个进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ily stablestrategy，ESS)，该行动成为所有垄断企业的习惯和规范。这一博弈结果处于低效水平，各方都存在帕累托改进的余地。对垄断产业改革后，社会经济环境产生了变化，平均收益矩阵也随时间发生变化。受历史初期条件(a)的制约，其他所有企业都采取R行动，最佳反应也只是能是R。换句话说，如果不对自然垄断产业实施改革，将会使最佳反应动力的结果难以从帕累托劣势的社会传统中摆脱出来，这种社会体制进化的路径依赖性表明，进化过程不一定能自动产生最佳的传统和制度。因此，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受计划经济时期某些初始条件的制约，自然垄断产业的有效竞争不能自动实现，必须借助于制度引入和改革措施等外界冲击。

四、政策建议

我国正处在转型期，缘于长期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路径依赖的影响，使我国自然垄断产业的自然垄断性为行政垄断所掩盖。因此自然垄断产业的基础性及其边界判断十分重要。在中国的大多数自然垄断产业中，自然垄断业务与非自然垄断业务一体化垄断，自然垄断业务规模太大，非自然垄断业务又存在大量非规模经济。因此，基于转型经济的自然垄断产业的改革，必须真正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引人“外力”进行改革，政府必须进行多元化改革以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使现有的自然垄断产业的市场结构恢复自然垄断产业的基本属性。

在经济转型阶段，要摆脱对原有路径的依赖，首先要引进并强化竞争机制，实行有效竞争∞；同时，应推行民营化，使一定数量的民营企业甚至外资企业成为这些产业的经营主体，但也要保证国有经济在核心网管业务上的控制地位，形成最优的混合所有制的经营主体，达到市场经济的需要与社会福利目标的统一；再次，确实理顺政企关系，使政企分开，保证政府管制机构的独立性；最后，政府管制的方式选择应该符合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特殊性，使传统的管制方式如投资回报率管制向更优的管制方式如价格上限管制方式过渡。在社会性管制方面，应强化对环境保护、卫生健康和工作场所安全等方面的管制。

1　中国自然垄断产业市场结构优化的目标是建立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所谓有效竞争是指规模经济与适度竞争的兼容。自然垄断产业中存在较明显的规模经济，使竞争强度与竞争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为了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大化的双重目标，各产业部门应根据自身经济特征，在运营的不同阶段、环节，引入不同程度的竞争，以达到资源合理配置及提高内部管理效率的目标。有效竞争表明了在自然垄断产业各个不同的业务环节，由于技术经济特征的不同，市场结构已不再是单一的垄断型市场结构，而应根据业务本身的特点划分引人不同的竞争结构，使自然垄断产业从整个流程来看成为将完全垄断、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及完全竞争等市场结构融一身的混合结构。

2　中国自然垄断产业的产权结构优化的目标建立起混合所有制的多元产权结构。所谓混合所有制的多元产权结构，是指所有制形式不仅仅限于国有经济，还包含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不同所有制形式的投资主体。

所有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也是一种要素投入，同样存在着生产要素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也就是说，在一个经济体系内，随着某所有制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其边际收益会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以至当这种所有制经济充斥整个产业时，其边际收益可能降为零甚至为负。理论分析和实践检验已经证明，一味地坚守国有化的偏好，忽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只会使国有经济作为唯一的资源配置方式的边际效益递减，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近年来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也表明，非国有经济的竞争活力更大，进入退出壁垒更低，能满足人们的多样化需求，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以及自然垄断产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自然垄断产业的管制改革，在所有制层面上，不同所有制形式经济间的相互适应程度往往就决定了基础产业管制改革目标有效实现的程度。中国自然垄断产业内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相互适应、相互影响，不同所有制结构调整的目标是使二者的比例达到一个最优水平并进行动态调整，形成不同所有制经济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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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02-0067-03

军民融合式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是指以科技成分高、军民关联性强的高新技术产业群为核心，以技术创新、投资布局、资源共享、人才流动等系统为主体，以完善配套的政策法规体系为保障的全新军民融合产业发展模式。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军民融合是需求融合、技术融合而产生的产业融合，体现了产业间分工到产业内分工的动态过程，推进了国民经济与国防经济、国家开支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

一、军民融合、国防开支与经济增长

国防开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被称为“黄油”和“大炮”。用于经济增长的稀缺资源转移到军事项目，会产生的负面拖累效应；相反，先进的军事科技研发与应用对经济部门的辐射，会产生正面溢出效应。2012年下半年，国务院下发《“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列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明显的军民通用的特点，它既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和先导产业，也为国防军队建设提供关键的工业基础。因此，军民融合式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将推进国防开支与经济增长产生以下互动。

1.军民融合式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十二五”时期发展的主线，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根本的是要靠科技的力量，最关键的是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战略基点，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大力增强集成创新能力和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提升知识、技术转移和规模化生产能力，积极构建完整的创新体系和现代产业体系。通过自主创新带动产业升级，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国家将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经济发展新引擎，是因为它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具有产业知识技术密集、资源能耗低、发展潜力大、综合效益好、辐射能力强等特点，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而战略性新兴具有明显的军民通用的特点，也决定了它既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和先导产业，又为国防军队建设提供关键的工业基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军民融合发展，将进一步打破传统军民分割现状，加速传统国防科技工业与民用科技工业调整、优化、升级，培养整个国家军民一体的工业创新体系，必将加快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2.军民融合式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有利于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实现科技强军与创新型国家有机统一。从战斗力生成模式演变的历史规律看，往往先是科技创新引发武器装备革命，然后才有作战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武器装备是构成战斗力的重要因素，建立和完善军民融合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必将解开制约战斗力生成的瓶颈。然而，装备科技的含量越高，所需的科研经费越高，研制周期越长，因此，以高新技术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军民融合必将解决信息化条件下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的难题。其一，降低军事武器装备研发风险与成本。国防采办部门购买民用产品和服务直接或间接改造使用于军事部门，有利于降低研发成本，缩短开发时间，减少工装和设备费用，并减少政府的监督费用。其次，降低武器装备的全寿命周期费用。军民融合可以扩大利用民品市场上现成的备用零部件，并增强潜在维修部门之间的竞争，从而减少军事武器装备的使用和维修费用。再次，缩短国防采办周期，减少采办费用。购买民用产品和服务，将会缩短采办周期，加快和平时期采办速度，并可以使战时的国防装备动员更加容易开展。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民用高新技术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骨干力量，军民融合式自主创新的战略潜力日益显现。拓宽以 “融合”促 “转变”的途径，应树立融合共享的新理念，以民用科技的新优势提升战斗力生成的技术基础，以融合促进的新手段破解制约转变的深层次障碍，以融合领域的新拓展促进新型战斗力建设。一方面，要重视对于关键技术自主创新。围绕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集中力量重点攻克急需的关键技术，特别是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另一方面，应完善面对社会的军品科研生产准入与退出制度，为非公有企业进入军工领域创造法律环境和政策环境，真正用最优质的资源和军民共用的经济技术研制升级武器装备，在重要装备建设上取得重大突破。例如，我国正着力构建以应用卫星为主要平台的天基信息系统，促进了军用和民用领域的通信、导航、全球定位等相关技术的突破与发展。因此，把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式发展作为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的重要途径，符合信息化条件下战争和军事活动规律，也有利于实现科技强军与创新型国家有机统一。

3.军民融合式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有利于提高国防经济整体效益、统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对于世界各主要国家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难以解决的大问题，甚至有前苏联解决不好而导致国家解体的例子。我国的国防建设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将仍然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一个特定条件下进行。受国家经济实力所限，军费供需矛盾突出的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根本解决。我们不能同发达国家比国防投入，出路就是必须走出一条经费投入比较少而效益比较高，充分发挥国防经济整体效益的新路子。随着现代科技特别是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国防经济与社会经济、军事技术与民用技术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在核心和本质上更加中性和普适，高新技术在军用和民用上出现了趋同发展趋势。这种趋势有利于减少交易成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军事效益和社会效益。特别是在新材料、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领域，军用需求和民用需求难分伯仲，战略性新兴产业这种自身技术特点，为军民两个领域实现资源共享、达到“一份投入、两份产出”提供了更大的可能。一方面，从投入角度来看，技术的军民通用性能够吸引军地双方优质的科技资源投入其中，减少发展过程中资源投入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从产出角度来看，技术的军民通用性使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减少其发展需求不确定的风险。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式发展是“面向两类需求、依托两种资源、服务两个市场”的现实需要，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要面向民用和军用两类需求，依托民用资源和国防资源，服务民用和军用两个市场。新兴产业的军民融合最大程度上解决黄油大炮的矛盾，减少国防建设对经济建设“挤出效应”，提高国防建设对经济建设的“溢出”效果，有利于提高国防经济整体效益，加快形成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稳定机制。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组织视角下军民融合理论基础

（一）军民技术两用性

美国学者埃姆斯和罗森伯格1997年指出，传统工业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间最早的融合表现为技术的融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亦是如此。技术创新在军民产业之间的扩散导致了军民技术融合，形成军民两用技术，技术融合导致军民产业之间技术性进入壁垒逐渐消失，使军民产业形成了共同的技术基础，并使产业间的技术边界趋于模糊，最终导致军民产业融合产生。技术创新与进步改变了原有军民产品或服务的技术路线，因而改变了原来的生产成本，从而为军民融合提供了动力。技术融合是指各产业通过引进、学习新技术，对本产业的技术进行改造，并促使其与自己原有的技术相融合，创造出新工艺和开发出新产品。如数字技术与卫星定位技术相融合，开发出精确制导技术等。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航天技术及信息技术等高技术领域开展的技术融合越来越多。随着民技术的开发和地方民用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的发展及其产业化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我国己经建立起了比较强大的、与世界接轨的军民两用技术基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开辟了一批军民产业融合发展应用的重点领域。包括现代航空技术领域、商用火箭与卫星应用领域、核能和平应用领域、新型船舶与海洋工程领域、现代运载及特种车辆技术领域、电子与信息领域、环境与减灾技术领域、光机电一体化领域、新型能源与节能技术领域、特种化工与民爆技术领域、医药与生物工程领域、材料与制造技术领域等。目前，这些领域的发展对促进我国战略性产业发展和国民经济产业升级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2.积累了一大批具有发展潜力和产业化前景的军民两用技术成果。从近十年来的统计数据看，国防科技工业系统与民用部门开发的民和民转军的科技成果各自有上万项，主要包括：全数字化产品设计与制造集成系统、先进的数控机床及开放式数控系统、无人驾驶飞行器、高性能船舶制造、显示器件制造、虚拟现实装置、毫米波通讯装备、无线接入技术及数据通信用网络系统设备、数字移动通信装备产品、空中管制系统和智能交通系统、新材料技术、膜技术、同位素与辐射技术、精细化工产品以及环保设备及产品等。军用、民用技术成果转化应用，并占据了技术发展的制高点，这对于提高我国的整体科技水平和增强综合国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军工领域向民用领域大量转移军民两用技术，如伪装技术、高精度制导技术、军用材料技术等，这些技术也逐渐扩散运用到民用领域，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尤其是我国中西部地区，很多省市（如陕西、四川、贵州和重庆）都是依靠军工科技为基础来发展经济，而且其军工系统产值在全省或地区的工业总产值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3.发展了一批以军工技术为背景的高科技园区。自2009年起，工业和信息化部依托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创建工作，积极开展国家级军民结合产业基地的培育和认定，推动军民结合产业集聚化、规模化发展。截至2012年，已在陕西、湖北、湖南、四川、贵州、内蒙古、北京、上海、甘肃等地，分4批认定和挂牌了24个国家级军民结合产业基地。随着工作的深入开展，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主导的基地布局更为合理，示范带动效应明显。目前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已经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和较高技术水平的军工产业体系。在航天、航空、核、兵器等行业都建立和拥有了自己的产业领域和主体技术群，在武器装备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技术特色和优势。以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例。其成立于1991年，是国务院首批批准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近年来，合肥高新区着力整合优势资源，创新体制机制，集聚产业人才，在军民结合产业发展上抢占先机，初步形成了产业链条和特色鲜明的军民结合产业集群。2012年3月，被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认定为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军民结合）。2011年，全区实现工业总产值751.1亿元，实现规模上工业增加值192亿元。

（二）技术标准的通用性

我国目前的军用标准，虽然是随着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在不断地改进，有的基础性设施已经跟地方技术标准统一，但总体上还跟不上地方经济发展的步伐，没有和地方技术标准有机统一起来。而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一些产品，并没有国内或国际通用的标准和规范，也制约着军工产品的国际接轨和出口，这种标准和规范的阻隔，不仅直接影响着高新技术在武器装备建设上的应用，而且也成了排斥民用高新技术资源进入军品市场的“门槛”，从而造成军民两种高新技术优势资源不能及时、有效、有序地为国防科研和武器装备现代化服务，直接阻碍了军民产业技术、生产上的融合。军民通用的技术标准，有利于顺畅军民融合的发展路径。

自2006年，国家出台一系列鼓励军民两用技术相互转化的规章制度以来，如《国防科技工业民技术发开》、《关于加强国防科技资源共享的指导意见》等为国防工业兼顾民生、民用企业服务国防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环境。近年来，伴随着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高新技术军民技术标准的通用性建设成效明显。为了拓宽军民技术信息沟通渠道，推动军用技术向民用转移，工业与信息化部在大量通用性强、具有市场潜力的军用技术中，筛选出一批适用成果，编制并了2009年、2011年和2012年、2013年四期《目录》，使更多的民用企业了解军用技术，促进技术转移和项目对接。前两期《目录》在推广后取得了良好的转化效果，其成果转化率达31%，已转化应用的51个项目合同金额总值高达8亿元。在2012度《目录》，结合国家工业转型升级、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需要，考虑到军用技术相对于民用技术的比较优势，《目录》主要征集新材料、先进制造工艺及装备、微电子与电子信息、节能减排、新能源与高效动力等5个领域中适于向民用转化的军用技术成果。最终共征集军工企事业单位、部属研究所和高校，以及教育部、中科院、中物院和军队科研系统共计184家单位的753项成果。从总的情况看，这些成果的技术水平和成熟度较高，军民通用性较强。在征集到的成果中，根据技术水平、成熟度、市场需求、转化效益等要素评价指标体系，委托从事军用科技成果推广转化的专业机构对700多项成果进行初审，并进一步按领域组织行业专家进行定量与定性结合的二次评审，最终确定98家单位的185项技术成果入选2012度《目录》。

（三）资产的通用性

首先，所谓资产专用性，是在不牺牲生产价值的前提下，资产可用于不同用途和由不同使用者利用的程度。具体来说，专用性资产是为支撑某种交易而进行的耐久性投资，它一旦确定投资到某一领域，就会锁定在一种形态上，若再转为它用就会贬值。一种资产是不是专用性资产，主要看该资产是不是属于用途可变的资产，只有用途不变的资产才具有专用性质。在军民融合的概念中，应该存在：资产通用性，是指至少不牺牲现有生产价值的条件下，一项资产可以与其他资产替换使用或者结合使用的程度。替换使用指一项资产可以直接去完成另一项资产的生产任务，而不会带来额外的价值损失；结合使用则指该资产通过与另外的资产有机重组，产生新的资产，新资产创造的价值，至少不低于原来资产的价值。无论哪种情况，转为它用不能使资产减值，否则，即便资产能够转为其他用途，也不等于该资产具有通用性。对于一个产业，如果该产业的资产体系能够与其他产业的资产体系替换使用或结合使用，则称该产业的资产体系具有资产通用性，替换使用或结合使用的程度越高，则通用性越强。对于资产的军民通用性有以下三点需要特别强调。

1.与新制度经济学所描述的资产专用性一样，资产的军民通用性不是指资产的具体数量或规模，而是从资产的内容、结构和特性等方面来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