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因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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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9—0082—04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虽然渐行渐远，但是危机治理政策还在发酵，一些国家宏观和微观层面均出现良性运转，长期和短期的治理效果都较好，而有的国家却出现宏观效果与微观效果及长期效果与短期效果不一致的现象。就我国而言，自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明显，2013年6月短暂的钱荒引发股市波动。虽然要求政府救市的呼声高涨，但政府却表明态度决不救市。前后比较可以看出，近些年政府政策变化较大。至此，有必要研究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到底是如何制定出来的，以及政策制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回答这些问题，既有助于正确评判过去政策制定的依据，也有助于理解当前政府的行为及未来政策的制定。政策制定是非完全理性的偶然的渐进过程，且受到权威人士的影响较大。因此，可以说政策制定过程是一个黑箱过程。而金融危机治理政策还存在及时性特点，参与决策的人数更少，因此相对于其他政策，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黑箱特征更为突出。基于此，本文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研究对象。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分析和论证影响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制定的因素。

一、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一）影响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宏观因素

影响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宏观国素主要包括：一是国家制度。所有社会力量和利益联盟的政策诉求。都要通过国家机器以及由此构建的政策平台才能实现。国家作为最后贷款人。在金融危机救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里仅限于有货币国家）——为银行的负债担保，稳定金融市场的信心。在金融危机救治过程中，国家（最后贷款人）首先要确定的问题是救谁和救什么，而“救谁和救什么”是由国家制度决定的。然而，国家制度对政策制定的影响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三是社会经济意识。一个国家长期形成的经济意识主导着人们的行为偏好和价值判断，而这些社会经济意识会影响到政策的选择。如果不顾及社会经济意识，不仅使经济得不到恢复，甚至会把经济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社会经济意识的主导者一般是处于主流地位的经济学家，他们的言行影响着居民对经济政策的解读。同时，社会经济意识也是传统、文化乃至习俗相结合的产物。三是国际环境。国际环境从两个方面影响政策的制定，即国际经济环境本身和一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得越紧密，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制定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就越大。因此，一个国家在制定政策时，需要把国际环境作为一个重要的内生变量，而不是外生变量。不过，超级大国可以利用其经济地位，率先实施某项金融危机治理政策，而其他国家只能被动接受该政策的影响。超级大国也可能为了避免引起众怒而采取政策创新，乃至按照大国利益修改国际惯例。

（二）影响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微观因素

影响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微观因素主要包括：一是政府行为。政府可以分为强政府和弱政府。强政府政策颁布和执行的时滞较短，而且一般可以实现预定目标；弱政府的政策时滞较长，且往往流于形式。在金融危机爆发时，政府为了确保政局的稳定，不论强政府还是弱政府都会采取强制政策。从效果来看，弱政府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尽管时滞较长，但政策往往科学性、公平性相对较好；强政府治理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效率较高，但政策的结果往往不能准确把握。二是企业。公共政策的实施结果总会是一部分人受益或者一部分人受益更多，但大部分情况是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很难实现帕累托最优。对此，企业会通过寻找联盟或者代言人的方式给政府施加压力，以使政策对自己更有利。这是企业间的博弈，也是企业与政府间的博弈，而这种博弈是以企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的。三是社会组织。私人部门直接参与危机救治行动、承担危机的损失，是源于官方救助资源的有限性。影响金融危机治理的国内社会组织主要是工会和行业组织，但其行为的影响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积极影响表现在，社会组织通过自律行为和自救行为，使大家团结起来共度难关，还可以推动政府制定更有利的危机治理政策。消极影响表现在，游行示威、罢工等破坏行为可能导致金融危机转变为社会危机乃至政治危机。此外，国际社会组织也会对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制定产生重要影响。如IMF作为重要的国际社会组织，对各国政策的制定影响很大。

二、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影响因素的实践分析

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都采取了扩张性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尽管从结构上看，各国的治理政策都是扩张性政策，但各国的政策手段存在很大差异，且从结果上看，不同国家相同政策的效果也有很大不同，而这是多种政策制定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宏观影响因素具有趋同性

根据2008—2010年金融危机时期世界各国制定的应对金融危机政策，反推其政策的属性——制定的政策是否与国家制度、经济意识和国际环境一致，如果一致，就说明国家制度、经济意识和国际环境影响了政策制定，反之就没有影响。具体结果见表1。

由表1可知，各国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具有以下特点：维护资本利益、采取凯恩斯主义方式、面向全球化的开放政策。也就是说，影响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制定的宏观因素具有趋同性。宏观因素的趋同性给予了政策决策者一道保护屏障，因为纳税人能够较容易接受整体宏观环境的状态，从而减少了对决策者的质疑。首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市场更加重视资本的权益。所以在金融危机爆发后，资本所有者的利益成为危机治理的首要考虑对象，尽量减少资本所有者的损失不仅是国家制度的要求，也是资本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决定的。其次，社会经济意识对政策制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政策制定后社会可能产生的反应。新自由主义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始作俑者，但要破除这种意识的影响还有待时日。从理论角度来看，金融危机爆发后，尽管政府干预经济已基本成为共识，但政府干预经济的背景仍是自由市场经济，凯恩斯式的政府干预不过是短期应急行为而已。尽管有学者认为市场具有自我修复的功能，但是已经没有政府敢冒这样的风险，凯恩斯主义的回归已是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共识。最后，国际环境对各国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制定的影响程度不一。金融危机爆发后，贸易保护主义和以邻为壑的对外经济政策几乎成为危害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因素。尽管协调各国经济政策已成为共识，但实施过程仍然障碍重重。国际货币体系、贸易体系的扭曲加剧了世界经济失衡，但其变革受到诸多因素的阻碍。与此同时，国际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国际需求结构的变化以及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等也在影响各国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制定。总体而言，政治经济大国可以利用国际环境制定利己的经济政策，并实现社会福利的普遍提高，而一般国家只能适应国际环境，在既定国际环境中尽可能制定有利于提升国民福利的政策，或制定有利于某些利益集团的政策。总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政策制定实际上是对国际环境的适应性选择，而国家制度和社会经济意识只不过是以适应国际环境为前提，进而减少政策执行的阻力。

（二）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微观影响因素具有差异性

根据2008～2010年世界各国制定的金融危机政策，比较政策制定后各利益群体所获利益的大小，其中获利最大者也就是影响力最强的。各国不同的微观基础决定着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在政策制定中的影响力。结果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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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 消费 消极因素

下岗失业人员增多且就业困难

当前，我国正处在新旧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改革已到了攻坚阶段，经济生活中长期积累起来的各种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已从潜在状态转化为显现状态，就业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表现为既有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又有就业结构性矛盾；既有来自城镇的就业压力，又有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速度加快带来的压力；既有新成长劳动力就业的需求，又有失业人员再就业的需求。每年新成长的劳动力有1000多万，加上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大中专毕业生等汇聚在一起，形成劳动力供给的高峰。

而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给我国的就业造成了巨大影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指出，“金融危机对就业的不利影响正逐步扩大，2009年将有2400万劳动力需要安排就业”。2400万各有来头，其中一增一失是就业两大难题来源。一增指的是，1300万全国城镇新增劳动力，一失即800万下岗失业人员，这两大群体构成了2009年就业工作的主要部分。蓝皮书指出，2008年高校毕业生将达到559万人，比2007年增加64万人。到2008年8月，全国大学毕业生实际实现就业率为70％，2008年底，毕业大学生未能如期就业人数仍然有150万左右（汝信等，2008），就业市场的大学毕业生需求岗位的总体状况相对趋紧，这将给全社会带来巨大的就业压力。近年来，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经济发展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劳动力大军，由于农民工的就业岗位主要集中在以简单劳动为主的加工制造业、低端服务业等领域，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力度更大。大批农民工因企业裁员而返乡的现象，是近十几年来罕见的。据保守估计，2009年全国大约有650万农民工面临再就业问题（陈昌明，2009）。就山东来讲，2009年城镇劳动力供给超过190万人，预计全年最多可实现就业120万人。2010年毕业和近两年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约60万人，由于企业用工需求减少，相当多的毕业生不能实现当期就业。返乡农民工节后回城的有181.0万人，占节前返乡的60.1%，较往年同期减少20%；2月底又新增返乡农民工17万人，全年至少有72万农民工在城镇无法就业。

就业的困难，使相当一部分人对预期收入持疑惑甚至悲观心理，这也致使人们消费行为发生相应变化，即压缩了即期消费，增加银行储蓄。与居民预期收入下降相伴随的是居民预期支出上升。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城镇居民的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都是由政府或企业提供保障的。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化，医疗养老保险以及住房和教育等由个人负担的部分不断增多，这意味着人们在当前或未来会有较大数额的支出。预期收入减少和预期支出增加，减少了人们对当前消费的支出，扩大整个消费需求仍面临巨大压力。

收入分配不合理且有两极分化的倾向

对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变化的总体趋势，世界银行的评价是“更富了，但更不平等了”，目前，表明社会公平程度的基尼系数已超越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我国由此成为收入差距比较大的国家。近年来，尽管山东经济迅速发展，经济整体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更加不平衡，导致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两级分化倾向明显。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扩大，2006年山东省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3143.8元，相当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8468.4元的37.1％，比2003年上升2个百分点，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如把社保、义务教育等因素考虑在内，城乡的实际收入差距就超出了国际公认的3∶1的警戒线。山东省农村人口占60％以上，本应是巨大的消费市场，但农村消费额仅占35％。农村居民可支配的现金收入相对减少，致使农村居民消费意愿降低，也使社会总消费额中农村居民所占份额持续下降。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从1978年的62.1%，经1980-2005年（按五年一统计，下同）一路下滑，跌落了35.1个百分点，而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一路上扬，从1978年的37.9%，经1980-2005年一路上扬，上涨了35.3个百分点（王石生，2007）。

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地区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最高与最低之比由2003年的2∶1扩大到2006年的2.4∶1。居民内部收入也存在较大差距，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最高与最低之比由2003年的6.1∶1扩大到2006年的7∶1。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社会财富不断向高收入阶层集中，广大农村居民和城镇中低收入者消费倾向虽高但是消费能力有限。当前我国少部分高收入群体掌握着大多数居民储蓄，而这些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是递减的。据调查，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是0.6，而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是0.85（夏兴萍，2005）。高收入阶层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和低收入阶层消费能力不足，仍将是今后影响我国消费增长的重要原因。因此，着力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增加农民和城镇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建立城乡居民收入的稳定增长机制，将成为扩大消费需求的关键。

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可以增加居民即期消费，而且还会增加居民未来的支出和预期的消费。社会保障的一般属性是国民收入社会化消费的一种再分配形式，它通过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和给付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通过筹集社会保障基金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延期消费，它是指将目前取得的消费基金推迟到一定时期以后再使用。二是均衡消费，即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劳动者在一段时间内获得的收入在更长的时间内平均使用；社会保障作为一种社会调剂，使收入与消费在时间上衔接起来，使每个劳动者都有一个终生比较稳定的收入。其二是均衡不同收入水平劳动者的贫富差别，使低收入者获得基本的生活消费。

总之，通过筹集社会保障基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即期消费，但它却营造了一个让劳动者消除后顾之忧的社会消费环境，减少了对未来不确定因素的预期，不用担心年老、生病、失业等问题，可以在现有的、可支配的货币收入基础上放心地去消费。而社会保障基金的给付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更为直接。由于社会保障基金给付具有选择性，主要获得者是老年人、失业者、伤病者、低收入者和其他救济、优抚对象，它会立即用于消费，使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残有所扶、灾有所救、贫有所帮，从而得到基本生活保障。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尚处于改革阶段，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制约着消费支出增长。社会保障制度中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和就业制度是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最大隐患，而且，随着人们逐渐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以及教育费用的增加，使得居民手中的可支配收入用来储蓄以预防意外支出和未来的支出。比如，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养老保险制度实行社会和家庭共同承担费用支出，而家庭支出占主要部分，从而增加了家庭的负担，使得家庭增加的收入中会有一部分用来养老；医疗保险制度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保障的不公平使得广大的农村居民还需要依靠自己来就医；就业制度中对农民工的各种限制增加了劳动力流动的困难，随着面临的失业也会使居民把增加的收入存入银行来规避风险，而不是用来消费或是增加投资（黄国华，2007）。

垄断行业商品价格和服务收费过高影响消费

目前，我国国有垄断资源程度还比较高。如在电信、电力、民航、铁道、邮政、金融和城市公用事业等领域基本上还是国有企业控制。国有垄断企业享有在市场准入、投资、贷款等方面的特殊政策，高额的垄断价格，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我国还是下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但这些领域的价格远远高于国际通行的、具有可比性的水平，在经济困难时期，许多群众对价格变动更加敏感，民生需要“减负”，而许多垄断企业却缺乏民生责任感，不从内部挖潜增效、节约成本上下功夫，而是仍坚持产品的高价位，以维持自身高收入，两者的反差影响了人们对消费的支出。

消费习惯、历史传统等因素影响消费

消费习惯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且根深蒂固的。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华民族逐渐形成和发扬光大了在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方面的节俭美德，即在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上重积蓄、轻消费、戒物欲、崇节俭，维持了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安定，这种在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方面的节俭观念，受到了包括封建统治者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的推崇，使之成为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公认的传统美德（王梦奎，2001）。而今我国居民仍保持着一概固守节俭、高储蓄的个人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在消费的数量上，居民养成了先积累、后消费的习惯，宁愿省吃俭用，也不愿意“负债消费”或者“超前消费”。

我国居民储蓄率居世界前列，最近IMF的经济学家查蒙（Chamon）和康奈尔大学的普拉萨（Prasad）教授在NBER（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了最新论文，他们基于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我国城市居民的储蓄率从1992年的17.5％上升到2005年的24.3％，也就是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我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居民的储蓄率也在稳步上升（周业安，2008）。到2008年储蓄率达到28.8％，刷新了过去最高纪录。当前的储蓄率无论与我国历史平均水平相比还是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相比均处于高位，大大高于被认为储蓄率较高的日本（6％）。高储蓄率意味着消费率较低，国内消费总需求不旺盛。更严重的结果是，高储蓄率加剧了我国内需不振的经济软肋，阻碍了我国经济从投资导向型向消费导向型转变，不利于当前经济的复苏。

结论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单纯通过某项政策和措施来促进消费已不可能，必须通过多元化的组合措施解决影响消费的消极因素，促进消费，扩大内需。以扩大就业为最根本的基础，只有扩大就业才能提供最根本的经济支持，才能解决“有钱消费”的问题。同时，有钱消费还需要社会保障制度的保障，尤其是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率，这样才能解决“敢消费”的问题。通过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增加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提高城乡困难群众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措施，有效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限制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实现社会公平，缩小两极分化。至于消费习惯的改变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社会舆论的引导，需要新的消费观念的引入，需要坚强的经济基础。要引导消费者正确认识消费在社会再生产活动中的作用和地位，引导改变消费观念，引导消费者不断扩大消费领域。通过一系列组合拳，才能有效促进消费，刺激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于法鸣.系统性促进就业政策正起草.

2.汝信等.200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3.陈昌明.金融危机对我国劳动就业的影响分析.中国经贸导刊，2009（2）

4.王石生.理顺投资与消费的关系.科学决策月刊，2007（3）

5.夏兴萍.改善投资与消费关系的宏观思考.宏观经济管理，2005（11）

6.黄国华.从投资和消费的对比关系看我国的新农村建设.兰州学刊，2007（1）

7.王梦奎.中国社会主义保障体制改革.中国发展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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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2013年3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3.44万亿美元。金融危机后，美国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对中国外汇储备产生影响。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多种因素对中国外汇储备规模的影响。

Heller（1996）提出一国持有的最优外汇储备规模应该是由使用外汇储备调整国际收支的调整成本和持有外汇而放弃其他收益的机会成本的均衡而决定的。国内学者徐永久（2002）认为国际收支的双顺差是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的原因。韩剑、徐振宇（2006）等认为外汇储备的主要来源是外国直接投资。郭梅军、蔡跃洲（2006）认为影响我国外汇储备的主要因素有：外债规模、贸易依存度、人均GDP和外汇收支的波动性。

二、分析方法和指标选择

本文使用SPSS18.0软件，外汇储备（亿美元）为被解释变量Y，对1992-2011年19年的各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主成分综合指标，再进行回归分析。

经济规模扩大，对外汇储备的需求增加，将GDP（亿元）作为解释变量之一，记作X1。贸易规模直接影响外汇储备需求，将进出口贸易总额（亿元）、进出口贸易差额（亿美元）作为影响因素，记作X2、X3。FDI的快速增加对外汇储备的影响逐渐显著，记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亿美元）为X4。外汇储备可以清偿外债，外债规模的大小直接影响外汇储备，记国家外债余额合计（亿美元）为X5。汇率也是影响外汇储备的一个重要因素，人民币对美元走高预示着外汇储备贬值的危险，本文采用美元加权平均汇率X6。宽松的货币政策实质间接“增发”美元，给中国的外汇储备带来很大的影响。本文加入中国、美国的广义货币（M2）和狭义货币（M1）四个因素分析，各记作X7、X8、X9、X10。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主成分分析的适用性检验

通过统计软件SPSS18.0进行主成分分析发现，KMO值为0.784，Bartlett球形检验概率值为0.000。因此可判断本文数据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

（二）主成分的提取

表1 解释的总方差

有3个主成分被提取，对应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98.743%，能反映绝大部分的初始信息。

（三）主成分表达式的求解

表2 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运用表2的数据可以得出三个主成分F1，F2，F3的表达式。

（四）主成分回归分析

对F1、F2、F3和被解释变量外汇储备作多元线性回归。主成分F1和主成分F2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但主成分F3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15%的显著性检验。

表3 系数a

其线性回归方程为：

（五）实证结果分析

因素F1说明一国外汇储备积累和年进出口总规模、外商投资规模、货币供应量有着长期稳定的正向均衡关系。美国国内物价上涨，中国进口减少，迫使人民币升值，减少中国出口，虽然这一传导机制对中国经常账户的影响不确定，但会给中国极高的外汇储备带来消极影响。因素F2主要反映的是汇率因子的影响因素。美国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增投基础货币导致美元的大幅贬值，这一影响是通过汇率的波动起作用的。另外一旦人民币升值预期改变，热钱就会迅速撤离，中国外汇会储备剧烈的波动，甚至中国整体经济的大动荡。因素F3反映出我国外汇储备是和外贸规模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是正向相关的。外贸规模的扩大从整体上为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提供了条件，但具体构成外汇增长因素的是贸易差额和外债余额。

参考文献

[1]Heller，Heinz Robert.Optimal International Reserves.The Economic Journal，Vol.76，No.302，1966 Jun，296-311.

[2]徐永久.外汇储备持有量——适度量模型及其应用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2 （6）：70-74.

[3]韩剑，徐振宇.资本流入、外汇储备非均衡增长对我国外汇政策的影响[J].国际金融研究，2006（6）：5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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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进行文献的归纳和评述；第三部分简要介绍本文采用的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第四部分分析金融危机期间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以及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差异，呈现全文的实证结果；最后总结全文。

二、文献综述

从资本结构的决定理论来看，权衡理论认为，公司资本结构的调整是对调整成本与收益进行权衡的过程，即使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导致调整不能一蹴而就，公司也会主动向目标债务水平进行逐步接近。

国内外研究从数个角度研究了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最具有代表性的是Frank and Goyal（2009）针对美国样本识别出资本结构的核心影响因素，包括了公司成长性、有形资产比重、公司规模、行业债务比重及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盈利水平等六个控制变量；ztekin and Flannery（2011）则针对37个国家的超过15000家公司进行研究，则为资本结构影响变量的选择提供了国际对比经验，识别出最重要的因素为上一期的负债水平、有形资产比重、公司规模和行业债务水平，国内的研究中，顾乃康et al.（2007）借鉴了Frank and Goyal（2009）的方法，识别出公司规模、营利性、产业因素、名义所得税率、成长性等五个核心变量。此外，还有李朝霞（2003）采用主成分分析、洪正（2005）采用因子分析研究了影响资本结构的因素。

针对国内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现有研究分析了公司规模和盈利能力（童勇，2004）、公司成长能力（童勇，2004；连玉君和钟经樊，2007）等财务因素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后续研究将调整成本的研究视角扩展到外部融资环境，考虑了制度因素（李国重，2006）、市场化进程（姜付秀和黄继承，2011）、宏观经济（苏冬蔚和曾海舰，2009；何靖，2010）、产品市场竞争（姜付秀等，2008）、地区差异（麦勇等，2011）等可能的影响因素，发现融资环境的改善均影响了企业的资本结构。

三、样本来源和变量统计

上市公司基本财务数据来自CCER数据库，我们整理了上市公司2008～2011年公司财务数据，得到了本文研究的数据，并基于公司特征变量进一步筛选满足本文实证条件的样本，筛选原则如下：（1）选取2008年1月1日前上市且仅发行A股的公司；（2）剔除金融类和ST/PT类公司；（3）剔除总负债率大于100%，事实上已经资不抵债的公司；为了克服离群值的影响，本文分别在第1和第99百分位上对主要变量进行了Winsorized缩尾处理。

就核心变量—资本结构的定义而言，资本结构表示的是企业的负债，对于中国上市公司而言，普遍采用总债务（短期债务加上长期债务）占总债务的比重的衡量方式。

此外，在控制变量的选择上，我们使用TobinQ衡量投资机会。托宾Q定义为资产的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之比。

我们用Cflow衡量现金流量。现金流量采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来衡量。

我们用Cash衡量现金持有。对于现金持有量的衡量，在本文中用企业的货币资金除以总资产。

我们用Size衡量公司规模。由于上市公司的总资产在数亿到数千亿之间有巨大的波动，直接采用该变量回归使得估计系数非常小，且存在严重的异方差，因此我们将其对数化，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代表公司规模。

我们用Tang衡量有形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即具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的资产，该变量主要体现了公司真正具有抵押价值的资产占据公司总资产的比重。

此外，我们采用前三位高管薪酬、管理层持股比重、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以及董事会规模变量来衡量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负债水平的影响。

下表给出了描述性统计的结果。

表1

四、实证结果

表2中，列出了金融危机期间，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静态模型的估计结果，其中模型设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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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会产生怎样的变化?本文拟以2006年到2008年沪深两市数据齐全的公司为样本,分析它们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有何变化。

我国上市企业目前股权融资偏好现象比较严重,与传统的资本结构的优序融资理论不太一致。Majluf和Myers指出,投资者与内部人相比不具有信息优势,这种情况可能导致股权在市场上的错误定价。例如,如果公司需要发行新股票为新项目融资,如果股价过低以使新股东获得超过比净现值更多的价值,将导致老股东的一个净损失。这样,即使该项目净现值为正,也会遭到拒绝。如何使公司价值不被低估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基于这种情况,与股权相比,公司更偏好于内部资金,甚至不太多的风险债务也比股权优越。由此,Majluf和Myers提出了优序融资理论-公司融资顺序有明显的先后之分,所需的资金首先依赖于内源资金;在内源资金不足,需要外部资金时,债务优于股权;因为外部股权融资成本较高,只作为融资渠道的补充来源形式。而我国目前的情况是,企业在进行融资时,一旦有机会在股票市场进行融资,就会不遗余力地进入股市,“圈钱”动机比较严重。

对于影响资本结构的因素,肖作平(2005)进行了总结。他从宏观经济因素与资本结构、行业因素与资本结构、公司特征因素、公司治理因素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总结与论述。由于资产风险、资产类型以及外部资金的需求随行业而变化,平均负债比率将随行业的不同而不断变化。所以,本文同时基于金融危机的背景,拟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影响的房地产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与神经网络模型

1.多元线性回归

用回归方程定量地刻划因变量Y与多个自变量Y1、Y2…间的线性依存关系,称为多元线性回归(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简称多元回归(multiple regression)。

设有n个自变量X1、X2、…、Xn,一个因变量Y,以及一份由n个个体构成的随机样本,则有

Y=α +β1X 1+β2X2+…β nXn+ε

其中α为回归方程常数项,也称为截距,其意义同简单线性回归中的α;β1、β 2…,βn称为偏回归系数(partial regression coefficient),βi表示在除Xi以外的其它自变量固定的条件下,Xi每改变一个单位后Y的平均变化。与上式相应,我们有样本回归方程:

Y= α +β1X 1+β2X2+…+bnXn

其中a、b1、b2…bn是α、β1、β2…βn等的样本估计值,简称回归系数。

2.神经网络模型

倒传递类神经网络模型是监督式学习网络 (Supervised Learning Network) 的一种,也是目前类神经网络学习模型中最具代表性且应用最普遍的。其基本原理是利用最陡坡降法(The Gradient Steepest Descent Method)观念,将误差函数予以最小化。

基本的类神经网络架构可分为三个层次:如图1所示,分为输入层,隐藏层和输出层,其中由处理单元再组成“层”,最后由若干层组成“网络”。

处理单元的作用可分为集成函数 (SummationFunction )、作用函数(Activity Function) 与转换函数 (TransferFunction) 三个函数说明,集成函数是将其它处理单元的输出值,透过网络加权值来将输入的信息加以汇总之后,再经由作用函数 (Net) 来将集成函数与目前的处理单元状态加以综合,因为一般类神经网络模型的作用函数采直接使用集成函数输出,作用函数并不明显,因此一般应用上如无特别说明,处理单元只用集成函数与转换函数,在本文中所使用的倒传递类神经网络是直接以集成函数为输出。最后以转换函数将集成函数的输出值转换成处理单元的输出值(Y)。

在倒传递网络中,第n层的第j单元输出值是第n-1层单元输出值的非线性函数,如下式:

(1)

其中(2)

集成函数=作用函数

f:转换函数

Ai:输出层推论输出值

Wji:介于第 n-1 层的第i个处理单元与第n层的第j个处理单元间的连结加权值

θj:网络偏权值

至于倒传递网络的学习流程,可用下列五个步骤简述说明:

步骤1:确定网络架构,决定网络层数及各层间神经元数目 。

步骤2:随机设定权数或偏权值。

步骤3:选取一试验组资料输入网络中。

步骤4:调整权数及偏权值。

步骤5:回到步骤3,直至网络收敛为止。

三、基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与神经网络模型的房地产企业资本结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1.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本文以2006年、2007年和2008年房地产行业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基础:

首先,剔除ST、PT上市公司;

其次,为保持各年度间数据及实证结果的可比性,剔除有缺失值的样本。

最终,每年得到45个样本,三年总计135个样本。

2.变量选取

因变量的选取,借鉴已有的处理方式,结合房地产业的实际情况,本文以资产负债率作为因变量,采用账面价值;因变量主要分为三类,公司特征因素、公司治理因素和宏观经济因素。具体见表1。

3.实证结果与分析

(1)2006年～2008年面板实证结果与分析

如表2所示,对面板数据,采用逐步回归方法,经过七步逐步回归,可以看出,流动性与资产负债率负相关,说明流动性越强,公司可以减少举债比率;抵押能力与资产负债率正相关,说明有形资产较多的企业举债规模会相对较大,与权衡理论一致;董监事比与资产负债率负相关,说明,监事人数比董事人数越多,企业负债率越低,这可能是因为监事会规模的扩大,可以加强监管,从而可以限制企业举债;非债务税盾与资产负债率负相关,而且数值很大,说明拥有较多非债务税盾的公司应更少地使用债务,而且在房地产行业中非债务税盾的作用是很大的;公司规模与资产负债率正相关,说明规模越大,的确可以更多的举债;公司风险Beta值也与资产负债率正相关,这个结果说明,在房地产行业中,即使公司风险较大,理论上应该降低负债率,但实际上,风险与负债率之间的关系是非理性的,即使风险较大,公司仍可以从银行取得贷款,这可能与房地产开发商与银行之间的千丝万缕的特殊关系有关;成长能力与资产负债率正相关,这可能是因为房地产企业的发展需要银行贷款支持有关。

从表3可以看出,调整的 可以达到0.585,数值较高。

如图1,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得到的变量,采用倒向神经网络模型进行一百步训练,可以达到0.022左右的误差,说明神经网络模型的训练效果还是很好的。

(2)2006年～2008年截面实证结果与比较分析

通过表4可以看出,2006年对资本结构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是董监事比(-),抵押能力(+),公司规模(+),流动性(-),非债务税盾(-),由于2006年经济形势很好,而且房地产市场发展良好,尚未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所以在正常年景情况下,这些因素是影响资本结构的主要因素;2007年,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初见端倪,房地产市场也开始波动,在这种情况下,对资本结构造成影响的因素开始变化,抵押能力(+),流动性(-),仍然为影响资本结构的主要因素,这时,董监事比,公司规模,非债务税盾不再是影响资本结构的主要因素,取而代之,董事长总经理是否一人(-),成长能力(+)成为影响资本结构的主要因素,这可能是因为在金融危机影响逐渐增强的大背景下,董事长总经理兼任越为严重,对公司举债越不利,而房地产行业公司的成长还是有赖于银行的贷款;2008年开始,金融危机影响渐深,房地产市场也越来越不明朗,这时,影响资本结构的主要因素又发生变化,与2007年相比,抵押能力(+),流动性(-),仍然为影响资本结构的主要因素,但是,董事长总经理是否一人和成长能力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不再显著,此时,产生内部资源能力(-)成为显著因素,这可能与房地产行业特殊的行业性质有关,随着现金流的增长,举债反而降低。

表5可以看出,三个逐步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逐年增强。

注:2006年训练误差为0.00796303;2007年训练误差为0.0028532;2008年训练误差为0.0035722。

通过图3-2,可以发现,神经网络模型也有很好的训练效果。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20062008年房地产行业的上市公司样本分别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和神经网络模型训练,发现逐步回归模型拟合效果整体较好,调整的 大体在0.5以上;神经网络模型的训练效果更好,误差都非常小,都在 到 数量级上。在资本结构影响因素方面,无论是面板回归结果还是截面结果,可以发现抵押能力(+),流动性(-),都是影响资本结构的主要因素;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从无到有逐渐增强,可以发现,影响资本结构的因素也在不断变化。

究其原因,地方政府、房地产企业与商业银行的之间的关系是其中一个因素,所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制度建设,提高法律意识,处理好政府、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要方面。这样,可以使房地产企业的资本结构进一步合理化,同时,也使资本结构影响因素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理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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